第十五章　扎根天山之“屯垦戍边”

1953年

2月

19日，步兵第6师贯彻新疆军区《关于新疆人民解放军整编转业的决议》，发布整编转业命令，将骑兵团整编为新疆军区骑兵第1团，选拔干部353名、战士1670名划归国防军系列；第16团（缺第2营）北迁乌鲁木齐执行工程建设任务，归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工程处代管；第16团第2营编入新疆军区工兵团，调入关内；另从全师抽调干部组成焉耆军分区，师直属部队及第17、18团均按新疆军区《关于整编农业师的组织细则》改编为农业建设部队，集体就地转业，执行农垦任务。

28日，中共步兵第6师第四次党代会在焉耆召开，到会代表有395人，其中正式代表为205人，代表全师2043名党员。大会选举产生11名正式委员、两名候补委员组成步兵第6师第四届委员会。在四届一次全委会上，阳焕生、刘克明分别当选为正、副书记。

3月

新疆军区任命刘克明为步兵第6师代师长，阳焕生为步兵第6师代政委，谢高忠为步兵第6师参谋长。

4月

焉耆地委决定组建土改工作团，由地委副书记王振文兼任工作团团长，去且末县参加土地改革。

亲历者说

时任焉耆土改工作团成员于文斌

4月初，土改工作团283名干部在王振文副书记带领下，从焉耆乘汽车去且末县，第一天到达尉犁县，第二天摆渡过孔雀河（当时没有桥）。从焉耆到若羌有400多公里，我们乘汽车走了4天加1个晚上才到达。

从若羌到且末没有公路。去且末的交通工具是骑毛驴，那时每人除骑一头小毛驴外，每2人配给一头小毛驴用于驮行李和吃的东西，共有300多头毛驴，浩浩荡荡的。从若羌到且末除若羌瓦石峡有吃住的地方外，其余吃住都在戈壁滩上。每天要走多少路以有水源为主，也就是哪里有水就住在哪里。到了宿营地喝点茶水、吃个馕就地睡觉，第二天早上再烧点茶水、吃点馕又向下一站走去。从若羌到且末的400多公里路，我们走了11天才到达，县委和政府盛情接待了我们这些参加土改的干部。

我们在且末只休息了两天，就以乡为单位组成7个土改工作队。我被分配到琼库勒乡土改工作队。我们在琼库勒乡充分发动群众和宣传土地改革政策，群众热情非常高，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踊跃揭发地主富农分子压迫和剥削群众的罪行。经过诉苦，涌现出了一大批土改积极分子。土改结束前，在琼库勒乡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后来这些党员成了农村骨干，有的成为国家正式干部。^[1]

6月

5日，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将所属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国防部队整编为1个二级军区、两个三级军区、10个军分区、1个国防师。步兵第6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农业建设第2师（简称“农2师”），刘克明任师长，阳焕生任政委，谢高忠任参谋长。所辖第16、17、18团依次更名为农业建设第4、5、6团。农2师师部驻焉耆（1960年9月移驻库尔勒）。

农4团（原第16团）在1953年2月整编时，已北移乌鲁木齐归新疆军区代管。1954年11月改为建筑工程独立第1团，脱离农2师建制。农5团（原第17团）屯驻和静县开都河南岸的哈尔莫墩和巴克沁库勒一带（居住地后定名为开来镇），杨有才任团长，于岱山任党委书记。农6团（原第18团）屯驻库尔勒县吾瓦地区，贾清明任团长兼党委书记。部队集体转业，标志着完成了从战斗队到生产队的历史性转变，其发展方向即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

步兵第6师文工队改称“农2师文工队”。

为鼓励更多官兵留在生产部队，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张仲瀚赋诗一首：“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度玉门关。”

亲历者说

时任第9军机要科译电员王良如

1953年新疆部队划分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新疆12个师有10个师变为生产部队，只有1个师是国防军，1个民族师拆散了。其中两个团搞成骑兵团，1个团也拆散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调走了好多干部，像第6师原来的团长和政委于侠、金忠藩、杜鉴等。好多排长、连长调到国防部队去了。在这个时候，好多人的情绪有波动，愿意去国防军，不愿意搞生产。张仲瀚同志当时才38岁，论年龄他很年轻，论学历他当时在师级以上干部中也最高，他是最有条件去国防军，但他主动要求留下搞生产建设。^[2]

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副政治委员刘炳正

解放之初，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和第2军、第6军、第5军的一部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转入生产建设，以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由于生产建设兵团是个新生事物，大家对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有的战士发牢骚说：“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兵没当头。要当兵，就正经八两地当兵；要种地，就干脆回家种地。”就连有些干部也有这样的想法，不少干部通过关系离开生产建设兵团到国防部队或到内地去了。当时，我为了提高自己，也想争取到军校去学习。

一次我到兵团去开会，利用会议间隙到张仲瀚同志的住处去玩，向张政委试探着提出了想到军校去学习的愿望。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要求，略停一会儿，递过一张纸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看看。”我接过纸，4行遒劲端庄的颜体字呈现在我的面前：“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度玉门关。”

我读罢以后，不禁赧然。张仲瀚同志原是第359旅的一名宿将，进疆后是第9军政委。现在，他以大局为重，甘愿放弃军衔，立下“何须争度玉门关”的决心，坚决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的号召，当起这个“似军又似民”的兵团副政委，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工作需要呢？于是，我当即向张仲瀚同志表示，一定向他学习，屯田守边，安下心，扎下根，建设新疆，保卫新疆。^[3]

7月

1日，农2师第三届生产代表大会在焉耆召开，到会正式代表有501名。大会充分肯定了部队整编转业和生产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并对在全师范围内开展“新三反”运动作出部署。

1954年

2月

10日，农2师第四届生产代表大会暨庆功颁奖大会在焉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668名。会议就加速军垦农场向正规化、机械化的国营农场过渡作了部署，并对获得师劳动模范和立功人员进行了表彰奖励。

4月

山东女青年406名到达农2师。

10月

7日，新疆军区发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命令，任命王恩茂兼任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党委书记，张仲瀚为兵团副政委，程悦长、赵光锡任副司令员，陶晋初任参谋长，王季龙任政治部主任。(https://www.daowen.com)

30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所辖部队番号。

农2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2师”，师部驻焉耆县城，刘克明任师长，阳焕生任政委，师下辖单位依次更换番号。

11月

1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办公。

16日，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成立，王恩茂兼兵团第一书记，张仲瀚任第二书记，程悦长任第三书记，王季龙任副书记。党委常委有陈实、刘一村、杨南桂、杨润贵、杨若之。

12月

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乌鲁木齐举行隆重成立大会。从此，这支由山东渤海区翻身农民组成的英雄部队就地转业，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许多老同志此生再没回过山东老家。

亲历者说

时任新疆若羌县副县长王传文

西进途中根本无法和家里联系。那时黄河以东的河南、河北、山东虽然解放了，但是还没有统一的通信网络，一过黄河，到了陕西、西安一带是国民党统治区，天天打仗，根本没有人给你向家里送信，你告诉他我家是山东解放区的，他敢投信吗？当时并非天下都是共产党的。

进疆之后，我到若羌当了副县长、军代表后，才给家里写了封信，信在路上走了40多天。家里才知道我还活着。我父亲认识两个字，接到信后就在地图上找新疆在什么地方，看了半天说，原来到了鬼都不去的地方了。

后来我父亲把我媳妇从老家宁津送到若羌县。我对父亲说不要回去了，王千庄那个家不回去也行呀，在这养你老。父亲说，你兄弟几个都参军出来了，家里就剩下你哑巴姐姐了，我不回去不放心，我得管你姐姐。结果我和老伴说什么也留不下他。

我在若羌当县长那年，就必须转业脱军装，当时就是不愿意脱啊，说什么也不愿意转业。脱了军装就意味着留在这个地方再也不能动了。可是，任务压在肩上，当了领导干部，你走也走不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就这么过来了。

这些年极少回老家宁津。新疆太大，一开会，整月整月回不来。我当县长没办法。我第一次回宁津探家是1954年。我那时候已经是县级干部。在西安学习1年，利用暑假机会回家来了。从若羌到迪化，开始是骑马，后来到了库尔勒坐汽车，1000多公里，我跟着军车到了库尔勒，就是现在的焉耆，农2师所在地。从迪化坐的是敞篷车，风吹日晒，走了十几天，到了兰州，从那里才上了火车去西安。光坐汽车就坐了十五六天。那火车是拉煤的，车厢里头别提有多脏了。不过，以前也没坐过火车，还觉得开了洋荤了。

我在西安时，老伴在库尔勒，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太不容易了。那时生活困难，我有3个孩子，老伴没工作，回趟老家那么远，得多少钱啊。直到去年这个时候，我老伴80岁了，才回了两趟老家。人老了，经济条件好了，却走不动了。再加上孩子们都在新疆，实际上一生都留在新疆了。现在越老越思家，不要说见到父母亲，就是见到咱宁津人、德州人也亲得不得了。^[4]

时任步兵第6师通讯连班长王国瑞

进疆之后又干了8年，才轮到我们当兵的探家。1954年，家里来信说我母亲因病去世。1953年去世，1954年才告诉我。为什么？怕我一时接受不了，知道了又请不下假，所以我根本就不向组织开口，自己用黑布缝在右臂上给母亲戴了3天孝。1957年批准我探家，那时兰新铁路不通，正在建设中，在路上就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探亲假40天，在家过完元旦，假期已到。父亲说，过了春节再回去吧。于是，我回信续假，组织上没回音。等过完春节回来后，主任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才回来，耽误春播啦。他根本不问你家中情况，也不问老人情况。我想说：当了10年兵，母亲都没看到，你就知道春播、春播！可到了嘴边，话也没敢开口哇。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去世时都不在身边，没有办法尽孝。^[5]

时任步兵第6师第16团第3营第7连指导员王景武

1947年我一当兵就和家里失去联系了，天天打仗，都是国民党的地盘，没法和家里通信。父母只知道我当兵去了，但对去了哪里、是哪支部队根本不知道。一去就没消息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我到了新疆。“文化大革命”时我去西安执行任务，第一次回家探亲，在家只住了两三个晚上。^[6]

时任步兵第6师第16团第3营第8连排长乔玉昌

西进中我们宁津老乡牺牲了很多。一般来说，打一仗，伤亡一半。我们村出来5个，战死了两个，到了新疆两个，还有1个在西府战役时受了伤，那里是敌占区，国民党部队追上来了，受伤的一部分走不了，就发了遣返证，他就在甘肃招婿了。听说那家老百姓只有1个女儿，没儿子。遣返就是证明你不是开小差的。当时渤海军区教导旅有山东好汉8000多人，光宁津出来的就有五六千人，占70%，少部分是乐陵、临邑、惠民的。^[7]

时任步兵第6师第16团第2营第5连司务长张守勋

新疆太远，根本回不去，甚至连家里老人去世也没办法回去。我母亲是1966年去世的。回去以后谁也不认识，老父亲从跟前走过去谁也没认出谁。我老家有个弟弟上新疆来过几次，弟弟说，那不是俺哥回来了吗？父亲生气地对我说：“你还知道家啊，还知道回来啊！”父亲很不高兴、不愿意啊。^[8]

时任步兵第6师司令部参谋薛光荣

我这人命大。当年我们一起当兵出去了36个人，战场上牺牲了32个，我活了下来；前些年得了4次癌症，大夫说活不了几天，结果到现在还没死；1970年冬下起特大暴风雪，为救被困牧民和羊群，不慎从山腰滚落，全身32处骨折，也没死。这么多年在新疆不是不想回老家，而是不敢回老家。我们邻村有个叫侯富贵的，在家是独生子，我们俩小时候一起读过书，关系很好，大拥参时一起当了兵。他挂花好几次，作战很勇敢。一次战斗中子弹打在了他的胸口，负了重伤，我让卫生员抬他下去，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我问他有什么交代的尽管说，他说家里有老娘没人照顾，让我务必替他照管好老人家。我拼命地点头。他抬下去后，却再也找不到了，家里也没有他的消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能算是失踪人员，连烈士的名分也没有。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可就是找不到。我欠他一笔账呀，没有替我的战友尽孝。你说我若是回到家乡，父老乡亲问起我：为什么一同离开家，你回来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我该怎么回答？……^[9]

时任步兵第6师电台报务员姜学特

我这个山东人虽然一辈子在新疆，子孙后代也在新疆，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但有时做梦还回过老家。在我记忆中的沙旺村，满山小树绿油油，河水清，鱼儿在游，早上听到鸟啼鸣，夜深静听河水流。可爱的小山村，我永远是不会忘记你的。不满16岁的我当年从太阳出来的胶东走到了太阳落下的西北边疆，60多年不容易呀！不过是值得的，我没白活人生！^[10]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排长董德厚之子董庆洪

我老爹1966年、1992年一共回过两次老家山东临邑，找了县里头，想离休后回老家定居养老，但人家不接收，没办法又回新疆了。现在老爹的骨灰还在火葬场放着。我的意见是：在山东德州建个渤海军区教导旅陵园，把像我老爹这样的山东老兵骨灰专门放在一个地方，立个牌子。即使没条件建陵园，最起码把渤海军区教导旅这段历史写出来。^[11]

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统战部干部马素珍

我离家60多年，只是“文革”时回过一次山东老家，那时我还没有恢复工作，还在挨整，造反派战斗队还管着我。我说老家有个嫂娘病危了，想回去看看，因为我从小没有娘，嫂娘待我像亲娘一样。战斗队就准了我29天假。路上几次倒火车，耽误了20多天，结果就在家一共待了7天。现在进疆都坐飞机。我当年是背着1个背包、挎着4个手榴弹走来的，而且是打着仗走到新疆来的。人老了自然想家，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回不去了，心脏不好，又做了手术。年轻时谁都说我特精干，可这辈子是回不去了。我老家1个近亲也没有了，谁也不知道有个参加革命的马素珍了。我们当年一路西进解放新疆，又终身戍边，虽然吃了很多苦，但那是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吃苦受累完全应该。比起牺牲的战友，我们还活着已是很幸运、很满足了。但是，后人不知道我们。《兵出渤海湾》这本书很好，把我们当年的经历写到书里去，将来万一我没有了，后人还能够知道我们，知道山东商河还有个马素珍革命到了新疆，就行了。^[12]

时任步兵第6师文工队政治指导员张斌

当时王震将军说：咱们这些人谁也不要走，我就是死了，骨灰也要撒在新疆！而且说到做到，他去世后真的把骨灰撒在了天山。对老将军这一道不是命令的命令，我们忠诚地执行了半个多世纪，而且传之后人，一代一代继续执行。这是因为屯垦戍边的使命永远延续，也因为我们懂得什么叫忠诚！^[1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干部处副处长刘平（田毅女儿）

我父亲叫刘一村，安徽桐城人，离休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副政委。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原来是在新四军，后来到山东商河县工作，任组织部长。1947年在庆云县为教导旅招兵时，担任第3团（商河团）政治处主任，经第3团政委于侠同志介绍，认识了我母亲田毅。母亲是1941年参加革命，原来在庆云县妇救会，和父亲结婚后，便随着教导旅一路西进，来到了新疆。

母亲到新疆60多年，只有1975年回过一次老家。那年我父亲刚刚恢复工作，补了10年工资。由于“文革”期间我们家的所有存款都冻结了，不让用。这次一补钱，父亲就说，赶快把钱花掉，1分钱都不留！所以我母亲回到庆去就发钱，先拿出3000块，让家里人把老坟修一修，我大舅、二舅每人1000块，表哥每人500块，发到最后，我表姐直喊，不能再发了，再发回去的路费都没了。

母亲回老家是我陪着去的。那时从新疆到庆云交通十分不便。先坐火车到天津，再倒班车，又打了长途电话，让老家人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把我们带回去。一共在老家住了4天，就走了。从此之后，母亲就再也没回去过。

父亲去世后，母亲开始怀旧，眼前事记不住，老事记得特别清楚。想家想得要命，天天念叨。想老家的小土墙、小房子，最想的是院里的那棵杏树。但是，我们听说老家的房子早已经扒了，杏树也没了。你说她最想的东西没了又不行，我们就特意给她拍了好多杏树的照片。没想到她看了照片说，这不是俺家的杏树，俺不要这个，就都给扔了出去。

母亲始终忘不掉西征路上失去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个男孩。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体质很差，营养不良，没有奶水。当时天天行军打仗，形势十分残酷，为了行军方便，母亲只得忍痛把不满月的孩子交给当地一个老乡。后来回去找时，孩子已不在人世，这是母亲永远也愈合不了的一个伤口。直到晚年，母亲仍念念不忘我的哥哥，说：“一定要找到他！即便是饿死病死，也要见尸啊！”

母亲退休前在兵团检察院工作，2013年9月去世，享年93岁。后来我陪刘双全司令员去过一次山东，顺便回了一趟庆云，心里感慨万分，也算替母亲还了一个心愿。^[14]

档案链接

程悦长（1911—1961）　湖北红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少共国际团排长、连长，第31军第93师组织科科长、师医院政治委员、师供给部政委。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8年历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第772团卫生队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和第386旅新编第1团政委。1940年后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新编第4旅第16团团长、旅参谋长、副旅长，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新编第4旅旅长、第1野战军第6军第17师师长。参加了保卫延安、宜川、扶眉、兰州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迪化军分区司令员、第6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中共七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王季龙（1917—1987）　陕西绥德人。穷苦农民出身。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34年春参加农民运动，担任村赤卫队队长。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警备区兼独立第1旅司令员、政治委员。1945年10月—1946年6月任陕甘宁晋绥军区绥德军分区（警备区）司令员。1946年6月后任延属分团独立团团长。1947年任西北野战军教导旅第2团团长，率部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敌人血战7天7夜，完成掩护党中央和群众转移任务。接着率部参加青化砭、沙家店、瓦子街、荔北等战役。1949年1月任西北野战军第6军第16师第47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军事法院院长、工会主席等。1964年后历任陕西省农业生产建设师师长、陕西省生产建设兵团师长、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1987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陈实（1916—1993）　山东泰安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参谋、科长，南下支队科长、副处长，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参谋，第2纵队第6旅第18团团长，第2纵队司令部参谋处长，第1兵团酒迪运输公司司令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新疆军区运输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新疆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参谋长兼自治区水利厅厅长，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参谋长，自治区水电局局长，自治区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国家水利部副部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司令员。

注释：

[1]《巴州文史》⑬，第177页。

[2]娄锡文编著:《无衔将军张仲瀚》，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

[3]刘炳正：《润物细无声》。

[4]陈璞平、刘荣青、高向峰于宁津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5]王国瑞：《十年军旅生活的回顾》。

[6]刘荣青、刘文浩于库尔勒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7]陈璞平、武永生于库尔勒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8]陈璞平、刘荣青、刘文浩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9]陈璞平在库尔勒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10]姜学特：《难忘的回忆》。

[11]陈璞平于库尔勒铁门根据关采访录音整理。

[12]陈璞平根据电话采访录音整理。

[13]张斌：《宣传人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14]陈璞平于德州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