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权势结构的转变

中国“近代”与历代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外力入侵造成了既存权势结构的巨变（这里所说的“权势结构”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是这些众多因素的合力所促成）。外国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通过条约体系所建构的间接控制，既体现着一种外在的压迫，其本身又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会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

而外国在华势力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也越来越为中国人所认识到。庚子年间，清政府援引义和团以对抗外国，部分即因其感到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过分深入。1905年，袁世凯等六疆臣要求立停科举的奏折明言，废除推行了千年以上的科举制，也是要对外国人有所交待，希望借此取信于外人，改变外人对中国的观听，以换得其“推诚相与”。[1]这一对外取向与庚子年间截然相反，却同样提示出来自外国的影响和压力。正如次年一份四川办学纲要所注意到的：中外“交通既久，几于无事不与外人为缘”。[2]芮玛丽（Mary Wright）后来有类似的认知，她表述外国在华存在的术语，即外国无所不在（the foreign omnipresence in China）。[3]

恰因其无所不在，外国权势的影响力，有时体现在直接的干预之上，有时体现在间接的进言之上，有时甚至不必有什么主动的作为——外国的“存在”本身，就可以发挥影响。“列国并立”与“大一统”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了作为参照系的“他人”（the other）因素之存在。外人的“观听”固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外国政教模式的存在，尤其是日益成为“正确”或成功的典范，也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影响着中国朝野的走向。

从郭嵩焘在英伦看见“三代之治”开始，外国参照系就已成为“证明”中国成败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读书人被西方改变思想方式进程的发展，西方越来越具有可以取代“三代”的地位，[4]而俄国和日本则扮演着学习胡服骑射而称霸的赵国角色。因此，尽管中国的改革不断扩充不断加速，只要可资对比的“他人”发展突飞猛进，同样可以使本土的变化相形见绌；由于希望太美好，实际变化虽大，而不如所希望的那样大，结果仍然导致强烈的失望。换言之，由于西方的“优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灌输的或憧憬出来的，清季那种“中不如外”甚或“今不如昔”的感觉本身，也可以是构建出来的。

黄遵宪在20世纪初年就注意到了中外对比的严重性。他说，欧洲近代革命，是因其中古“政治之酷，压制之力，极天下古今之所未见”，再加上“赋敛之重，刑罚之毒”，而又“教化大行，民智已开；故压力愈甚，专制力愈甚，其反动力亦愈甚”。中国的专制，其实没有中古欧洲那样厉害。假如“时非今日，地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较，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焉忘”。然而现实恰是：时在今日，地有他国，出现了立宪共和之比较，出现了国民、民权、“民约”（特指卢梭所言）、类族（即后所谓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甚至输入了国家本“为国民、由国民”（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的新义。[5]

这是极有洞察力的睿见，没有西潮的入侵，清季很多问题或不会发生，或不被发现（很多现象，不想去看就会视而不见，有中外对比然后得以凸显）。同时，中外的对应也使很多原本可以分别思考和处理的具体事物整体化，助长了整体解决的思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一开始就说：在“万国交通，争雄竞长”的时代，“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6]万国争雄的成败，隐喻着中外竞争的未来。在这样一种“不存则亡”的二元对立思绪之下，为了制胜，更不得不向竞争对手甚或侵略者学习。

1905年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改变了世界对黄种人作战能力的看法，也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更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特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即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的胜负，以实例向中国人“证明”了立宪优于专制，也就结束了以俄国还是日本为学习典范的长期争议。

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即曾说，各国有“自大而小、自强而弱、自存而亡者”；也有“自小而大、自弱而强、自亡而存者”。前者“皆守旧不变，君自尊，与民隔绝之国”；后者“皆变法开新，君主能与民通之国”。具体言，“自小而大者，俄罗斯是也；自弱而强者，日本是也”。尽管他认为“其效最速，其文最备，与我最近者，莫如日本”[7]，但他还是把学俄国也列入选项。对于学日本还是学俄国，朝野一直有争议。盖中日同文，而中俄同大；日本毕竟是岛国，似不甚可效仿。然而到日俄战争后，《申报》即说：“日俄之胜负分，而立宪专制之胜负亦自此定。”中国人因而醒悟，“朝廷上始有立宪之议，于是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之举”。[8]

类似看法较为流行，孙宝瑄稍后也认为，日本战胜，“非日本之胜，乃世界立宪政体之胜”。[9]林白水后来说：“朝廷推求俄、日胜败之故，乃悟专制政治之结果，国虽大无当也，因是遂有立宪之议。”[10]他所说的“国虽大无当”，既指俄国，也可以是自况，那的确是一个时人相当关注而后人较少提及的重要因素。既然政治体制的重要超过了国土面积，俄国也就淡出了中国的学习典范之列（到“二十一条”以后日本失去了榜样的资格，以俄为师的观念又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意识之中）。

然而，此前康有为还把两国都列为“君主能与民通”的变法开新范围，如今日俄却分别成为“立宪”和“专制”的代表；不过几年，与其说是两国自身政治的变化，不如说是中国人观察的眼光转变了。《申报》的即时观察，仅联系到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宪政；林白水的事后分析，则明言其与立宪的关联。两皆由外及内，最能体现“外事”与“内务”的关联已进入一个纠结难分的层次。

如前所述，权势结构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在的领域，文化、思想领域同样重要。康有为当时观察到，庚子后“人心大变”，实“二百年所未有”。关键在于，“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以前士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11]盖外国不仅提供了改变的榜样，还始终在努力参与并试图指引改变的方向。读书人的思想方式在西方引导下发生转换，遂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剧变。

王国维后来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12]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道”本应是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过去即使在改朝换代之时，很少有士人对基本的纲常礼教产生怀疑。由于出现了中外的对比，形成了道出于二的语境，则中西之道都成为可能的选项。更因黄遵宪所引述的新观念大都被树立为“正确”的标准，中国“专制”的可恶和可怖，更得以凸显。所以黄氏认为，当时的“坏劫”和“厄运”，乃“由四五千年积压而来，由六七大国驱迫而成”。但比较起来，“今日大势，在外患不在内忧”。[13]

很多时候，西方也并不掩盖直接以掠夺方式摄取利益的野心。故其不仅提供了变革的思想资源，也以其行为证明着帝国主义的存在，并提示了对抗西方的思想武器。从19世纪后期开始，凡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地方督抚，大体都得到列强的支持。而清季、北洋到国民党三政府都发现，租界始终起着“庇护”叛乱者的作用，尽管作用和程度不同（详另文）。基本上，中国士人对西方观念和行为的接受每进一步，他们对西方的不满也增进一层：中国人因接受西方观念而重视主权，而主权的重要性一旦凸显，此前一些可能是主动“丧失”的东西就变得重要，遂不能不“排外”。外国司法观念的逐步接受，也就意味着对治外法权的不满。报刊和电报、铁路等既增进了全国意识，也较前远更迅速地传播着任何一种中外不平等的事例。走向富强的西式改革需要大幅增加支出，被外人掌控的海关收入便引人注意。

可以说，从晚清开始，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参与程度极深，而影响也特别广泛。这样一种与前相当不同的历史局面，既是辛亥鼎革的语境，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发生的原因。充分认识到这样一种权势结构的转移，有助于理解清朝的颠覆。

日俄战争后仅一年，朝廷新设的政务处就“议饬各部院衙门均在本署内添设仕学馆一区，谕令各司员娴习应办公事，并研究西学政治外交等事，以广造就”。[14]所有政府机构都要“研究西学政治外交”，鲜明地体现出外国无处不在早已多么具体。推行新政的政府如此，要推翻政府的革命者亦然。当辛亥年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武昌革命的消息时，这位革命家不是疾速返国，而是转往英国以寻求可能抑制日本的外交帮助。[15]詹森（Marius B.Jansen）师曾敏锐地指出，这表明在中国领袖人物的认知中，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16]

武昌的革命政府对此也有充分的认识。10月12日，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就照会各国领事，承诺保护租界和各国人民财产以及“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声明清政府“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但以后缔结的条约、借款则不能承认。[17]军政府随即对内发布告示，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18]并在白话布告中说：“各人要守本分。第一不要扰害各国租界，不要害外国人生命财产，不要烧领事署及教堂。因外国人没有害我们，害我们的是满人。若是害了外人，各国都来与我们为敌，那就不得了呢。”[19]

并非仅有武昌如此，芮玛丽曾注意到，辛亥革命期间，南北军队都非常小心地不损伤外国产业。英国领事惊讶地注意到革命军对外国权力的默认：在沪宁之战时，革命军沿着沪宁铁路旁的崎岖小路徒步跋涉，目送着火车从身旁飞速驶过。他们当然有能力夺取火车快速前进，不仅舒适很多，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战役的先机，然而他们却不曾尝试这样做。[20]

革命一方的作为很快得到了列强的认可，10月18日，驻汉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正式颁发布告，援引国际公法关于“政府与其国民开战”的规则，宣告严守中立，等于间接承认了武昌革命政府为代表中国“国民”的交战团体。[21]在外国影响无所不在的权势格局之下，列强的迅速表态，是个至关紧要的转折性里程碑。此前，主张支持立宪而反对革命的人有一种基本论调，即中国若革命即会内乱，列强必因此出兵干预，进而瓜分中国。领事团的反向表态，彻底粉碎了这一曾经广为流传的说法，至少从操作层面证明了“革命”的可行性。[22]

尽管稍后长江上的英国海军确有借中立以掩护清政府军的举措，曾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23]但列强的表态整体上显然对革命一方更为有利，实际鼓励了革命在他省的蔓延。几天以后，就出现了湖南军政府，此后各地军政府遂陆续成立。时在内阁掌文字的许宝蘅看到“各路蜂起”，便知“大局危殆”，只能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24]至此，对清廷而言，除非取得全面彻底的军事胜利，已难了局。

其实，即使没有革命的爆发，清廷先已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之中。这仍与外国在华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前为对抗外国势力的干预，清政府史无前例地援引了义和拳这一民间的异端力量。在读书人眼中，这是一个明显的“失道”象征，直接导致了士人与朝廷的疏离。[25]避难到西安的光绪帝在1901年年初发布谕旨，要求“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26]后者针对的是刚落幕的中外武装冲突，前者却揭示出一种更加危险的状态——新旧对立的背后，实隐伏着“拳乱”后士人与朝廷间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