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五四”：20世纪上半叶五四运动的不同面相
韩启云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五四运动是一个震古烁今的转折点，“以‘五四’作为新的坐标点，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政治、历史等，都要因它们与‘五四’的新关系而经过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因其界标性的历史地位，现代中国的发展总要不断重临这一起点，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运动发生以来，各种阐释不断交叠累积，新的意涵叠加旧的定义，新的诠释覆盖旧的解读，旧的解读又成为复新回顾的依据。因是，意义赋予不可避免地成为“五四”以来解释五四运动的一个持续性倾向。“五四”以降百逾年内，围绕着“五四”的意义诠释，形成了政治史叙事、自由主义解释传统、保守主义者的批判否定等迥异不同的话语体系，构筑起了羽翼丰满的“五四解释学”。 (2) 作为一个“本事”与“言说”纠缠往复的复调史事，历史记忆常有剪裁缝合之迹，这场“会合的历史运动”具有多重面相已成学界普遍共识，但如何通过它的多重面相性来理解“五四”，目前尚未破题。 (3) 本文无意全面重新梳理五四运动诠释史，拟以五四运动的面相性解释为切入点，梳理五四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呈现出的不同形象，窥视面相背后的历史与史实，以期为更充分地理解“五四”积以跬步。
一、 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一词的出现及其早期指称
就时间而言，1919年5月4日学生事件发生后不久，五四运动一词便已经出现并不断被公开提及，尤其活跃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新闻消息、通讯报道中。
以往关于五四运动一词的来源，普遍接受的说法是“罗家伦命名说”，且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中，就提出“‘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 (4) 。“毅”即罗家伦。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刊载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 (5) ，作者时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罗家伦。文中将五四运动解释为一起政治事件，因文章作于事件发生后不久，常被视为时人较为及时的总结评判。鉴于罗家伦“五四”弄潮儿的身份、《每周评论》较高的媒体影响力及文本本身的意义，上述文章成为时人和后人高度关注的文献。五四运动的提法出自罗家伦，似乎合情合理，此说长期为学界所沿用。 (6)
另亦有5月18日“《罢课宣言》提名说”。即认为，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以“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向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工团、各报馆发表的《罢课宣言》中最早使用五四运动一词。宣言中提到“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告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尝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 (7) 。许多研究者持此观点。 (8) 5月19日《民国日报》刊登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致各省各团体电》，指出“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见。意在外雠仇国，内惩国贼，振国民之雄风，作政府之后盾” (9) 。据研究者考证，电文落款署一“寒”字，依据“寒”字的文电韵母代日研判该文的成文时间是5月14日，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应出现在5月14日，5月19日首次见诸报端。 (10)
近来，随着史料的拓展补充，五四运动见诸报端的最早时间有所推前。5月16日北京《晨报》及18日上海《申报》中登出的学生界对于外界盛传的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澄清的函文，同样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
日内北京发现一种传单，内以敝会名义，鼓吹无政府主义，阅之殊深诧异。查无政府主义以世界为指归，首先破除国家界限，敝会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为外交之声援，作政府之后盾，实寄托于国家主义精神之中，则是敝会与无政府主义根本冲突。诚恐该项传单含有别种用意，特函声明。 (11)
上述可见，五四运动被首次提及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虽难考其首创，大致可推断是参与的学生提出的，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五四运动便逐渐凝定成一个专有概念。考其含义，大都专指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后世史家沿用该词，只是含义已大为扩展。 (12)
“五月四日那一天”发生不久，围绕着该历史事件的“运动”“精神”“潮流”的描述铺陈便已展开。有研究者留意到，五四发生不久，当事人便对运动及时准确地进行了命名、定性，并迅速自我经典化问题。 (13) 5月6日《晨报》刊发了时任《新青年》编辑、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的《市民运动的研究》文章，5月9日《晨报》载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兼教务长顾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一文，5月11日《每周评论》以“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为题详细报道了五四当天情形，5月26日《每周评论》刊出学生首领之一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5月27日《时事新报》上刊登了文化名人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夸张性》。可以断定5月20日以后，五四运动一词在纸媒被较高频传播使用是不争的事实，“北京的新闻报纸上，替这个运动定一个专名词叫做‘五四运动’，这‘五四运动’是中国空前的运动，是中国教育界空前的运动” (14) 。
不惟如此，查阅当时各界声援学生的函电，也大都一致将五四运动称为爱国运动。例如《梁启超致政府电》中言“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 (15) ，《松沪卢护军使致政府电》中称“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爱国思潮，其愚诚不可及，其情不无可原。应请迅予释放，以保国魂” (16) ，《江苏省教育会致大总统电》中指出“无论学生举动如何，总发于爱国热诚，即使一时愤激，轶出范围，决无死罪” (17) ，等等。众多函电中“爱国义愤”“爱国热忱”“爱国举动”“爱国行为”等字眼，屡见不鲜。
运动一经结束，“五月四日那一天”便已成为被解释的过去，关于“五四”的意义阐释已镶嵌其中。究而查之，这一时期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说方式，以新闻通讯、纪实报道、函电声明为主。时人对五四运动的指称、性质、意义的判断较具共识性，普遍认为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
二、 从政治实践转向文化启蒙：后五四时期的五四运动
1919年下半年开始，与该事件有关的资料集及各地开展情况的单行本相继印行出版。作于1919年6月间，辑录了五月四日至五月底电文的《青岛潮》，8月10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记述五四运动到六三运动概况，集纪事与资料汇编于一体的《学界风潮纪》，由上海中华书局于9月印行出版。这些辑录资料或概况叙述，显然比即时性的新闻讯息更为详细全面。
尤为特别的是由北京同文书局印行的蔡晓舟、杨景工（杨亮功）的《五四》一书。这本作于1919年7月的著作，素有“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的美称。作者明言，五四学生事件意义重大，虽热议不断却没有较清晰的描述记载，写作《五四》一书目的之一便在于将此事做纪实性叙述。作者依据时有的报刊史料，考察了五四的前因后果，包括“运动之前因”“五四学生示威始末”“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这亦是五四运动的史学雏形，奠定了史学视阈下五四运动叙事的基本框架，后人对五四运动来龙去脉的阐释描述，大抵以这一描摹为蓝本。此外，精细条理、翔实系统的史料整理同样为书作增色不少，书中附录了大量“舆论”“文电录要”“感言”等史料。全书洞悉史事之畅，明显已初具史学研究之风格。这部著作是“五四运动入史”的重要一环，考其名实，五四运动更多是在政治运动的涵阈下解释，少有阐发。 (18)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观感颇有参考性，他访华期间，正值五四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杜威在7月24日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观感，“作为一个曾经活跃的政治事件，学生的骚动已经消失了，但是在知识界它仍在继续” (19) 。学生运动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已经基本结束了，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还在继续。
当时，五四运动成因的一般解释是政治层面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1919年末开始，诸多时评开始跳出政治解释范畴寻找解释因由。沈仲九1919年10月的《五四运动的回顾》一文，将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德谟克拉西的影响”“思想的自由”和“教育的解放”。 (20) 沈仲九从思想文化层面思索五四运动的成因，事实上将新闻消息报道中的政治事件引向思想文化层面的反思。
值得关注的是，日后与五四运动一词几乎并行不悖的新文化运动 (21) 一词亦在此时兴起。1919年末，江苏省教育会拟举办名为“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的演讲比赛，发出的通函对这个题目作出了解释：
（一） 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其进行方向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使我国社会日就进化，共和国体日形巩固。（二） 新文化运动要文化普及于大多数之国民，不以一阶级一团体为限（例如推广注音字母、传播白话文、设立义务学校演讲团都是这个意思）。（三） 新文化运动是以自由思想、创造能力，来批评改造建设新生活（例如现在各种新思想出版物）。（四） 新文化运动是谋永远及基本的改革与建设，是要谋全国彻底的觉悟（继续现在的新运动从基本上着想使之永远进步也）。（五） 新文化运动要全国国民改换旧时小的人生观而创造大的人生观，使生活日就发展（例如从家庭的生活到社会的生活）。（六） 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 (22)
通览案文，这场继续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偏重于思想、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相比较于即时性报道反馈中的“政治的五四”，继而起之的这场运动，事实上导向了学术思想运动。就如同署名“近之”的读者对这场演讲的体感：“国民运动的倾向已从消极的而变为积极的，已从浮泛的而变为根本的，是政治运动已变为新文化运动了。” (23) 无独有偶，瞿秋白亦有同感，“何以说革新的时机到了呢？从表面上看，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骤然澎湃起来，虽然最初发动的时候面世受了外交上山东问题的刺激，其实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现在北至北京，东至上海，西至成都，南至广州，许多出版物，许多集会，前仆后继，一天盛似一天，多是因这一种运动所支配的” (24) 。有论者指出，随着五四运动一词的普及流行，其语义开始由“政治五四”向“文化五四”演进。 (25) 梁启超也增指出五四运动“本不过是一种局部的政治运动，其成功亦远不逮运动者之所预期，然而无损其价值者何也，则以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故机缘发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此实因果律必至之符” (26) ，永葆“五四”价值的方向是文化运动。此后的几年间，以文化运动的形式继续延展五四运动的影响，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风潮。 (27)
从历史真切性上讲， 距运动发生时间越近的描述、感受，天然带有原生态的质朴。后五四时期，兼具时事评论和史述双重风格的纪实总结，对五四运动价值意义的解释，极尽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意涵，并开始从政治层面转向文化启蒙，这样的解释分析有政治、文化融为一体之嫌。由此可见，日后围绕着“政治五四”“文化五四”纠缠往复的争论，不仅仅与各方话语权的争夺有关，至少当年时人赋予“五四”新意的同时，已造成其内涵含混，后来的许多争论也有源头叙述不清晰的远因。
三、 继承“五四”：20世纪30年代对启蒙的继承与超越
启蒙运动同样是五四运动的鲜明标签之一。20世纪20年代，围绕着“五四”已经有“文艺复兴”“思想自由”“思想启蒙”等零星议论与表述。较早明确强调五四运动启蒙意义的，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左翼文化人士。30年代，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在北平、上海等地发起倡导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的新启蒙运动，在这一场运动中，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启蒙意义进行了深入阐发。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邓演达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中便使用了新启蒙运动的概念。 (28) 文中，邓演达将五四运动明确解释为启蒙运动：
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所以能成为历史的阶段的缘故，是因为它是自发的、觉悟的启蒙运动，虽然这些自发的觉悟力是很浅薄很没有系统，虽然它带着资产阶级的性格。一九二五年以来到现在的革命，只有行动的教训，而没有深入的系统的了解与觉悟，这一点当然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头所常有的，但不应永远如此的。现时革命的失败，正是我们革命党员、革命平民的大众锻炼新的争斗工具而求自己解放自己的机会。认识时代的使命，理解牺牲流血的原因，便是现时我们革命党员在反动势力高压下面伴随着坚苦的斗争行动中应努力的工作。不但我们自己要要求认识与理解，并且要把我们的认识理解扩充传布给青年的劳苦民众，使新时代的发动力量底蕴蓄积强大起来，准备好下次的决斗与胜利的前途。这种工作在我们党里是持久战的要塞攻围的工作；在中国平民大众里是新的启蒙运动（关于此点我不日即作专文论之）。初次启蒙运动的工作，自“五四”以后已行分化与中断，现时正是接续下来去做的机运。一面有了解自己的觉悟，一面又有了解新世界新时代的觉悟；一面对封建社会——传统的中国旧社会解放，得着个性发展的自由，一面又须自己紧束自己，对残酷反动的中国孔教与基督教的联合统治及世界资本主义斗争。这种批评的奋斗工作，就是我们党的神圣的工作，神圣的任务，也就是全中国青年劳苦民众的任务，也就是新的启蒙运动。 (29)
邓演达高度肯定了“五四”的启蒙价值，将五四运动解释为“自发的、觉悟的启蒙运动”“初次启蒙运动”，不过，其立足的是现实，更多的是强调五四启蒙的浅薄与不系统，即正因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分化和中断”，才亟须发动新的启蒙运动。但是翌年邓演达遇刺身亡，他的这一主张言论在短期内也就影响有限了。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启蒙”逐渐形成一种思想风潮。193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的陈伯达，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对这一时期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出了严正批判，倡导发起“哲学上之救亡民主大联合运动”，即新启蒙运动，主张以启蒙运动凝聚抗战力量，唤起民主意识。 (30) 同年10月他又在《论启蒙运动》中，强调当下的启蒙运动是继“五四”以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31) 艾思奇在上海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呼应陈伯达的观点和主张。 (32) 新启蒙运动受到了文化人士的积极响应，1937年春夏间讨论达到高潮。胡绳、张申府、何干之等相继加入阐发新启蒙运动的队伍。
张申府认为“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以“发扬五四的影响，补足五四的欠缺”，成为“一个真正的新的文化运动”。 (33) 延至1937年年底，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兴起，这场以“五四”为基础的新启蒙运动在社会启蒙和宣传抗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了1938年，由于形势的变化及中共政策的调整，这场运动倏然而止。新启蒙倡导者从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内容、影响等各个方面，肯定了“五四”作为一场启蒙运动的价值。对五四运动启蒙面相标签化影响较深的，是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书中将五四运动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并列为近代启蒙的重要一环，指出这一运动承辛亥革命而来，开国民革命先锋，并从民主主义与政治改革、科学的方法与新世界观、反对礼教与思想解放、个性主义与个性解放、文学革命运动与社会运动等不同方面具体论证了“五四”的启蒙性。 (34)
不置可否，启蒙与“五四”的联袂，缘于五四运动自身所具有的启蒙意义。但“五四”启蒙意义的深度解读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文化运动。之后，在五四运动史研究中，五四运动的启蒙面相不断被强调，“五四启蒙运动”也在一些回忆性、纪念性、研究性的文章、书籍中频繁被提及，妇孺皆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 (35) 的论述激起了极大的学术涟漪，加之海外学界对这场运动的认知 (36) ，也延展了这一时期世人对“五四启蒙”的关注与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运动的启蒙面相逐渐成为“五四”的一块金字招牌。
四、 接续革命：政党视野下的五四运动革命面相
五四运动先天具有的反抗意识与革命含义不谋而合。国民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关联五四运动与革命关系的言论。1927年，一位笔名砍石的革命青年就曾指出“五四运动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五四以后中国封建文化开始崩坏，知识分子思想上才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37)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体系中对五四运动的论证，影响深远。
早在1936年，在张闻天等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38) 一书中，就将五四运动阐释为革命运动、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革命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时也是主张民主、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封建思想与封建势力的一种民主运动” (39) 。1939年5月初，毛泽东为延安报纸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文章，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文中对五四运动的定位极高：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40)
文中强调，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5月4日，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青年集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上述观点。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五四运动进行了系统表述：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41)
上述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等近代以来极具影响的几次革命并置，并将其视为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从历史坐标来看，“五四”逐渐脱离一般性的群众爱国政治示威运动的定位，被视为新旧革命时代与新旧文化时代的界标，既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运动史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将“五四”纳入党史叙述中，阐发“五四”的历史意义。应当说，五四运动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共成立的源头。
作为一种政治资源，五四运动在革命逻辑中的魅力同样引起中国国民党的注意。1943年5月4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文章《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文章称：
“五四运动”的发生在民国八年夏天，“五四”距离辛亥革命是八年，“五四”到本党改组是四年。“五四”是一种思想运动，一种文化运动，也是一种爱国运动。综合研究“五四”运动性质与其因果，“五四”实是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个支流，这一个支流，经过四年的时间，仍旧汇宗于国民革命的大海。所以“五四”运动若果有何贡献，这都是滋源于国民革命运动。 (42)
国民党将五四运动看作延续辛亥革命而来，下启国民党改组，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支流”。对比中国共产党将“五四”视为源头活水，国民党仅将“五四”看作国民革命的一支支流，而五四运动在其革命逻辑中的重要程度明显远远逊于中共的认知定位。
相较于日后意识形态层面的激烈对抗，20世纪40年代前后，无论立场和视角如何，国共双方都格外强调五四运动的革命意涵。共产党将“五四”视为承十月革命而来，后启中共建党，国民党则视“五四”承辛亥革命而来，后启国民党改组。两者对“五四”革命意义的阐发，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明显抬升，与近代其他重大革命活动相提并论。五四运动在革命面相上，成为串联前后史事的重要一环。此举为五四运动在近代历史坐标中寻找了新的定位，而这一革命逻辑链条上的新定位远远超出了以往的评价定位。这一时期对五四运动革命面相的阐发，形塑了后人对五四运动的认知研判。
五、 结语
什么是“五四”？百年来围绕这个命题的论著犹如过江之鲫，不同的党派、文化流派、文化名人的言说也不尽一致，使得五四运动总带有“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革命运动”“反传统”“科学”和“民主”等各式各样的标签。追索五四运动名词概念的流衍，不难发现，这一历史概念最初指代较为明确，时人多认为是一场一般性的群众爱国示威运动。但五四运动的复杂不在于“五四本事”，而在于其事后言说。围绕着五四运动，不同的审视视角、理论建构、话语诠释，成就了五四话语的多重性、多元性和丰富性。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时期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声音并不唯一，而是多元并存、复杂多歧的。五四运动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检讨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处置态度，北洋军阀当政势力始终站在“五四”对立面，这样的历史背景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五四运动的政治表达，推动了“政治的五四”转向“文化的五四”。以文化运动的形式继续五四运动，实为国民党与研究系的共谋，借此继续围剿打击敌对势力。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作为一支新生力量登上了社会政治的舞台。当学生以罢课为手段，学潮、学运迭起渐成常态，又引起后来国民党当权派的警觉。国民党对“五四”的态度，始终欲迎还拒摇摆不定。30年代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的检讨和超越，寄托了左翼知识分子希望在山河破碎时刻再聚浴血奋战的力量的希望与理想。30年代末40年代初，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国民党国民革命论的叙述，都将五四运动作为串联近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使“五四”在革命逻辑链条上占有一席之地。五四运动所呈现的不同面相背后，承载着民国时期军阀政争博弈、舆论较量、思想冲突、现代政党的成长成熟、话语权争夺等复杂内容。透过20世纪上半叶五四运动所呈现出的多重面相，可透视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生态的发展演变。
(1) 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7页。
(2) 对五四运动的阐释研究启自周策纵的奠基性著作《五四运动史》，张艳亦有进一步剖析，杨念群、欧阳哲生都对这一议题展开过讨论，新近研究亦有进一步细化。参见［美］周策纵著，陈永明、张静译：《五四运动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孙路遥：《史实与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记忆与阐释（1919—1945）》，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唐劭文：《国民党的五四运动形象建构研究（1919—1937）》，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3) 相关研究参见，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92—101页；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4—27页；罗志田：《本事与言说的纠缠——再论复调的“五四”》，《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9—133页，等等。
(4) 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第4页。
(5) 毅：《“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
(6) 关于谁最先提出五四运动一词的研究，相关研究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页；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2—56页；耿云志：《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06—115页；舒宝璋：《“五四运动”一词的出处》，《辞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73页，等等。
(7) 北京学生界联合会：《北京学生界罢课宣言》，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8) 相关研究参见［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04页；孔凡岭：《“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及其含义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89页；萧超然：《“五四运动”一词最早见于何处》，《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6—77页，等等。
(9) 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各团体电》，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第76页。
(10) 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52—154页。
(11) 《京学界之最近消息》，《申报》，1919年5月18日，第7版。
(12) 相关研究参见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52—154页；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28—47页；霍新宾：《“五四运动”一词的早期文本传播与语义演化》，《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第32—48页，等等。
(13) 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14) 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3版。
(15)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200页。
(16)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第201页。
(17)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第203页。
(18) 蔡晓舟：《五四·序》，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第93页。
(19) ［美］杜威编，刘幸译：《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0页。
(20) 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3版。
(21) 新文化运动一词兴起流行之初存在言人人殊的现象，“其早期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在五四后被世人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逐渐流行”，而后“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义和叙述‘新文化运动’”，以致该词含混复杂、疏忽不定。参见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28—47页。
(22) 《新文化运动解释》，天津《大公报》，1919年11月15日，第7版。
(23) 进之：《新文化运动》，《世界教育新思潮》第39期，1919年11月7日，第1版。
(24) 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2月1日，第2版。
(25) 霍新宾：《“五四运动”一词的早期文本传播与语义演化》，《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第32—48页。
(26) 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第89页。
(27) 近年来，新文化运动不可一概而论，区分“五四”前后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序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参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5—19页；桑兵：《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57—80页；桑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学术月刊》2020年第5期，第163—184页；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28) 姚宏志：《“新启蒙运动”概念的首倡者是邓演达》，《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20—123页。
(29) 邓演达：《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241页。
(30) 陈伯达：《国防总动员特辑：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杂志》第4卷第9期，1936年，第24—26页。
(31)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1日，第12—29页。
(32) 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号，1936年10月11日，第5—6页。
(33)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北平新报》，1937年5月2日。
(34) 成稿于1937年五六月间的《中国启蒙运动史》，由上海生活书店于1937年12月出版，并于1938年2月即发行第三版。在这本书中，何干之把五四运动的时间界定为1915年9月至1923年12月，标志性事件分别是《青年》杂志创刊和“科玄之争”结束。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87—156页。
(35)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页。
(36) ［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37) 砍石：《革命青年应注意的日子》，《中国青年》第6卷第23期，1927年1月，第602页。
(38) 这本书早在1936年已经有油印本出版。1937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印了第一个铅印本，署“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编”，此后多次再版。1946年，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期间，牡丹江书店再版时了此书的修订本。随后各解放区又根据修订本进行了翻印。日后的各种版本略有变化。
(39) 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19页。
(40)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8页。
(4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9—700页。
(42) 社论：《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