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立宪先路

若追溯前程，清末立宪也曾经历了一个民间走在前面的阶段。如夏曾佑1907年所说：“我国之知立宪、专制之别，大约不过十余年。”[8]甲午之后，中国留学生到日本，“首触其心目者，中外政教之大异”；遂得出“中国所不振如今日者，皆其专制之政体为之”的结论。[9]到“戊戌维新”被终止之后，“革新之机遏绝于上，而萌发于下”，于是通过外国书籍知道并谈论宪法。[10]据胡思敬的观察，“初由一二留学生敛钱设社研究，起发于上海。报馆助之，乃渐渍于学堂”。[11]不过，真正有影响的，可能还是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立宪法议》。[12]

从那以后，大体是民间谈论立宪者日多（海外更有激烈的争论），而朝廷尚不以为意。[13]夏曾佑在1904年描述“中国前途改革之象”说：“今之国民方以立宪为未足，而今之政府且恐专制之未工。上下之方向，过于相违，殆无可以和平了结之理。”[14]但其间一个重要的转变，是立宪不仅在民间谈论，也出现在官员的奏折中。[15]到日俄战争结束后，由于袁世凯和端方的努力，立宪主张“渐达天听”。[16]如前所述，因立宪能安皇室的说法被接纳，其朝中阻力逐渐消灭，立宪终成朝野的共识。

且立宪不仅被认为可以安皇室，也能解决满汉矛盾等各种问题。[17]用朱执信的话说，类似见解“其倡者一二无赖，而和者乃遍中国；相与鼓吹张皇之，使深入于士民之心”。[18]大概从1905年起，立宪已成朝野共识，遂出现前引“立宪”二字成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的现象。这个转变非常迅速，夏曾佑在前一年还以为“今试向执政诸公而语之曰，中国当改政体，当改专制为立宪，鲜有不怒且叱者”；[19]此时却已在担忧中国的立宪有“专务虚名”而“藉以为应酬之用”的倾向了。[20]

这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且越来越彻底。后来易宗夔在资政院提议剪辫易服，胡思敬就感叹：“不图海外之逆书，忽变而为公朝之议案。”[21]而对于内阁代君主负责之说在朝中兴起，他更点出这一转变的彻底性：“使雍正、乾隆之朝而有是言，两观之诛，何以逃罪？今众口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胡氏清楚地看到，只有朝廷先做出决策，然后“二三浮薄希宠之徒”才可以“相与鼓煽其间”。[22]

若结合朱执信、胡思敬二人的话共观之，则立宪先由“一二无赖”提倡，继经“二三浮薄希宠之徒”附和。当时最保守者和最激进者的概括，实相当接近。这一共性揭示出，尽管从历时性的视角看，立宪已是石破天惊的根本性巨变，但在共时性的语境中，立宪却还是一个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同时也面临着双方抨击的举措。不过，革命党方面的攻击更多在海外，而守成者的反对也仅部分公开（由于这是既定的国策，很多心存不满的官员不能不取自我禁抑的态度，甚或以表面支持而实求延缓）。大体上，立宪已成大势所趋。

就其发生和发展的途径看，立宪无疑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但不过几年，起自民间的思路渐具朝野共识。或可以说，朝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时，即已基本倾向于立宪，不过是为一项半公开的既定政策寻求支持，以增强其正当性。当年报纸就注意到，自考察大臣归国到下诏宣布立宪，历时仅一个月。[23]可知立宪之意先已预定。而民间也读懂了上意。自五大臣出洋，“薄海人民，咸知朝廷实有与民更始之意，而希望立宪之情乃益切”。驻外使节和枢臣疆吏，“亦纷纷奏请立宪”。[24]到其正式被确定为国策后，立宪就基本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的态势。这是宪政能够风靡的主要基础，也是一个不可忽视且值得进一步考察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