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莱诺大学:大学的原型

第二节 萨莱诺大学:大学的原型

萨莱诺大学有时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大学之一,这是由于12世纪的萨莱诺学校医学学科所享有的声誉与博洛尼亚大学在法律学科和巴黎大学在神学学科所拥有的声誉齐名的缘故。[69]但是,如果认为萨莱诺学校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公共讲习所,那就大错特错了。尽管萨莱诺学校是中世纪欧洲第一个、也是最知名的医学研究中心,并且这一中心一直延续到1812年[70],但是,在当时它还远未达到人们通常认为的大学要求。的确,除了医学科目外,萨莱诺大学还有一所文科学校,而且在12世纪和13世纪时,这所文科学校是一所传播希腊和阿拉伯科学、哲学的重要教育中心。[71]尽管如此,萨莱诺大学除了医学科目外,没有提供其他高级学科的教学。而且,作为一个医学研究中心,即使在1231年大学从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那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法律认可[72],但是,萨莱诺大学医生的学位授予权却被一纸皇家敕令给限制了。直到1359年,萨莱诺大学才被授予在帝国全境内授予学位和颁发行医许可证的权力。[73]从组织结构上看,萨莱诺大学在组织发展完善方面表现得极为缓慢。1200年前,有关该大学组织结构的文献证据极为稀少。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那就是,直到15世纪后期才建立起一所授予博士学位的医学院(collegium doctorum)。[74]尽管大多数中世纪大学的组织发展都不太系统完整,但是,就萨莱诺学校而言,这一发展进程似乎过于漫长,以至于它与一所大学的地位极不相称。

萨莱诺大学的劣势在于,即使是12世纪在它达到发展的顶峰时,它也没能将其医学和相关的学术成就与稳固的组织结构整合在一起,而完善的组织结构是向完整大学的行列稳步发展的保证。萨莱诺大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的特征,导致人们将其与12世纪的一些著名学校进行比较。那些著名学校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转变成为公共讲习所。但是,如果将萨莱诺大学等同于一所未建成的赫里福德主教学校或兰斯主教学校的话,那是错误的,因为萨莱诺大学远不是一所失意的主教学校。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组合的团体,一所在众多大学中自成一类的学校。它是一所愿望未能实现的大学,究其原因,或许是它被某些人看作是一个只有医科的公共讲习所,而不是一个综合意义上的公共讲习所,因而只获得了有限的承认(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75]中世纪大学的历史进一步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某项智力发展活动在取得学术成就后,相应的设施机构就必须迅速跟上。起初,缺乏正规的组织可能对自由的探究活动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大学要想获得持久而有目的的发展,只有通过设立组织机构才能实现。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早期是欧洲开始出现雏形大学组织机构的活跃时期,但是,萨莱诺学校除了某些构成中世纪大学医学课程主要内容的教材外,似乎对这一发展活动毫无贡献可言,[76]也没有证据表明萨莱诺大学引领了医科组织的发展。实际上,萨莱诺大学后来的自身组织特征很有可能是从已确立的大学那里派生出来的。

尽管萨莱诺学校是欧洲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并且它没有轻易融入中世纪的学术体系中,但是,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医学研究的专业中心。萨莱诺学校虽然拥有某些大学的特征,但在技术层面上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公共讲习所,尽管它常常被人们将之与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归为一类。

萨莱诺学校的起源被陷于漠视和遗忘之中。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由4位教师共同创立的。在这四位教师中,一位是希腊人,一位是意大利基督徒,一位是犹太人,还有一位是阿拉伯人,尽管这一说法现在已被作为传说而弃之。[77]然而,这一传说却生动地指出了不同文化交融的现象。这些不同的文化融合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并营造了一个使萨莱诺医学复兴赖以生存的环境。来自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医疗实践活动,如同在其他地区一样,在大希腊地区(Magna Graecia)继续存在着。根据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文献,意大利南部有许多医生的文献[78],尽管这些文献并不能证明在萨莱诺有一所学校的存在。但是,编年史学者兰斯的里彻(Richer of Rheims)[79]的证据表明,萨莱诺作为一个知名的行医者中心在公元10世纪后期的法国北部非常有名。[80]萨莱诺学校可能早就存在了,但是,可以获得的不完整的证据只是在公元10世纪后半期才被发现。[81]在学校出现之际,萨莱诺大学早已成为意大利南部一股主要的政治和教会力量。[82]

在萨莱诺学校存在的早期,它以实用的医学技能而非学术知识闻名。[83]学校汇聚了一批医师,并大致开设了一些基础教学课程。但是,尚未发现与萨莱诺学校有关的正规教学或行会组织以及医学文献的资料。尽管萨莱诺学校获得了明确的世俗特征,但是,刚开始它的构成显然是混杂的。许多早期的医生被称为“牧师”,但是,后来被称为牧师的医师数量减少了,或许,这是因为从12世纪开始,医科逐步被神职人员所垄断,其他人都被禁止学医和行医。[84]在11世纪,出现了第一批医学文献,尽管有关文献的日期和作者的问题成堆。[85]在这些早期的论文中,有一篇富有争议的有关妇科医学的论文——《托洛都拉》,即《妇科疾病古今汇编》(Trotula)。由此人们推断,这篇论文是由11世纪的一位名叫托洛都拉(Trotula)的女医生(萨莱诺学校的女教师)写的。托洛都拉是萨莱诺的一位作家,她是教师马塔尤斯·帕特里斯(Matthaeus Patearius)的妻子。托洛都拉与丈夫一起撰写了《养身之道》(Regimen Sanitatis Salernitum)一书,这是一本有关医学的百科全书。[86]据称,还有一位讲授医学的女教师的存在。这引起了人们的推测——在萨莱诺有一群女医生和教师,即所谓的“萨莱诺公主”(Ladies of Salerno)。[87]尽管托洛都拉作为女医生的传统在医学文献中可以追溯到13世纪,但是,从找到的11世纪和12世纪文献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托洛都拉是一位历史人物[88],或至少是一位医生和教师;相反,有证据表明,她也是一位助产士和草药医生。“托洛都拉”可能根本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某位萨莱诺医生的著作选集,即《托洛图斯》(Trottus)。[89]然而,对此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其中一些人还相当认真。“托洛都拉”的身份依然还是一个有待揭开的迷。毫无疑问,在萨莱诺,有妇女从事助产士或从事简单的草药治疗和民间医术活动。关于她们的活动,在萨莱诺学校的几本教材中都有记载。[90]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她们是教师,或是医学论文的作者。从另一方面看,人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4世纪早期,萨莱诺的职业妇女就被赋予了皇家许可证从事外科治疗活动。1422年,科斯坦萨·卡伦达(Costanza Calenda)被命名为一位萨莱诺的医生。[91]根据后来的资料,早期存在的女医生这一事实是不能轻易忽视的。但是,如果把萨莱诺大学原型的早期辉煌都归功于一群知名的女医生,这一观点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历史小说更为恰当。

在萨莱诺发现的最早的文献中,更多的都是与医疗实践而非与医学理论思考有关的内容。它把流传下来的希腊和古希腊罗马医学的精髓与当时的医学技能结合起来,并不断地对教科书进行修改,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些修改是根据发展的医学经验而做出的。在11世纪,这种文献的增多或许与更为系统的教学安排有关;然而,并没有资料表明,萨莱诺大学有定期聘任的教师、固定的课程或学位授予仪式。

到了11世纪末,随着大量有关阿拉伯的科学和医学拉丁语版本以及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医学著作的引入,萨莱诺医学学校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局面。这一学术成就主要归功于非洲人康斯坦丁(Constantine the African)[92]的努力。[93]他是一位阿拉伯后裔的学者,在移居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隐修院之前,于1077年前后住在萨莱诺。他在1087年去世前,在蒙特卡西诺隐修院完成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康斯坦丁似乎在蒙特卡西诺从事过医学教学工作,但是,不能确定他在萨莱诺任教过。在他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著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医学论文是阿尔·迪沙法(Al Dschaafar)的《临终的圣餐》(Viaticus)。这是一本艾萨克·尤大乌斯(Isaac Judaeus)有关饮食、发烧和尿液的论文汇编。最为重要的是,哈里·阿巴什(Haly Abbs)[94]在150年前的巴格达撰写了大量的医学百科全书,主要包含有关解剖学、号脉、发烧、病症和危险期以及外科等内容。康斯坦丁将它命名为《医术大全》(Pantegni)。把阿拉伯的论著翻译成希腊语并不是什么创新的活动,因为在11世纪前已有希波克拉底(Hippcrates)、[95]盖仑(Galen)[96]和其他希腊医生的很多论著开始正式被广泛使用。然而,康斯坦丁翻译的希波克拉底的论著《箴言》(Aphorism)、《预言》(Prognostica)和有关治疗急性病的论文以及盖伦的注解和论文,对当时研究希腊医学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非洲人康斯坦丁的译著极大地丰富了萨莱诺医生的医学知识,有力地促进了一场文学运动,其标志就是,在接下来的100年里,萨莱诺的医生们至少撰写了50篇医学论著。其深远的影响在于,这些译著使得希腊医学与阿拉伯医学的结合成为了可能。11世纪后期前,萨莱诺的医科一直直接用于临床,而未有理论的论述。但是,阿拉伯医学的特征则是系统规范的理论架构,这些有助于验证萨莱诺学校的经验,而无需破坏其医学机制的常识基础。[97]然而,阿拉伯医学的影响在12世纪后半期前的萨拉诺医学文献中并未反映出来,甚至当时早期的医学传统也绝非被阿拉伯医学知识所淹没[98];恰恰相反,它成了希腊与阿拉伯医学综合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适合的材料。12世纪出现的由萨莱诺医生首次针对本地萨莱诺人发表的论文,以及后来针对康斯坦丁翻译的希腊和阿拉伯论著的评注,就是一个很好的尺度,衡量了萨莱诺的医学教学从临床到理论层面的进展程度。[99]这包括采纳辩证分析和逻辑分类的“学术”方法。这种方法同样渗透到当时的大多数知识领域,例如,神学、法律和文法。康斯坦丁翻译的希腊和阿拉伯医学教科书,再加上这些数量不断增加的评注,就构成了12世纪后半期的大学建立医学课程的基础。因此,萨莱诺对大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似乎就是医学课程的建立,后来这类课程传播到巴黎大学,继而又传播到其他开设医学课程的大学。[100]

萨拉诺学校在12世纪的贡献不仅限于医学领域,它还包括希腊和阿拉伯科学和哲学。早期拉丁文版本的托勒密(Ptolemy)[101]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一书是由萨莱诺学校的一名学生翻译过来的。[102]但是,丰富的哲学文献使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成就反映在萨莱诺学者卡拉布里亚的尤尔索(Urso of Calabria)[103]的论著中。[104]他似乎是西方最早广泛应用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哲学论著的作者之一。他的一些医学论文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些观念紧密融合在一起。他与萨莱诺学校的同事一起在大学出现之前,有力地促进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在西欧国家的传播。从理论医学来说,尤尔索在将医学建立在理性哲学的基础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

萨莱诺学校到了12世纪发展到巅峰。它的医学文献当时被应用得最为广泛,一门正式的医学课程正在形成,知识的地平线向外大大拓展,吸纳了希腊和阿拉伯的自然科学与哲学。学校已成为知识传播的中心以及思想和学者的输出地。例如,曾在萨莱诺学习的科贝伊的吉勒斯(Gilles of Corbeil)[105],1180年前后成为巴黎大学第一位知名的医学教师。[106]尽管萨莱诺作为12世纪最为重要的医学学校拥有显赫的地位,但是,依然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实其组织结构是否得到发展,或者作为一所医学院是否拥有学位和毕业证书授予权。很显然,一些教师似乎是以私人组织的形式在为学生上课。或许,在萨莱诺的教师之间存在着某种非正式的合作关系,但是却没有任何朝着行会组织发展的迹象。

虽然我们对有关12世纪萨莱诺学校的教学方法知之甚少,但是,诸如一些很受欢迎的医学和外科教学的内容还是可以找得到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是以四大体液(即血液、粘液、黄胆和黑胆)的理论为基础的[107],疾病是与病人的某种或多种体液拥有量出现的异常有关。[108]通常是根据病人的疼痛、发烧、脉搏或尿液来诊断的。[109]非洲人康斯坦丁的译著出来之前,萨莱诺的医生很显然已经拥有了初级的解剖课程教材,这些都是从盖仑有关解剖学的论文那里简化而来的。[110]这些论文或许都是通过动物解剖演示而撰写成的。[111]但是,康斯坦丁的译著为萨莱诺人打开了一个充满生机的阿拉伯人理论解剖文献的知识宝库。这些文献都是由希腊和古希腊罗马流传下来的解剖资料构成的,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类似于整个医学领域出现的知识建构。然而,这一解剖学的进步并没有在萨莱诺的整个中世纪时期持续下去。到了13世纪,这一推动力却传到了博洛尼亚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在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解剖学的研究都属于理论性质的。[112]只是到了13世纪末,人们才发现了人类解剖方面的证据,而最早的证据就在1300年前后的博洛尼亚大学。[113]或许,人类解剖一开始只是某种法律程序,作为必备的法医调查的组成部分而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死后检查成为解剖研究领域的一部分。[114]到了14世纪的头25年末,人体解剖在博洛尼亚已相当普遍了,后来又扩展到帕多瓦和蒙彼利埃。[115]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例如,佛罗伦萨的撒迪厄斯(Thaddeus of Florence)[116]即塔迪奥·迪·埃尔德洛托(Taddeo di Alderotto),和他的学生、一本解剖学教育开创性的手册《解剖学教程》(Anothomia,1316)的作者、著名的蒙迪诺·迪·卢兹(Mondino di Luzzi)[117]一起,将解剖学建设成为一门适用于大学研究和讲解的系统学科,而且稳固地将解剖学发展成为最终的证据演示方式。[118]解剖学在萨莱诺的停滞发展体现了某种总体衰落的趋势,这一趋势似乎在13世纪超越了萨莱诺学校的发展,并导致了专业化的医学研究在欧洲新兴大学中的传播。

从留存下来的手稿资料来看,也可以推断出12世纪的萨莱诺学校在外科学方面的实践活动。康斯坦丁《医术大全》中有关外科学的章节为萨莱诺学校提供了教科书,但是,现存的本地最早的教科书可能是一本题为《班伯格外科术》(Bamberg Surgery)的资料汇编(约1150年),作者不详。[119]这不是一本系统化的论文集;相反,它是一本不同作者联合撰写的注解、备忘录、处方和摘要的汇编。这本汇编还涉及理论论述、诊断、行医处方以及手术技巧等。专业治疗的疾病包括:外伤、骨折和脱臼、眼和耳外科损伤、皮肤病、痔疮、坐骨神经痛、疝气和放血术等。尽管可能常常有些模棱两可或缺乏准确性,这本书仍复制了很多现成的希腊和阿拉伯医学程序。当然,创新还是有的。例如,用桁架治疗腹股沟疝;用含有碘的物质治疗甲状腺肿;发明一种外科麻醉方法,即“催眠海绵”浸入由茛菪和罂粟做成的汁中起到麻醉作用,这些都是开创性的活动。由罗杰·弗加迪(Roger Frugardi)[120]撰写的《外科术》(Surgery)一书,是一本接近当代的医学书[121],它是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萨莱诺居住期间用自己的教案汇编而成的。1170年,该书由逻辑学教师吉多·阿雷蒂诺(Guido Aretino)[122]改写成一本专著。罗杰·弗加迪的《外科术》一书在整个中世纪被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以及其他大学广泛使用。这本书部分取材于《医术大全》一书,而其余部分则以希腊医学为基础,与当时的外科行医实践密切相关。与《班伯格外科术》一书不同的是,罗杰的著作是一本有关手术和药疗外科的系统练习手册,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特别是对治疗外伤和头骨骨折非常有用。妇科和产科方面最普及的论著是现在所知的《妇科疾病古今汇编》,即《托洛都拉》一书,书中内容前面已有提及。在很大程度上,它可能是基于希腊产科学留存下来的一部分资料,加上引用康斯坦丁的译著编写而成,它并不是一本医学水平很高的论著。[123]早期萨莱诺大学主要关注一些常识性的医药习惯做法以及民间有关健康、饮食、卫生和药物使用等,并一直将此作为希腊—阿拉伯医学学术核心内容的外在补充,所有这些都完整地体现在13世纪编撰的韵律汇编集中,如《萨莱诺学校》(Schola Salernitana)或《养身之道》。[124]

尽管13世纪见证了萨莱诺的医学垄断地位的逐步削弱,以及其医学研究中心吸引力的逐步转移,并为新兴的大学所取代,但是,人们还是发现了第一手明确的证明材料,即萨莱诺学校迟滞的组织机构发展痕迹。对萨莱诺学校最早的法律认可,体现在皇帝腓特烈二世1231年颁发的《梅尔菲》(Melfi)法令中。[125]萨莱诺学校被授予确认为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主要的医学中心地位;其他人禁止在萨莱诺学校之外的地方讲授医学或外科学,并且只有参加指定考试委员会组织的考试,才有资格被授予“教师”的头衔。这个考试委员会由萨莱诺学校教师和帝国官员组成。尽管帝国官员参与了考试过程,但是,“教师”的头衔(即任教必备的先决条件)好像是由学校自己授予的,尽管13世纪后期,在昂儒的查理一世统治下,这一头衔暂时要依据皇家的敕令才能颁发。[126]这有别于靠条例颁发许可证的做法。除了萨莱诺学校外,在其他地方行医的许可证最终成了国王手中的权力:申请许可证的人首先要接受萨莱诺学校教师资格的考试,然后获得一个能证明其忠诚和专业知识的证书,最后经过教师和皇家代表的签字才能到国王面前求得这一许可证。某种程度上,教师要获得资格证以及行医必须获得许可证等做法体现了皇家的干预权及其专制作风。这些是与萨莱诺学校的自治地位不相符的。萨莱诺学校这一自治地位直到1359年才取得。[127]如果说萨莱诺学校的教师至少是从13世纪就开始与皇家代表组成事实上的考试委员会的话,那么,萨莱诺学校1442年作为一个法律认可的期望机构[128]——授予博士学位的医学院的永久地位直到15世纪后期才真正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拥有自己的法规和特权以及当时唯一的授予学位和毕业证书的权力。[129]

1241年前后,腓特烈二世颁布了攻读医科的正规课程表,尽管并未提及萨莱诺学校的名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法令在当时是适用于萨莱诺学校的。[130]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攻读五年制的医科之前,规定必须学习3年的逻辑。这也首次有证据显示,在萨莱诺学校,除了医科外,还正式开设另外一门科目。这应该是最早的文献资料,说明了逻辑与医学课程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也成为中世纪大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到了1277年,萨莱诺学校出现了文科教师,建立起各种文科学位。[131]在萨莱诺学校和意大利其他大学,有一个普遍的做法,即一个文科学生须先成为一名合格的逻辑教师,之后再开始踏上攻读医科之路,最后成为一位医学教师。[132]从对萨莱诺学校的学位分析,可以看出,从1473年到1811年,最常见的学位是文科(哲学)和医学联合学位[133]。一般认为,萨莱诺学校和欧洲南部颁发的文科(哲学)或医学学位在学术上是不够完整的。文科是攻读法律或医学的预备科目,而攻读法律或医学必须有扎实的文科基础。萨莱诺医学院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医学与逻辑以及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中世纪大学的医学课程是至关重要的。

1280年,在昂儒的查理一世颁布给萨莱诺学校的法令中,学校第一次被特别指定为医学的“公共讲习所”。[134]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萨莱诺学校一直以来都只是一所很不完整的大学。萨莱诺学校远未达到完整意义上的中世纪大学的标准;即使发展到后期,它也只能尽量避开王权对其教学和行医的干涉。但是,作为将希腊—阿拉伯医学及科学文献传播到西欧的代理机构以及作为在其麾下聚集了中世纪大学医学课程主要内容的大学机构,其意义是值得重视的。萨莱诺学校的教师和医生为了学术理想而恢复、整合和扩大希腊、古希腊罗马、阿拉伯以及当代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精华,并与世人共享。然而,谈到它对大学医学学科组织结构的影响,则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中世纪大学所建立的组织机构最终反刍给了萨莱诺学校,并为其迟到的机构发展提供了样本。在欧洲的教育环境下,萨莱诺学校是作为中世纪最早的医学研究中心之一和专业学校而受到关注的;在某些方面,它是一个处于萌芽期的大学,却没能与大学创新机构的发展同步,而组织机构是管理人才队伍的必备条件,也是大学因此兴起的缘由。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1194年,皇帝亨利六世(Henry Ⅵ)洗劫了萨莱诺这个城市;1224年在萨莱诺学校附近创建的那不勒斯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也给萨莱诺学校带来了某些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腓特烈二世与教皇的争斗,其结果导致意大利南部陷入连绵不断的战争,这些可能都是萨莱诺学校衰落的原因。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关键的因素。萨莱诺学校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保护自己和具有凝聚力的组织机构,从而维持其学术的发展。

[1]参见斯特灵-米肖(S.Stelling-Michaud)的评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二十五年的大学发展史》(L'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au moyen âge et âla renaissance au cours des vingt-cinq dernières années),第11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Ⅺe Congrès Intern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报告》(Rapports),第1期,斯德哥尔摩,1960年,第98页;也参见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The Rise of Universities),纽约,1932年,第3—4页。

[2]关于雅典的哲学学校,参见克拉克:《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第3页之后的内容。

[3]《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第116—117、136页。

[4]《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第130页之后的内容。

[5]例如,贝鲁特的法律学校已有正规的五年制学术课程,并有明确的课程计划。(《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第116—117页)君士坦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nstantinople)作为一个学术中心,拥有众多文法、修辞、哲学和法律等科目的教师。(《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第130页)也见劳里(S.S.Laurie):《关于大学兴起和早期章程的讲座》(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Early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ies),伦敦,1886年,第15—16页。

[6]斯特灵-米肖:《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二十五年的大学发展史》,第98—99页;拉什达尔(H.Rashdall):《中世纪的欧洲大学》(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三卷本,伯威克(F.M.Powicke)和埃姆登(A.B.Emden)编,第1卷,第2、23页;也参见莫里斯:《个体的发现,1050—1200》,第50页及注释部分。

[7]例如,罗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Roes)于1281年前后的论述:“关于神权、王权和大学三者作为生命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教会拥有更强的活力和主导权。”引自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一卷,第2页及注释1和注释23;莱夫(G.Leff)译:《13和14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Paris and Oxford Universitie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纽约,1968年,第3页;也可参见格伦德曼(H.Grundmann):《神权,王权和大学》(SacerdotiumRegnumStudium)《文化史档案》(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第34期(1952年),第5页之后的内容。

[8]直到15世纪末期,巴黎大学仍然自诩为从古埃及到巴黎、中间又通过雅典和罗马传承下来的“studium”的继承者,参见丹尼弗尔(H.Denifle)和查特兰(E.Chatelain)编:《巴黎大学档案》(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四卷本,巴黎,1889—1897年版,第5卷,第2120期。

[9]关于大学(universitas),参见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Die Entstebung der Universit ä tendes Mittelalters bis1400),柏林,1885年,第29页之后的内容;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4页之后的内容;莱夫:《13和14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第16—17页。

[10]参见米肖-匡廷(P.Michaud-Quantin)的详论:《大学:中世纪拉丁语时代社会活动的表达方式》(Universitas:expressions du mouvement communautaire dans le moyen âge latin),《中世纪教会与国家》(L'Eglise et L'Etat au Moyen Age),巴黎,1970年第13期,见相关的内容以及米肖-匡廷:《中世纪社会与古代教育机构》(Collectivités médiévales et institutions antiques),威尔波特(P.Wilpert)主编:《中世纪论文集》(Miscellanea Mediaevalia),第1卷,柏林,1962年,第239页之后的内容。

[11]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尤其是第34页之后的内容;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16—17页。

[12]关于大学的最初名称“公共讲习所”(studium generale)的概念,参见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第1章,第1页之后的内容,以及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6页之后的内容,第2卷,第2—3页;也参见斯特灵—米肖:《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二十五年的大学发展史》,第99—100页;厄米尼(G.Ermini):《大学的概念》(Concetto diStudium Generate”),《法律档案》(Archivio Giuridico),第127期(1942年),作者在该文中对丹尼弗尔、迈纳斯(C.Meiners)、萨维尼(F.C.von Savigny)、珀泰(A.Pertile)、舒普弗(F.Schupfer)和考夫曼(G.Kaufmann)有关“公共讲习所”的基本特征所提出的观点做出了合理的总结。

[13]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第2页及注释2。

[14]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第3页及注释11。

[15]有关早期的“公共讲习所”的记载,出自1229—1230年间与图卢兹大学相关的文献中。(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第2页)

[16]该术语早期的例证与1190年前后早期的牛津大学有关。(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6页及注释2;第3卷,第31页及注释2)

[17]该术语是由教皇亚历山大四世(Pope Alexander Ⅳ)于1256年提及蒙彼利埃大学时使用过的。参见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第31页及注释10;也见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6页及注释2。

[18]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第5—6页。

[19]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第6—7页.

[20]皇家历史学会(por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选编:《智者阿方索法典七章》(Las Siete Partidas des rey don Alfonso el Sabio)三卷本,马德里,1807年,第2卷,第31章,第339—346页。

[21]皇家历史学会选编:《智者阿方索法典七章》三卷本,第2卷,第31章,第340页。

[22]西班牙大学的主要特征,参见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64—65页;也参见威罗佐斯基(H.Wieruszowski):《中世纪大学:教师、学生与知识》(The Medieval UniversityMastersStudentsLearning),纽约,1966年,第91—94页。

[23]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11页;第2卷,第79页。

[24]“studia generalia”是“studium generale”的复数形式。——译者注

[25]关于这三所大学建立的情况,参见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8页。

[26]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8—9页;莱夫:《13世纪和14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第18页。

[27]《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9页及注释2。

[28]洪诺留三世颁布的敕令主要是关闭巴黎的法律学校并禁止其讲授民法。——译者注

[29]该敕令编入《巴黎大学档案》(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一书,引自第1卷,第32期。

[30]参见引自丹尼弗尔的《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一书中有关奥斯蒂亚(Hostiensis)的论述,第19页及注释4。

[31]资助神职人员在教学质量差的学校修读被认为等同于欺诈滥用教会的资金。

[32]教皇敕令中的摘录,见丹尼弗尔:《中世纪至1400年大学的诞生》,第302页及注释326;以及见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28页及注释3。

[33]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107页。

[34]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91页。有关这所13世纪学校的资料并不多。

[35]伯杰(E.Berger)编:《英诺森四世档案》(Les régistres d'Innocent Ⅳ),第1卷,巴黎,1884年版,第2717期。

[36]“普适教学权”,即拥有到各地自由任教的权利。——译者注

[37]关于普适教学权,参见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9—15页;也可参见斯特灵-米肖的评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二十五年的大学发展史》,第100页。

[38]参见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9—10页;莱夫:《13和14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第9—10页。

[39]教学证书,亦译为“任教许可证”。——译者注

[40]关于这一话题,参见德尔西(P.Delhaye):《12世纪的学校组织》(L'organization scholaireau iie siècle),《传统》(Traditio),第5卷,1947年,第211页之后的内容,尤其是第253页之后有关师范学校的内容。(Ecoles des malifres agrégés)。

[41]该敕令编入福尼尔(M.Fournier)所编的《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Les Statuts et Privilèges des Universités francaises depuis leur fondation jusqu'en 1789),巴黎,1890—1892年,第1卷,第506期。关于普适教学权的条款是这样表述的:为了方便教师在任何地方教学,允许教师在获得任教许可证后可以自由在任何大学任教而不必再接受其考核

[42]见收录于丹尼弗尔和埃尔勒(F.Ehrle),弗莱伯格·伊·布莱斯戈(Freiburg im Breisgau)编:《文学史与基督教会发展史档案》(Archiv fiir Literatur-und Kirchengeschichte)中的亚历山大四世的敕令,第5卷,1889年,第170—172页。对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限制于1333年废除,见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78页。

[43]参见福尼尔收录的约翰二十二世敕令,《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2卷,第1425期。

[44]《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2卷,第903期。

[45]巴黎大学的敕令编入布莱乌斯(C.E.Bulaeus)所著的《巴黎大学史》(Historia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一书,第3卷,巴黎,1666年,第449—450页,以及《巴黎大学档案》中,《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2卷,第578期;博洛尼亚大学的敕令编入萨迪(M.Sarti)所著的《11世纪至14世纪博洛尼亚主教区的著名教师》(De Claris Archigymnasii Bononiensis Professoribus a saeculo xi usque ad saeculumⅹⅳ)一书,博洛尼亚,1769—1772年,第一部,第1卷,第59页。

[46]参见福尼尔《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1卷,第19期。

[47]关于该敕令,参见里科伯纳斯(A.Riccobonus)所著的《关于帕多瓦大学》(De Gymnasio Patavino),帕多瓦,1722年,第4、5页。

[48]参见莱夫:《13世纪和14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第94—95页。1317年12月26日,爱德华二世给教皇去函,请求将“普适教学权”正式授予牛津大学。该信函编入《巴黎大学档案》,第2卷,第756期。也可参见哈斯金斯:《牛津大学和“普适教学权”》(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theius ubique docendi”),《英国历史评论》,第54期(1941年),第281页之后的内容。

[49]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154—155页。

[50]参见《巴黎大学档案》,第1卷,第101期,第34页之后的内容。

[51]《巴黎大学档案》,第1卷,第101期。尽管图卢兹大学获得了“普适教学权”,但巴黎大学依然对图卢兹大学的毕业生进行考试。也可参见史密斯(C.E.S.Smith):《中世纪的图卢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ulouse in the Middle Ages),威斯康星,1958年,第58页。

[52]参见吉布森(S.Gibson)主编:《中世纪牛津大学法令》(Statuta Antiqua Universitatis Oxoniensis)一书中的“引言”(De resumentibus),牛津,1931年(1313年前,波拉德(G.Pollard)时期重新修订),第53—54页:“……为了解决经费不足带来的困难,牛津大学取消了入学限制,即恢复从巴黎大学或其他地方接纳学生的做法。”

[53]参见1220年蒙彼利埃医科大学的法令,收录于福尼尔主编的《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2卷,第1194期;关于昂热大学,参见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14页及注释3;关于奥尔良大学,参见福尼尔主编的《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1卷,第78期中的1321年6月20日法令。

[54]福尼尔主编的《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1卷,第78期。

[55]参见艾伦·B·科班:《中世纪的学生权力》(Medieval Student Power),《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53期(1971年),第28页之后以及第47—48页(包括注释)。

[56]德尔西在其另一篇优秀学术论文中并未对大学任教许可证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参见《12世纪的学校组织》,《传统》,第5卷,1947年,第268页。

[57]参见拉什达尔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中的讨论,第1卷,第11页及注释1(下接第12页)。

[58]关于“公共讲习所”的特殊和共同的权力,参见艾伦·B·科班的评注:《中世纪后期剑桥大学的国王学堂》(The King's Hall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剑桥中世纪生活和思想研究,第3辑,第1卷,剑桥,1969年,第107页。

[59]参见科班:《爱德华二世、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与剑桥大学》(Edward Ⅱ,Pope John ⅩⅩⅡ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约翰·赖兰兹图书馆目录》,第47期(1964年),第49—70页;科班的《中世纪后期剑桥大学的国王学堂》被引用书中的第35—36页。

[60]参见准许布拉格大学(Prague)建立的敕令(1347—1348年),收录于迪特里西(Dittrich)和斯皮克(Spirk)主编:《布拉格大学历史文献》(Monumenta Historica Universitatis Praguensis),第2卷,布拉格,1834年,第219—222页;也可参见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215页。

[61]参见准许佩皮尼昂大学(Perpignan)建立的敕令(1379年),收录于福尼尔编:《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2卷,第1438期;也可参见拉什达尔有关“讲习所”早期历史的论述,《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96—97页。

[62]参见教皇尼古拉四世颁给蒙彼利埃大学的敕令(1289年),收录于福尼尔编:《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2卷,第903期;也参见拉什达尔有关“讲习所”早期历史的论述,《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119页之后的内容,尤其是第130页。

[63]参见教皇亚历山大四世颁给萨拉曼卡学院(Salamanca)的敕令(1255年),收录于《文学史与基督教会发展史档案》,福尼尔编:《自1789年创建以来法国大学的章程和特权》,第5卷,第168—169页;也参见拉什达尔的论述,《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2卷,第77页。

[64]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8页及注释1,第13页及注释1;第2卷,第4页和第331页之后的内容。

[65]《智者阿方索法典七章》三卷本,选自《皇家历史学会》(por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马德里,1807年,第2卷,第31册,第1节,第340页。

[66]《智者阿方索法典七章》三卷本,选自《皇家历史学会》,第2卷,第31册,第1节,第340页。

[67]参见斯特灵-米肖:《13至14世纪博洛尼亚大学、罗马帝国以及教会在瑞士的渗透和影响》(L'Université de Bologne et la pénétration des droits romain et canonique en Suisse aux ⅹⅲeet ⅹⅳe siècles),引自《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Travaux d'Humanism et Renaissance),第27期(日内瓦,1955年),第81页。

[68]感谢我的研究生温特博特姆(S.Winterbottom)小姐所提供的13世纪在阿拉贡(Aragon)和巴伦西亚(Valencia)有关“特定的学校”(particular schools)的宝贵资料。

[69]就连克里斯泰勒(P.O.Kristeller)一篇出色的题为《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的论文(The School of Salernoits Developmen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Learning)(《医学史公报》,1945年第17期,第138页之后的内容)也认为,萨莱诺是“中世纪欧洲最早的学校”;参见第138页和145页。

[70]有关萨莱诺学校的大量的文献资料,见伊尔赛在《法国及外国的大学史:起源与现状》一书中的论述,引自第1卷,第99—110页;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75—86页;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38页之后的内容;辛格(C.Singer)引自《从魔术到科学》(From Magic to Science)(伦敦,1928年)中的《萨莱诺学校及其传奇》(The School of Salerno and its Legends),第240页之后的内容;布洛(V.L.Bullough):《医学的职业发展》,《从魔术到科学》,第49页之后的内容。

[71]参见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尤其是第151—163、169—171页;参见劳恩(B.Lawn):《萨莱诺之问》,被引用书中的相关内容。

[72]参见休拉德—布莱霍(J.L.A.Huillard-Breholles):《弗里德里西二世外交史》(Historia Diplomatica Friderici Ⅱ)七卷本,巴黎,1852—1861年,第4卷,第150页;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71页之后的内容。

[73]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80—181页。

[74]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86—187页。

[75]昂儒(Anjou)的查理一世(Charles Ⅰ)1280年颁发给萨莱诺大学的法令中,将萨莱诺学校描述为一所医科“公共讲习所”。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78页。

[76]参见伊尔赛:《法国及外国的大学史:起源与现状》,第1卷,第109页;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58页。

[77]该传说在辛格的《萨莱诺学校及其传奇》一书中论述过,参见第241—243页以及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43页。

[78]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43页。

[79]兰斯的里彻,10世纪法国修士和编年史学家。——译者注

[80]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43—144页。

[81]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145页。

[82]关于萨莱诺的地位,在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中有很好的概括,见第145页及注释27。

[83]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45页。

[84]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46页及注释29。

[85]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46页之后的内容。

[86]参见赫德-米德(K.C.Hurd-Mead)的观点:《托洛都拉》(Trotula),《伊西斯》(Isis),第14期(1930年),第349页之后的内容。

[87]对《萨莱诺公主》(Ladies of Salerne)持怀疑的观点,参见辛格:《萨莱诺学校及其传奇》,第243—144页;也可参见科纳(G.W.Corner):《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The Rise of Medicine at Salerno in the Twelfth Century),《医学史年报》(Annals of Medical History),新辑第3期(1931年),第1页之后的内容至第13—14页。

[88]参见克里斯泰勒在《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中的评注,第148页及注释39。

[89]参见辛格的观点,《萨莱诺学校及其传奇》,第244页;赫德-米德与之相反的观点,《托洛都拉》,第356页及注释16。

[90]参见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13—14页。

[91]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48页及注释39。

[92]康斯坦丁(1020—1087),中世纪医学家。——译者注

[93]关于非洲人康斯坦丁(Constantine the African)的著作,参见《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51页之后的内容;以及伊尔赛:《法国及外国的大学史:起源与现状》,第1卷,第104—106页;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3页。

[94]哈里·阿巴什,波斯医生、心理学家,著有《医术大全》(Complete Book of the Medical Art)。——译者注

[95]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译者注

[96]盖仑(129—199),古罗马医师、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97]参见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尤其是第5、11页。

[98]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55页。

[99]关于萨莱诺大学评注性论文的发展,参见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56—159页。萨莱诺大学最早(12世纪早期)的评注性论文是马赛乌斯·普拉凯瑞斯(Matthaeus Platcarius)对《尼古拉解毒药集》(Antidotarium Nicola)的评注。

[100]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58页。

[101]托勒密(约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译者注

[102]劳恩:《萨莱诺之问》,第31页;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60页;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引自《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59、191页。

[103]卡拉布里亚的尤尔索(?—1225),意大利经院哲学家。萨莱诺大学的主要负责人,该大学最重要的理论家和亚里士多德派学者。有关中世纪萨莱诺大学著述的重要作者之一。——译者注

[104]关于卡拉布里亚的尤尔索的论著,参见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61—162页;劳恩:《萨莱诺之问》的索引及参考文献部分。

[105]科贝伊的吉勒斯,12至13世纪法国皇家医生、教师和诗人。——译者注

[106]伊尔赛:《法国及外国的大学史:起源与现状》,第109页和《科贝伊的吉勒斯的生平和论著》(The Life and Works of Gilles of Corbeil),《医学史年报》,第2卷(1925年),第362页之后的内容;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58页及注释75。

[107]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6页。

[108]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7页。

[109]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7页。

[110]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10—11页。

[111]参见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10—11页;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56、162页。然而,辛格认为,萨莱诺大学当时并未用动物开设解剖课程。辛格:《解剖学简史:从希腊人到哈维》(A Short History of Anatomy from the Greeks to Harvey),第二版,纽约,1957年,第68页。

[112]辛格:《解剖学简史:从希腊人到哈维》,第70页。

[113]辛格:《解剖学简史:从希腊人到哈维》,第70页。

[114]辛格:《解剖学简史:从希腊人到哈维》,第70—71页。

[115]辛格:《解剖学简史:从希腊人到哈维》,第71、87、88页。

[116]佛罗伦萨的撒迪厄斯(1223—1303),又名塔迪奥·迪·埃尔德洛托,博洛尼亚医学教师。——译者注

[117]蒙迪诺·迪·卢兹(约1270—1326),萨莱诺大学知名医学教师。——译者注

[118]辛格:《解剖学简史:从希腊人到哈维》,第72页之后的内容;拉什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第236、237、245页。

[119]关于《班伯格外科术》(Bamberg Surgery)一书,参见科纳:《12世纪萨莱诺大学的外科术》(Salernitan Surgery in the Twelfth Century),《英国外科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urgery),第25期(1937—1938年),第84—89页。

[120]罗杰·弗加迪(1140前—约1195年),萨莱诺大学外科医生。——译者注

[121]关于罗杰·弗加迪(Roger Frugardi)的《外科术》(Surgery),参见《英国外科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urgery),第25期(1937—1938年),第91—97页。

[122]吉多·阿雷蒂诺,12世纪意大利逻辑教师。——译者注

[123]参见科纳的评注:《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13页。

[124]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14页。关于《养身之道》(Regimen Sanitatis)一书的出版日期和写作大纲,参见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69—170页。

[125]参见科纳:《12世纪萨莱诺医学的兴起》,第38页及注释1。然而,萨莱诺学校并未被称为“公共讲习所”。

[126]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76页。

[127]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80—181页。

[128]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85页。

[129]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86—187页。

[130]参见休拉德-布莱霍:《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七卷本,第4卷,第235—237页;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74—175页。

[131]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76页。

[132]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78页。

[133]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87页。

[134]克里斯泰勒:《萨莱诺学校:其发展及其对学术史的贡献》,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