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列宁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

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客观形势，改变了密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这样的任务在各阶级间的根本关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是不会随着历史的转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象俄国社会各阶级间的根本关系一样，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最近的直接行动任务也有过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我们且来看看近六年来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时期划分为前三年和后三年，前三年大约在1907年夏季结束，后三年大约在1910年夏季结束；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三年是不同的。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来看，前三年的特征是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飞速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进展很不平衡，向两边摆动的幅度很大。“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俄国社会中各个阶级在各个不同方面的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形式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反之，后三年的特征（我们再重复一遍，这里也是只从纯理论的“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是十分缓慢的演进，几乎等于停滞。在国家制度方面没有任何比较显著的改变。前一时期各个阶级展开各种公开的和多方面的活动的“场所”，现在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活动了。

这两个时期的相同的地方在于，俄国的演进在前后两个时期都仍旧是先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演进。这种经济演进同现存的许多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还是同从前一样；某些局部的资产阶级的内容渗入个别的制度，不仅没有缓和这个矛盾，反而使这个矛盾更加尖锐了。

这两个时期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一时期摆在历史舞台台口的是前面所说的那些飞速的不平衡的变化将会引起什么结果的问题。由于俄国的演进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变化的内容也就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有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两种资产阶级的立场是某种温和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的阶级地位使他们害怕剧烈的变化，力求在土地制度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方面保存大量旧制度的残余。也有农村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同“自食其力”的农民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不能不力求实现另一种资产阶级的改革，给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保留极少余地的改革。雇佣工人既然自觉地对待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当然不能不对这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明确的态度，因为这两种不同趋向虽然都停留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以内，但是它们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发展的速度以及进步影响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在前三年，通常称作策略问题的问题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形形色色的路标派分子2认为这些问题引起的争论和分歧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争论，是“争取对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斗争”，是“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表现，这种意见是极其错误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它才不能对俄国整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不能不作出与这两种趋向相适应的（直接地或间接地适应，正面地或反面地反映）理论公式。

在后三年，俄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中两种趋向的冲突不是当前的迫切问题，因为这两种趋向都被“死硬派”压下去了，都被推到后面去了，被逼到内部去了，暂时熄灭了。中世纪的死硬派不仅站满了舞台台口，而且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各广大阶层的内心充满了路标派的情绪，沮丧和背叛的心情。这时呈现出来的不是改革旧制度的两种方式的冲突，而是不再相信任何改革的心理，“顺从”和“悔罪”的心情，对反社会学说的迷恋，神秘主义的风行等等。

这种异常剧烈的变化，既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是“外界”压力的结果。前一个时期极其剧烈地震动了那些几辈子、几世纪以来一直不关心政治、不懂得政治的居民阶层，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从头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是不能在这个高峰上长久地支持下去的，不免要停顿一下，不免要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极深的瓦解和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反对这种瓦解，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畸形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背了一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并不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哲学原理的“修正”。各种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重复那些只是背得很熟，但并不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空谈广泛流行起来，实际上这些空谈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3，又如认为召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合法的派别”等等。

另一方面，笼罩了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路标主义精神和背叛主义精神也渗透到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温文尔雅”的轨道的那个思潮中去了。这里已经只剩下一些马克思主义词句，是用来掩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关于“等级制度”和“领导权”等等议论的。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是研究这些议论。为了说明前面讲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经受的危机的深度，以及这种危机同现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联系，只要指出这些议论就够了。对这种危机所提出的问题推开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做法。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度并了解到必须克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在前三年觉醒的那些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的广大阶层，其中有许多人现在才第一次开始真正地认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刊物制造出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也更广。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认识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402页

注释

1　参看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第83页。

2　《路标》是立宪民主党人写的文集，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其中有尼·别尔嘉也夫、谢·布尔加柯夫、彼·司徒卢威、米·格尔申臧和其他反革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的文章。路标派在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中，企图贬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刺刀和牢狱”拯救了资产阶级。文集号召知识分子去为专制政府服务。列宁认为《路标》文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的纲领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不相上下，并且称该文集是“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一整套对民主派的反动诬蔑”。——第85页。

3　召回主义　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间产生的机会主义派别，其代表人物是波格丹诺夫、波克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布勃诺夫等人。这个派别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组织中进行活动。召回主义直接继承了1907年布尔什维克内部以波格丹诺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机会主义思潮——抵制主义。1908年，召回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集团反对列宁。召回派坚决拒绝参加杜马、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群众组织，极力主张仅仅进行秘密活动。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实际上是执行取消派的路线：他们企图使党不能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使党脱离非党群众，遭受反动派的打击。列宁把召回派叫做“新式的取消派”，“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