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叛剿匪之“沙漠追踪”
第十四章 平叛剿匪之“沙漠追踪”
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大风刮起，昏天黑地，部队只好停止前进，蜷伏在骆驼腹下。风暴停下后，战士们从沙漠里站起，又继续在茫茫戈壁中艰难东进。
1950年
5月
4日，尧乐博斯股匪陷入解放军包围圈，大部被歼，尧乐博斯突围逃往甘肃、西藏，后经孟加拉国转道飞往蒋介石盘踞的我国台湾，1971年病故。
23日，大雪，解放军剿匪部队步、骑兵各两个团出动装甲车41辆、汽车120辆、大炮32门，在黑山头将乌斯满股匪包围，歼其千余人。乌斯满率残匪200余人突围，逃往位于天山北部的北塔山，与女儿依丽尔会合，又纠集上千匪众。
6月
2日，第6军剿匪部队追至北塔山，乌斯满残匪抛弃所有辎重，逃入星星峡。
29日，第6军剿匪部队在奇台大柳沟将乌斯满匪徒再次包围。经过激战，乌斯满逃往甘肃，贾尼木汗被俘。
7月
北疆景化、绥来、迪化地区先后发生乌拉孜拜、司蒂克股匪叛乱，土匪裹胁16个部落的哈萨克群众2万余人，成立“保卫哈族人民革命军”，在北疆部队追歼下，企图经迪化南山、库米什、托克逊逃往南疆，与盘踞在若羌以南之木里克等地区的股匪胡赛音会合。匪徒在若羌之米兰、瓦石峡、且末县之9个大坂及阿羌等地不断抢劫，残杀解放军步兵第6师骑兵团、独立骑兵师第2团及政府工作人员20余人，并不断向甘、青边界骚扰。步兵第6师奉命调第17团第3营、第16团第2营和师教导大队、警卫连及第27师一部参加剿匪。剿匪指挥部设在库米什，由第17团团长何占魁任总指挥，在第3营营长王树良、副教导员张之柱率领下，赶赴达坂城、托克逊、库米什、和硕设防，控制军事要点，扼守通道，阻敌南窜。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第3营第7连第1排副排长周润山
1950年，我在第17团第7连第1排任副排长，连长是现已离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刘双全，他那时23岁。指导员姓叶，25岁。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让我们第3营去剿匪。连长刘双全立刻命叶指导员留守，率我们第1、2、3排昼夜行军，很快就守住库米什。连长命令我带炮班占领山上两座碉堡，其他3个排守住库米什山口，因为这是乌斯满匪徒到南疆集结的必经之路。
我们第7连守住库米什山口，营长王树良则带着第9连直捣天山剿匪。王树良和第9连长杨文赞都是战斗英雄，不仅作战勇猛，而且很有战斗经验，很快就查到敌情。
乌斯满匪帮全是骑兵，每人都配两匹马。他有个女婿，马头架着轻机枪，残忍凶暴，只要遇见人，不管是军人、百姓，跃马就打。王营长知道他的特点，带着部队迂回围剿，避锋打弱。但是，乌斯满的女婿也专找指挥官冲杀，在一次战斗中把王营长的帽子打掉。王营长大怒，端枪带部队冲杀。匪徒不支，骑马而逃。我部随后追杀，匪徒欲通过库米什逃窜南疆。殊不知我第7连早已严阵以待，连长命令向匪徒开炮，我指挥炮班瞄准匪徒，“咚咚”就是10多发。这炮虽是六〇炮，但炮弹不是六〇弹，而是经过多次改造，装的是长杆弹身，头包炸药，状似大头棒，打出去之后，就像一条条火龙，响若春雷。匪徒死伤惨重，支持不住，直往青海方向逃窜。[1]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第3营第9连连长刘双全
1950年夏季，为了平定匪患，确保南疆的社会稳定，第6师教导大队、警备连及第16团和第17团各部至和硕、库米什、达坂城一线布防。我们连作为警卫连，也随全师进驻库米什前指。我们师的任务是封锁乌库公路及其沿线草原、水源，堵击北疆乌拉孜拜·司蒂克匪徒南窜，并积极寻机消灭匪徒。
库米什群山环峙，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在周围山头上筑起了3座碉堡，居高临下，扼守着沟通南北疆的公路，金师长办公的指挥所则设在山下一间土平房里。当年的库米什十分荒凉，只有10余户人家，吃的水又苦又涩，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当时第17团负责保障从库米什到托克逊一带公路的畅通，每天从全团仅有的十几辆号称“羊毛车”的苏联老式卡车中派出3辆车，拉上战士，车头加上机枪，从库米什经甘沟到托克逊巡逻，然后再从原路返回。金师长在库米什先后住了两个多月。他和我们同甘共苦，非常乐观。他经常教育全体指战员要充分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热爱新疆，热爱新疆人民，和群众打成一片。部队驻扎在库米什期间，经常帮驻地百姓挑水劈柴，排忧解难。
“八一”建军节那天，金师长组织官兵和当地居民们联欢，没有照明设备，他就让把车灯打开。那天晚上，气氛非常热烈，金师长带着我们跟着老乡们学跳维吾尔族舞。尽管我们都是初学，舞姿不那么好看，但跳了几场下来，基本动作还算掌握了。在以后这样的会上，还能上场跳一阵子。
金师长在库米什待到8月份，因工作需要，又赶回焉耆。我们连是10月份才撤离库米什的。[2]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第3营副教导员张之柱
1951年刚解放不久的新疆并不安宁。匪首乌斯满、尧乐博斯纠集起义后的反叛部队、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当地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打着反汉和新疆“独立”的旗号占据天山、阿尔金山、且末等地为匪，残害当地群众。6月，我营接到团部命令，营长王树良带一个加强连去库米什，我带一个加强连到和硕县北天山阿拉沟大坂进行剿匪。我们的具体任务是阻截天山匪徒经阿拉沟大坂向南逃亡且末、阿尔金山，使其他部队将匪徒歼灭在天山之内。
我带的加强连是第8连和1个重机枪排，配备两挺重机枪、两门六〇炮。7月9日，部队由和硕县靠近山区的营地向阿拉沟大坂出发了。山区气候多变，先是骄阳似火，突又风雨交加。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天黑前赶到阿拉山口，便立刻查看地形，安排岗哨，部署各排连夜建好掩体工事。
为了完成剿匪任务，指战员在艰苦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下警惕地坚守着阵地。一天天过去了，7月19日中午，沟口东约5公里处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李泽荣连长立刻命令部队按预定作战方案进入阵地。这时，一个当地牧民骑马跑过来，说匪徒在东边抢走了两群羊。我推断土匪可能想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我们引开，以便趁机南逃，于是决定按兵不动。
果然不出所料，匪徒见诡计不能得逞，便改用强攻的办法。下午5点多，100多名匪徒从西山头向我方阵地扑来。我立即下达命令，让两挺重机枪压住敌人进攻的势头。经过1个小时战斗，土匪伤亡惨重，便开始后退。我命令炮排开炮。可惜六〇炮射程达不到目标，虽然没能杀伤匪徒，但也起到了震慑匪徒的作用。此战我们以负伤1人的代价消灭20余名匪徒，完成了阻击匪徒南逃的任务。
9月初，新疆境内的匪徒基本上被剿灭。次年2月，乌斯满在且末阿尔金山一带被第3军活捉，尧乐博斯逃往印度。至此剿匪任务结束。[3]
8月
焉耆专区各县先后建立人民政府，步兵第6师抽调大批干部到地方兼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轮台县反动势力纠集和诱骗2000余名群众闹事，步兵第6师第18团果断采取措施，对反动分子实行专政，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很快平息了事端。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骑兵团组织股长王传文
7—8月份，各县先后成立了县政府，不久又成立了县委，同时撤销了各地临时地方工作委员会。因是解放初期，地方太需要干部。为适应新政权建设的需要，焉耆专区各县副县长多从第6师第16团和骑兵团抽调担任。第16团第2营教导员靳志忠为且末县副县长，任骑兵团组织股长的我为若羌县副县长，第16团第3营教导员井挹净为尉犁县副县长，第16团供给处主任冉广田为轮台县副县长等。各县的县委书记大多由驻军首长兼任。从8月1日起，各县废除了保甲制，建立起区乡人民政权，并选举产生了村民委员会。各县农民协会、妇联、青年团、工会等人民团体也相应建立起来。[4]
13日，步兵第6师剿匪部队在和静蒙王府以北与股匪发生遭遇战，将敌击溃。
24日，新疆军区任命第18团团长于侠为步兵第6师第一副师长。
9月
5日，步兵第6师剿匪部队于卡拉米特沟与股匪发生战斗。
7日，步兵第6师剿匪部队在灰土沟将股匪包围，乌拉孜拜·司蒂克匪徒大部被歼，为北疆部队在天格尔峰附近最后围歼叛匪创造了条件。
15日，步兵第6师第18团修建的从孔雀河到库尔勒大墩子的建新渠破土动工。这是新疆解放后兴建的第一条水利大动脉。
2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向第22兵团发布授旗授印命令。任命陶峙岳为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下辖第9军和骑兵第7、8师。张仲瀚调任第9军政治委员。
同日，步兵第6师战斗英雄郭仰森、杨文赞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10月
上旬，步兵第6师第17团抽调906名指战员投入南大渠（解放一渠）修建工程。
17日，王震到步兵第6师第18团看望挖渠部队。
亲历者说
步兵第6师第18团老战士杨文潮
正当部队热火朝天开挖建新渠时，10月的一天，王震司令员又来到第18团，亲自视察工程建设情况。他一到工地，就和战士们一起劳动，一会儿用十字镐刨土，一会儿用坎土曼装土，一面询问战士劳动和生活情况。当他看到已完成的大渠工程，坡度合乎标准要求，渠边的深度、宽度与出土的位置完全符合要求，心里很满意。他要求团领导关心战士的生活，注意睡眠休息，解决好吃菜、吃肉的问题。他还亲自到第2营第4连炊事班检查伙食调剂情况。
听说王震司令员来了，指战员们十分高兴，很快由施工点跑到上户附近的集中点。王震司令员站在渠岸的沙石包上，向指战员们讲话：“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刚收完庄稼，又发扬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投入挖渠劳动，手脚磨出泡也不喊苦。将来水渠修成了，可以浇灌大片土地，用拖拉机开荒种田，建立现代机械化农场。”
针对当时部队中有少数战士流露出“打倒蒋介石，复员回老家”的思想，王震司令员要求大家安下心来，全心全意为新疆人民服务，“不能老住地窝子，要修房子，还要接妻小、找老婆建立小家庭，还要在铁门关修建水电厂”。
王震司令员的讲话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情绪，大家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同时，王震司令员也看到战士们劳动没有鞋穿，团里还存在很多困难。他回到乌鲁木齐不久，就为部队送来大头鞋、胶鞋，还特批3000银圆的工程费，及时解决了大家生产、生活困难，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5]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政委谢高忠
王震将军赶赴建新渠工地，跳下车就同战士们一同挖土、搬运石方。他利用工地休息时间，给战士们做形势报告，指出：“渠修成了，引水种上庄稼，明年就可动手盖一栋栋的新房子，不能再住地窝子了。在渤海建军的时候，你们不是有个口号，叫‘打倒老蒋回老家’嘛！我却把你们带到戈壁滩上来，要你们在这里安家。革命军人的家在哪？在脚下！革命者，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安家，不能再留恋那种‘三亩地一头牛’的日子了。因此，新盖的房子，要上有顶棚，下有地板，窗子上安上玻璃，将来铁门关电站建成了，还要装电灯。一排人睡一间大炕的营房要不得，要隔成一间间小房子，好让你们接来老婆，安置小家庭。一两万人住在这里，这里就出现一座小城镇，将来就是一座新兴城市。建家立业就是建设边疆。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眼下吃点苦，我相信同志们是乐意的。”
将军的一席话，把战士们最关心的问题讲得简单朴素、入情入理，使大家很受启发和鼓舞。[6]
18日，新疆军区调第18团政委阳焕生任步兵第6师政治部主任。
11月
25日，中共步兵第6师第三次党代会暨英模大会在焉耆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党员代表有221名，代表全师3871名党员，另有英模代表219名，到席代表133名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5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6师第三届委员会。在三届一次全委会议上，熊晃当选为书记，肖友明当选为副书记。
12月
上旬，乌斯满在安西、敦煌海子地区招兵买马，再次纠集2000余匪徒，妄图卷土重来。
下旬，王震司令员视察第18团挖渠进展情况，当听说渠边要通过老乡房子和果园，老乡不肯换时，王震指示：要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大渠可以绕过老乡果园。
步兵第6师总结全年农业生产工作，原计划播种5.3万亩，自给半年；实际完成9.5万亩，自给8个月。
1951年
1月
6日，新疆军区分配给步兵第6师第18团内地遣犯1000人。
上旬，乌斯满匪徒从北疆逃窜至若羌南部阿尔金山，与盘踞在铁木里克的胡赛音匪帮聚合在一起，占据着祁曼塔格山区约600平方公里的地区，继续招兵买马，掠财抢劫，滥杀无辜，袭击部队驻地，对经济生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
29日，西北军区为彻底剿灭乌斯满股匪，成立了“甘、新、青三省会剿指挥所”，由西北军区第3军黄廷新军长任总指挥，总计出动4个骑兵团、两个骆驼兵团、5个步兵连、7辆装甲车，分3路围剿安西、敦煌和海子地区。
新疆军区决定步兵第6师骑兵团进山参加剿匪平叛作战。步兵第6师骑兵团第1营（骑兵）、第3营（步兵）、山炮排、侦察排及第27师骆驼队配属战车7辆、汽车120辆，共计1256人，立即组成剿匪指挥部，在第6师副师长兼骑兵团长刘克明、骑兵团副团长苗通喜率领下，由若羌出发，兵分两路，由北向南进入阿尔金山的祁曼塔格山区，配合甘、青剿匪部队，会剿盘踞于孕斯湖、铁木里克、台吉乃尔地区的胡赛音、哈里伯克叛匪残敌。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副师长兼骑兵团团长刘克明
我那时任第6师副师长兼骑兵团团长，这个团就是我从甘肃敦煌带进来的，现在要去剿匪，我当仁不让，理应亲自率领。经过紧急动员和短暂准备，我们配备了1个骑兵营，其余的乘汽车向铁木里克等地开进。
到了南山牧场，看到的是一片叛匪洗劫后的惨景。从这里逃亡印度的尧乐博斯和美国间谍马克南都曾向胡赛音、哈里伯克等匪首鼓吹：“美国已消灭朝鲜，联合国军已攻入东北，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爆发，蒋介石要打回来。”因此，这批匪帮不仅杀害了我方派去的劝降干部、群众20多人，而且抢劫血洗了这里的维吾尔族牧民。这激起了我军干部、战士的满腔仇恨。[7]
时任步兵第6师师长金忠藩
1950年冬，乌斯满叛匪遭到北疆军民毁灭性打击后，其中一部残匪由东疆阜康、伊吾等地翻越天山，逃入甘肃、青海、新疆毗连地面，与胡赛音、哈里伯克等股匪会合，以铁木里克地区为据点，集结零星游匪，奔袭我若羌、且末等地方政府，大肆掠夺当地群众的牲畜财产，杀害我人民战士和无辜村民。
为确保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方治安，西北军区命令：第2军第6师组织部分兵力配合兄弟部队，于1951年昆仑山冰雪冻结、瘴气密布之际围剿散匪经常活动的青、新、藏边界之铁木里克地区，与青海、甘肃友军共同将乌斯满匪徒一网打尽。
当时，我任第6师师长，熊晃任政委，率部驻防焉耆地区。接到命令后，师里经过研究，把任务交给骑兵团。剿匪军事指挥由第6师副师长兼骑兵团团长刘克明担任。之所以这样部署，是处于以下考虑：一是匪徒们熟悉地形，擅长骑射，机动性强，假如派出大部队作战，无疑是高射炮打蚊子——英雄无用武之地。二是刘克明是位参加过长征和南下北返的老同志，执行任务坚决，作战勇敢，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1951年元旦刚过，我乘小型飞机来到驻扎在若羌的骑兵团营地，向参战的全体官兵进行战斗动员，各营连干部纷纷上台表示杀敌决心，战士们摩拳擦掌，发誓消灭顽匪。
1月29日，剿匪远征部队由若羌开拔东进。先头部队是第6师骑兵团骑兵营（含骆驼部队），继而是步兵第3营，装备有轻重战车7辆、山炮1门、八二炮4门，沿着青新公路向西兰方向进发。[8]
2月
2日，步兵第6师剿匪部队集结于红柳沟的要塞巴什考贡，分成两路，分进合击，力求全歼哈里伯克匪部于铁木里克地区。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师长金忠藩
经过4天长途跋涉，我军挺进到巴什考贡地区进行集结。这天，第1兵团参谋长杨捷带着慰问信由乌鲁木齐星夜赶到这里，代表王震司令员向全体指战员表示慰问。指战员一致表示：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剿除残匪，完成军区首长交给的光荣任务。
部队在茫茫雪原上长途行军，最苦的要算步兵营了。他们尾随在骑兵营后面快速行进，一天100多里的冬季急行军，不少战士脸皮、耳朵冻破了，脚打起了泡，有的战士还得了雪盲症，但谁也不叫一声苦，大家互相搀扶着坚持行军。
在茫茫的戈壁滩行军，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暴风的袭击。大风刮起，昏天黑地，石子像冰雹一样迎面打来，行驶的汽车不用一顿饭的工夫便会被沙石把漆打磨得一干二净，只留下痕迹斑斑的铁皮外壳。这时部队只好停止前进，蜷伏在骆驼腹下。风暴停下来，战士们从沙漠里站起来，又继续东进。[9]
7日，步兵第6师骑兵团第3营从左路进占铁木里克，匪徒闻讯逃窜。部队随即向东南之阿拉尔追击。
9日，步兵第6师剿匪部队到达阿拉尔，与哈里伯克股匪发生战斗，夺回牛羊近千头。残匪仓皇向西南方向之阿达滩逃窜。骑兵部队分头进到南山及其以南之娜格习提赛附近地区清剿。时因气候剧变，部队冻死1名、冻伤137名，乃返回铁木里克，哈里伯克匪帮由阿尔滩向依习达巴方向逃窜。
亲历者说
时任第6师副师长兼骑兵团团长刘克明
2月9日拂晓，我团步兵从铁木里克奔袭阿拉尔，追上了准备逃跑的哈里伯克匪帮，夺回牛羊近千头、帐篷6顶。我命骑兵营追击，3昼夜爬过了额尔鹿峰，穿过了70里冰河，在风雪严寒中前进，过着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生活。在高山瘴气的袭击下，战士们头痛脑涨，疲劳不堪。一个战士掉到马下，竟是因冻饿而死。副团长苗通喜大声鼓动部队：“王震将军说过，爬过昆仑山，就是英雄。明天我们就能达到哈尔洞，为人民立功的机会到了。”部队顿时高呼：“爬过昆仑山，活捉乌斯满！”但是，狡猾的叛匪在我军到达哈尔洞时，已逃跑了。
这时，剿匪总指挥黄新庭军长发来电报，大意是匪股部已向台吉乃尔地区集结，准备南逃西藏，要我们迅速出发，赶到该地区，协同青海、甘肃骑兵部队共同围歼叛匪。于是，我率步兵分队从铁木里克沿青新公路直插台吉乃尔，配合兄弟部队合围出击，打垮了还未来得及和乌斯满会合的土匪。胡赛音残部被迫又流窜回新疆，我们骑兵团则又回师铁木里克，对潜伏在南孟布拉克水草地带的残匪进行了清剿。至此，彻底消除了南疆地区的匪情。[10]
18日，步兵第6师剿匪指挥部以骑兵营、侦察排、步兵排和骆驼大队继续跟踪追击哈里伯克匪徒。
19日，乌斯满在甘肃敦煌海子被剿匪部队第3军骑兵大队捕获，押往迪化。至此，围剿乌斯满、尧乐博斯和贾尼木汗的战斗胜利结束。此役历时352天，共歼匪2.1万余人，解救被裹胁群众1.7万余人。
亲历者说
第3军骑兵大队第3连文化教员孔庆云
2月19日晨，骑兵大队兵分3路突然袭击了乌斯满的30多顶毡房，干净利落地俘虏了正在酣睡中的100多名土匪，并在追击中打死了乌斯满的副司令加那汗，活捉了参谋长阿巴斯，但匪首乌斯满骑着他的大白马、带着几个匪徒逃脱了。
当时，我在骑兵大队第3连任文化教员。因为我的马骑得好，曾当过马术教员，所以在追击中我一直跑在前面。当我们看到逃跑的乌斯满时，勇气倍增，开枪射击，几个匪徒落下马来。但是，乌斯满仍回头向我们射击，并狂奔不止。我当时20岁，血气方刚，用脚后跟猛踢马肚，纵马飞驰，当我的马靠近乌斯满的白马时，我便一跃而起，猛扑过去，抓住乌匪，扯下马来，并扭住厮打。乌斯满仗着身高力壮，竟用枪叉刺伤了我的额头。我忍住疼痛，仍拼命拳打脚踢。突然，乌斯满从皮靴中抽出了他那1尺长的刀来，眼中射着凶光向我捅来。就在这时，我们连的炊事员刘华村飞马赶到，乘势一枪托击中乌斯满的狗头。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手松刀落，昏了过去。我和小刘把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这时天已过中午，我也累得躺倒在地。[11]
下旬，在王震司令员的亲自关心下，熊晃亲赴湖南招收女兵。湖南参军学生296名、四川参军学生38名先后到第6师参加边疆建设。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政委兼焉耆地委书记熊晃
一天，王震同志打电话给我，叫我带家眷回乌鲁木齐接受新任务。他一见面就说：“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盯着开荒呀、种地呀、办工厂呀。你现在自己结婚了，有了老婆，想没想到你的部下、你的士兵有没有老婆？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要成家立业，也要生儿育女。我们把他们从内地带到了新疆，有的人快30岁了还打光棍，这叫我心里怎么好受？还有起义部队的老战士，也是贫苦工农，找老婆更困难。现在他们起义了嘛，婚姻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不管谁管？只有给该成家的干部战士都找上了老婆，他们才有可能安心边疆、扎根边疆，我们在新疆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切莫嘻嘻哈哈，把这当成个小事情……”
接着，王震同志对我布置道：“你立即坐飞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然后南下，找湖南省委，叫湖南省委协助招一批女生，什么成分都要！另外，你也20年没回老家了，这是个机会，顺道回家去看看。”(https://www.daowen.com)
临走，王司令员交给我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带给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的。信上写道：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难找，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不解决婚姻问题是不行的。今派熊晃同志赴湖南，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最低年龄18岁，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过婚史但已离异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她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之新疆……
我到湖南把这封信交给黄克诚同志，他看后哈哈大笑，指着信上“生儿育女”4个字对我说：“这个王胡子，把这话讲进去，人家女娃子谁还去呀？”
当然，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对外宣传上不提找配偶这码子事，直说招这批女生是去新疆办工厂的。这也是事实——这批女青年入疆后确实是要“纺纱织布”和干其他工作的。
我在长沙市搞了一个招聘团，团部就设在营盘街47号，那里的一幢两层楼房被我们租下，作为办公用。我先派出工作人员到各处进行宣传，重点是中学。原先估计姑娘们会嫌新疆远、艰苦，应招者不会很多。没想到王震同志率领部队在新疆所创建的业绩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并使人们产生出深深的敬慕和向往之情，加上湖南省委也做了不少动员工作，应招报名的人数逐天猛增。我问一位应届高中毕业的女学生：“你这么年轻，就要远离父母到新疆去，不害怕吗？”她把小辫子一甩说：“怕啥吆！有王胡子伯伯在那儿，跟他一起有啥怕的！”我又问：“父母同意你去吗？”她说：“我们已经长大了，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不过父母还是同意去的，只是心里头有一些难受。”小姑娘的话让我颇为感动。
由于报名者多，我们包了好几所医院，分头对报名青年进行体检。为了工作顺利进行，湖南省公安机关也积极地协助我们，防止坏分子混入部队。
在征招女生的工作中，我还遇到了一件怪事：一名尼姑也要应招来新疆。她是化了装从尼姑庵跑出来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景象，是新疆火热而又诱人的建设生活，唤起了她对生活的热烈追求。我把这位尼姑也带到了新疆。后来，她跟一位地方干部结了婚，还生了个孩子。
整个征招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招收了3000多名女生，分十几批陆续进疆。我是带着最后一批女生于1951年5月4日返回新疆的。王震同志接见了这些姑娘并讲了话。他说：“欢迎你们到新疆来，你们来了就不只是纺纱织布、做工种田，还要成家立业、开花结果，在这里扎根……”
姑娘们这才明白了她们的双重使命，有些人哭了。但是，她们很快通过参观学习，被部队指战员艰苦创业的精神深深感动，被新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吸引。在工作、实践中，不少人逐步同单身干部建立了感情，嫁给了单身干部。
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这件事，更觉得这是一个功德无量、具有深远意义的明智之举。成千上万名官兵在新疆落户扎根，他们的子子孙孙都正在和将要为新疆的繁荣发展尽力，这与当初那些老同志的婚姻问题得以解决有很大关系。王震同志以他那双睿智的眼睛，从这件平常的事情上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一面，并满怀热情地尽力做了。每个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些。[12]
时任步兵第6师通讯连总机班班长王国瑞
由于长期处于战争年代，部队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根本就没有机会更没有时间和条件谈情说爱。进新疆后，很多干部和战士岁数越来越大，特别是团级、营级干部，一般在40岁上下，既然要求部队在边疆安家落户，解决个人婚姻问题就成了当时的突出问题。
于是，王震司令员派干部在1950年和1951年到内地招来好几批女青年学生参军进新疆，既参了军，又参加了边疆建设，也解决了营、团级干部的婚姻问题。
营、团级干部个人问题解决了，可连队还有成千上万的战士也要解决个人问题呀，有些战士参军前在家结过婚，组织上掏路费将其妻接来。有的探亲将爱人带来。1955、1956年才轮到一般战士解决个人婚姻问题。那时一般是自由恋爱，大部分有中间介绍人。有人说20世纪60年代战士结婚男女各站一边，个个蒙上眼睛，男方去摸，摸到哪个就是哪个，没那回事，是瞎说的。[13]
3月
上旬，鉴于解放初期南疆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复杂，国民党残余势力、叛匪及反动会道门分子策动暴乱、书写反动标语、投毒、暗杀、纵火等案件时有发生，步兵第6师党委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逮捕扣押109名反革命分子，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消除了部队中的隐患。
1日，步兵第6师剿匪部队从铁木里克、哈尔洞地区分路进兵，配合甘、青剿匪部队围剿台吉乃尔地区之胡赛音匪徒。
3日，胡赛音匪部闻讯从台吉乃尔沿乌图美人河向西南逃去。
10日，步兵第6师骑兵团第1营从铁木里克出发，沿青新公路进占阿拉下得，后尾30余名战士掉队，被困于茫茫戈壁滩中，粮尽水缺，啃树皮、吃草根、喝马尿，后得第3军剿匪部队解救归队。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骑兵团参谋高连
其实打仗本身并非最苦，最苦的是有干粮咽不下，有牛肉干不能嚼，全团在400里行军中没一口水喝，望梅止渴也帮不了什么忙，渴得唇裂、眼涩、鼻孔流血、嘴中发苦，渴极了接马尿喝。老班长跪下张口要接我小便喝，我说不行，他发怒了：“有啥不行，我们渴死了，谁去打土匪！”我接受他的斥责，闭上了眼睛。这种灵魂和肉体从没经过的事，我竟遇上了。晚上全团宿营，谁也不说话，有的战士不是死在敌人的刀枪下，而是死在干渴中。在这样的环境中，副师长兼团长、老红军刘克明也同样忍受着和战士们一样的折磨，当警卫员找冰化水，给他弄来两杯水时，他命令每个战士呷了半口，借以缓解干渴冒烟的喉咙，在一片“师长喝”的哀求声中，他流下了眼泪。要不是当夜两汽车冰块运到，第二天肯定就会渴死人。[14]
12日，步兵第6师剿匪部队奉命返回铁木里克。
下旬，湖南参军学生296名、四川参军学生38名先后被分配至步兵第6师。
4月
上旬，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政治部为表彰指战员为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颁发解放大西北纪念章和解放华北纪念章。步兵第6师有8588名官兵获解放大西北纪念章，有2352人获解放华北纪念章，有1636人获人民功臣奖章。
6日，步兵第6师剿匪部队在孟不拉克与匪徒遭遇，歼匪一部。
18日，步兵第6师第18团接收内地遣犯1300余人，第16、17团也分别接收遣犯上千人。
29日，乌鲁木齐各族群众8万余人在人民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审判匪首乌斯满及杀害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凶手李英奇等，并于当日执行枪决。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通讯连总机班班长王国瑞
1951年4月我去迪化（今乌鲁木齐）学习时，看到大街上有几辆大卡车在游行，第一辆车上前面站着乌斯满，戴着手铐脚镣，头上箍着白毛巾，大个子，看样子有六七十岁。汽车两面写着“活捉匪首乌斯满”的大标语，后面几辆大卡车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战士，游行完后立即执行了枪决。据说乌斯满是在逃跑时被我追击部队的一个文化教员抓到的，这个文化教员立了大功。[15]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第3营副教导员张之柱
发放纪念章比较简单，原则上是对号入座。凡是1947年1月参加过山西运安战役者，均发给解放华北纪念章；陕西宜川以后参军的，只发给解放西北纪念章。但是，人民功臣奖章要复杂得多。团政治部指出：凡在解放战争时期犯有严重错误，尚未改正者，不应享有“人民功臣”荣誉。什么叫“严重错误”？怎样才算“改正了错误”？界限是什么？如果控制过严，可能使部分人员失去“人民功臣”的荣誉。对此，我定出了从宽的原则，具体方法是采取以班为单位评议，将评议结果报连临时组织的评议小组批准，报营备案。评议结果每人都评上了人民功臣奖章。评议活动使全体指战员进一步激发了荣誉感，提高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增强了团结。[16]
5月
5日，步兵第6师剿匪部队追击匪徒至库尔塔什发生战斗，歼敌匪一部。
15日，经步兵第6师第18团官兵8个多月日夜奋战，建新大渠终于竣工放水。渠道总长35.2公里，是新疆完成最早的一条水渠。它不仅灌溉了库尔勒以西10万亩荒原，而且为沿途各族农民解决了缺水问题，促进了库尔勒工农业的蓬勃发展。焉耆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与库尔勒县各族军民7000余人在飞机场参加了盛会。王震出席大渠竣工放水典礼，并将大渠命名为“十八团大渠”。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第18团战士杨文潮
1951年5月15日，是我们步兵第18团修建的建新大渠胜利建成、开闸放水的日子。
这一天，库尔勒县7000多各族人民群众像过盛大节日一样，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吹着唢呐，打着手鼓，弹着冬不拉，敲着东巴克，载歌载舞来到庆祝会场。有的维吾尔群众还牵着牛羊，拿着葡萄干、杏干、瓜干、烟、酒等慰问品，带着锦旗、红旗来到会场。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有位108岁的维吾尔老大爷骑着毛驴，敲着手鼓，从20多公里外的地方赶来祝贺。
那天我们部队穿上了新发的军装、军鞋，按建制单位坐在指定的位置。庆祝大会开始后，由团长柳条、杜政委陪同王震司令员及其他领导走上大会主席台。建新大渠是人民解放军进疆参加生产建设后第一条由军队单独组织力量建成的大渠。司令员首先高兴地祝贺大渠胜利建成，同时宣布：为了纪念第18团全体指战员的丰功伟绩，将大渠正式命名为“十八团渠”。
接着，两颗信号弹升起，宣布开闸放水。不一会儿，渠水就翻卷着轻快的浪花，奔涌向前。每一位战士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拿着自己制作的小舰船、花灯跳进渠中放游。王震司令员也挽起裤腿，跳进大渠向两岸军民挥手致意。此时此刻，我为能参加这个大渠建设感到无比自豪和喜悦。[17]
时任步兵第6师第18团政委兼任库尔勒县委书记阳焕生
1950年10月，我们秋收还没有结束，王震将军来到库尔勒，和我们一起踏勘修建十八团大渠，制定开发吾瓦滩的宏伟蓝图。他拿起红笔，从孔雀河出山口沿南疆公路南侧到库尔楚之间画了一条红线，并要求我们：“要利用冬天时间，把这条大渠修好，明年你们团可集中起来，得到大发展。”
当时，我任第6师第18团政委兼任库尔勒县委书记。我深刻理解了首长的雄才大略和长远目光。王司令员走后，我们立即成立了施工指挥部，从分散在农村的4个营中抽调1000余人，在50公里长的戈壁滩上摆开建渠战场。战士们顶着烈日，迎着风霜，打着赤脚，吃睡在荒滩，挖土刨石，肩挑车推，苦战1个冬季，终于把戈壁劈为两半，将长龙引入荒原。
1951年春，王司令员又来到我们工地上，一下车就和战士们一起运冻土，搬土疙瘩。战士们把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工地。王司令员听说有个刚来的湖南女战士剪下辫子当绳子，仍坚持背石头时，也很感动，对我们说：“战士们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你们更应爱护他们，保证他们吃好、休息好！”
5月11日，十八团大渠按计划完成，我们隆重举行放水典礼，不少维吾尔族群众从远处赶来表示庆祝。王震将军在战士们的掌声和群众的鼓乐声中拿起剪刀，跃入水渠，剪开了鲜红的彩绸。大水立即滚滚流下，淹过了他的膝盖。骤然间炮声齐鸣，欢呼声四起。司令员向大家招手喊道：“下来吧！同志们，你们也应该洗去那辛劳的汗水。”于是，战士们、老乡们抢着往水里跳。他们拍打着清清的孔雀河水，沉浸在狂欢幸福之中。接着，大家把预先做好的一些小船放入水面，小船上有革命画像，有红旗彩灯，飘飘荡荡顺流而下。站在水渠旁边的有近万名群众，沿渠欢笑声传出数里。他们看到的将是这方戈壁滩的惊人变化。[18]
18日，新疆军区首次为步兵第6师运来4台拖拉机。部队及各县领导和人民群众3000余人在焉耆东门外举行了隆重的拖拉机操作表演。王震亲自坐上拖拉机绕场一周，并勉励全体指战员学习先进技术，为建设正规化、机械化的国营农场而奋斗。从此，步兵第6师走上了发展农业机械化生产的道路。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拖拉机班班长王国瑞
1951年春天，师里从3个团和师直抽出4名战士到头屯河新疆军区主办的拖拉机训练队学习拖拉机，我是其中之一。毕业后新疆起义的几个汽车副驾驶员和我们编到一起，成立了一个拖拉机班，让我当班长。师首长为了大造农业生产的气氛，让我们开着拖拉机，在焉耆大街转一圈。当时找不到石油，就用汽油代替，把油箱加满，可在大街上跑了一半路油就烧光了。过了几天，王震司令员要来看拖拉机耙犁，那多年没动过的芨芨草盘根错节，根本犁不动，耙更耙不动，司令员让几个人站在圆盘耙上加重也无济于事。事隔不久，师直农场成立了。那时没房子住，都住在帐篷里。新疆起义人员有家眷，平时住在焉耆城里，有时来农场。没地方住，我们就把帐篷腾出一顶来。一顶帐篷可同时住两对夫妻，一个角上一对，现在说起来是个笑话。[19]
20日，步兵第6师选调1400名官兵到内地军校深造，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培养骨干。针对一些继续从事屯垦生产的青年战士不安心工作岗位的现象，全师开展了“四安”（安心边疆、安心农场、安心工作岗位、安心待遇）、“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教育。各团、营召开军人大会，结合报功评功，表彰先进，树立职业荣誉感。广大官兵决心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扎根边疆，永不换防。
下旬，新疆军区成立“接收劳改犯人委员会”，首次从湖北、河南、安徽、浙江、山东、湖南、新疆7省公开接收犯罪服刑人员10366名，交由步兵第5、6、17师和军区工兵团、军区独立团单独监督劳动改造。步兵第6师组建了监管机构，开始接收内地犯罪服刑人员。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劳改支队第3大队教导员张之柱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将部分已判决的犯人押送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新疆军区各师都先后接收了一批。第6师组织了一个支队，由杨有才任支队长，所属3个团各组织两个大队，我被调任第17团第3大队教导员。几个月后，由山东押送的犯人来到焉耆三干渠建设区域。这里是第17团新开垦的荒地，地处博斯腾湖北侧，地域辽阔，有盐碱，水位高，条件十分艰苦。这些犯人分为政治犯、刑事犯、民事犯3种，有死缓、无期、有期3种刑期，还有没有刑期只是进行思想改造的。根据中央精神，对犯人采取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的方针。思想改造主要是集体上课、分组讨论、个别谈心相结合，还有主动赎罪、减刑、劳动竞赛，每半年评比一次，同时减刑或给一些其他奖励。劳动改造主要是开荒造田、筑引水渠，还挖了一条从开都河直接引水到孔雀河的南大渠。绝大多数犯人经过一段时间改造，看到了出路，能够认罪伏法，争取早日出狱与家人团聚。半年后，团里决定召开一次犯人奖惩大会，给一批表现好的犯人减了刑，给少数不服改造的犯人加了刑，起到了鼓励和震慑双重作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20]
7月
步兵第6师各部全面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全师指战员利用生产间隙参加扫盲运动。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教育干事寇玉川
我们第6师的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有勇敢的战斗精神和艰苦奋斗的高尚意志，但是缺乏文化知识，难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新政权和发展经济。虽然部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但由于兵源急骤增加，文盲和半文盲始终是部队群体中的多数。
1949年，我在一个连队当文书，连队的士兵要我为他们写请假条。当我把假条递给连长时，因为连长识字少，我还要给他念假条的内容。连长听了之后就说“可以”，表示他批准了，我再代替连长写上“准”字，然后去通知战士和他的班排长。
1950年，我调到炮兵营担任文化教员，到位后，很注意抓干部和战士的扫盲工作，也尽力帮助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再提高。当年深冬，师成立文教委员会，政治部的熊晃为主任，我奉命调任教育干事。这一年，全国从城市到农村都开展扫盲运动，祁建华同志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在全军推广。
1952年夏、秋，师文化教育委员会在焉耆老城开办了6期“文化教员学习班”，把全市200多名文化教员都培养成熟悉“速成识字法”的能手。当年冬闲，一个轰轰烈烈的“攻上文化山”学习运动开始了。全师共计7868人，其中有5987人参加。[21]
8月
1日，新疆军区成立奇台剿匪指挥部，令第17师师长程悦长任总指挥，调动部队清剿乌斯满之子谢尔德曼带领的流窜残匪。
上旬，步兵第6师抽调干部146名和第1兵团军政干部学校学员及地方干部联合组成两个减租反霸工作团，由师政治部主任阳焕生、第16团政委王振文率领，分赴库尔勒、轮台开展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斗争。
10日，焉耆军分区指令步兵第6、27师抽调人员合编成骑兵加强营，协助北疆部队到静巴仑台以北、迪化南山地区围剿乌拉孜拜司克匪部。
13日，步兵第6师第17团第3营在和硕山区阿拉沟达坂同股匪遭遇，激战1小时，毙伤敌30余人，其余溃逃。
下旬，焉耆军分区骑兵加强营进驻巴仑台山防堵。
28日，胡赛音、哈里伯克、加纳白等匪首率残部150余名偷袭步兵第6师骑兵团阿拉尔羊场，杀死放牧人员10人，劫去部分牛、羊、马匹和骆驼，向亚尔苏方向逃去。骑兵团立即派第1营副营长杨殿祥、第3营营长马顺元分别率1个骑兵加强连和1个步兵加强连组织追击。在亚尔苏东北地区，部队追上逃匪，发生激战，匪徒被击溃，向库木苏方向逃窜。我军追踪到阿尔达汗沟口，再次击败匪徒抵抗，夺回部分被劫牲畜，残匪向西藏方向逃窜。少数顽匪经西藏逃往国外，残余匪徒逃散于若羌、且末南山。
9月
焉耆军分区骑兵加强营在哈尔孕提光沟发现乌拉孜拜司克匪徒踪迹，立即追击，到洪扎达坂发生激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前哨连战士们奋力夺得制高点，将匪徒大部歼灭，缴获步枪120支。匪首乌拉孜拜司克漏网。
第16团炮兵连和郭仰森、陈官印、石功业、杨和顺、宋献银、胡增文、朱正魁、王春伟被推选为出席西北军区英模代表大会的集体和个人代表。
张仲瀚调任第22兵团政治部主任兼第9军政治委员。谢高忠改任第17团团长。
11月
新疆军区决定，在步兵第6师创办第一个机械化实习农场，为各团机械化生产培训骨干力量。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战士荣殿甲
1951年8月27日，王震司令员在第6师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目前形势和第6师任务讲话时说：“农业生产用传统的牛耕、马拉、坎土曼只能解决吃饭。今后要搞现代化的机械化大生产，才能生产更多的粮油支援国家。军区决定要在第6师建立第一个机械实验农场，为部队机械化生产做出示范。”
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师党委作出决定，成立步兵第6师师直机械化实验农场，由刘克明师长兼任场长，调第18团营长崔振邦当副场长，骑兵团营教导员王久荣任政委。
1952年春季，机械从苏联运到，其中有斯大林100号、阿特改60、德特28及相应农具。5月1日，在师首长于侠、曾涤等同志的陪同下，王震司令员首先登机发动，机器轰鸣，大地颤动。王司令员驾驶斯大林100号拖拉机笔直前进，绕田一周说：“机械实验农场有了，拖拉机有了，机械化大生产开始了。今后新建农场要机械化，驾驶人员、维修人员要靠你们提前培养。”
不久，师里作出决定，在师直机械实验农场开始拖拉机手第1期学习班。驾驶员由各团抽调，还抽调山东、湖南参军的女同志参加学习，培养女拖拉机手。参加学习的全体驾驶员经过严格考证合格后，成为各团机械化生产中的主力军。[22]
12月
1日，新疆军区各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23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从新疆军区部队抽调1000余名干部充实地方党委，领导土地改革。
1952年
1月
9日，步兵第6师在焉耆召开“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动员大会，相继成立了师节约检查委员会，抽调300名干部组成“打虎队”（即三反工作队），在全师全面展开“三反”动员。
2月
18日，毛泽东对整编转业部队发布命令：“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效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部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为自己的未来幸福先行，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武器，捍卫祖国。”
同日，步兵第6师在焉耆城关成立子弟学校，有学龄儿童200余名入学。
第18团团长黄云卿在铁门关峡谷因车祸遇难。
3月
13日，步兵第6师在焉耆召开首届生产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20名。大会肯定了1951年全师在生产建设、剿匪、整风学习、改造犯人及帮助各族人民进行减租反霸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审议通过了1952年的生产计划。
中旬，山东第一批女青年506名响应上级号召，进疆被编入步兵第6师。
4月
新疆军区任命于侠为步兵第6师师长，张仲瀚不再兼任师长，金忠藩不再担任代师长。
5月
谢尔都曼股匪南窜滋扰，步兵第6师奉命派教导大队会剿，于托克逊完成堵击任务，跟踪追击至奇台。
6月
第1野战军及所属各兵团番号撤销。
7月
11日，步兵第6师在焉耆召开第二届生产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602名。大会部署了1953年生产计划，动员干部、战士坚决服从党和国家需要。这次大会为部队转变为屯垦军做了思想准备。
8月
12日，南大渠举行放水典礼，步兵第6师与焉耆县、和静县党政军民万余人集合庆祝。南大渠正式命名为“解放一渠”。
中旬，步兵第6师派出第16团政委王振文为土改工作团团长，赴轮台县领导土地改革。
9月
步兵第6师节约检查委员会鉴于“三反”运动中部分单位有斗争扩大化现象，对贪污浪费案件开始全面进行甄别定案。全师有254人被审定为贪污分子。这一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拯救教育了一批干部，增强了防腐蚀能力，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山东第二批妇女395名到第6师参军。至年底，四川、湖南、山东共有1235名女青年加入步兵第6师。
亲历者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刘双全
当年新疆军区面向全国招收女兵，主要是在1950—1955年，恰好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前后，林林总总以参军或支边名义招收的女兵应该有五六万人之多，其中山东省于1952年、1954年分9批招收了1.7万余名女兵，加上1951年招收的2000余名女医护人员、文艺工作者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的七八十名女兵，共计2万余名，占进疆女兵总数的1/3强。她们的到来和扎根，为部队官兵的稳心定神奠定了基础，为兵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23]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妇女队女战士段丰英
我是1952年参军来新疆的。那时农村穷，上不起学，我姊妹6个，我是老大，天天在地里帮父亲干活，看到那些干部羡慕得要命，一听说能出去，就来了。当时说是招人进工厂、进学校。我们胶东来了七八千女兵，穿上军装，高兴得不得了，那时还是小孩嘛。[24]
时任步兵第6师第16团女战士刘惠芳
我叫刘惠芳，是山东省泰安县房村公社东南旺村人，在姊妹里排行老三。1952年6月当地开始组织动员女同志当兵。当时招兵的人和村干部都说：“当兵到新疆去，有文化的去工厂，没文化的去学校学习。”我当时只有16岁，家里老人说，这个三妮子脾气不好，在家最厉害，出门不吃亏。我也很想去学文化，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只有大哥上了小学，而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没有上过学，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就和村里其他3个姐妹一起去报名，名字是别人帮着写的。家里老人想想孩子要出远门，从来没穿过新衣裳，东拼西凑了一点钱给我做了一件新衣裳带上。到了县里，发了军装，我让家人把新衣裳带回去给妹妹穿了。在县里学习时天天吃白面馍，从来没见过白面馍的我那些天很开心。几天后我就坐火车到了西安，由于从来没坐过火车，一路都在晕车。到了西安，头一次吃米饭，我和姐妹们都吃不惯。在西安休整了几天，就坐上搭着帐篷的大卡车，一个车上二三十个人都坐在行李上，带着干粮颠簸了两个月，来到新疆。
我因为体质较弱，坐卡车也晕，一路上不停地呕吐，没好好吃过东西。从西安出发，向西走越来越荒凉，进入甘肃就很明显了。到了新疆后，更是人烟稀少。甘肃有土匪，为了大家的安全，车头上都架着机枪，在车上不能咳嗽、不能讲话，怕土匪发现车上都是女人。
来到新疆焉耆后，大家看到的是荒凉的大戈壁滩，几乎没有人烟，十分失望。有的又哭又叫，有的不吃不喝，有的想家想得神经不正常了。当时我也很失望，但是想想既然出了门就要给家里人争口气，所以就咬着牙坚持下去。
因为没有房子，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大羊圈里，地下铺点草就住下了。吃的是馍馍就萝卜干和茄子干。新疆夏天和秋天的蚊子又大又多，咬得身上一片一片的疙瘩，痒得不行，一挠就溃疡。新疆冬天特别寒冷，虽然穿着皮大衣和大毡筒，但还是很冷很冷。大家都很不习惯。
在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和生活条件下，我和其他姐妹们先是被编入第2军第6师第16团的妇女工作队，白天开荒，晚上开会学习。部队领导经常做思想政治工作，号召大家扎根新疆、建设新疆。姐妹们有时间的话还给部队纳鞋底。
两个月后，大家编入了各连队，我编入第16团第3连。那时候部队都在垦荒，天还没亮就出门劳动，天漆黑了才回到住的地方，一天3顿饭都在荒地里吃，随便摘个菜瓜叶当碗、拔根芨芨草当筷子，口渴了就近喝着排碱渠里的水。地里到处是四脚蛇，我和姐妹们都很害怕。面对这样艰苦的环境，我积极工作，荣立了三等功。同时，我刻苦学习文化，不到1年的时间就认识了不少字，可以给家里写信了。为了添补家用，还把每月发的几元津贴攒够了40元寄回家里。
1953年，第16团的兄弟姐妹们开始自己打土坯盖房子，很快都住上了土坯房。1955年，经过大家3年的艰苦开荒和树木种植，条田开出来了，林带也成长起来了，第16团有了很大的变化。[25]
11月
6日，乌鲁木齐南山艾吾尔沟一股匪徒窜入察汗通古抢劫。此时天山深处已是大雪封山，第81团团长昌生祥亲率部队冒着严寒追踪匪徒月余。
12月
上旬，第81团在沟口擒获匪首马道力，团长昌生祥受到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嘉奖，北山匪患至此彻底清除。剿匪斗争的胜利，使长期危害困扰边远农牧区的匪患得以消除，焉耆地区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宁，不仅为减租反霸的开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为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铺平了道路。
剿匪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官兵或洒血于朶斯湖畔，或长眠于铁木里克草原。仅在若羌烈士陵园就安葬有在若羌南山剿匪战斗中牺牲的第6师骑兵团和第17团的46名烈士。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了新中国边疆的和平，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骑兵团战士高连曾赋词回顾沙漠剿匪：
鹞子翩然上马背，铁骑突出似风雷；
穷追叛匪过大漠，瀚海黄沙扑面飞。
马不卸鞍人不睡，日夜兼程荡残贼；
饥饿寒冷何足道，血染马蹄刀生辉。
穷追穷追再穷追，楼兰城下壮军威；
昆仑飞雪催捷报，祁连高举庆功杯。
生擒妖孽乌斯满，金戈铁马静边陲；
气吞万里追穷寇，笑卧沙场君莫醉。
26日，步兵第6师党委召开正营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动员部队集体就地转业，并对全师整编转业作了统一部署。针对部分干部、战士中存在的不愿离开国防军序列的想法，各级党政领导组织部队反复讨论，提高思想认识，从而使绝大多数指战员树立起扎根边疆、永不换防、永远做一名屯垦战士的思想，为整编转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大批内地军属开始赴疆。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战士杨一青
1952—1953年，阳焕生相继担任步兵第6师副政委、政委。其时，部队中经过战争锻炼了干部，特别是老红军、老八路分几批调往关内军事院校深造，对部队干部思想震动很大。这时，阳焕生年仅30出头，风华正茂，又是身经百战考验的“红小鬼”，论条件是最有资格去深造的，他却泰然处之，不追逐名利。只知道送别人而忘了自己，自觉自愿地担当起在贫穷落后地区从事生产建设艰巨任务的重担。正如王恩茂书记所说：“像陈实、阳焕生同志，这是在生产建设兵团，要是在军队系统早就到大军区去了。”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崇高品德像一道无声命令，对全师广大干部是一次最生动、最现实的深刻教育，很多干部自觉地安下心来从事生产建设工作，很快稳定了队伍。[26]
时任步兵第6师骑兵团组织股长王传文
进疆不久，营以上干部就可以接家属。不是营以上干部的，后期也可以接了。接家属的手续是通过部队的团、师逐级上报到新疆军区。部队统计好，填个表，由团以上单位报到师里，从师里再转到军区，由军区把这些名单报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放到那里开证明，家属凭这个通知来。通知先发到县里，再转到家里，旅途费由公家报销。没有部队手续的家属要求去也不让去。部队下发通知大概在1951年秋天，那时没有邮电局，通知没有1个月到不了家。后来到新疆的家属也都要这个手续。我老伴就是那个时候去的，我当时写信说我是回不去了，你来吧，老伴见到我的信可高兴了。但是，村里人都不让来，说什么听说新疆可苦了，说话都不懂的，将来后悔来不及啊，在这另找一个算了；再说你是农村的，慢慢地瞧不起你，和你离了婚，回也回不来了。我老伴没听他们的，由我父亲陪着，还是来了。
1年后，全疆的部队都投入产生了，有粮食吃了，因此凡是去疆的战士，只要老家有家属都可以来，愿意来的就来，反正新疆要人，因此直接扩大到班长以上了。那时不光生产部队的有些干部战士没有媳妇，国防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照样也是光棍。在这里巩固建设边疆，没有稳定的家庭能行吗？所以大部分家属到部队去了。到了1953、1954年以后，不光战士家里有爱人的可以去，只要是军属的，不管丈夫在还是不在，愿意到新疆的也可以来，领着孩子去的也有，有当炊事兵的、卫生兵的，年轻的做饭。结婚的、有家的、包括牺牲的都去了。当然要有证明，但政策进一步放宽了。
咱们宁津、临邑、商河战士的家属都去了。有的刚去没结婚，上个识字班，以便将来能做点什么事情。有的文化水平太低，就带着孩子一直当家属。
我父亲讲：从宁津保店出来，沿途凭这个通知直接到了西安，一路放行，吃住都是由军队系统接待。到了西安完全是军队管，再往西走，到乌鲁木齐再到焉耆，沿途就由新疆的部队管。那时候南疆正剿匪，路上坐的是军车，直接就运到若羌来了。大概走了一个半月。
路上十分危险，最怕遇见土匪。我父亲和我老伴从哈密过来的时候坐大车。有辫子的都盘起来，男的打扮。星星峡那一带土匪截得最厉害，什么都抢。那家属一车车的可多了，不光是第6师的，10万大军呀，都是结伴，一伙一伙的。从西安过来都是坐汽车，从西北军区一个站一个站地转的。那时乌斯满匪徒已经叛乱了，开始在哈密，后来在北疆。去北疆的家属不能走了，就地回来了。
那些在老家没有媳妇的怎么办？王震有办法，就这里求人那里求人，找大区司令员，找省委书记。他到上海、湖南、湖北、山东、河南这些地方，动员上初中的、高小的青年支边。这些支边青年基本上是女兵，不要男的。第6师政委熊晃受王震委派亲自当招兵总司令。山东胶东也去了一大批女同志，对她们就说新疆有高楼大厦，实际上是很艰苦的。那时女孩子们一批又一批地来了。
到了新疆也不是马上就叫你成婚，人家姑娘20多岁，咱们的战士30多岁，有的40岁了，相互也不认识，那女的也不干啊。所以，她们分配工作后，和那些排长们、班长们很快就熟悉了。女的不着急，男的着急。男的就天天凑过去，有的女的愿意就成了。有的女的不愿意，但是男的喜欢她，特别是干部，老缠着人家，就想办法了。部队经常搞活动，这活动那活动，把门一关，别人一跑，基本上就成了。但是，不能一点基础也没有，再说山东女的也不是好欺负的。[27]
时任步兵第6师文工队宣传员王书文
那时我们专门派人到山东、湖南、四川、上海、河北动员支边女青年，来了之后领导就有目的地给她们分配工作。比如说团长找不到媳妇，就给你分配一个女的当勤务员，打水生炉子，培养感情。还有一种情况，像老红军王金明，看上一个国民党营长的老婆，通过别人把她花钱买来了。还有一个老红军，老婆是甘肃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全家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就穿上，在家里就有一条毡子盖上。我们去一看，太可怜了，就把被子买上，把衣服买上。她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就是你的队伍！你参军吗？她说：这么好的队伍，好啊！后来就跟着老红军了。老红军当时30多岁，姑娘才十六七。还有一个姑娘才16岁，让他跟一个老八路，她一看见人就哭了。那时我们也不会做工作，你哭啥哭！你早晚要找嘛，这是个老八路，对党有贡献，去！她就去了。现在这个人还在呢。[28]
时任步兵第6师女战士殷桂英
我是1951年3月到新疆的。开始从老家宁津来时有两三个伴商量好了一起走，到临走时她们改变了主意。有的说：你先去吧，到那里以后给我来个信，看看是不是打死了。家里老人也不愿意叫来。从宁津先到西安，坐了4昼夜火车，再往新疆走，一人发了一床被子，坐着没篷子的汽车，走了42天，走4天就发吃4天的馍馍，走6天就发吃6天的馍馍，一路上遇不见村，也碰不上店，都是无边的戈壁滩。天天在车上不能下来，晚上住宿也在汽车上，阴天下雨只能淋着。我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好多头一批来的女兵叫乌斯满叛匪打掉了。他们先把你的车胎打爆，然后冲下来把人通通杀死。我们从农村来的妇女，啥也不知道，土匪从山上说下来就下来了。我们来的时候是7辆车，前边是两辆军车，我们的车在中间，后边1辆军车负责保证我们给养，护送我们的部队都有机枪。前边车上的同志拿着望远镜，说山上下来土匪了，那车就在山上猛开，有个老头颠死了。越走越往西，也不知道上哪去，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一路走了42天没有消息，家里人都以为我死了。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9]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排长董德厚之妻子陈桂兰
俺从山东临邑先到了武威，武威部队专门有管家属的，都安排好了。就在武威招待所住下了。那时候汽车紧张，凑够了一车家属再往新疆送。在武威等了半个多月，坐上车人家就发钱了，按战士待遇，一个月12块钱。到乌鲁木齐又发了，还是12块钱，吃饭国家管，到开饭时你就跑到招待室的食堂去打饭。那时候乌鲁木齐破得很，路上有的是马粪、牛粪。在乌鲁木齐招待所又住了半个多月，够一车人了，就把我们送到第29团了。他爹那时当排长，正带着劳改员挖大渠呢。到他所在的第29团时，我起码走了几个月。[30]
档案链接
杨文赞 山东宁津人。1947年2月从地方武工队参军，编入渤海军区教导旅第2团。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由于他作战英勇顽强，多次立功受奖。1948年11月永丰镇战斗中，他1人捉俘虏49人，被第2军党委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1950年9月光荣出席全国英模代表大会。
乌拉孜拜司克 解放初期新疆叛匪头子之一，哈萨克族，在绥来、景化、昌吉等地裹胁1万多牧民叛乱。1952年就擒。
胡赛音 哈萨克族，解放初期新疆叛匪头目之一。
注释：
[1]《巴州文史》⑬，第104页。
[2]《巴州文史》⑫，第378页。
[3]《张之柱回忆录》。
[4]王传文著：《在战斗的岁月里》，第66页。
[5]《巴州文史》⑬，第189页。
[6]谢高忠著：《铁流挥戈五千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7]《兵团史料选辑》，第3辑。
[8]《巴州文史》⑫，第216页。
[9]《巴州文史》⑫，第217页。
[10]《兵团史料选辑》，第3辑。
[11]袁国祥编著：《难忘征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12]熊晃遗著，韩凤兰编《浏阳河与天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13]王国瑞：《十年军旅生活的回顾》。
[14]《出塞曲》中《马背上的年华》一文。
[15]王国瑞：《十年军旅生活的回顾》。
[16]《张之柱回忆录》。
[17]《巴州文史》⑬，第193页。
[18]袁国祥编著：《难忘征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19]王国瑞：《十年军旅生活的回顾》。
[20]《张之柱回忆录》。
[21]《巴州文史》⑬，第171页。
[22]《巴州文史》⑬，第179页。
[23]《山东军垦女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24]陈璞平于乌鲁木齐、德州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5]陈璞平根据刘惠芳通信整理。
[26]《巴州文史》⑫，第395页。
[27]陈璞平、刘荣青于宁津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8]陈璞平、刘荣青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9]陈璞平、刘荣青、刘文浩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30]陈璞平、刘荣青于库尔勒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