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后清廷的失道形象和士人心态

二、庚子后清廷的失道形象和士人心态

上引谕旨里新与外、旧与中的潜在逻辑关联，总体虽可说是近代的通相，却也因朝野的一度共同趋新，本已淡出时人的言说。从曾国藩时代开始，朝廷逐渐成为新派的后盾。尽管向竞争对手学习有着种种的不愉快，若非外国势力的直接介入过深，朝野趋新的主流或会延续，而不致排外。故义和团兴起时最高层和底层历来少见的朝野一致，反暴露出朝局的分裂和朝野的疏离：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公然对抗中央政策，暗中实得到不少士人的认可。朝廷与士人之间这样曲曲折折的合离，却也渊源已久。

作为一个外来政权，满清朝廷与士人的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嘉道以后，满汉隔阂虽渐为人所淡忘，传统的“上下之隔”又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所写的《尊隐篇》中，已提到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由于京师不能留有识之士，造成“豪杰益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的结果。[1]这样一种朝野之间的疏离，因西潮的入侵而加剧。后之所谓开风气者，越来越多地出自非京师的地方。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时期已注意到新型媒体的影响，其《劝学篇》曾专辟一节以论“阅报”。他说：“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2]就像《申报》曾经是一切报纸的代名词一样，“沪上”也不仅仅就指上海一地，却不啻一种新型的“山中”。重要的是，不仅内政、外事，就连学术方面的新观念也“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提示出当时风气之开，源自何处。且这或许已是封疆大吏晚来的承认，类似的倾向早已形成多时了。

近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人员和思想的新流通方式促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朝廷的“舆论”，却又能影响朝廷的决策。由于社会及社会观念的部分西化，开始出现一些愿意说话甚或“出来干”的人（新旧皆有，以新为甚）。梁启超曾观察到：

试观数年以来，倡政治改革之人，非即倡教育改革之人乎？倡教育改革之人，非即倡实业改革之人乎？倡实业改革之人，非即倡社会改革之人乎？以实业论，则争路权者此辈人，争矿权者亦此辈人，提倡其它工商业者亦此辈人也。以教育论，则组织学校者此辈人，编教科书者此辈人，任教授者亦此辈人也。以政治论，则言革命者此辈人，言暗杀者此辈人，言地方自治者亦此辈人也。其它百端，大率类是。[3]

这一观察非常重要，即一段时间以来，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大致出于同一群被认为是了解新事物的人。关键是这样的“舆论”能够影响朝廷的决策。很多原处边缘的趋新者，逐渐形成“舆论”，造成压力，使处于权势中央（不仅是中央政府）的掌控者接受这样的思路，进而转化为当权者的想法和政治策略。（且这些人并无太明确的朝野之分，新政时期的规划，相当一部分奏折、章程等甚或出自一些逃亡在外、在国内连合法身份都没有的人。）尽管从曾国藩时代起朝廷已渐趋新，然而边缘处还有思虑更激进的人，他们后来又逐渐转向中心，成为新的开风气者。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样一种从边缘到中央的新旧转换，已形成一种倾向性的发展趋势，到20世纪很长的时间里还在延续。大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意义上的守旧者已经很难发出声音，到甲午后则基本可以说失语了。（实际当然仍在发声，但朝野主流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清季出现的革命党人，虽仍以读书人为核心，却是与梁启超眼中“此辈”不同的群体；他们所言的“革命”，也已经是与前不同的革命；但他们仍延续着观念更激进者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态势，一度使得反对革命者张口难言（详后）。

到19世纪最后十年间，中国舆论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在“退虏”“送穷”等具体的“富强”层面，既存中国学术已基本“无用”，应该束之高阁，转而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政艺之学。而被迫向竞争对手甚或侵略者学习的选择也带来深层次的心态紧张，进而促生一种集焦虑和激情于一体的急迫情绪，总想完全彻底地一次性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不惜借助非常规的方式。其间还有一股潜流，即甲午海战的失败，似乎提示着办海军这一学习西艺方向的无效。此前对“制造”的重视已趋淡化，如今可能受到进一步的怀疑。既然这一趋“新”路向的效应不佳，强调中外差异在器物为主的“富强”方面的主张，也减弱了说服力，有些士人或会寻找其他可能应对中外冲突的方式。

这两种一显一隐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廷的决策，对华北义和团这一“神拳”的借重，提示着主政者基本接受了中学之上层正统已不足以救亡图存的观念，而又不欲进一步仿效西方模式，故走向基层，起用中国传统中任何可以尝试的资源，实即往异端方面寻求力量和支持。尽管如此，这或许是近代国人最后一次从中国传统里寻找思想资源。在那之后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寻求思想资源的眼光再次向外发展，所有中国的思想都不再重要也无人想要了。

义和团的重要象征意义在于，那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怪力乱神”的事放到了最高的中央政务会议上来讨论，并将之作为决策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当时的国策。这意味着“中国”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不复是以前那个“礼仪之邦”了。而此前朝野的共同趋新，也是逼出义和团行为的一个潜在远因。素负理学盛名的大学士徐桐公然为“神拳”背书，以为能收“以毒攻毒”之效，[4]便最能体现那种隐忍已久、不得不发的心态；而在久抑之后一举释放而出时，显然已急不择术了。

故义和团的失败不仅是一次作战的失败，而是朝廷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站到了整个价值体系的对立面上。对许多士人而言，文野之辨胜过中西之分。当年曾国藩等读书人要起来打太平天国，就是觉得那边崇奉的是异端的耶稣教；这一次则是朝廷援引了内部的异端，同样引起了大量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凡“怪力乱神”当道，均伴随各方面较大规模的杀戮：太平天国时期“长毛”固以杀人著称，政府军杀人亦狂，致曾国藩有“曾剃头”之称；义和团期间中国教民和拳民的行为亦然，许多教民在庚子以前借教力压人，在义和团事件期间被拳民所滥杀，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又以同样方式滥杀反教者，而外国军队在此期间在杀戮方面的表现也已达到“上帝也疯狂”的程度。[5]对饱读经典的读书人而言，这都反证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确”。

当清廷也像当年洪杨一样提倡怪力乱神时，表明其在社会层面已不一定依靠士人，在思想层面既不能维持中国“正学”，又不能接受外来的新学，实不足以救亡，更不能振兴中国。从这时起，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已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不再寄希望于这个政权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的封疆大吏也有类似的看法。“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实则是那些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了前者的疆臣，这次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所致。“中立”是近代引入的西方新概念，从传统观念看，就是有外侮而不勤王，听凭外人宰割君主，至少也是抗命不遵朝旨。这样的局面，是西潮入侵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传统意义上几乎等于叛国的“东南互保”，反因朝廷的“失道”而具有了较充分的正当性。[6]当时便少见人说“东南互保”是卖国，清廷事后也未曾对此追究。后来的研究者固可说这是所谓地方权力上升的表现，更不能排除朝廷自觉此前作为已属“失道”，故不宜纠缠，免得提示曾经存在的倒行逆施。但这些因素彼此都有暗中的因应，久已淡化的满汉意识很快再度受到关注，朝廷中出现亲贵内阁，而不少地方督抚也在加强相互联络（以及其中某些人与外国领事的联系加强），多少都与“东南互保”有些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为次年的《辛丑条约》所固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确立了外倾的国家走向；而全面的武器禁运则从此断绝了此前以购买方式强军的途径，并辅以各国可长期驻军的独立使馆区以及削平京师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一个不得不走向世界的国家，防务上却门户洞开，且已几乎无法实现今日所谓“军事现代化”，怪不得此后“瓜分”就成了舆论的持续主题，尽管颇带虚拟意味。[7]而巨额的赔款，不仅使全民直接感受到了朝廷倒行逆施的代价，也为此后一系列内政改革的艰困埋下了伏笔。在越来越重视纸面条文的时代，这等于将朝廷钉死在失道的耻辱柱上了。

因此，庚子年是清末一个大转折，局面已很难逆转（却也不是没有可能）。陈三立在庚子当年，即几乎明言朝中已有“暴君虐相”，足以促“民权之说”兴起。他说，泰西“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而中国“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騃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如此“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他的推测是“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敝”。[8]

戊戌时与陈三立同在湖南推动维新的黄遵宪也想到了“民权”，他原以为，庚子后联翩下诏“设政务处，改科举，兴学校”，或可以达到“尊王权以导民权”之平生希望。然而新政的实际举措令他非常不满，“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避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也”。[9]黄遵宪敏锐地观察到清廷变法那不得已的一面，即避祸全生，以媚外人；而这个寄望于改革者的沉痛绝望，暗示着与陈三立相近的分析，即王权和民权难以两全。稍后陈天华正式提出“改创民主政体”的主张，理由即“现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也，殆已成铁据”。[10]

又两年后，山西举人刘大鹏总结说：“世道大变，自庚子年始。人心于是大坏，风俗于是大乖，至学界风潮于是大涨。凡出洋游学，即在学堂之人，多入无父无君之境。诚有不堪设想者。”[11]革命者的经历很能支持这个看法，孙中山在庚子年趁北方之乱而发动惠州起义，虽仍失败，但他发现当时“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此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庚子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12]

鲁迅后来回忆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13]这里的“群”当然是指士大夫，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在义和团之时恰与清政府有一度的“合作”。鲁迅和陈天华都曾在日本留学，也都倾向于革命一方；然而他们的表述无意中提示了一个重要的潜在共识，即后来走向激进方式以“掊击”政府的革命党人，也曾有与政府合作以“图治”的愿望，前提即政府能够“有为”。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当年士人心态的转变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并有一系列越来越急迫、越来越全面彻底的因应举措。类似废除科举、试行立宪这样的改革，都是以千年计的巨变，不能说朝廷没有决心、没有诚意。然而这样的努力仍让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感觉不满，应有更深层的原因在，需要认真对待和分析。

前引黄遵宪在短期内即对新政由希望到绝望的进程，当然不是孤立的，故朝廷的举措也不得不步步紧逼、层层加码。即以科举制改革为例，在庚子后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折中所提出的办法，就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原拟用十年的时间逐步以学堂代科举，而不过一年，便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就在1905年把实施了至少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彻底废除，很能体现政府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14]

就在1905年当年，报纸已观察到“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的现象。[15]再到1907年，孙宝瑄已感慨道：“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且屡见诸诏旨，几等口头禅，视为绝不奇异之一名词。”而在数年前，那还是“所梦想不及”的事，[16]现在已有付诸实践的希望了。

当然，立宪的确立，也要师出有名。先是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上奏说，立宪方可使“皇位永固”。[17]不久，“立宪足以安帝室”的主张渐为朝野所接受。[18]到朝廷正式确立预备立宪年限为九年时（此前各说不一，从五年到二十年都有），孙氏自己的感觉是“似欲实行，非空言也”。[19]仅两年后的1910年，颇类当初改废科举的模式，朝廷又将预备立宪期从九年缩减为五年，而朝野已在讨论进一步缩减为三年、甚或立即施行的可能。

不论朝廷的举措在多大程度是被逼无奈，这样的步步深入的确体现了改革的诚意。在士人对朝廷的不信任相对普遍之时，很多人对立宪或持观望的态度；然而这正是黄遵宪曾经梦想的“尊王权以导民权”，朝野中不少人对此也曾寄予厚望。一旦实行立宪，皇帝就真成虚君了。但不信任的情绪也并未消除，连御史黄瑞麒的奏折也不能不代为疏解说，他知道预备立宪的谕旨“非空言粉饰、取具文告之谓，乃实事求是之谓；非东涂西抹、铺张新政之谓，乃循序渐进之谓”。这样一种几乎是此地无银的申说，正表明如此理解者并非一二人。黄氏自己便观察到，“今之奉行朝命者，或限于无知，以粉饰了事；或误于妄作，以涂抹矜能”。[20]若奉行朝命者也如此，则向怀疑虑者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正如资政院开院典礼（1910年10月3日）上宣统帝的上谕所说，预备立宪乃是“开千古未有之创局”。而十天前资政院总裁溥伦也在首次召集日上强调，这是“我中国数千年以来没有行过的盛典”！[21]在稍后的第26次资政院会议（1910年12月15日）上，剪辫易服案的提案者议员罗杰说，关于剪辫有违祖制一层，可以不考虑。若说“不能变更祖制，这个立宪政体，岂不是显然变更祖制吗？既然政体可以变更，何有区区发辫呢？”[22]既然事涉祖制的变更，且要尝试“中国数千年以来没有行过的”大事，“开千古未有之创局”，当然不是可以随便敷衍、粉饰的，实际推行起来也并不那么简单容易。

或可以说，晚清新政有一致命的弱点，即当时已形成一股内外夹攻的强大政治变革压力，使政府终于认识到全面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并主动推行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根本改革措施。然而，这却正是大量过去维护朝廷的士人开始对政府失去信任之时。在士人心态与清廷政策颇有距离的情形下，改革的不断加速进行，表明政府的确希望可以藉此挽回士人的支持。

不过，清末朝野之谈论立宪，颇有些类似后来的读书人“说革命”，[23]始终夹杂着想象和憧憬，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立宪是对此前已在推行的诸多具体新政举措的制度提升。由于对此的体认不够深入，也缺乏心理上和学理上的准备。例如，与制度变革密切相关的政治伦理，同样需要有重大的转变，却很少进入时人的意识层面和言说之中。最要命的是，在新政从一些可以分散进行的具体作为上升到立宪的整体制度层级后，很多此前尚未充分暴露的根本性制度困境，就在实际的操作中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