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漫游
1895年，当理·阿芬那留斯还在世的时候，在他所主编的哲学杂志上登载了一篇他的弟子弗·布莱的文章：《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1]。经验批判主义的所有的老师不仅攻击公开的自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而且还攻击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而这位弟子则攻击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他攻击的矛头指向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学派，但是我们感到兴趣的仅仅是那些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经验批判主义论据的性质。
弗·布莱写道：“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整个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说明经济生活现象时使用着形而上学的前提：它从经济的‘本性’中‘引出’经济的‘规律’，人对于这些‘规律’说来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东西…… 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现代理论都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它的全部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对认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理论家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不知道这些理论是从什么土壤中结出的果实。他们自命为不依靠任何前提的实在论者，因为据说他们研究的是这样‘平凡的’（nüchterne）、‘实际的’、‘明显的’（sinnfällige）经济现象…… 他们都跟生理学上的许多派别有着血缘的类似，这种类似只是同一父母，即形而上学和思辨，遗传给子女（在我们这个场合指生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有一派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阿芬那留斯及其学派常常把普通的词加上引号，想表示：他们这些真正的哲学家才懂得这类庸俗的、未被“认识论的分析”清洗过的用语的全部“形而上学性”〉，没有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见到的东西（das Gefundene）跟个人的行为联系起来：生理学家把个人的行为当做‘灵魂的作用’（Wirkungen der Seele）而摒弃于他们的研究之外，而这一派经济学家则宣称个人的行为对‘内在的经济规律’来说是无足轻重的（eine Negligible）。”（第378—379页）“马克思的理论从一些构造出来的过程中把‘经济规律’确定下来，并且这些‘规律’是处于依存的生命系列的起首部分（Initialabschnitt），而经济过程则在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 经济学家把‘经济’变成了一个超验的范畴，他们在这个范畴中发现了他们所想要发现的那些‘规律’，即‘资本’、‘劳动’、‘地租’、‘工资’、‘利润’的‘规律’。经济学家把人变成了‘资本家’、‘工人’等等柏拉图式的概念。社会主义把‘唯利是图’这个特性加给‘资本家’，自由主义把‘贪得无厌’这个特性加给工人，并且这两个特性可以从‘资本的合乎规律的作用’中得到说明。”（第381—382页）
“马克思在着手研究〈法国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了，而他的认识目的是要给这个世界观提供‘理论根据’以‘保证’他的起首价值。马克思在李嘉图那里发现了价值规律，但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从李嘉图那里得出的结论，并不能满足马克思‘保证’他的被导致生活差异状态的E价值83即‘世界观’的要求，因为这些结论已经以‘因工人遭到掠夺而感到愤怒’等等形式成为他的起首价值的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些结论被当做‘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结论而被摒弃了，因为它们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而已。‘但是，从经济学来看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从世界历史来看却可能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是不公正的，那么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另外的经济事实已经出现，由此原来的事实就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从经济学来看的形式上的谬误背后，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恩格斯给《哲学的贫困》所写的序言）[2]”
弗·布莱在引证恩格斯的话以后继续写道：“在这段引文中，我们在这里感到兴趣的依存系列的中间部分（Medialabschnitt）被取出来了〈abgehoben，这是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意即被意识到了，被划分出来了〉。在‘认识’了‘对不公正性的道德意识’后面一定隐藏着‘经济事实’这一点以后，接着就是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陈述，即E价值，即经过起首、中间、最终（Initialabschnitt，Medialabschnitt，Finalabschnitt）这三个阶段或三个部分的生活差异〉……即对这个‘经济事实’的‘认识’。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事实’中‘重新发现’起首价值，即‘世界观’，从而‘保证’这个起首价值。不管‘被认识的东西’如何出现于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在依存系列的这种一定的变化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的形而上学了。作为独立的E价值、作为‘绝对真理’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是‘事后’通过‘特殊的’认识论，即通过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和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来论证的…… 在马克思的世界观中，‘主观’‘真理’借助于剩余价值的概念在‘经济范畴’的认识论里面找到了它的‘客观真理’，对起首价值的保证完成了，形而上学在事后受到了认识的批判。”（第384—386页）
我们这样冗长地引证这一大段极其无聊的胡话、用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打扮起来的伪学者的无稽之谈，读者大概会生我们的气吧。但是，wer den Feind will verstehen，muß im Feindes Lande gehen——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84。而理·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真正的敌巢。我们请求读者暂且克制对资产阶级科学小丑的应有的嫌恶，去分析一下阿芬那留斯的这位弟子和同事的论据。
第一个论据：马克思是“形而上学者”，他不了解认识论的“概念批判”，他没有研究一般认识论，而是直接把唯物主义塞到自己的“特殊的认识论”中去。
在这个论据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布莱个人和仅仅是属于布莱个人的。我们已经几十次、几百次地看到：所有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和所有俄国马赫主义者都非难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更确切些说，他们都重复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用以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那些陈腐的论据。
第二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生理学）一样，是形而上学的。在这个论据上，“有过失的”也不是布莱，而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因为，正是他们把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所持有的（根据他们两人自己的承认和所有那些多少知道这个问题的人的判断）自发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叫做“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并向它宣战。
第三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宣称“个人”是无足轻重的（quantité négligeable），它认为人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使人服从某种“内在的经济规律”，它不去分析des Gefundenen（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等等。这个论据完全是重复经验批判主义的那一套“原则同格”的思想，即重复阿芬那留斯理论中的那一套唯心主义的谬论。布莱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认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丝毫找不到这类唯心主义的谬论，而且从这种谬论的角度来看，就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从它的最基本的哲学前提上完全推翻。
第四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它完全不知道任何“生活差异”以及诸如此类玩弄生物学术语的把戏（反动教授阿芬那留斯的“科学”就是由这类把戏构成的）。从马赫主义的观点看来，布莱的这个论据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和阿芬那留斯的“生物学的”玩意之间的鸿沟的确是一目了然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事实上是在步布莱的后尘。
第五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有党性和偏颇性，在解决问题时有先入之见。决不是布莱一个人，而是整个经验批判主义，都妄图主张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既不主张社会主义，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不去区分哲学上两个根本的不可调和的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力图超乎二者之上。我们曾经在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上探讨过马赫主义的这种倾向，所以，当我们在社会学中碰见它的时候，就不应当再感到惊讶了。
第六个“论据”：讥笑“客观”真理。布莱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并且是十分公正地感觉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部经济学说都彻底地承认客观真理。布莱正是因为客观真理的思想而把马克思主义“根本”否定，并一下子宣布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除了马克思的“主观的”观点以外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样，他就正确地表达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的倾向。
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摒弃布莱（他们大概是会摒弃他的），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说：脸丑不要怪镜子。布莱是一面忠实地反映经验批判主义倾向的镜子，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摒弃布莱，这不过是证明他们的善良的愿望，想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结合起来的荒唐的折中主义的企图而已。
我们现在从布莱转到彼得楚尔特。布莱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彼得楚尔特却被列谢维奇这类出众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称为老师。布莱直接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这位对什么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不屑一顾的彼得楚尔特，却以正面的形式叙述了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把这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加以对照。
彼得楚尔特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的标题是：《趋向稳定》（«Auf dem Wege zum Dauernden»）。作者把趋于稳定的倾向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他说：“人类的最终（endgültig）稳定状态，可以就其主要特征，从形式方面加以揭示。这样我们就会获得伦理学、美学和形式认识论的基础。”（第Ⅲ页）“人类的发展本身具有自己的目的”，它趋向于“完善的（vollkommenen）稳定状态”（第60页）。表明这一点的特征是形形色色、不可胜数的。例如，到老还不“变聪明”、还不平静下来的狂热的激进分子难道很多吗？不错，这种“过早的稳定”（第62页）是庸人的特性。但庸人不正是构成“密集的多数”吗？（第62页）
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加上了着重标记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思维和创造的一切目的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稳定性。”（第72页）解释如下：许多人看见墙上的画挂斜了或桌子上的钥匙放歪了就“不顺眼”，这种人“不一定就是学究”（第72页），他们“感觉到有些无秩序”（第72页，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一句话，“趋于稳定的倾向，就是追求终极的、按本性来说是最终的状态的努力”（第73页）。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第2卷第5章（标题是：《趋于稳定的心理倾向》）中引来的。对于这个倾向的证明都是最有力的。例如：“喜欢爬山的人都是被一种冲动所驱使，他们总想登峰造极，达到最初意义上即空间意义上的最高点。他们所以要爬上顶峰，往往不只是为了登高远眺或借此在新鲜空气和大自然中锻炼身体，而且是因为在一切有机生物内部深藏着一种欲望：一旦开始活动，就一定要依着既定方向达到自然的目的为止。”（第73页）再如：人们为了搜集成套的邮票不知花了多少的金钱！“只要看一看邮票商人的价格表，你就会头昏眼花…… 然而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这种趋向稳定的欲望更自然和更容易理解的了。”（第74页）
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不理解稳定原则或思维经济原则的整个广度。彼得楚尔特为这些门外汉详细地发挥了自己的“理论”。他在第28节中说道：“同情是对稳定状态的直接需要的表现”。“同情不是所看到的苦难的重复、增加，而是由于这个苦难而引起的苦难…… 同情的这种直接性是应当加以大力强调的。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直接性，那么也就是承认，一个人会直接和最先关心别人的幸福，就像关心自己的幸福一样。这样我们就否定了对道德学说的一切功利主义的和幸福主义的论证。正是由于人的本性追求稳定和平静，它在根本上不是恶的，而是乐于助人的。
同情的直接性常常表现在援助的直接性中。为了救人，人们常常不加思索地跳到水里去援助快要淹死的人。与死亡挣扎的人的样子是难堪的，它使救他的人忘掉自己的其他义务，甚至冒着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堕落的醉汉的无用生命，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情能够使一个人做出一些从道德观点看来不能认为是正当的行为……”
这类难以言传的蠢话，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著作中，竟占了几十几百页的篇幅！
道德是从“道德的稳定状态”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第2卷第2篇：《灵魂的稳定状态》，第1章：《论道德的稳定状态》）。“稳定状态，就它的概念而言，在自己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中都不包含任何变化的条件。因此，用不着进一步论证就可以断定：这种状态没有给战争以任何可能性。”（第202页）“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是从最终（endgültig）稳定状态的概念中产生的。”（第213页）这种“稳定状态”不是从宗教而是从“科学”中产生的。不是像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将由“多数”去实现这种稳定状态，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权力“能够帮助人类”（第207页）。不是的，只有“自由的发展”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事实上，资本的利润不是在减少，工资不是经常在增加吗？（第223页）关于“雇佣奴隶制”的这一切论断都是不正确的（第229页）。过去可以打断奴隶的腿而不受任何处罚，而现在呢？现在却不是这样，“道德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请看一看英国的大学公社85、救世军86（第230页）、德国的“伦理协会”吧！为了“美学的稳定状态”（第2篇第2章），“浪漫主义”被摒弃了。而浪漫主义包括自我的无节制扩大的一切形态，包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玄秘主义、唯我论、利己主义、“多数对少数的暴力压制”以及“由国家来组织一切劳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第240—241页）[3]。
布莱、彼得楚尔特和马赫在社会学中的漫游，可以归结为市侩的无限愚蠢，他们在“新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体系和术语的掩饰下沾沾自喜地散布陈词滥调。浮夸的言辞、牵强的三段论法、精巧的经院哲学，一句话，无论在认识论上或社会学上，都是一路货色，都是用同样诱人的幌子掩盖着的同样反动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俄国的马赫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