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子今序东周时期，中国历史发生激变，中国社会走向动荡，而中国文化也获得了丰收。当时社会经济实现空前进步，同时若干强势军事政治势力迅速崛起。在这一历史阶段，列国“宰割天下，分裂河山”。一时英雄辈出。有两位在商业经营和军政决策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的人物，其事迹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这就是先从政而后经商的范蠡，和起先以富商身份成为闻人，后来又介入高层政治生活，插足执政集团的决策班子，最终影响了中国政治史走向的吕不韦。唐人柳宗元《招海贾文》所谓“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并说“范子”与“吕氏”故事，讲的即是这两位重要人物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特殊的历史表现。明人姚夔《耕云纪》所谓“吕不韦之识奇货，陶朱公之丰府库”，大致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吕不韦是兼跨商界与政坛的名人。他以财富投资政治，以个人经济实力影响了政治进程。作为秦史重要人物，他的人生轨迹，与秦统一的历史进程相叠合。唐人李商隐诗句“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明确肯定了吕不韦对于秦实现统一这一历史大变局的作用。

《战国策·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条记述了吕不韦决意就秦国政治继承人的择定进行政治投资的心理动态：“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司马迁《史记》卷八五《吕不韦传》专门为这个人物立传。其中指出吕不韦因经商成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对于“建国立君”以求“利”“泽”之成本以及“赢几倍”的核算，《史记》记述没有《战国策》具体，只是写道：“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吕不韦以“往来贩贱卖贵”的商业经验思考政治问题，是把可能有乐观政治前景的子楚看作经营对象“货”的。他后来果然取得了“立国家之主”“建国立君”的政治成功。和“奇货可居”对应的说法是，司马迁记述他对子楚的利用，称“欲以钓奇”。司马迁以史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政治生活中在许多冠冕堂皇的标榜道德的宣传话语的背后，其实是“赢”“利”的直接物质追求。

司马迁并非完全漠视儒学有关“义”“利”的理念。《史记》卷二四《乐书》可见“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见利而让，义也”的说法。《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也写道：“《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了这样的态度：“盛饰入朝者不以利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欲伤行。”这也是强调“义”“利”关系的原则。《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概括《孟子荀卿列传》的内容，也说：“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也可见韩信对“乡利倍义”的否定。《史记》卷四四《魏世家》引录了孟轲的话：“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对于“言利”“欲利”“争利”的批判，又称“好利”，是直接指向“秦”的：“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汉代政论家徐乐总结“秦失”的历史教训，也以为实现统一之后的秦帝国如果“贵仁义，贱权利”，“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

“秦与戎翟同俗”，“贪戾好利”，“不识礼义”的批判，和中原人对于草原游牧射猎民族“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指责，是一致的。中原诸国对于秦人曾经“夷翟遇之”，视之为“夷狄也”，史称“诸夏宾之，比于戎翟”。东方人又有“秦戎翟之教”“秦与戎翟同俗”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中说，“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然而他又写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肯定了“秦”的“成功”。其中所谓“世异变”的说法值得深思。司马迁曾经说，“末世争利”。秦人正是顺应了社会价值取向的“世异变”，因而能够“取天下”，“成功大”。

《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了“义”和“利”在战国晚期社会意识中的历史性“异变”：“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对于所谓“已飨其利者为有德”，司马贞《索隐》的解释是：“言已受其利则为有德，何知必仁义也。”以往坚守“仁义”理念的动摇，以及“德”的原则的淡化，是时代演进造成的。“已受其利则为有德”，时势变化，使得“德”在“利”的面前，已经严重贬值。

司马迁在《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中以“太史公曰”的口吻更为明朗地肯定了战国以来的“事变”怎样否定了儒学“以礼义防于利”的传统宣传：“《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所谓“时”“转”“事变”，“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秦统一，是全面影响中国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的重大的历史事变。秦人之所以能够实现统一，“并天下”“竟并天下”“尽并天下”，是顺应时代趋势的结果，也是秦文化重实用、重实力之传统与世运相合的表现。而出身“大贾人”，“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的吕不韦，正是以“贵诈力”“先富有”的商人资质，与秦国当时的进取国策和激越节奏完全合拍，从而成为一个特殊时段的有影响的政治领导人。

吕不韦言子楚“奇货可居”时对“利”的明确谋求，司马迁并没有予以批评和斥责。这是因为他对于追求创造和积聚物质财富即“利”的心理和实践有所理解的缘故。《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相关内容体现的社会理念，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起，到秦王政十年（前237）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为相12年。而这一历史阶段，正是秦国军威大振，兼并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统一局面已经形成，正处于确定基础的时期。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亲自率领秦军灭东周，扫荡了周王室的残余，真正结束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宗主的时代。如《吕氏春秋·谨听》所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若，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提出了“当今之世”实现新的“主贤世治”的时代期望。同年，秦军伐韩，取得成皋和荥阳，置三川郡。次年，秦军强攻魏、赵，得赵地37城。秦庄襄王三年（前247），秦军又攻韩、赵，置太原郡，并瓦解了进逼函谷关的五国联军。秦王政尚幼弱，而吕不韦实际执政的数年间，秦军顺利进取韩、赵、魏，又击破五国联军，逼迫楚国迁都。在吕不韦时代，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优越于东方六国，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经强锐无敌。当时，“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大势已定。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

除了在军事政治方面的积极贡献，吕不韦在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吕不韦事迹：“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可以说，吕不韦时代，是秦国吸引东方士人西行参与秦政，从而使秦的文化实力空前扩充的时代；也是秦文化汲取东方文化的成熟内涵，取得历史性跃进的时代。这一文化进步的突出的标志，是《吕氏春秋》的问世。《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写道，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能够礼待士人，致使宾客倾心相从，吕不韦以秦虽军力强盛，却未能形成同样的文化气氛而深以为羞，于是，同样招致士人，给予优遇，食客一时多至三千人。当时列国学者游学成风，多有倡论学说，著书流传天下者。吕不韦于是组织其宾客各自著述所见所思，“集论”以为《吕氏春秋》，以为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都充备其中。据说书成之后，曾经公布于咸阳市门，请列国诸侯游士宾客修正，号称有能增减一字者，给予千金奖励。可见这部书当时在秦国已经占据了某种文化权威的地位。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司马迁《报任安书》有“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的名言，又与《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韩非子》以及《诗经》等名著相并列，称其“贤圣发愤之所为作”。虽然“迁蜀”“世传”之说时序有误，却是高度肯定了《吕氏春秋》的文化价值的。《汉书》卷三○《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中，又说“杂家”的特点，是兼采合化儒家、墨家、名家、法家诸说，而所谓“国体”“王治”，即合理的政体和成功的政策，正应当兼合诸学，博采众说，取百家思想之所长。《吕氏春秋》的这一特点，应当与吕不韦往来各地、千里行商的个人经历有关。这样的人生阅历，或许可以使得见闻较为广博，眼光较为阔远，胸怀比较宽容，策略比较灵活。不过，《吕氏春秋》能够成为杂家集大成之作的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时代，对文化形态提出了涵容百家的要求。而曾经领略过东方多种文化因素不同风采的吕不韦及其宾客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文化进步的方向，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文化发展的趋势。

《吕氏春秋》的重要的文化价值，突出表现在撰著者有意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即将形成的时代，为推进这一历史进步进行着一种文化准备。《古今考》写道：“吕不韦作此书，欲秦并天下而行之。”清人喻端士说：“愚按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故其间多有未见与《礼经》合者。”这些分析，都是大致符合吕不韦“作此书”的动机的。

据《吕氏春秋·序意》，有人问这部书中《十二纪》的思想要点，吕不韦回答：调整天、地、人的关系使之和谐，要点在于“无为而行”。他的这番话，很可能是说明《吕氏春秋》中《十二纪》写作宗旨的序言。全书的著述意图，自然也可以因此得到体现。所谓“无为而行”，对于未来政治的设计，是体现出合理的历史逻辑的。汉初的文景之治，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吕不韦政治生涯的终结，也由于秦王朝统治年祚的短暂，以致《吕氏春秋》中提出的有关思想，并没有来得及走向真正的成熟。

在政治文化的总体构想方面，吕不韦和他的助手们为秦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认真的设计。《吕氏春秋》中，《序意》申明“智”识应当“由公”的理念，《顺民》强调执政要“顺民心”的原则，指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贵公》发表了有关政治公平的主张：“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凡主之立也，生于公。”至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尤其体现了非常开明的政治意识。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谓《吕氏春秋》“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刘向也说“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称许其“皆明于事情者也”。他们都肯定了《吕氏春秋》执笔者的知识等级和文化层次。

《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同时作为文化史即将进入新的阶段的重要的文化标志，可以看作一座文化进程的里程碑。尽管吕不韦在秦王朝建立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吕氏春秋》的文化倾向，对秦政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宋代仍然有学者称美《吕氏春秋》。朱熹说，“云其中甚有好处”，“道里面煞有道理”，“道他措置得事好”，推想所谓“措置得事好”，很可能是在肯定《吕氏春秋》为即将出现的秦王朝所设计的政治蓝图的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说，《吕氏春秋》一书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吕不韦较其政治实践更为突出的历史贡献。

吕不韦历来是富有争议的人物。在《汉书》卷二〇《古今人表》所列九个人物等级中列为“中中”。《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之后，历代史论对吕不韦评价者颇多，专门的传记则仅见于马非百《秦集史》中《人物传》之《吕不韦》，惜文字简略，大约只有二千字的史料辑合以及一千五百字以“元材按”为形式的论说。史料只是《史记》与《战国策》相关文字的简单拼合，及《汉书·艺文志》所见“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句。林剑鸣先生所著的吕不韦传记，可以说是现代史家第一部以吕不韦研究为主题的认真全面的史学著述。

林剑鸣先生是秦汉史研究大家。他的代表性学术专著如《秦史稿》《秦汉史》《法与中国社会》等成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奠定了他在秦汉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及至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滚滚而来，史学研究面临新的环境，“人们对虚构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远比对某些历史著作浓厚”。在此背景下，林剑鸣先生希望写一部“深刻、真实、生动的，既有哲理性又有可读性的，不使读者生厌，不让出版社赔钱的历史传记”。他选择了吕不韦这一中国古代商人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书写对象，“不仅因其经历曲折、神秘”，更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当代价值即在于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相通之处，给读者以启迪和感悟。由此，他创作了这部代表着史学论著方式重大创新的《商人相国：吕不韦传》。

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启动了“中华文脉——从中原到中国”丛书项目。这一文化盛举，对讲好中华故事、延续历史文脉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林剑鸣先生的这部旧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创作手法，都完美契合该套丛书的主题和定位，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活的时代价值。河南文艺出版社再次以《商人相国：吕不韦传》的形式向读者介绍这部论著，是书界致力于历史知识普及的有意义的贡献。这部书的面世，相信应该受到读书人的欢迎，也会得到关心秦史与秦文化的朋友们的关注。

2021年11月15日

于北京大有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