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宫秽闻
甘泉宫坐落在渭河以南，又称南宫。在秦国众多的宫殿中这里显得突出的华丽。那宫墙内高大的殿堂，绣栭云楣、镂槛文、嘉木树庭、芳草如茵自不待言。就是那殿内的装饰、摆设亦与一般后宫不同。不论是几、案、帷、帐，还是珠、玉、炉、鼎，都显得精细、富丽、华贵、纤缛。壁上、楹桷裛衣以藻绣，文以朱绿，案上罗列的珊瑚琳碧，瓀珉璘彬，明月随珠，光耀如烛，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显示出居住在这座宫里的绝非一般的后妃。原来这里住的是秦王政的生母，生性风流的太后。
太后（邯郸姬）自赵归来后，就住在甘泉宫里。随着吕不韦投机事业的成功和秦国政局的变化，她的身份也由邯郸姬而逐次变为异人妻、王太子妃、秦王后。到秦王政即位之后，她已成为秦国的王太后了。尽管身份变化，但太后淫荡成性的作风却没有丝毫改变。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地位的提高，这个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的太后，欲火愈来愈旺。吕不韦是她的老情人，自回到咸阳后，俩人重温旧梦，如鱼得水。在庄襄王时期，吕不韦为相，大权在握，公然出入后宫，国王异人视而不见，从不加干涉。庄襄王死后，秦王嬴政即位时尚不懂事，太后垂帘听政，吕不韦更以“仲父”身份，直接在朝廷上发号施令，每当处理完朝政，吕不韦就径直奔向甘泉宫，俩人在宫中纵欲，太后的寝宫成了吕不韦的卧室。恣意淫乐肆无忌惮。幽会、偷情变成公开的宣淫、做爱。举凡宫闱内种种丑行、秽事无不一一上演。
正如大多数贵族妇女一样，太后的欲火是老而弥烈，对性的要求一年年有增无减，每天散朝声传入后宫，她就急切地盼着吕不韦的到来，俩人厮混由日中到夕阳西下，直至第二日早朝，才恋恋不舍地放吕不韦出宫上朝，日日如此。而在吕不韦这方面，对太后的热情则逐渐降低，有时散朝后，吕不韦故意不去甘泉宫，却回丞相府。后来，去见太后的时间愈来愈少，以至几个月也不见她一面。他由开始冷淡而至有意躲避风骚太后的纠缠。
吕不韦疏远太后，固然有其生理方面的原因：自己年纪渐长且太后色衰。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思想上起了变化。
随着秦王嬴政一年年长大，原来不懂事的孩子，已逐渐成长为沉默寡言的年轻君王。虽然秦王嬴政在二十二岁亲政之前，对于吕不韦似乎言听计从，对吕不韦的发号施令从来没提出过异议。可是吕不韦深知，自己和太后的肮脏关系，在宫中，甚至在国内外都已半公开化。丑闻已传遍天下，只是瞒着幼稚的秦王而已。一旦秦王政知道他的生母与自己的关系，后果如何，实在很难设想。看到这位不吭不哈的嬴政，谁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还不如小心为妙。更何况太后已人老珠黄，早已没有了昔日在邯郸时的娇艳和妖冶，失去了对吕不韦的吸引力！
吕不韦要从与太后的肮脏关系中摆脱出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思想境界，远超过昔日作为富商阔少的吕不韦了。声色的享受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权势的追求和政治上的贪欲则绝对压倒生理上的需要。他自占据丞相要位之后，不能不把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地位以及治理秦国政务置于首位，而要应付秦国内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头绪纷繁的要务和宫廷内外钩心斗角的政争，又不得不迫使自己学习和吸收一切有益的知识，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吕不韦善于学习，从他招揽宾客及编纂《吕氏春秋》的创举中，就可得到证明。而《吕氏春秋》的编写，无疑也给吕不韦以理论和知识营养。所以，至少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其思想境界远不是一个纨绔子弟的水平了。
此时，吕不韦对于男女和淫乐之事也有了一定的正确认识。
他认为人有贪有欲是无可厚非的，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贵贱、智愚、贤或不肖都有耳、目、口之欲，喜听悦耳的“五声”，喜看悦目的“五色”，喜吃可口的“五味”。这是人之常情，有欲就有情。所以喜欢美色，愉悦男女之情是人的本性。吕不韦不是道貌岸然的禁欲主义者，所以他并不以为同太后的恋情有何不可。不过，他认识到欲和情不能无节制，胸怀匡世大志的“圣人”必须对欲和情有所节制，适可而止。这倒不是因为伦理和道德上的原因，而是无节制地纵欲，不仅不能达到身心的满足，反而导致“亡败”。要适当地控制耳目、口腹之欲（包括性欲），使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皆留有余地。否则就会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一个人若虚弱成这个样子，当然任何欲都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人能长寿才能充分享受声色滋味和男女之情，而纵欲者恰恰不能长寿，所以为长久享乐计，也要“贵生”，不可毫无节制地肆意淫乐。
由个人身体强弱又联系到国家的兴亡。吕不韦认为，君主若一味嗜欲，必然不顾国计民生，骄奢淫逸，接近佞巧之臣，疏远端直之士，不施仁义，急功近利，结果招致百姓怨恨，国家大危。等到那时，社稷政权摇摇欲坠。听到的是一片危机的消息，见到的是那即将亡国的景象。此刻为君主的由大忧大患而百病并发，再好的音乐也听不入耳，再好的东西也吃不进去，最漂亮的美人在旁也无力临幸了，那和死有什么两样呢？
吕不韦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要从一个大国当权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认为“主道约，君守近”。意谓欲治天下的君主，首先必先治己身。治己身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适耳目，节嗜欲”。那些亡国的君主，大多是无节制地纵欲的暴君。丝竹歌舞、声色美妇固然为君主所喜爱，但若流于淫逸，则这些能使君主欢乐的“宝”，就变成乱世之源。因为君主嗜欲愈多，则“民愈怨，国人愈危”，而君主本人也“身愈危累”。古代的昏君夏桀、殷纣就是因纵欲、嗜欲而亡国的。而宋、齐、楚等国的衰败，也与其君主无节制的嗜欲有关。由此可见，嗜欲无穷则必失天下。因为嗜欲无穷必然生贪鄙、悖乱之心，必然引起许多淫逸奸诈之事。结果“强者劫弱，众者暴寡”，社会大乱，君主岂有不失掉政权的道理？
甘泉宫中，愈来愈少见吕不韦的身影，太后的寝殿，愈来愈多的日夜是一人独宿。从来没有须臾缺少男人温存的太后，怎能耐得住寒衾孤枕的长夜，而欲火正炽的贵妇，哪里懂得身为丞相的吕不韦既怕嬴政洞悉奸情，又恐淫逸失国的种种顾虑。只要吕不韦不主动入宫，她就千方百计派宫女、内侍前往丞相府宣唤，她一味死缠住吕不韦不放，使得吕不韦十分为难。如何彻底摆脱这个老淫妇的纠缠，又能满足其难填的欲壑，成为吕不韦必须解决的难题。
有一天，在夜幕降临、九重秦宫已深锁殿门之后，吕不韦又被太后召到甘泉宫中。然而，这天晚上出现在太后卧榻之前的，除了吕不韦以外，还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最初着实使太后猛然一惊，待移过灯烛仔细观看，才又把那一颗悬着的心轻轻地放下。
原来随吕不韦来的不是别人，乃是太后老相识嫪毐。吕不韦为摆脱太后无休止的纠缠，才想到唯有把嫪毐奉上，才是唯一出路。
对于嫪毐，太后自然非常满意，一来是同乡，老相识旧情人，更因其性能力较吕不韦强得多。故此，太后对其优宠有加，爱之更甚于吕不韦。从此，吕不韦才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太后。然而，嫪毐与吕不韦不同，吕不韦身为相国，又称“仲父”，与秦王嬴政和太后关系公开，与众不同，进出后宫很容易找到借口，而嫪毐并非朝廷命官，又与王室成员没有正式说得出口的关系。这种颇能引人注目的壮汉，偶尔潜入后宫，与太后作一度春风犹可。若依太后要求，不仅夜夜需鱼水之欢，且恨不得日以继夜作巫山云雨，这就有一道极其严重的障碍横亘在他们之间。这便是古代特有的绝对禁止除帝王一人以外的任何成年男子出入的后宫禁制。
依中国古代帝王宫中的制度，君主、国王拥有大批妻妾。如周朝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还有数量惊人的宫女，她们实际上都是天子个人的妾。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都不再尊奉周天子，在后妃制度上也开始仿效天子。事实上，他们拥有的后妃数量早已超过周天子。孟子说当时的贵族“侍妾数百”，管子说“齐襄公陈妾数千”。秦国的后宫当也不少于此数。这么多的后、妃、嫔、妾，是仅供天子、国王一人玩弄，绝对不允许其他男性染指的。因此，在后宫内只有一个成年男性，那就是国王。供后妃们驱使的奴仆也是大批宫女，这样安排的目的，是隔绝后宫中大量女性和异性的接触。然而宫中不少劳役仅靠宫女是不能完成的，于是就有阉人出现。
阉人，即割掉生殖器使其失掉性交能力的男人。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与阉人有关的是甲骨文中的“丨× 羌”，其中“丨”表示阳具，“×”表示切断，羌是殷朝西方的少数民族。这片甲骨文所叙述的是殷王武丁将抓来的羌人变成阉人来祭神。武丁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300年。不过，甲骨文的记载毕竟是极其简略的，较为确切地记载宦官的出现，则要从《周礼》及其他有关资料考证。中国至少在公元前8世纪，就有用于宫中服役的“阉人”。最早的“阉人”大约是被处以宫刑的罪人，由于他们被割去生殖器，性情温顺，别无他欲，在王宫内作内侍官或洒扫宫廷，可使拥有众多姬妾佳丽的君王放心。后来就将进宫服役的正常人阉割，形成一种宫禁。不过，在战国至西汉时代宦官尚不完全用阉人，到东汉时，宫中所有宦官才全部用阉人。这种制度在西方也曾出现过，据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记述，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的西密拉米斯时，就有宦官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宦官被认为是比一般人都值得信赖的宫中役者。后来宦官被广泛地使用。希腊人还利用宦官做买卖。而在小亚细亚的古都，还有将宦官卖给波斯人的。这说明中外历史上都有宦官这种畸形人群的出现。
在吕不韦生活的那个时代，宦官虽不全由阉人担任，但多数宫内服役者则为阉人，他们又被称为“寺人”“内臣”“中涓”“内监”“内侍”等，后来通称为“宦官”“宦者”。这些人在宫中服役，由于已失掉性交能力，从而既能完成在宫中的劳役，又不会同宫中女性发生性爱关系，这是古代统治阶级自私本性的产物。阉人的出现是古代政治专制、道德上野蛮的表现，也是科学技术上的耻辱。秦国虽早年偏居西方一隅，但这种畸形的阉人也早已出现。春秋时期的《诗经·秦风·东邻》中就有“未见君子，寺人之令”的说法，这个“寺人”就是被阉去生殖器的宫内男奴。可见，秦国宫内很早就有阉人。而只有这些被阉过的宦者才令君主放心。
嫪毐既不是女性，又不是阉人，出入后宫是不免要受到限制的。
如何才能使嫪毐公开地、合法地日夜守在太后身边，而不被禁止呢？
吕不韦在思索一条万全之策。
嫪毐也在为难。
太后更是心急如焚。
俗语道：“淫博迷心，则倾囊不吝。”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终于被吕不韦想了出来。
又是一个早朝。当例行的前方战报、国内政事奏告完之后，一位御史在阶下高喊：“臣还有一事上奏。”
“有事速奏。”吕不韦照习惯代替尚未亲政的嬴政处理政务。十四五岁的嬴政大气不出地坐在中央，背后一帘之隔端坐着嬴政的亲妈——太后，她每根神经都像上紧的发条似的，静听帘外朝廷之上发生的事情。
“臣参奏嫪毐擅自出入宫闱，秽乱宫闱，该当治罪。这里有奏简，其罪行都一一列上，请大王、相国审阅。”说毕，御史递上一叠竹简。
吕不韦接过奏简，摊在案上做阅读状。只见那竹简上密密麻麻写满嫪毐如何仗势欺民、为非作歹以及种种淫乱秽行。御史所奏之事确实并非捏造，本来像嫪毐这样的无所事事的淫棍无赖，有吕不韦和太后做靠山，越制犯法的劣行绝不会少。不要说这一叠竹简，就是罄南山之竹，也难以书尽。不过，这位御史写上的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部分中当然不包括与太后的关系。然而就是这样避重就轻地“参奏”出的罪行，就已经够重重地治罪了。
吕不韦将目光停留在简上，其实他根本没有看简上写的什么，不需要看那密密麻麻的文字，他也早已知道简的内容，因为今天这一幕就是吕不韦自己导演的。
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儿，吕不韦突然抬起头来，像是勃然大怒：“岂有此理！定要从重惩治！”
廷下诸文武皆惊悚，殿内没有一丝响动，空气似乎凝结，大家都等着看相国如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多数正直大臣都暗自高兴，庆幸这个不三不四、没有正式官位却势大无比的嫪毐终于得到报应。当然，必有少数人看出眼前这不过是一场戏。
“请大王裁决!”辅政的相国照例还要向坐在王位上的秦王请示。这个过场还是要走的。
“唔唔、啊啊。”正在复发气管炎的秦王，还像往常一样吐出几个不清楚的音节算是回答。
“我看就处以腐刑吧？不知众位大臣的意下如何？”吕不韦端出早已准备好的底牌，又照例征询在场的各位官员的看法。
秦国虽一贯奉行极权主义，君主独裁专断，但在朝廷议事时却有一个极优良的传统，就是允许朝臣们发表不同意见，甚至与国君顶撞，往往也不被怪罪。这一“祖制”在春秋时期的秦国就确立了下来。那还是在吕不韦执政的四百多年前，秦穆公为王的时代，当时许多军国大事允许臣下提出各自见解。公元前625年（秦穆公十五年），秦在韩原（今山西省河津市、万荣县之间）与晋国大战取胜。俘虏了晋惠公之后，对于晋惠公如何处置，在秦国的王廷上，当着穆公的面，秦国君臣就展开了极为激烈的讨论。
“晋君成了我们的俘虏，是杀掉还是放回去，怎么做合适？请各位大臣发表高见。”穆公颇有点“民主”精神，先征询大家的看法。
“杀掉!”公子絷抢先发言，意见很明确，“放走他到别国会留后患，令其归国则会死灰复燃。不如杀死干脆！”
“不可！”大臣公孙支立即表示反对。
“已经把晋国军队打败，使晋人脸上无光，又要杀他们的国君，这样做会增加晋人对秦人的仇恨。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仇，这不是为秦树敌吗？”
“我并不是主张杀掉晋惠公就算完事。”公子絷接着争辩，“我想用晋国威望颇高的公子重耳代替无道的惠公。这样，我们战胜晋国军队，显示了武力强大，杀无道之君立有道之王，又显示了我们的仁义。胜而无害，有何不可？”
“把人家一国羞辱个够，又说我给你送个‘有道’之君。这能办得到吗？”公孙支不无讥讽地反驳，“这样做如行不通，必然为其他诸侯所耻笑。战胜敌国却遭到诸侯耻笑，这能称得上‘武’吗？杀了为弟的晋惠公而立惠公之兄重耳，这也不能称为‘仁’吧！这样做是极不明智的。”
“……”公子絷一时语塞。
“那怎么办呢？”听过双方辩论后，穆公态度开始明朗，向公孙支发问。
“不如放惠公归国，且让晋国有个首领，然后将国君之子请到秦国为质，让子代替其父待在这里，可以无后患。”公孙支这个意见果然被穆公采纳，后来就照此实行了。
以秦穆公这样有名的“霸主”，都允许不同意见在廷前辩论，更何况后来的历代秦王？所以，对大事的廷议实际成为秦国的定制。战国时期秦孝公在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之前，及秦惠文王决定伐蜀之前，都允许不同意见在朝廷上发表。总之，有大事，征询在朝大臣的意见和允许在王廷上发表不同看法，是秦国的一个传统。这一现象在其他诸侯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到的。至于形成这样传统的原因，恐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但其中原因之一，大概与秦国进入阶级社会较晚，残存于政治生活中的氏族民主制的遗迹有关。
因为秦国有这样的惯例，吕不韦当然也需走走过场，故而顺口问问。不料这一问却令一个人紧张得不敢出大气，那就是坐在秦王背后用帘子掩盖着的太后。她怕万一有个大臣提出不同的处置办法，或者揭出嫪毐和她的肮脏关系可就糟了。虽然秦国宫内从宣太后开始就不以这些事为耻，但与嫪毐的关系毕竟尚未公开，何况她还要继续同其隐蔽地维持下去。听到吕不韦发问，太后不由得捏一把汗。
实际上，太后的顾虑是多余的，精于算计的吕不韦早已安排妥当。王廷上略一冷场，就有专司律令的廷尉高声应对：“相国所见极是!”廷尉挺身而出，来证明吕不韦决断的正确：“按秦法，死刑有腰斩、枭首、弃市、磔、剖腹、戮尸、凿颠、抽筋、镬烹、车裂、体解、绞、赐死。族刑有灭家、灭宗、灭族、夷三、七、九、十族。肉刑有髌、黥、斩左趾、劓、笞、榜掠、具五刑、髡钳、鋈足。徒刑有城旦黥、刑城旦、完城旦等。”廷尉一口气说出这么多刑名，也不无在吕不韦和秦王面前炫耀自己对律令的熟悉的意思。秦国惯例对熟知律令者多加以重用、重赏。从廷尉所报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众多刑名中，也可了解秦国刑罚多么的严酷。
“依嫪毐罪行定刑，”不等吕不韦插言，廷尉接着说，“将其判为死刑、族刑则太重，定为徒刑又太轻。相国所说的腐刑甚为合适。”
“愿闻其详。”吕不韦见一切都按其事先安排好的进行，当然微笑点头。不过，他还需要廷尉从法律根据上加以论证，于是令廷尉说下去。
“是!”廷尉更来劲了，“《尚书·吕刑》曰‘宫辟疑赦’。宫刑即腐刑，自古宫刑为淫刑，男子割势，女子幽闭。凡男女不以义交者，皆应处以宫刑。嫪毐最大的罪恶就是乱搞，不以‘义’交，按法应处宫刑，割掉生殖器。”
廷尉所说处刑原则，确实在古书中有明文规定。不过，在实施过程中，处腐刑者并不皆因“淫”或所谓“不以义交”。在专制时代，国君对臣民常常是不顾法律规定而任意滥加刑罚的。吕不韦当政前，鲁国有姓孟的两个年轻人，到秦国来求见秦王。其中一人向秦王宣传打仗的兵法，得到重用，另一个则向秦王鼓吹他家乡先辈孔子、孟子的“仁义”学说，没想到碰了大钉子。还没听完这位小孟的游说，秦王早就不耐烦了：“当今是诸侯争天下的时候，要‘仁义’有什么用！”呵斥一顿还不算，又立即命令将此人处以宫刑后赶出国门。
由上面这段往事可以证明，事实上处宫刑者不一定和“淫”有关系。不过，廷尉当着众朝臣对吕不韦和秦王这样讲，无非是拍相国的马屁，为嫪毐的腐刑找一点法律根据而已。
吕不韦听着廷尉熟练地背台词，不动声色。而帘后的太后此时才把一颗悬在半空中的心放下，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那就由廷尉去执行吧，散朝。”吕不韦大声宣布。
始终坐在帘后的太后在朝臣退下之后，不由得和走近跟前的吕不韦相视一笑。当着逐渐长大的嬴政，他们已有所顾忌。不过，在无言的顾盼中，他们俩已经清楚：“大功告成了！”
太后急切地希望给嫪毐施以宫刑是有原因的。本来宫刑是极为残酷的刑罚，受这种刑罚的人，要被活活割掉睾丸。而在古代不施麻药、不能消毒的条件下，被施以这种酷刑，其痛苦是不难想象的。不少人在被施刑时就不胜痛苦而死，幸免不死者其伤口也极易感染。故受刑后一百日之内，要居于不通风的密室，犹如蚕一样蜷伏静养。其伤口不断流脓出血，似腐烂一般。所以宫刑又称“腐刑”，处宫刑又叫“下蚕室”。汉朝司马迁就因得罪汉武帝而被“下蚕室”。他描述被刑后的痛苦时写道：“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腹内似刀绞而出门不知所往。常常为受到这种酷刑的折磨而全身大汗，简直比死还难过。这还是在受刑之后的感受，至于在行刑过程中的痛苦更不难想象。然而多情的太后又为何忍心让她心爱的嫪毐受这样的酷刑呢？原来，吕不韦早已为她策划好，在行刑之前由太后密令刽子手刀下留情。好在施腐刑者一般皆不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只要主刀的刽子手及一两个助手在密室中将罪犯摆弄一番，出来回报一声“执行完毕”即算大功告成。更重要的是，按古代礼制——“礼”制也有法律效力——受宫刑的罪犯可以分配到宫内服役。因其受过宫刑，和宦者的生理条件一样，尽可以放心其在清一色女性的后宫中活动了。太后所希冀的，正是要把嫪毐变成保存着性功能的假宦者，从而在宫中公开与之厮混。
吕不韦和太后的阴谋得逞了。在“厚赐”之下，行刑的过程和刑后的安排，均按他俩的计划顺利地进行。嫪毐的性功能被保留下来，名正言顺地、大摇大摆无所顾忌地来到太后宫中充当宦者。从此太后和嫪毐俩人在宫中如影随形亲热无间，恣意纵欢，好不舒畅。
吕不韦把纠缠多年的淫妇太后推给嫪毐，也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想松一口气以便集中精力处理朝政，加紧控制一天天成熟的嬴政，并安排自己的晚年。
然而这一幕幕令人作呕的场面，都表演在秦王嬴政面前，不能不使这位自幼性格偏狭的君主，心胸更加阴暗。从小缺乏母爱，又从未享受过家庭温暖的嬴政，对自己的生母和吕不韦更加仇恨，报复的火焰在他胸中熊熊燃烧，只待烧毁这一切。
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夏太后去世。夏太后是庄襄王异人的亲生母亲、秦王政的亲祖母。按照常理，她在秦宫中应享有最尊贵的地位。可是当年异人为谋求王位，听从吕不韦的安排，认华阳夫人为母，并将名字都改为“子楚”，而置自己亲生母亲于不顾。后来异人果然如愿以偿，当了庄襄王，当然也只能将自己亲生母亲夏太后排在华阳太后之下。年轻时受丈夫冷落，晚年时又被儿子遗弃的这位夏太后，虽居深宫之中，却从未感到人世的温暖，一定对王族内的严酷斗争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当秦王政七年五月十六，年迈的夏太后怀着无限哀怨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弥留之际，她极其沉痛地提出一生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个要求：“请将我埋在杜东，好让我死后东望吾子，西望吾夫。”
因为庄襄王的墓在杜东之东，孝文王的墓在杜东之西，皆已先于夏太后安葬于地下。她这一点可怜的请求当然得到了满足。不过夏太后临终前这个请求，撕心裂肺，撼动人心，是被剥夺青春、欢乐的贵族妇女，被扭曲压抑人性的、被遗弃的玩偶，对专制社会提出的凄凉、哀婉的抗议。直到今天，在西安市东郊，还保留着夏太后陵墓的遗址。那长满荒草的秃冢，孤零零地被包围在现代化的楼群中，像是无言地向世人泣诉世道的不公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
夏太后的死，在当时的秦国并没有多少影响。不过，这位老祖母凄惨的一生和她最后悲凉的遗言，一定使秦王嬴政的心灵产生过巨大的震动，使得这位从小就看惯了人与人钩心斗角，夫妻、父子、叔侄、姑婆、君臣、朋友之间口是心非、残酷争斗、你死我活地相互残杀的君主，更加冷酷，更加无情，更加孤僻，进而采取更加没有人性的统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