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马克思在1844—1845年就阐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缺点在于不能了解革命实际活动的条件和评价革命实际活动的意义，他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一切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都为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材料还远未收齐、综合、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作最一般最简短的说明，同时着重指出，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35]。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时机，无产阶级的策略都应估计到人类历史的这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的”龟行的发展时代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完全引向达到这个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实际解决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及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共产党宣言》上论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36]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这必须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作出的许多指示：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工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37]、使工人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败坏工人的意识”（第2卷第218页）；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38]；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毅力”（第3卷第124页）；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宪章派8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39]；英国工人领袖是怎样按“介于激进资产者和工人中间”的样式造成的（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当这种垄断地位尚未破坏时，“对不列颠工人是毫无办法的”（第4卷第433页）[40]。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用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把它和工人运动的全部进程（和结局）联系起来观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41]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实行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间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被世界风暴吓得魂不附体；在在显得无力，处处实行抄袭；……没有首创精神；……该死的老头子注定要为自己晚年的利益而领导年轻力壮的人民的青春热情的首次迸发……”（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42]大约过了2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一觉察到将有争取自由的斗争发生，就宁愿去同奴隶制媾和。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做法（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究竟怎样要求进行这种工作，这可以从他对1856年德国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情况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43]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马克思当时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的利益而背叛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也正是因为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写信同马克思商量他们将在刊物上共同发表意见的问题时说道：“在一个农业国家里，代表工业工人说话时只攻击资产者，而忘记了封建贵族对农村工人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44]1864—1870年间，当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时代，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了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相互斗争的时代快告终结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思想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无论对俾斯麦或亲奥派都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要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要在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基础上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45]。在1870年9月9日的那个著名的国际宣言中，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发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害处，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少些，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精神颓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消沉和资产阶级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9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10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暂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采取不合法斗争手段的决心来对付非常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46]，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575—606页

注释

1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19页。

2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该杂志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期双刊号。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20页。

3　共产主义者同盟　参见本书第12—13页注6。——第21页。

4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Demokratie》）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当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21页。

5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因为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21页。

6　法国社会党　是饶勒斯派于1902年建立的改良主义政党。1905年，法国社会党和盖得派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组成统一的社会党。加入这个党的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团体的成员（盖得分子、布朗基分子、饶勒斯分子等）。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的领导权为党内占多数的以饶勒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所掌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它的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它的代表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在1920年12月25—30日的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发生分裂，多数派组成法国共产党，以莱昂·勃鲁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少数派退出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个旧名称。——第23页。

7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923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以后改为周刊。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45页。

8　宪章派　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争取通过人民宪章的政治运动。人民宪章包括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为保障工人享受此项权利而规定的一系列条件。列宁称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英国工商业垄断地位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使得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日益增长，工联领袖不再支持宪章运动，因而宪章运动逐浙衰落。——第47页。

9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在《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中对这一法律做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第50页。

10　约翰·莫斯特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