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魂东归
咸阳城内，紧挨着王宫的一座富丽豪华的府第，碧瓦朱栏，轩窗掩映，一股清流曲折蜿蜒地从府院内流过。在飞阁流丹、檐牙高啄的堂室中，藏置着无数的珍奇宝物、美女娇姬。这里就是吕不韦的府邸。
已被撤去相职的吕不韦，回到暂时尚属个人所有的、从前的相府，威风自不如以前。他眼望着园中枯草败柳，池里的残荷凋萍，秋风瑟瑟，大雁哀鸣，似乎有意衬托自己悲凉的心境。回忆起昔日的景象，不由得一阵阵酸楚涌上心头，那雕梁画栋的幽房曲室也像蒙上一层淡淡的哀愁，平时娇纵得宠的美妾都收敛了笑容，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悒郁不欢的吕不韦。不久前威势赫赫、车水马龙的相府，现在变成一座阴森森的囚笼。住在里面的人都预感到，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吕不韦更清楚地知道，秦王嬴政对自己的处理决不会至此罢休。依往日的性格，他决不会坐以待毙，等着命运的安排。无奈今天大势已去，兵权不在手，只好躲在府中装死躺下，示意毫无政治野心，侥幸地希冀秦王嬴政把他放过。在罢相的这一段日子里，吕不韦真是度日如年，一会儿想到决不甘心这样失败，要设法夺权，一会儿又估计到自己只有少数家奴，没有一兵一卒，要夺权无异于自寻灭亡，只好听天由命。思绪起伏比渭河洪水期涨落得还要剧烈。此刻的吕不韦早已失去年轻商人的冒险性格，当年在邯郸毁家求奇货孤注一掷的精神，被多年来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生活消磨得一干二净。门下的宾客又纷纷离去，直接投奔了秦王。吕不韦彻底失去依靠，没了主心骨，丢了魂。剩下的只有对往昔的回忆和徒劳的哀叹。
秦王嬴政并没有忽略吕不韦，更没有忘记这位“仲父”。只是处理前方的战争事务，略略转移了他的视线。
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若生存则必须打仗，而战争的胜负乃是决定一个诸侯国兴衰存亡的关键。到秦王嬴政十年，全国的形势大局已定。秦国如下山猛虎，一片片吞吃东方各国的领土，而各国只有防守的份儿，被秦灭亡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秦王嬴政处理毕嫪毐集团之后，感到朝廷内已初步稳固。于是，就将注意力转向前方的军事方面。
十月，秦王嬴政下令，派桓将军统兵赴前线。此时，秦军在前线同时与几个国家交战。除较远的齐、燕、楚外，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与秦国作战，争夺土地。桓是秦王嬴政亲政后任命的第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实际上是秦国几个方面军的总司令。事实证明，秦王嬴政所派的桓确是不辱使命，在前线屡建奇功。特别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桓的功绩愈来愈大。仅公元前234年，攻赵国平阴（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一役，就斩首赵国士兵十万之众，成为战国末期有名的战役。
秦王嬴政亲政的这年，照例有外来使者前来祝贺，即使交战之国，也不妨碍这种礼仪性往来。是年，齐、赵两国有使者到咸阳置酒拜谒秦王。接着因秦国撤销了“逐客令”又重新昭示大开国门招揽贤才，于是，就有各国的游说之士纷纷来秦，有的向秦王建议用人之策，有的向其提供战略主张。一时之间秦国的宾客又增多起来，咸阳成为游士、宾客的聚集地。
有一天早朝，经过例行的朝仪后，国尉报告前方军情。这一段时间宫廷内剧烈地夺权斗争，自难免影响前方的军事进展。秦王嬴政听到没什么值得兴奋的消息，心中闷闷不乐，正要宣布散朝之际，忽听宾客班内有人高声请求奏事：“臣下有事上奏!”
“说!”秦王嬴政出言一直简单而直率，他不愿听花言巧语，自己也从不多说一个没用的字。
“臣请求陛下赦免太后。”奏事的宾客是个马屁精，他对闹得乌烟瘴气的秦国宫闱内乱了解得一清二楚，见嫪毐已被处置，嫪党也已被粉碎，吕不韦的大权又被剥夺，年轻的国王亲自执政，大权独揽。而国王的亲生母却被幽禁。估计这无非是嬴政一时冲动，又碍于面子，不得不如此表示。既然太后的两个情人皆已被处理，她也不会再闹出什么风流事了。嬴政毕竟是太后的亲生子，母子之情不能不顾，但又矜持着君主的尊严，想赦免亲自幽禁的太后，自己又不好启齿。所以，揣测秦王的心理，这个马屁精宾客竟在朝廷之上提出赦免太后的请求。按说，秦王嬴政幽禁太后，不过是国王自己家中的内部纠纷，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可这位急于谄媚的宾客，却找了这么个题目巴结国王。禀报过后他心里美滋滋的，准备聆听国王的夸奖，幻想着领赏时的殊荣。
“胡说!”秦王的怒吼像一声霹雳，把沉醉在幻想中的马屁精吓得魂不附体。待到清醒过后，他才想到要说明一点理由，赶忙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辩解：
“启禀大王：太后乃大王之母，贤德慈惠，于大王有养育之恩，虽说那个什么有点不检点之处。可是，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若大王开恩……”
“住口！”没等马屁精说完，秦王早已按捺不住怒火，制止他再胡扯下去，“拉下去，把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处死!”
原想谄谀奉迎秦王，没想到得到这样的下场，他伏在地下叩头如捣蒜，连呼“大王饶命”。秦王正在气头上，哪里听得进去，示意廷尉立即执行。
廷尉接旨，同时又请示用何种刑。秦王嬴政冷冷地吐出两个字：“蒺藜!”
听到这两个字的满朝文武，以及侍卫和宦官，无不吓得面色如土，大殿内鸦雀无声。有人双腿在发抖，连衣服的抖动声音都能听到。那个可怜的宾客更是魂不附体，发出一阵狼似的哀嚎，凄厉刺耳的声音震动殿前的屋瓦，令人毛骨悚然。所谓“蒺藜”，乃是秦国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即用铁制的蒺藜抽打受刑者，每挨一下，立时皮开肉绽，却不能立即死亡，直至血肉模糊、全身开花方慢慢因疼痛而气绝。这种酷刑不用说身受，就是听到的人都感到难以忍受。难怪殿内的人都像三九天被扔进了冰窖，一个个体似筛糠，舌如打结，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位拍马屁不成反遭毒打的倒霉蛋！
听着一阵阵远去的号叫声，秦王嬴政脸上显出一股得意之色，见殿下的文武官员呆若木鸡的样子，心中十分畅快，从上朝起积郁的一股无名火，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表面上他仍然保持着发怒状，阴沉着脸，用他那特有的嘶哑的喉音，发出刺耳的命令。
“今后若有敢以太后之事说项者，均照此例处理!”
从朝会退下来的大臣们，被这一幕血淋淋的场面吓得几天不敢吭一声。过了好久，大家心中还在纳闷：秦王为什么对自己亲生母亲如此无情，为什么对马屁精用这样重刑？那些以忖测主子心理为生的宾客更是反复研究，百思不得其解。其中有人猜想，或许新执政的国王为显示公正、大义灭亲，故意用这一举动做给臣民看的；有人猜想，秦王内心何尝不想将自己母亲赦免？只是太后干的事太肮脏，丑闻扬天下，轻轻放过恐于世人面前落一个护短、以权谋私的恶名。猜来猜去仍然觉得秦王嬴政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人替太后开脱。于是陆续又有人出来，请秦王念母子之情赦免太后，先后又有二十六人在朝廷上进谏，谁知这些不知深浅的进谏者，一个个皆被秦王用同样的刑罚处死。群臣这才亲身体验到，这位年轻的君主决不轻易被人说服的脾气，也懂得了骨肉之情在最高的统治者家族内，已经淡得如白水，以常人的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去衡量一个国君，特别是一个杰出的国君，一定有许多事不能理解。无限制的权力和为维持这一权力所要做的种种残酷的斗争，需要坐在权力顶端的统治者摒弃常人的情感，把自己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众臣下、宾客见秦王嬴政果真毫无怜悯、宽赦太后之意，且言出法随，不会轻易改变主张，自无人再敢触逆鳞，自寻死路，从此无人敢言太后事。
无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件，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都会在人们的记忆中褪色、淡忘。太后和吕不韦的事，闹腾过一阵之后，因为再没人提起，过不多久，差不多都被人忘了，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一天，秦王政在宫中筹划前线战事。突然宫门禀报：有齐国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人茅焦前来进谏，随同他来的还有一群沧州的同乡。一听到“谏”字秦王就有预感似的，令宦者去问：“来者不是进谏太后的事吧？”茅焦回答说：“本人正是为此而来。”宦者回宫如实向秦王嬴政传达。秦王嬴政说：“你去告诉他，难道他没见到宫门前那一堆死人吗？”宦者又返至宫门转告了秦王嬴政的诘问。
“已经见到了。”茅焦平静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死？”宦者十分不解。
“我听说天下有廿八宿，今死者才有廿七人，我之所以来正是凑足这个数，本人是不怕死的。”茅焦显然是胡诌。
宦者还没有见过这种自己找死的家伙，十分不解地进宫如实向秦王报告。而随同茅焦一起来秦的齐国同乡，也没想到茅焦会说出这种荒谬的言辞，见形势不妙，全都背起行李逃走，以免受其连累。
秦王听到宦者报告后，按捺不住怒火，拍案大叫：
“这小子自己找死，好！把锅准备好，烧上开水，这次你想让尸首埋在宫门口也不行了。”
宦者领茅焦入内，茅焦随使者进宫，却又磨磨蹭蹭慢条斯理，好像饭后散步，既不慌张，也不发怵。
“你快点走啊!”宦者有点不耐烦。
“臣走进去就死，您难道还不可怜我，让我晚死一会儿吗？”茅焦说得让人心酸，可是面部表情一点儿也看不出害怕的样子。宦者只得由着他慢慢走来。
终于，来到秦王嬴政面前，茅焦叩拜如仪，尚未等秦王发问，先说：
“臣听说，有生者不讳言死，有国者不讳言亡。讳言死的不能得生，讳言亡的不能得存。死生存亡这种大事，是圣人所需要了解的。不知大王想不想了解？”
“你说吧!”秦王没好气地说。
“秦国现在正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茅焦巧妙地先恭维一句。不过，这是实情。接下来的话就不那么好听了：“可是，陛下车裂假父，暴露出您的嫉妒之心；扑杀两位弟弟，有不慈的恶名；又把令堂囚禁于雍城，落个不孝的骂名。您的名声如此之坏，又用蒺藜打死劝说您的谏士，像古代暴君桀、纣一样专权。这些事让天下人知道，绝对不会再有人投奔秦国了。臣担心秦就会亡在陛下手中。”
这些话犹如当众揭秦王疮疤，指责车裂嫪毐，并当面说这个大坏蛋是秦王的“假父”，又把嫪毐和太后所生的两个私生子说成是秦王的“两弟”。这比任何骂人的语言都恶毒，在旁听到的人无不为之捏一把汗。茅焦自己说完也解开衣服做出准备伏刑挨杀的样子。
殿内气氛异常紧张，在场人都预料秦王的愤怒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大概又要增加一具死尸了。
“啊！”没想到秦王若恍然大悟，忙下殿亲扶起茅焦，“请先生穿好衣服。您的看法很有道理，我一定接受。”
形势戏剧性的变化，令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茅焦起身，整理好衣冠。秦王嬴政立即下令立茅焦为“仲父”，赐上卿之爵。
接着，秦王亲自到雍城将太后接回咸阳，奉养于甘泉宫内。被接回咸阳的太后，大喜过望，亲自设酒宴答谢茅焦。席间，说不尽的感谢之辞，把茅焦说得似秦国的第一大功臣：
“平反冤案，扶秦国社稷，使之转危为安，让秦王母子复得骨肉相聚。这全都是茅君之力。”
在欢宴中，太后的风流案就以喜剧的形式结束了。
以暴戾、残忍、嗜杀成性而著称的秦王嬴政，为何竟能面对茅焦的辱骂而不怒？特别奇怪的是，在茅焦之前，秦王嬴政已经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二十七个为太后事而进谏的人，何以偏不杀茅焦？甚至还接受他的意见，接回太后？后来有人据此而推测关于太后与嫪毐的私情的传说，乃是别人诬陷。秦王对嫪毐和太后的处理实为冤案，故闻茅焦劝谏之后幡然悔悟，立即平反。但这种推测无法解释何以前二十七人皆被杀？其真实原因大约是茅焦的说项并不是以母子之情打动嬴政，而是以秦国统治的现实需要说服嬴政。从政治上考虑，作为政敌的嫪毐集团，首犯及骨干已被铲除，太后在这一集团中已失去作用，不构成王权的威胁，而当时秦国正进行统一战争，嬴政胸怀横扫六合之雄心，急需笼络天下人向秦。而各国游说之士能量极大，其心向背对国之兴衰、战争胜负有直接影响。若以一个连生母都不认的无情冷酷的国君面目出现于天下，则天下士人必不敢再投奔秦国。一个连对生母都毫无情感的国王，一个对进谏之士处以酷刑的暴君，谁还敢来投奔？茅焦的聪明恰恰表现在：他不是以常人所持的亲情来说服秦王嬴政，而是以嬴政如此面目将给世人留下何种形象，以及这种形象给嬴政自己带来种种不利后果，来拨动嬴政追逐功利、地位、权势、声望的心弦，才使秦王嬴政改变了主意。
秦王改变主意的结果，立刻给秦国和他自己带来好处，冷酷的暴君毕竟因恩赦太后而涂上了一点“慈”“孝”的脂粉；刚愎自用、专断拒谏的独夫也因不杀茅焦而蒙上一层“礼贤下士”“从谏如流”的面纱。当面咒骂秦王嬴政的茅焦，确是“小骂大帮忙”。而涂上脂粉和蒙上面纱之后的秦王嬴政，也从中得到实惠，在茅焦来秦之前，就有一些宾客来秦，在茅焦说秦王之后，又有大批有识之士投奔秦国，形成了统一中国前人才西流的盛况，而许多来自秦国以外的军事家、政治家都得到秦国的重用。他们在统一战争中为秦国效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其中著名的如军事家尉缭、王龁、桓、王翦、王贲、李信、王离、赵婴、杨樛、蒙恬等，政治家姚贾、顿弱、李斯、王绾、冯劫、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宗胜等。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军事家、政治家为秦国做出贡献，秦统一中国历史任务能否完成，大概要画个问号，中国古代的这段历史可能也要重写。
淫荡的太后接到赦免令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咸阳。她一路上回忆不久前和嫪毐的狂热、和吕不韦的勾搭，以及在几个男人间周旋的甜蜜、温馨的日子，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咸阳城里宫阙依旧，灞河两岸垂柳如故，只是昔日随时可满足自己情欲的多情种嫪毐已下地狱，唯有在深更夜静独卧寒衾之时，才能淋漓尽致地在自己脑海中重温旧梦，聊为画饼充饥。但虚幻的享乐毕竟不能真正满足精神和肉体的急需。幸好还有一个旧情人吕不韦在京城，回去之后鸳梦重温也可解多日饥渴，想到这里不免一阵冲动，自己似乎感到心跳得更快了，四十余岁的半老徐娘，身经百战的荡妇，倒像是初次偷吃禁果的少女一样，陶醉在对往昔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恨不得一下飞到咸阳投到吕不韦的怀抱之中。
她哪里想到心上人吕不韦的厄运，这时才真正开始。
罢相后的吕不韦龟缩在相府内，当然不会像太后那样只想到淫乐，他知道让出相位绝不是最后的结果。根据他多年对秦王嬴政的了解，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头。既然无力对抗，只好听天由命。果然，在太后回到咸阳之时，吕不韦在府中也收到秦王嬴政的手令：
“令文信侯就国河南。”
当吕不韦战战兢兢地受领了这道驱逐出国都的君令后，既忧虑又庆幸：忧虑的是担心的事果然来了，秦王嬴政开始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自己。“就国河南”实际就是进一步削弱曾为丞相的吕不韦的势力，令他远离政治中心，至于下一步等着自己的是什么，就难以揣测了！所庆幸的是，君令上还称自己为“文信侯”，表明侯爵还是被秦王承认的，而逐出国都的名义乃是“就国”，即回到自己的领地上去。这种做法不仅给自己留下面子，而且说不定给政治命运的转变带来契机。因为吕不韦曾被封文信侯，赐洛阳十万户领地。但在战国后期，秦国给功臣和贵族所赐的封地，都是供给衣食租税的领地，拥有该领地的王侯贵族不必亲至，只需居住在国都坐食领地租税而已，秦国国君一般不让拥有领地的贵族住在自己封地之内，以免他们的势力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拥有领地的王侯贵族也乐于在国都优游享乐，以免遭到国君的猜忌。但吕不韦这次却意外地得到“就国”的君令，不能不令他暗暗高兴。他心想：嬴政毕竟“嫩”了点，没有估计到离开国都、逃脱朝廷直接控制的“文信侯”会有更大的“作为”。为此，遭到驱逐的吕不韦忧中有喜，急忙匆匆收拾行装，赶往河南“就国”去了。
当太后回到咸阳时，吕不韦早已离开了原来的相府，沿着黄尘漫舞的通向东方的大道“就国”去了。
来到自己领地之后，吕不韦就像换了一个人。他精神焕发地接待、拜访当地豪杰、父老，兴致勃勃地研究政治、军事局势，热情洋溢地招纳外来的宾客，不断同东方各国派来的神秘人物频繁交往。他似乎不是失宠待罪的大臣，而是雄踞一方的领主。以“养士”驰名的吕不韦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招集了一批宾客，在他的领地里又出现了令人生疑的种种迹象。吕不韦想干什么？
不久，一些消息陆续传到秦王嬴政的宫中，有人向秦王报告：
“关东各国诸侯不断派宾客、使者和吕不韦联系。”
“吕不韦家中宾客盈门，有不少人为其歌功颂德。”
“各诸侯与吕不韦信使相望于道，往来密切。”
开始，秦王嬴政对这些消息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是因为没在意，还是故意装糊涂？不得而知。但吕不韦却因此逐渐嚣张起来，这个饱经政治风云变幻的政客，在所有的反攻、翻案准备中，处处周详，样样仔细，却唯独忘记“韬光养晦”这一重要策略。他不该在羽翼尚未丰满之际，任宾客颂扬之词流传，更不该毫不掩饰自己声望一天天上升的事实。也许是可怕的虚荣心，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总之是不够谨慎，使吕不韦招来杀身之祸。
经过一年的观察，秦王嬴政眼见回到河南领地的吕不韦势力迅速膨胀，围绕着吕氏奔走出力的宾客、谋士愈来愈多，吕不韦的野心一天天明显地暴露出来。城府甚深、谙熟谋略的秦王嬴政终于下决心断然除掉这一祸根，管他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天，吕不韦正在领地的宅邸内与众宾客闲谈，忽然门卫报告：秦王自咸阳派人传令已至府门。吕不韦慌忙至门前迎接，双手捧过三尺竹简，拆开封泥，只见简上写道：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这道诏令的目的是将吕不韦流放到蜀地。但所据的罪状则是以质问的口气说：你有什么功？被封为文信侯，还食十万户！你与秦王有什么亲属关系，敢称“仲父”？这就是说：你吕不韦无亲、无功，根本没有资格自居如此高位！这样一来就等于说吕不韦死有余辜，因为嫪毐事发之后，本应连及吕不韦同罪，而当时秦王嬴政之所以“不忍”处死吕不韦，一是因其“功大”，二是由于他与秦王嬴政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但这一令中，秦王一口把吕不韦的“功”和“亲”都彻底否定了，一个既无功又与秦王不沾亲的人，竟敢号称“仲父”，又占据洛阳十万户，这岂不是弥天大罪吗！令其迁蜀真是便宜他了。
按秦王嬴政的作风，若要处死一个免官的大臣，本无需说明什么理由，更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宣布其罪状，但对吕不韦却例外地诏告天下：吕氏与秦廷“无亲”“无功”而枉居高位。这不恰恰从反面透露出吕不韦对秦的贡献和与秦王嬴政的特殊关系吗？否则，他何必极力否认呢？
风流一世的吕不韦最终明白，自己的政治生命已到尽头，无法逆转。既然由本人一手带大的亲生子对自己采取这样的手段，一切挽救的办法都已无济于事。于是，他老老实实遵照秦王手令，按时带领家属一步步踏上通往蜀地的艰难旅途。
从中原的黄土地，经过关中沃土，爬上崎岖巍峨的蜀道山路，终于来到指定的流放地点。吕不韦在遭到一次次厄运的打击后，早已锐气蚀尽，意志磨光。一副孱弱的身躯，残存的仅是一丝苟延生命的可怜欲望。他在数千里长途跋涉的艰苦途程中，昔日邯郸觅宝的成功，秦宫游说的告捷，掌秦国相印的威风，以及在姬妾、王后帐中的温柔，一定会时时闪现在脑际。此时，往事如云烟，他感到人生之无常：一个平凡的商人忽而成为不可一世的大国丞相，又忽而变成阶下囚。谁能想到这前后的变化不过是二十几年的时间。当年，作为一个平凡商人，企望着攫取暴利。当费尽心机，爬上秦国权力顶端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日后欲求当一名平凡商人而不能的日子呢？
吕不韦哀叹着自己不幸的命运，忍辱含恨地在蜀地住下来。但他的悲剧还没有结束：秦王嬴政还没有停止对他的监视。在吕不韦居住的地方，不时有官府派来的人公开盘查或秘密盯梢，使吕不韦如芒刺在背，寝食不安。在这段凄苦难耐的日子里，他一定想起一百年前来到秦国的商鞅和自己十分相似的遭遇。曾经在秦国出现的一幕惨剧，也时时浮现在吕不韦的脑际——
那是公元前338年的一天，在秦国境内的一个小城——渑池，轻风温柔地亲吻着树林，朵朵白云掠过青春的田野。这是一个看不见战场烽火的平静的日子。然而，这天当地的多数百姓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干活，却拥向城边的广场，惊惧地观看着在此发生的一幕惨剧：在广场中央一个壮年汉子被当众处以“车裂”酷刑。只见那受刑的汉子的头和双手、双脚各被缚在一匹精壮的马后面，而那五匹早已耐不住性子的烈马猛地向各自不同方向窜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还在广场上空回荡，那汉子的肢体就被扯成五块，血淋淋地拖在五匹马的屁股后面，冲出人群朝远方跑去。这位被撕成五块的人，就是在秦国实行改革变法的商鞅。想到发生的惨剧，吕不韦不禁想起他的这位老乡一生辉煌的业绩，悲叹人生易逝，命运无常。
商鞅出生在战国时中原的一个小国——卫国的贵族家中。他的祖父是卫国的国君，按当时命名的惯例，他原称卫鞅（以国姓），也可称公孙鞅（因祖父是国君，故称公孙），改称商鞅是后来的事。
商鞅自幼好学，曾拜过鲁国著名学者尸佼为师。当时，思想学术界空气十分活跃，各种学派、各种主张都可自由发表，各自宣扬理论、学说。史称“百家争鸣”。而尸佼则是包容各派的“杂家”，他的学生卫鞅当然也对各派主张都有涉猎。不过，在涉猎过各家学说之后，卫鞅独对法家的“刑名之学”特别有兴趣。
商鞅出生的卫国，那时已经衰落，早成为一个被强邻欺辱的小邦。见自己的祖国离灭亡之日不远，待在国内没有前途，卫鞅趁年轻就在公元前365年投奔魏国。
不过，商鞅在魏国待了几年，并没有得到重用，他的才能和抱负也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一直到公元前361年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才改变卫鞅此后的一生命运。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二十一岁的渠梁继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极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国内经济停滞不前，又受到东方强国和西部戎、狄少数民族的欺辱，那些实力强的大国如齐、楚等国简直把秦国视为尚未开化的野蛮人，甚至中原各诸侯国会盟都不准秦国参加。这种客观形势对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有极大的刺激，使他感到作为一个大国竟落到如此地步，真是奇耻大辱。于是，孝公刚一登上王位，就实行富国强兵、稳定人心的措施，赈济贫困孤寡，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同时，他还宣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
凡能使秦国强大起来的人士，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这是一项有特殊吸引力的政策，它既无国别限制，又无等级前提，没有任何条件。不论张三、李四，只要“强秦”就可升官发财。
正是在这一大胆开放的法令下，在魏国未能施展其才能和抱负的商鞅来到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国大臣景监去见秦孝公。第一次见到孝公时，商鞅向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毫不感兴趣，商鞅边讲，孝公边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又求见孝公，这一次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的学说。孝公仍然不愿听，并十分生气地责备景监竟给他找来这样一个无用之人。商鞅第三次求见孝公，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回孝公听后才对商鞅重视起来，开始有用他的意思。于是，商鞅又一次同孝公谈话，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对此特别有兴趣，听着听着不觉凑到商鞅面前，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商鞅的“强国之术”就是法家的一套政策和主张，孝公觉得这一套是有效的。因此，他相信了商鞅的学说，准备按照这样的学说，对秦国的制度进行改革。
秦孝公虽相信商鞅的法家理论主张，准备进行变法，但仍有一些犹豫：他顾虑“变法”“更礼”改变旧的制度，会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一时下不了决心。
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允许在朝廷上争论。于是，秦孝公便召集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人物——甘龙和杜挚，在朝廷上和商鞅展开辩论。
在辩论中，商鞅首先针对孝公思想状况，直截了当地指出：“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若要变法，就不要怕别人反对，而要强国必须变法。这种言论得到孝公支持，但遭到甘龙和杜挚的反对，一场激烈争论就此展开。
由于商鞅的理论、主张，适应了秦国的需要，迎合孝公“图强”的愿望，经过辩论，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接到孝公的任命以后，商鞅就制定改革秦国旧制度的法令。在这些改革法令没有公布以前，商鞅曾做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商鞅将三丈长的一根木头放到国都的南门，并宣布：有能将它移至北门者，赏十金。当时，人民莫名其妙，没有人敢动。接着，商鞅又宣布，能移去者赏五十金。果然，有一人将它移去，商鞅立即赏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商鞅之所以干这件事，就是为取得国人对法令的信任，表明当政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
这件“取信于民”的事做完之后，秦国就实行改革。
秦国实行改革所公布的第一道法令是《垦草令》。“垦草”就是开荒。由于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使劳动人民纷纷逃亡，以致土地无人耕种。秦国境内又有大片未开垦的荒地。《垦草令》就是命令人民开荒地，以增加生产。可见，秦国的改革是从经济建设开始的。
秦国的变法虽自公元前359年就开始了，但由于在这期间商鞅仅系客卿的身份，没有实权，所以一切变法措施仍是由孝公推行。到公元前356年，即商鞅入秦后三年，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孝公将实权交给商鞅，就在这一年，商鞅立即实施大规模的改革。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六年），商鞅又公布了这样的法令：“令民为什伍。”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一家“犯罪”，其余四家就要连坐。这就是什伍连坐法。
由于秦国人民都编制于伍、什之中，实行什伍连坐法，所以较远的往来和留宿客舍（旅馆）均须有凭证。没有凭证者，客舍主人不得收留。否则，客舍主人就要同罪连坐。
商鞅推行新法的第二个方面，是奖励为封建政权作战，而严格禁止私斗。
奖励军功的办法是：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根据各种资料记载有下列几项具体规定：
（1）凡在战争中能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者，赐爵一级，并且还赐田一顷，宅九亩。得一甲首者，若为官者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也就是说，一爵相当于五十石之官。
（2） 斩得敌一甲首者，还可役使一人（或一家）为自己的农奴，“除庶子一人”，得到五个甲首的即可“隶五家”。
与奖励军功紧密关联的是爵制。商鞅变法以前，在秦国也有官爵，如上造、大夫、庶长等，但并不细密。商鞅变法过程中，对秦的爵制进行系统整理，并明确规定了二十等级。
与爵相适应，还有一定特权和待遇，如前述：得爵一级的就可役使农奴性质的“庶子”一人之类。爵至九级五大夫，就可“税邑三百家”，即坐食三百家的税收。七级公大夫，就可以得到同县令相等的待遇。若犯罪，爵高的可以用爵抵罪。
商鞅变法时规定：无军功者虽然是宗室贵族，也不得超越规定的标准占有田宅、臣妾。连穿衣着履都有限制，不得任意铺张。
秦国变法时还规定：凡由耕田和纺织而生产粟帛多的人，则可免除自身的徭役；凡经营商业及怠惰而贫困的，要连其妻子儿女一同没入官府为奴。
当时，将农业称为“本业”，将从事商业称为“末业”，重本抑末从此成为秦国的传统。商鞅变法时推行的这一政策，对发展封建经济有着积极作用：它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上来。但由此途径也造成了一批地主，因为法令规定“至帛粟多者，复其身”，帛粟愈多者，负担愈轻。其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这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商鞅还制定了严厉的法令，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这些法令制度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将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因为先秦的法家都有这样一个理论：认为只有对轻罪处以极重的刑罚，人们才不敢犯更大的罪，“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由于民不敢犯罪，则“国无刑民”，这叫作“以刑去刑”。
商鞅变法，首先遭到秦国旧贵族势力的反对。新令一公布，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以及公孙贾为首的一部分旧势力代表人物，就故意违犯法令，阻挠新法的推行。商鞅就将公子虔处刑，将公孙贾黥面。还有许多人认为新法“不便”，议论纷纷。在商鞅的严厉镇压下，这些人再不敢说话，就是用这样的暴力推行了新法。
当然，在地主阶级专政的确立过程中，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随之展开了。据《史记·商君列传》载：新法“行之十年”，“山无盗贼”。可见，至少在最初“盗贼”（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还是有的。
总之，商鞅使用严厉的镇压手段推行新法，将议论法令的人均“迁之于边城”，将触犯法令的人处以酷刑。据说，一天就在渭河边上杀死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结果，使新法得以推行，“秦人皆趋令”，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商鞅又被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为了进一步保护封建制，继公元前408年，秦简公时代“初租禾”承认封建土地私有之后，商鞅又于公元前350年宣布：“开阡陌封疆”，即把标志着国有土地的阡陌封疆去掉，所以也称为“决裂阡陌”。
在公元前350年以后，商鞅又陆续颁布了许多改革的法令。公元前348年（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是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以人口为计算对象，即按人口征收“赋”——人头税，也就是除以田亩收“租”外，还要以人头征“赋”。从此“田租”（土地税）和“田赋”（人头税）成为封建社会两种重要的赋税制度。它们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是封建政府财政收入不可少的两部分。
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秦国政府又下令统一度量衡，这也是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县，本来是秦国原来就存在的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不过，在以前它只设置于个别地区。商鞅在变法时，将县制在全国普遍推广，开始共设县三十余个，以后随着土地的扩展逐步增加，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每县设县令和县丞，这些官吏领取封建朝廷的俸禄，而国君则可随时任免他们，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完全不同，是属于封建性质的行政机构和官僚制度。这一套行政组织，为以后数千年的封建国家机器最初的雏形。
第二次大规模进行变法的时候，秦国还将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
迁都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秦国的统治阶级急欲向东发展，原来的国都栎阳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处于同魏国斗争的重要位置上。由于秦献公晚年同魏国斗争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迫使魏国在公元前361年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迁往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这时，河西之地部分已为秦收回，斗争中心转移至函谷关以东，秦国的视线就扩展至更远的东方。这样，栎阳就显得偏北了，这里不是去函谷关的大路，而咸阳（今咸阳市渭城区）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这对向东发展极为方便。
商鞅变法是对旧制度的改革。革除了奴隶社会的旧制度，封建制就在秦国确立起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进步，新兴的封建制对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是起着促进作用的。因此，经过变法后的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家给人足”。其后，随着封建制在秦国的确立，在商鞅变法过程中，秦国就逐渐改变了落后、衰弱的状况，一步步地强大起来。
由于在变化过程中，秦国日益富强，对外战争也逐渐自败而胜，使秦国在各国间的地位步步提高。
在秦孝公实行变法以前，魏国对秦国的威胁是很大的，虽然在公元前362年前后，秦国夺回河西一部分地区，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但河西大部分仍在魏国控制之下。公元前358年，在秦国将要大规模变法之前，魏国派大将龙贾沿洛水修了一道长城，从郑向北，将河西、上郡等广大地区圈在长城以内，虎视眈眈地伫立在秦的侧翼。
在商鞅变法最初几年，秦国无暇外顾，魏国也新迁大梁，双方没有发生大战，但各国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外交活动。这期间，秦国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封建改革，并初步显示了成效。见到秦国开始强大，魏国也不敢再把它当作戎狄看待了。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七年），魏惠王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省澄城县东）相会，从此结束了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不与秦国会盟的局面，显示了秦国地位的提高。
公元前354年（秦孝公八年），趁魏、赵交兵之际，秦军出兵攻魏，在元里一战大获全胜，斩首七千级，攻取了魏国的少梁，取得变法后第一次对魏的胜利。
当中原几个大国正在酣战之际，商鞅在秦国变法已取得初步成果，商鞅本人也升为大良造，控制着秦国的军政大权。趁魏军的主力在东面与齐、赵等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商鞅率秦军向魏国猛攻。他们穿过河西，直奔魏国过去的国都安邑，迫使安邑守军投降。这一年，魏国虽在固阳继续修筑长城，也依然没有能阻止住秦国的进攻。
公元前351年（秦孝公十一年），商鞅率兵围攻固阳。魏国的固阳守军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只好投降。秦国取得再次的胜利。
公元前342年（秦孝公二十年），商鞅向孝公提出，趁此机会伐魏，魏国必支持不住，只能东徙，秦将魏赶走，“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当然同意商鞅的看法，九月，派他率兵伐魏。正在秦国向魏进攻之时，十月，赵国也出兵攻魏，魏国两面应敌，力不能支，被秦国打败。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秦、赵两国又一次向魏进攻，魏国形势危急。商鞅则率领秦兵继续攻魏之西鄙，魏国派公子卬（ánɡ）率兵抵抗秦军。以当时秦魏双方兵力而论，秦军很难迅速取胜，商鞅自忖正面交战不行，就写信给公子卬。原来商鞅在魏时，曾与公子卬有旧交，商鞅假意表示念旧，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卬前来饮酒会盟。魏国正处于几面受敌之际，公子卬接商鞅来书，自然欣喜异常，信之不疑并应约前去会盟。不料会盟刚一结束，正待饮酒之际，商鞅早已埋伏好的甲士突然出现，公子卬立即成为秦国的俘虏。而秦军则趁势进攻魏军，魏军毫无防范，又失去主将，被打得落花流水。商鞅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段，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由于魏国连年对外作战，屡遭攻击，损兵折将，国内空虚，不敢再战，只得将河西一部分土地割给秦以讲和。秦国战胜魏国，并取得河西的部分土地。从此，在军事实力方面秦国超过了魏国，改变了劣势的地位。
对外战争的胜利，反映了秦国内部变法的成功。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封建制终于在秦国确立起来。秦国封建制的胜利和领地的扩大，也给商鞅带来了高官厚爵。商鞅作为大良造，已经相当于国相的职位，有的国相无权率领军队，而商鞅则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孝公对其言听计从。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秦打败魏、俘虏公子卬后，商鞅又被封於（wū，河南省内乡县东）、商（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一带）之地十五邑，因而号为商君。至此，商鞅的权势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商鞅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对改革的反抗，因而遭到旧势力的代表人物攻击和反对，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如在商鞅相秦十年以后有一个名叫赵良的人，就代表“宗室贵戚”去见商鞅。开始，赵良劝说商鞅让位，继而又劝商鞅放弃酷刑，最后直接攻击说商鞅不得好死。由于商鞅拥有炙手可热的权势，早就在统治阶级中间引起一部分人不满。从赵良攻击商鞅所举出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他“相秦不以百姓为事”，残伤民以峻刑，积怨甚多。商鞅自己也了解这种处境，所以也十分害怕，处处严加防范。每次出门，必有“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并使武装卫士“旁车而趋”，才敢出行。这表明，商鞅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很多仇敌。
公元前338年五月，秦孝公卒，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11年）。公子虔之徒诬告商鞅准备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闻讯后立即出逃，至关下，见天色已晩，准备投宿客舍，但客舍主人拒绝收留他这样没有凭证之人，并告诉他：这是“商君之法”。正是商鞅制定的法律，逼得他自己无处藏身。商鞅无奈又企图奔魏，但魏国早已对商鞅恨之入骨，将他赶出魏国。商鞅归秦后，奔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并把徒属组织起来进行负隅顽抗。但惠文王派大军粉碎商鞅的抵抗，终于将商鞅俘获，除将商鞅本人处以车裂之酷刑外，还将商鞅全家族灭。当商鞅未死以前，封建制已经在秦国确立起来，所以，商鞅死后，而“秦法未败”，秦国继续发展、壮大起来。但是，使秦国发展壮大的商鞅本人却落了个“作法自毙”的下场。
吕不韦将逝去的繁华胜景与今日凄凉境地对照，这位曾经当过阔少爷、公子哥、豪商、丞相的流放犯，经受着比肉体痛苦更甚的精神刺激。尤其想到商鞅“重本抑末”打击商人的主张。他似乎感到某种神秘的规律，使他和商鞅殊途而同归。想到商鞅的一生，他更感到人世沧桑，命运之难以捉摸。人生的大起大落使他看清楚了一切，也对一切彻底绝望了。这位曾经冒过大险、立过大功、享过大福、掌过大权的大商人吕不韦精神终于彻底崩溃。公元前235年（秦王政十二年），在一个没有被人发现的日子里，吕不韦绝望地饮毒酒自尽，结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消息传到秦国朝廷，秦王嬴政知道后不由得长出一口气，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尽管无情的权力之争已练就秦王嬴政一副冷酷心肠，但他毕竟只有二十余岁，刚刚摆脱吕不韦的监护，抚育之情、骨肉之恩尚未完全泯灭，尤其想起幼年时期随吕不韦依附于权贵以求苟活图存时的恓惶情景，一丝怜悯、几缕同情油然而生，甚至有点后悔下手太狠，不该把他逼死!不过这种情绪只是在嬴政头脑中一闪，随即消逝得无影无踪。一种解脱枷锁的感觉使他精神似乎升华；从此秦王真正成为秦国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王位旁再也没有权相的位置，在身边也不会出现居高临下俯视国王的目光，没有功高震主的元老，更不存在什么“仲父”之类的威胁。嬴政的权势欲在国内可以达到极大的满足，想到此他从心眼里感到无比痛快，刚刚掠过心头的一丝阴云，像轻烟一样在晴空中消失，章台宫的丹墀玉柱，而今显得格外亲切，宜春园的垂柳长洲、幽曲流水显得更加迷人。秦王的御座似乎突然高大了起来，高得快要接触天际，大得已经超过秦国的本土。坐在这高高在上王位的嬴政，当然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威势限制在咸阳和关中。一种君临天下、控制八纮的冲动，随着吕不韦死讯的传来，强烈地勃发出来。
正当秦王嬴政为除掉吕不韦这一心腹之患兴高采烈、为吞并天下而踌躇满志的时候，出现了一件怪事，给他发热的头脑泼去一瓢冷水。
吕不韦自杀后，尸体无疑就在蜀地掩埋。谁知这样一个要犯的尸体，却被人从蜀地窃走，并不远千里将其运至洛阳北邙山下，重新埋在吕不韦从前的领地内。显然，这件千里运尸的举动，一定是吕不韦生前门下舍人、宾客和忠于他的故旧干的，而且参与其事者绝不是少数人。这件事显示出吕不韦在秦国势力的根深蒂固，也像是吕不韦的旧党有意向新掌权的年轻国君示威。当秦王嬴政得知此事后，其惊诧的程度绝不亚于听到叛乱的消息。刚刚还自鸣得意的他，在这瓢冷水当头一激之下，稍稍地冷静了一点。他晓得吕不韦在秦执政十余年，尤其是一贯招揽宾客的“养士”之举，已培植了一大批忠心耿耿，誓为“知己者死”的士人。对这些人决不可轻视，不彻底扫除以他们为基础的吕氏死党，秦王的王位很难坐稳。于是，震怒的秦王嬴政亲自颁布极严厉的惩罚令：
“凡曾参与吕不韦葬礼者，是秦国以外的人，皆逐出秦国；是秦国人在六百石以上爵位者，处以削爵、流放之刑；爵在五百石以下且未参加葬礼的吕不韦舍人，虽不削爵，但也要处以流放之刑。今后若有和嫪毐、吕不韦一样对抗朝廷者，一律处以族刑，灭门抄斩!”
这一道手令打击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大批的吕氏门下宾客、舍人、亲友、故旧有的被逐岀秦国，有的被夺爵、流放。几乎与吕不韦生前稍有瓜葛的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从此以后，吕不韦的残余势力终于被清扫干净。这时，秦王嬴政才舒了一口气。解除了后顾之忧，他开始全力以赴地解决统一中国的问题了。
天，似乎也在震怒。
就在吕不韦和吕党被消灭的公元前235年（秦王政十二年），天下大旱，整整一个春天没有下一滴雨。晴朗的天空很少见到云，就是偶尔有阴天的时刻，只见乌云集聚，旱天鸣雷，但一阵狂风吹过，云散天开，依然是烈日当头。田里的禾苗都已晒成枯草，大地裂得像龟背上的花纹，农民眼巴巴地望着干得似沙漠的庄田，欲哭无泪。因为眼泪像河水一样早已干枯了。尤其可怜的是秦国农民，他们在什伍组织之内，不能擅自离乡。自商鞅变法后，就对脱离耕种“本业”的农民给以严厉制裁。此后的关中农民就形成死守乡土的传统，他们不像中原农民那么潇洒，一遇水、旱灾或有兵匪，就毫不犹豫地弃家逃荒，或流入关中，或远走江南。而关中的农民直到近代也没有“逃荒”的习惯。就在秦王政十二年这场大旱期间，关东各国早有流民岀现，而秦国的农民宁可饿死在家乡，也没有人敢离开什伍去加入“流民”队伍。法家的重农政策果然发挥了威力。
幸好，到六月以后，终于下够了雨。
这种反常的气候似乎暗示着人世间也在发生转折性的异常事件。是的，这是一个虽然没有改朝换代，而实际上已由嫪、吕专政进入秦王嬴政独裁的时代。一个大商人从投机发家直至控制一个军事强国的历史也在这一年正式结束，从此以后，秦王嬴政以秦国至高无上的国君地位，指挥着生性酷烈的秦民组成的“虎狼之师”横扫六国，秦军铁蹄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六国之师望风披靡。秦王嬴政铲除了吕不韦的余党，却充分利用了吕不韦留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特别是继承了吕不韦招贤纳士、不分畛域地任用秦以外智能之士的策略，使秦国如虎添翼。东方诸侯国像秋风中的落叶，一个个地被秦消灭：公元前230年（秦王政十七年），韩亡；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兵攻入邯郸，次年赵王迁被俘，赵亡；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军攻克燕国国都蓟；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军水灌魏国国都大梁，魏王假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秦派大将王翦灭楚，攻入寿春，楚亡；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大将王贲俘燕王喜，燕亡；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王贲率兵攻入齐国国都，俘齐王建，齐亡。从此，数百年割据分裂的中国全部统一在秦王朝一个政权之下。这一年秦王嬴政大规模建立统一全国的各项制度，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也由王而改为皇帝。嬴政自称始皇，开创了数千年的帝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