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敦煌古藏文司法案卷研究
陆 离
敦煌藏文文书P.t.1096《亡失马匹纠纷之诉状》、P.t.1297/2《为放羊群入田之诉状及判词》、P.t.1084《博牛纠纷诉状》为三件司法诉讼案卷，学界对之曾有所研究 (1) ，但是还有不少问题有待继续探讨。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三件文书中涉及的司法官（zhal ce pa），文书记载案卷的发生地点等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P.t.1096《亡失马匹纠纷之诉状》
首先将该文书内容节录如下：
龙年秋季九月初，使者（pho nya）象木孔绮（gzhams khong khri）骑安赞息（an btsan zigs）将（tshan）之马一匹，去巴尔高（par kog）驿站（tshugs）。事后，马匹应交还马主。但笼区长官（slungs gyi dphon sna）、驿丞（tshugs phon）等将马匹抢走，放在驿站，托词丢失，不还马匹。带来笼区牧马人（slungs gyi rta rdzi）李阿索梁（li ab sab nyang）审问后，称：“于笼区驿站（slungs tshugs），确实放有此马，交李坚奴（li zhan vdo）后，称此马于白天丢失。”复召阿索梁和坚奴询问，谓：“马虽放置驿站，但绝对是丢失。”……又召驿丞于岗玉拉结（yo gang gyu la skyes）问讯谓：“使者象木孔绮骑沙州人（sha cu pa）马一匹。来到巴尔高驿站，骑者与牧马人阿索梁俩将牝马放置后，当时驿使不多，仅此一人。但沙州人之马未曾找见。”……阿索梁谓：“和沙州人马匹一起放牧于笼官打谷场（slungs phon gyul ）附近。事后听说周亨爷（dzevu hing yir）骑一匹牵一匹逃逸……我未瞧见。”……马主亨子（hing tshe）诉讼中谓：“轮到我马送使者之第三日，笼区无其他马匹，驿丞不该未见我马，被盗的可能性小，马在何处？”……与此同时，命去笼区上方寻找，去马初来之团丘（thum chu）寻找，又去寿昌（ju chang）以上（yan chad），路龙（lug lung）以下（man cad）寻找。后，判决：亨子等之马丢失，疑为驿丞等所盗。驿丞谓：此马至驿站后，我命牧马人阿索梁放马食草……让阿索梁找保人（dpang chen）来，未按时归至。坚奴也未去。不准借口马匹丢失拖延，驿丞也找保人来。召阿索梁与坚奴，于冬季十月十五日对质决断。驿丞玉拉结之保人为：安花花（an hwa hwa）、丁贲乃（din bun vde）、张达热（cang stag bzher）、于岗日乌结（yo gang revu skyes）、聂瓦贪通（gnyi ba lha mthong）、谢欣欣（shig shing shing）等，担保书上有诸人指印，司法官尚论（zhang lon）盖印。 (2)
该件文书是一件关于丢失马匹的诉讼状，当时吐蕃驿使骑沙州安赞息将之马一匹，去巴尔高驿站，事后，马匹应交还马主。但笼区长官（笼官）、驿丞等将马匹抢走，放在驿站，托词丢失，不还马匹。马主亨子去司法官处申诉，司法官召集双方进行审理判决。
巴卧·祖拉陈瓦所著之藏族史籍《贤者喜宴》中记载，松赞干布在贡论、囊论、喻寒波等中央高级官员之外又设有七种官吏，其中有法官一职，“管审判案件。Drang dpon gyis zhal ce gcod pas” (3) 。《唐蕃长庆会盟碑》刻录的吐蕃方面参加盟誓的官员有“刑部尚书明论结研历赞”一人，其对应的吐蕃文拉丁语转写为：“zhal ce pa chen po zhal ce vo chog gi （blon） myang blon rgyal gen legs tsan”，其官职含意即为：“掌管一切王法之大法官”。 (4) 这是掌管吐蕃司法诉讼的最高官员，职能与唐朝刑部尚书基本相同。《唐六典》卷六《刑部》云：“刑部尚书一人，正三品。”在汉代有三公曹，“主断狱事” ，南北朝则置都官尚书，“掌京师非违得失事，兼掌刑狱”。隋朝始置刑部尚书，唐朝沿袭不改，“刑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句覆、关禁之政令” (5) 。敦煌吐蕃文书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了凉州（mkhar tsan）节度使（khrom）衙署内有“大司法长（zhal ce pa ched po）”一职，在节度使衙署官员中位居第15位 (6) ，应是主管凉州节度使辖境内司法诉讼的最高官员。P.t.1094《鸡年博牛契》为瓜州（kwa cu）节度使衙署对悉董萨（stong sar）部落李玉赉（li gyu legs）主仆（rje gol）和通颊（mthong kyab）色通巴（se tong pa）部落部落使（stong dpon）贪论嘘律扎（lho blon klu sgra）奴仆（bran）安鲍迪（an bevu tig）之间买牛契约颁发的市券，其中有瓜州节度使衙署司法官悉诺桑·则年（zhal ce pa stag bzang tsi nyam）充当证人。 (7) 由于通颊色通巴部落位于敦煌西南的西同地区 (8) ，不属于沙州管辖，应该属于瓜州管辖，悉董萨部落则属于沙州管辖，所以瓜州节度使衙署司法官充当这两个部落成员之间买牛契约证人。吐蕃在西域也设有司法官，新疆米兰出土的吐蕃简牍M.I.xxiv，0030号记有：“任命尚论悉诺热（zhang lon zhal ce pa stag bzher）为司法官。” (9) 该人属于萨毗（tshal byi）节度使衙署职官。他们似乎主要负责民事案件的审理，是吐蕃刑部尚书的下属官员。
而吐蕃统治下的沙州官府则没有司法官一职，沙州地区的案件审理系由（乞利本）万户长（khri dpon）、节儿监军（rtse rje spyan）、都督（to dog）等负责 (10) ，所以司法官应该是设在吐蕃河陇西域各节度使衙署中，负责司法审判。凉州节度使衙署内有大司法长，则下属可能还有司法官，或者司法官即大司法长的简称，其他各节度使衙署同样如此。文书中出现了寿昌，王尧、陈践将其译为沮昌，实际应为寿昌，二者古音相同。该地属于沙州，位于西南部。敦煌文书后晋天福十年《寿昌县地境》记载：
西北去州一百二十里。公廨一百九十五千，户三百五十九，乡一。右本汉龙勒县……武德二年又析置寿昌县。永徽元年废，乾封二年又置。建中初陷吐蕃……大泽，县东七里。水草滋茂，放牧六畜，并在其中……大渠，县南十里，从渥洼池内穿入渠。 (11)
安赞息将位于唐朝寿昌县境内，马主亨子属于该将，将为吐蕃统治敦煌部落之下的基层组织。安赞息为将之负责人将头，安赞息将具体属于什么部落目前还不得而知。五代后晋时期寿昌县人口有359户，吐蕃统治时期该地人口应该与之大体相当，部落之下一个将人口有50余户，一个部落有9—10将，当时寿昌一地有5—7将，属于沙州某汉人部落。团丘也位于寿昌县境内，怀疑是大泽或大渠，因为thum可对音“大”，chu即对音“渠”。藏文文献有以上部指西方下部指东方的习惯 (12) ，故路龙位于寿昌以西（以上），应该属于吐蕃萨毗节度使（军镇）管辖。此外，吐蕃萨毗节度使还管辖播仙镇（cer cen）、石城镇（nob ched po）、新城（klu rtse）、七屯（nob chung，ktse mtong）、萨毗城等地，这些地方有的原来属唐朝管辖。 (13) 主持审案的司法官应该来自萨毗节度使或瓜州节度使衙署，负责对萨毗节度使辖区内吐蕃驿传笼区与相邻瓜州节度使所属沙州地区部落民户之间产生的用马纠纷进行审理。又吐蕃驿传笼区与部落民户纠纷之案件较为特殊，故直接由司法官审理，且司法官来自萨毗节度使衙署的可能性较大。
唐五代时期寿昌城一带是敦煌地区的主要畜牧区域之一，附近有北泽、西泽、闵泽、寿昌海、大泽等湖泊、沼泽，宜于放牧，是都河、甘泉水下游湖泊草泽牧区，也是驼、马、牛的主要牧区。 (14) 归义军时期的藏文文书P.t.1124《一份关于放牧范围的通知》记载：
付与寿昌之都衙（to vgav）、监使（kam shi）、副使（phu shi）诸人牒状：秋季到来，马匹需要长时放牧，要依照以往惯例，狠抓放哨规定，全部羔羊，一头也不能留在堡塞（mkhar）之外。此次一去就前往放牧场（不得稽延）。若不从命，将给都衙、监使、副使以惩罚。 (15)
寿昌的吐蕃拉丁文“ju cang”，王尧、陈践译为究江，日本学者坂尻彰宏译为寿昌，实际该词同样是寿昌的音译。该件文书表明归义军寿昌镇官府放牧种类为马群和羊群，归义军节度使亲自给寿昌镇都衙、监使、副使等官员下文要求对畜群放牧严加管理，严格落实放牧规定，否则将给予严惩。在吐蕃时期，寿昌地区同样是畜牧发达之区域，所以吐蕃驿使要从该地区部落民户中征用马匹。
文书记载巴尔高驿站属于萨毗一带地区的吐蕃驿传笼区，由笼区长官、驿丞负责管辖。笼区长官是笼区最高长官；驿丞于岗玉拉结具体负责管理该驿站，应该是一吐蕃人，手下还有笼区牧马人李阿索梁和李坚奴，后二者应该是汉人。驿站还有笼官打谷场，应该也有农田。
吐蕃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驿站在新疆出土简牍中多有记载。米兰出土M.I.xiv，124and129号木简云：
A 1 tshugs pon kha dro vu sde ❘ vog pon rgod tsang
2 lang klu rton/ ❘ sa stong klu stov
B 1 byan po nag shod kyi sde/ ❘ byan g·yog cha sla
2 thre mthong rma❘ rgyal bon sav shov
驿丞为喀若部落之朗鲁顿。寮属为管仓部落之萨东鲁道。男伙夫（byan po）为那雪部落之拆通玛。伙夫之仆役（byan g·yog）为恰拉部落之甲木萨肖。 (16)
该简牍记载了米兰一带吐蕃驿站设置情况，该驿站共有驿丞、寮属等四人组成。米兰属于萨毗节度使管辖，所以巴尔高驿站也应该有寮属、伙夫、伙夫之仆役等人。敦煌市博物馆馆藏编号为0336.10—336/10、074/74甲、乙的吐蕃驿传文书则记载驿丞及书吏（yi ge pa）要派遣一名护送者护送信使，“逐‘粗’（tshugs，驿站）依次护送” (17) 。萨毗地区的笼区也应该有书吏。
为驿丞于岗玉拉结充当证人的是3名汉人和2名吐蕃人，所以巴尔高驿站附近居民应为汉人和吐蕃人杂居。吐蕃驿使直接从部落民户中捉取马匹使用的做法为吐蕃驿传制度所特有，并直接为西夏驿传制度所承袭。 (18)
二、 P.t.1297/2《为放羊群入田之诉状及判词》、P.t.1084《博牛纠纷诉状》
首先将P.t.1297/2《为放羊群入田之诉状及判词》节录如下：
诉文：猪年夏季六月初五日，张嘘律奴斯（cang klu vdus）兄弟将羊群放入张锡才（cang hig tshe）之菜地，并于通衢大道对妇女凌辱施暴，先后在小人家门前大施淫威，残虐无辜，恳求上峰官人予以严究。“若所述属实，登子（dam tse）父子兄弟所作所为非常错误……依法着被告原告（肇事者与揭发者）立即一同前来。”交与司法官……如此传与地面官人（ring lugs），招张登子来到司法官论玉热丹公（blon gyu bzhre brtan kong）驾前，被告称：“吾之牲畜，并未随意放入彼家菜地，彼此间，有过口角，（未）曾殴打过。”
判决：关于有无随意放牲畜入地之事，各自有多少证人立即召来对质。少许，按照万户长传令……隔日登子找来四名证人，证人姓名为邱锡才（chu hig tshe）……官人问：“有何严重伤痕？”登子手指脸、颈豌豆大小之伤痕……地方长官苟求子（ring lugs kevi tshevi tshe）（召他）来时，赌咒发誓诉说被痛打经过。（事后）吾找地方长官来到张登子之庄稼地（讲）理。当登子与头人并坐于小土台上……张锡才之侄沙弥向兴（shang hing）上前抓住登子衣领拽拖，登子兄沙弥白尔格（ber rgas）见情赶来，将向兴打倒……地方长官谓：“勿如此对打！”解劝不听……继续对打。登子让官人验看头发被抓，头皮伤破。向兴让官人验看耳朵，左右颈部约六处伤痕……原告沙弥向兴盖印。 (19)
司法官论玉热丹公主持审理张嘘律奴斯兄弟将与张锡才之间的纠纷，还有地方长官苟求子协助审案。传召案件当事人及证人则受到万户长的指令。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凉州节度使衙署内有万户长，位居如本（ru dpon）即节度使之下，在节度使衙署全体官员中排名第二，所以瓜州等节度使衙署也应该有此种官职。由于案件当事人都是汉人，姓为汉姓，所以该案件可能发生于当地汉人居多的瓜州或凉州，司法官论玉热丹公应该是瓜州或凉州节度使衙署官员，是吐蕃人。
P.t.1084《博牛纠纷诉状》则称：
鸡年春，张夏夏（cang sha sha）从曹尔阿部落（tshor rngavi sde）之南克拉穷（nam khra chung）处购棕红色黄牛一头，左右耳上有一弯曲斑纹，牛角上刻有“×”号，后夏夏去取牛时，克拉穷逃逸……因羞愧而……后，牛在李登奴（li deng vdo）之畜群中。夏夏从尚论司法官论腊藏（blon stag bzang）、论悉诺藏子腾（blon stag bzang tsi dam）等处获得传令：鸡年秋七月十六日晨，召登奴之放牧人（deng vdovi pyugs rdzi）何多多（ho do do），来至地方长官达落芒葛萨（stag lo mang ka sa）与证人邦博聂公（spong po nya gong）、丁敬勤（ding tshin cin）、张拉金（cang lha spyin）、张凡来（cang phan legs）、井日子（jin hig tshe）、张勤周（cang chin dzevu）等人驾前，问：“此牛为谁所有？”答称：“今春三月初，我主人李登奴从曹尔阿人名为南克拉穷处牵来……契约仍在我主人手中，即我手持此份。”夏夏诉词：“此黄牛系我从南克拉穷处买来，契约与证明均有，此牛确属于我，曹尔阿人无权出售而售，应从曹尔阿部落人手中取回还我，请召证人并请司法官审理。”召集地方长官审理夏夏从克拉穷处购牛后发生之事变……主人登奴属曹尔阿部落不敢前往。令次日傍晚前来对质，何多多之证人姓名为：张拉金、何久久（ho ji ji）、何奴西（ho nu zhi）等人，对质时间为本年秋季七月十七日，于官府（grar，即grwar）由司法官审理。审理后判决：此牛有标记，应归原告（zhing mchi bar bgyis rogs bu dngos ni rtag rgya btab ste/yus bdag la chang du stsal）。何多多按手印，地方长官、保人盖印章……地方长官写后盖印、夏夏也盖印。 (20)
该案件由尚论司法官论腊藏和论悉诺藏子腾审理，地方长官达落芒葛萨协助审案。涉案人张夏夏为汉人，曹尔阿部落之南克拉穷为吐蕃人，李登奴、何多多也是汉人，何多多之证人张拉金、何久久、何奴西同样是汉人。该案件应该发生在节度使衙署所在地，也可能是在瓜州或凉州，尚论司法官论腊藏可能是瓜州或凉州节度使衙署官员，出身吐蕃外戚家族，故称尚论，论悉诺藏子腾应该也是瓜州或凉州节度使衙署官员。曹尔阿部落应该是吐蕃瓜州或凉州一带的部落，吐蕃人南克拉穷先将牛售于张夏夏，又将其售于李登奴以非法牟利。这表明吐蕃人在河陇地区地位高于当地汉人，故多有横行不法之事。李登奴有专门的放牧人为他放牧畜群，说明其所属部落所在地区畜牧业发达，而吐蕃统治时期瓜州、凉州地区都有较为发达的畜牧业。
日本学者岩尾一史指出法官出现于P.t.1297/2《为放羊群入田之诉状及判词》和P.t.1084《博牛纠纷诉状》中，他们参加了审案，但是没有宣布判决。 (21) 不过P.t.1297/2《为放羊群入田之诉状及判词》及P.t.1096《亡失马匹纠纷之诉状》都不完整，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两件案卷中司法官最后应该宣布判决结果，即节度使衙署司法官负责审理民事案件。而P.t.1084《博牛纠纷诉状》中实际司法官审理后判决：“此牛有标记，应归原告。”此外还有地方长官、保人盖印章。此处的地方长官即指司法官，后面“地方长官写后盖印”中的地方长官指协助司法官审案的地方官员，所以司法官是这三件文书所记三起民事案件的主审官员。P.t.1077《都督为女奴事诉状》是蕃占时期敦煌汉人杜都督（to stag skyes，音译为杜悉诺结）与吐蕃人朗绮布（rlang khri bu）关于女奴归属纠纷案件的答辩状，主审官员同样也为吐蕃瓜州节度使衙署司法官。案件先在沙州审理，杜都督胜诉，朗绮布又上诉到瓜州节度使处再审，杜都督被迫应诉。 (22)
唐朝京兆、河南、太原府、诸都督府、州都设有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法曹、司法参军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赦从重而罚从轻” (23) 。他们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与吐蕃河陇西域各节度使衙署司法官负责民事案件审理的职能相比有所不同。吐蕃中央王廷设有掌管一切王法之大法官（zha lce pa chen po zhal ce vo chog ）——刑部尚书，河陇西域各节度使衙署设有大司法长、司法官。这些职官设置与唐朝中央设刑部尚书，京兆、河南、太原府、诸都督府、州设有司法参军有类似之处，吐蕃有可能是对唐制进行了一些模仿，但吐蕃的司法官只在节度使衙署设置，节度使辖下各州则没有设置，且地位较唐朝在京兆、河南、太原府、诸都督府、州设置的司法参军要高一些。
吐蕃文书P.t.1078《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记载了瓜州节度使衙署指令官员绮立达论赞三摩赞（khri zla blon btsan sum brtsan）审理沙州悉董萨部落窦廓庸与王贵公兄弟土地纠纷案件。 (24) P.t.1081《关于吐谷浑莫贺延部落奴隶李央贝事诉状》记载了河州节度使衙署决断长官（gchod dbyong gi ring lugs）审理张纪新与慕瓦罗部落、莫贺延部落关于奴隶李央贝归属的诉讼纠纷。 (25) 这两名职官与司法官的关系目前还不能确定，有待对相关史料进行深入研究。不过绮立达一职岩尾一史译为副万户，因为khri意为万、万户，zla意为月亮，所以khri zla有副万户长之意。他的地位要高于节度使衙署大司法长及司法官，同沙州万户监军（khri spyan），地位仅次于沙州万户长，为其副职。
综上所述，P.t.1096《亡失马匹纠纷之诉状》、P.t.1297/2《为放羊群入田之诉状及判词》、P.t.1084《博牛纠纷诉状》为三件司法诉讼案卷，其中出现的司法官分别属于吐蕃萨毗、瓜州、凉州等节度使衙署官员，司法官应该为各节度使衙署大司法长下属，或者是大司法长的简称，由吐蕃人担任，负责审理节度使衙署所在地的部落民户之间以及部落民户与驿传笼区之间的民事案件，其审案过程得到万户长、地方长官的配合协助。这三件文书也反映了当时萨毗、瓜州、沙州、凉州等地汉人、吐蕃人混居的情况，以及吐蕃人同汉人的关系，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相关民族、人物、事件研究及分年、分类辑注》（17ZDA21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新疆等地出土古藏文官府文献整理与研究》（16AZS001）阶段性成果。
(1) 陈践践：《笼馆与笼官初探》，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藏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7—179页；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4—205页；Kazuchi Iwao，“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Legal Court Proceedings in the Old Tibetan Empire”，Secular Law and Order in the Tibetan Highland：Contributions to A Workshop Organized by the Tibetan Institute in Andiast（Switzerland）on the Occation of the 65th Birthday of Cristoph Cüppers from the 8th of June to the 12th of June 2014，edited by Dieter schub，IITBS GmbH 2015，pp.315-322。
(2)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7—208、279页。
(3) 佟锦华译：《贤者喜宴》节录，黄布凡、马德编著：《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附录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1、383页。
(4) 王尧：《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0页；陈楠：《藏史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5)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79页。
(6)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21页；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05、110页。
(7) 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p.139，plates，3.
(8) 参见陆离：《敦煌吐蕃文文书中的“色通”（Se tong）考》，《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第66—72页。
(9) 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9页。
(10) 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第179—181页。
(11) 郑炳林校注：《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0—61页。
(12) 参见朱丽双：《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75页。
(13) 陆离：《论萨毗地区的吐蕃势力及其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0—18页。
(14)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畜牧区域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238页。
(15)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219、288页。参见坂尻彰宏：《归义军时代的藏文畜牧类文书》，《史学杂志》2002年第11号，第57—84页。
(16) 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第53页。
(17) 陈践践：《笼馆与笼官初探》，第178页；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5页。
(18) 陆离：《吐蕃驿传制度新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第156页。
(19)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205—206、278页。
(20)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209—210、280页。
(21) Kazuchi Iwao，“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Legal Court Proceedings in the Old Tibetan Empire”，pp.318，320.
(22) 参见陆离：《敦煌藏文文书P.t.1077〈都督为女奴事诉状〉研究》，《藏学学刊》2021年第1期。
(23)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30《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官吏》，第749页。
(24)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97—198、273—274页；参见岩尾一史：《Pelliot tibétan 1078bisよりみた吐蕃の土地区画》，《日本敦煌学论丛》卷1，2007年，第1—26页。需要指出该藏文文书原文记载吐蕃官员论赞三摩赞官职为副万户。此官职仅在该文书中出现，目前尚未在别处发现。王尧、陈践在汉译中认为该人是瓜州节度使衙署的大理法司，但藏文khri zla并无此含义。
(25)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203—204、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