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一带一路”要素市场化配置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步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进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时代，将进一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七年打“前场”开局良好、成果丰硕的基础上，优化“一带一路”全要素市场化资源配置，打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中场”，实现“一带一路”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谨细腻的“工笔画”的科学转变。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给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虽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已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与欧洲班列交通运输大动脉形成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加速推进，形成了“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
截至目前，已经有81家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承担超过3400个项目，成为推动“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600多个项目顺利完工。比如，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克服疫情影响顺利推进，多项重要节点工程开工或者竣工。中白工业园在2020年实现新增入园企业10家，累计入园企业已经达到65家，协议总投资12.2亿美元。格鲁吉亚E60高速公路也已竣工通车。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经贸、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就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等方面进行部署。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让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使经济充满动力的重要保障。可见，积极完善“一带一路”全要素市场化科学配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布局的深远意义。
“一带一路”五通要素市场化配置
“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的专项规划，提出发展的基本蓝图、重点任务和行动方案，从而在实质上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以“中场”的顺利推进为今后全场的胜利奠定基础。
政策沟通。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前提，政策沟通的关键在于能否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一直寻求并实现了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和计划的对接，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蒙古国的“草原之路”、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通道建设”、欧盟的“容克计划”、英国的“北方经济引擎计划”、波兰的“琥珀之路”、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等均与“一带一路”实现对接合作。同时积极探索多边的合作机制，利用多边外交和首脑外交，在国际场合和多边组织中推广“一带一路”倡议。
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不仅要有效对接，更要协同增效，国际合作共识进一步凝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克服疫情对政策沟通带来的不利影响，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巩固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截至目前已与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9]规则联通进一步增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发布中国标准外文版1000余项，不断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标准信息平台。
设施联通。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聚焦关键通道和关键城市，基础设施联通不断深化，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等取得积极进展。比雷埃夫斯港、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等合作港口建设运营良好。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建设稳步推进，中欧班列安全高效畅通运行，疫情期间，中欧班列逆势增长，跑出了“加速度”，发挥了重要通道作用。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超1.2万列，同比上升50%，综合重箱率达98.4%，通达境外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同比增加37个；发送国际合作防疫物资931万件、7.6万吨。[20]
贸易畅通。优化升级贸易投资合作，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对外贸易投资稳中有升。2020年，与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额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7%；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21]贸易投资环境不断优化，RCEP是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自贸区，RCEP的15个成员国总人口达22.7亿人，RCEP自贸区的建成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RCEP囊括了东亚地区主要国家，覆盖亚太地区。RCEP与中国自贸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自2013年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我国已分6批设立了21个自贸区，所辖片区数量达到70个，覆盖49个城市。自贸区建设基本完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全方位布局，构建起“东中西协调、南北兼顾、江海陆边联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资金融通。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创新融资合作框架，建立健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建设资金有效保障。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不断强化金融服务支撑。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基金，10家国际金融机构参与。2020年，中国信保实现保额超1500亿美元；丝路基金新增签约项目10个，新增实际出资额31.4亿美元。[22]人民币国际化稳慎推进。与老挝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累计与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在1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沿线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等都在“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发挥出各自的比较优势、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凝聚合力，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投融资决策既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资本金约束，合理设计融资结构，有效管控风险；也要充分考虑一国总体的债务承受能力，加强投融资的统筹协调，确保债务可持续。
民心相通。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建设数字、创新、绿色、健康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认定建设第二批19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累计培训学员5000余人。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扎实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绿色、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进一步推进。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继续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培训60余个国家的500多名学员。举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第四届中国—东盟信息港论坛。[23]
防疫合作以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加强传染病国际联防联控，继续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加强疫苗国际合作。境外项目复工复产成效显著。境外中资企业采取有效措施，认真统筹疫情防控和境外项目建设，全年未出现大范围人员感染事件，复工复产取得明显成效，为国际抗疫合作和经济恢复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巴经济走廊所有中方员工“零感染”，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70个走廊项目建设运营正常开展，成为统筹防疫与生产的标杆。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和地区保持密切沟通。举办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中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会。向1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11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紧急援助。[24]
“一带一路”RCEP要素市场化配置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正式签署。东盟10国携手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国，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推动迄今为止全球最大体量的自贸区最终建成。签署RCEP是向全球宣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将越来越快；以RCEP为代表的自贸区网络，将与中国21家自贸区一起，共同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及“引进来”“走出去”双循环投资战略的深化实施。
RCEP成员具备多样性，既包括发达国家，又包括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成员伙伴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要素齐备。RCEP通过在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逐步统一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将加速商品、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强化成员伙伴间的产业分工合作，推动形成更加合理并惠及域内各方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闭环，整体提升东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
超过90%零关税最终生效，将大幅降低成员国企业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激发区域内贸易创造效应。从进口角度看，韩国从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增幅均将超过65%，进口增幅最大；中国从除新西兰以外其他成员国进口的增幅介于36.56%—77.99%，从日本进口增幅最大；日本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进口将减少，而从韩国的进口将激增。从出口角度看，中国、日本、泰国和越南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都将有不同幅度的增加。贸易规模的增加将直接惠及成员国企业和消费者，改善成员国福利，推动经济增长。
RCEP成员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2020年1—9月，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贸易额达10550亿美元，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中与东盟贸易额达4818.1亿美元。[25]RCEP的签署，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出口市场空间，特别是中日两国首次建立自贸伙伴关系，将对中国出口电机、机械设备与零部件、化工品、纺织品形成利好；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其他成员国原材料等中间品、消费品的进口需求；助力国内企业在区域范围内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
推动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助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对外开放格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RCEP签署后，中国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达19个，自贸伙伴达26个。通过RCEP，中国首次与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将对后续中日韩自贸协定、中欧自贸协定的谈判起到催化作用，同时有利于中国积累经验，参与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最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
以RCEP为代表的自贸区网络，同中国21个自贸试验区、1个国家级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28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13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17家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12家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等一起，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呼应，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开放新格局，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一带一路”标准要素市场化配置
中国金融技术标准和金融基础设施标准逐步在沿线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尽管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相比，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总体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但一些特定领域具有优势或特色的代表性金融标准不仅能够在国内落地生根，而且也已在国外发芽开花。银联卡芯片技术标准和移动支付标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银联提供技术和业务标准，做好培训和服务等工作，推动银联芯片卡在亚太地区的使用和普及。目前，银联芯片卡标准已经成为泰国、缅甸等国的行业推荐标准。截至2020年，银联卡业务已在110多个国家开通。在移动支付领域，支付宝采用“本地伙伴+技术赋能”的出海模式，因地制宜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打造出9个当地版本的“支付宝”，成为中国连接当地、实现“民心相通”的数字化普惠金融体系。可以说，以银联卡芯片标准和移动支付标准为代表的金融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标准已经成为促进包括东南亚在内的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金高效流通的强力助推器，让上述地区的民众切实感受到了中国金融标准以及“一带一路”共建活动带来的便捷和效率。
中国作为积极力量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合作的活动日趋活跃。发挥金融标准在“一带一路”共建活动中的作用不仅体现为既有标准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的推广和实施，也表现为对国际金融领域标准化活动的积极和有效参与。中国在近年来国际金融活动中日趋重视对金融标准化活动的参与，在为国际金融规则和监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中贡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https://www.daowen.com)
目前，我国已在包括银行产品服务说明书描述规范、非银行支付信息系统安全、资本市场交易结算等在内的多项ISO/TC68框架下的金融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主导开发的ISO20022《金融服务 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已通过国际评审并获得国际注册发布，这是我国金融业首次主导研制的国际通用报文，该报文有利于推动各国交易系统的无缝衔接；由中国专家召集制定的《金融服务的参考数据 银行产品服务描述规范（BPoS）》（ISO 21586：2020）也于2020年9月由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实现了ISO国际标准和我国国家标准的有机统一；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ITU）框架下的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工作，由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担任ITU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副主席，主导数字法币生态系统及参考架构相关研究及标准化工作；由中国牵头提出的首个金融区块链国际标准《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指南》也于2020年7月由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批准立项，我国可据此标准开展对金融区块链国际标准体系的规划布局，并“通过‘以一带多’的方式推动金融区块链各重要方面在ITU-T的标准化工作，为国际规则设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提出的ISO/NP5201《金融服务 条码支付安全》标准也在2020年8月在ISO获批立项；这些活动的有效参与使中国逐渐成为在金融标准、规则制定领域致力于提升金融效率、维护金融稳定、推进金融创新的积极和鲜活力量，也日益成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共建国际金融合作生态圈的重要成员。
标准的选择和使用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在一起。在中国一些水平相对领先、技术较为成熟的领域，比如移动支付领域的技术标准等，采取“走出去”战略，将被实践证明适用有效的中国标准积极地推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更大范围内发挥推动资金融通等功能，不仅可以让沿线国家资金融通的交易费用大幅下降、融通效率显著提高，也可以让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不断得到推广并赢得认可。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近年来在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等领域发展较快，但在一些领域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存在差距，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因此，只要对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融通有重要促进作用的金融领域的国外先进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都可以在资金融通过程中加以选择和使用，这不仅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需要，也是彰显“一带一路”倡议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需要。
“一带一路”合作要素市场化配置
中国要继续采取更多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更进一步的贸易合作。加强贸易便利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贸易成本。以铁路、港口、管网为依托的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各国发挥资源禀赋优势，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前提条件。中国要扎实推进中老铁路、中缅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哈利法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中欧班列线路设计，构建陆海新通道以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加强国内港口货物吞吐能力建设，建立“一带一路”货物储运仓库，提高货物通航能力与效率；实行海陆空运输标准化，做好联运工作，减少不必要的卸货倒仓环节，实现海陆空运输的高效转运。
中国已与8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协议》，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等多国或地区签署或升级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未来，中国应与沿线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中国与沿线国家签署了100多项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文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沿线国家的海关合作，优化各国海关检验检疫制度，减少货物通关手续。加强国内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前提下，中国已设立21个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
中国已与哈萨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巴西等40多个国家签订了产能合作文件。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中国应采取更多投资便利化措施。鼓励优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承包工程。通过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对外工程承包，可以有效地转移国内相关产业的产能，并形成全产业链的供应能力，构建起以我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积极“走出去”，到沿线国家或地区投资，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强对走出去的实体企业服务和管理，简化审批手续。要鼓励优质企业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尤其是要鼓励那些能带动国内全产业链产能合作的优势企业在沿线国家或地区投资，优先满足其外汇需求。[26]
中国在沿线国家已建设了83个各类产业园区，并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共建合作园区。通过把国内成功的产业园发展模式与管理经验复制到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园区共建共享，为东道国提供税收收入与就业岗位，提升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中国已与27国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中国人民银行与多边开发机构联合融资累计投资项目超过100个，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范围已覆盖近40个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要继续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发展丝路主题债券，支持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有效运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足够的投资规模与投资力度。[27]
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税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加快“经认证的经营者”国际互认合作。“一带一路”税收协定合作网络已延伸至100多个国家，可以继续扩大税收协定的合作范围，鼓励资本在沿线国家的自由流动。
中国已与49个沿线国家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务实合作的联合声明》，并与49个国家签署了85份标准化合作协议，与16个国家签署了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文件。这些协议、文件或声明，无疑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技术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框架与技术标准。要构建长效的技术合作机制，必须全面提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以便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或地区展开深度的技术合作，并在沿线发达国家设立企业研发中心，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要积极开展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与合作，共同开发实用技术，提升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利用国内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与管理经验，帮助不发达国家进行传统生产线的现代化设备改造与技术升级。先进制造业中的一些中国企业具有强大的技术竞争优势以及海外拓展能力，应充分利用起来。[28]
开展教育、医疗、卫生、旅游、智库等领域人文交流，促进人才合作。中国已建立了层次丰富的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杭州、重庆等大都市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科研机构云集，企业研发能力雄厚，完全有能力和优势展开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才合作，为不发达国家培训专门的技术人才。为促进人才的交流，吸引沿线国家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设立了专门的“丝绸之路”政府奖学金项目，并与2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国教育发达地区的高校、科研中心以及相关企业的职业培训中心，可以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订单式人才培训，可以来华培训，也可以委派专家或职业教育专业人员赴海外进行专门的项目技术人员培训。
中国已在35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了43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渠道，展开对沿线国家中医人才的培训工作，使中华医药与医术更好地服务于沿线国家的老百姓。人才合作，不仅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是一种对外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也更容易促进合作各方在价值观层面彼此间的了解，形成富有时代特色中外合作交流的新文化，进一步促进民心相通。促进人才合作，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智库间的交流，形成高端智力合作机制，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远见的思想。最新成立的“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正是呼应了这一需求，其成立有利于沿线国家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互信、凝聚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29]
“一带一路”绿色要素市场化配置
“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绿色“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理念、原则和目标方面高度契合、相辅相成，被国际社会认可为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解决方案之一。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30]这一宣誓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是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新的努力和贡献。国际社会高度赞赏中国气候承诺，认为其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带动“一带一路”清洁能源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低碳道路。
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标准和规范，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保服务与支持，推广绿色交通、绿色建筑、清洁能源等行业的节能环保标准和实践，推动水、大气、土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环境保护，促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绿色化、低碳化建设和运营水平。
制定政策措施和相关标准规范，促进绿色贸易发展。将环保要求融入自由贸易协定，做好环境与贸易相关协定谈判和实施；提高环保产业开放水平，扩大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加快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的研究与制定，推动绿色产品标准体系构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广中国绿色产品标准，减少绿色贸易壁垒。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推进绿色生产、绿色采购和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供应链国际合作与示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采取节能环保措施，以市场手段降低生态环境影响。
生态环境部与中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以下简称绿色联盟）。绿色联盟已启动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绿色转型、绿色金融与投资、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等10个专题伙伴关系，并开展专题领域研究交流。推动与共建国家的环境标准合作与对接，组织“一带一路”生态环境标准系列培训，引导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规范环境保护行为。绿色联盟于2019年启动了《“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项目，正在推动制定“一带一路”项目分级分类指南，为共建国家及项目提供绿色解决方案。此外，生态环境部正在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培训环境官员、研究学者和技术人员。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帮助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与塞舌尔、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合作共建低碳示范区。
制定和落实防范投融资项目生态环保风险的政策和措施，加强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促进企业主动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推动我国金融机构、中国参与发起的多边开发机构以及相关企业采用环境风险管理的自愿原则，支持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态环保合作项目落地。
金融机构正在采取行动强化对外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中英机构于2018年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截至2020年9月，已有37家签署机构和12家支持机构，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综述》和《环境风险分析案例集》，为金融业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提供指南。从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在共建国家建设了大量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帮助东道国能源供给向高效、清洁、多样化的方向加速转型。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能源领域投资中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比例逐步增加。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超过石化能源。
“一带一路”金融指数要素市场化配置
“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的征程，与中国未来国运紧密相连，因此必须建立长效、黏性的市场合作机制。仅靠外交迂回和对外直接投资，其黏性和持续性不足。要想搞活“一带一路”各国的经济和提高国际关注度，必须打造完整覆盖“一带一路”规划的国际金融主题指数系列，让其成为中国和国际资本市场上可自由交易的指数标的，把各国投资者真正用经济纽带联系起来，一起参与评估“一带一路”各国公司和项目的收益与风险，用风险对价的方式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和投资回报，从而让“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和追随的指数标的，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制定国际金融资产定价权的具体展现。
现有“一带一路”指数和基金大都局限在中国境内，仅选择与“一带一路”主题相关的中国上市公司供国内投资者投资，无法吸引国际资金和经济带上各国投资者共同参与开发“一带一路”。核心权重设计上的严重缺陷，无法有效客观反映“一带一路”主题，而且国际上没有金融机构及投资者选用和追踪现有的“一带一路”指数。
“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投资行为，涉及各种各样的投资，而沿线的大部分国家金融市场相对滞后，信息交易基础不完善，我们想要做出能给国际投资者使用的“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就必须客观、公允、符合国际规则，有强大的数据库和信用体系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国内的互联网技术企业、大数据公司、律师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券商、银行等全面参与“一带一路”布局，将中国的数据管理经验以商业运营的方式输出，这样既可以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提供商业服务，也可以进行立体化的数据收集、整理和评估，建立国际投资者看得懂的商业信用体系，从而使所有的贷款、发债、投资等决策有理有据。
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可以从如下几个指数着手：“一带一路”国际股票指数、“一带一路”国际债券指数、“一带一路”私募股权投资指数、“一带一路”企业债权投资指数等。根据难易程度，可以先利用各国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源编制国际化的股票和债券指数，然后再做私募股权投资指数和企业债权投资指数。这些指数一旦构建成功，就实施全球路演，吸引国际机构投资者参与其中，中资金融机构可以发行相应的基金进行投资跟踪。
为了保障“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的健康、长期运行，必须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按市场化的方式建立现代化的商业信息系统和国际化企业信息评级系统，鼓励国内的互联网商业企业和电商平台在沿线国家布局，协助商业信息和商业信用信息的收集整理开发，整合国内现有的评级资源，用于评估投资风险。可以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对于接受和获得中国企业信用评级或认可的本地企业，将其纳入相应的指数体系，可以优先获得中国的投资、借款和金融服务。有了这些基础信用分析数据，既可以降低国内企业“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也可以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其中，当然更可以在交易所设立“一带一路”板，鼓励和吸引“一带一路”沿线的优质企业上市，吸引IPO的过程其实也是接受我们的金融服务和金融规则的过程，同时由于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自然就需要各类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其中，从而使得这些金融中介机构有意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是国际资金的投资基准。当今全球金融市场上各类资金规模总和已超过百万亿美元，而大部分都被用于追踪各类可投资资产的相关指数，所以资金的平均回报率与其所追踪的指数较为接近。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系列可以为各国投资者提供可靠的投资基准和指引，通过有效的产品设计来协助投资者筛选评估优质投资标的，从而吸引并协助巨量国际资金有效配置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及证券品种上，用风险对价的方式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和投资回报，从而使“一带一路”宏观经济主题切实落地并成为全球投资者可关注追踪并能够交易的指数标的。这既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争取国际金融资产定价权的具体能力展现，又可以在各国形成磁石效益，促进“一带一路”各项目的滚动发展。
“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是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竞争的抓手。一个行业最高层次的竞争是规则的竞争。但是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指数的话语权并不在我们手中。所有外国主要指数公司都能设计中国相关指数，而中国目前没有一家公司能设计国际指数。国外指数公司垄断金融规则的上游，使得很多中国大基金公司、大机构即使在追踪中国国内投资标的时，也言必称国外的中国指数，这无形中又进一步接受、巩固了它们的垄断地位，而只懂追随外资指数的中国基金产品将在国际金融领域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正如“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打破了目前的国际垄断秩序，其相应的指数也将在国际金融领域产生破局效应。
中国应结合自身优势主动地建立国际规则，积极打造构建全球市场指数、“一带一路”市场指数及相关金融衍生品，成为全球现有市场指数的有力竞争品甚至替代品，进而大力发展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和战略性构建金融资产定价权，争夺全球金融产品指挥棒和维护市场流动性，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中国金融、资本市场、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可降低中国资金在境外的投资风险。目前各国都希望获得中国资金的投资兴业。但如果不能号召起其他国际投资者，中国资金独自外出会因为缺乏相应的风险对冲机制而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同时也很难得到各国的深入配合。据美国华盛顿智库企业研究所计算，中国于2005年至2014年在海外投入的2460亿美元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投资没有带来预期收入。其中一半投资集中在能源和交通领域，而这两个领域恰恰是“一带一路”项目的优先投资方向。为了避免“一带一路”的低效投入，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迫在眉睫。
“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能够有效地吸引扩大投资者的范围和规模，促使各国利益相关方共同对“一带一路”的各类项目作出综合风险评估与定价，从而为中国境外资金提供风险预警，同时也可以通过风险共担机制避免中国资金独自承担风险。例如，2000年年初，美国通过监控互联网公司指数、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变化，及时发现互联网公司的盈利无法支撑股价，从而预警互联网投资泡沫。如果缺失“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视线就只会局限在国内。虽然有意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机构和个人很多，热情高涨，但是大多数缺乏国际投资经验，加之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政治法律迥异等因素，若再没有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和“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的指引，则很难在国际投资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