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向前发展，在马克思逝世后半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在智慧上和精神上推动这个转变、在体力上完成这个转变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它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完全割断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为这种联系准备新因素，使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其基础是自觉地运用科学，集体劳动的联合，人口的重新分布（一方面消灭农村的偏僻状况、与外界隔绝和未开化状态，另一方面消灭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内，女工和童工的使用，父权制家庭被资本主义瓦解，必然要通过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恶的形式。可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的形式建立起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也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或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序列。显然，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粗野的资本主义形式（在那里是工人为生产过程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存在）上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道发展的泉源”（《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工厂制度向我们表明“未来时代教育的萌芽，那时对于所有超过一定年龄的儿童，生产劳动将同教学及体操结合起来，这不但是一种扩大社会生产的手段，而且是生产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手段”（同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勇敢地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虽然这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完全是一个真理：“工人没有祖国”，至少各文明国家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30]。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各个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并一定程度脱离社会的“权力”，它便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控制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控制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31]。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建立联系，直接或间接收买官吏和报刊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剥夺生产资料以利于整个社会，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调节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32]“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33]

最后，谈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会存留的小农的态度问题时，必须指出恩格斯说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这种转变的一切好处。”（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也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