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章　导论

最近，美国的学院受到了所谓的“美国公众”的严肃批评，人们要求学院就有关课程教学制度给予满意的答复和解释并接受质询。由于学院接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之声如此频繁，以至于无论大学支持者的理由多么充分，我们都不能不对此予以回应。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人们对学院的课程教学制度的严肃批评并非始于现在，此前人们已多次要求对课程教学进行重大的改革以适应所谓的时代精神、培养有教养的人以及迎合公众舆论的需要。

1826年8月，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董事会收到一份详细报告，该报告建议对课程进行重大调整，提出在“现有四年制古典课程和科学课程”中增加“同样博雅的新课程”，但不同的是新课程更具现代性和国民性，能够更好地适应大批渴望从自由教育中受益的年轻人的兴趣和未来发展。报告还建议“成立科学和人文教学系，其首要任务是培养校长”，此外，“成立理论和应用机械学系”。新课程除了与古典课程同样具有博雅特点以外，还具有以下特点：更加突出英语文学的主导地位；开设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以代替希腊语和拉丁语；开设应用机械学课程；更加重视化学、自然史、现代史特别是清教徒史以及民法和政治学课程，其中包括有关美国宪法方面的内容。此外，新课程还包括制图和土木工程学。而古代史、地理、文法、修辞与辩证法、数学、物理、理性和道德哲学、天文学、政治经济学、神学等课程，在新旧课程方案中都应予以保留。

为了实施这个课程计划，这套平行课程方案开设的各门课程被安排在四年制课程学习的各个学期，并且指定了教科书。人们坚信，对于许多希望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来说，他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思想观念的课程。新课程方案的制定者极力论证用现代语言取代古典语言以及拓宽某些课程领域的理由，这与过去几年中那些撰文提倡学院制度改革的人的观点如出一辙。

1826年阿默斯特学院董事会工作报告中的观点，与1866年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董事会收到的组织委员会报告中的观点惊人的一致。这两份报告都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人们对当前美国学院制度所存在问题的强烈不满，都认为学院通过提供平行课程和某些特殊课程，可以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这两份报告的主要不同是：康奈尔大学在其第二学年的普通课程中用德语取代了希腊语，在第三学年用法语和德语取代了拉丁语和希腊语。此外，学校还充满信心地提供了选修课程和特殊课程，聘用了大量特殊的非住校讲师。而阿默斯特学院的新课程在课程目录中出现了一两年以后再没有什么进展，只有少数几个学生注册了这些课程。据我们了解，没有任何学生曾经获得过现代课程的学士学位。

1827年，耶鲁学院（Yale College）董事会成员达林（Darling）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敦促学院加快改革现有的课程体系，用其他的课程取代不再使用的古典语言课程，同时将具备较完备的语言知识作为学院的入学条件，或者在学生入学后必须为他们开设相应的语言课程。专门委员会必须在学院董事会的下一个年度会议上汇报相关情况”。1828年，专门委员会提交了详尽的报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校长戴（Day）撰写的，第二部分是金斯利（Kingsley）教授撰写的。第一部分是对学院课程教育计划的概述，第二部分则关乎坚持学习古典语言的必要性。

1825年，哈佛大学（Harvard College）[1]董事会提议：“哈佛招收那些不打算获得学位但只希望进入学院学习课程的人。”这个提议得到了采纳，昆西（Quincy）校长说：“尽管人们对这个提议抱有极大的期望，但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取得任何重要进展。16年间只有18名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学院。”这一计划失败后，1841年董事会又建议实施选修制，人们对此同样抱有极高的期望。事实上，选修制被采纳后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昆西校长撰写了一篇有理有据的反驳性文章，一点也不比埃利奥特（Eliot）校长就职演说中所陈述的简洁有力的理由逊色。他在文章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建议学院不遗余力地建立、提高和推广选修制。”选修制最初形成的大多数特征基本奠定了后来选修制的雏形。选修制的某一两个方面受到较少指责，在其他方面受到的指责则较多。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要学习必修课程，直到二年级才被允许不必继续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而可以在以下学科领域中选课：自然历史；文明史；化学；地理与地球仪的使用；大众天文学；现代语言；现代东方文学，或继续学习希腊语、拉丁语或这一学科领域的其他必修课程。

有关选修课程计划的详细规定同当前实施的选修课程规定非常相近，无须赘述。选修制课程计划并没有得到学院教师和支持者的普遍认可。1842年1月《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发表的一篇文章对选修制进行了批评。文章指出：“经过一两年的时间就会发现，选修制的倡导者寄希望于通过自由选修制吸引大批学生到剑桥镇[2]的想法毫无根据。因此，我们希望他们终止这种做法，不要拿哈佛大学的声誉冒险，不要只关注课程注册的人数，而是应该注重学院教育的质量、准确性和完整性。”这个预言很快得到证实。不久，1841年提出的选修制就被废止了，学院又倒退回从前实行的固定的、统一的古典课程制度。

1829年，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计划实施一些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改革，试图取消班级制度的限制，只有通过各门课程考试的学生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同时允许学生选择某个专业或某些学科领域的课程，但是只有那些完整学习了古典课程和数学课程的学生才能获得学院授予的本科学位。佛蒙特大学校长马什（Marsh）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如果不坚持标准随意授予学生本科学位，将有损学院教育所崇尚的谦恭诚实的品格，影响学位永恒一致的含义。这项课程改革计划只适合学生数量非常少的学院，对大学的管理或学院体制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但是，马什校长坚持保证学位质量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古典课程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1850年，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开展了一项比较彻底且卓有成效的改革，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反映在《关于实现学院教育体制改革的董事会报告》（Report to the Corporation on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Collegiate Education）中，其改革措施概述如下：“取消固定的四年制或所有其他学习年限的规定，所有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以及课程学习所规定的要求决定学习多少课程。一旦选择了学习的课程，就不允许中途终止，直到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任何学生只有通过学位所要求的课程考试才能获得学位，但是，不强制学生必须拿到学位。只要学生愿意学习任意课程，都应该允许他们选择和学习这些课程，不需要经过大学的任何入学考试，同时允许他们选择各种类型的学位课程和证书课程。”这项课程改革计划实施后取得了成效。布朗大学筹集了125000美元作为这项计划购置设施和聘用教授的费用，同时采取了其他措施以提高教学质量。这项新的制度受到了支持者的极大欢迎，他们认为最鼓舞人心的结果是美国终于有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既可以为那些希望学习古典课程的人提供完整有效的古典课程，同时也满足了许多希望接受科学和实用课程教育的人的需求。

人们早已坚信传统的学院体制将会迅速衰落，但是事实并没有完全像人们所预见的那样。相反，1842年威兰德（Wayland）博士曾经撰文提到了阿默斯特学院所进行的改革，尽管后来被哈佛大学采纳，最终却在他担任校长的布朗大学实现了。“据我所知，学院始终遵循公众的建议，却没有认识到大学是依靠公众来维持发展的。大学以为改革教育制度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事实上却在使学生人数减少，大学经过各种改革尝试后又回归到原来的教育制度。发现问题要比解决问题容易得多，指出失误要比纠正失误容易得多，因此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普通公众并不总是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盲目地追随公众的需求，并不总是明智的。”

我们用这些事实提醒读者，那些为人们所极力推崇的观点并不新鲜，其中一些看法已经接受了某种程度的实践检验或者至少曾经有人建议去实践。但是，经验之光只能照亮远航之船的航线。美国的学院要再次接受公众舆论的质疑和批评，这反映在美国的学院所进行的改革上，有些改革是大学主动提出来的，还有些改革是受到时代精神的热情召唤和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以及受到“公众舆论对教育问题看法的影响”才提出来的。好几所学院就是根据这些需要新建和重组的，我们首先介绍几所刚刚建立并取得成功的科学技术学院。1842年在剑桥镇建立了劳伦斯科学学院（Lawrence Scientific School），1847年在纽黑文建立了谢菲尔德学院（Sheffield School），这两所学院发展成为专门的化学学院和化学工程学院，以适应化学和工程学科开展专门的科学教育与实践教学的需要。这类学院的数量稳定增长，大量类似的学院建立起来，它们或者成为学院的附属机构，或者作为独立的学院存在。1824年建立的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在培养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方面享有盛名，同时也提供一些普通教育，但是它并没有对学院体制产生任何有效的影响，或者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外，还包括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纽约的哥伦比亚矿学院（Columbia School of Mines）、汉诺威的钱德勒科学学院（Chandler Scientific School）以及许多通过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土地建立的综合技术和农业学院。许多这类学院都在物理学科和数学学科中增加专业课程，开设了现代语言和英语文学课程，从而提供系统的现代课程教学，以便取代古典语言课程。这些课程在某种程度上与学院已经取消的古典课程是类似的，除了对这些课程通常会要求有三年学习时间，入学考试中对希腊语和拉丁语均不作要求。通过这种方式，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学院产生了，它能够提供更加实用的教育，有利于训练大学生的智力和品德。这种教育的突出特点被一位杰出的教育者和倡导者称为“新教育”。那些成功的学院逐步取消了那种根据学生意愿进行教学的非正规教学制度，转而采纳正规的课程教学制度，学生可在两类以上的课程中自由选择学习哪个阶段的高级课程，这样一来，又回到了学院的传统课程方式上。据说，相对于传统学院，这些学院在传授文学、艺术、科学知识方面不仅更加彻底和强调实践，而且在进行包括英语在内的现代语言课程学习方面也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更为注重传统的学术训练。人们深信，现代语言的训练价值同古典语言一样，从美学和实用教育的各种目的来看，新教育远比旧教育好，因为它更加明确和直接地培养学生以适应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提供的知识和文化教育更有活力，且注重与实际的联系，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根据这些事实及科学和艺术学院成功的范例可以看出：如果学院希望保持其在社区中的地位，招收到足够多的学生，就必须在课程中增加许多新学科的课程，或者至少允许学生选择新课程而非传统的学术课程，并且把这作为获得学位的一个条件。

位于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它在培养具有自由精神的绅士方面名副其实，是纽约州的学院的榜样；在学院组织管理思想方面卓有成效，引起了公众与媒体的普遍关注；在批评传统学院落后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方面，它提供了自由氛围，展现了极大的自信以及进行改革的巨大勇气。所有这些成绩都是与它的组织管理特色分不开的，这些重要成果成为许多媒体宣传、演讲、广告的主题。康奈尔大学取得的这些成绩有力地反驳了一部分美国公众对美国学院和大学的缺点和不足的质疑。

康奈尔大学课程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在两类学科领域进行广泛教学，一类是专门科学和艺术领域，分布在六个系，分别是农学、机械艺术、土木工程、军事工程和策略、采矿和应用地理学以及历史、社会和政治科学；另一类是科学、文学、艺术学科领域。这包括五个方面的基础课程学习：（1）四年制的现代课程，用现代语言课程取代古典语言课程，同时把现代课程的学习时间压缩到三年；（2）组合课程，学习拉丁语、德语，学习时间也压缩到三年；（3）四年制的古典课程；（4）三年制的科学课程，压缩到两年；（5）选修课程。学习不同课程将获得不同的学位和资格证书，但是学士学位无一例外地只授予完成四年制课程学习的学生。入学条件要求学生已接受良好的英语教育，具备相应的智力、道德水平和健康的体质，能够进行所选专业的课程学习并从中获益。对于那些没有完全达到入学要求的学生，学院制定了特殊的标准，“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习惯、接受了良好的和完全的英语教育，就达到了学院入学的基本要求”。康奈尔先生所说的话表明了康奈尔大学的远见：“我将创立一所大学，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希望学习的任何学科。”这所大学的特点包括：教育与专业的实用性；大学的选择自由，不允许过于推崇某个专业课程，特别是突出历史、政治与社会科学专业课程；取消日常的考试制度，建立学生与教师之间亲密的、人性化的关系，促进师生之间的理解；认真开展人体解剖学、心理学、卫生学等专业课程教学；抵制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把促进基督教文明作为大学的最高宗旨。总的来说，康奈尔大学的远见和特点表明，它没有受到其他学院的不良影响，这主要归功于其所遵循的良好的组织管理原则。

哈佛大学第二次实行彻底的自由选修制，并在报刊上登广告宣传其专业是“大范围的选修制”。从哈佛大学的学年课程目录上可以发现，其选修制的范围非常广，至于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有待实践检验。大学一年级新生必须学习必修课程直到学年结束，这时他们才可以不再继续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但是仍然必须学习数学。学院为这三门课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以保证学生可以选修这些课程，之后，学生就可以把学习重点放在现代语言和物理学、历史学和哲学等课程上，最终可以获得类似的荣誉学位和相同的学位，这些学生通常是那些学习所谓艰深课程的人。据我们通过哈佛大学向公众宣传的课程计划了解的情况来看，选修制并不是在具有不同特点和课程目的的课程进度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不同学期开设的课程中进行选择，课程开设主要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和理性判断而定。从这点看，哈佛大学在推行选修制方面落后于其他多数大学和学院。

密歇根大学（Michigan University）是最早放弃传统方法的大学之一，其课程改革的成功实践，经常被视为支持激进改革的有力证据。不过，如果仔细审视密歇根大学的课程教学，我们会发现，从总体上看，它仍然非常陈旧和保守。它开设了常规的古典课程，这些课程在其他大学通常是必修课程，只有学习这些课程才能授予学士学位；它还开设了所谓的科学课程，用法语和科学课程取代了（部分）古典课程；此外，还开设了拉丁语和科学课程、土木工程课程、采矿工程课程。它还为那些不打算获取学位但愿意学习其他课程的学生提供学习任何其他课程的机会。除了这些课程和专业以外，大量的学生学习法学和医学专业。仔细研究密歇根大学的选修制课程会发现，它与当时任何其他开设科学和技术课程的大学并没什么两样，除了在不同专业的课程方面，有相同的教师来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从专业课程来看，对那些希望获得文科和科学课程学位的学生来说，能够选修的课程仍然较少。

然而，密歇根大学仍然被鼓吹为当时大学选修制课程改革的楷模。许多学生受此影响毫不怀疑地进入它的专业学院，给人们造成极度繁荣的假象，密歇根大学也因此被当作开展自由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大学——这完全不是事实。尽管它开设的文学课程和普通课程管理得非常有序，但在数量上并不多。

我们还要提到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它是第一所成功采纳并坚持推行平行课程的大学，主要是科学课程和实用课程，这些课程一直是人们希望开设的，但长期以来被延误了。

现在人们经常批评我们的大学及教育制度，这也激发大学进行了许多改革。这种情况在英国同样存在。英国的学院和大学受到的批评更强烈，这种尖锐的批评以各种方式出现，包括议会委员会提出的蓝皮书、署名的和匿名的政客恶意多变的抨击、牛津和剑桥的院士和教师撰写的批评性文章，还有那些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指责。因此，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认为，美国的学院和大学课程同英国存在的问题没什么两样，应该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有这种看法不足为奇。然而，这种看法没有认识到两个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事实上，从英国获得有效的经验、教训是不可能的。

对美国大学的批评者来说，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极少数最为激进的英国改革者才承认，公共教育课程中削减古典课程的主导地位这一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事实上，罗伯特·洛（Robert Lowe）认为，尽管古典教育具有极高的声望，但重视学习现代语言和文学，轻视古典语言和古典名著，这种做法是值得的。但是，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改革者，他的看法在那些主张静悄悄变革的改革者看来无足轻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没有上过大学，他在就任圣·安德鲁大学（University of St.Andrews）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说：“我允许在大学普通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语言课程和唯一的文学课程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语言文学，我将始终保留它们在课程中的位置。这是因为它们具有非常大的教育价值，人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他的语言和文学。”穆勒极力主张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可以从他的另一段话中看出来：“我非常肯定地说，如果大学能够恰当地开设这两种古典语言课程，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给其他课程腾出空间而把它们从学校课程中拿掉。”

法勒（Farrar）先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刊物《自由教育评论》（Essays on a Liberal Education）的编辑，他在英国皇家学院所作的演讲中说道：“必须承认，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从总体上看完全是古典教育，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结果糟透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开设的时间太短，却用一种更加综合的方式来开设，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应该成为自由教育坚实的基础，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坚信这一点，但是为什么不坦率地承认仅仅局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育是一种失败，难道就因为它们一直是主导课程吗？”这些看法被认为是重要的，我们也认为这些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到的看法恰恰是英国学院和大学改革者最真实的看法。然而，我们没必要为了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自己判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法和开设哪些课程而模仿他们。任何有见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英国大学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与我们的大学截然不同。并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完美无缺，或者我们没有延续英国大学中存在的非常严重的错误和不足。但是，我们确实认为，美国的学院不应该对英国公立学院和大学存在的问题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学院和大学并没有宣称它们是完美无缺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争议，下面我们将简要地对英国大学的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即使在英国本土也受到了人们的极力批评。第一个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过于重视古典学科。与此相关，学习和教学方法，特别是极力推行拉丁语散文著作学习受到了极大的批评，对此的反驳也显得非常无力。另外，英国的大学相对重视自然史、物理学、数学、历史、道德和政治科学。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英国的著名大学特别是牛津大学中，剑桥大学相对重视物理学和数学，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两所大学对课程考试要求不高，在复习考试过程中，极力推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助教办公室对学生的常规辅导效率低下，70%的助教无所事事——据说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曾经充分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对其表达过不满。还有一个问题是，一方面过于重视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情，另一方面学生沉溺于奢靡浪费，这些也是招致强烈批评的原因。

忽视注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科学课程，以及运用各种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也受到一些目光敏锐的批评家的关注，他们认为这不利于培养优秀学生。他们高度赞赏那些如饥似渴地勤奋学习并取得优秀成绩的学生，而对大学缺乏真正的、冷静的、有节奏的文化氛围感到非常不满，大学充斥着因为过于强调古希腊语教学导致的诡辩之风，以及广泛存在的极端主义倾向——极端的英国国教思想或实证主义倾向。普遍受到批评的问题包括：强制要求所有本科生住校的制度；看似迂腐、严苛，实际上非常松懈的学院管理制度；大学教授几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学完全没有自由。有改革者极力建议，完全或部分放弃大学教育制度，允许城镇的居民自由选择大学的课程，使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那些他们认为能够带来荣誉和高薪工作的、适合他们特点的专业课程。所有的改革者都提出增加大学教席的数量，适当增加课程门类。还有一些改革者坚决主张废除所有宗教和教会的审查，重组整个大学的奖学金、荣誉学位以及薪酬制度。

很明显，在讨论英国学校和大学改革的问题时必然涉及各种原则和话题，这也是美国学院改革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美国的大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避开英国大学曾经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许多人认为美国大学在有些方面过于严厉，主要体现在：美国大学极为重视甚至过度强调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采用讲授法以及助教教学制度；频繁进行严苛的课程考试；加强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科学课程的教学；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进行监督，以及对学生的宗教信仰进行控制。

回到我们的主题“美国的学院与美国公众”，或者为示尊重，调整一下先后顺序至“美国公众与美国的学院”。这种顺序的调整提醒我们，我们的首要责任是，美国的学院必须回应美国公众的批评，正常的反应是既不要质疑公众批评的正当性，也不要因为他们的批评感到沮丧。

当前，以美国公众为代表的势力集批评者与法官两个角色于一身，既充当批评者，又充当裁决者。他们首先包括少数以教育改革者自居的演说家和作家，他们贩卖的观点来源于一些没经过充分思考和道听途说的传闻，以及中世纪陈旧的教育观念。这些人批评美国的大学像中世纪的修道院和僧侣一样落后、与世隔绝、墨守成规。古典课程的学习被贬低为过时的、无用的和不实用的。在那些无知的人看来，数学课程是所有学科中最无用的。不过，他们却不知道柏拉图极力推崇数学的价值，他认为数学可以避免人的思维能力受到感性和实用主义的影响。数学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用价值，因为数学与搭建桥梁、铺设铁路、开采矿井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美国公众认为自然科学是唯一真实或有用的科学。从实用的角度看，生理学要比哲学、心理学更有价值。他们轻视文学的价值，认为文学只不过是一门满足个人兴趣或培养批判精神的学科。在他们看来，大学教授像导游，讲授肤浅、陈旧的知识，充斥着言过其实、似是而非的演讲和辩论，极力追求轰动效应，这被看成是大学教育的特点。到处都是虚伪的人，仅有的几个好人和明智的人还受到那些吹牛的人的不良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我们怎么可能期望他们能够干出什么好事呢？

公众对于学院及教育制度的不满，还来自许多受人尊敬的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他们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这个阶层的许多人最开始从政治的、商业的和社会的生活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他们的成功不断地证明一个事实，即大学学位或大学教育并非获得成功所必需，个人还必须经过实际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历练，学校和大学仅仅是开始。许多自学成才的人对于他们没有接受早期的大学教育极度敏感并深感缺憾，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认真地补习语言、数学、哲学知识来弥补自身的缺憾。他们是高等教育慷慨的捐赠者，极力主张大学教育机构必须适应未来专业和实际生活的需要。他们对高等教育的热情捐助让许多接受自由教育却没有他们富裕的人士感到无地自容。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认为所需要的教育胜过了自由教育的观点，更加坚定了教育培养具有实用技能的人的看法。他们中的一些人蔑视一切形式训练的教育，把自己的成功看成一个有力的证据，认为除了所谓的实际的或有用的课程以外，其他任何课程都是无用的。

那些白手起家或自学成才的人士大多数都与新闻媒体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对那些喜欢文学或具有政治野心的人来说，编辑职业是有较高回报、最有吸引力的职业之一。这个职业能够很快获得成功，在思考问题和撰写文章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难怪编辑们总是愿意相信有关大学教育制度的任何偏见，无论这种偏见是由社区无意的逗乐还是无知的宣传所致，也难怪他们常常被诱惑把大学及其教育制度作为主要的批评主题。许多大学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并受到尊重，它们深受社区公众的热爱。大学是热情的年轻人的骄傲，也是他们获得快乐的源泉，他们从中体验到精神的欢愉，投身到丰富的大学生活中。但是，必须承认大学在其制度及管理方面并非完美无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使大学受到批评和诟病。无论大学被当代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看成是像庄严的城堡一样的、长期卑躬屈膝的产物，还是一个受到公众关注的、宽进严出的“磨坊”，对大学的批评指责一直没有停止过，大学始终是报刊媒体的斗士们乐于攻击的对象。大学年轻人荒唐愚蠢的闹剧往往被媒体编辑当作值得评论的热点话题，这往往偏离了媒体批评的目的和宗旨。

无论古老的大学对自己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声望多么自信，在一些有野心的报纸杂志看来，大学教育的目的和方法并不比高中好，但是一些新成立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坚定地遵循大学的自由教育秩序，这一点也不好笑。如果被问及究竟谁是文章的作者，我们总是难以回答。但是，我们常常会实事求是地说，可能是这样一些人所写的——他们一直因未受过大学教育而感到苦恼和不公平，或者他们对于那些获得了大学学位的人的傲慢感到嫉妒，或者他们因为在荣誉或薪水方面超过了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而狂妄自负，或者因为他们没有为母校争光而对学校有些怨恨。

大学需要回应公众批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自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从大学教育中获得多少好处，或者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从大学教育中受益。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果大学教育制度非常好，为什么当前还有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极力呼吁大学改革呢？他们人数之多、分量之重，大学怎么可能不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进行回应？我们将尽力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承诺将对我们的大学体制和管理制度进行一些重要的变革。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曾经从大学教育中受益良多。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各种体育的或学术的训练，只不过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除非他们对于大学教育给予特别的关注，否则后来他们不可能想到对大学教育感恩。大学促进他们的智力发展的过程十分缓慢，并且不容易察觉，以至于当时他们几乎很少注意到这一事实，即通过大学采用的方法，他们的智力得到了提高。必须承认有些课程主要是进行学术训练，不能因为大学毕业生不清楚他们所学课程的价值，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课程没有发挥作用。另外，每种教育体制都被认为要培养学生服从、合作、进取的品性，任何一种教育方案如果没有实现这一教育目的，都被认为是失败的。我们还要指出一个非常明显但常常被忽略的事实，即任何一种教育制度，无论它多么成熟，管理多么明智，也不可能保证一定能够达到所期望的最好的教育效果。虽然我们承认某种课程和教育制度比另外一种更能够激发和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我们敢断言仍然会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指责大学教育没能更多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无论学习什么专业或课程，也无论授课教师多么有学识，在他们的大学时代仍然会存在懒散、自我放纵、马虎、不负责任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人士也对大学提出了批评，这些人上大学是为了自我完善，并不是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学习成绩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对学习的准备不够充分。公共教育课程必须提供一些传统知识和文化，那些希望进入大学学习却没有做好这方面准备的人，他们往往会抱怨没有从大学课程中获得多少好处。

然而，还有一些毕业生在大学期间，学习非常积极、勤奋，成绩非常好，他们也大肆批评必修课程，因为这些课程不是为了直接适应他们将来所从事的职业或实际生活的需要而设置的。他们认为，能够更加直接地适应学生现实需要的课程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力，学生也更能够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因此，当毕业生面临某项特殊的工作任务时，他自然而然地会抱怨当时大学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如果在大学他有机会学习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他就能够去国外旅游和学习，他自己的工作或生意方面就会更加成功。他很可能会说：“如果当时我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学习枯燥无味的拉丁语或可恨的希腊语上，而是学习现在经常用到的活生生的语言，那该多好啊！”当他不能熟练使用英语或了解英语文学时，他也会指责大学教育没有远见，没有为他提供未来工作生活所需要的英语教育课程，反而向他灌输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句法、词源。当他是一个生产商和经销商时，他会抱怨当时大学没有教他化学、物理学或航海学方面的有关知识，否则他会从大学教育中获益更多。上述这些人忽略了一点，即一个人将来可能从事什么职业是无法预见的。考虑到大学教育既要进行专业教育，也要进行智力训练，对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一个学习了德语的人可能发现他只需要使用西班牙语，如同他学习了拉丁语却发现需要使用德语和西班牙语，或者学习了化学和物理学但却需要英语和法语文学知识。这些看法，使我们想起一些引起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士激烈争论的传统观点，即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向学生灌输专业知识和对其进行专业训练。但是，目前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而是提醒上述抱怨和指责大学的人士，他们在大学期间也不可能认识到学习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化学、物理学等课程的重要性及其对培养他们的认识判断力所具有的价值。首先我们需要他们明白的是，无论他们当时是否像现在这样认识到学习德语、法语、化学等学科的迫切性，除了学习学院规定的拉丁语、希腊语等必修课程以外，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学习这些专门的课程。其次，如果他们认识不到学习这些学科的重要性，就不会认为有必要充分学习这些学科，就不会认真学习和理解这些学科知识，他们不仅不会努力学习这些有用的学科，而且在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时也会这样。为什么一个人明明在上大学时还是个孩子，就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大学教育能够赋予自己以智慧并预知自己的将来？为什么那些喜欢思考的人总是认为大学教育本身能够赋予轻率无知的年轻人以智慧，或激发他们只有经过亲身体验才能认识到的自我改善的热情？要求任何一种教育制度或教育机构轻率地迎合社会需求，这非常的不切实际、不公平且令人不愉快。虽然这种社会需求乍看起来具有非常诱人的光芒，被包装成如此多的明智决策、华丽辞藻的游说文章、雄心勃勃的计划、名目繁多的课程方案以及获取知识和能力的承诺，但这完全是一条充满泡沫且单调乏味、并将使大学走向邪恶的毁灭之路。

此外，还有一些人士的批评完全出于恶意或怨恨嫉妒，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大学和大学教育制度的恶意和长期敌视。因此，当公共报纸媒体发表了激烈批评大学教育制度的讨论文章，特别是言过其实地讽刺报道大学教育存在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时，他们很容易曲解这些文章作者的意图。文章署名为“一个大学毕业生”，通常就会被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和玩弄阴谋诡计的、肤浅的人，他就是整个大学生群体的典型代表”。

我们已经多次强调我们并不认为大学教育制度没有缺点，相反，我们认为大学教育能够进行一些非常重要的改进和提高。同时，我们相信大学批评者所指出的大学存在的各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将会思考这些突出问题，调查从哪些方面改进大学教育制度或大学管理。我们首先将思考大学应该开设哪些学科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