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生命

哲学的生命[1]

德拉康帕涅　请允许我问一下，你为什么要用匿名的方式参加这场对话？

福柯　你知道那个关于心理学家的故事，他们到黑非洲的一个村子中去做一个小小的电影测验。他们让村民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他们刚刚看到的故事。结果，在这个有三个主人公的故事中只有一样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光线的移动和树间的阴影。

在我们的社会中，角色支配了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注意力被一张张的脸的活动所吸引，它们来来去去，出现又消失。

为什么我建议我们用匿名呢？这是出于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在那时，尽管我可以是很不出名的，但是我说的话还是有机会被人们听到。因为潜在读者的存在，联系的纽带是稳定的。书带来了一些效果，它们可能会以我从未想象过的形式，出现在出乎意料的地方。署名使阅读变得太轻率。

我建议做一个游戏：没有“名字的年份”的游戏。如果有一年，所有的书都不署作者的姓名。批评家将不得不对付大量匿名的书籍。我想，有可能他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所有的作者都会等到第二年再出版他们的书……

德拉康帕涅　你觉得今日的知识分子谈得太多了吗？太多的不相干的言谈是否妨碍了他们正确的表达？

福柯　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遇到过写小说的人，治病的人，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创作电子音乐的人。我遇到教书的人，绘画的人，还有我从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的人。可就是没有遇到过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我却遇到过很多谈论“知识分子”的人。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总算对那是个什么东西有点印象了。这并不困难——他是相当人格化的。他对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无论是说话，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做，或者什么都做……简言之，知识分子是判决、课刑、谴责、放逐的原料。

我并不觉得知识分子谈得太多，因为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但是我确实发现谈论知识分子的倒是越来越多，我对此深感不安。

我有一个不幸的习惯。当人们说这说那的时候，我总是要努力想象如果把这些转化成现实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当他们“批评”某人、“驳斥”他的思想、“谴责”他的著作的时候，我想象他们是身处理想的情势中，对那人拥有绝对的权力。我接受他们用的词——破坏、摧毁、归于沉默、埋葬——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结果会怎样。我瞥见一座辉煌的城市，知识分子会被关在监狱中，如果他正好还是一位理论家的话，当然还会被吊死。真的，我们还没有生活在知识分子被送去稻田的政体之下。你听说过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吗？他不就因为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被关了起来吗？

德拉康帕涅　那么你为什么要在匿名后面隐藏起来呢？是因为当代的哲学家采取种种方式利用伴随他们名字的声誉吗？

福柯　我对此一点也不惊奇。我过去在中学的走廊里看到很多伟人的石膏半身像。如今在报纸的第一版下面看到这些或那些思想家的照片。我不知道，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事情是不是在变好。这当然是一种经济理性……

康德在晚年写过一封信，我读了非常感动：他说，他在同衰老、视力衰退、思维紊乱作斗争，为的是把书赶写出来，好参加莱比锡博览会。我提到康德，是要表明，名声是最不重要的。不管有没有名声，不管是不是为了博览会，一本书都是相当特殊的。我绝不会相信一本书因为它的作者上了电视就是坏的。但是，它当然也不会因为相同的原因就是好的了。

如果我选择了匿名，这不是为了批评这个人或那个人，我从来不这样做。这是为了更直接地向潜在的读者说话，他们是我唯一感兴趣的人：“因为不知道我是谁，你们就会更努力地去探究我为什么要说你们读到的那些话；你们就直说吧，它是对的，它是错的。我喜欢它或者我不喜欢它。句号。”

德拉康帕涅　但是读者难道不期待批评家为他们提供对作品的价值的精确评价吗？

福柯　我不知道公众是否期待批评家来评判作品和作者。在他能够开口之前，评判已经存在了。

库尔贝（Courbet）有一个朋友，老是在晚上惊醒并大喊：“我要评判，我要评判。”真奇怪人们怎么那么喜欢评判。到处都有评判，什么时候都有评判。也许这是给人类的一件最容易的工作。你知道，世上的最后一个人，当核辐射最终把他的最后一个敌人化为灰烬之后，会坐在摇摇欲坠的桌子边，开始对应为此事负责的人进行审判。

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德拉康帕涅　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告诉人们，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要做，大众传媒就该整天谈论哲学了。

福柯　“批评家”和写书的人之间原来就一直存在龃龉。前者感到被误解，后者认为前者在努力使他们就范。这是一场游戏。

但是今天情形有些特殊。我们有对付匮乏的机构，但我们却处在过剩的时期。

所有的人都注意到某些著作初版或重印时带来的过度惊喜，这些著作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它们总是被说成是“对所有规则的颠覆”“当代文化的反题”“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激进的疑问”。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想，这个作者一定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一个无名小卒。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则被彻底埋没，而且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不过是“时尚”的泡沫，是文化制度的产物。

人们会说，这是一个肤浅的、很巴黎化的现象。我则把它看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的后果。人们感觉到“没有空间”，“非他即我”，“该轮到我了”。我们不得不排队行走，因为能使我们被别人听到的空间是太狭隘了。

于是一种焦虑表现为无数症候，有些很滑稽，有些不太滑稽。于是写作者在面对大众传媒的时候有一种阳痿的感觉，他们批评它操纵书籍的世界，任意地制造和摧毁名声。于是批评家感到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别人听到，除非他们大喊大叫，还要每星期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来。于是，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政治化，在从事“意识形态斗争”和排除“危险思想”幌子下面，它掩盖了根深蒂固的害怕不会被人听到的焦虑。于是，对权力产生极大的恐惧：每一个写作的人都会施展扰乱破坏的权力，对此必须加以限制，如果不是进行消灭的话。于是，有了不断重复的断言，说今天所有的事物都是空洞的、荒芜的、乏味的：这种断言明显地来自一帮人，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做，还以为别人也同他们一样。

德拉康帕涅　你不觉得我们的时代确实缺少能够对付这些问题的伟大作家和思想家吗？

福柯　不，我不同意这样的观念，认为我们时代颓废，缺少作家，思想贫瘠，前途暗淡。正相反，我相信这个时代患了多余症。我们遭受的不是匮乏，而是思考问题的不恰当的手段。提供给我们去了解的东西是过于丰富了：它们同时是根本性的、可怕的、奇妙的、有趣的、不重要的、关键的。而且存在着认知的惊人的好奇心、需要和欲望。人们总是在抱怨大众传媒在他们的头脑中塞满了人物。这种观念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味道。相反地，我相信人们会有反作用；你越是要他们确信，他们就越要提出疑问。大脑不是软蜡制成的，它是能够作出反应的。当你往人们头脑中塞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越来越想知道得更多、更深。

如果你同意这一点，并补充说，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学里或其他地方接受训练，他们能够成为大众与知识之间的桥梁，那么，你就会看出让学生失业是多么荒唐了。要增加信息的渠道、桥梁和手段，增加广播电视和报纸的网络。

基督教、哲学，甚至某些科学把好奇心视为毫无益处的坏事。可是，我喜欢这个词；它对我的意义完全不同。它激发“关怀”；它激发人们关怀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它使得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更加敏锐，但是又绝不在现实面前裹足不前；它让我们总在寻找我们周围的陌生和怪异的现象；它激起了我们的决心，要抛弃我们熟悉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眼光来打量同一事物；它激发我们抓住正在发生和正在消失的事物的热情；它促使我们减少对传统的等级体系的尊敬。

我梦想一个好奇的新世纪。我们已经掌握了技术的手段；欲望也已经现身；有无限的事物要去了解；有能力承担这种工作的人已经存在。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呢？只有很少的问题：传播的渠道太狭窄、太垄断化、太不够。我们绝不能取保护主义者的态度，他们老是要阻止“坏的”信息侵犯和渗透到“好的”信息中去。我们要增加往复运动的可能性。这不会像人们所害怕的那样导致千篇一律化和倒退，正相反，它带来的将是不同的网络的同时共存和差异。

德拉康帕涅　我想象，在这一个层次，大众传媒和大学就不会相互对立，而是扮演互补的角色了。

福柯　你还记得西尔文·列维（Sylvain Levi）说过的一段很妙的话吧：当你拥有一个听众的时候，你就是在教书；当你拥有两个听众的时候，你就是在流行。书籍、大学、学术杂志也是信息媒介。我们不应该把只要是自己不能接近或不愿意接近的渠道都称为大众传媒。关键在于利用它们的差别。我们是否可以为纤弱的学者们划出保留地，一个“文化公园”，他们受到大众传媒的凶猛袭击的威胁，而其他地盘则可以成为次等产品的巨大市场？我认为这样的划分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也不应该出现。

德拉康帕涅　让我们试着提出几个具体的建议。如果一切都很糟糕的话，我们应该从何开始着手呢？

福柯　一切并不是很糟糕。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把有益的批评同不断重复的抱怨混为一谈。至于具体的建议，它们不该是一些小噱头，而是一些在一开始就必须接受的总的法则。这些法则中最重要的是，知识的权利不应该为特定年龄层次和特定种类的人所专有，人们应该能够不断地、以多种方式对它进行操作。

德拉康帕涅　知识的欲望是不是总是含糊不清的？人们获得了知识又拿来干什么呢？知识对他们有什么用？

福柯　教学的一个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对个人的训练总是要伴随着他在社会中的存在。我们现在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教学，应该使个人可以自由地改变，这只有当教学的机会随时都存在时才有可能。

德拉康帕涅　你是不是实际上在鼓吹一种学者的社会？

福柯　人们应该能够经常以尽可能多的方式投入社会中。但不应该有对人进行统治和填充信息的教育。

德拉康帕涅　在这样一种学术性的社会中，永恒的哲学问题又变得怎么样了呢？……我们还需要它们，需要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和在不可知的事物面前的沉默吗？

福柯　如果哲学不再思考什么是真和什么是假的问题，而只关心我们与真理的关系，它会变得怎样？人们有时抱怨法国不再有主流的哲学了。那可就太好了！不再有统治地位的哲学了，确实是这样的，只有许多的哲学活动。一种运动，通过这种运动，经过努力、不确定性、梦想和幻象，我们从以往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中分离出来，追寻其他的规则，这就是哲学。把思维的框架移位和变形，改变既定的价值形态，用其他的方式去思维，做别的事情，把自己变成自己不是的那种东西——这也是哲学。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最近30年充满了大量的哲学活动。在分析、研究、“学术的”或“理论的”的批评与人们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经常的互动。

我刚才提到哲学是反思我们与真理的关系的方式。还可以补充说，这也是质询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如果这就是我们与真理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动才对呢？我相信有相当多的不同性质的工作正在进行，它们在改变我们与真理的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行为的方式。这是在复杂的情形、在一系列的调查和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中发生的。这就是哲学的真实生命。

可以理解，有人会悲悼目前的真空，在理念的世界中继续追寻一种专制。但是另外一些人，一旦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现了一种新的音调，一种新的观看的方式，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我相信这些人绝不会哀叹这个世界是一个谬误，不会哀叹历史上充满了无足轻重的人，不会喝令别人住嘴以使自己的责难之声被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