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77年11月）

编辑先生：

《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2]，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补遗1里面的一个附注，即我对一个俄国“文学家”[3]的论战性的意见。我在那里对这位俄国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2里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并且说，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4]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3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5]。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象它的由自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