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功能

文学的功能[1]

德鲁瓦　文学作品在你的研究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福柯　在《癫狂的历史》和《词与物》中，我只是顺带提到它们。我属于那种漫步者，会说：“你看，正好碰见了，那么就让我们来谈谈《拉摩的侄子》吧。”但是我不会在具体的运作中给他们一席之地。

对我来说，文学是我观察的东西，不是我分析的对象或是借助用来分析的工具。文学只是一种休息，行路时的随想，一枚徽章，一面旗帜。

德鲁瓦　你不想借用文学作品来反映历史过程。

福柯　不想……（沉默地思考了一会儿）。我们必须在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人分析过，在大量的言谈中，在所有实际的话语中，一些这种类型的话语（文学话语、哲学话语）被赋予了特别的神圣性和功能。

看起来，传统的文学和哲学话语似乎能够发挥替代或包容所有其他的话语的功能。文学必须成为其他东西的代表。人们记录18世纪的历史，是通过丰特奈尔（Fontenelle）、伏尔泰、狄德罗，或是《新爱罗伊丝》。或者说，他们认为这些文本最终表达了一种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不能表达的东西。

在这方面，我从怀着期待（如果手头现成的话，随便举两个文学的例子，但是并不强调它与其他问题的关系）发展到一种坦率的否定态度，我努力地寻找某一特定时期产生的所有非文学的话语，就是排除文学本身。在《规训与惩罚》中，我只引用坏的文学……

德鲁瓦　我们怎样区分好的和坏的文学呢？

福柯　这是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将不得不问自己：构成小说、诗歌、故事在社会中的流通的活动是什么呢？其次，我们还可以这样来分析：在所有的叙事作品中，为什么其中一部分被神圣化，作为“文学”来发挥作用？它们与一种原先并不与之相容的机构发生关系：大学机构。它现在又开始被认同于文学机构。

我们的文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斜坡。在19世纪，古典文学是组成大学的因素之一，它既构成当代文学的唯一的基础，又构成对当代文学的批评。于是，在19世纪，在文学和大学之间，在作家和教授之间，就有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交互作用。

接着，尽管不断地发生口角，这两个机构的关系还是逐渐地越来越密切，趋于完全合流。我们很清楚今天所谓的先锋派文学只有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在阅读。我们清楚地知道，今天超过30岁的作家就会有学生围上来撰写研究他的作品的论文。我们知道作家主要靠教书和开讲座谋生。

在此我们接触到某种真相：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大学在此过程中既是操作者，又是接受者。

德鲁瓦　文本有自身的内在标准吗？抑或仅仅是大学机构对它进行神圣化的结果？

福柯　我不知道。我只想简单地这么说：为了同包括文学的表现性在内的一些神话决裂，提出文学只关心自身这样一个伟大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文学还关心它的作者的话，那只是同写作者的死亡、沉默和消隐有关。

这里是否引用了布朗肖（Blanhot）或是巴特的观点，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下面一个原则的重要性：文学的不及物性。这是第一步，借此我们能够摆脱文学是所有思想交流的终点和汇聚地这样一种总体性的观念。

但是，据我看来，这还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果一直在这个层面进行分析，我们就可能解不开文学的神圣的总体性。我们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把它神圣化。这种情形到1970年为止一直在不断发生。你们会看到，由布朗肖和巴特引发的一系列主题，被极度诗化和极度理性化地用来美化文学，赞颂文学是一种能用自己的术语来进行自我分析的语言结构。

这种赞美中没有政治含义。有人甚至说文学本身具有从所有决定性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因此写作本身是颠覆性的，作者在写作中具有超越异化的颠覆能力！因此，作者是革命者，写作越回到写作本身，它就越具有不及物性，也就越能产生革命运动！你知道，很不幸，确实有人这么说……

事实上，布朗肖和巴特的工作是要把文学非神圣化，这是通过割断把文学置于绝对性的表达的途径来实现的。这种断裂表明，下一阶段的运动就是绝对的非神圣化，并且要弄清楚，在特定的时刻，以特定的模式，针对特定区域的语言是如何在普遍的言谈中形成的。它不该被要求来承载文化的使命，而是应该搞清楚一个文化是如何决定给予文学这种非常特殊、非常奇怪的地位的。

德鲁瓦　为什么是奇怪的呢？

福柯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化给予文学的位置是非常有限的：多少人阅读文学？它在总体的话语的扩张中占据多大的地盘？

但是，还是同样一种文化，却强迫它所有的孩子在走向文化的同时，穿越整个意识形态，整个文学的意识形态，这里存在着悖论。

这同有关文学是颠覆性的声明不是没有关联的。有人在一些文学评论中作这样的声明，这是无关紧要而且没有作用的。但如果同时整个教育界，从小学教师到大学的系主任都在或隐或显地对你说，如果你想知道文化的决定性的转折点，你就必须去看狄德罗、萨德，或者黑格尔，或者拉伯雷——你发现他们都在那儿。这一层次里有着相互强化的效果。所谓的先锋派群体和大学的教师达成了协议。这带来了沉重的政治障碍。

德鲁瓦　你是怎样从此障碍中逃出来的？

福柯　我是这样来对待这个问题的。首先，我撰写了论述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的著作，然后是有关皮埃尔·里维埃（Pierre Rivière）的著作。这两者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越过了怎样的门槛之后，话语（无论是有关病人还是罪犯等等的）开始在文学的领域中起作用？

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刚一产生就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什么东西被触发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

德鲁瓦　但是你某些针对文学作品的文字却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我这里特别指的是你批评布朗肖、克罗索斯基（Klossowski）、巴塔耶（Bataille）的文章。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编个集子，其思路同我们熟悉的你的形象很不一样。

福柯　是的，但是……（停顿）。谈论他们是相当困难的。布朗肖、克罗索斯基和巴塔耶是60年代最吸引我的三个作者。对我来说他们的含义远远超越了文学作品或文学话语。他们代表了哲学以外的话语。

德鲁瓦　意义何在？

福柯　拿尼采来说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同学院的哲学话语比起来，尼采代表了外层的边界。当然，在尼采身上能找到整个西方哲学的全部线索。柏拉图、斯宾诺莎、18世纪哲学家、黑格尔……这一切都交织在尼采身上。但是，在与哲学的关系中，尼采最具有局外人、一个山地农民式的粗粝和质朴，这使得他能够耸耸肩，响亮地说出我们无法忽视的话来：“好啦，所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要让自己摆脱哲学，就必须摆脱顺从的态度。如果待在哲学里面，努力地进行阐释和界定，不停地围着它转，那是摆脱不了哲学的。不，那是不行的。要用一种令人震惊的欢快的愚鲁，爆发出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大笑，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理解，或者说，破坏。是的……它破坏，而不是理解。

我毕竟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哲学教授，我对癫狂进行的研究中还残留着传统哲学的话语，我对此感到惭愧。那里仍然有着黑格尔主义的残迹。要逃离哲学，仅仅研究警察报告、监禁措施，还有疯人的呼喊是不够的。对我来说，尼采、巴塔耶、布朗肖、克罗索斯基是逃离哲学的途径。

巴塔耶的狂暴，布朗肖既诱人而又恼人的甜蜜，克罗索斯基的螺旋，这些都是从哲学出发，把哲学带入游戏和疑问，从哲学中出来，再回到哲学中去……我简直不知道克罗索斯基关于呼吸的理论中有多少与整个西方哲学缠绕在一起的线索。然后，它通过各种呈现和表达的方式，在《巴弗灭》（Le Baphomet）中完全显露出来。

哲学之墙上的这些出口和入口，使得哲学与非哲学之间的界限变得可以穿越，并因此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