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管理和控制

我们想起了另一个以前美国公众已经多次明确地讨论过的话题，即美国学院的教学活动和管理是否完全交给牧师了。据说，因为牧师职业的性质，牧师往往比较虚伪和片面，他们很难公平客观地评价别人，因为所有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都会有所掩饰，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其他更加精细的方式来认清他人。他们通常在人的管理方面要讲究策略和圆滑一些。他们不会接受只能在复杂环境下获得大量经验的那种技能。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不是优秀的商人，因此不应让他们处理学院发展所需的大笔经费的投资管理事务。他们不熟悉现代科学的进步，也未必很了解现代科学所需的知识等最新情况。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有人极力主张，牧师不应像美国其他多数大学那样在我们学院董事会中占有那么大的比例。我们不敢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批评没有道理。但我们相信如果神职人员都无法胜任大学教师和大学董事会成员，就更别说其他外行人能做好了。各个学院董事会的情况千差万别，几乎不可能根据一个学院董事会的成败来判断另外一个学院董事会的成败。在一些学院，教师对政策制定和教师聘用的影响不大。而在别的学院，外行人士或牧师则可以决定政策和教师聘用。许多教学机构的成败似乎是由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决定的，并不具备普遍性。

为什么要赋予牧师这种责任和义务？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大部分学院起源于最吃力不讨好和自我牺牲的服务意识，牧师践行了他们的誓言和职业精神。为建立美国的学院并促进其成功发展，牧师付出了不可估量的、艰苦无私的劳动。很少有人愿意像他们那样不计劳苦精心守护着学院的发展，如同看护婴儿一样。他们可能并不总是优秀的商人，但他们通常知道谁擅长经商，并具有征求意见、服从他们的决定的良好意识，他们要比那些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外行人强得多。因此，即使有良好的动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外行人也可能在牧师所擅长的领域遭遇失败。尽管人们经常抱怨牧师不够圆滑，适应能力差，特别是在男生管理方面。众所周知，牧师的管理艺术和技巧在很多情况下会成为人们批评指责的理由。

由于基督教神学具有的热衷于教育的慷慨本质，牧师对教育事业的兴趣远远高于外行人士。虽然他们对教育的热情和执着显得有些狭隘和排外，但正如我们所说，从本质上来讲，牧师职业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牧师职业与其他知识分支密切相关，牧师热衷于探究上帝和宗教的起源，从而形成了探究事实真相的习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许多乡村牧师的收入只有几百美元，而其做律师和法官的同学的收入则达几千美元。牧师常常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掌握了学习和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这不是上述那些具有非常高的声誉的法官或律师所能比拟的。牧师的专业学习也非常重视培养对各种文学作品的兴趣，创作和主题演讲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对语言学和文学作品的兴趣。至少在目前的美国，牧师比任何其他职业的从业者具有更明显、更丰富的文学品味。他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文学圈子——经常举行公开演说，创作散文、评论和小册子。与他们相比，受过教育的律师、医生和商人显得很少，这些职业以外的读者更少。

在大学，牧师被聘任为教授和教师的现象很普遍，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经过专业训练的合格教师在牧师职业中比较多；其次，教师同牧师一样，不仅薪水低，还要具备无私的耐心。但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在学院教师队伍和董事会中有大量的外行人士，他们可以弥补人员构成的单一性和牧师同事管理方面的不足。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外行董事会成员中存在嫉妒的现象，也没有发现牧师在学院管理中有教权主义和不公正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学院确实有时会有些抱怨，这通常来自那些世俗的教授。除了学术生活，他们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他们常常指责学院与世隔绝、过于学究和迂腐。实际上，在美国大学中，世俗人士往往比较教条。

学院与社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由学院的慈善机构性质所决定，学院旨在为年轻人谋取重要的利益。为了忠实及成功地履行职责，教师直接对管理者或董事会负责，间接对公众负责。这些机构提出的许多有益的建议并不会立即产生明显的结果，许多达成目标的建议是否有效并不容易看出来，一般只有少数人才能进行判断和估计。当教育效果似乎不太理想时，很难知晓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教育方式。无论是从职业教育的角度还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培养年轻人的自由主义精神以及成为有用的公民，都应该认真借鉴过去的经验。学院管理需要那些不惧创新或改革、有远见、心思缜密、自信、有进取心的人。投机分子或没有教养的庸人往往比较轻率、固执、狭隘，他们尤其不适合讨论有关学院董事会及其成员方面的问题。因此，不值得关注他们的看法，除非他们误导了盲目自信的公众。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的管理者不必征求公众的意见，因为他们比公众更加了解他们所肩负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如果他们不相信公众，他们就不可能为公众服务。如果学院不重视教育教学，就不能从中受益，学院将不复存在。但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公众对许多需要决策的问题并不具备正确的判断能力。

最幸运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大学始终有可以依靠的校友资源。每当产生需要解释的误会时，校友就成为大学和公众之间的纽带。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优秀大学的校友确实是“强人手中的箭”。大学曾将快乐充盈了他们全身，他们将与门口的敌人们交涉，校友是美国大学的荣耀和力量。母校为他们提供了发展智力、多方面才能的机会，使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母校或者要求毕业生接受不受欢迎的约束和完成艰巨的任务，或者采取更加温和的措施和更令人愉快的回忆等活动影响他们。只要这些校友清楚地意识到并承认他们从大学获得的好处，他们就是大学的力量来源。只要大多数学生对学院的教育教学体系以及学院管理者保持信心，美国的大学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世界各国的大学毕业生都特别关注自己的母校。美国的学院也特别受学生的爱戴，因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深厚的同学友谊和联系，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些校友确实保留并自由地行使了所有儿童的传统特权——自由地批评家庭教育的方法。他们经常生动地回忆起大学期间许多乏味的学习任务和某些讨厌的纪律要求。他们也不总是计较他们所说的话，不在乎他们所提的批评建议是否合理。他们对大学的批评有时只是为了大学的荣誉，并间接表达了他们希望大学更加繁荣的愿望。

如果校友们认为董事会或教师对他们的好意见无动于衷，或者将之视为儿戏，那就大错特错了。董事会或教师不仅迫切希望获得校友的建设性意见，他们还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好的建议，学校就必定会丧失对广大公众的影响力。同时，作为务实的人，他们将更加渴望获得校友的支持，但是不会通过各种教育欺骗行为或肤浅文化的虚饰来达到目的，这有违做人的原则。他们不但愿意听取意见，而且随时准备采纳任何有关改进大学制度的建议。但他们不会支持或采取任何盲目追求数量的建议，或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而放弃他们成熟的信念，抑或盲目地迎合自称为“时代精神”的潮流。

这是他们所希望履行的职责，我们相信他们的确希望加强与校友的密切交流和沟通。他们希望校友把学院当成自己的学院，不要把学院当成他们可以反复进行试验和冒险投机的场所；相信他们为了国家和人类利益能够合理地支持和管理学院。作为最珍贵的组织权力中心，大学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那些对自己的同胞怀有使命感的人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大学一样，使他们在最重要的利益方面发挥广泛的作用。如今在英格兰，牛津和剑桥的影响力比上议院、下议院和女王加在一起都要大。牛津和剑桥作为历史悠久的机构比王朝更持久，并在革命中幸存下来。如果美国大学的校友珍惜这份信任所肩负的荣誉和责任，国家和人民会祝福他们，他们也会为自己的明智善举感到高兴。

校友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回馈学院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应该选举全体或部分董事会成员参与学院的实际管理。哈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该措施，现在每次毕业典礼都由毕业生投票直接选举董事会成员。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哈佛大学的做法源于校友们更直接地参与学院管理的特殊愿望，更是为了让大学摆脱那些麻烦的政客和教派人士的干预——他们经常在大学推行他们的主张，公开宣传各种令人不安的暗示和诉求，企图像影响政治和宗教派别一样大肆干预大学内部财务管理。虽然哈佛大学监事会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机构，但其自身只有批准大学决定和巡查大学的权利。众所周知，哈佛大学董事会是一个人数非常少的机构，一些人认为董事会主席是唯一的权威，这保留了过去的传统。哈佛的做法已经被其他学院模仿，一些学院规定校友享有类似的选举董事会成员的权利，每隔一段时间选举部分或全部的董事会成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参与学院管理的权利，其他人则认为这仅仅是权宜之计。我们不建议在此讨论该问题，因为有关这一措施实施的原则或细节的任何争论都不合适。我们曾经提到过一种迹象，许多学院的校友对于参加董事会选举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我们希望他们的这种兴趣出于更严肃的个人责任感。我们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或其他有关尊重大学外部或内部关系的议题，对大学更有利。我们反对带着情绪或像政客一般讨论这个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也反对任何讨论的结果总是提出要学习使人优秀的知识和艺术的高尚论调。如果大学不欢迎合理的建议，不接受校友精选的管理者的指导，这样的大学不值得拥戴。此外，我们相信大多数美国大学董事会成员几乎都是自己的毕业生，当前的问题是董事会成员的组成能否充分代表校友的看法和观点。更重要的问题是：每年都有新的校友参加选举导致董事会提名的不确定性，这样是否会引起校友的强烈不满或引发校友之间的嫉妒和纷争？意见不一致会削弱他们的热情，不利于他们团结一致、激发热情。

董事会是一个不断延续历史传统精神的机构，董事会建立了与教师委员会之间互信和自由沟通的工作机制，董事会不能忽视校友的愿望和感情，也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由一个临时组织的机构提名和选举一个或多个董事会成员，并且每年都非常慎重地更换其成员，可能会导致不满和争论，因此除非经过认真的思考和调查，否则不得采取这种措施。任何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的校友都会对自己的制度和历史感到自豪。如果一所大学出于圆滑的考虑或其他任何原因，没有向校友非常坦率地说明学校的状况，并像家庭聚会一样率直地向所有校友公开学校的立场、政策、意愿、担心，就无法赢得校友的信任，也无法获得校友慷慨和崇高的感情。

美国大学的其他方面也开始受到批评和抱怨。有人认为，美国的大学不经意间背离了董事会成员的初始意愿，英格兰的学院董事会成员本来是住校的，并承担管理和教学任务。有人认为，现在取代他们的却是一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其中多数人缺乏教学和管理经验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教学和管理经验，除了校长以外，所有的教师都被排除在董事会成员之外，这极大地削弱了教师的作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强烈要求改变这种制度原则。大约在1721年，哈佛学院发生了试图驱逐不住校的董事会成员并选举教授或导师代替他们的事件，结果造成了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吵。1824年，哈佛大学董事会收到一份由哈佛大学所有教授签名的备忘录，其中包括安德鲁·亨利·沃尔（Andrew Henry Ware）、安德鲁斯·诺顿（Andrews Norton）、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等教授。他们根据哈佛大学特许状的最初授权和有关规定提出：董事会成员应由住校教师组成，并充分说明了这种安排对大学最有利的理由。这次活动在印发了5本小册子后最终失败了。我们提请大家关注这些事件，因为它们与大学发展的最重要条件息息相关。这个条件就是维持董事会与教师或教师委员会之间的充分理解和相互配合的关系。只要董事会、教师和毕业生彼此相互支持，那么在学院行政管理和立法方面他们各自应该享有哪些权利，就无足轻重了。一所大学，只要董事会成员、教师和毕业生齐心，工作协调一致且相互信任，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繁荣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