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
一、理论的集成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二个时期，是从民国三年至十七年间──二十六岁至四十一岁。民国三年秋起，在普陀闭关的三年中，一方面着重在个人身心──戒定慧──的修养工夫，同时对于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曼殊、龙树的一系经论，弥勒、天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有系统的研究。我国固有的诸子百家底学说，和从西洋译来的新文化，亦时加浏览。由此种身心学术的修养而感发出来的思想，便演成了当时的各种著述。
从民国三年至六年间，把我从前研究佛法的基础，更扩大而深造了。过去我仅于禅宗、般若及天台教理深有领悟，贤首、慈恩稍有涉猎；这时我却把唯识、三论精刻研究，在整个的大藏典籍中，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我经过这番钻研的工夫后，所构成佛学整个体系思想，就和从前迥然不同了。
民国五年，我著有首《楞严经摄论》《佛学导言》，这可以说是对于佛教大小乘的教义，有个大体的判定。中国原有的十三宗，我把其中的小乘成员和俱舍归附于大乘，并并合涅槃、摄论、地论总为大乘八宗。在八宗的教理和历史，作分别的综合研究之后，在佛学的基本的宗旨上，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胜方便，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对于中西古今的学术，亦多有说明，如著有古学的《周易》及荀、墨诸论，今学的《破神执》《订天演》《辨严译与教育新见》《哲学正观》各篇。
为欲根据教理、教史以树立佛教改进运动的理论，我又著《僧伽制度论》和较简略的《人乘正法论》。《僧伽制度论》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这论所拟的整理计划，全是根据原有住持三宝的僧律仪演绎出来的，可以说是现代僧伽的规律。因为，佛在世时制定的比丘律等，就是僧伽制度；故古代丛林创设的清规，也从佛陀所制的规律沿革而来，不过因为风尚俗习不同的关系，古德根据佛陀制律的根本原则，另创适应当时当地环境需要的规矩。佛教从印度传至锡兰、缅甸等地，因锡兰与印境毗连的原故，直至现在，尚多分保守佛陀原始所制的律仪；唯传至中国西藏、日本等地，就因气候风俗等环境全然差异，佛制的律仪──除了根本──和僧伽生活的方式，不得不随着而改变。由此可以证明佛教律仪每因其所流传的地域而迁易，如中国的隋、唐间，僧伽律仪就演变到丛林和小庙的僧制，这也是说明当时须要这样的僧团，方能住持当时的佛教。但这种制度，是只适宜于中国帝制时代的，一入民国，即不能不有所更改。
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并附有佛教正信会的纲要。僧伽制度的整理，是在改组出家佛徒；而正信会纲要，是在组织在家佛徒。这纲要的提示，为依着人乘正法的理论去实行，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对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确的信仰──对三宝起清净的信德，明因果业报，实行五戒十善。这不仅应用于个人，而且应用于家庭乃至社会国家之间，建立人与人间的道德能力，以这道德能力改造社会国家──构成佛化的伦理、政治、经济的新社会。这就是以极普遍极广泛的人群为对象，依着大乘菩萨精神的组织──佛教正信会。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的演变。自从隋、唐一度的隆盛后，宋、元以降，渐渐就消沉下去；至清朝末年，更是佛教最衰颓的时期，也就是佛教兴亡的一个重要关节。这也是由于国家政治底变革，致形成这种情况。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既成立了共和立宪的国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这就是我作《僧伽制度论》的动机。在《僧伽制度论》，我一方面想对在家佛徒作个极普泛的大联系，另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地位，这是我在当时对于佛教改进运动所发生的理论。关于住持佛教僧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准备作宏扬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而住持僧的数量不必多， 但求质的提高，然亦以为无减少当时僧数的必要；我的计划是要全国的僧众，每个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资格。正信会是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重在将佛法普遍深入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这和僧团组织大不相同，僧团是住持佛法，这是专为佛教普及人类。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为代表，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即须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年老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故有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扬佛法，使人们崇仰为导师；在家佛徒则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当时我对于改进佛教制度，有这样理论建立，我虽在闭关的时期没有做其他的活动，却集成了我对于改进佛教的理论。
民国六年出关后，下半年有人请我到台湾讲学，我顺便往日本考察佛教，大概一个多月。所到的地方，只有神户、大阪和京都──京都是日本的西京，明治维新前的京城──虽然没有去到新都的东京，但佛教的中心仍在西京，故考察的结果，觉得日本佛教很多与我的《僧伽制度论》吻合之处。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个严密系统的组织，一宗有一宗的宗务院，管理全宗的行政；寺院分成大小等级，某种事应该是某种人去办理，都能“人尽其材”去分配工作。各宗同样办有佛教教育，小学、中学是普通的，大学则专属某宗，是某宗所办；社会的文化慈善等事业，皆有多方活动。这些都和我的《僧伽制度论》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
但日本虽有各宗系统严密的组织，而没有全国佛教最高的整个管辖机关。那时有一个佛教联合会，可是在草创时期，且有几个专尊自宗的宗寺反对参加。因为，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为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没有整个佛教的信仰可言。关于分宗，各宗有各宗的宗寺等，我在《僧伽制度论》中亦有论及，但我主张有行教院和持教院及佛法僧园的总团体；且在家组织的正信会，对佛教要有统一的信仰，绝不能和僧寺一般的分宗，应以三宝为唯一信仰的对象。日本虽有佛教联合会的组织，但甚松懈，未见健全，实不及我计划的佛法僧园组织的严密。故觉得我的《僧伽制度论》，有其分宗的长处，无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处。关于日本佛教教育，我亦作了一番的考察，备作回国后办佛学院的参考。这就是我理论的建立，和从日本考察证明了我的理论底结果。
二、运动的复活
从日本回国后，民国七年我在普陀山宣讲佛学，由黄葆苍──大慈、蒋作宾、陈裕时等听讲之结果，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刘笠青、史裕如、张季直等，创办觉社，刊刻关于我的著作，如《楞严经摄论》等；并编发《觉社》季刊，作文字的宣传；一方面又随时开会，演讲佛学。而我的改进佛教运动，也就从此复活起来了。
当时欧战未停，很多人都感到科学愈昌明，物质愈进步，侵略者屠杀人类的利器亦愈猖獗，世界人类真正的和平幸福更得不到保障。觉社是以佛法来作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为宗旨；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盛极一时。民国七、八、九年，我在武汉、北平、上海、广州等地讲经讲佛学。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如上海佛教居土林等，亦乘时出现。
在过去讲经的法会，局在寺院一隅，只讲给出家的僧众和少数的在家信徒听。但自觉社风气一开之后，社会群众对于佛学起了研究的兴趣。我提倡这种讲学的目的，是想以佛法真正应用到救人救世上， 即我所说的由正信佛教以实行“人乘正法”；但仍不忘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僧寺制度改革，使僧寺真成为弘法利生的机关，养成真能住持佛法的僧材。《整理僧伽制度论》，曾在民国九年的海潮音印行。但仍不过是一种理论的公布，尚无任何根据地去实行。那时、全国既无一个有系统组织的佛教机关，连各地方的僧众团体也没有，有的只是“各家打扫门前雪”的寺院而已。政府对于僧寺，也只有寺庙管理条例的具文。因此、我对于僧寺的改进，当时只想就原有的一个僧寺而先行着手整理。
民国十年春初，我接管净慈寺，这是杭州有名的古刹。虽是一个丛林，但内里情形非常腐败。我接管此寺的动机，是深想以此为实行着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在初到的数月间，即竭力着手内部的整理，费了不少的力，才稍为有点头绪。因净慈寺是永明寿禅师的道场，我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设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弘法人材的地方。当时的风气不比现在，因为整理净慈寺的关系，引起杭州诸山僧的忌嫉，他们怕我把净慈寺整理好了，使他们相形见绌。而寺中囿于恶习不甘拘束的退居与老班首等，勾结了诸山寺僧及豪绅军人，到六月间，便假借名目，向我大肆攻击。但当地的官绅，也多对我同情而拥护的。秋天，我到北京讲经，京人士亦多遥为声援，大有相持不下之概。在这种恶势力之下争持，我觉得有点徒耗精神力量；次年就让出净慈寺，这是我着手实际改革僧寺得到的障碍。
又我曾以《人工与佛学》一文发表在海潮音，内容是说僧众对于资生事业，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上，都可以工作，不妨仿效半工半读的性质， 并引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精神，证明我们要以自己的劳力取得工资，把剩余的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当时因苏俄革命成功，共产党的思想很流行中国，如果自己不有生产工作就等于灭亡，故僧众都感到有工作的需要。由于我这样的提倡，遂生了后来所谓农禅、工禅的流行语。在另一个时候，我又发了《职业与志业》一文，说明分开职业与志业的重要性。这是专对一般广泛的佛教徒而言的，要他们不要存学了佛不做事的念头，要一方面勤于职业，一方面研究佛法。这篇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有过一班职业青年组织了佛教利济会，曾作过热烈的运动。
依照当时各行有各行的行会设立，我又提倡“僧自治会”。意思是说：僧众应该实行独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绅的压迫。当时地方人士，往往利用“十方”二字发生干涉，连法院的法官也弄不清，都以为“十方”僧寺是指地方人民而言，故时有自称“十方”驱僧提产的事件发生。他们实不知道“十方”是指的十方常住僧伽，故我针对他们的误解而有组织“僧自治会”的提议，但这理论始终未见实行。
民国十二年，我著有《志行自述》，讲我作改进佛教运动，着重整理僧伽制度和大乘菩萨行。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是后来常为人引用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这两句话。
民国十二三年，同时有实际行动的，就是在庐山建设大林寺的讲堂。初时的组织极简单，在一间木屋里，陈了一些桌椅，不特没有举行什么佛教仪式，就是连佛像也没有；但干起事来却极有精神，因为那里是国际避暑区，中外人士大都信仰基督教，差不多是耶教徒的势力范围。我们在庐山演讲佛学，无异走进了基督教区宣传佛法；当时来听讲的，也有外国洋人的耶教牧师。于是我就很想联合世界佛徒，做国际佛教的运动，使各国人士都能信受佛法，就创组世界佛教联合会。十三年，不特日本派代表来参加讲演，就是德、美及芬兰等也有佛学家来加入，这是一种广泛轻松的运动，不能说是佛教国际的组织，只可说是国际佛教徒的聚集。
日本参加了世界佛教联合会后，要求第二年在日本开会。后来经过双方──中、日──讨论，把范围缩小了，改为东亚佛教大会。为着要派代表去日本出席，觉得全国无一个代表佛教的最高组织，我国代表实无从派遣。故民国十四年上半年，我在北平讲经时，提倡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即进行章程备案，江、浙、赣、鄂、川、湘等省，亦起而组织省联合会，但未能每省都有，故不能全国整齐划一。由此，下半年出席日本的东亚佛教大会代表，推派了二十八个。
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打到湘、鄂而至赣、皖、江、浙。因为那时国民党容共的关系，故共党宣传社会革命的工作非常活跃，大有实行共产的危险，所以僧众大起恐慌。同时，开封有破坏僧寺的举动，当时很多受过僧教育及未受过僧教育的人，纷纷来问我有何对付之策，故我有《僧制新论》之作，因觉得前著《僧伽制度论》已有些不能适应那时的环境。《新论》说明中国只有二十万僧众，以当时趋势而论，若不注重生产事业，光受别人供养自己，那是靠不住的；故就二十万僧众中，以十六万或十八万做生产事业，选出二万或四万作修学及弘扬佛法的住持僧，这是适应当时环境而发的理论。及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后，国家社会对于佛教情形渐好，寺产亦渐可保障，僧众不像以前那样惊慌了。但在国民革命的趋势上说来，主张革命民权，不革命者无权，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故僧众亦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咸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我就作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
我举出了他们的弊病和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后，就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办法：
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一）革除：1.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2.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二）革改：1.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2.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三）建设：1.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2.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3.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4.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这其中，关于佛教革命的僧制，则为佛僧主义；至于佛教普及到民间的，则为佛化主义，佛国主义；文虽简略，义甚扼要。僧制论、正信会理论的精要，都含摄其中。当时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干的组织去依次进行。
我作这篇训辞的本旨，不是公开发表，是给与从事改进佛教运动的现代僧伽社去做实际运动。可惜大醒、芝峰在《现代僧伽》发表了我的训辞，以致成为文字上的东西。而现代僧伽社亦仅改为一个月刊社，不能组织成革命僧团。那时，我因预备好欧、美之行，故对于此事亦未能顾及，而十八年冬演为会觉、慈航等在安庆迎江寺昙华一现的失败行动。而我发表《人工与佛学》《志行的自述》《僧自治会》等言论，与提倡世界的中华的佛教联合会之组织，亦为此期运动的波澜。
三、学院的创建
十一年春，我到武汉讲经，商量改进佛教，须有基本干部人材的养成。得着李开侁居士等援助，平空产生了武昌佛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学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师范人材，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论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去。这就是改进佛教理论的进一步的实施，也就是改进僧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键。
武昌佛学院以前，虽有观宗寺的宏法社及月霞法师华严大学的设立，但这不过是养成讲说天台宗或华严宗的讲经法师而已！干脆说一句：就是讲经法师的养成所，与我造就改进整个佛教的人材相差得很远。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如常惺法师在安徽、闽南、杭州、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材中，办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和武院有连带的关系，更不待言了。
在我办佛学院的本意，是想第一届在二年中速成了一班师范人材后，优秀者留院深造研究，而第二届专招出家众以律仪为训练，俾佛学院成为新的僧寺。民国十三年，我把宗旨提出之后，院董多未赞成，希望仍照第一届作广泛的佛教徒教育。第二届新生开始上课后，我因前期讲学操劳过度，得了胃病，又因未全照我的办法去行，故托善因法师代理了我的职务，回到浙江休养。在这休养数月中，著成《人生观的科学》《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大乘起信论唯识释》等书。次春回过武院，一切仍继续办去，但因我不长驻院讲学的关系，精神比前松懈得多。又因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昌，武院受战事的影响而陷于停顿，至民国十七八年，方渐渐恢复起来。但从我十六年主持南普陀后，重心反移在闽南佛学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