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报警
对于秦王嬴政来说，这个消息并不意外，不久前就有人来告发嫪毐并非宦者，并准备作乱。只是那时尚由吕不韦辅政，嬴政还只有听他的份儿，而且反叛尚缺乏证据，因而隐忍未发，静观动向。现在加冠礼既已完成，嬴政再也不必受吕不韦约束了。他亲政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指挥镇压这场酝酿已久的叛乱。由于国王丞相和大部分文武大臣都在雍城，秦国国都很快就为叛乱的军队所占据，王宫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原来，自嬴政率朝内重要文武官员赴雍城之后，嫪毐知道自己与太后的秽行及叛乱的图谋已被发现，又见秦王嬴政举行加冠礼，知道嬴政亲政后迟早要对自己加以处置，故决心趁咸阳空虚之际作乱。因他早有预谋，宫内外重要头目，如戎翟君公、舍人、卫尉等均已被他拉拢收买，倒也有一定势力。唯一的困难，就是所能掌握、控制的兵卒甚少。秦国的军制非常严密，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就建立起一套利于作战的统一指挥系统。军事武装力量分为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两种：正规军包括边防、野战及国都警卫部队，均直接由朝廷掌握；地方军由郡、县尉统率，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和后备，随时可调归中央。而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则完全掌握在国君手中，就是征调县卒，也都要国君的命令盖上御玺才有效。朝中武将平时无固定统属之部队，出征时，凡用兵五十人以上者，均需由国君委任并发给虎符才能调兵。虎符形状如虎，分左、右两半，左半交出征主帅，右半由国君掌握。出征归来后，主帅交回虎符脱离部队。这样，军队可直接控制在国君手中，任何人均难以调动大量的军队。嫪毐图谋叛乱时，尽管收买了不少带兵的头目如卫尉等人，但也必然遇到难以调兵的困难。
不过，嫪毐对此也有所准备，他早就伪造好秦王和太后的御玺，待秦王一离开咸阳，持伪造秦王和太后调兵令的嫪毐就征发部分地方武装——“县卒”，和守卫国都的军队——“卫卒”，以及官骑（骑兵），命他们向雍城进发，目标是正在举行大典的蕲年宫。形势显得相当紧张。
“咚、咚、咚！”
叛军还没走出咸阳，就已闻到城外传来的战鼓声。这时，由雍城赶来镇压叛乱的军队已兵临城下。秦王嬴政亲政第一天，就表现出他刚毅果断的统治作风，当听到咸阳发生叛乱的消息后，他就毫不犹豫地下令：派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直接从蕲年宫出发，日夜兼程赶回咸阳。所以嫪毐的叛军还没出咸阳，就碰到由雍城开来的秦军。率领秦军镇压叛乱的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左丞相。秦国的官制分右、左两相，右在左之上，当时吕不韦为右相，大权在握。而昌平君和昌文君为左相，此二人虽为相国，以前却很少理事，以至史书上连其姓名都没有留下，仅知昌平君原为楚国公子，立以为相，至于昌文君的事迹连这一点线索都没有。可见这两位虽为丞相却一直被吕不韦压制排挤，而无所作为。这一次秦王嬴政刚一掌权，就在危急关头起用这两个人，而把吕不韦放到一边，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也已怀有戒心。
嫪毐叛军只是乌合之众，当昌平君、昌文君所率大军一到，即被打得落花流水，战斗迅速结束，被杀的叛军有数百人。嫪毐等大小头目却在混乱中逃走。
咸阳的嫪毐叛乱，之所以轻而易举地被两位不知名的人物率军平定下去，其原因不仅是叛军无人支持，更重要的是秦国的军事制度相当严密，尽管嫪毐为叛乱作了长期准备，但他毕竟无法调动大量军队。所以这种有利于国王而不利于叛军的军制是叛军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咸阳城内战火方熄，秦王嬴政即率众官员从雍城回来。亲政后的嬴政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平叛后的事宜。这次朝会，秦王身边已不见相国吕不韦，身后帘幕也已撤去。昌文君、昌平君报告平叛经过后，秦王嬴政下令：凡参加平叛有功者，皆按功劳大小拜爵。宫内宦者参加平叛战斗的也均拜爵一级。另外，又下一道诏令悬赏捉拿嫪毐等叛乱头目：凡能生擒嫪毐者，赐钱百万；击毙者赐钱五十万，擒杀其他余党者亦论功行赏。诏令下达后，朝野一片欢腾，拜爵的官宦弹冠相庆。当年九月嫪毐及其余党终于被捕。接着，在咸阳王宫门前和市门口，都挂出处理这些叛乱首领和保卫国都不力的官员的决定，计有：
嫪毐、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示众，并灭其宗。上述诸人的舍人随同叛乱者轻者处以鬼薪之徒刑，重者处死或夺爵流放。
决定公布后立即执行，这是一场恐吓性的惩罚，按照秦国奉行“以刑去刑”的法家主张，即刑罚的作用一在于惩罚犯罪者，二在于威慑未犯罪者。执行的这一天，在咸阳闹市广场已竖起二十根高杆，数十匹烈马在杆下扬蹄嘶叫，百姓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广场周围，等待目睹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不一会儿，由二十辆囚车将嫪毐等二十名犯人推入广场，当众将每名犯人四肢及头颅分别拴在五匹马上，五匹烈马各朝一个方向。只听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拼命将烈马狠抽得猛冲。霎时间，但见二十个活人被撕成一百块血肉模糊的碎尸。这种刑罚以前用车执行，故称为“车裂”，后来以马代车，而“车裂”的刑名不变。秦国有名的政治家商鞅就是被处以“车裂”之刑的。这是极为残酷的刑罚，凡目击者无不被吓得胆寒，而等二十名人犯被“车裂”后，尚有刽子手将各个犯人的人头捡起，悬于高杆之上示众，这就是所谓“枭首”。“车裂”“枭首”之后，这血淋淋的行刑一幕才告结束。随之散去的围观百姓大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难以抹去重压在心头的暗影。
对于要犯来说，“车裂”“枭首”后，还有“灭其宗”，即族刑，满门抄斩和对其舍人的徒刑。在秦国，徒刑是没有刑期的，只有罚作劳役的分工不同。最轻者即为鬼薪，其服役内容是为官府砍柴。女犯则为官府择米，称为白粲。此外，还有城旦，舂，即为官府筑城、舂米。最常见的徒刑称“隶臣妾”，他们劳役的内容包罗从繁重的体力工作到家庭仆役的事务，是秦国最多的一种刑徒。而参与叛变的胁从者中，最轻的处罚是被判为鬼薪，更多的人被夺爵流放，有四千余家被迫迁往蜀地的房陵（今湖北省房县）。是年，蜀地气候异常，已到初夏季节仍天寒地冻，嫪毐叛党被迁往房陵之家，竟有活活被冻死者，从而民间有传说云：“秦法酷极，天寒应之。”
王宫内的搜捕仍在进行。
嫪毐事发，其与太后的秽行也无法掩饰。秦王嬴政派人搜查王后所居的寝宫，竟于宫内搜出她与嫪毐所生的二子。此事嬴政虽早有所闻，但目睹之后仍怒不可遏，又兼太后为自己生母，丑闻传出，堂堂一国之主，有何颜面向国人交代。盛怒之下，他命人将两个幼儿当即活活打死，将太后囚禁雍城棫阳宫，不得自由行动。
至此，嫪毐、太后一党，总算被清除，镇压暂告一段落。而嫪毐和吕不韦两派势力的决战还没来得及展开，就以一方失败而告结束。
屠杀嫪毐党人的残酷场面，给秦国国都咸阳留下一片血腥气，也给秦王嬴政本人的心灵染上浓重的阴影。因为亲见太后的淫行给政治带来巨大的灾难，此后的一生，嬴政对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痛恨。直到十余年后统一全国，在他亲自巡行各地时，还不断地立石刻铭，诏告全国百姓严守男女之礼，严厉禁止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后的当年，他在泰山所立石刻铭文中就有“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的文句，警告百姓恪守男女之大防。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即他去世的那一年，临死前在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刻石铭文中还留下如此严格的法令：“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挈诚。夫为寄貑，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其中规定，有子女的女人若再嫁人为“不贞”，男人若与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就如同睡在不属于自己圈里的公猪一样，应称为“寄貑”，无论什么人，杀死寄貑是不治罪的，且法律给以保护。为人妻者若要与旁人私奔，也被严厉禁止。身为统一中国的皇帝，到咽气之前还念念不忘端正风俗，制裁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男女，可见秦始皇对这类事多么深恶痛绝，若不是秦国历史上自宣太后到自己生母的浪漫行为给嬴政心灵留下的暗影，上述那些端正风俗的政策会在秦统一中国后出现吗？那些端正风俗的想法会在秦始皇的头脑中出现吗？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是秦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当嫪毐叛乱刚刚被镇压下去，吕不韦集团的势力尚未被触动之际，秦国又发现了奸细。
奸细就是韩国来的水工郑国。最初，郑国被派来秦国本就是执行“疲秦”计划的，不过秦国君臣始终没有发觉。当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即将竣工之时，秦王嬴政才得知，郑国之入秦建水渠，乃是韩王的“疲秦”阴谋。将郑国捉来审问，他本人也供认不讳。
这件事又在秦国朝廷内引起轩然大波。联系起刚刚发生过的嫪毐叛乱，激起了秦国的宗室大臣对外来宾客的极大愤恨。一些宗室大臣纷纷上书，要求驱逐外来的宾客，他们说东方各国来秦的宾客都是为他们各自国家效力的，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必须将一切从秦国以外来的人全部赶出去！除了出于对郑国及东方各进入秦国的谋士、宾客不满外，当然也针对吕不韦。因为吕不韦身为卫国商人，却在秦国当了十余年丞相，不仅本人总理朝纲，大权在握，而且大量吸收秦国以外的人士，将秦国宗室贵族弃之不顾，这必然引起拥有特权的贵族豪门的不满。成蛟的叛降就是一个信号。这些贵族为保持特权，哪顾得什么国家和社稷！只不过以前吕不韦执政，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各宗室贵族敢怒而不敢言，现在见秦王嬴政刚一掌权，就无情地镇压了赵国来的嫪毐，接着又发现韩国来的郑国竟是个奸细，感到驱逐包括吕不韦在内的外来人的时机到了，所以才拼命鼓噪，妄图借秦王嬴政之手，夺回秦国贵族的特权。
吕不韦大约也感到嫪毐失败后自己面临的危机，他开始收敛锋芒，极力佯装超脱，韬光养晦，甚至噤若寒蝉，一声不响。
在顽固守旧的宗室贵族煽动下，年轻的国王嬴政也异常激动，以郑国的奸细事件为由，下令限期将秦国内的所有外来宾客，一律驱逐出境。在秦国的大小城的城门、市肆之旁，不过几天就挂出了秦国朝廷的《逐客令》。
《逐客令》一公布，不免在秦国的众多外来宾客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都人心惶惶，不知为什么秦国竟改变长期以来招揽外来宾客的传统。但面对严厉的《逐客令》，也都无可奈何，纷纷整理行装，准备离开秦国，各自投奔别的国家。
就在这个时刻，在宾客中有一个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向秦国朝廷大声疾呼：“客，逐不得！”在刚刚镇压过嫪毐又发现奸细的时刻，面对着森严的秦法，呼出这振聋发聩之声的又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从楚国来到秦国，被吕不韦拜为客卿的李斯。
李斯力阻秦王逐客，是通过他写的一篇奏章《谏逐客书》发出的。在这篇有名的奏书中李斯写道：
“臣听说朝廷下《逐客令》，我以为这样做太过分了。翻开秦国的历史看：当年秦穆公求贤，从西方戎族人请来了由余，从东方的宛找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从晋国挖来了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并不是秦国人，却受到秦穆公的重用，结果使秦国强盛，兼并了西方二十国，称霸西方。至秦孝公时，用商鞅之法，改变秦国的制度和风俗，很快地就使秦国富庶起来，百姓安居乐业，东方各诸侯国俯首，战胜了楚、魏的军队，将秦国领土扩大近千里，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实力。秦惠文王之时，也是用魏国来的张仪，取得了东方的三川之地，兼并了西南方的巴蜀地区，北面攻占上郡，南面取得汉中，使原属于楚的鄢、郢成为秦国的一部分，东面占据了成皋的险要，割取了肥美丰壮的地方，就此解散了六国的纵约，使他们不敢与秦国公然为敌，直到如今张仪的功劳还在起着作用。秦昭王时重用了魏来的范雎，贬斥了秦国贵族穰侯，驱逐了另一支贵族华阳君，使公室强大起来，杜绝了贵族私人势力的发展，像蚕吃桑叶般地征伐诸侯，使秦国成就帝王之业，这四位君主，都因了客卿的功劳。如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倘使这四位君主不容纳客卿，不任用外来的贤士，怎么能有今天强大的秦国呢？”
李斯首先追溯秦国任用外来客卿使国家强大起来的历史，接着又用比喻，深入一步劝说秦国国君：
“现在，君王有昆山美玉，有随和的宝璧，挂着明月的珍珠，带着太阿的宝剑，骑着纤离的骏马，打着翠凤的旗帜，支着灵鼍的皮鼓，这些珍稀的物品都不是秦国出产，可是君王却很喜欢它们。如果只能是秦国产的才能用，那么，夜光璧就不能装饰在秦国朝廷，犀和象的器具也不能成为秦国宫廷内的物件了，郑卫两国的美女也不能在大王后宫侍奉您了，外来的骏马也不能在您的马厩中供您使用了，江南的金、锡，西蜀的丹青也都甭运来了，还有那宛地的珠，阿地的绢帛，各地的锦缎，窈窕的赵国女子，也都不能为大王享用了。现在，秦国宫内流行的是极其好听的郑、卫之音，如果按照秦国以外的东西都不要的原则，这些音乐也不能听了，还是演奏那秦国传统的叩着瓦器、弹着竹筝、敲着大腿的声音刺耳的音乐吧！可是，大王还是喜欢听悦耳的郑、卫之声，不愿听那敲水瓶的乐器。这是什么原因呢？无非是称心、快意。现在，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此人才能如何，为人怎样，只要不是秦人，就一律驱逐出去。这岂不是把人看得还不如珠玉和声色吗！这种做法哪里像制服诸侯、统一天下的君主呢？”
在这段里，李斯举出一大串事实，说明秦国仅靠本国、本地物质和文化是不行的，必须广泛吸收各国文明，当然更要重视秦以外的人才。最后，他在上书中指出“逐客”的危险后果：
“臣听说：地方广阔，米粮必多；国家强大，百姓必多；兵将强壮，士卒必勇敢；泰山能容纳泥土，所以才高大；河海能容纳小水，所以才浩荡深长；当君王的对百姓一视同仁才能得到拥护。因此，土地没有国界，人民可以自由移动，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就是由于百姓都向他们投奔。现在君王却反而抛弃百姓，驱逐客卿、宾客。这不是资助敌国，让他们为别的诸侯国建立功业吗？这样一来，使天下的有识之士，不敢西来，真所谓‘给寇借兵，给盗送粮’。要知道：不生于秦国却对秦国有用的物品不少，而不生于秦国的士人，愿为秦国效力的也不少呢？君王的《逐客令》一下，势必将秦国的客卿赶到故国，内部损害了百姓，外部结怨于诸侯，这样的国家，怎么能没有危险呢？”
李斯的这篇《谏逐客书》反复论证逐客之令不可行，说理透彻，比喻恰当，有相当大的说服力，是一篇有名的古代散文。
写完这篇《谏逐客书》之后，李斯觉得似乎吐出了胸中的郁闷，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但他估计，仅凭这一本奏书很难挽回秦王成命，对此书所起的效果并不抱多大希望。将奏书按程序呈上之后，等了几天不见任何反响，遂打点行装，准备离开秦国，东去另谋岀路。
此刻的秦王嬴政还没有来得及翻阅李斯的这个有名的奏本，尽管内侍已把它连同其他一些奏本早放到秦王殿中的案上。
面对着案头一大堆奏本，年轻的嬴政陷入深深的沉思。宫女们送上浆水，他连看都不看一眼，膳房传来珍馐美味，他挥挥手示意拿走。内侍不敢多说，悄悄地退出。从下朝直到黄昏，秦王嬴政始终紧锁双眉，在寝殿内来回踱步。宫女们燃起了灯火，这几天秦王破例地没有召见、御幸宠妃，到深夜仍独自待在殿内。显然，他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思绪像大海的波涛，一时难以平定下来。让秦王嬴政如此为难的是如何处理吕不韦的问题。
嫪毐叛党已铲除，太后被囚，嫪毐和太后的私生子也被处死。但是，秦王嬴政知道，威胁自己国王权力的隐患并没有根除，那就是吕不韦集团还未受到触动。虽然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对立的两派势力，但是他们两家同样都是以侵夺王权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的。从对秦王本人权力影响方面看，吕不韦比嫪毐的为害更甚。因为嫪毐毕竟只是个暴发户，在秦国的根基不深，他所依靠的仅是一个淫荡的太后。而吕不韦则为三朝元老，从孝文王时代就来到秦国，在庄襄王时期就身为丞相，掌握秦国军政大权，对秦王嬴政来说他又是“仲父”，或者如传说的那样，他就是嬴政的生身之父。嬴政在深思中，脑际不时呈现出幼年被抛弃在邯郸时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景象，那时若不是有吕不韦的安排，怕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哪里还有今天！想到这里，冷酷的嬴政脸上也不免露出一丝柔情。
可是，徜徉在秦王嬴政脸上的柔情并没有停留多久，阴森、沉重的表情又回到他那瘦削的面孔上。双眼射出凶狠的目光，一连串干咳之后重重地吐出一口在喉咙中停留了半天的痰。劈柴似的独特的干咳吐痰声惊动了待在殿外的宫女和内侍，根据经验他们知道，此时萦绕在秦王嬴政脑际的矛盾已经解决，大概决心已定，可以吃饭了。于是，消息传到御膳房，将刚才一箸未动的晚餐重新送上，请秦王嬴政进膳。
秦王嬴政终于从理智和感情的矛盾中解脱了出来。坐在秦国最高权力顶峰的位置上，嬴政对吕不韦专权、独断和跋扈的作风已有数年之久的体会。吕不韦身居丞相要位，又长期养大批游士，其权势远非嫪毐之流可比。尤其是在嫪毐被消灭之后，竟有不少宾客、辩士在秦王嬴政左右为吕不韦歌功颂德。这就更引起秦王嬴政的警惕和不安，而早已在秦王嬴政胸中萌发却不得舒展的权力欲，又似火上浇油，视吕不韦为不共戴天之敌，想到这里，哪里还顾得什么“仲父”的名分！你死我活的决心立刻代替了动摇、犹豫的情绪，坚决铲除吕不韦，不能含糊！决心一下，次日立刻付之于行动。
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十年），十月，即嫪毐被处死后的一个月——嫪毐被处死在九年九月，因秦实行的是以十月为岁首，十月即称十年十月，故十年十月实际是九年九月之后的一个月——在一次朝会上，秦王嬴政亲自宣布了一道诏令：
“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
免职的理由并不难找，仅仅援引范雎因荐举王嵇和郑安平这一“用人不当”当连坐的先例和秦国固有的法律就足以定下吕不韦保举嫪毐入宫的罪名了。至于吕不韦专权以及他和太后的不正当关系，当然不必公开宣布。早在宣布免除吕不韦相职之前，秦王嬴政已做了周密布置。这位权极一时的相国被秦王派来的武装侍卫严密控制，实际成了瓮中之鳖，企图抵抗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俯首谢恩，免冠罢相归府，等候进一步处理。
朝臣见吕不韦免相，有的拍手称快，有的暗暗同情。不过，因为军权现在已操在秦王之手，即使有人对罢相之举不满也不敢有所表示。
撤掉吕不韦的相国之职，秦王嬴政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处理了吕不韦之后，秦王嬴政才又想起郑国的奸细案和他所下的《逐客令》。
“韩国派来的那个奸细郑国现在何处？”秦王嬴政向负责审讯的廷尉垂询。
“启禀大王，郑国现在狱中关押，他对前来‘疲秦’的阴谋供认不讳。”廷尉据实回禀。
“为何不快处死，留他何用？”秦王嬴政不悦地问。
“报告大王，对郑国的罪名已定，死刑在即。不过，罪犯希望在被处死之前能面见大王一次。”
可能由于好奇，也可能因为解决了嫪、吕集团后心情特好，秦王嬴政竟答应面见这位隐藏了数年之久、即将被处死的韩国奸细郑国。
“把郑国带上来，看他要对我说什么！”
王令传出，郑国即从狱中被带上殿，别看他身披刑具，在牢中囚禁多日，头发、胡子也未能梳理，身上散发出监中一股特殊的发霉气味。然而在他清癯的面庞上，一双机智的大眼，闪出坚定的光芒，一步步缓缓地来到王宫，一点也不慌张。秦王宫殿的威严似乎并没有影响郑国内心的镇定。相反，秦王嬴政在郑国面前却像是坐在被告席上，忐忑不安。
“奸细郑国，你承认有罪吗？”尽管被郑国的风采所震慑，秦王嬴政表面上仍不失君主的威严，以不可抗拒的口吻发问。
“是的，我的确是韩国派来的奸细！”郑国一点也不否认自己的罪名。然而，他接着侃侃而谈说出一大篇道理，则彻底改变了秦王嬴政的决定：
“我劝说秦国的君臣修渠，确实是为了延缓韩国被吞并的年限。然而，渠成之后难道不也是秦国的万世之利吗？”
秦王嬴政虽然凶残、狠毒，但并不糊涂，对郑国所说的表示赞同。
“现在，兴建在关中的偌大工程即将竣工。”郑国接着说，“何不让我将这项水利建设工程完成呢？”他没有哀求秦王赦免，也没有卑躬屈膝地岀卖自己的主子，却以极其理智的道理打动了冷酷而聪明的秦王。沉吟半晌，秦王嬴政轻轻地吐出了两个字：
“照准。”
于是，郑国当场被释放，阶下囚又成为水利工程的总指挥。郑国冷静而客观的表白救了自己，也救了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秦王嬴政将计就计的精明决定，使韩王“疲秦”的愚蠢计划成为造福关中的举措。郑国从此全力领导修建完成这项水利工程，不久，一条从泾河通过渭北的水渠终于出现。这条被称为郑国渠的人工长河建成后，立即发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使秦国关中的四万余顷土地（相当于今天二百多万亩）得到灌溉之利，成为旱涝保收的丰产田。在水渠建成之前，渭北有不少盐碱地带，土质瘠薄，庄稼长得很差。郑国渠引来的泾河水中含有大量的沙土，使贫瘠土地得到改良。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根本改变，亩产粮达一“钟”（约合今三百二十斤），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这个产量是相当高的。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给秦国加速统一中国，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只有在这时，秦王嬴政才有心情静下来仔细阅读堆积在案头的奏本。.
这一日，秦王嬴政正在一篇一篇地翻看竹简，突然读到李斯的《谏逐客书》，顿时兴奋起来。奏书中生动的语言、精辟的分析以及严密的逻辑紧紧地抓住秦王嬴政的心。他一面阅读一面不由得赞叹起来：
“说得不错!”
“有道理!”
“这个李斯真是个人才!”
看完后，秦王嬴政的主意已定，撤销“逐客”的决定，并且立即下令：
“快给我把李斯召来，朕要和他面谈。”
内侍将秦王这一决定传达给咸阳守令。守令不敢怠慢，马上派人到李斯住舍。没想到李斯这时已携带个人行囊离开了咸阳。
李斯将《谏逐客书》呈上之后，多日不见朝廷有任何反应，眼看秦王下令逐客的时限已到，无可奈何地怀着绝望的心情打点行李上路，准备投奔别的诸侯国，另谋生路。
启程的第一天，刚刚走到咸阳以东数十里的骊邑（今西安市临潼区境内），踽踽独行的李斯就被一位乘快马的官吏追上。追来的官吏向李斯传达秦王决定：令李斯立即返回咸阳，入宫谒见秦王。聪明的李斯得知这一决定后，立刻猜出是《谏逐客书》起了作用，二话没说就随来人赶回宫内。返回的路上边走边把见秦王时对答的话一遍遍地打着腹稿，他想象着在秦王殿上将有一场紧张的答问。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是能不能在秦国飞黄腾达的关键，也可能是自己生死攸关的一次答辩。李斯这样想着，不觉已被人带入秦王的殿上。
李斯一路的充分准备，没想到根本没派上用场。当他来到宫内时，秦王嬴政正忙着处理头绪纷繁的军国大政，听到来人报告说李斯已被召回时，只轻轻地说了一声：“令他官复原职!”就忙着处理其他事了。原打算在朝廷上卖弄一下才华的李斯，见秦王无意“垂询”，也只得谢恩下殿，回到从前住的邸舍依然当客卿去了。
《谏逐客书》虽未使李斯立刻得到重用，但毕竟使秦王留住了他，更重要的是这章奏书矫正了秦王“逐客”的错误决定，依然执行一贯的大开国门、广揽人才的政策。随着秦国军事上节节胜利，国土扩大，秦国内部生产发展、富裕繁荣，天下士人、百姓多向往秦国，许多政客、学者、游说之士及知识分子纷纷闻风西向，投奔秦国。
在《逐客令》撤销后涌进秦国的人流中，自然不免有一些随大流、赶浪潮的庸碌无能之辈，但确实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真才实学的精英人才也来到秦国。大梁人缭就是其中的一个。
和历史上不少有名的人物一样，缭这个人也留给后人很多难解之谜。
缭，是这个人的名字。他来秦之前干过什么事，已不被人们所知，甚至连姓氏也没有留下来。只知道此人原是魏国大梁人，后因在秦国当国尉，人称尉缭。
尉缭的行踪虽然有点神秘莫测，可是他确实是位军事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总结了战争的经验教训，写下了一本军事理论著作。在这部书中他系统地表达了对战争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观点。
他认为军事上的胜利最终取决于国家良好的制度和政策，只有国家富足而安定，才能打胜仗。而治理国家的君主，不能靠天，不能靠地，应当靠自己：“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他主张从整顿刷新政治入手，健全国家制度，明确君臣职守，公正审理案件，给受株连的众多良民平反，安抚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利用，注重耕织，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坚决实行农战政策，等等。
他认为战争有“义”与“不义”的区别，“诛暴乱禁不义”是战争的基本原则。军队所到之处，应该使农民不离开自己的官府。他认为只要军队所至，不侵害老百姓利益，不耽误农时，“足以施天下”。
在治军方面，缭主张选拔精明能干的将帅，并且“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指挥官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与士兵同甘苦，要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做到忘家、忘亲、忘身，赏罚严明，敢赏敢罚，严格军纪，严格训练。对于惩罚违纪和战败逃跑的军吏和军队编制、指挥信号、着装、训练、演习、从军、戍边、宿营、作战等方面的军事行动，他都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具体规定。
在作战指导上，缭极重视研究敌我双方情况，主张先调查对方实力，然后再决定举兵。他还特别提出国家掌握市场对军队保证供应的必要性，没有足够的军需，没有“百货之官”，就无能战之军。这些见解比起古代著名兵家孙子的思想有所发展。
缭的著作被后人称为《尉缭子》。这本书的经历也同缭本人一样具有相当浓重的神秘色彩。流传至今天的《尉缭子》共五卷二十四篇，计有：
卷一
天官第一
兵谈第二
制谈第三
战威第四
卷二
攻权第五
守权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议第八
将理第九
卷三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战权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卷四
束伍令第十六
经卒令第十七
勒卒令第十八
将令第十九
踵军令第二十
卷五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在最早著录本书的《汉书·艺文志》中却记“《尉缭》二十九篇”，归在杂家类，而另在兵形势家类中又记“《尉缭》三十一篇”。后来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仅记载有“杂家类”《尉缭子》。在传世本《尉缭子》中有“梁惠王问缭子”的字样，而梁惠王的时代远早于秦始皇八十余年之久。由这些缘故，历来对《尉缭子》其书和尉缭其人，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尉缭子》这本书是属于兵家还是属于杂家？还是一部兵家《尉缭子》，又有一部杂家《尉缭子》？尉缭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梁惠王时代的还是秦始皇时代的人？相互矛盾的资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无“缭”这个人的存在也成了问题。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及二号汉墓出土汉简一批，其中发现兵书若干种，就有《尉缭子》残简。这就为解开尉缭和《尉缭子》之谜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从新旧有关资料可以证明，尉缭其实是秦始皇时代的兵家，而非梁惠王时代的人。《尉缭子》中有“梁惠王问”的文句，乃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伪托前人的作文方式而已。
这里暂时抛开对缭和《尉缭子》的考证。且说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缭在秦国开放政策的感召下来到咸阳。
到咸阳后，缭不顾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地来到王宫，要求谒见秦王。嬴政听说有人求见，正值心情极好，痛快地应允缭上殿。
“当今秦国够强大的，各诸侯国无可匹敌。”尉缭一见秦王，劈面就开门见山地说，“可是，我担心各国合纵联合起来，那秦国就危险啦。”
秦王表示愿听他的“高见”，鼓励尉缭继续讲下去。
“依本人之见，请大王千万不要舍不得财物。拿出钱财去贿赂各国有实权的大臣，使各国内部产生矛盾。不过用三十万金，就可各个击破。”
尉缭提出的这个办法，倒也不是太新鲜。以前李斯和吕不韦也都这么做过。不过，秦王还是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可以按他的办法去干，并且也确实做了布置。在生活上对尉缭照顾备至，衣服饮食的供给和自己一样待遇。哪想到尉缭见到秦王后，对这位相貌丑陋的君主印象极坏。与秦王谈话后不久，他就与人说起对秦王的印象：“秦王长得塌鼻，马眼，鸡胸，说话像狼叫。这样的人没有人性，心狠如虎狼，不得志的时候可以对人低三下四，一旦有权势则能吃人。我是个普通百姓，可他见到我后却显得过分的恭敬，此人若真得到天下，天下的人可就要遭殃了。我不能与他为伍。”尉缭大概是一个精通数术的游士，善于从人的相貌上看出各人的性格和作风。从他对秦王嬴政的评判中可以看出他的判断大致不错。尉缭看透了秦王嬴政阴险的个性，不愿与秦王为伍，于是就悄悄地藏起来，打算伺机逃出秦国。然而，秦王嬴政因知尉缭有军事才能，原打算在他面前表现得恭谦一些，没想到尉缭要走。听到这个消息，秦王马上派人坚决挽留，并将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职务——国尉，授与他。尉缭无奈，才勉强接受。后来秦国进行的统一战争，举凡大的军事行动，都有尉缭的策划。秦国能在战国末年不断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与尉缭的贡献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