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困境下的新政

从清季开始，中国的既存制度不适应时代，便是一个流行的说法。当时人已在申说立宪与专制的对立，稍后又延伸到帝制与共和的对立（前者是时人对于“政体”的一种概括称谓，后者则是时人所谓的“国体”）。到1949年后，至少在中国大陆，则多说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对立。这些见解的思想资源各异，观察视角也不尽同，但大体都接受类似的预设，即一时代应有一时代的制度，而近代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制度却滞后，故不能适应；惟究竟何处不适应，则各说不一，盖多据其所接受的“适应者”反推也。

前引龚自珍的“尊隐”说，已提示出不待西潮冲击，中国的问题已存在。汪士铎稍后说：“当咸丰中，海内多故，非上有失政，下有贪酷”，而是因为人口多而风俗奢相，物力不能给所致。由于“休养久而生齿繁，文物盛而风俗敝”，故“不必有权相藩封之跋扈，不必有宦官宫妾之擅权，不必有敌国外患之侵凌，不必有饥馑流亡之驱迫”，虽“上无昏政，下无凶年，而事遂有不可为者”。王汎森先生说：汪士铎“似乎敏感到帝国内部有一种结构性困境，一种自我内卷化（involution）的发展”，是真正的世乱之由。[1]

汪氏所说的权相藩封之跋扈、宦官宫妾之擅权、敌国外患之侵凌以及饥馑流亡之驱迫的四“不必有”，除“敌国外患之侵凌”外，其余几条，直至民国代清，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近代外患侵凌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局势变化的一项根本因素，其实际的和认知上的作用皆不可小视。而且，耗散式的体制疲软和衰退通常是可逆的，如通过改善人才选拔（此汪士铎所最不满），或其他一些修补式的制度调整，或许就能解决问题。真正的挑战是作为“正确”模式的外来新体制的出现，由于国家目标的外倾导致政府职能的转换，进而不得不进行全面彻底的整体制度更易，这就与此前的困境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