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一 1976年1月7日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结束自己的一系列研究的愿望。从我到这个地方开始，我从事这些研究已经有四五年了。我充分意识到在这些研究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对你们和对我来说都是如此。尽管这些研究彼此相关联，它们却没有发展成一个连续的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片断性的研究，没有一个最终具有肯定性的结论，甚至也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它们是散漫的、重复的，不断地在同样的基础上进行修补，激发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概念，等等。
你们回想一下我在这里的工作：一些有关刑罚程序的历史的简短说明，一些有关19世纪精神病学的演变和制度化的论述，对诡辩的研究，有关希腊货币的研究，还有对中世纪宗教法庭的研究。我草拟了一份有关性的历史，或者说至少是有关性的知识的历史，这是建立在17世纪的忏悔实践或者说18世纪到19世纪对儿童的性的控制形式的基础之上的。我的工作既重复又互相分离，没有发展的方向。既然它确实从不停止说同样的事情，也许就等于什么也没说。它搅成一团难以解释、没有头绪的混沌。简言之，它得不出什么结论。
然而，我想说这些不过是应该尾随其后的踪迹，这些踪迹导向何方是无关紧要的。而且，重要的恰恰是它们没有一个前定的起点和终点。这不过是一些线路，你们可以跟随，也可以往其他方向走，我可以把它们展开，也可以对它们进行重新设计。它们最终看来不过是碎片而已，由你们或我来决定究竟怎样对它们进行利用。我就像一条鲸鱼跃到水面，喷出细小的水雾，暂时地搅乱了水面的平静，然后让人家相信，自己装作相信，希望相信，或者心里确实相信在别人看不见也无法控制的海洋深处，它遵循某一深刻的、连贯的和理性的轨道。不管怎么说，我多少就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处境的；你们对它的理解可能不一样。
我向你们展示我自己的工作特点是片断性的、重复的和不连贯的，这也可以看成是某种病态的懈怠的反映——一种典型的折磨，来自图书馆、文件、参考资料、布满灰尘的大型丛书，从未被人读过的文本，刚印出来就存放到图书馆书架上，并要在那里沉睡几个世纪的书籍。这适合于那种以无用的知识为职业的人忙碌的惰性，他们拥有丰富的智慧，他们的见解只表露在页底的批注上。这适合于某些人，他们感觉自己与古代西方的秘密团体心心相印，这些古怪而不可摧毁的团体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尚未存在，是随着基督教一道发展的，与第一批寺院同时产生，它们存在于侵略、战火和森林的边缘：我指的是拥有巨大的温情和人性的共济会所重视的无用的博学。
不过，并不单单是对共济会的欣赏激励了我的工作。我们的工作的意义可以从这样一种看法得到证实，即它对一段有限的时期已经足够，我指的是最近的10年、15年、至多20年，在这一段时期内，有两个事件即使并不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是分散的和不连续的进攻。对此我想到了一连串的事件。例如，破坏精神病学机构的运动，地方性的反精神病话语的效用。你们很清楚，这些话语缺少可以给他们提供参照系统的统一协调的原则。在存在主义的分析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某些方法，例如赖希（Reichian）理论中就有这样的参照系统。我注意到对传统道德和等级制度的攻击的特殊效应，它们并不援引任何理论，除了偶尔模糊地提及赖希和马尔库塞。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对法律和刑罚体系的攻击，其中某些攻击与普遍意义上的颇为含糊的阶级正义有着微弱的联系，而另一些攻击则与无政府主义的主题有着更为接近的地方。同样地，我想到了《反俄狄浦斯》这样的书的效应，除了本身巨大的理论创新之外，它没有其他的参照来源：这是一本书，更是一个物体，一个事件，它即使是在精神分析的最世俗的层面上，也带来了一声尖利的呼啸，而通常在这个层面上，只有低声悄语萦回在扶手椅和卧榻之间。
因此，我想说，在最近的10到15年间，对事物、制度、实践、话语的批评越来越脆弱。正是在存在的基础上发现了脆弱性——甚至主要是在最熟悉、最坚实、与我们的身体和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方面。但是，伴随着这种不稳定的感觉，以及非连续性的、个别的、局部的批评的大量运用，我们又发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即一种通用的、总体化的理论的禁制作用。并不是说从前和现在通用的理论没有为局部的研究提供一贯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就是例证。但是我相信，这些工具在使用的时候，其话语的理论统一性被悬置，或者说至少是被缩减、分割、瓦解、漫画化、戏剧化，你怎么说都行。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了障碍。
所以，15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归结为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批评的局部化。我相信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呈现出迟钝的、天真或原始的经验主义色彩；它也不是乏味的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缠着每一种理论方法不放；它也不是自觉自愿的禁欲主义，倾向于导致最糟糕的理论上的贫困。我相信，批评的局部特征表明了一种自律的、非中心化的理论生产，其有效性并不依赖既定思想体制的首肯。
在此我们涉及上述事件已经不断有所表现的另一特征：局部的批评可以看成是“知识的回归”。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少在表层上，我们已经不断触及这样的主题，即真正关键的不是理论而是生活，不是知识而是现实，不是书籍而是金钱，等等；但是我认为关键在于，从这一主题生出了另外一些东西，对此我们已经有所目睹，可以称之为“被压制的知识的叛乱”。
我所说的被压制的知识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我指的是被埋葬和伪装在完善统一的系统之下的历史内容。具体地说，并不是疯人院的生活的符号体系，甚至也不是犯罪社会学，而是直接展露的历史内容导致了对疯人院和监狱的有力批判。这是因为只有历史内容能使我们重新发现冲突和斗争的断裂效果，而机能主义或系统化的思想则想方设法要掩盖这种断裂。被压制的知识作为一种历史的知识是存在的，但却隐藏在机能主义和体系化的理论的身体内部，批评——表面上是一种学术的批评——能够对它加以揭示。
另一方面，我认为从被压制的知识中我们还应该理解更多的东西，即一系列被剥夺资格的知识，被认为是不充分或不精确的知识：素朴的知识，处在等级体系的下层，在被认可的知识和科学的层面之下。我相信，通过这些低级知识，这些未获资格，甚至干脆被取消资格的知识（例如精神病患者的知识，病人的知识，护士的知识，医生的知识——它们处在医学的边缘——还有就是罪犯的知识，等等）的再度兴起，伴随着一种流行的知识，这种流行的知识并不是普遍的常识，正相反，它是特殊的、局部的、区域性的知识，一种具有差异性的知识，不会导致普遍的同意，其力量来自它周围的一切对它的粗暴的反对——通过这种知识、这种局部流行的知识、这种被剥夺资格的知识的再度兴起，批判开始执行它的工作。
但是，在对这种被压制的知识的渴望中，存在着奇怪的悖论。一方面，它是细致的、博学的、精确的历史知识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局部的、特定的，缺乏普遍意义，一旦不能有效地对自己进行明确的维护，就会被弃置不用。我认为，15年来我们的批评话语，在被湮没的学问与被知识和科学等级体系剥夺资格的知识之间的联系上，发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力量。
在这两种情形下——冷僻的学问和被剥夺资格的知识——这些被埋葬和压制的知识究竟关心的是什么呢？它们关心的是“斗争的历史知识”。在特殊领域的冷僻知识与被剥夺资格的知识中，仍然保存着对敌意和对抗的记忆，这些敌意和对抗至今仍然被禁制在知识的边缘。
从这当中就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谱系的东西，或者说多重的谱系化的研究，去艰辛地从事对斗争以及冲突的原始记忆的重新发现。这些谱系是冷僻学问和流行知识的结合的产物，只有废除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它们才能建立起来。
让我们用“谱系”这个词来代表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我们能够在今天建立有关斗争的历史知识，并策略性地运用这一知识。这就是我在最近几年与你们一道建造的有关谱系的暂时的定义。
你们都很清楚，这种可以称为谱系学的研究活动完全独立于那种理论的抽象统一体与具体多样的事实之间的对立之外。它不是要取消以科学性和既有知识的名义反对它的理论范畴。所以谱系学的规划既不是通过经验主义，也不是通过普通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来展开的。它真实的任务是要关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以此对抗整体统一的理论，这种理论以真正的知识的名义和独断的态度对之进行筛选、划分等级和发号施令。谱系学因而不是要对更细致精确的科学进行实证主义的回归。它们其实是反科学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要对愚昧或无知进行诗意的维护：并不是说它们致力于否定知识，或者说它们推崇直观的知识，把它们的实践建立在外在于知识的直接的经验之上。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一些知识的叛乱，这些知识主要反对的并不是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中心化的力量所导致的后果，这些力量与我们社会中有组织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密切相关。同样无关紧要的是，这些科学话语的制度化究竟是存在于大学之中，还是在教育机器中，究竟是在理论—商业的制度中——例如精神分析，还是在政治体系的框架中，这些都无关紧要。谱系学反对的是被看作科学话语的权力的效应。
说得更明确一点，我想让你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许多年——可能有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人询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门科学。对精神分析学也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这样的问题，甚至对文学文本的符号学也是如此。但是，对于所有这些“它们是或不是科学”的问题，谱系学或谱系学家会回答：“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错就错在你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或其他研究搞成一门科学的坚定决心。”我认为，在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科学实践相类比之前，确实需要就我们自身对科学的权力的渴望进行质疑。确实需要提出下面的问题：在你提出“这是科学吗？”这样的问题时，你究竟想剥夺哪些种类的知识的资格。在你说“我运用的话语是科学话语，我是一个科学家”的时候，你想“贬低”哪一类说话和言谈的主体，哪一类经验和知识的主体？你想推崇哪一类理论—政治的“先锋派”，以把它从围绕着它的所有非连续形式的话语中孤立出来？据我看来，当你努力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时候，你并不是想一劳永逸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具有理性的结构，因而它的命题是可以证实的程序的产物；你所做的其实大不一样，你是在授予马克思主义话语以及对它们的支持以权力的效应，在西方，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把这种权力的效应赋予科学以及从事科学话语的人。
与那种把知识纳入与科学相连的权力的等级秩序的规划形成对照，谱系学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把历史知识从这种压制中解放出来的努力，谱系学让历史知识能够对抗理论的、统一的、形式的和科学的话语的威胁。它建立在局部知识的反抗之上——如德勒鲁兹所说，是那种微小的知识——反抗科学的知识等级，以及知识权力的效应：这就是非秩序和片断性的谱系学的规划。如果我们再把它归纳成两个术语，那么，用“考古学”来指局部言谈分析的方法学，用“谱系学”来指建立在对局部言谈的描述基础之上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受压制的知识被释放出来进行活动。
关于我们要实行的规划的性质就说到这里。我希望你们考虑所有这些研究片断，所有这些话语，它们既是附加的，又是不连续的，四五年来我一直在追踪这些在最近的15年中构成的——并不是单单由我一人完成的——谱系的组成因素。但是，现在却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再继续追求一种很有魅力又切实可行的非连续性的理论，尽管它很难得到证实？为什么不再继续关注精神病学或性的理论的某些方面？确实，我们可以继续（从某种意义上我确实还努力想这样做）下去，如果不是因为目前的形势出现了变化的话。我指的是，从最近的5年、10年、甚至15年以来，事情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复杂面貌。今天的势力关系仍然允许这些发掘出来的知识保持某种自足自律的生命吗？它们能从所有压制性的关系中独立出来吗？它们自身具有怎样的势力？还有，这些谱系学的断片一旦曝光，特定的知识要素一旦受到垂青被投入流通过程，它们会不会立刻面临被重新法典化和重新殖民化的危险？事实上，那些统一的话语，先是剥夺它们的资格，然后在它们出现的时候对之不予理睬，如今却又似乎准备把它们吞并，把它们吸收进自己的话语，赋予它们知识的权力的效应。如果我们要保卫这些新近解放出来的断片，我们自己会不会面临这样的危险，即亲手建造统一性的话语？也许我们会被别人邀请或引诱进一个圈套，他们会说：“你说得不错，但是你要往何处去？你追寻怎样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能倾向于这样回答：“我们只是往前走，不断地积累，被兼并的危险时刻还没有出现呢。”我们甚至会提出挑战：“那么就兼并我们试试看！”或者也许会说：“15年前我们发起了反精神病学或对精神病的机构制度进行谱系学研究的运动，这些年来，有哪一个精神病学者表明我们制造的谱系是虚假的、有缺陷的、表达不清的和缺乏基础的？事实上，这些收集起来的谱系的断片仍然在它们各自原先的位置上，由一片审慎的沉默所环绕。”我只听到一个反对的声音，我想那来自朱坎（Juquin）先生：“这些都不错，但是苏联精神病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对此我将回答：“你说得太对了，苏联精神病学确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反对它。”
那种沉默，或者说是审慎，是统一性的理论用来回避谱系学的知识的，这其实构成了继续追寻谱系学的知识的良好理由。然后我们就会增加以大量的陷阱、要求、挑战形式出现的谱系学的断片。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把对手的沉默看成是怯懦，这也许是过于乐观了，如果我们考虑到竞争的因素的话——知识与科学话语的权力的较量。因为，敌人的沉默也有可能表明——至少这也是一种应该牢记在心的方法或战略原则——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让他们恐惧。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就当作他们还没有感到我们的威胁，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为所有分散的谱系提供坚实的同质的理论背景，也不需要居高临下地用某种光芒万丈的理论来统一他们。正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揭示和指明，在这种对立，这次斗争，这场知识对制度、知识的效应、科学话语的权力的对峙中，关键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在所有这些谱系中，最关键的是过去40年来呈现为暴力、攻击性和荒谬性的权力的本质，它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垮台和斯大林主义的衰微。我们必须问，这种权力究竟是什么？但是，这样就会要求对问题进行表述，从而诱发出一个理论性的总体，而我对此是竭力避免的，所以我们还不如询问，既然权力的运作扩展到各自不同的层面和社会部门，这种多样性的权力的不同的诡计是什么？权力的机制、效应和关系是什么？我想这可以归结为下面的问题：对权力的分析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经济中推导出来吗？让我把我的问题和分析表述得更清楚一点。我的意图不是要从大量的差异中进行抽象，但是，尽管有这些差异，甚至恰恰是因为有这些差异，我相信在法律的、自由的政治权力的概念（建立在18世纪哲学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至少是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我把这种共同点称为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我指的是，在古典的、法制的理论中，权力被视为权利，我们可以像商品一样拥有它，我们也可以把它的部分或整体进行移交和转让，通过确认权利的合法的程序，例如签订合同。权力是具体的权力，每一个人都拥有它，权力的部分或总体的转让使政治权力或主权得以确立。这一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即政治权力的构成遵循合法交易的模式，这种合法交易的模式包含了合同形式的交换。因此在权力的理论与商品的理论，权力的理论与财产的理论之间有着清晰的相似性。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就看不到这种相似性了。尽管如此，却有另一种东西存在于这后一种概念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力的经济功能。如果权力的角色主要是维持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特定形式带来的阶级统治，这种权力的经济功能就会出现。根据这种观点，权力政治的理所应当的历史原因可以在经济中找到。大致说来，在第一种情况下，政治权力的模型可以在交换的过程中，在商品的经济流通中发现；在第二种情况下，政治权力的理所应当的历史原因，以及它的具体形式和功能的原则，都存在于经济之中。那么，我提到的研究中的问题可以按下面的方式来进行分解：首先，与经济相比，权力是否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吗？它注定了要去实现、强化、维持和再生产与经济和经济的功能相吻合的关系吗？其次，权力是以商品为模式的吗？它为我们所占有，获得，根据合同放弃、转让和重新获得，流通或取消的吗？或者正相反，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分析中借用不同的工具——甚至当我们认可这样的情况维持下去，听任权力关系深陷在经济关系之中，与它们共同参与流通？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不意味着从属功能的模型或类质同型的模式构成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它们彼此的不可分解性是不同的，我们就是要找出这种差异。
如果要从事对权力的非经济的分析，我们今天又拥有什么手段呢？非常稀少，我相信。首先我们要强调，权力不是给定的，不是用来交换的，不是可以复原的，而是在行动中，也仅仅在行动中才能得以实施。我们还要强调，权力首先不是对经济关系的维护和再生产，它是针对所有的力量关系的。于是就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权力是一种运作的话，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运作呢？它的组成是什么？它的机制是什么？当代的分析马上就会给出现成的答案：权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压抑。权力压抑自然，压抑本能，压制阶级，压制个人。尽管我们在今日话语中可以找到无穷的权力压抑说，这种说法不是这些话语创造的——黑格尔最先提到它，然后是弗洛伊德，还有赖希。在每一种情况下，谈到权力的时候，总是同一个腔调，把它说成是压抑的机构。难道对权力的分析应该首要是对压抑机制的分析吗？
然后，我们就可以作出第二个回答：如果从权力是势力关系的具体表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不是用转手、合约和割让的术语或者是从维护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把它看成一种斗争、冲突和战争？这样我们就会用把权力看成用各种手段进行战争的这第二种假设，来对抗有关权力的最初的假设，即把它看成一种压抑。这是对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说法的一个颠倒，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种颠倒具有三重含义：首先，它意味着我们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确定的势力关系之上，这种势力关系在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通过战争得以确立。此外，如果政治权力结束了战争，建立或试图建立国内社会的和平统治，这绝不意味着它悬置了战争的效应或者说抵消了最后决战导致的不平衡。根据这一假设，政治权力的角色不断地通过未宣布的战争来重写这种关系；这种重写表现在社会制度中，在经济的不平衡中，在语言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中。
这就是对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名言的颠倒带来的第一个意义。这样就把政治看成是对战争揭示的势力的不平衡关系的一种认可和支持。但是这种颠倒还有另外的含义：在“国内和平”环境下的政治斗争，针对权力、借助权力、为权力而发生的冲突，势力关系的改变，对某种倾向的支持和增援，等等，政治体系中的所有这些现象，都必须按照战争的延续来理解。这就是说，它们应该被理解成同样一场战争中的进程、派别和转移。甚至当我们在撰写和平以及和平时期的制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所写的仍然是战争的历史。颠倒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还有第三个含义，即政治最终的结果也同战争的结果一样，也就是说，力量的对抗最终诉诸武力。最后的决战导致政治战争的停火。只有这种最后的决战才能一劳永逸地中止作为持续战争的权力运作。
因此，我们刚想把自己从对权力的经济分析中解放出来，就出现了两个有力的命题。一个说权力的机制是压抑。为了简单起见，我想把这称作赖希命题。另一个命题认为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势力的敌对行动。同样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为尼采命题。
这两个命题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甚至以一种颇为令人信服的方式连接在一道。毕竟，压抑可以看成战争的政治结果，有时候表现为压迫，在政治权力的古典理论中，被看作是维持法律秩序的统治权的滥用。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对权力分析的两大方法系统：首先是建立在18世纪哲学中的旧的系统。这种理论把权力看作在统治权建立过程中放弃的原初权利，而契约就是政治权力的诞生地。这样构成的权力有着变成压迫的危险，一旦它过度施展，超越了契约的范围的话。于是我们就有了契约的权力，压迫是它的极限，或者说对极限的超越。与此相对照，另一种方法系统不再根据契约—压迫的方案来分析政治权力，而是从战争—压抑的角度出发，这种压抑不再占据压迫在契约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再是滥用，而恰恰相反，只不过是支配关系的效应和延伸。根据这种观点，在战事连绵的虚假和平中，压抑正是一种永久的势力关系的完成和实现。
于是我们就有了两套权力的分析方案。契约—压迫方案是一种法律的方案，而对支配—压抑或战争—压抑的方案来说，与之相关的对立不像在第一种方案中那样表现为合法与非法的对立，而是斗争与驯服之间的对立。
很明显，近年来我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战争—压抑的方案，我一直都在运用这种方案，但是我现在被迫重新对它加以考虑，既因为它在很多环节上不够充分，也因为我相信压抑和战争的观念必须加以大量的修改，如果不是要彻底放弃的话。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对它们更认真地进行重新考虑。
我对压抑的观念一直特别缺乏信心：正是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谱系中——刑罚权利的历史，精神病学的权力，对儿童的性的控制，等等——我力图向你们说明，在这些权力形态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不是压抑，或者说超出了压抑的范围。我认为今日的研究中对权力的效应和机制的分析是远远不够充分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彻底详尽地研究这种压抑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