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存在的美学

一种存在的美学[1]

方塔纳　《认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发表已经好几年了。我知道你最近的几部著作给你带来了不少问题和困难。我希望你能谈谈这些困难，谈谈你是怎样转向你所陌生的希腊罗马世界的。

福柯　困难来自研究计划本身，而研究计划最初是为绕开困难而设的。我预先制订了一个计划，用多卷的篇幅完成一项研究，一开始我以为这下子该没有什么困难了，我可以把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观念展开，再通过经验性的研究来进行证实。

在写这些书的时候，我真是厌烦到了极点：它们同我早期的著作太相似了。对某些人来说，写一部书是一种冒险——他们害怕完成不了。如果你预先就知道你要在什么地方结束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冒险，也就没有了同这种冒险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新鲜的经验。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不再把性放在知识和权力的边缘来研究，而是进一步回溯，去考察，对主体而言，性经验作为一种欲望究竟是怎样构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研究了一些非常古老的拉丁和希腊文本。这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到头来，给我留下了很多不能遽下结论的疑问。

方塔纳　在你的著作中，总有一些“意向”要躲过读者。《癫狂的历史》（Histoire de la folie）其实是心理学的历史；《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是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谈的是灵魂与肉体的规训过程。而你晚近著作的核心似乎是“真理游戏”。

福柯　我觉得我最近的著作同早期著作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在我们写这类著作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有所变化，当写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发现自己同一开始写的东西非常不一样了。可到头来还是发现自己改变得很少。你也许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可还是在同一个问题上绕圈子，主体、真理、经验的构成之间的关系仍然保持不变。我曾经试图分析癫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得到了改变。这就是癫狂和性的历史的问题。

方塔纳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道德谱系吗？

福柯　尽管题目很严肃，还带着尼采式的宏大印迹，可以说是这样的。

方塔纳　在1983年11月《论争》（Le Débat）杂志的一篇文章里，你谈到古代的道德转化为伦理规范和教条。这也就是希腊罗马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之间的差别吗？

福柯　就基督教而言，从那种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自由风格的古代道德发展而来的转化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当然，在古代道德中也有制约个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古代，那种成为道德主体的愿望，那种对伦理的追求，主要是为了肯定人的自由，并赋予人的生活一种形式，依照这种形式来认识自我，使自己被别人所认识，为后世立下楷模。

在我看来，古代的道德努力把人们的生活塑造成一种个人的艺术，即使仍需服从某种集体性的准则。而对基督教来说，因为有了宗教文本、上帝意愿的观念，以及服从的原则，道德越来越呈现出规范法则的形式（只有某些苦行僧的修行倒是更与个人自由密切相关）。

从古代到基督教时代，我们从追求个人伦理的道德发展为对系统法则的服从。如果我对古代感兴趣的话，那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道德作为对规范法则的服从这样一种观念正在消失，甚至已经消失了。与这种道德的缺席相对应的是对存在的美学的追寻。

方塔纳　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对身体、性、规训的知识改善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的生存处境吗？

福柯　我确实觉得，对很多东西的探讨，例如某些存在的形式、行为的规则等等，即使与政治选择无关，已经产生了很多有益的影响，影响到我们与性和身体、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

方塔纳　所以这种知识使我们活得更好。

福柯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人们所想所说的上面，还发生在哲学话语、理论批评的领域：在这些方面，人们并不被告知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应该相信什么，思考什么。他们可以弄明白社会机制迄今为止是怎样运作的，压抑和束缚如何起作用，这样就可以替自己作出决定，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方塔纳　五年前，在你主持的法兰西学院的讨论会上，我们阅读了哈耶克（Hayek）和冯·米塞斯（Von Mises）的著作。人们那时说，经过对自由主义的考察，福柯就要给我们写一部有关政治的著作了。自由主义似乎是一条借以重新发现权力机制以外的个体的曲径。众所周知，你反对现象学的主体和心理学的主体。在那时，人们开始谈论实践的主体，对自由主义的重新理解同这种观点颇有关联。人们经常说这样的话是毫不奇怪的：福柯的著作中是没有主体的。主体总是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它们只不过一些规范和规训手段的运作而已，不存在拥有自主权力的主体。

福柯　这里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首先，我确实相信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对那样一种主体观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正相反，我认为主体是在被支配中建立起来的；或者，像古代那样的情形，通过解放和自由的实践，当然这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规则、样式和建构的基础之上。

方塔纳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当代政治。如今可以算得上是艰难时世：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面对着雅尔塔会议的阴影，两大政治势力的对抗。在国内，经济危机徘徊不去。与此相关，左翼和右翼之间除了风格以外很少再有什么差别。面对这种无法抗拒的现实，人们怎么能作出选择呢？

福柯　我觉得，你的问题既正确，又有点褊狭。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首先，我们必须要接受或是可以不接受吗？其次，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又能做些什么呢？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们必须毫不含糊地作出回答：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不能接受战后的遗留状况，不能接受欧洲战略形势的无限延长，不能接受半个欧洲处于奴役的状况。

然后我们就可以接下去问第二个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反对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怎样与自己的政府协作，与铁幕两边的人协作，对目前这种分裂的状况提出挑战？”对于苏联，我们能做的不多，除了尽力帮助那里正在奋斗的人。但是对于另外两个任务，我们却有很多可以做的。

方塔纳　所以我们对现实不该取一种黑格尔式的态度，不该随遇而安地接受现状。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政治中有真相存在吗？”

福柯　我坚信真相的存在，以至于不得不假设有多种多样的真相，和对真相不同的表述形式。当然，我们别指望政府会告诉我们真相，而且只谈论真相。但是，我们可以向统治者要求某些真相，针对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策略的一般性选择，还有他们计划的特定环节；这就是被统治者的parrhesia（言论自由），他们能够而且必须以知识的名义，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市民的身份，对统治他们的人提出质询，要求统治者解释所采取的行动和决定的意义。

但是，要提防统治者设下的圈套，知识分子经常落入这种圈套：“让你来处于我的位置，告诉我你怎样做。”我们不必回答这种问题。你既然是对此作出决定的人，显然应该具有我们不具备的知识，应该能够作出我们不能作出的判断分析。这是一个圈套。无论如何，作为被统治者，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就真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究竟在做什么，例如当你反对或是支持在欧洲部署导弹的时候，当你决定重建洛林钢铁工业的时候，当你提出私立学校教育的问题的时候。”

方塔纳　在进行长期的思考和研究、探究真相的过程中，你指望对怎样的读者来讲述你的真相呢？如今的情形是，尽管还有优秀的作者，优秀的读者却越来越少了。

福柯　别说“优秀”的读者了，连读者都在日益减少。很多人确实不再有读者了。当人们阅读作者的第一本书时，作者还不知名，人们对他知之甚少，这种阅读缺乏条理，我倒是挺适应这样的情形。不应该要求作者不仅写书，还制订有关阅读的法则。唯一的法则就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阅读。如果一本书有许多种读法的话，我是不会在意的。问题在于，当你继续写作其他著作的时候，人家就不会再来阅读你了，他们只是借助别人的阅读来阅读你，使你受到不断的歪曲，直到你的著作成为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

这确实带来了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自己卷入争端，对这些歪曲作出反应，从而为读者立下阅读的法律？我对这样做很反感。还是听任自己的著作被歪曲到成为一种漫画式的东西？对此我也很反感。

也许有这样的解决方法：对书籍和出版来说，我愿意看到的唯一合理的立法就是禁止作者将同一署名使用两次，并让作者有使用假名和匿名的自由，这样人们就可以关心著作本身了。对某些著作来说，对作者的了解有助于对这些著作的了解。可是这多半对那些伟大的作者才有效，对其他人来说，往往是毫无意义的。它反而构成了一种障碍。像我这样的人——我可不是什么伟大的作者，我只是一个写书的人——我希望人们只是为了我的书本身而阅读它们，无论它们有多少缺点，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