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给卢格的信（三）

马克思　给卢格的信（三）[1]

1843年9月于克罗茨纳赫

我很高兴，您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而着意于未来，着意于新的事业1。那末，到巴黎去吧，到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absit omen！〔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和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必须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做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困难都能克服，困难之大我是完全知道的。

但是，不管这件事情能否成功，月底我一定要到巴黎去，因为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一点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

在德国一切都受到了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的时代来到了，极端愚蠢笼罩了一切，连苏黎世也要服从柏林来的指示了。所以事情愈来愈明显：必须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我深信我们的计划是符合现实需要的，而现实的需要也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此，只要我们认真地从事，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依我看，内部的困难未必不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而且我指的还不是某种想象中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除了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别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

然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做我们批评的对象。此外，我们还希望影响我们同时代的人，而且是我们同时代的德国人。那末请问，这该怎么着手呢？有两种情况是无庸怀疑的。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这两者目前在德国正引起极大的兴趣。不管这两个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拿任何现成的制度，例如“伊加利亚旅行记”2中的制度，来和它们对立。

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至于谈到现实的生活，那末即使政治国家还没有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它的各种现代形式中也包含着理性的要求。而国家还不止于此。它到处意味着理性已经实现。但同时它又到处陷入理想的使命和各种现实的前提的矛盾中。

所以从政治国家自身的这个冲突中到处都可以引出社会的真理。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sub specie reipublicae〔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和代议制之间的区别的问题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hauteur des principes〔原则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用政治的言辞来表明人的统治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已。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应该接触这些政治问题（在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注意的）。当批评家在指出代议制比等级制优越时，他就接触到了一大批人的实际利益。批评家把代议制从政治形式提高为普遍的形式，并指出这种制度的真正意义，也就使得这些人越出了自己的范围，因为他们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他们的末日。

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

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象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

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给过去和未来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就会发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5—418页

注释

1　指的是《德法年鉴》杂志的出版计划。——第93页。

2　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1842年巴黎第2版（Cabet.《Voyage en Icarie，roman philosophique et social》.Deuxièmeédition，Paris，1842）。本书第1版由卡贝在1840年分两卷出版，书名是：《威廉·卡里斯达尔勋爵在伊加利亚的旅行和奇遇》，特·杜弗留译自弗兰西斯·亚丹姆斯的英文本（《Voyage et aventures de lordWilliam Carisdall en Icarie》，traduits de l'Anglais de FrancisAdams，par Th.Dufruit.）。——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