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生平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普鲁士公国的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他在父母生育的9个子女中排行第四。[1]康德的父亲是制作马具的皮革匠师傅，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声望。因为有来自训练精良的鞍具匠的竞争，康德父亲的生意变差，家庭经济在康德童年时期出现了衰落，康德一家一度还不得不依靠亲友的救济过活。所以，康德是在并不富裕的家庭条件下长大的。根据康德自己的回忆，他的家庭氛围很好，父母都堪称道德楷模。父亲工作勤奋、诚实正直，母亲温柔、亲切、虔诚，他们都关心和爱护孩子，让孩子们成长为自尊、自信、真诚和坦率的人。母亲虽然在康德13岁时便去世了，但是已在他的心里埋下了“最初的善的种子”[2]。在这个小市民家庭中，康德学习到了重视纪律、秩序、节约、正派、可靠等美德，认识到了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保持独立的价值。这对他的道德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

康德父母在宗教信仰方面属于虔敬派。这个教派是新教的一个分支。它重视人们的内心，要求信奉者持续不断地探究自己的内心，进行自我审查，看看自己是否真的虔敬。康德8岁开始就读的弗里德里希文理中学（Collegium Fridericianum）（1732—1740）也是属于虔敬派的学校。这所中学在宗教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高度重视学生忏悔的决心，要求每个学生定期写作有关自己堕落情况的自我检查，并须提交给监察员。这种严苛的、机械式的宗教规范对于热爱自由的康德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康德在晚年还表达过对于该校这种灵魂拷问的反感，认为这种灵魂拷问将自我绝望的状态视为改善的必要基础，让人们“因为自己没有足够苦恼而苦恼”，并想以此谋求改善。[4]

这所中学虽然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却没有给康德留下好的印象。他在毕业30年后写给自己同学的信中，用“死板”“阴暗”“狂热信仰者的管教”[5]等词语来描述这个学校。康德将自己在这段时间的经历称作一种“青少年奴役”（Jugendsklaverei），回忆起来仍会让他感到“恐惧和焦虑”[6]。所幸的是，这种威权式的教育实践并没有摧毁康德的自我意志。康德后来推崇自由的思想，可以说是对他这种消极学习经历的一种回应。

1740—1746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学习数学、自然科学、哲学和古典语文。从他学习的专业来看，康德并没有选择那种可以给他一个稳定工作的“面包专业”，如神学、法律或者医学。他学的科目是他感兴趣的。他在乎的并非生活的享受，而是独立地思考。康德在读大学期间并没有像其他年轻人那样纵情享乐，既没有像青年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那样跳舞和击剑，也不像青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那样开怀畅饮和谈情说爱，而是在勤奋、刻苦地学习，求知若渴。据说，有一次他去听一门教义学课程时，授课教授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教授知道他并没有在神学院注册，就问他选课的原因，康德的回答是：出于求知欲。在大学期间，科努森教授（Martin Knutzen）对康德的影响很大。这个教授不仅为他打开了进入哲学的大门，而且将他引入了自然科学的世界，让他了解到牛顿的研究。康德此后将自然科学视为严格科学的典范。[7]

1746年，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康德开始从事家庭教师的工作，并且一直工作到1755年。他在东普鲁士的不同地方担任家庭教师，以此养活自己。虽然康德曾自嘲地表示，世上或许没有比他更糟糕的“高级家庭教师”了。不过，他工作过的家庭在后来都与他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这说明，在他们眼里，康德是一个好教师。[8]家庭教师的工作让康德对教育问题有了亲身的观察和体验，对他教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1755年，康德返回哥尼斯堡大学，以一篇关于火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几个月后取得了教授资格。在此后的15年中，康德主要是作为私立讲师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必须依靠选课学生的听课费生活。[9]在工作的最初几年中，康德没有发表什么重要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教学方面。他每周至少上课16个学时，经常还会超过20个学时。他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根据当时听课学生的记录，康德的授课风格是：自由的谈论，夹带着笑话和好心情，但就内容而言始终是严肃的。他一再对学生表示，他们在他这里学习的不是哲学知识，而是哲学地思考；不是复述他人的思想，而是学会自己“思想”。[10]“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11]，这是康德对每一个走向启蒙的人的要求。

在1755—1762年，上课占用了康德上午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康德用于参加社会生活。康德是当时上流社会里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他常去剧院和声望最好的沙龙玩台球和扑克牌。他的大学同事甚至一度担心，这么多的活动可能会让康德无心从事学术工作。尽管在当时的女性圈子里，幽默风趣、着装得体的康德很受欢迎，但他却未能找到合适的配偶，终身未婚。对于这一点，据说康德晚年曾经调侃地说：“当我需要一个妻子时，我养活不了她；当我能养得起她时，我已经不需要妻子了。”[12]

1770年，在他46岁的时候，康德才成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正教授。此后，康德经历了一个“沉寂的10年”（stilles Jahrzehnt）。1781年，作为至少思考了12年的结果，《纯粹理性批判》在4—5个月之内就被康德写好了。这部著作虽然很快便引起了关注，但是却很难读懂。康德所尊敬的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认为阅读这部作品有些“烧脑”（nervensaftverzehrend）。康德的同事、数学系教授舒尔茨（Johann Schultz）认为，这部书像是一部“密封的书”，“甚至对于一大部分有学问的读者来说都是如此，它完全是由象形文字组成的”。[13]

正是在思考和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期间，康德的生活风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以前那个风流的教师变成了一个深居简出的教授，有着精细的时间规划和严格遵守的日常安排。当地居民甚至可以根据他每天下午出门散步的时间校对钟表。[14]

在此后的30年间，康德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一系列著作，如《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793）、《道德形而上学》（1797）、《实用人类学》（1798）等。

康德在其著作中分析的是一些影响着人类的基本问题，如：“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他看来，理性是人们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工具，理性具有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我能知道什么？”这一问题涉及的是理论的理性（即纯粹理性），“我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涉及的是实践的理性（即道德理性）。对于“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康德在他的宗教著作中给出了回答。康德所推崇的导向自由和成熟的教育涉及的主要是“我应该做什么？”这一实践理性问题，因为这里需要做的是对年轻人进行引导，以便于他们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并自愿去这么做。[15]

康德在哲学领域带来了哥白尼式的转折，从根本上动摇了理论性认知的可能性，也影响到教育学的发展。例如，他认为认知依赖于感官的观察（即经验），从而在范围上对于理论性认知的可能性进行了限定。这一观念为直观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还认为，人们认识到的并非“原本的”现实，而只是现实的表象，从而在有效性方面限制了理论性认知的可能性。这一观念构成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根源。[16]

康德一生都未离开过东普鲁士。1804年2月12日，年近80岁的康德逝世于哥尼斯堡。他的葬礼非常隆重，上千人前来送葬，整个城市的钟都为他鸣响。很少有哲学家能得到这样隆重的葬礼。在康德逝世100周年之时，哥尼斯堡人在他的墓地竖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的一句话：“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