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嫪之争
一轮冷月高悬夜空，甘泉宫里烛光摇曳，从太后寝殿里传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娇吟浪笑，那是太后和嫪毐在旁若无人地纵情欢乐。这是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嬴政已经二十一岁了。这位年轻的国王多数时间住在兴乐宫，而吕不韦则在下朝后就回相府。宫中的太监、宫女自然没有人敢干涉太后和宦官嫪毐的自由。
“嘻嘻……”一阵阵轻浮的笑谑之声不时地从紧闭的殿门中飞出，值夜的宫女和太监不由得向殿内张望。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当然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用不着看，他们知道殿里正演着一场好戏。
殿内，纱幔微动，薄幄轻摇。过了一阵，一声长吟之后嫪毐伏地谢恩。
“想当初，我俩在邯郸时，东躲西藏何等狼狈!”意兴阑珊之际，太后对跪在面前的嫪毐不免忆起旧情，“今天你已有了宦者的身份，可以公开地待在我身边，应当满足了吧!”
“这都是太后恩典，臣肝脑涂地誓死相报。不过……”
“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太后看出嫪毐又有什么要求。对这个爱宠的要求，太后是从来没有不给他满足的。有时嫪毐没有提出的，太后也主动给以赏赐，以取得他的欢心。
“臣眼下只是一名普通的宦者，没有爵位，也没有封地……”
“别说了，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太后不等嫪毐说完就知道他要什么。
隔了几天，朝廷便发布诏令：“封宦者嫪毐为长信侯，赐山阳（今太行山东南）之地为嫪毐封地。”
这道诏令的发表，在秦国朝野又像一次冲击波，引起极大震动。按秦制，封爵、赐邑都是国王才有的权力。封赐嫪毐当然也只能出自秦王嬴政之口，但大臣都知道，赏赐嫪毐实际是太后的主意。嫪毐是太后的宠臣，给他以厚赐是可以理解的。而大权在握的丞相吕不韦为什么对此未加阻挠呢？封长信侯、赐山阳之地，这和吕不韦的文信侯、食邑洛阳的待遇、地位完全相等。难道吕不韦没有看出太后在这里又培植出一个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政敌吗？对嫪毐此次的封赏，吕不韦未加制止，甚至还可能主动促成，不知是他疏忽、没有料到后果的严重性，还是错误地低估了嫪毐的作用。总之是种下灭亡自己的苦果。朝野上下都从这道赏赐的诏令中得到了信息：又一个实权人物已经出现。于是，望风趋势者随时地注视宫内动向，宦海中又要掀起一阵波涛，官场上将要重新列队。
嫪毐得到山阳之地的封邑，当然不会去山阳居住，照例是以山阳之地为衣食租税的领地，他本人依然在宫中陪伴太后。而长信侯的爵位，则与吕不韦的爵位同级，除了没有丞相的职位外，嫪毐的地位几乎和吕不韦一样。至于居住的宫室，使用的车马，穿戴的衣服，以及游猎、苑囿所需，全任嫪毐所好。想要什么有什么，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限制和制度。唯一的麻烦就是他自己，因为宫中真正的宦者是不长胡须的，而他是伪装宦者，表示男性特征的胡子照长不误。这就只能定期将长出来的胡子眉毛拔掉，以继续伪装阉人。尽管他没有丞相的职位，可是因为有太后的支持，他仍然可以干预政事。逐渐，吕不韦的权力在不知不觉中被嫪毐夺去了，朝廷上大、小事皆按他的意志办。不久，又将河西（今山西省境内黄河西岸地区）的太原郡（今太原市附近）封给嫪毐，更名毐国。这时的吕不韦大概才感到嫪毐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政敌了。嫪毐则是步步进逼，寸权不让，他已不满足于被动地从太后那里得到“赏赐”，而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地扩展自己的势力，以同吕不韦抗衡。
养士，是战国时期各国贵族培植私人势力的重要手段。吕不韦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门下招揽了三千宾客，所以在秦国拥有很大势力，这是嫪毐有切身体会的。然而，他虽被封侯，却名为宦者，公开养士有所不便，于是就改头换面不称养士，而蓄养家僮。“僮”是寄身于主人家的仆役，名义上虽身份较低，而实际上在嫪毐家的“僮”，也与吕不韦门下的“士”相差无几。他采用的手段，无非是财货的利诱和权势的吸引。只要有钱财或名位做诱饵，就会有宦官和士人前来投靠，自古皆然。凡投到嫪氏门下者，都得到丰厚的待遇。在不长的时间内，嫪氏就拥有家僮数千人。要求在嫪氏手下为宦者，也不下数千人之多。嫪毐的势力像恶性肿瘤一样迅速膨胀，没有多少时间，他就与吕不韦旗鼓相当了。
吕不韦感到嫪毐的势力已形成对自己的威胁时，已经晚了，想再把自己扶植起来的嫪毐的势力压下去已不可能。因为嫪毐的背后有牢牢地把持政权的太后，而那位表面上不问政务的秦王嬴政究竟想什么，谁也猜不到。朝臣们一贯是向势大者倾倒。不少人已随着嫪毐势力的上升，而纷纷倒戈相向。眼看着十余年经营的权势大厦就要在嫪毐的面前塌下，这对于吕不韦来说，真是不甘心。但这颗苦果是自己培植的，只能忍气吞下。
嫪毐势力蒸蒸日上，在秦国大有超过吕不韦之势。这种政治形势日益明显，连外边也了若指掌，那些被秦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国家，常常能利用秦国内部两派势力的矛盾，解救自身的危机。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有一次秦国大军向魏国发动强劲攻势，疲弱不堪的魏国已无招架之力，束手无策的魏景湣王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危急关头，有人问正在魏国的孔顺：“有何高见？”孔顺是大学者孔子的后裔，故人们又尊称他为“子顺”。
“敝人有点办法。”子顺回答，但话头一转又说，“可是我哪里能有当政者高明，还是不说吧。”
子顺这种欲言又止的态度，被魏王得知。他就急病不择医，立即驾车亲临子顺居室就教。子顺见魏王如此恭谦，也就趁势把自己的见解和盘端出。
“与其战败失地，不如用土地贿赂敌军，与其战而败亡，不如丢点土地。”没触及具体问题之前，子顺先来一大套理论，然后转入正题，“宁可将地丢掉，也不肯用来贿敌，宁可战败亡国，而不肯丢点土地，这就是大王您的错处。”子顺以教训的口吻说。
“请您把话说清楚!”魏王挨了训，还不得不老实地请教，谁让自己无能呐。
“如今大王失地数百里，弃城数十座，而国难不解，就是因为大王策略不对头。”
听着子顺的训斥，魏王到这时还没弄清楚他的锦囊妙计是什么，只好耐心地听下去。“大王若能听臣之计，丢一点地而不至于伤国家元气，失一点面子而不至于损失国格，国难可解而国仇可报。”子顺又继续吹嘘。不过下面的话确不失为真知灼见：“如今秦国全境自上而下都说，‘某某是嫪氏的人，某某是吕氏的人’。可见，秦国上层当权者分为嫪、吕两派，连一般百姓都清清楚楚。大王何不利用这个矛盾呢？”话说到这里，魏王才听出点眉目。子顺对秦国内部情况有一定调查，难怪他开始时吹大话。接着又听子顺说：“今大王通过嫪毐割部分土地贿赂秦国，拉拢嫪毐向秦讨好。这样就可以增加嫪毐在国内的实力，也就等于在嫪、吕两派势力斗争中，支持了嫪毐。而大王支持嫪毐，秦国的太后必对大王感谢不尽，一定会真心实意地与大王联合、友好。这样，大王就取得外交上最大的胜利。”这是子顺谋略的核心，也反映出当时秦国内部嫪毐和吕不韦两派水火不相容的严重程度。最后，子顺做结论似的说：
“秦、魏两国有老交情，而我们却总是被秦所欺。这都是吕不韦的诡计。今趁秦国内部吕、嫪相斗，我们拉拢嫪毐从而与秦联合，秦国人和各国诸侯谁还不抛弃吕不韦而拥戴嫪毐，大王的仇不是彻底报了吗？”
子顺的一番话，说得魏王顿时如梦初醒，连忙唯唯称诺，立即返朝按子顺之言如此这般做一番布置。手下人按吩咐去秦国展开活动，魏王在国内静候“佳音”。
不久，在嫪毐门下，果然出现魏国来的神秘人物，而前线上进攻魏国的秦国军队也放慢了步伐，魏、秦的关系显然趋向缓和。两国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而嫪毐的势力在国内则直线上升。
出身市井无赖的嫪毐，虽不乏政治上的野心，但除了取悦于太后的房中术外，本无任何才能。靠太后庇护而暴发之后，尽管他处心积虑地拉拢官吏、士民，以巩固自身实力，但劣根性毕竟无法彻底改掉，时不时又暴露出小人得志的本相，锋芒毕露，骄横跋扈。与太后纵欲之后，他就在宫内外为非作歹，无论是大臣、贵戚，还是权宦、内侍，都不放在眼里。有一次，嫪毐与宫中大宦官和秦王左右的大臣一起吃酒、赌博。众人都喝得大醉，不免发生口角。不料嫪毐突然圆睁双目，厉声吼道：“我是秦王的假父，你们这些小子谁敢和我争高低？”这无异于公开宣布他与太后的龌龊关系，吓得大家瞠目结舌，谁还敢吭一声。嫪毐又占了上风。
不过，嫪毐没料到，这次占上风将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当场被他压服的那几位，也不是好惹的。他们早知嫪毐与太后的关系，只是不敢说。这次他亲口供认，而秦王嬴政也已年近二十，逐渐显示出一定主见。于是他们立即向秦王告发，说嫪毐并非真宦者，与太后关系不清，等等，如此这般将嫪毐的秽行丑事一一历数，请秦王决断。
然而，秦王嬴政听到揭发嫪毐的秽行之后，并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只是表示已知此事，令众人退下。
嬴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众人如此猜测。
秦王嬴政确实有难处，目前他才二十岁，尚未到秦国法定的亲政年龄，大权仍在吕不韦和太后（实际就是嫪毐）手中。另外，由于嫪、吕两派的明争暗斗，国内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他觉得现在还不是解决嫪毐的时候，仅仅把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等待时机到来。
战争的岁月和欢娱的时刻同样是飞快流逝的，秦国宫内一幕幕丑剧依次上演的同时，千里以外的东方战场上激烈的统一战争仍在进行之中。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的一天，一封十万火急的战报从前方送传到咸阳秦国的朝廷之上：“长安君成蛟在屯留叛投赵国。”
这个消息像万里晴空中突然响起的一声巨雷，把卷进秦国内部争权夺利的官、宦、贵族、豪门、宗室都打蒙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成蛟不是一般的率军将领，此人乃是秦王的亲弟弟。他不仅是贵族，被封为长安君，而且是秦国宗室中少有的几员能干的青年将领。早在几年前成蛟被派往韩国，就曾不费一兵一卒使秦国扩展百里之地，立下显赫的功绩。但这一年，长安君成蛟率兵攻打赵国的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正是秦军士气旺盛之际，上党又无劲敌，却不料在屯留（今山西省长治市境内）成蛟竟向赵国投降。得到这样的消息后，秦国朝廷上下不免一片混乱。还没来得及提出对策，从前方又传来情报说：赵国以极高的礼遇接受成蛟的投降，当时就把饶地（今河北省饶阳县东北）封给了长安君。这是秦国有史以来公开率兵投敌并接受敌国封赏的第一位王室成员。不用说，这件事对秦国内部的震撼是极大的。
成蛟的叛变显示了秦国王室内部出现危机，或许就是由于嫪、吕两派的争权夺利，才迫使曾为秦国建立功勋的成蛟倒向赵国的。
此时的秦国毕竟还是军事上无敌的“超级大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军镇压。秦军一到，屯留的叛军顷刻瓦解。成蛟叛军失败后，遭到极残酷的屠杀。这时秦军又一次露出残暴面孔：所有反卒先被斩首，又被戮尸。身为国王之弟的成蛟，也自知没有生的希望，决然在壁垒内自杀。就是屯留境内随成蛟反叛的民众，也被迁往千里以外遥远的临洮（今甘肃省境内），过着被流放的生活。
叛变的成蛟虽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但并没有使秦国内部稳定下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这一年黄河又发大水，致使河水溢出，黄河大鲤鱼西上入渭水。渭水暴涨，大鱼在平地游来游去，关中平原成了人鱼共处、蛙兽共存的一片泽国。庄稼、房屋、村落损失无数。多年来从未遭到天灾之害、本土远离战乱之地的秦国人，遇到这样大的水灾哪有不惊慌失措的？于是，大批秦人纷纷离开家乡，肩挑手提、扶老携幼、牵车引马地逃往东方，寻找有食物和栖身之地的处所去了。
对于遭灾的秦国难民，秦国朝廷不一定关切。可是一大批农民背井离乡，不仅会减少秦国军队后备力量和统治者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而且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秦国长期以来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产生动乱。这就不能不使当权者焦虑了。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黄河的鱼西上渭河，河水又不断泛滥，致使鱼上平地。这种罕见的现象，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可怕的征兆。“鱼者阴类，臣民之象也。”鱼，代表臣民。他们上岸，岂不是臣民要翻天了？在朝廷和达官贵族看来，“豕虫之孽”预示人间将有“小人”之乱。在当时社会上就传出谣言，说秦王政八年的这场水灾，预告了吕不韦同嫪毐的末日到来。这个看法，直到汉代还为学者们深信不疑，在《汉书·五行志》中尚有记叙。不过当时的嫪毐并不知道，但深信阴阳五行学说的吕不韦，面对着空前的水患，大概也会惶惶不安地猜想，将要有一场人祸发生！
鸡鸣紫陌，金阙晓钟，花迎剑戟，柳拂旌旗，又是一个早朝。水灾终于过去，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像往日一样，秦国的文武大臣在晨光熹微中，安静、肃穆地进入章台宫，按官爵大小侍立于大殿两旁，等候秦王和相国召见。
这是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一次例行的朝会，首先是听取前方的战报。国尉高声禀奏：
“大将杨端和已攻占魏地的首垣、蒲、衍氏（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市附近）。”
攻占魏国的首垣、蒲、衍氏虽在当时是一次小胜利，但在刚刚发生过成蛟叛变后不久，这次小胜对秦国朝野都有极大的鼓舞，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奇怪的是在朝廷上，除依例论功行赏、奏凯旋之乐外，竟没有任何军事部署。此刻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魏国，已无招架之功，更无还击之力，只待束手就擒。只要命兵马乘胜进攻，灭魏和统一中国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但是，这时秦国向东方的进军步伐却明显地放慢。无论是秦王嬴政，还是嫪毐、吕不韦两大实权人物，或是幕后操纵的太后，都没有对前线的战事发出什么命令。前线的秦军将士们似乎按“惯性”在作战，只不过当时的秦国军事实力已对六国具有绝对压倒性的优势，所以秦国的土地一点点向前扩展。
听不到朝廷的指令，见不到国君和丞相对战争的布置。秦国的臣民，尤其是前方的将士一定在纳闷：这些当权的人物在干什么呢？
嫪毐、太后、吕不韦、秦王嬴政此刻确实都没闲着，他们已顾不上前线的胜负，都在紧张地筹划个人的事。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公开进行。
嫪毐和太后在宫中公开宣淫，欲火日炽。嫪毐的羽翼已丰满，横行国内，愈加骄奢无度，而太后则淫乱不止。也许是因其生活优裕，或是由于嫪毐精通房中术，纵淫有术，在两年中偌大年纪的太后，竟与嫪毐生下两个孩子。尽管秦国后宫早不以淫乱为耻，但身为太后与“宦者”嫪毐生子，毕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早在发现怀孕之初，太后就主动由咸阳迁出，避居到远在雍城的大郑宫，以躲过朝中文武官员的耳目。嫪毐则不时往返于咸阳和雍城之间。
雍城（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本是秦国故都，也是秦人发迹地。这里地处关中平原西端，东依周原，南临渭水，西有汧河，北靠汧山。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交通便利，是通往西北的咽喉要地。早在西周时代，这里就是政治、经济发达的地方。秦人祖先自西方崛起之后，由西向东迁徙，到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元年）就定居在此地，并兴建大郑宫，这是秦人正式建立的国都。从此以后，经过秦宣公、成公，特别是穆公的经营，秦国由一西方小国，终于能与中原的晋、齐、楚等国分庭抗礼，称霸称雄。一直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今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之前，秦国的国都始终在雍城。这里作为秦国的国都达294年之久，所以其宫殿的建筑较后修的咸阳，在当时要恢宏、壮观得多。雍城长达二公里见方，城内营建宫室，有大郑宫、蕲年宫、橐泉宫等，各相距约1.5公里，形成等腰三角形。此外，稍远还有棫阳、羽阳等宫。一股清流由西北流经雍城，于宫前横过，为宫中池榭注入汩汩活水，蜿蜒从东南出城，流入雍水。这股清流后来以秦将白起之名命曰“白起河”。雍城宫殿建筑也较当时的咸阳豪华得多。据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雍城遗址发掘岀的部分遗物来判断，雍城宫殿建筑远优于统一前的咸阳，不少装饰均为咸阳所无，如装饰于建筑物上高达一米的大型豪华青铜构件，不仅秦国其他地区未曾发现，就是在秦国以外的各国亦未曾使用过。正是因为雍城的特殊历史背景和优越的条件，故秦自献公二年迁都栎阳，又于秦孝公十二年由栎阳迁都咸阳以来，并未废弃雍城。举凡祭祀祖先和各种国家盛典，均需来雍举行。而历代国君及后妃、贵族死后，也多埋葬在此地。这里有的贵族和王室的墓地，比所有的君主国王的墓地都宏大，甚至超过了商代的殷王墓。雍城既有此便利条件，太后悄悄溜回雍城，怀孕、分娩，并继续与嫪毐寻欢作乐，自以为不会引起宫内外的注意。
但嫪毐则预感到自身的危机。一方面与吕氏集团的对立已趋于白热化，但更重要的则是这一年秦王已届二十二岁。按秦国传统，二十二岁的君主即不需旁人辅政。而在秦王嬴政亲政之前嫪毐若不能控制秦国局势，不仅要败在吕不韦手下，首先就有被秦王嬴政铲除的危险。故此，嫪毐早在是年春天，就已下决心孤注一掷，准备公开作乱，以武力谋图夺权。自太后离开咸阳之后，嫪毐就加速叛乱的准备，他利用在宫中自由出入的便利和已经培植起来的个人势力，打着太后的招牌，联络了宫内一批掌兵权和掌机要的死党，其中的骨干有：
卫尉竭。卫尉是重要的领兵官，负责掌管宫内保卫，在宫门部署屯卫，夜间在宫内巡逻。天下各地凡欲入宫者皆须通过卫尉，其下属有公车司马令、卫令等。嫪毐所联络的卫尉名竭，他自然是叛乱的主要指挥者。
内史肆。内史是国都附近地区的最高行政及军事长官。肆是嫪毐所网罗的死党。
佐弋竭。佐弋也是武官，主射弋，是当时掌握先进武器的军事首领，此人的名同嫪毐联络的卫尉一样，也叫竭。
中大夫令齐。中大夫是在宫中侍奉国王供咨询政事的宦者。平时可与国王议论朝政，也是十分重要的官员。
除这几人以外，还有十五六个重要官员都和嫪毐混在一起，有的参与密谋，暗中调兵遣将，有的则知情不报或多方保护。戎翟君公、舍人、卫卒、宫骑等大小官吏，都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行动，伺机而发。
嫪毐的政敌吕不韦对嫪毐的密谋自应早有发觉。不过，面临着秦王即将亲政的局面，吕不韦宁愿看到嫪毐的叛乱，因为他感到迫在眉睫的威胁不是嫪毐，而是嬴政。也许他暗自盘算：如嫪毐叛乱成功，正好阻止了秦王的亲政，自己可待机解决嫪毐；若叛乱失败，也可借秦王之名镇压政敌嫪毐。正因为如此，吕不韦与嫪毐暂时似乎达成默契，对他叛乱的举动持观望态度，既不揭发，又不参与，实际是暗中支持。
至于秦王嬴政，这位登基八年尚未真正掌权的国王，目睹朝廷内外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历经变幻莫测的世事沧桑，一定早已形成一整套谋略和计划。不过，这位城府极深的国王，始终对别人紧闭心扉，谁也不知这位即将亲政的年轻君主有何打算。就在嫪毐剑拔弩张的这年四月，嬴政突然率重要文武大臣离开国都咸阳驾临雍城。
嬴政到雍城的理由，是要在这里举行加冠大典。加冠，是古代中国自西周以后就确立的一项极重要的礼仪制度。当时认为，士人二十岁才算成年，可以任职当官，可以生子，可以取别名——“字”。为表示进入成年，在二十岁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届时由长辈为其戴上一顶特制的标志成年的帽子，称为“冠礼”。因此，古人将二十岁称为“弱冠”。人们非常重视“冠礼”，因为它是人生进入重要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古代礼书《仪礼》中特将“士冠礼”列到首位。连天子也须按规定举行加冠礼。不过，天子和诸侯的加冠礼可能更早。如周文王十二岁就已加冠，十五岁就生子伯邑考。春秋战国时代也有不少国君十三四岁就已加冠。奇怪的是秦王嬴政十三岁就继王位登基，可为什么直到二十二岁才举行加冠礼，比二十而冠的一般士人尚迟二年？其中原因无非是吕不韦和太后把持政权不愿让嬴政亲政。如今若不是吕不韦和嫪毐的矛盾加深，给嬴政夺回权力留下一个绝好机会，还不知何时才让嬴政举行加冠礼呢！现在，已经二十二岁的嬴政本人也已有主见，他决心不受吕不韦摆布，可以独立，毅然率文武大臣到雍举行加冠礼。这无异于公开宣布：自己要和嫪毐、吕不韦以及太后这三个政敌宣战了。
冠礼在四月己酉日，于雍城蕲年宫内隆重地举行。按照古代礼制规定，加冠礼仪式必须由被加冠者的长辈主持，有关族人、宾客参加，于祖庙前举行极为繁复的典礼，最后给被加冠者戴上象征成年的“皮弁冠”。嬴政的加冠礼当也大同小异，不过场面更加宏大，代表长辈的吕不韦无疑应当参加，随来的群臣也都行礼如仪。至于加在秦王头上的则不是皮弁，而是冕。这是一种黑色的大礼帽，上有一长方板，称为（yán），前后各有十二串小圆玉石，称为旒。下方有两根丝带，称为纮，戴冕时将装饰用的丝穗称为缨。的下方尚有一类似簪状物，称为衡，用以插在头发内起固定作用。衡的下端系一块玉，称为瑱，而系玉的丝线称为。除了这顶表示王权和王位的冕加于嬴政的头上之外，在这次典礼中还有一个内容，即为嬴政佩剑，这是秦国特有的礼制。因为剑是古代奴隶主阶级表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对于成年人佩剑，秦国历史上一直十分严格地加以限制，到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才允许“吏初带剑”，而国君也只有举行加冕礼表示成年时，才郑重地将剑佩在身上。
加冠典礼的仪式刚刚结束，悠扬的雅乐声似乎还在雍城上空回响，就从咸阳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