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
一、思想的来源
我改进佛教的第一个时期，是从十九岁至二十六岁的七年间——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年。在民国十六年曾作有告徒众书，内中曾提到我这个时期思想来源的概论：
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起，受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孙中山、章太炎《民报》及章之《告佛子书》《告白衣书》，梁启超《新民丛报》《佛教与群治关系》，又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各种影响，及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尝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运动。
在光绪三十四年以前，我那时专门在佛学及古书上用功夫：或作禅宗的参究，或于天台教义及大藏经论的研讨。后来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习，把从前得于禅宗般若的领悟，和天台宗等教义的理解，适应这个时代思潮，而建立了我改进佛教的思想。其实，从当时佛教环境趋势上说来，也不得不发生这种思想。因为在光绪的庚子年后，有所谓变法维新的新政，国家对于一切都实行改革，尤以办学校为急进；教育当局往往借经费无出为名，不特占庙宇作校址，且有提僧产充经费的举动。这种占僧寺、提僧产、逐僧人的趋势，曾为一般教育家热烈地进行着；故当时章太炎先生有《告佛子书》之作，一方面叫僧众们认清时代，快些起来自己办学；一方面劝告士大夫们，不应该有这种不当的妄举，应该对佛教加以发扬。
二、进行的前奏
当时国人去日本留学的很多──因觉得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已成为一个强国，所以值得我们去就近学习──而日本人到中国来的也不少。日本盛行的真宗和曹洞宗底布教师也跟着来华了，故有曹洞宗的水野梅晓，在长沙与湖南僧界长老办僧师范学校，而扬州天宁寺文希办普通僧学校，亦因此而起。我国僧众因受了国家社会对佛教摧残，和日僧来华传教影响，便起了依赖日僧保护寺产的心愿；日人眼见我国佛教受摧残，也就效法西洋耶稣教来华传教的办法，引诱中国的僧寺受其保护，故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了日本真宗的怀抱。那时，日本真宗来华代表为伊藤贤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护之下，如遇提僧产、占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领事出面保护。因了这些瓜葛而闹出很大风潮，连地方长官如浙江巡抚也不敢作主判断，把这种情形呈报中央政府──那时应该说是入奏皇上──结果一方面向日本交涉，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一方面由政府下诏保护佛教，并令僧众自办教育，故有僧教育会的产生。于是全国各省各县，纷起组织教育会，与普通教育会成了对立的形势。
僧教育会组织的性质，一方面是办幼年僧徒小学，培育僧众的人材；另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以补助国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各县各自为政的设立，谈不上有系统的组织。僧教育会的组织成功，虽然是由各寺院长老的联合，但僧教育会的会长却有两个：一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出家长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热心教育的绅士，而绅士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信徒。这是受政府明令所成的教育组织，又有绅士在中协助，故能与当地的官厅发生密切的联系。经费由各寺院分担，如有不愿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学的行为，得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强迫入学。这些僧教育会，组织健全，办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拥虚名，实际由绅士主持，或随新潮流趋向，失却佛教立场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勾当。这种组织不健全，办理不完善的僧教育会，和当地非佛教徒的乡绅会长，任用私人操纵会务以图中饱分肥，有着莫大的关系。我在当时也曾参加过几处的僧教育会。
宁波在八指头陀──寄禅老和尚领导之下，在光绪三十四年也把僧教育会组织起来，该会管辖的范围包括宁波府──除定海县──所属各县。在光绪末年，我因为上来所说种种关系，也就热心参加这种活动。入冬，在江苏有个比较有系统的省僧教育会的组织，在镇江金山寺开成立会，八指头陀与我代表宁波去列席参加。江苏因为有全省组织的缘故，力量比较雄厚，除各县办有僧徒和民众小学外，并筹办全省僧师范学校。同年，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磨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的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该舍的主要科为国文、佛学、英文。祗洹精舍只有一年的历史，因经济不继而停办。初办的上半年我未参加，我是第二期才进去的。我在祗洹精舍的时候，已有普陀山定海县教育会的成立，该会办有：在定海县城的慈云小学──国民小学，至今尚存；在普陀山上纯沙弥的化雨小学，下半年因华山法师辞职，遂请我去当佛学教员。这就是我参加僧教育会、佛教学校、祗洹精舍的经过。
宣统二年，我二十一岁，广东新辟一家丛林，有创办全省僧教会的建议。有人来请我去相助办理，于是我就去广州。后来，因为该寺的主持者是外省人，与当地僧众语言和风俗习惯种种隔膜的关系，结果没有组织成功。在广东时，我曾专门做宣传佛学的工作，引起一般社会知名之士，对佛学研究的兴趣，如中山大学校长──中委邹海滨﹝鲁﹞先生，曾经替我翻译；因此在广州组织佛学精舍，如现在纯为研究佛学的佛学会一样的组织，并与当地的官绅及学界、报界结了不少文字缘，遂开广东研究佛学的风气；下半年，被推为那个新开丛林的住持。我在广东住了一年多，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当时遂多与革命党人往来；后来因富有历史意义的黄花岗事件，清廷严拿革命党人，我也受其影响，结束了广东的佛教事业，回到上海。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就是要怎样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由于此种思想的影响，随着中国维新和革命趋势，与革命党人自然而然的接近，在思想上也受了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在广东所经过的大概情形。
我由广东回到上海、浙江，正是清廷预备立宪的时期，各地佛教寺产，多发生被占提以办自治事业的风潮。江苏和浙江等省的僧徒，在上海召开联合会议，推举八指头陀入京请愿：请政府保护寺产，并呈递《振兴佛教计划书》。该书是由我和上海《神州日报》主笔汪德渊先生起草的，筹备到八月间，适革命发动，遂未果举行。
三、运动的实施
革命进展得很快，辛亥年末，就进占江、浙；不久，孙中山先生回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宣布废除农历改用阳历，于元旦成立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佛教徒曾分头发起组织各种事业，如李政纲、欧阳竟无等人发起组织佛教会，佛教会上并无中国或某省等范围，曾拟有章程，主张政教分离，呈请总统承认，得到总统表示赞同的覆函。同时，谢无量亦发起组织佛教大同会。我在辛亥之冬的民国元年，也到了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在毗卢寺设立筹备处。当时僧师范学校学生领袖仁山法师，也是我在祗洹精舍时的同学，因欲以镇江金山寺办学校，亦来京请愿。我遇见仁山法师后，对他这种举动，认为只是应办的一件事业；我就把我的佛教协进会向他说明，希望他参加发起。他很乐意地接受我的意见，并主张会所虽设南京，成立大会则在金山寺举行。我们就积极地草了宣言和章程；我曾请了一位广东朋友介绍，谒见了临时总统──那时的政府是很平民化的，每日规定了时间，会见民众，接纳民意──我报告佛教协进会的计划，孙总统指定马君武先生和我接谈。这佛教协进会，就是我对改进佛教具体的实际的表现。
先时，我既接受了仁山法师底意见，就履行佛教协进会成立会在金山寺举行的诺言，到金山寺上仁山法师剃度的观音阁，进行筹备开会的工作。在开会前，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会中主要的人物，除了我同去数人之外，就是仁山领导的僧师范同学们──他们从前在僧师范学校时，曾与扬、镇诸山长老发生过很大的磨擦──金山的僧众，虽不愿意此会在寺内举行，唯处于当时革命浓厚的气氛中，亦无可如何，唯有暗中勾结诸山长老，作非公开的抵抗。开会时，到有会员和各界代表诸山长老约六七百人。我以和平态度报告筹备之经过，并宣读通过章程。接着，仁山法师就作了一番演说。当时即有扬州的寂山和尚起立，拿出长老的资格，以老和尚训诲小和尚的态度，对这位新进的仁山法师，加以严厉的驳斥。由此引起了血气方刚的僧师范同学们的剧烈反抗，全场空气极度紧张，从唇枪舌剑式的辩战，几演成“全武行”的惨剧。幸得赴会各界代表底排解和制止，把章程上负责的人提出通过后，草草散会。
会期终结后，我仍回南京策划全国会务的进行。仁山法师和同学们，仍留金山，依照会中计划，在寺内划出一部分房子来做会所及开办学校，积极进行。讵料在辛亥十二月二十外，金山寺暗中进行破坏的工作成熟，由库房、客堂的职事为领导，率着三四十个工役，在半夜里打进了佛教协进会会所；人少的僧师范同学，大半受了伤，仁山法师就是受重伤的一个。这场风波闹得不算小，监院、知客、副寺和许多工役都被法院逮捕拘押。我事前毫无所闻，后来在报章上看到这种消息，佛教协进会受了这个打击，无形中陷于停顿了。
我对于佛教协进会所定的章程及宣言，虽极和平，然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产的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当时的佛学丛报曾加反对。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这些主张，在章程上都没有明显规定，但实含有此种趋向，可待时议决施行，惜该会不久即遽行夭折！
金山风潮后，江、浙诸山长老于上海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由八指头陀商量将佛教协进会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因此中华佛教总会成了全国统一的佛教最高机关，辖有省支会二十多个，县分会四百多个，佛教会、大同会等组织亦自行解散。总会办有《佛教月报》，由我负责主编。元年冬天，八指头陀为保护寺产入北京请愿，事未竟而圆寂，会长由冶开挂名，静波、应干等办事不力，《佛教月报》仅出至四期便即停刊。佛教总会于民国三年被静波改为中华佛教会，自任会长，会务无形陷于停顿。我于《佛教月报》停刊，早不预闻会务。到民三欧战起后，遂至普陀闭关，我的佛教改进运动，在此暂告一段落。至民四，由预备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公布内务部所制寺庙管理条例三十一条，明令取消了佛教会，全国便没有佛教改进运动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