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在富强的立宪国策

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越来越被看作通向富强的必由之路。端方的奏折就一再强调，日俄战争表明，“立宪与否”就是“兵强国富与否之原因”。据他在外国考察，“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若“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如“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1]稍后仿行立宪的上谕也明确肯定：“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2]到1909年4月，学部奏折再次肯定“立宪之效，必以富强为归”。[3]

晚清的富强国策本有几分被动，即黄遵宪所谓“避祸全生”。立宪亦然，常被不少人视为一种摆脱危机、解救危局的脱困举措，带有不得不推行的被动意味。《东方杂志》的署名文章当时就指出：“吾国有立宪之谋，乃剥肤于敌国外患，被动所生，而非主动，此无可讳饰者也。”[4]尽管如此，这样一种以立宪致富强的取向，仍体现出一种积极正面的努力精神。

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立宪究竟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实有很大的差异。时人已感觉到这一点，以为有必要弄清“将以立宪为兴国之目的乎？抑以立宪为救亡之手段乎？”前者近于“好事喜功之发动”而“欲大有为”，后者则是出于“天时人事之交迫”而“不可不为”。[5]从清廷的整体作为看，在立宪国策的确立方面，显然有些踌躇；而在政策确定之后，却推进得雷厉风行（至少中央政府非常急迫，已使多数地方疆吏难以接受），大体表现出一种被动中的主动倾向。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的主张开始流行，清廷不得不以革政的方式与之竞争，以避免革命的发生。杜亚泉稍后即说：“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论之流行，亦其有力者也。”[6]以立宪消弭革命的举措，基本也是一种被动的反应；但以革政的方式与革命竞争，仍表现出一种被动中的主动倾向。

在某种程度上，立宪与革命已成为中国两种出路的竞争。而对当局者而言，即使作为解救危局甚或避免革命的举措，立宪这一方式本身也充满了风险，甚至是危险。用时人的话说，这是一个改变“政体”以保存“国体”的取向——政权的保存更多是名义上的，而治权的转换却是根本性的。其手段的激进与目标的保守之间，隐伏着尖锐的紧张，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威胁着后者。

对任何时代的任何当政者来说，做出这样的改革决策，都不可能是轻易的。在决策确定后，推行过程中的犹疑和反复，既是自然的，也会是持续的。而其间的审慎、迟缓和蹒跚，又都很容易被视作拖延和欺骗。[7]换言之，要说清廷的立宪有多么主动和诚恳，显然过于理想；其尽可能延缓进程，蕲求某种扭转局势的奇迹出现，这样的心态也并非不存在。无论如何，以类似“得君行道”模式推行的立宪，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自上而下。尽管这一特点较少为后之研究者所关注，在时人眼里仍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很多对立宪的怀疑本身，就产生于一种俗语所谓“天上不应掉馅饼”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