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权力

身体与权力[1]

问　你在《规训与惩罚》中描绘了一种政治制度，其中国王的身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答　在17世纪这样的社会中，国王的身体不仅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政治实体。它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对君主制度的功能调节是必需的。

问　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体”的共和政体又怎样呢？

答　这是对吉伦特派和美国式的联邦制度的一种攻击性的提法。这与君主政体下国王的身体发挥作用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恰恰相反，社会的身体成为19世纪新的原则。这种社会身体需要受到近似医学意义上的保护。取代当年维护君主身体健康的仪式的是某种救护和治疗措施，例如把病人隔离开来，对传染病进行监督，把罪犯监禁起来。过去用“肉刑”（公开的刑罚和处决）消灭敌对分子，如今代之以无菌消毒手段——犯罪学、优生学和对“堕落者”的检疫……

问　是否存在一个幻想的身体，与不同形式的制度相对应？

答　我相信最大的幻想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的身体是由普遍的意志所构成的。如今社会身体的现象不是某种一致性的意愿的结果，而是权力的物质性对不同的个人的身体发挥作用的结果。

问　人们把18世纪看成是一个解放的年代。你却把它描绘成不同形式的控制网络（空间化）发展和完善的时期。没有空间化的解放是可能的吗？

答　正如权力一贯具有的形式那样，我们面临着复杂的现象，这些现象并不遵循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和意识只有对身体施加权力才能获得：体操、锻炼、健美运动、裸体主义、身体崇拜。所有这些都是指向自身欲望的通道，通过持续、坚忍、细致的对儿童、士兵和健康身体的权力工作。然而，一旦权力产生了这种效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回应的要求，即自我的身体对权力的要求，健康对经济的要求，快乐对性、婚姻道德规范和尊严的要求。突然间，强化权力的东西反过来对它进行攻击。当权力运作于身体之后，发现自己处于同一身体的反攻之下。你们还记得社会的身体，医生和政客们，对非法同居和自由流产的焦虑和惊慌吗？但要是认为权力因此而遭到削弱，那可就错了；权力在这里撤退，重新结集力量，又在别处开始活动……战斗又重新开始了。

问　这是否可以解释广为开展的通过色情文学艺术和广告来对身体的“恢复元气”的讨论？

答　我根本就不同意这种“恢复元气”的讨论。只存在斗争在战略上的发展。就拿自淫的例子来说吧。对手淫的限制在18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突然之间，出现了焦虑：一种可怕的疾病在西方世界流传。儿童手淫，尽管家庭不是始作俑者，但却是通过家庭的媒介建立起对性进行控制的系统，对孩子的身体建立起一种与性的对象化结合在一道的肉体迫害。但是，尽管性因此而变成了分析和关心、监视和控制的对象，却同时为它的身体、在它的身体和对它的身体强化了每一个体的欲望。

身体因此变成了父母和子女、儿童与管教之间冲突的问题。性的身体的反叛是对这种侵犯的逆反的结果。权力作出的反应是什么呢？经济上（甚至是意识形态上）对色情主义的利用，从防晒用品到色情电影。在对身体的反叛作出的反应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运作模式，它不再以压制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挑逗和刺激来进行控制。“把衣服脱光吧——可是要看上去苗条、漂亮、晒得黑黑的！”对手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得到反应。但这不是左派意义上的“恢复元气”。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斗争是不确定的——尽管这并不是说它不会在哪一天停止下来……

问　新的夺取权力的革命战略必须通过对身体的政治的新的界定来实现吗？

答　身体问题的出现和不断紧迫化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展开的。这是不是革命斗争，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说，1968年以来的发展，以及导致1968年事件的原因（这一点会引起争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欧洲革命运动怎么能够排除“马克思效应”，也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呢？这是1968年事件提出的问题。在质疑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革命过程这样一种教条的时候，身体的重要性变成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要素。

问　大众和国家机器之间的身体关系的演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答　首先，我们必须把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搁置一边。那种观点认为，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否定了身体的现实状况，而去支持灵魂、意识和幻想。事实上，没有比权力的实施更加物质的、生理的和肉体的了。身体的何种模式的运作足以实现对我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调节？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人们相信权力对身体的作用是沉重的、冗长的、细致的和经常的。因此才会有那些大而可怕的监禁设施，存在于学校、医院、兵营、工厂、城市、住所、家庭之中。接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人逐渐认识到如此累赘的权力形式并不如所想象的那样必不可少，在工业社会中，能够拥有权力对身体的松散的控制就足够了。然后又有人发现，对性的控制可以弱化，并呈现新的形式。我们应该研究如今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