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林克[1]
按照旧时的规定，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要轮流为大学生讲授教育学课程，因此，这一系列课程有时也会轮到康德教授来讲授。康德在讲这门课时，是以他的前同事、教会监理会成员弗里德里希·塞缪尔·博克[2]所撰写的《教育艺术教程》[3]为教材的，但康德既没有遵循它的研究路径，也没有秉承它的原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关于教育学的评论产生了。如果不是由于事实上存在课时的限制，如果康德可以由此就这一课题进行拓展并详加阐述的话，那么这些评论可能会更加有趣，在有些方面会更加丰富。最近，裴斯泰洛齐[4]与奥利菲尔[5]等人致力于教育学并颇有成就，走向了一种值得关注的新方向，我们希望后人对待这种新方向至少能持宽容的态度，尽管他们必然会受到各种非议。这些反对者貌似高尚和博学，却没有充分的理由。毋庸讳言，在这方面，康德也了解并思考了彼时的新思想，他的有些眼光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我们随便看到的一些评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书商弗尔默[6]对我编辑出版的康德的《自然地理学》进行低级的抨击之后，编辑这样一些手稿对我来说不可能再是令人愉快的工作。因为我本可以平静、满足并活跃地生活在自己并不狭隘的圈子里，为什么要为一些分外的工作让自己难堪，受到不公正的评判？我还不如将空闲时间奉献给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方家的认可让我充满自信，相信自己已经做出并且还会做出一些成绩。在我们国家的文献中，除了少数一部分体现出真正的学问，大部分并没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到处充斥着党派之争，夹杂着挖苦的论战和情绪化的攻击，连较优秀的人物也参与其中，但我对此毫无兴趣。对于另外一种乐趣，我也想置身事外。那就是有的人先遭受了失败，又将这失败连本带利地还给对手，这使他获得了某种执鼎[7]之权，在权力的暴政之中，他误以为自己升格为文献的独裁者。哀哉，这是在纸上逞英雄！但什么时候才能变得不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更好呢？
1803年于春季博览会
[1]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林克（Friedrich Theodor Rink，1770—1811），德国新教神学家、哲学家和大学教师。他在1786—1789年听过康德的讲座，受康德委托，将讲稿整理编辑出版。详见本书导读部分。——译者注（以下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所注）
[2]弗里德里希·塞缪尔·博克（Friedrich Samuel Bock，1716—1785），德国新教神学家、历史学家、图书馆员和作家。
[3]书名全称为Lehrbuch der Erziehungskunst，zum Gebrauch für christliche Eltern und künftliche Erziehungslehrer（《教育艺术教程——基督徒父母与未来教师的使用手册》），作者为弗里德里希·塞缪尔·博克，出版于1780年。全书由“引言”“第一部分：父母进行的婴幼儿教育”“第二部分：学校或教养院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与知识传授”组成。
[4]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72），瑞士平民主义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
[5]奥利菲尔（Ludwig Heinrich Ferdinand Olivier，1759—1815），瑞士裔德国教育家。
[6]弗尔默（Gottfried Vollmer，1768—1815），德国出版商和书商，曾与林克发生了一场纠纷，争议涉及双方各自出版的康德的《自然地理学》版本的真实性。
[7]原文为Dreifuß，译为“三足鼎”。在古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三足鼎是德尔斐鼎，它是阿波罗的圣物，女祭司坐在上面传达神谕。根据神话，犯了谋杀罪的赫拉克勒斯到德尔斐神谕处询问自己如何得到宽恕，但被拒绝了。他愤怒地抓住三足鼎，并与阿波罗神发生了抢夺和争斗。因此，三足鼎既可以代神发布神谕，也可以引发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