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之以众”
吕不韦当政所取得的成就，没有秦国原有的经济、文化的雄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早在吕不韦入秦之前，秦国就是一个在经济实力、领土面积方面超过其他诸侯国的大国。在吕不韦任秦相国前的半个世纪，谋士苏秦去楚国，劝楚国与东方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他说：此时楚国是南方的一个大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比起齐、赵、燕、魏、韩等国来，已是天下无敌的大国、强国了。可是又有一个谋士张仪后来告诉楚国国王说：秦地占天下的一半，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各诸侯国根本不是秦的对手。
不说别的，仅以“粟”这一项对比，楚国的“粟支十年”已不算少。但秦国则“粟如丘山”，堆积如山的粮食显示着秦国的富足。当然，张仪的鼓吹有一定夸张成分。但反映秦国的国力强大，确是有一定根据的。
秦国的国力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到吕不韦当政这个时代，秦国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时秦国的人口虽不足全中国的十分之三，但土地却占有全中国的三分之一，而财富则占全中国的六成，俨然已是个“超级大国”了。
财富源于生产，而古代的生产首先是农业。
秦国的农业生产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秦国地处关中，一片黄土沃野，八百里秦川给人类提供了栖息、生产的极好环境。这里自古就是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南有巍峨葱郁的秦岭，北靠黄土高原，中间是渭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其主体部分由渭河一、二级阶地组成，地面平坦，地下水丰富，土壤肥沃，有一系列黄土台塬分布其间：马额原、横岭原、白鹿原、神禾原、乐游原、翠峰原等。原面均呈平坦阶状地形。泾河、渭水、灞河、河、皂河、沣河、黑河、石川河、涝河、戏河、陇水、并水，纵横蜿蜒，形成不规则的水道网。这个自然条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又采取“赐爵”、免除徭役的方式鼓励人们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凡因生产而发家致富的，可得到与在前线杀敌立功一样的待遇和荣誉。这种奖励耕作的政策，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到郑国渠修成之后，关中大片土地变为良田，这就保障了秦国的统一战争走向胜利。
秦惠文王时代（公元前337年至公元前311年）秦国已取得巴、蜀地区。这也是条件极好的富裕地方，具有相当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成为秦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所以，到吕不韦执政的时代，秦国“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拥有农业生产的优势，难怪粮食多得如山丘一样了。
秦国的富庶还不仅由于占有优越地理位置，而且在于生产工具的改进。
用牛耕地，是人类进行农业生产中的一大进步。在中国，春秋末年才开始出现牛耕，但并不普遍。战国末期，也只有少数先进地区才使用牛耕，秦国就是这少数先进地区之一。有一次，赵国国王准备与秦国打仗，赵国大臣赵豹力阻赵王不能与秦国开战，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秦以牛田”，即用牛耕田，可见这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法。由于牛在生产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不再像它们的祖先那样，只有用来当牺牲，被送上祭台，所以人们对它们的重视程度就大不一样。秦国法律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由政府安排考察耕牛喂养状况。若牛养得好，则有奖，对养牛不好的穑夫、牛长则有罚。由此可见秦国对耕牛的重视。
和牛耕紧密相关的是铁农具的使用。中国古代最早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头和木质的。石、木以后出现的金属工具最初是青铜质地的，殷商、西周时代广泛使用着青铜工具。虽然我国古代的青铜冶铸业就其规模而言，是世界仅见的，但若在全国广大农田上普遍使用青铜农具，毕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春秋时期出现了铁质工具。铁工具的出现，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铁矿较铜矿多，又易开采。冶、炼、铸技术有相当水平后，铁质工具的坚韧程度均较青铜器高。我国最早的一批铁工具是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在秦国，春秋时期的秦公大墓中，就埋有铁工具。可见，春秋时期秦国已使用铁工具进行生产。到战国时期，铁农具在秦国已相当普遍地被使用。牛耕发展以后，犁成为主要耕具。秦国在吕不韦执政的这个时期，铁犁已普遍地用于耕种。考古工作者在今陕西省原秦国境内已发现许多铁犁铧。铁犁配合牛耕使农业生产由粗放向精耕细作大进一步。除铁犁外，铁质工具还有斧、斤锛、镰、凿、刀、铲、、锄、耙、削、锉、锤、锥、钻、针，等等。这些工具近年在秦国故地陕西省都有发现，证明战国时期铁工具在这里已相当地普及。
秦国的农业生产发展还与水利建设有密切关系。秦国统治者和百姓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修渠、引水灌田在秦国本土相当普遍。秦昭王时代还在蜀地修建了世界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秦惠文王时代并入秦国版图的蜀地，水陆所凑，丰蔚所盛，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尤其是那总面积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土地平坦，气候温和，萋萋绿树，离离芳草，自然条件确实无与伦比，但是，由于早年对河流未能合理开发利用，经常发生旱灾和涝灾，其主要祸根是岷江作怪。
岷江，这条不安分的大河，从高山环绕的四川盆地边缘沿着陡峭的山势，穿过万山丛中，以它那特有的野性，奔腾咆哮一泻千里地投进成都平原的怀抱，到今灌县一带，因地势落差减小，水流降速，一路挟来的泥沙随之下沉，结果造成河道淤塞、水流不畅。当雨季来时，岷江及其支流水势暴涨。溢出河道的水像脱缰的野马，放肆地在大平原上泛滥，顷刻之间使这片沃野变成汪洋。而雨量不足时，又造成赤地千里的旱灾。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治理岷江，就成为发展生产的关键。秦昭王时代的蜀郡太守李冰，决定治理岷江，他同其子二郎一起，领导修建了治理岷江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李冰父子选择岷江中游从山溪急转进入平原河槽的灌县一带，为施工做堰的地址。工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鱼嘴、宝瓶口、飞沙堰。分鱼嘴的作用是将岷江水流分为两支：东边一支为内江，西边一支为外江。内江流到飞沙堰，在这里开一人工孔道，叫宝瓶口，使江水顺畅地流出，并由此开出分支灌溉渠道。在分鱼嘴和宝瓶口之间的飞沙堰，是人工修建的洪道。洪水来时，分鱼嘴失去分水作用，使内江过多的水，翻过飞沙堰流入外江。这时离堆起着第二道分鱼嘴的作用。枯水期时，大部分水流入内江，从而保障有足够的灌溉用水。这一个系统的水利设施建成之后，使岷江由害变利，发挥了多种效益，防洪，灌溉，又平添了成都平原的壮丽景观。都江堰的建成，使成都平原三百万亩土地得到灌溉，使那饱受水、旱之灾的原野变成肥沃的良田。这时，蜀地被称为“天府之国”。
秦国的另一个巨大水利工程，就是秦王政元年由郑国领导修筑的郑国渠。此时，郑国渠正在修建过程中，它将发挥的效益不亚于都江堰，而这一套水利灌溉系统则完全是在吕不韦执政时完成的。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系统在当时各国是绝无仅有的，在水利史上至今仍占有辉煌的地位。有如此先进的水利灌溉系统，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无疑是高居前列的了。
秦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跃进到一个高、新的水平。从吕不韦时代秦国编著的农业生产技术书籍中可以知道，秦国农业已积累了从播种到收获一整套生产经验。对于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都有系统的、科学的总结。比如，对于天时、地利和农作物的关系，提出没有天时、地利，农作物就无从“生”“养”。对于土地的特性和利用，也有较科学的认识和方法：坚硬的土地要令其松软，过于松软的土地要使其坚硬。田地要合理地休耕，合理地种植。没有休耕的土地不能连续种植，土地贫瘠必须施肥，肥过多的也须控制，土地过湿须使之干燥，过燥者必须调剂墒情。精耕细作也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方法：“上田弃亩，下田弃畎，五耕五耨，必审以尽。”这就是说，高旱的田，要把庄稼种在低凹之处；下湿的田，要把庄稼种在高出的地方；在种植之前，要耕五次，既种之后，要耨（锄）五次，耕耨必须精细。此外，还有覆土、播种、定苗等办法，以及其他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吕不韦执政的时代，秦国就有这种系统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书出现，而且这些生产技术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其先进的。这足以说明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而这种地位既给吕不韦政治军事上的成就创造了物质基础，也表明吕不韦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农业是基础，基础雄厚则国内富足。秦国在吕不韦当政时期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军队、官吏、王室及百姓食用，还储存大量粟米。秦国的粮食遍布全境，仅栎阳仓就“二万石一积”，而国都咸阳仓内积粮达“十万石”。在这些仓里堆放的粮食，分黄、白、青三种禾（小米）和糯（糯米）等各种稻。有人说这时的秦国“富天下十倍”。大概不算太夸张。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秦国的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生产水平。采铁和冶铁业在战国末年普遍地发展起来。秦国则是重要的采铁、冶铁基地。《管子·地数》篇记载产铁之山有3690处。在这些铁山中，现确知其地的有十五处，而这十五处中，在秦地的就有六处。巴、蜀地区有资源很丰富的“铁山”。因此，秦国的冶铁业发展很快。在秦国国都咸阳就有不少官办的和私营的手工作坊，有的作坊规模很大。近年来，在陕西咸阳原秦国宫殿区附近，发现秦国的铸铁作坊遗址，至今仍遗留有大量的铁块、炉渣、红烧土、草灰，等等。可以想见当年冶铁之盛况。
铁器已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习见之物，当然与采铁、冶铁的发达有直接关系。秦国官府内专门设有管铁器生产和使用的官吏，有“左采铁”“右采铁”等官职。
炼钢的技术在战国时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水平最高的地区是宛（今河南省南阳市），有“宛钜铁矛，惨如蜂虿”之称，形容宛地出产的铁工具制造精良。吕不韦当政时期，宛地也由楚国归到秦国领土范围之内。这无疑对秦国冶铁炼钢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大作用。
秦国的青铜器制造业也很发达。秦国政府直接控制一批规模相当可观的冶铜作坊，仅咸阳宫殿区域附近的一处冶铜作坊规模就很可观。秦国和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使用的武器，还有不少仍为青铜制造，而秦国出产的青铜兵器，其制作工艺堪称一绝。近年来在秦始皇陵遗址附近发现的秦剑，出土时色青光洁，锋满刃利，寒光森冷，从铸造技术上考察，可以看出经过错磨、抛光等精制程序；出土的三棱镰，三面或平或鼓，截面的等边三角形，边长误差仅在0.8%~2.6%之间，充分反映了秦国青铜铸造业的生产水平。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后，对秦国的武器铸造业的推动，有极其明显的作用。
首先，吕不韦当政的几年中，制造兵器的基地就有三处：雍、栎阳、咸阳。三地均有秦国中央直属的兵器制造基地，这是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
其次，为加强对兵器制造的管理，吕不韦健全和充实了秦国政府对兵器制造的管理机构。在其执政之前，秦国朝廷主管兵器制造的部门和官吏为内史下辖的雍工师、栎阳工师、咸阳工师。吕不韦执政后，负责制造兵器的部门和官吏增加了少府工室和寺工，以及属邦辖下的属邦工（室）和诏吏，等等。
更重要的是，吕不韦当政期间加强了对兵器的监造，增加兵器生产，进一步控制兵器的制造权。见于著录的和新近发表的考古资料的秦国兵器现已有三十余件。在这包括戟、戈、矛、铍等各种兵器在内的三十余件中，标明吕不韦造的就有九件，如“三年吕不韦”，而其余的标明商鞅造的有两件，相邦义造的一件，相邦冉造的两件，丞相角造的一件，丞相斯造的一件。除此之外皆仅标以“寺工”“少府”“属邦”之类造。值得注意的是“相邦冉”即秦昭王时的魏冉，此人在秦专权二十余年，且一家满门权贵，终昭王之世几乎五十余年，皆有相当高的地位。而由其署名监造之兵器也仅有两件。“丞相斯”即李斯，由他署名监造之武器亦仅一件；而先、后于吕不韦在秦为相的范雎、蔡泽、王编、隗状、去疾，等等，在已发现的兵器中均无一件有他们的名字。但吕不韦监造兵器就独占九件之多。这种现象表明，吕不韦在秦为相的时间虽仅有十年，但这十年是其余的时期无法与之相比的，其作用、权势均远远超过以往的和后来的相国。同时也说明吕不韦本人对武器制造的重视，是历代相国及君主都比不上的。
秦国的陶器制造业也是相当发达的。陶器是日常用品，陶器制造业的情况，反映了人民和上层贵族的一般生活水平。从现在已发现的秦国陶器遗物来看，日常生活用品的陶器种类很多，除盆、罐、缶以外，还有瓦水管等建筑材料。这些实用器具制作得都十分精良、坚固、美观、实用。如板瓦制作得前端宽、厚于后端。筒瓦的筒径尾端大于唇端，唇端向里收敛，形成瓦榫部分。这利于修筑房屋时装配。在瓦当上，绝大多数饰以云纹、植物纹和动物纹，成为很好的艺术品。陶管则用来作地下水道管，根据需要制成圆筒形及曲管形等各种形制，均一头大一头小，可以鱼贯套装。显然，这都是在有计划的统一领导下制造出来的。
此外，秦国的纺织业、漆器生产、皮革和煮盐等都有相当高的水平，在当时七国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秦国的商业、货币和城市经济在吕不韦执政的时代也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秦国的传统是一贯抑制商业发展的，但这在吕不韦入秦后则有了改变，在秦国的历史上只有在他执政时，才在《月令》中出现有关商业活动的内容：即在“仲秋之月”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这在以前视商贾为“末业”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这里还鼓吹商业活动的重要性，说只有商业活动展开，才能使物资流通，经济发展，“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这无疑是代表商人出身的吕不韦的看法。正是由于吕不韦在秦当政，秦国在战国末年的商品生产迅速得到发展。这时关中地区的竹、木、粟、帛均作为商品同其他地区的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商”在此时成为必不可少的行业。有的商品已有相对稳定的价格，如禾粟一石值三十钱，猪羊之类的小畜约值二百五十钱左右，大麻十八斤值六十钱，等等。在渭河两岸种一千亩竹，或种千树栗，收入就有二十万钱，财富不亚于食邑千户的封君。可见，在秦国也出现了专门用作商品生产的园林，也出现了富比封君的大商人。巴地有个寡妇名清，就是个大富豪，秦始皇时曾表彰其为“贞妇”，为她筑怀清台，其实就是因为她有钱，多得足以与万乘抗礼。而巴寡妇清发财的原因，则是她的先世专门贩卖朱砂一类的矿产品，几代下来积累了大量财富。由此算来，巴寡妇清的先世正是在秦庄襄王上台、吕不韦执政开始后发家致富的。若在此之前，不是秦国贵族宗室，一般的商人百姓是难以出头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对货币的需求和流通。作为商品等价物的货币，虽出现得很早，据考察在殷商时期就有作为货币之用的“贝”出现，到春秋时期就有“钱”“布”“刀”以及黄金。然而，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只有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才有对货币更多的需求。秦国固定形态的货币出现于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二年），称为“初行钱”。从此秦国有了圆形中间有圆孔的、文为半两的铜铸钱币。然而，那时货币的使用尚不够广泛、普遍。到战国末年，在吕不韦当政前后，秦国用货币进行交换已相当普遍，甚至犯罪判罚都以钱来计算。秦律规定：平民盗窃一百一十钱，耐为隶臣；盗窃六百六十钱的，则黥为城旦；盗采桑叶不盈一钱的，资徭三旬；甲盗不盈一钱，乙而不捕的资一盾，等等。这里把所犯的罪都以钱来折算，反映了货币应用之广泛、普遍。在秦国法律中还有“赎刑”，即犯罪后可用钱来“赎”。若货币不广泛使用，这种法律是不可能出现的。
货币的作用如此之大，在战国末年的秦国就出现私铸钱的活动。秦国政府规定了严厉的法律，禁止私人铸钱。货币的职能进一步发展，必然出现金钱的借贷关系，秦国的法律中也有关于民众个人之间及个人与官府之间借贷关系的种种规定。这些现象都说明当时社会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反映了秦国经济的繁荣。
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必定带来文化的进步。秦国文化在战国末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与吕不韦为相不无关系。因为吕不韦本人出身于文化比较先进的中原卫国，又往来于开风气之先的邯郸道上，来到秦国执政，无疑会带来东南的风气和影响。其次，吕不韦入秦后广招天下宾客，东方各国游学之士纷纷入秦，必然将形形色色的文化因素带到秦国来。更重要的是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流通需要，秦国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拒绝外来文化的外部条件已经根本改变。东方各国所产的珠宝美玉、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等珍贵物品陆续传进秦国宫内，为王室贵族所享用。而那关东的“郑卫之音”轻歌曼舞，以及秦国以外的刻石绘画，也当然不能拒之门外。因此，在秦王的宫中，以前那种粗犷的“呜呜”歌声和敲盆击瓶的秦国音乐，也被声调悠扬、舞姿婆娑的东方传来的歌舞所代替。美术作品也从国外传来。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远方的骞霄国向秦国贡献礼品，但这个礼品甚是特殊，既不是物品也不是禽兽，而是位善刻能画的画工。朝见那天，吕不韦命这位远来的艺术家当着十三岁的秦王政及朝中群臣献艺，以测试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这位画工遵命当场作画、刻石，只见他不慌不忙，将颜料调好，挥笔着色，顷刻之间就画成鬼怪魑魅和各种怪物群像，又拿玉来在堂下雕刻，不一会儿就刻成各样百兽，刻法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刻毕献上，又以手指画地，长百丈的线条，不用任何工具比量，直如绳墨。在这道线内将山岳江湖及各国形势画得清清楚楚。又画一龙一凤作飞腾状。然而仔细一看却没画眼珠，似两个睁眼瞎。吕不韦和秦王政及在场群臣都莫名其妙。
“你画得确实不错，可是为什么龙和凤不画眼睛？”在这种场合当然只有吕不韦才能发问。
“启禀相国，这一龙一凤不能点眼睛，若点上眼睛它们就会展翅飞走的。”
这个“画龙点睛”的传说虽然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入秦的艺术家们有水平相当高者，而秦国的美术、雕刻水平从此有长足进步，也是十分必然的了。
秦国经济、文化的长足进步，给吕不韦掌权时期施展其才能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吕不韦在秦国掌权时期的军事、政治成就又促使秦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他自己的权势和富贵也达到顶峰。“多财善贾”，经济实力是为商的前提，亦是治国的依据。吕不韦深明此理，故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