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花生树
吕不韦善于利用下属的才能，使他们为统一的目标贡献才智。然而，他门下招揽的三千“食客”，当然并非个个都像李斯得以肩负重任。那些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可干的宾客，难道只是让他们吃闲饭吗？当然不能！吕不韦养士不同于“四公子”以沽名钓誉为主要目的。不产生实际效益的投入，是他绝对不愿干的事。
吕不韦有什么办法让那众多的宾客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呢？他思索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结果又创造了一项历史奇迹。
有一天，吕不韦突然把门下一部分宾客召集到大厅里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已经崭露头角的李斯，多数则是那些没有什么事干的“食客”。
“诸位投奔到我的门下，我欢迎。”面对着跪坐在厅前黑压压一片的宾客，吕不韦开始早已准备的讲话。
“大家在我这里吃、住，绝没有问题。”开场白一过，吕不韦话入正题，把他思索已久的主意端了出来，“可是，你们这么多人，也不能总闲着。”
下面的宾客们不知吕不韦的葫芦里要卖什么药，一个个大气儿也不敢出。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这些靠吕氏养的食客个个小心翼翼，低着头等待训斥。没想到听到的不是训斥和责骂，却是另一番话：
“各位刚来的时候，差不多都说过自己身怀绝技，或有经天纬地之才，或有治国安邦之策。我相信你们都是人才。”除了最后一句，吕不韦说的倒也是事实，那时的“说客”“游说之士”“食客”投奔权贵门下的时候，没有不吹嘘自己一通的。“请你们将各自所学的专长，你们的见闻、主张和对天地、宇宙、人事、政治、经济、哲学、生产的见解和观点，毫无保留地写出来。”
“遵命!”众宾客听到这里才松了一口气，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连忙答应。
“赶快下去写吧!”吕不韦挥手，不等宾客们谢恩起身，扭回头走了。
宾客们纷纷从厅里退出，有人不免议论一番：
“相国叫咱们写这些东西干什么？”
“大概是嫌咱们整天白吃饭不干事吧？“
“那毕竟是少数人有事，咱们这伙人一共有三千多呐，有事干的倒有几个？”
“这话也是!”
宾客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吕不韦的用意：
“他干吗给咱们出这么个笼统的大题目？干吗非叫咱写点什么？”
“是啊！人家楚国的春申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不是也都养着不少宾客吗？那里面连鸡鸣狗盗之徒都有，也没听说叫他们写什么文章!”
“这你就太不了解咱的吕相国了。他办事从来与众不同！”
“他与众不同在哪一点？吕相国的特点是特别注意效益的原则。虽说‘养士’的做法是模仿信陵君、春申君等公子的先例，但吕相国可不像那几位阔少爷养士的目的就是为了笼络人心，买个虚名。用这么大开销，让咱们多数人闲着，他心里可不舒服。”
“可是，他让咱们写文章又有什么用呢？”
“我看他是为沽名钓誉，他自己是商人出身，怕那些贵族和文人看不起，也来附庸风雅罢了。”
“有道理，不过也不一定单只为了个虚名。”
“大概相国考虑得远了：战争就要取得最后胜利，四海之内眼看就要统一起来。仗打完了，这个大一统的局面怎么治？相国的权势也达到极点，年纪老了，一定会想到人生、宇宙、社会的一些难题。他自己感到无法回答，不就想到咱们这些人了吗？”有人冷静地分析道。“对！这个看法有点门道！”多数人赞成这样分析。
对于吕不韦组织写书的目的，也是后世研究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学者们的一大课题，到底是为附庸风雅、留名后世，还是为解决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今天看来，两者都有可能。从吕不韦注重实效的作风来推测，大约后者的成分居多。他希望通过编一部书，使自己与当时的著名思想家荀况、老聃、庄周、李悝、商鞅、墨翟并驾齐驱，成一家之言，留名后世，这种可能是有的。但更重要的目的可能还是想解决一些难题。当时的中华大地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动荡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不免要考虑到许多问题。而身为相国的吕不韦本人，更处在极其关键的转折时期，特别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即将出现，用什么办法统治这个国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历史、对人生的种种属于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理论问题，都需要回答。吕不韦大概认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但自己又无力解决，所以，就想到利用这批宾客的智力了。
吕不韦一声令下，众宾客就忙起来了。这三千多宾客中，当然有不少不学无术的南郭先生，但也确实有满腹经纶、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这些人投到吕不韦门下，早想施展一下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或兜售自以为是的主张。可是很难有像李斯那样的机遇当上官，有直接向吕不韦进言的机会，这次抓住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把长年所学、每日所想、苦思冥想钻研出的理论一股脑儿端出。只见那客舍内静悄悄，入夜以后不少窗户上还透出灯光，有人在整夜整日、废寝忘食地写。“士”从来就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几句理解宽容的话，只要让他们贡献专长，他们就会感恩戴德。他们每个人的“雕虫小技”似乎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得不到重视，他们就会怀才不遇，有失落感，愤愤不平，甚至和你不共戴天。只要像吕不韦这样轻轻的几句空话，他们就会感激涕零，竭心尽力毫无保留地贡献所长，“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就是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吧！
几千位知识分子忙忙碌碌地查资料，写文章，也无形地影响了咸阳的社会风气，顿时使得秦国国都的文化气氛浓烈起来。
这么多人同时写一部书是一大壮举，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诸位，我叫你们将各自高见写出来，写得怎么样啦？”有一天，吕不韦突然问起众宾客。
“我们正在认真地写。”众宾客诚惶诚恐地回答。
“写完了怎么办呢？”吕不韦故意这样问。
“……”众人不知如何回答。
“我要把你们写的东西编成一本书，你们商量看怎么办吧!”吕不韦亮出底牌。众宾客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出个主意。
这里确实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因为，著书立说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种严肃而又神圣的事情。在春秋战国之前，做文章、写书都是官府委派官吏、士做的事，所写的内容多是官府文告、占卜的记录和历史，因此那些作者的官名就叫史或卜。广大的百姓没有文化，不需要也不允许写什么东西。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前那种“学在官府”的局面改变了，文化有一点普及，特别是经春秋时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提倡和亲自散播，开民间讲学之风，一般百姓读书识字的人多了起来，私人著述也渐渐出现。孔夫子讲学的内容，就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整理、记录下来编成语录式的著作《论语》。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孟轲（约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05年）也是一位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他讲学的内容，也被弟子们写成专著《孟子》。这两部著作都是儒家的经典，一直流传到今天。和孔子同时代，尤其是孔子以后的战国时期，还有愈来愈多的士将自己的理论、主张，或对人生的思考，或对事物的见解写出，成一家之言，像《老子》《庄子》《法经》《商君书》《墨子》等就是前面提到的老聃、庄周、李悝、商鞅、墨翟等人自己的著述或其后人编辑而成。除此之外，战国时期的私家著述很多，有的讲哲理，有的讲兵法，有的讲逻辑，有的说政治，有的说伦理。各种观点、各种派别都有作品传世，这就形成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诸子百家的著作虽然写作方式不一，风格各异，但每一部书都是一人的作品，至多是代表一派的思想，《论语》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是儒家的作品；《商君书》就是商鞅及其弟子的思想；《墨子》就是墨家思想的代表作；《老子》则是老聃一人的创作。总之，一部书是一个人的作品或一派的理论。这是当时诸子百家著作的通例。而吕不韦门下的宾客则什么人都有，到秦国来的宾客中，包括了战国时期的几乎所有学派和各类学者。现在令这些学者宾客写出自己的见解、研究心得，且要把这么杂的内容编成一部书，这在当时确无先例可循。
既要保持各派学者自己的观点、风格，又要编在一本书中，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这确是个难题，但经过研究，终于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即按照统一规定的体例，以大体相近的字数把各派学说收集在各篇章中。于是，这部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与其他诸子的著作均不一样：体例是整齐的，内容则是多样的。真如“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杂中有序，齐而不纯。这也是吕不韦创造下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个第一：
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私人集体编书；
第一部“杂家”著作的产生。
各位宾客所写的文章即将完成，总纂工作就要开始之时，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这部书编出来后叫什么名呢？”吕不韦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部著作是按照相国大人旨意编的，内容非常丰富，堪与古代史书相比。”有人把吕不韦想说而没说出的话说出来。
“古代重要史书都称《春秋》，什么《周春秋》《燕春秋》《齐春秋》《鲁春秋》都是各国的国史。这部著作也应当称《春秋》。”
“只称《春秋》不合适。”另有学者提出异议，“要标明此书乃吕相国主持完成的，应称《吕氏春秋》。”这个意见得到了吕不韦的首肯。
于是，这部由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出自众多学者之手的杂家首部著作，就名之曰《吕氏春秋》。
那么，编成后的《吕氏春秋》是怎样一部书呢？
在形式上，《吕氏春秋》非常整齐：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十二纪》即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季节为“纪”，每一纪有五篇文章；《八览》即“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共有八篇文章；《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六篇文章，加上序言——《序意》，原应有一百六十一篇论文。但后来因夺佚错落，现存的《吕氏春秋》中“有始览”只有七篇，显然佚失一篇论文，《序意》也仅余残文，故全书现共存一百六十篇论文。
内容方面，《吕氏春秋》包含了先秦时代几乎各家各派的学说和主张，而在宣扬这些主张时，书中各篇也似“百花齐放”，名言，警句，哲理和思想的火花，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尤其是多数篇中有历史典故或小故事穿插其间，使各种理论都显得十分活泼、生动。这是本书一大特点。下面先一一加以介绍。
首先是儒家。战国时的儒家已成为大学派，尊孔子为师，其代表著作有《论语》《孟子》。儒家鼓吹“仁、义”，其政治上主张贤人治国，维护君权，“修其身而天下平”“尊贤使能”。这种观点在《吕氏春秋》中有多处表达。《恃君》篇中极言君权之重要，在这一篇中，作者首先用人的生理特点说明“君”的出现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
这里，提出人需要“群聚”才能抵御大自然和禽兽的袭击，而“群聚”则需要一个头面人物来统率，这就是“君”。接着，作者又说明“太古”时代没有“君”，后来社会进步才出现了“君”。这种观点应当说是不错的。最后，说明“君臣之义”，这是本文的重点。但阐述这一理论时，却用两个小故事说明。
春秋时期晋国的贵族智伯被赵襄子所害，晋国的一部分也被赵瓜分。智伯这支贵族灭亡之后，其臣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先是把胡子眉毛都剃光，又用漆将全身涂黑，还把自己弄得断肢残手，穿上破烂衣服，像个要饭的乞丐。他把自己打扮成这副模样，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好心的太太，赏给我一口剩饭吧!”
豫让夫人端详着门口这个要饭的，心中起疑。
“看你这副穷兮兮的模样，本想给你点什么。可是，听声音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我丈夫？”
听妻子这么一说，装成乞丐的豫让知道自己的声音还没有变，又生吞木炭，愣把嗓子刮坏，声音嘶哑得像个破锣，连他妻子也听不出来了。于是，他知道伪装成功，准备去暗杀赵襄子。
这时，豫让的一个亲密朋友见他如此残害自己，就前来问他：“你老兄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
“我要替智伯报仇。”豫让坚定地回答。
“可是，”这位朋友说，“你这样办简直是白受罪，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说你精神可嘉倒可以，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则不然。”
豫让不回答，听他继续说下去：
“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赵襄子，赵襄子必重用你，待他信任你时，你再采取设计好的办法杀他，不是便当得多嘛！”
“此言差矣!”豫让笑着反驳说，“照你说的这个办法，简直是出卖新朋友报答旧朋友。为旧君而害新主。违背君臣之义，还有比这种事更严重的吗？这和我报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所以要为智伯报仇，正是为了维护和发扬君臣之义，而不是拣什么便当的路走捷径!”
又有一则故事。
春秋时莒国的柱厉叔为莒敖公的大臣。柱厉叔发现莒敖公并不怎么信任自己，于是便知趣地辞官而去，闲居在海边，夏天拾菱芡充饥，冬天捡橡实果腹，凑合过日子，维持生活。突然有一天，消息传来说莒敖公被敌人围困，处于危难之中快死了。柱厉叔立即向友人告别，去莒敖公处与其同死。柱厉叔的知己劝他说：“当初，因为莒敖公不信任你，你才离开他，现在你可又去与他同死，这岂不是对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没区别了嘛!”
“不然!”柱厉叔坚定地反驳，“以前，因为他不信任我，我才离开他。现在，他有难。若我不去，这恰恰证明他当初不信任我是对的。我就是在这个时刻去与他共患难，用这种行动做给后世不能识别忠臣的君主看，让他们内疚，自责。这样，后世的忠臣就不会像我一样被误解，忠臣不被君所误解，则君王的地位就会永远稳固了!”
这两个小故事充分表明儒家讲的“义”，在君臣关系上是什么内容。《贵信》篇中则主张君主不可失信于民，《慎大》篇中鼓吹君主不可骄恣，《达郁》篇中说明君主纳谏的重要性，《举难》《权勋》篇中强调君主用人要得当，等等，都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具体发挥。
儒家重教育，《吕氏春秋》中有许多篇均与教育有关。《劝学》篇说明学习之重要，在《吕氏春秋》之前，《荀子》书中也有《劝学篇》，两篇文章都是告诫人们学习的重要性。可见，儒家一贯重视学习。《吕氏春秋》中的《劝学》特别强调“尊师”的重要性。这里指出：“圣人”是由于学习的结果，不学习而能成为有名的人物，那是不可能的，而学习的关键在于尊师，凡不尊重老师的要想学习，简直就像抱着臭狗屎却要嗅到香味，明明是不会游泳却硬往深水里跳一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儒家提倡教育、尊重师长，在这篇文章中说得透彻极了。《尊师》历陈诸名人师生关系，说明尊师之重要；《诬徒》说明不学之患，《用众》说明好学之人可以采众人之长、补己之短，等等。这些都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重视制礼作乐，认为“乐”是“六艺”之一，也是治国之要务。《吕氏春秋》中有《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明理》《制乐》等篇专门探讨音乐问题，说明乐的由来、作用以及帝王如何运用音乐施行教化的问题。
儒家重伦理道德，十分注意修身、孝行以及个人的立身处世法则。《吕氏春秋》里《孝行》摘录儒家经典《小戴记》中曾子论孝的言论。《务本》《论人》《观世》《观表》《知分》等篇皆发挥儒家自我修养及进身处世、观察、品评别人的标准和方法。在这些论文中都有一些生动、感人的例子。如《观世》中说，列子在穷困潦倒时，连饭都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这时，有人向郑国的相子阳报告说：
“报告相爷，列子可是个有道之士，现在居住在咱们郑国，大人不是有名的礼贤下士的官吗？”言下之意是怂恿子阳沽名钓誉，去列子那里做点表面文章。果然，子阳心领神会，立即派人给列子送去几大包粮食。当送粮的人来到列子家门口的时候，列子毕恭毕敬地对派来送粮的人再三施礼，表示感谢，可是，说什么也不接受那些粮食。看列子态度坚决，来人也无奈，只好把粮食原封运回。
列子把人送走，刚一回屋里，就听到妻子无限怨恨地责难道：
“人家有名的人，都把妻子养得安逸舒适，至少是不愁吃穿，可是，给你当老婆，连饭都吃不饱。这里，人家相爷给送来粮食，您又坚决不要。我这个命怎么如此倒霉啊!”说着还一边摸着胸口，看来气得心脏病也复发了。
“哈哈哈。”见到妻子气得这样，列子反倒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要他的粮食吗？这位相爷并不是自己知道我列子是个贤才，而是经过别人鼓动才送我粮食的。既然他听别人一说就相信、照办，将来若有人说我坏，鼓动他治我的罪，那我岂不又因此而获罪了吗？这种途径得来的东西还是不接受的好!”
这一番话把列子妻子说得恍然大悟，虽然仍旧饥肠辘辘，但也不再说什么了。
果然，不久郑国发生民众叛乱，因子阳干的坏事太多，民愤特大，报仇的民众愤怒地杀死了子阳。听到这个消息后，列子不无得意地对妻子和朋友说：
“现在你们应当知道我为何不接受子阳的馈赠了吧！如果当初我接受了他的粮食，受到他的恩惠，子阳有难时我袖手旁观，则是不义。若我和他一道儿去死，则是死于无道，死无道是和我的一贯主张不符的。”
说完列子摇晃着秃头，似乎很得意的样子，尽管下午饭还没有着落。
这就是儒家的处世哲学，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组成部分。
以上各方面说明儒家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在《吕氏春秋》中都有反映。
其次是道家。战国时期道家与墨家、法家、儒家成为最有影响的四大学派。道家的观点与儒家不同，主清虚无为，去礼学，弃仁义。其代表著作有《道德经》《庄子》。道家在政治上鼓吹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些思想在《吕氏春秋》中都有阐述和发挥：《君守》《贵公》《重言》《首时》《别类》《先己》各篇从几个方面说明“君”“圣人”治世贵“无为”“无知”，在《贵公》中，有这么两则小故事。
楚国有个人丢了一把弓，他明明知道丢在什么地方，却不去找回来。朋友问他：“你知道弓丢在什么地方，何不去找回来呢!”
“嗐！楚国人丢的弓，楚国人拾到了，何必去找它!”丢弓的人淡淡地答道。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对丢弓人的态度表示赞成，不过他认为此人淡泊得还不够：“何必强调楚国？”
意思是只要是“人”拾到了也就和在自己手中一样了。
孔子的老师，道家祖师爷老聃听到这件事后，又补充说：“人也不必强调！”
意思是说不是被人拾去也无所谓。天地万物皆不属哪个人私有，让其随大自然安排，不必刻意追求。
以这种观点治国的，齐国的管仲就是有名的一位。管仲在齐国为相，数十年把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终于有一天，管仲年迈，病倒在床，人们都估计他将不久于人世。齐桓公见贤相命在旦夕，赶忙前去慰问，并准备安排后事。
“仲父病得这么重。”和秦始皇对吕不韦一样，齐桓公对管仲也称“仲父”，“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我将把这个国家交给谁来管呐？”齐桓公的意思是请管仲推荐一个代替自己当相的人选。
“臣以前没病的时候，尽心竭智也没给大王提出个合适的人选，现在我病得糊里糊涂，怎么能有明智的判断呢？”
管仲这时是谦逊的话，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可悲的是古今中外政治上当权的，往往是在病老垂危，神智远不及青年的时候决策的。这种决策正确的程度，就只能凭许多偶然因素来决定了。
“这是件大事，愿仲父指教，不要推辞。”齐桓公一定要管仲发表看法，紧追不舍。
“那您看让谁当相合适呢？”管仲被逼得无法，仍不正面回答，却反问了一句。
“鲍叔牙行吗？”齐桓公用试探的口气问。
“不行!”管仲的态度十分明确，“我是鲍叔牙的好朋友，鲍叔牙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此人清廉正直，绝对是个好人。可是，这位老兄对不如自己的人，不愿接近，一听到别人有缺点和过错，永远记住一辈子!”
管仲的意思是鲍叔牙为人太耿直，不能容那些能力水平低的、有错误和缺点的人在手下办事。不能容人的相国是不行的。桓公知道管仲的意思，接着问：“那么，隰朋这个人行吧？”
“隰朋这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而对国家，则有些事不闻不问，对外界的事务，则有些事不知道，对于人则不苛求，不是任何事情都自己去做。隰朋是可以当相国的。”
《吕氏春秋·贵公》引了管仲这段话以后，发挥道：相是国家的大官，而当大官的不应当去管那些小事，不要显得事事都懂，那种是小聪明，故杰出的工匠不需要斧、锯之类的工具，高明的厨师不动锅、盘，最勇敢的人不去和人打架，大军事家不必率兵战斗。这种观点正是西汉初期实行的“无为而治”的理论基础。
道家对个人修养，主张出世“养生”，所谓“全天性”。《吕氏春秋》中《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必己》《慎人》《诚廉》皆反复说明人当全其本性，不为声色所迷，而应以贵生为中心。富贵、功名不可强求，因求富贵而失目前之乐，在有道者看来是最不幸的。在《必己》中讲了庄子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庄子走到山中，见到山上长的树木枝叶繁茂，浓荫遮地。可是有个伐木的人只在树下休息而不去砍伐它。
庄子问道：“这棵树你何以不伐呢？”“此树不成材，所以我不砍它。”
“这就是由于不成材，才活了下来。”庄子意味深长地总结道。他又继续向前走，出了山，到一村落，投宿到一个熟悉的朋友家。朋友见庄子这个哲学家老朋友来了，十分高兴，赶快令仆人杀雁招待。仆人向主人请示道：“咱们家有两只雁，一只能鸣，一只不能鸣，杀哪个呢？”
“杀不能鸣的!”主人回答说。
吃完了丰盛的晚宴，休息一宿。次日，庄子告别朋友，回到家中。
到家之后，庄子的学生们知道老师出行后的言论，不免产生疑问，就前来请教：
“老师，听说您到山中见到伐木的，不要不成材的树，您说这棵树是因不成材，才活了下来。可是，你到朋友家吃的那只雁，也是个不成材的家伙，连叫都不会。您说是应当成材还是不应成材呢？”言下之意是：你说不成材的可以活下来，可是不成材的也有活不下去的，看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要是问我成材好还是不成材好，我将处于成材和不成材之间。”庄子不慌不忙地回答，这正是他宣扬哲学观点的机会。“这样，我处于似是而非之间，又成材又不成材，比成材的树木和不成材的雁要避免许多麻烦。”说到这里庄子停顿了一下，他在发表哲学见解的时候往往由浅入深，一层一层向玄妙的理论发展。接下来的话就使一般人难以理解了：“处于似是而非、材与不材之间的状态，还不免有所累。而若是道德则完全没有什么累不累的问题。道德这个玩意儿，无誉无毁，随时代而变化，无影无形，是万物之祖，体现在万物之上；而又不是万物，它有什么可累的。”这里，庄子说的“累”不是“劳累”的“累”，是哲学概念的专有名词，有“拖累”的意思，它的反面意思就是“清静无为”。下面的话就更清楚了：“这种无誉无毁、无形无累的道德，就是神农、黄帝之术。”
道家对精神生活的研究，在《吕氏春秋》中反映得更为直接。《精谕》《精通》《去尤》等篇中多处抄《老子》《庄子》原文，如“至言无言，至为无为”等，表明这些篇章属于道家的观点。
墨家的主张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明鬼”“非命”“节葬”，等等，其代表著作是《墨子》。墨家的政治主张与儒家相近，亦主张贤人为政。《吕氏春秋》中《当染》篇即鼓吹近贤人、远坏人。而《爱类》篇中，除言得贤臣之益外，又言非攻、节俭之事。可见，这是墨家的观点。与儒家不同，在《节丧》《安死》篇中，专门阐述丧礼要节俭，在《听言》《爱类》篇中发挥“非攻”之义，反对战争。后来广泛流传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就是在这里记载的。
楚国的国王请来了公输般——即有名的工匠祖师爷鲁班——制造攻城的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从鲁国前往楚国，去制止这场不义之战。他一路奔走，日夜兼程，衣服也撕破了，鞋也走坏了，用破布包着脚，走了十日十夜，风尘仆仆地来到楚国的国都郢，想方设法见到楚王。
“在下是北方的普通老百姓。”墨子在楚国王宫内见到楚王时，这样谦虚地说。实际此时墨子已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否则怎能轻而易举地见到楚王。“听说大王要攻宋，有这件事吗？”开门见山，墨子毫不客气地提出问题。
“没错！有这件事。”楚王毫不含糊地回答。
“如果必能打败宋，您才决定进行这次战争，还是打不败宋，而且出师无名，也要进行这场战争呢？”墨子问。
“明知打不败宋，又出师无名，我何必要打这一仗!”楚王显然不太高兴。
“说得好!”墨子要的就是楚王这句话，“在下认为大王一定打不败宋国。”
“笑话!”楚王当然不愿承认这种可能，“公输般是天下公认的能工巧匠。现在，他已经为我制好了攻城的器械。一个小小的宋国还攻不下来？”
“有攻城的器械，就会有守城的办法。大王若不信，可以令公输般演习一下，他攻，我守，看谁胜谁负！”
“就照你说的办！”楚王要看看墨子到底有什么办法，同时也想试试公输般的攻城云梯是否攻无不克。于是下令：传公输般前来与墨子对阵演习。
公输般接到王命，将制好的攻城器械随身带来。墨子也准备好守城的工具和武器。于是，两人便在楚王面前认真地演习起来。公输般前后用了九种攻城方法，而墨子也用了九种方法防御，终不能攻破。公输般承认，这个攻城的器械不能保障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楚王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相信墨子的话，放弃了攻宋的计划。
《吕氏春秋·爱类》记载的这个故事，在《墨子》和后来的《淮南子》中也有。不过，在这里记载此事，在于说明：“人主”要以“利民”为要务，“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王也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杀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可见，墨家的非攻反战思想已经和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结合了起来。这都是墨家独特的观点。在《离俗》《长利》《高义》《上德》等篇中皆发挥“兼爱”的思想，并有称赞墨子及其弟子自我牺牲的事迹及精神的内容。足见《吕氏春秋》中有相当篇幅出自墨家学者之手。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力倡法治，专任刑法，主赏罚严明，无教化，去仁义，其代表著作为《商君书》。秦国一贯尊崇法家并厉行法治。法家主张君主、贤臣治国，而不必为舆论所左右，人民可与乐成，难以虑始。《吕氏春秋》中的《长见》《乐成》各篇均认为，建立非常之事业，必须贤臣有计划，君主有决心，而不必顾及众人是否理解。这里举了一个魏襄王与史起的例子。
有一次魏襄王和群臣饮宴。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际，襄王高兴地说：“愿大家万事如意！”
这本是一句祝贺的话，没想到碰到一个认真的大臣史起，听到这句贺词后颇不以为然，立刻公开反驳道：“大王说群臣都万事如意，我看不合适。群臣中有贤的，有不贤的，贤臣万事如意当然可以，如果坏蛋大臣也如意了，朝廷岂不遭殃？”
这么一说，反倒把襄王弄得无话可答，只好自己打圆场：“那么大家就都和西门豹一样当个好官吧!”
西门豹就是曾经在邺治过巫师的那个不信“河伯娶妇”的县令，应当说是个好官。可是，魏襄王的这句话也遭到史起的反对：
“西门豹治邺时，漳水明明在境内通过，他还不知利用，这算什么好官!”
魏襄王被堵得说不出一句话。宴会不欢而散。
次日，襄王召见史起问道：“你昨天说的漳水可以灌邺田，现在还可以灌吗？”
“现在也能灌!”
“那你为什么不替我操办这件事呢？”
“我恐怕大王不让我干!”
“我让你干!”
史起得到襄王支持，决定领命去邺，临行前向襄王报告说：“我去邺治漳水，当地百姓必定反对，说不定我会被人杀死。若我被人杀死，愿大王不要顾忌众人反对，继续派人坚持治漳。”
“好，你放心去吧!”
史起辞别襄王，就任邺令。因为治漳水要动员大量劳力去干活，引起百姓对史起的不满。不少人恨不得杀死他，吓得他不敢出门。襄王得知消息，遵从史起的嘱咐，不顾民众反对，派人继续治河。不久，漳水治好，使邺的土地得到灌溉，百姓大得其利。这时，只有这时，百姓才说史起的好话。他们歌颂史起说：
“邺有一个多好的令！
他的名字叫史公，
率领百姓决漳水。
水渠布满邺，
稻粱遍地生。
咸卤不再长，
笙歌庆太平。”
《吕氏春秋·乐成》引这段故事，最终目的是要说明：“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即人主不能和老百姓商量创办什么，百姓只能接受创办成功后的好处。所以“圣主”“贤人”应当不为民众舆论所左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正是法家的基本观点。
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皆阐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中《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即专谈以法治国及人君面南之术，等等。
法家的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也有相当篇幅。
除儒、道、墨、法四大家以外，在《吕氏春秋》中还可以见到其他各家和各派的观点。
名家。这一派主张名实之辩，对先秦逻辑学有突出贡献，代表人物是惠施（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310年）和公孙龙（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250年），代表著作有《公孙龙子》。《吕氏春秋》中有《正名》《审分》《审应》《不屈》《应言》等篇，内容或提倡正名，因名责实，或引述名家言论，或记载名家事迹。在《正名》中记载名家学者尹文见齐宣王的事，很能代表名家的学风。
尹文见齐宣王。齐宣王对尹文说：“我很器重士。”他这样说也许是标榜自己，也许是讨尹文的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没想到喜欢辩论“名实”的尹文偏偏要问个究竟：“大王说好士，我想听听什么叫士？”
齐王一时语塞，回答不出来。
“假定现在有这样一个人，”尹文见齐王无话，接着问道，“对父母孝，对君忠，对朋友讲信用，在家则悌，有这四种品德，算不算士？”
“当然，这真才算士啦!”齐王说。
“大王若得到这样一个人，能让他为臣吗？”尹文接着发问。名家的特点就是步步进逼，使对方落入圈套，然后再阐明自己的观点。
“愿是愿意，只是恐怕难找到这样的人!”齐王按照尹文的思路一步步走下去。
“如果有个人在庙堂上，受到别人的侮辱，而不和欺负他的人争斗。大王能让这样的人当臣吗？”尹文又问。
“绝对不让！大丈夫被人侮辱而不斗，太窝囊了，我怎么能要窝囊废给我当臣！”齐王觉得回答得滴水不漏。
“虽然这个人被侮而不斗，可是他孝、忠、信、悌四行一点儿也不差。既然大王说有此四行就可为臣，那么这个人怎不可以为臣呢？如果被侮不斗的窝囊废虽有四行也不能为臣，那么，大王刚才说的孝、忠、信、悌四行俱全的人还算是士吗？”尹文这一套辩论的方法，是名家学者普遍采用的。有时虽显得强词夺理，但是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则很有贡献。当时又把齐王说得无话可答。
“假定现在有人治国，”尹文接着问，“百姓有错他责难，百姓无错他也责难，百姓有罪犯法他判刑，百姓无罪他也给人家判刑。能说这些百姓难治吗？”
“当然不能这样说。”齐王完全顺着尹文的思路走下去。
“我看齐国现在的官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尹文不客气地对齐王说。
“我看不见得吧！”齐王当然不愿承认。
“没有根据在下绝不会乱说。”尹文愈说愈来劲，“请让我给大王举几个例子。大王下令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判刑。于是百姓害怕触犯这条禁令就不敢打架、争斗。这正是服从大王命令的结果。可是，大王又说，被人侮辱不去争斗，是个窝囊废，您却要惩治这种窝囊废。不知大王说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对呢？还是惩治窝囊废的话对？”
尹文用齐王自己的话，两头一堵，使齐王自己的话陷入矛盾之中。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不一定是真理。然而这种方法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则很有贡献。名家的辩论大多都是如此。如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著名的命题是“白马非马”。说“白马”不是马，因为“白马”和“马”确实不是一个概念。可是，在事实上，哪里有抽象的“白”和抽象的“马”呢？所以，名家的这种判断，往往与事实相背离，听起来似乎有点“玄”。这种“玄而又玄”的“侃大山”于现实生活无补，但对发展古代逻辑思想则有不小的作用。
兵家。研究军事理论，总结战争指挥或战略战术的著作谓之兵家。战国时期的兵家代表人物有孙武、孙膑、尉缭等，其代表著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等。秦国乃尚武之国，吕不韦门下谈兵之士不在少数，故《吕氏春秋》中兵家内容甚多。其中集中论兵的有《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爱士》《决胜》《顺民》《长攻》《贵卒》《行论》《贵因》《不广》《悔过》《原乱》等篇。在《顺民》和《爱士》篇中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说明战争的胜利在于能否得民心和能否得到士卒的拥戴。
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差一点身死国亡。勾践下决心要报仇，回到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卧薪尝胆，不住舒适的房子，不吃好食物，不听音乐，三年之内劳身苦心，把自己弄得唇焦口干，以取得百姓和君臣的同情、支持。在这三年之中，有好吃的东西，不够分给大家的，自己宁可不吃。有一点酒自己不喝，宁可倒入江中，让民众都尝一点。自己亲自种地，妻子织麻做衣。出门时，后面车上载着食物，见到老弱病残或穷困之人，都亲自送给食物。结果，越民对勾践非常拥护，誓同勾践一起报仇雪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终于一举打败吴国。这都是民心同国王一致的结果。
秦国在穆公时代与晋国经常发生战争。有一次秦穆公最喜爱的一匹马在国内跑丢了，不久有人报告说这匹马在岐山之下被“野人”捉住。穆公知道后，就兴冲冲地到岐山之下去找马，没想到在岐山之下见到的是一群“野人”正在吃煮熟的马肉。原来穆公最喜欢的马已被这伙“野人”杀来当美餐了！见到这种场面，穆公虽心如刀割，可是表面上却说出一句令人意外的话：“吃马肉不喝酒会伤身体的，快给他们拿点酒来!”于是派人抬来几大桶酒给“野人”助餐。
“太棒了！真是个好国君。”
不难想象又吃又喝的一群“野人”那种高兴劲儿，大家尽兴而散。
一年后，秦穆公率兵和晋国军队打仗。晋军人数很多，一时将秦穆公围在韩原（今陕西省境内），眼看就要将穆公活捉。正在危险之际，突然从晋军后面冲出一股生力军，一下把晋军打得七零八落，使穆公得救。待解围后，穆公才得知，这支生力军不是秦国的正规部队，原来是去年分食马肉的岐下“野人”。这批人因得到穆公的恩赐，念念不忘他的好处，刚刚听到他有难，就赶来解围。这就是“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纵横家，即战国时期游说之士。这些游士以取富贵为目的，奔走于各国，或鼓吹合纵，或倡导连横，其特点是善于辞令，口若悬河。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代表著作有后来编辑成书的《战国策》。
《吕氏春秋》中有《知士》《审己》《至忠》《忠廉》《士节》《介立》《不侵》《下贤》《报更》《顺说》等篇，其内容有的与《战国策》相近，有的与纵横家的口吻相同，有的则记叙纵横之事。证明其为纵横家之作品。
农家。以记述、研究农业生产为目的的称为农家。秦国一向重视农耕，关中之地农业发达，故吕不韦门下当有一批农家。《吕氏春秋》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专门记叙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内容，如利用天时、土壤以及重视农耕的重要性，等等，是先秦农家的宝贵资料。
《吕氏春秋》中不少哲理或政论性的言论都通过一些富有文采、生动曲折的小故事来说明，既可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亦可视为小说家之先河、滥觞。
如果将《吕氏春秋》看过一遍的话，就会发现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杂”，即内容观点方面与同时代的著作《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不同，非一家一派之言，而是“兼儒墨、合名法”。凡当时出现的学派：儒、道、墨、法、名、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像一个杂货铺。正因其“杂”，后人就将此书列为“杂家”类，并因此开创了学术史上“杂家”一派。
然而，若仔细研究会发现《吕氏春秋》中杂得并非没有重点，各派并非平分秋色。而是杂而有序，收罗百家而有其中心。其重点或中心并不是道家，更不是儒、法、墨，而是上面没有提到的阴阳家的学说。《吕氏春秋》中，专门阐述阴阳家学说的只有《有始》《应同》两篇。但阴阳家的思想却是贯串于全书之中。什么是阴阳家呢？用《汉书·艺文志》的话说就是：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阴阳家是观星辰天象以确定季节、时辰的人，其中有些人则专门注意禁忌，相信鬼神，成为算命的先生。用这个标准衡量《吕氏春秋》，其中“十二纪”的每纪首篇，“八览”的各览首篇，“六论”的各论首篇以及《明理》《精通》《至忠》《长见》《应同》《首时》《如类》等篇都应属于阴阳家的学说。此外，还有许多篇文章都是说明“春令生”“夏令长”“秋令杀”“冬令死”，将四时、四季与人事相配合，阐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也都属于阴阳家的观点。在作为序言的《序意》中，还明确标明本书主旨：“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也透露出本书主旨是崇尚阴阳家。
以阴阳家学说为中心，《吕氏春秋》中的哲学观点十分明确。在回答困扰着古今中外一切哲人、思想家的“什么是世界本源”这一问题时，《吕氏春秋》提出了“太一”“道”或者叫“精气”。在《仲夏纪·大乐》篇中有：
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
这些排比整齐，读起来像诗一样的文句在书中俯拾皆是：
太一岀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
将宇宙本源归结为实实在在的“太一”“道”等朴素哲理。由这哲理引申出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并以“五行”配合春、夏、秋、冬四时的学说，《吕氏春秋》中由阴阳五行统御的历史观，其中有承认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看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观点。在《恃君览·恃君》中有：“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这里描写了文明社会以前的图景，肯定了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书中提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理想。在《审分览·不二》篇中有：“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这种鼓吹一统天下的言论，与周室衰亡后消除诸侯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王国的历史趋势是相符合的。在《有始览·谨听》中有：“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主持写书的吕不韦力主“天子”当政，而他想象的“天子”当然就是自己。围绕着阴阳五行的观点，《吕氏春秋》中将儒家、法家等有关理论都和谐地熔于一炉，如《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吕氏春秋》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在《季秋纪·顺民》中说：“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意思是说君主办事必须顺乎民心。在《有始览·务本》中也有类似的话：“宗庙之本在于民。”在《季秋纪·精通》中也有“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隐然以“圣人”自居，把“民”抬得高高的。故此，《吕氏春秋》中鼓吹“德政”与吕不韦在实际上奉行“兴灭，继绝”的“德政”则是十分吻合的了。在《离俗览·上德》中写道：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
主张“德”和“义”本是儒家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还举出事实说明用“德”“义”胜过法家主张的“赏”“罚”。书中说，上古时代，边境的民族“三苗”长期不服，禹请攻伐。而舜则主张用“德政”。结果，“行德”三年，三苗服。这是说用“德政”可降伏敌国。书中又举“行义”的例子，说晋献公时，那妖冶的丽姬谗害公子重耳，公子重耳逃出晋国，流亡于翟、卫、齐、鲁、宋各国，后来到了郑国。眼光短浅的郑文公对这位亡命的公子颇为不敬。郑国的大臣被瞻劝文公道：
“臣闻贤主不在人危难时落井下石，而今晋国公子有难，理应扶植他一把，今后必有好报。随从公子重耳的都是一些贤人，大王若不能恭敬地招待重耳，不如早点把他杀了。”
糊涂的郑文公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重耳离开郑国之后，流徙周转了数年，终于回到晋国，成了晋国国君。当了晋文公的重耳，还记得建议杀他的被瞻，于是就发兵攻郑。郑国得知晋军来攻，惶恐万分。被瞻对郑君请求道：“晋军攻郑全因被瞻，不如把我送给晋君，以免郑国遭殃。”郑君无法，只得照被瞻的请求将他送给晋军。被瞻被押到晋国后，晋文公重耳令人烧了大油锅，准备生烹被瞻。不料被瞻在下油锅之前大声疾呼：“三军之士都听我说。我被瞻是由于忠于郑君而遭到这个下场的。从今以后你们就不要忠于君主了。忠君者最后是要下油锅被烹的。”
晋文公重耳一听此言，似有领悟，立即下令送被瞻回郑。结果郑国免除了晋国围攻之患，被瞻也逃脱了被烹之灾。这就是“行义”的好处。《吕氏春秋》中这段记叙，表明了作者对“忠”“义”和“利”的态度和看法。原来“忠”“义”“德政”等已不是抽象的道德标准和范围，它们也有其实际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和法家所提倡的“利”是一致的。而吕不韦所奉行的“德政”，倡导的“行义”，恰恰是属于这种类型。
在《吕氏春秋》中鼓吹的道家思想，也有所指，《似顺论·分职》中说：“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要君主什么事也不干，一般地说这确是道家的主张，但针对吕不韦当政的那个时代，他是不是有意地教训坐在国王位置上的秦王政“无智、无能、无为”呢？看来有点嫌疑。否则不会引起秦王政后来那么深的积怨。
在《吕氏春秋》中，还可以见到吕不韦为政的一些主张。例如善于用人。《审分·勿躬》中说：治国为君者不必事事亲躬，更不需要事事都会，只需选择适合做各种事的人，委派、督促他们各负其责就可以了。“圣人”治天下就是把各种有专长的人用起来，上古时代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而“圣王”什么也不会做，但“圣王”委这二十个人以官，令其各司专职，尽其巧，用其专长，故天下大治。春秋时代的齐国，桓公任管仲为相。管仲对齐王说：“垦田种地方面的事，臣不如宁邀，请任命宁邀为大田；礼仪方面的事，臣不如隰朋，请任命隰朋为大行；进言直谏，臣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东郭牙为大谏臣；出征打仗之事，臣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判案断狱之事，臣不如弦章，请任命弦章为大理。”
齐王即按管仲所提，任命上述各人分别为官，而统受管仲控制。结果十年之内齐国就成为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乃是齐国的相，他并不凭个人一己之能，而充分发挥别人的才能，故能使百官竭力奉公，而使国富民强。这正是吕不韦的做法。
世间一切活动都是由人进行的。英明君主，治世良相，善贾豪商和成功的企业家首先重视的就是择人、用人。在《知接》中讲了一个极生动的故事说明君主善于识别人的重要性。
齐国的相管仲有病，桓公前往探视，同时请他安排后事。
“仲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有什么可嘱咐的事吗？”齐王虚心地问。
“我是要死的人，别问我了。”
“请你不要推辞，非听听你的意见不可!”
“好吧！那我就说说。”管仲被问得不得不说，“希望大王对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这几个人防着点！别总接近他们。”
“易牙这个人对我不错。”齐桓公不解管仲何以对易牙印象如此之坏，就随口说出自己的感觉，“那一次我有病想吃肉，易牙竟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煮来给我吃。对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疑的吗？”
“说的正是这件事！”管仲回答道，“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儿子的，可易牙这小子竟能忍心把自己亲生儿子煮了，对于您还有什么下不去手的吗？”
“竖刁对我也不错。”齐桓公又提起竖刁，“他为了侍候我，竟主动净身进宫来干活，难道还不够忠心吗？”
“人没有不爱自己的身体的，竖刁这小子竟对自己下得去狠手，疼得死去活来，又断子绝孙。这样的人对您还有什么不忍心干的吗？”管仲回答。
“常之巫呢？”齐桓公又问，“这个人能算命，又能治病，生死疾病经他算就能算出来。我何以不能信他呢？”
“死生是命中定的！”管仲说这话有点宿命论，但是古人都是这样想，况且他说这话的目的是反对巫术。的确，巫术于死生无补，而且害人。“病疾也是身体本身的问题，大王不遵循生命自身规律，而相信劳什子常之巫。此人就可凭您的信任胡作非为了。”
“卫公子启方侍候我十五年了，整天在我身旁，连父亲死他都不敢回家奔丧。对这样的人不该有什么怀疑的吧？”齐桓公非一一问到底不可。
“人之常情都爱自己的父亲，而卫公子启方竟能在他亲生父亲死时不哭，不奔丧。这样狼心狗肺的人对大王还会好吗？”管仲冷冷地回答。
“啊……”齐桓公无言以对，只好点头答应。不久，管仲咽了气，齐桓公果然遵照管仲的临终遗嘱将这四个家伙逐出宫外。
齐桓公逐走这四个坏蛋之后，因为身旁缺少阿谀奉承、拍马屁的人，感到极不舒服。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也懒得上朝。这样过了三年，实在忍不住了。大概有权势的人之于阿谀奉承的需要，像是吸毒者对鸦片、海洛因一样，一会儿都离不开。
“这个管仲未免太过分了吧！”桓公为自己找理由，于是下令：召易牙、竖刁、卫公子启方回宫，官复原职，陪伴自己。一年以后，齐桓公身染重病。常之巫早就散布出消息：“某日桓公就要死!”得到这个消息后，早就准备好的易牙、竖刁、卫公子启方就与常之巫勾结起来作乱，他们把宫门塞住，不准通行。假借桓公名义发布命令，一时国内不明真相。桓公在床上亦不知外界发生了什么事，幸好平时对女人还好，有一多情女子冒着风险跳墙进入桓公住的寿宫，见到这位躺在病榻无人问津的老头。
“给我点吃的。”听到有人进来，桓公有气无力地请求。大概多日无人给他送吃的东西了。
“我没有东西给您吃。”妇人据实回答，爱莫能助。
“给我点水吧!”奄奄一息的桓公嗫嚅地说。
“水也没有。”妇人不无遗憾地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桓公吃力地问道。
这个女子如此这般地将易牙等四人干的事简略地说了一遍。这时，桓公才恍然大悟，老泪纵横伤心地叹道：“嗨！毕竟是圣人预见得准，若死者有知，我还有什么脸在地下见仲父管仲呢？”说罢蒙住脸气绝而死。
桓公死后三个月也没有人管，尸体都长了蛆。
《吕氏春秋·知接》中记载了这段故事后，发表议论说：“桓公非轻难而恶管子也，无由接见也。无由接，固却其忠信，而爱其所尊贵也。”这里所说的“接”就是接受贤臣的忠告。桓公不能接受管仲的忠告，结果落得那么可悲的下场。在《离俗览·难举》中说：善于用人者，用其所长，不必责备求全。若求全责备，则天下无可用之人。古代的尧、舜、禹、汤、武这些大“贤人”尚有“不慈”“卑父”“贪位”“放弑”之类的恶名，何况其他人？故要求别人的时候应当想到他也是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而要求自己的时候，不妨用“义”的标准来衡量，就会发现自己有更多的不足之处。这样，就会有许多人可用。昔卫国的宁戚投奔齐桓公时，因无人引荐在路旁等待。伺齐桓公出来时，宁戚击牛角而歌，被桓公发现。询问之后，桓公得知其有治国安邦之才，次日拟委之重任。但齐国旧臣闻讯反对，对齐桓公说：“宁戚是卫国人，齐距卫不远，不妨派人去卫一问，若是贤才，用之未晚。”但齐桓公却说：“不必去问。若去问可能会发现其有小毛病——‘小恶’。因其有小恶而不用其治国安邦之能‘大美’。‘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这是许多君主得不到人才的根本原因啊。”齐桓公的这段故事和他的这句名言，也正是吕不韦用人标准的注解。用人不疑，疑人勿用。这是君主用人的重要原则。《吕氏春秋》中还宣扬，君臣之间相互信任不疑，是事成、功立的重要保障。对臣下的任用，决不能被无端的诬告和谣言所动摇，而君主需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此所谓“决善”。魏文侯派乐羊率兵攻中山。得胜后乐羊回朝报功，面有得意之色。魏文侯得知，命负责文书的官吏将乐羊出征时群臣、宾客的奏书拿来给乐羊看。一翻这些奏书，其中竟有两大箱上告自己和中山不能攻取的文书，乐羊顿时感悟：“中山之举，非我乐羊之力，国王之功也。”乐羊的话确实说出问题的关键，如魏文侯不能坚信乐羊而听信谗言，不用说有两箱告密信，就是有一二件也足以使乐羊身败名裂了，还有什么攻中山的胜利。魏文侯有决断，不为流言蜚语所动摇，坚持信用乐羊，终于取胜。这些记载，无异于为吕不韦“决善”作了注脚。
上述这些内容都归纳到阴阳五行的大系统中，从而构成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杂家体系。对照吕不韦为政的表现，也正是与其行为相吻合的。所以《吕氏春秋》虽不是吕不韦亲手所写，却可反映吕不韦的观点。
同先秦时代的许多著作一样，《吕氏春秋》在宣扬这些观点的时候，不仅仅是空洞的说教，常常是用一些历史故事来加以论证。这就使全书内容显得丰富、生动，易于引起读者的兴趣。例如《季冬纪·士节》篇中，用极大篇幅记了这样一段故事。
齐国有个名叫北郭骚的人，以结网、打柴、织履为生，但仍无法养活自己的母亲。一天，北郭骚求见齐相晏婴。
“我整天干活连老母亲都养不活，请大人给我想个办法吧。”北郭骚对晏婴说。
晏婴不认识北郭骚，但他的下属却知道此人，对晏婴说：“此人是齐国的贤者，一贯行为正直，对天子不义、对诸侯不友善的事，对他有利也不做。现在，他能主动请相爷帮忙，是崇拜您的为人，一定得答应他的要求!”
晏婴听左右这么一说，立即下令赐给北郭骚粮食和钱财。而北郭骚仅接纳粮食却拒绝钱财的赠予，就回家侍奉老母去了。
几年后，晏婴失宠，被齐国国王猜忌而出亡，路过北郭骚家时入门辞行。北郭骚正在洗澡，听说晏婴来访，立即岀来欢迎：“先生准备到何处去？”
“国王对我有怀疑，不相信我啦！只有逃走啦!”
“那您就好自为之吧!”
晏婴原想北郭骚会有更热情的话安慰他，没想到得到的只是这么一句冷淡得近乎无情的话，只好悻悻而去。
“唉！我晏婴有今天的下场，活该！谁让我不识好坏人呢!”晏婴遭到北郭骚冷遇，寒心到极点。
晏婴走后，北郭骚对身边的朋友说：“我曾经因仰慕晏子的为人，向他请求过帮助以养活老母，俗话说受人之恩，必当以身报答。今天晏子遭受猜疑，背黑锅，受冤枉，我要用死来替他洗清。”
接着，北郭骚就穿戴整齐，请朋友替他捧着剑和竹箱，一同前往国君门下求见。国君的大门怎能随便进入？北郭骚对守门的人说：“晏子是齐国的贤人，听说他离开了齐，他这一走齐国必定遭到外敌入侵。与其见到外敌侵入，当亡国奴，不如先死。请将我的头献给大王，以替晏子洗刷冤案。”又对随同来的友人说：“请将我的头装在竹箱里，送上去！”
说完，自刎而亡。
北郭骚死后，他的朋友果真遵嘱把北郭骚的头割下来送给齐王。
“北郭先生为国而死，我也要为北郭先生死了！”献过北郭的头后，那位朋友也刎颈自杀。
齐国国君听到这一连串为晏婴出走而自杀的壮烈之举，吓得立即派人去追晏婴。这时晏婴已走出城外，尚未到国境，使者追至，晏婴不得已而返回。
当晏婴回到城里，方知北郭骚自刎的壮举，也才了解不吭不哈的北郭骚为自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痛恨自己曾错怪了这位大勇大智的义士，懊悔地骂了自己一句：“像我这样有眼不识泰山的人，家破人亡，真是活该啊!”
这个曲折、生动、颇为激动人心的故事，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吕氏春秋》的作者只总结了十一个字：
“贤主劳于求贤，而逸于治事。”
《吕氏春秋》的这种文章风格，使书中的大部分内容看起来不太枯燥，甚至十分有趣。更重要的则是因其兼容并包，思想、资料极为丰富，它不仅有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逻辑学的、法学的、自然科学的、农学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具有相当高的文学的、史学的价值。它不仅是秦国历史上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的“杂家”开山之作，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书是知识的载体，是传播知识的媒介。著书立说就要公之于众，让别人知道。《吕氏春秋》写成后在什么时候发表，用什么方式发表，却颇费了吕不韦的一番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