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和声中的质疑
刘锦藻后来总结说，当年倡改革者的论述方式，是“一閧之市，有诟骂而无商量”。[70]这或许也是梁启超所说“舆论”力量的一个侧面，[71]但在刘锦藻看来，已形成其所谓“舆论专制”。他以为，凡“多数赞成之事，必有少数反对者，立同异于其间”。本当“平其气以察之，徐求真理之所在”，但近代中国“舆论方张，其势至悍。彼所主张，未必悉中事理。然苟持异论以相驳难，则必竭力抵排，丑诋痛呵，甚嚣尘上。甚且出其横暴蛮悍之手段，以劫夺异论者言动之自由”，结果是“以多数制少数，流为舆论之专制”。[72]
本来“立宪时代，人人皆得发表其意见”，但这些“主持舆论者”对国民之不足，则又“慑于势之汹汹，不敢直言以撄众怒”；或“劫于众议之披猖，虽明知其非，亦枉己以苟求容悦”；甚至“迎合国民虚骄之心，为之嘘其焰而扬其波；且利用民气之嚣张，鼓扇之以自张其势”。其结果，“向之慑于少数专制而不敢持正者，今慑于多数专制而不敢持正”。当年的“主持舆论者”既能引导多数人，煽起“众议”，以形成“专制”；而在“专制”形成后，其自身也不得不迎合这引导而出的“众议”，这非常值得进一步的考察。但刘氏并不否认多数、众议的存在，却是一个关键。
在近代趋新大潮形成后，胡思敬观察到：“人人欲避顽固之名，故端午桥、赵次珊庚子以前守旧，庚子以后维新；人人欲固卿相之宠，故荣仲华、瞿子玖公庭言维新，私室言守旧”。而此所谓“新”，即“京沪日报而已”。[73]具体到立宪，部分也是因为“端方以维新自豪，欲藉是以要时誉”，才使之“渐达天听”。[74]当时言立宪可邀时誉，最能反映时代思绪的倾向。更重要的是，由于立宪的自上而下特色，关于宪政，已形成某种程度的言论禁抑，特别是官员的自我禁抑，即大家不怎么说反对的话（不敢说或不愿说），实际往往是说了也白说。
梁启超当时就注意到，自朝廷下诏，“无一官吏不言筹备宪政”，甚至“资政院提出请愿国会案，无一人敢反对；督抚公电，无一省持异议。而代表团历访枢府当道，莫不温言唯唯”。[75]刘锦藻后来总结说，自辛丑回銮之后，“孝钦显皇后迫于众议，谓非立宪无以救国”。到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朝野附和，竞趋风气”。当时，“张之洞圣眷最隆，时望最著”，其心中也“不以宪政为然也，乃亦噤若寒蝉。遑论其他哉”。[76]
“噤若寒蝉”或许稍过，但有所自我禁抑是明显的。内阁学士文海一开始即指出，立宪有六大错，其实“人所共知”，参与定策的“会议诸臣亦所共知”，不过因“势成指鹿为马而不敢言”。[77]内阁中书王宝田等稍后也说，立宪、改官制的弊害“固夫人之所知也；特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又不实不尽也”。[78]连革命党人戴季陶也注意到：“今日之政府中人，自摄政王以至于各亲贵大臣，无论其人格如何、性质如何、意见如何，未有敢发一言以反对宪政者。”[79]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质疑立宪或宪政的官员，多是官位不甚高者，或官品虽高而疏离于权力中心者，还有一些则是以谏诤为责任的言官，他们的立论基础又不尽同。左都御史陆宝忠当时就对这种“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的现象感到“汗颜无地”。[80]当然，也有少数握有实权的疆臣对宪政举措公开表示不同意见，陕甘总督升允直接反对，两江总督张人骏则婉转抵制。不过，由于立宪乃上之所好，两人“皆负大不韪之恶名”，支持立宪者“群起而相诟厉”。[81]而朝廷对于反对者，也常区分其平时立场及其实际权位而处置之。如对被视为本处新旧之间的于式枚和无实权的文海，即置之不理；而身为总督的升允，便只能撤职。[82]
所有这些质疑宪政者，在当时最引起注意的就是受命出洋考察的大臣于式枚。就那时的政治氛围而言，于式枚还真是敢言。如前所述，考察宪政基本是为预备立宪的既定政策寻觅依据以增强正当性。考察者若“知趣”，便当循此思路进言。《大公报》便明言：若朝廷无意于宪政，“则何所用其预备？又何需乎考察？”故“身任考察者，必先问宪政之如何实行，而不应先问宪政之如何不行”。而于式枚则反是，其“第一次之奏报，是直以宪政为不可行；第二次之奏报，则以宪政为不可遽行”。尽管已从“反对立宪”转向“勉强赞成”，其保留态度是明显的。[83]
与戊戌维新时不同，此时并未见多少从所谓“传统”“祖制”方面反对宪政的言说；相反，不少人似看到甚或力图论证宪政与传统的关联。一些人更试图表明中国本已立宪，或本有宪法，于式枚便曾因奏折中有“宪法自在中国，不须求之外洋”[84]而颇受诟病。其实这并非他的发明，赵炳麟在1902年就说：“古者自王朝以至乡遂，君臣士庶皆有互相保护、互相限制之公约，如今日泰西之宪法是也。”[85]刘师培1903年之《中国民约精义》也称述先秦已有宪法，邓实本其说，断言：“中国之立宪久矣。”[86]夏曾佑也认为：“中国地方政治，向以官绅二部组织而成。”设官虽类“专制”，而“绅则地方所推举，官不得而强之。是无立宪之名，而犹略存立宪之意”。[87]可知这是那时颇为一些人分享的观念。[88]
对于式枚更直接的促动，大概是在他被派为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后不久，王闿运曾给他一信，说道：“宪法备于本朝，何容求之海外？清议近在辇毂，但恐不合圣心。”王氏知道于式枚对立宪“心知其不可”，指出这正是其“职之所可言”。盖既受命必蒙召见，最好在召对时“一言悟主，回天不难”，以“破积疑”，而“求内治”。[89]召对如何，不得而知。但后来于式枚确在奏折中表明“中国旧章，本来立宪”。并引《周官》中经传之言，说：“仲尼损益四代之制，以垂万世之宪。宪法为中国之名古矣。殷人作誓，汉代约法，尤与欧美所云立宪者相似。”他更指出，从唐宋迄明，凡“能贻数百年之基业，成数十年之太平者，无不以顺民情申清议为致治之本原”。[90]话虽婉转，仍希望“圣心”能注意不那么动听的“清议”。
但于式枚也确有所见与众不同处，如当时朝野多主通上下或合上下，而于则主张确定上下的名分。赵炳麟很早就说，先秦本“上下一心，远近同俗”；后来“古法荡然”，导致“上下不通，君与臣隔，官与民隔，大与小隔，京与外隔”。于是，“在上者出压力，在下者出拒力；上下相攻，国终于仆”。而泰西以法立国，不论何种宪法，“皆君民互相保护、互相限制之公义”。中国“欲固国本，必达下情。欲达下情，必行宪法”。应“稽之于古，准之于今，与斯民订保护限制之公约，将见明谕朝下，民心夕协”。[91]后来福建布政使尚其亨进而申论西洋宪法的“限制之义”，即虽“国之君且不能侵国民之自由”。但“所谓限制者，非国君自弃其权；自由者，非国民任逾其检闲；实有法律以范围之”。彼此皆以法律为准绳，“各保主权，各享利益；上不凌下，下不犯上。始也上下一心，共守此法以成政；继也上下一德，共保其国于治安”。[92]
这也是上谕的精神。1906年厘定官制的上谕即接受载泽等陈奏的“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的说法。而各国由于实行宪法，反能“君民一体，呼吸相通”。[93]而次年的上谕进而明言：“立宪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内外一气，去私秉公，共图治理。”[94]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便追随说，立宪不仅是“编纂官制，修改法典”即可了事，“必上下先有同心，而后咸视国家如己事；必内外联合一气，而后推行法令如风霆。圣训渊深，实已隐括纲要”。[95]最后一语是关键，即求上下相合，本是圣意。
而于式枚则偏引德国宰相的说法，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故“明宪法之名”是“使知上下之分”。[96]按这里的“分”是名分之“分”，即其下文所谓“正名定分”之意，但仍与当时朝野希望弥合“上下相暌，内外隔阂”的立意大不同。从前引君臣的表述看，都婉转承认此前的上下关系偏于单向度的“上凌下”，而希望确立一种双向度的上下关系，以实现互保的效果。而于式枚试图以“正名定分”来达到“上下同心”，仍是一种单向度的取向。或可以说，上下互通是自上而下式改革的基础。后来立宪进入进退两难局面时，不少督抚成为速开国会的呼吁者，他们正是希望由国会确定上下的名分，从而确立一种可分疏上下的依据。
于式枚另一引起当时舆论反弹的见解，是他曾引斯宾塞的话，主张立宪“以保守渐进主义为宗旨”。盖“一国之宪法及附属法律，必须与本国之历史及国体有同一之性质”（应也出自梁启超的译述）。否则，不仅难于实行，流弊尤不可胜防。[97]但《申报》撰文驳斥说，若宪法须与本国历史及国体相符，则“我中国永无有立宪实行之日”。该文以为，“各国之历史政体，各有不同。不能据其表面之语，而奉为证据”。当时“强邻日逼、内乱日炽”的大环境已造成中国“不能久待立宪实行之势”，若裹足不前，“将亡国以待立宪乎？抑将立宪以救亡国也？”[98]如前所述，中外竞争是促成立宪的根本主因。但此文将立宪与亡国界定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其言外之意，似乎中国不实行全盘西化的改革，便只能亡国；也因此，宪政的大原则和具体举措，都成为不必讨论的问题。
这正是于式枚所担忧的：“今之言事者，醉心西法，但知立宪为美名为善举，以为惠而不费，又不劳而永逸。”[99]刘锦藻后来总结说，外国改革实谨慎，无不“讲求利害，穷极得失”，然后逐渐施行。而“吾国士夫则不然，于地理风俗历史人情，未尝研究其宜否，但知欧美之所尚，即臭腐亦神奇；苟为中夏之所习，虽圣经可毁弃”。[100]
并非偏守旧者这样看，态度更激进者也认为，那时“朝野上下，震慑于东西文物之美备”，虽对宪法“茫乎莫测其端倪，惟闻宪法之足以利国，而不知其所以利国之道。栖栖皇皇，奔走号呼”——“秀桀之伦”，“竞以纵谈宪政为高”；“盲识之徒”，则“吠影吠形”；甚至“肉食官吏，亦且俯拾余沥”，以“助其流而扬其波”；形成了全国的“异口同声。风响所及，几合二十余行省为一致”，已“成一口头宪政之世界”。[101]
当时宪政的风靡，其实也有被迫的一面。胡思敬就观察到：“政府诸公，亦自知立宪为倒行逆施之道，然徒恃九年筹备之策，迂缓其途，冀及身不当其厄。”他虽对此不满，但为朝廷所献三策之下策，仍是“分别缓急，改正九年筹备单，藉纾民力；缩短立宪期限约二三年，以塞资政院之口”。[102]盖立宪既成大势所趋，即使不赞同者也不能不有以因应。
但如前所述，各地财力是个常数，九年筹备立宪清单所规定的任务，督抚实不可能完成，于是竞以开国会的主张相抵制；而中央的枢臣，也不能正面反对属于立宪范围之中的开国会。在刘廷琛看来，那时枢臣和督抚都已被新政逼迫得不忠不恕了，结果是大家“争意见而不顾事理”。若大家“赤心为国，自当开诚布公。如预备清单不可尽行，督抚争论于朝廷可也；国会不能遽开，枢臣开示于督抚可也。乃督抚不能争清单，而徇时吁请，以为脱卸之方；枢臣不敢阻国会，而迫促筹备，以为困难之计”。问题是这都并非出自“诸臣本心”，而是“故设机锋，隐相抵制”而已。[103]
所谓督抚不能争清单，枢臣不敢阻国会，最能体现立宪那自上而下的威慑力量。而宪政的风靡，则又意味着政府尚有可以作为的余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盖尽管朝廷希望立宪可以保皇室，而朝野中不少人也希望立宪可以阻革命，立宪的实质意义，正在于它是推行新政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