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西流
吕不韦当丞相前，文不能成一家之言，武不能率一兵作战，但主政秦国之后，却在国内取得稳定的发展，在国外夺得一个个胜利。靠的是什么？是人才。
在吕不韦当政前，秦国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这些大臣有的功绩显赫，有的足智多谋，前朝国王多倚为重臣，本人有的也不可一世，往往不把继位的幼主及新贵看在眼里。而吕不韦又以一介布衣，仅因与异人的特殊关系登上相国尊位。历代这种形势多造成新旧官僚、贵族间相互歧视，甚至导致厮杀和内讧。“功高震主”及“内轻外重”的现象均使朝廷内部无宁日。然而，吕不韦上台后，不仅没有发生这些问题，而且前朝元老重臣均愿为其效力。原因何在呢？吕不韦登上秦国权力之巅的丞相之位虽晚，但绝无一般暴发政客的嫉贤妒能的通病，对元老重臣甚为器重，在吕氏执政时期，统兵作战的名将蒙骜、王龁等将军均是自昭王时代即屡建战功的数朝元老，而在吕不韦为相时代，他们仍继续立新功，直至死而后已。
在这些老将中特别突出的是蒙骜。
蒙骜原是齐国人，早就自齐国来秦，在秦昭王时就已立过大功，官至上卿。公元前285年（秦昭王二十二年），年轻的蒙骜即率秦军伐齐，取得河东九县。秦昭王时代蒙骜在秦国的地位十分显赫。而蒙骜对秦国的忠心亦为其他朝臣所不及。正因如此，就是在昭王时代，这位将军也常常不把丞相放在眼里。那时应侯范雎当政，权极一时，无人敢冒犯他。有一次韩国竟将汝南占领，这对于一直处于攻势的秦国来说是没料到的。昭王得知后询问应侯范雎：“汝南丢了，伤心吧？”
“臣不伤心!”范雎的回答出乎昭王意料。
“为什么不伤心呢？”昭王问。
“梁地有个叫东门英的，其子死而他不伤心。”范雎又以游说之士的口吻，自以为机智地打着不恰当的、拙劣的比喻，“于是，有人问东门英说，足下最爱令郎，今令郎死而足下不伤心，是什么原因呢？”
昭王等着听范雎演绎出来的结论。
“东门英说，我以前就没有儿子，无子时不伤心，今子死，无非与没生他之前一样，有什么可伤心的呢？”范雎的结论原来就是这样强词夺理地得出来的，“汝南原来就是韩国的，今韩国又夺了回去，与我们原就没得到汝南时一样，臣有何伤心的呢？”
对于极欲兼并诸侯、扩大国土的秦昭王来说，范雎的这种态度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但此时应侯范雎正得势，昭王未立即加以反驳，而将此事告诉蒙骜。蒙骜前往拜见应侯范雎，一见面就对他说：“我要死!”
“为何？”范雎大惊。
“秦王尊先生为师，天下均知道，更何况秦国。而在下有幸为秦将，率兵为秦王打天下，可是一个小小的韩国就把您手里的汝南夺去了。我还有什么活头儿，不如一死了之。”蒙骜虽是武将，却相当会说话，其水平更高于专门摇唇鼓舌的游说之士。
范雎受到蒙骜当面讥讽，不便发作，只得改变态度。自此以后，昭王对应侯的信任远不及对蒙骜，而蒙骜的地位则实际超过范雎了。
在昭王去世之前，秦国武将居首位的应是蒙骜了。然而就是这位蒙骜，在吕不韦执政的十余年中，不居功，不傲上，继续率兵为秦国争城夺地，虽已年迈却威风不减当年。在庄襄王时代和秦王政即位初期，凡大战役均由蒙骜指挥：庄襄王时取成皋、阳，攻赵取榆次、新城、狼孟，定太原；攻魏拔高都、汲，败五国之兵。秦王政时，击晋阳，取韩十三城，拔魏之有诡、酸枣、山阳等二十余城，一直到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逝世，战功累累，不胜枚举。如此功高位重的老将元勋，都并未因国君更替、相国易人而稍有二心，其他宿将老臣则更不会有太大的动摇了。这正反映出吕不韦择人而任事颇得民心，至少受到朝臣们的拥戴。对旧臣不存戒心，对元老无成见，是吕不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吕不韦用人不拘一格，最有名的是小甘罗十二岁即被授以出使之重任这件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美谈。
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吕不韦打算攻赵，以扩张秦国已占领的河间之地（在今河北境内）。为联合燕国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赵国，吕不韦派刚成君蔡泽到燕国去。燕喜王又派自己的儿子太子丹到秦国为质。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吕不韦加紧执行攻赵的计划，准备再派一个人去燕国为相，以早日实现扩展河间之地的计划。去燕国为相，实际是充当类似人质的冒险任务，被吕不韦指定去燕国的人是张唐。那一天，吕不韦把出使到燕的任务对张唐下达之后，立即遭到张唐的拒绝。他找借口死赖着不去，使吕不韦十分不快，但也想不出办法令张唐接受任务，心中闷闷不乐。
这时，吕不韦的家臣、才十二岁的少庶子甘罗见到吕不韦心事重重，就上前问道：“君侯（因吕不韦被封文信侯）为什么事不高兴啊？”“唉！别提啦!”吕不韦并非因甘罗是小孩子而瞧不起他，认真地回答道：“我令刚成君蔡泽事燕，蔡泽已去了三年，燕国的太子丹也来到秦国为质。现在，要加速扩展河间地，想叫张唐去燕国，可这个张唐死活不去，真气死我了！”
“叫我去劝张唐吧!”甘罗主动要求替吕不韦说服张唐。
“你一边待着吧!”吕不韦呵斥道，“连我都没把他说动，你个小孩子焉能叫他接受任务!”
“请你先别发脾气!”甘罗一点也不害怕，首先说服吕不韦，“项橐七岁就成为孔子的老师，臣今年十二岁了，不妨叫我试试嘛！何必呵斥我呢？”这个项橐七岁为孔子师的事，本是传说，没什么根据。不过经甘罗理直气壮地这么一说，吕不韦也无言以对，知道不可轻视这位颇为自信的小甘罗，于是就答应让他去试试。
针对张唐胆小的特点，甘罗拟好了说服的方案后，就去找张唐谈话：
“你的功劳和武安君白起的功劳比起来，谁的大呢？”甘罗一见张唐先不说出使的事，而突然提起早已死去多年的白起来。
“武安君白起率兵打仗，战胜敌军，占领土地不计其数，我哪里比得上呢!”张唐倒也老实，知道自己远不如白起的功劳大。
“你知道自己的功劳不如武安君呀！”甘罗又加强语气说道。
“当然知道!”张唐也不讳言。
“应侯范雎当年为相之时和现在吕不韦为相，谁的权力大呢？”甘罗开始绕到正题。
“应侯范雎哪里比得上当今的文信侯吕不韦!”张唐这样回答。吕不韦当时在秦专权的情况人尽皆知。实际上吕不韦比秦王的权力还大，这一点谁都清楚。
“你知道文信侯吕不韦的权力大呀！”甘罗又故意加重语气问他。
“当然知道！”张唐依然点头称是。
“既然你什么都清楚，为何现在如此糊涂!”甘罗对他指出，“想当年应侯范雎要攻赵，武安君白起不同意，不愿统兵。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处以死刑，尸首就扔在咸阳西边！如今文信侯请你去燕国，你找借口不去，我看足下的尸首不知将要扔到什么地方去啦!”
甘罗用历史的事实和当前吕不韦专权的形势开导张唐，使这个胆小鬼开了窍，他仿佛看到自己抗命不从被杀的可怕前景，连忙答应：“我去！我去!请你转告文信侯，本人马上启程!”
吕不韦得知张唐的态度变化后，自然转怒为喜，下令备车、马、礼品，择吉日送张唐出发。
张唐离开秦国后，有一天甘罗又来见吕不韦，要吕不韦借他车五乘，协助张唐完成使命。吕不韦毫不犹豫，当即答应。
甘罗乘车日夜兼程地来到赵国。闻秦国甘罗来临，赵悼襄王出城迎接。年轻的甘罗颇具大国使臣的风度，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用令赵王难以捉摸的口吻劈头问道：“听说燕太子丹入秦为质了吗？”
“是！听说了。”赵王点头。
“听说张唐去燕为相的事了吗？”
“是！听说了。”赵王连连点头。
“既然你都听说了，我告诉你：燕太子丹入秦，表示燕不欺秦；张唐相燕，表示秦不欺燕。”甘罗向赵王实行攻心战，“秦、燕互不相欺，是针对赵国来的，陛下的赵国就危险啦!”
“……”目瞪口呆的赵王吓得连一个字都吐不出。
“燕、秦之所以联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扩大河间的领土。”甘罗直截了当地向赵王提出领土要求，“现在大王若能割五座城给秦，以达到扩大河间土地的目的，秦王就令燕太子丹回国，秦可和赵联合起来攻燕。”
甘罗的威胁、利诱果然奏效。赵王立即割五城给秦，燕太子丹也自秦归国。不久，赵国兴兵伐燕，由于秦国倾向赵国，燕国战败，不得不将上谷（今河北省境内）三十六县割给赵。赵国又将其中的十分之一土地献给秦国。十二岁的小甘罗为秦立了大功。
吕不韦正是用了老至蒙骜、小至甘罗这样一批战将、谋臣，才使秦国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然而，仅靠原有的或秦国本土的一些人才，是远不敷急剧发展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需要的。任何时候国力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在飞速发展的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各诸侯国敞开大门“招贤养士”，就是招揽、网罗人才的一种方式。
在吕不韦入秦之前，各诸侯国当权的贵族有识之士，都大力招揽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谓“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在各自国内招贤养士，以丰厚的待遇供养一批“食客”。这些“食客”不仅成为供养者的私家势力，而且协助其主辅政治国，成为这些诸侯国的智囊团和“人才库”，即使“鸡鸣狗盗”之徒也在关键的时候起点作用。故秦昭王以来，秦军虽依仗其强大军事实力连年东进，而齐、赵、魏、楚四国却未能立即崩溃，且与强秦对抗达数十年之久，不能说与养士毫无关系。
秦国原有吸收外来人才的优良传统，其风气远比东方各国开放，早在春秋时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来关中，并取得秦国国君信任而被授以高官要职。如穆公时代的百里奚、由余，皆在秦国得到重用，且为秦国立有大功。战国时仍有关东六国人士不断入秦，著名改革家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商鞅以后，秦国又制定吸引东方劳动力的“招徕三晋之民”的开放政策，使一大批无地农人来秦国落户耕地。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国以外各地、各族人士不断融入，才使秦地人口素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至战国末年跃居七国中的先进地位。
然而，在长期吸收、融汇外地人口的过程中，秦国吸收外来人才的范围很狭窄，主要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而排斥别种观点的人。所以严格地说秦国没有“养士”之风。
战国时期的士已有多种派别，他们有的主张“仁、义”，有的宣传“刑名”“无为”，等等，因此有儒、道、墨、法等各种学派。这些学派各有所长，统称为“士”。当时的“士”已成为社会上一种特殊的势力。他们有一定文化或一定专长，善谈说，不受国家、宗教、经济和政治地位限制，以自己的才能贡献各诸侯国，取得官位、待遇。这些“士”为追求富贵而奔走于各国，在政治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上述“四公子”所养的“宾客”多是这种“士”。
但是秦国一贯实行法家主张，认为富国强兵首要在于耕战。除农业生产和作战以外，其他各业均无足轻重，对读书之士人甚为轻视，尤其蔑视儒生。法家将读书之士视为社会寄生者，给以排斥、打击，以至在吕不韦入秦以前，荀子在秦国游历时，这里尚且“无儒”。虽然法家也是士的一种，但法家力主愚民政策，极力反对“士”。结果，自孝公时代到昭王去世之前，秦国之士屈指可数，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
吕不韦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士”的重要作用，从而大规模招揽宾客，打开国门大批养士的一位政治家。
早在邯郸同异人策划谋取王位的时期，吕不韦就为此后的养士做了准备。他留给异人“万金”令其在邯郸结交宾客，已奠定网罗人才的基础。当庄襄王一上台，吕不韦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厨房内延聘了众多的名厨，国都和城墙上边挂起告示：欢迎各国和国内士人来相府做客。吕不韦一改秦国排斥“士”的传统，效仿“四公子”招致各国宾客，大开养士之风。
吕不韦在秦养士有三点优越性：第一，他本人就并非秦人，却官至秦国相国。这对秦国以外希求功名之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第二，吕不韦在秦庄襄王时期和秦王政八年之前的权势，远较东方养士的“四公子”大，实为不称王的秦王，养士之举决不会遭人反对和嫉恨；第三，秦国军事上正节节胜利，削平各诸侯国只是早晚的问题。故吕不韦招揽宾客的告示一经发布，有识之士纷纷奔向这位新上任的丞相的相府。有以上三个有利条件，吕不韦执政之后不久，在吕不韦门下为“食客”的很快就达三千人之多，成为各国中养士最多的一家。只见那相府内外，紫衣窄袖的武士和褒衣博带的儒生进进出出，琅琅读书声和高谈阔论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投到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固然有一些人是毫无才能混饭吃的。有些人只在吃饭时才显出本领，平时则无所事事。但多数还是学有专长的士。在吕不韦招致的宾客中，还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兼容并包，各派均有。
战国时期的思想界，因所持宇宙观、政治观、伦理观不同，或活动方式、研究对象不同而分为不同学派。其中儒、道、墨、法四家影响最大，此外尚有阴阳、纵横、名、农各家。他们分别鼓吹各自主张，相互争鸣，有时各不相容，甚至势不两立。但在吕不韦的门下，则接纳了各种派别的宾客。这些宾客中，不仅有秦国一贯尊重的法家，而且也有长期被秦国排斥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等，几乎先秦时代所有派别的士人，都有投奔到吕不韦门下的。这样，吕不韦在秦国养士虽较齐、赵、魏、楚的“四公子”晩，但其数量和士的总体水平则远远超过他们。这些人构成了吕不韦的“智囊团”，不少政令出自这些人的头脑和手下，否则吕不韦怎能承担秦国大任？
吕不韦门下宾客的名字，绝大多数随着岁月流逝而不被人知，留下自己名字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司空马，一个是李斯。
司空马年轻时就从关东投奔到吕不韦门下，为尚书，长时间以来默默无闻，但到吕不韦最后失败时，却随吕不韦出走，这是后话。
李斯是吕不韦招揽的士，他最初与其他的“食客”没什么两样，后来不久就成为秦国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
李斯的功绩主要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建立的。他本人之所以在秦统一前就为秦效力，正是因为吕不韦的招贤政策。他原本不是秦国人，而是出生于楚国的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年轻时的李斯，曾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他身居社会下层，尝遍了人间的屈辱和苦难，对爬上社会上层怀有强烈的愿望。有一次，他在厕所中看见那里的老鼠，吃的是脏东西，见到人和狗来时，吓得慌忙逃窜；而到仓库中见到的老鼠，一个个都肥肥大大，吃的是好粮食，住在宽敞的房里，没有人和狗前来惊扰。对比这两种情况，李斯感慨颇深地叹道：“人的命运不同，不就是和这些老鼠一样吗？所谓‘贤’或是‘不肖’，就看各人处在什么地位了！”
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战争和自由讲学的风气，给“士”的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也为位居社会下层的“士”进入各国统治阶级上层提供了可能。为了实现爬到上层社会去的目的，李斯青年时代曾向著名的思想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和他一起拜荀子为师的还有后来成为法家代表人物的韩非。但韩非和李斯的主张和其老师荀子颇有不同。韩非将荀子以仁义为本的儒家主张抛弃，而系统地发展了其性“恶”说，形成一套严酷的法家理论。李斯的理论水平不高，但对帝王面南之术则甚有研究，构成阴谋诡计的权术论。学成后，李斯以他功利主义的眼光环顾当时的各国情势，觉得家乡楚国的国王不会重用自己，而其他各国均贫弱，也无胜利的可能，唯一有前途的国家就是秦国。于是，他决心投奔秦国。临行前，李斯向老师荀子告别：“弟子要去秦国了，特来向先生辞行。”
“你何必如此着急呢？”荀子这位老先生不明白李斯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情。
“常言道‘得时无怠’，遇到时机决不可错过，否则时不再来。当今各国争雄之时，充当智囊、实际起决策作用的都是‘士’，这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对老师，李斯直言不讳。
“那你为何一定要去秦国呢？”可能因为荀子去过秦国，虽然对那里的吏治非常赞赏，然而对其“无儒”颇不以为然。李斯要西入秦国，老先生大概不太高兴。
“形势已经很明显，现在秦王有吞并天下的决心，称帝的条件已具备，这正是布衣之士施展游说才能的机会，弟子当然要西入秦国以求建功立业。”李斯愈说愈激动，不禁勾起压抑在胸中多年的酸楚和激愤，“处于卑贱之位而不设法改变自身状况的人，就连野兽都不如！所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困。如果久居卑贱的地位，长期生活于贫苦之中，而不图改变，还标榜什么‘无为’，不谋‘利’。这绝不是士的真情，是虚伪骗人的！因此，弟子李斯就要西去向秦王游说啦!”
这样，李斯就来到秦国。
李斯来到秦国之初，正赶上庄襄王去世，吕不韦大权在握。善于观政治风向的李斯毫不犹豫地投到吕不韦的门下，在吕不韦家中充当一名极为普通的宾客——“舍人”。不久，知人善任的吕不韦发现李斯是个人才，便任其为郎。这是一个围绕主人左右出谋献计、帮助主人处理交办事项的职位，既可以混饭吃，不干什么事，也可以认真做事，发挥才智。李斯急切追求功名，属于后者。他在吕不韦门下，寻找一切机会以表现自己的才能，施展个人抱负。有一次，李斯趁晋见秦王之际，提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说：
“要成大业，必须认准时机，该忍耐时忍耐，该进取时进取。以前秦国在穆公时代，虽兵强马壮，独霸西戎，但终未灭关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诸侯国尚众，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尚没有到彻底垮台的时候。所以，各诸侯国争霸只能抬出周天子，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进行，秦穆公当时也不能例外。而自秦孝公以后，周天子这个招牌愈来愈没有作用，诸侯国公开相互兼并，秦国则乘势发展起来。到现在，秦国不断取胜已经六代了，东方各诸侯国被秦打得服服帖帖。在这个大好时机，若不趁势消灭东方各国，早日统一天下，将来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秦国，恐怕就难办了！”李斯的话虽然是对秦王说的，但谁都知道庄襄王死后，刚即位的秦王政还不懂事，所以他实际是说给吕不韦听的。而李斯的这一番话，的确说得符合当时的形势，说明他对秦国内外形势了如指掌，这就更进一步引起当权的吕不韦的重视。为此，李斯被任命为长史，成为一名有实际职责的秦国官吏。
李斯的建议，促使吕不韦加紧了对东方各诸侯国的吞并，除了派兵向东方蚕食、鲸吞之外，这期间，秦国还派了大量的说客兼刺客在东方各诸侯国展开活动。这些人按照吕不韦的安排，携带大量的财物和随身武器，来到东方各诸侯国，结交各国可以左右政治的贵族和大臣名士。能以财物拉拢的，就用金钱、财物拉拢，使他们替秦国办事，若不肯接受贿赂的，则用随身的利剑刺杀之。此外，还采取一些挑拨离间的方法，使各诸侯国内部相互猜忌，在内耗中丧失战斗力……这一切都是李斯出的主意。不几年，这些阴谋活动有了效果，秦国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频频取胜，就是证明。
像蒙骜、甘罗、李斯这些武将、谋士都死心塌地地为秦国和吕不韦卖命、效力。这种情况与东方各国内部君臣之间矛盾不断、文臣武将相互猜忌、外来宾客与国内元老彼此攻讦，等等现象对比，就能明显地看出秦国内部稳定，君臣一心。有识之士纷纷投奔这里，人才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为秦国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这乃是吕不韦成功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