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布局 扩容人民币国际大流通圈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霸凌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国际货币竞争更加激烈，增加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度，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十四五”期间人民币国际化将迈出新步伐，为贸易投资带来新的机遇。“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提升综合国力，创造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条件。全球布局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要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地位，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定价能力和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通过加强国际互利合作促进更多市场主体自由主动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起步于跨境贸易。中国在2009年开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不断增强，储备货币功能逐渐显现，人民币继续保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13%。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机遇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尽管国际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但只要我国保持定力、办好自己的事，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夯实根基。“十四五”时期，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增强企业创新力与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国际议价权。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使用意愿，丰富人民币使用场景，顺畅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同时，我国坚持深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将为境内外主体使用人民币提供优质、可信赖的营商条件与政策环境。
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动能。“十四五”时期，我国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与双向开放，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金融资产吸引力，拓宽人民币跨境使用渠道。我国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统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制度性、系统性保障。
数字经济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另辟赛道。“十四五”时期，我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增强数据信息资源的话语权。数字技术将支持经济金融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改进交易流通、跨境传输等环节，扩充应用场景与系统功能，提升交易效率与客户体验，进而大幅降低人民币使用成本。“十四五”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将迈入数字化竞争新阶段。我国要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建立数字货币配套体制机制，数字化革命将为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国际金融架构调整带来新契机。
人民币国际化攻坚期
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与其可兑换性直接相关。在初级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发端于跨境贸易结算，对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相对较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从经常项目向资本金融项目延伸，我国金融市场加速开放，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成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绕不开的问题。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协同推进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只是程度高低、利弊取舍、项目匹配、实施策略的问题：一是要明确资本项目可兑换路线，在我国新发展格局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与之相匹配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目标、次序、风险和路线。二是要重新评估金融管理框架，细致分析外汇管制政策效果，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建立常态化管理体系与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完善相关法规、税收、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三是要考虑如何实现在岸与离岸市场的良性互动，在资本项目非完全可兑换的背景下，合理应对双轨价格以及在岸、离岸市场“此消彼长”的局面。
过去十余年，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结算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重大突破，但在国际计价货币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两大职能发展并不平衡。人民币国际计价货币功能的跨越，不仅依托于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也需要主观努力与科学培育。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重点攻克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发挥政府撬动作用，从统计核算到经济管理、涉外往来，逐渐转换为人民币计价，在业务流程、税收政策、法律法规、基础设施上与之相适应。二是引导市场主体人民币计价交易，鼓励竞争力较强、处于产业链高端的中资企业担当人民币计价主力军，针对买方市场以及外汇管制严格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中资企业集体议价。三是支持离岸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利用目前的货币、债券等基础工具，逐步形成丰富多元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体系，在拓展市场广度与提高市场流动性上下足功夫。四是推进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交易，利用世界第一大买方优势，以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开放为突破口，联通大宗商品贸易与金融市场投资，推动相关政策开放与仓储设施升级，提升人民币国际计价话语权。
近年来，与人民币资产备受国际投资者青睐以及全球债务规模快速膨胀形成鲜明对比，人民币在国际融资领域遇阻，进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全面深度发展。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人民币计价国际债券余额为1094.2亿美元，约占国际债券总量的0.42%，较2015年第四季度高位萎缩了约30%。[18]人民币在全球主要货币中将维持高息货币属性，人民币汇率也处于长期升值通道：一方面，要客观看待人民币高息货币属性。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在于其发行国经济实力超群、政策自主稳定，由此该货币必然是利率、汇率坚挺的“硬币”，这也是国际信心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要积极化解人民币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问题，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涉外往来人民币需要与议价权；在改革开放中降低成本，考虑适度放宽人民币国际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限制，改革外债审批与额度占用机制；探索建立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补充机制，考虑扩大南向通道，保证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适度充裕。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关键在于场景与循环的搭建。一方面，聚焦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发力场景。在境内，要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边贸地区等为突破口，以试点促改革、促开放，形成跨境人民币使用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成果。在境外，顺应我国经贸结构变化，在中欧投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框架下，探索人民币对接形式。另一方面，打造顺畅便捷的人民币流通闭环。加强顶层设计与攻关，更多地签署、升级双边本币结算协议，扩充货币互换机制；推出更多的人民币对小币种金融产品，在税收优惠、指标考核、跨境流动限制等方面，为参与小币种交易的市场主体、小币种交易服务的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支持；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联通东道国金融市场；以经贸合作为基石，探索开辟特许通道。
人民币国际化新举措
依托“一带一路”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空间。“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使人民币国际化在境外信贷发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和电子商务计价结算等关键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民币投融资职能逐步得到增强。未来政府相关部门要适时做好沿线国家政治、经济、金融市场的风险评估和预警，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与金融机构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投资及信贷行为，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护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利益与投资安全，为“一带一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保驾护航。[19]
协同推进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不能仅靠经常账户项下的跨境使用，还需要通过资本账户进行更便捷的跨境流动，发展人民币交易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是决定资本账户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的重要因素，进而也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金融市场需要继续扩大规模并拓展深度，尤其是拓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同时需要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和推进国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境内人民币资产投资。
拓展人民币货币计价和储备货币职能。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有关的方面，金融领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尚有不小的距离。人民币最终能否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在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方面的表现十分关键。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是推动人民币实现计价功能和储备功能的重要抓手。未来不仅要发挥中国规模庞大的优势，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现货；还要发展期货市场，进一步扩大石油等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要在结算和投资职能的基础上，拓展各国储备需求；还要创新适合国外央行配置的人民币固定收益资产，满足国外央行对资产多样性和平滑期限结构的需求。[20]
发展和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需要在全球形成一个统一、具有深度和较高流动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的网络和体系。目前人民币离岸中心主要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周边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可以考虑在南欧、中亚、中东等地区和金融市场发达、影响力相对较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布局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为了使人民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未来应该继续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合法充实和回流机制，创新吸引投资者的人民币计价离岸金融产品，加强对离岸资金流动和衍生品交易的监测，密切人民币离岸与在岸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和业务往来，探索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管理机制。
构建和完善系统性的银行全球经营网络。从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来看，本国银行体系在全球的拓展，为这个国家的货币在全球布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平台。境内的商业银行及其境外分支机构共同推进借贷业务是发展人民币借贷职能的重要渠道。商业银行通过借贷业务，提供支付结算等方面的服务，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落地。应支持大型国有银行和部分有条件的中型银行做好国际化发展的规划，与本土企业走出去相呼应，将银行国际化发展纳入我国金融发展战略之中，有序地加以实施。商业银行作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应该在投融资资金配置、信息交互和风险评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应该加强与国外银行在人民币支付清算、资金拆放和报价做市等方面的业务合作，为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资本输出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银行服务。
稳步地、较大幅地增加黄金储备。出于对冲美元风险和国际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储备的意愿明显增强。截至2020年10月，中国央行持有黄金达到1775.8吨，较2012年年末的1054吨，增长68.5%。[21]尽管近年来中国央行不断增持，但黄金储备占总的国际储备比重仅为3.6%，与我国可观的外汇储备、庞大的GDP总量和贸易投资总量等所产生的需求相比显然不匹配。与美国和欧元区等经济体相比，中国黄金储备的规模和比重也偏低。截至2019年7月，美国持有黄金储备8133.5吨，占其外汇储备比重达76%；欧元区（包括欧洲中央银行）黄金储备共计10775.7吨，占其外汇总储备的55.7%。[22]参考美欧持有的黄金储备规模，考虑到人民币要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未来外汇储备增长会较为平稳，我国黄金储备比重至少应提高到20%。黄金储备规模和占比的增加将为人民币国际信用和国际清偿力的增强带来实质性的支持，有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效的信用保障。
夯实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规模不断扩大，传统清算模式在效率方面的不足逐渐显现。如报文兼容性出现问题导致收付款不能被识别、需要借助第三方银行层级较多、受时间限制常常不能当日结算等。为了满足市场主体对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算、结算安全高效的要求，中国央行构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目前已推出了第二期，这相当于修建了人民币国际化高速公路。要扩大CIPS的全球影响力，需要丰富系统功能和产品类别，完善报文系统；还需要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市场体系。未来上海应扩大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互联互通，将CIPS的使用推广到更多地区。
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使人民币在境外能够行使货币的职能，这是一个使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通过进口结算，使人民币流出境外，如果非居民得不到人民币，那其他的都谈不上，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通过进口结算，我买你的东西，我付你人民币，这样就实现了人民币的流出。
二是允许非居民，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居民，还有外国的居民，用他们得到的人民币投资于人民币资产。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币回流机制”。人民币债券、RQFII和“沪港通”，实际上都允许我国香港居民和其他境外居民通过某种渠道，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来购买人民币资产，比如股票、债券等。这是决定非居民是否愿意持有人民币、人民币是否可以流到境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三是在进口人民币结算和回流机制基础上，人民币源源不断流到境外，而境外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的人民币市场逐渐扩大。随着海外人民币存量的增长，人民币进口和出口结算将变得越来越平衡。
四是人民币结算和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各种与人民币相关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好，有了人民币，就可以方便地买到中国的人民币资产，把中国的人民币资产换成人民币再换回美元也非常容易。
当然，还有其他种种条件（特别是人民币信用）。一旦满足了这些条件，则无论中国经济在短期会发生何种波动，无论是否能够获取汇差和利差，境外居民都将愿意持有人民币和低收益人民币资产，即把人民币作为价值贮存手段，这是国际货币的最高阶段。
人民币国际化逻辑框架
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公布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逻辑框架逐渐清晰。简言之，人民币国际化的逻辑框架即为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大循环和六个部分。第一个循环是跨境循环，可以分为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银行间合作和政府间合作；第二个循环是境外循环，主要有香港离岸中心建设和海外人民币市场。
从跨境循环的角度看，从2009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步伐开始，2010年规模达到5000亿元，2011年突破2万亿元，2012年接近3万亿元，已占同期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8.4%。自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银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等近20个国家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从境外循环的角度看，离岸人民币市场不断壮大，2012年年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6000亿元；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分别承担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人民币清算行职能；伦敦、巴黎、卢森堡、悉尼等也积极争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针对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存在人民币使用水平低、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未来可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的广阔空间和机遇，推动新一轮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体可沿着以下可行路径展开。
挖掘“一带一路”沿线真实人民币需求，重点发挥人民币在投融资活动中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始终坚持需求驱动、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真实需求的存在是人民币境外流通的基本推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为这一模式创造了良好契机，应挖掘和培育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等多方面多层次的真实需求，以拓展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使用范围和领域，增加人民币的使用规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为这一模式创造了良好契机。
巩固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跨境结算的基础性交易需求。依托于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良好的经贸往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根据商务部披露，2013年至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23]由于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仍比较低，未来应继续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接受度。除了在实物贸易领域，人民币可加强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使用。电子商务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数字行业，跨境电子商务增长迅速。根据《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8年中国海关验放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为1347亿元，增速达到49.3%。“一带一路”倡议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未来应鼓励中国的电商网站、跨境电子支付系统等采用美元—人民币双标价，推动人民币结算，从而增强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民间认同感。此外，在配套设施方面，应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信用证、保函、海外代付等便捷金融产品，继续拓展双边互换协议，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交易需求。
加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投融资活动中的使用。在分析日元国际化失败的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应采用“资本输出+跨国公司”的模式。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企业跨国经营实力增强，这一模式在近年来逐渐具备了现实基础。中国的跨国企业可依托产业园等模式“走出去”，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增加当地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另外，“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存在巨大资金缺口，2016—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合意投资需求至少为10.6万亿美元。资金缺口产生了大量的投融资需求，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通过银团贷款、丝路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国际债券、公私合营（PPP）等多样化方式进行融资，增加人民币结算计价的比例。(https://www.daowen.com)
以大宗商品为重点推进人民币计价职能提升成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重点推进大宗商品领域的人民币计价。“一带一路”沿线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能源资源丰富，在能源合作中推进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的期货和现货市场前景广阔。目前石油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尝试已经有序开展。中东、中亚地区以及俄罗斯均是石油生产大国，而中国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双方互补性强，建立“石油—人民币”机制，有利于突破美元在大宗商品定价方面的垄断地位，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积极推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现货市场。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交易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占有重要地位，若能在大宗商品贸易中广泛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将会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随着“一带一路”沿线能源合作的深入开展，加强大宗商品现货的人民币计价结算，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奠定基础，使其拥有真实的现货交易需求。2017年10月后，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部分以人民币结算，2018年中国石油公司与中东签署首笔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进口协议。此外，可通过加强与中亚、中东国家和俄罗斯的货币互换合作，增加这些国家人民币清算行的设立，为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结算提供流动性支持。
大力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2018年3月，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正式挂牌交易，这是中国首个以人民币计价、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的期货商品。根据《世界能源发展报告（2019）》，截至2018年8月，INE原油期货总成交量已超10万亿元，跻身亚洲最大、全球第三大的原油期货交易市场。鉴于中国原油的主要进口国以及中国周边的主要用油国，大多数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将原油期货人民币计价、石油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在推动跨境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计价的基础上，沿线石油国及其他国家可以将持有的人民币投资于原油期货市场，从而形成“石油—人民币”机制，打破大宗商品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计价体系。另外，未来应继续丰富期货品种，如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铁矿石、天然气期货产品；进一步推动期货市场的开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境外投资者投资于人民币计价的期货产品，形成开放透明的大宗商品人民币价格体系。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岸—离岸”市场良性互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在金融交易方面的计价职能是推进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方向。这需要各类开发性、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各国中央银行的广泛参与；需要不断创新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债券、股票和基金产品等，也包括期货、期权等人民币衍生品以规避汇率风险；更重要的是需要搭建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的良性互动平台。
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境外人民币流通的重要平台，人民币金融产品的丰富离不开离岸市场的支持。过去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以中国香港、伦敦等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产能合作等活动中用于结算计价的规模有望增加，将产生对存款、债券、股票等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融资需要，进一步发展离岸市场、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具有现实必要性。离岸市场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投资活动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环境风险，离岸市场可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项融资和风险管理服务。未来应侧重人民币离岸市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如阿联酋、卡塔尔、新加坡等地的布局，扩大离岸市场规模。此外，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需要东道国法律政策的制度支持，需要中外各类金融机构的参与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不断创新债券、股票、贷款、外汇等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
人民币在岸市场的双向开放是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关键。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机制相继建立，额度限制逐渐取消，加强了内地与香港股市和债市的互联互通；2018年，中国A股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同年，中国债市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这一系列进展举措有利于吸引大量的境外投资者，反映了中国在岸金融市场逐步走向开放的趋势。未来的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将围绕逐步放宽境外投资者限制、加强中国与境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丰富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品种、提高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等方向有序推进。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人民币区域化前景，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政策可向“一带一路”沿线倾斜，例如提高沿线国家RQFII的范围和额度，重启QDLP和QDIE，加强与卡塔尔、迪拜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互联互通等。在岸市场的逐渐开放不仅有利于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改善国内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行为，也将促进“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良性互动，形成顺畅的人民币流出—回流机制，吸引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石油人民币及其他离岸人民币回流投资，提升人民币作为金融计价货币的地位。
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提升人民币计价职能的重要抓手。无论是人民币的跨境结算，还是人民币计价金融市场的发展，都需要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建立“在岸—离岸”市场机制的基础。未来应进一步拓宽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CIPS）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分布，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等金融较为发达的地区增加人民币清算行的设立；鼓励中资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走出去”，推动征信、评级机构等机构的国际化和标准化；吸引国际金融机构、海外央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加强不同地区金融市场间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布局
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
货币互换可以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也有利于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是许多国家金融合作的新模式。事实上，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全球贸易出现区域化联盟之后，金融和货币领域也出现了以“货币互换网络”为代表的区域化联盟新趋势，全球掀起了货币互换的热潮。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签署更加频繁，这种以货币互换网络为基础的金融结构正成为一种新趋势。货币互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采用人民币与合作国家本币互换，可以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除了进一步扩大货币互换范围外，下一步是人民币与更多货币进行直接兑换和交易。重点鼓励沿线各国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这在能源资源、劳务合作、工程设备等方面有着巨大需求和市场。开展外汇市场货币直接交易，实现人民币汇兑直通车，减少汇率中间套算，降低汇兑成本。各经济体央行之间应当开辟和扩大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融资提供保障与便利。
逐步形成“一带一路”人民币离岸中心网络体系
目前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卢森堡等都在争当或已成为具有一定实力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中国应因势利导，促进人民币离岸中心网络体系的建设，在具备条件的国际和地区金融中心加快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或结算中心。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截至2016年12月底，已批准177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累计获得可投资总额度5284.75亿元。截至2016年12月28日，RQFII试点扩大到18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可投资额度达15100亿元。随着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全球开花，内地自贸区齐头并进以及国内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加快，2016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5.23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2.46万亿元，规模保持高速增长。2016—2020年在“一带一路”影响下，贸易项目人民币结算累计增加58000亿—60000亿元，对外投资人民币结算额累计增加5500亿—11500亿元人民币，外来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累计增加3400亿—9000亿元。[24]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须稳步扩充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通过挖掘海外机构持有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动机和投机动机，促进香港人民币资金池的稳步拓展。从战略设想角度看，可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积极发掘海外机构基于贸易需求持有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动机。在“一带一路”纲领性文件中提到要促进中国和海外各个国家贸易畅通，解决中国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在此过程中积极推动和安排海外人民币的使用，香港可以扮演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的角色，借此机会逐步扩充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此外，增加向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补充流动性的途径。在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可以尝试将部分QDII额度改为人民币形式，增加在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力度。还可以通过加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其他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联动，在地理位置和时区上形成与亚洲市场的互补，解决人民币交易的时差问题。同时，两地基金互认不仅是对沪港通和深港通这两地市场互联互通渠道的重要补充，其更使得跨境证券投资一级市场开放（集合类产品跨境发行及销售）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础。2016年以来，除沪港通制度升级、深港通开通在望外，试点个人境外投资制度也可能落地，而未来，除沪港通和深港通外，沪伦通、沪纽（纽约）通和沪新（新加坡）通也可能逐渐浮出水面，由区域互联互通延伸至全球互联互通，真正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部分。[25]
全面完善“一带一路”框架内人民币清算制度
当前，中国与欧洲、亚洲各国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核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协定货币互换协议都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未来，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角度，中国将更加积极地构建人民币互换基金池，这样可以有效地防范全球外部风险。在人民币“一对多”的互换、清算系统中，筹建互换资金池，可以极大地扩大这个系统，从而推进清算功能的发展。要允许沿线国家和个人在我国境内银行直接开立人民币账户，保障人民币回流国内的渠道畅通。中国不断拓展人民币在亚洲的使用，又进一步扩大其在欧洲的跨境使用。
2014年以来，中国已经与英国、德国、卢森堡、法国分别签署了人民币清算协议，与英国、德国和法国还分别获得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额度。将沿线国家更多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纳入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范围。统筹人民币清算安排，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通过在岸与离岸头寸互相弥补，建立在岸与离岸间的资金链，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作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地位。鼓励境内外机构和个人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直接投融资，允许更多的境外人民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或RQFII的方式，投资境内的实体经济或证券市场；鼓励境内外银行为跨境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和援助。
探索构建“人民币区”，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从发展趋势看，这也意味着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可能由跨境贸易结算推动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转向更多通过计价和储备货币驱动国际化路径。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已经正式加入SDR，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随着“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的加速，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认可度大大提升，将有助于在这条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中形成“人民币区”。[26]
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份额。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双重原因，中亚各国经济发展落后，突出表现为资本短期、基础设施不足，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资金供给方面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可以依托基础设施项目、境外经济合作区、边境合作区等模式，建立以人民币贷款、直接投资为主的“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使用范围。
未来如果发行SDR债券用人民币结算，那么人民币在金融结算中的使用也会相应增加，倘若人民币汇改与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得以顺利推进，市场主导的力量将逐渐提升，汇率弹性将进一步加强，将继续提高金融市场的市场深度和活跃度。受此影响，“一带一路”各类人民币国际贷款、国际债券，以及贸易融资都会快速发展，形成“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民币区”。
[1] 本文2021年3月31日发表于“学习强国”。
[2] 《开年热度不减 外资连续26个月增持中国债券》，载《潇湘晨报》2021年2月5日。
[3] 《降“门槛”引“活水” 中国持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载公众号“新华社新媒体”，2020年9月27日。
[4] 《富时罗素宣布纳入中国国债 债市开放再进一步》，载《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9月29日。
[5] 《中国国债将纳入富时罗素指数——金融开放迎来里程碑式成果》，载公众号“央广网”， 2020年9月26日。
[6] 《中国国债将纳入富时罗素指数——金融开放迎来里程碑式成果》，载公众号“央广网”， 2020年9月26日。
[7] 闫彦明、阮立遥：《把握全球化配置机遇 推进债券市场高水平开放》，载《上海证券报》2020年7月28日。
[8] 闫彦明、阮立遥：《把握全球化配置机遇 推进债券市场高水平开放》，载《上海证券报》2020年7月28日。
[9] 闫彦明、阮立遥：《把握全球化配置机遇 推进债券市场高水平开放》，载《上海证券报》2020年7月28日。
[10] 闫彦明、阮立遥：《把握全球化配置机遇 推进债券市场高水平开放》，载《上海证券报》2020年7月28日。
[11] 闫彦明、阮立遥：《把握全球化配置机遇 推进债券市场高水平开放》，载《上海证券报》2020年7月28日。
[12] 《首只负利率主权债券来了》，载《中国证券报》2020年11月20日。
[13] 《债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创新推出碳中和债》，载公众号“新华社”，2021年2月12日。
[14] 本文2020年12月13日发表于“学习强国”。
[1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版。
[16] 参见银保监会发布的《2019年四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
[17] 本文2021年6月10日发表于“学习强国”。
[18] 赵雪情：《“十四五”时期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破解四大难题》，载《中国货币市场》 2021年第3期。
[19] 连平：《七大举措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伐》，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20-11/30/c_1210909383.htm，2020年11月30日访问。
[20] 连平：《七大举措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伐》，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20-11/30/c_1210909383.htm，2020年11月30日访问。
[21] 连平：《七大举措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伐》，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20-11/30/c_1210909383.htm，2020年11月30日访问。
[22] 连平：《七大举措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伐》，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20-11/30/c_1210909383.htm，2020年11月30日访问。
[2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6万亿美元》，载《新京报》2019年4月22日。
[24] 张茉楠：《“一带一路”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步骤与重点》，载《中国经济信息》2017年第11期。
[25] 张茉楠：《“一带一路”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步骤与重点》，载《中国经济信息》2017年第11期。
[26] 张茉楠：《“一带一路”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步骤与重点》，载《中国经济信息》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