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批评　转型

思想　批评　转型[1]

埃里邦　大选的那天晚上，我们问你最初的反应是什么。你不想作任何评论。现在你感到可以敞开说了……

福柯　确实，我认为选举本身是行动的一种形式。然后就轮到政府来采取行动了。现在确实可以对正在做的那些事作出反应了。我相信人们是成熟的，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拿得定主意。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埃里邦　你今天的反应是什么呢？

福柯　我对三件事印象深刻。至少在过去的20年来，社会自身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严肃的”制度化的政治中没有它们的地位。

社会党人似乎是唯一理解这些现实问题并作出反应的人——这可能同他们的胜利有关。

其次，同这些问题相关（我首先想到的是执法和移民问题），第一个采取的步骤和作出的声明同所谓的“左派逻辑”——使得密特朗当选的那种逻辑——是一致的。

第三，更重要的是，采取的措施同大众的观点并不一致。在死刑和移民的问题上，政府的抉择并没有服从大众的意愿。

这就证明了很多说法是错误的：他们说争论了10到15年的这些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说政府运作中的左派逻辑是不可能的；他们说新政府如果上台，最初采取的措施一定会迎合公众。可是，在核武器、移民和司法问题上，政府作出的抉择与大多数人的观点是相左的。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同意这种施政方式，即使他们不同意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本身的话。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事情已经一了百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些最初的举措并不就是未来航程的指针，但是它们具有超越象征性的姿态的意义。

把新政府同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以后立即采取的措施相比：后者马上与犯人们握手言欢。这纯粹是对选民们作出的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而不是他自己的心愿。今天，我们看到第一批实行的有效措施可能会伤害一部分选民的感情，但是却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新政府的风格。

埃里邦　看来一种新的政府风格确实正在建立起来。

福柯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可能是随着密特朗的胜利第一次在法国出现。我感到很多人都把这场选举看成某种胜利，一次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修改。并不是说被统治者取代了统治者的位置。说到底，这不过是政治阶层内部的一次变动。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由政党领导的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是要冒风险的，对此我们切不可疏忽。

这一变化带来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建立这么一种关系：不是一味地顺从，而是让协作发挥重要作用。

埃里邦　你的意思是说有可能与政府合作？

福柯　我们要跳出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这样一个圈套。与政府合作并不意味着驯服和全盘接受。你可以同它合作，同时仍然持保留态度。我甚至相信这两者总是相伴相随的。

埃里邦　从前我们看到的是批评家福柯，我们会看到一个改革家福柯吗？要知道，常有这样的责难，认为知识分子作出的批评产生不了什么效果。

福柯　首先我解释“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说法。成百上千的人在为各种问题而工作。说这些工作无用是错误的。你难道会认为，20年前人们对精神病与心理状态的关系、监狱问题、医学权力以及两性关系这些问题的看法，会同今天一样吗？

在此之外，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改革不会在推动它的人们之外凭空产生，我们要把那些从事改革工作的人考虑进来。

我相信在批评和转型、“理想的”批评和“真实的”转型之间应该有一种对立。批评不是要指出事物没有按原来正确的方向发展。它的职责是要指明，我们的行为实践是在怎样的假设、怎样熟悉的、未经挑战和不假思考的思维模式上建立起来的。

我们要让自己摆脱那种把社会看成唯一的现实的神圣观念，不应该把人类生活和人类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思想看成是多余的。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着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思想。

批评可以把思想进一步擦亮，并努力改变它：表明事物并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而喻的，使人看到不言而喻的东西将不再以这种方式为人们所接受。批评的实践就是使得不用动脑筋的行为变得复杂化。

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包括激进的批评）对任何转型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转型，如果只是在同一种模式的思想中发生，如果仅仅是把同一种思想调整得与现实更为贴近，那这种转型必然是肤浅和表面的。

另一方面，一旦我们不再按从前的思维模式去看待事物，转型就变得非常迫切、非常困难，同时又具有相当的可能性了。

所以，并不是说要区分批评的时代和转型的时代；不是要有人专门从事批评，有人专门从事转型；也不是要把一部分人圈进不可企及的激进主义，迫使一部分人对现实进行必要的妥协。事实上我相信，只有在不断为批评所激励的自由的气氛中，深刻的转型工作才能完成。

埃里邦　但是，你相信知识分子应该在这种转型中担任设计师的角色吗？

福柯　改革从来不仅仅是冲突、对立、斗争、反抗过程的结果……

在一开始对自己这样说：我能从事怎样的改革？我相信这不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既然他的工作是在特定的领域里展开的，他的任务就是发现思想的解放究竟使得转型迫切到怎样一个地步，而人们如果要把这些转型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中的话，这又困难到怎样一个地步。

所以，关键在于使冲突更加清晰可见，使冲突比单纯的利益冲突和单纯的制度的稳定性更为重要。在这些冲突中，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必须出现，它最初临时性地表现为改革。如果在基础的层面上没有思想的工作在起作用，如果思想的模式、行动的模式没有得到改变，那么，不管改革的计划怎样，它也会被长期以来一成不变的行为模式和制度所吞灭和消化。

埃里邦　在参加了一系列的运动之后，你最近可以说是有所退缩了。你还会参加这样的运动吗？

福柯　无论何时我从事某项理论工作，那都是建立在我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并总是与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有关系。这是因为，我觉得在自己看见的事物中、在我与之打交道的制度中、在我的人际关系中，我总是能辨认出裂缝、无声的震惊和机能失常……我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可以看成是我的自传的断片。

我不是一个刚从冲突中退下来、并又准备上场的活动家。我的工作方式并没有大的变化；我对我的工作真正抱有的期望是它将继续改变我。

埃里邦　人们说你相当悲观。从你这番话看来，我敢说你还是挺乐观的。

福柯　有一种乐观主义，认为事情已经很好了。我的乐观主义却在于声称很多的事情都会发生改变，不管这种变化如何脆弱；事情将更多地与其所处的具体的环境和形势相关，而不是被捆绑在一种必然性上面；事情将更具有一种随意的性质，而非不言而喻的；事情将更为复杂，更有临时性和历史性，而不是由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常数来决定……你知道，说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为现代，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的全部重负全部压在自己肩上，而是要把不可企及之物尽可能地划归我们自己所能支配的范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