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人类罪行的清算——哈巴罗夫斯克对日本战犯大审判
S.V.图日林 撰 刘兴涛1译
译者记：相近于纽伦堡审判，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让世人注意到日本法西斯在二战期间研制并使用细菌性武器的罪行及可能引起的悲剧后果。两个审判的结果为战后世界秩序建立及包括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内的联合国基本文件制定奠定了基础。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较为客观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丑恶行径，并尽最大可能地对731部队相关责任人加以定罪。虽然解体后的俄罗斯国际话语权非常有限，但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对该议题的研究不遗余力，这也促成了俄罗斯于2021年举办“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历史意义与现代挑战”论坛，并吸引了来自中国、印度等国的专家学者。今天，在部分国家右翼势力有所抬头，世界充满不稳定因素的背景下，再次回顾并梳理侵华日军当年的反人类罪行显得更加可贵。希望能借此翻译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献上绵薄之力。
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过程中（1949年12月25—30日），有关日本高阶政要践踏和平、戕害人类的罪行被公之于世，证据确凿，无可争辩。相关指控，苏联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进行的东京审判中就有动议，并多次要求将731 部队负责人、医疗服务部中将石井四郎 (1) 及医学博士大田上校（К. Оота）引渡到苏方侦办。但每次美国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例如，“苏联方面在日军战争罪行上显然没有明显的利益攸关，毕竟这是日本对中国人和‘满洲’民众犯下的罪行”，相反，他们却坚持要求苏联引渡日本的两位将军（S. Kitazawa， H. Takumi，当时羁押于苏联），指控二人虐待盟国战俘，并在柔佛市（马六甲半岛）对华人进行大屠杀。 (2)
与此同时，日本细菌战的创始人石井四郎将其研究“效果”描述如下：“被轻武器、炮弹击伤的士兵经过适当处理可以重返战场。细菌武器则不然，细菌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感染，通过食物和水渗入人体，比起轻武器、大炮或航空武器，其作用大得多，它能够使很多人丧失行动能力，且无法治疗。这样一来，伤者便无法再返回军队。” (3) 当时日本的许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都青睐并支持这一作战形式。20世纪40年代，日本关东军指挥官、陆军上将山田乙三及其参谋长在审讯中供认，日本统治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预见了发展毒气和细菌战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在关东军总部建立细菌部队。731部队所筹备的细菌战作战目标包括苏联。
1947 年9月24日，苏联决定重新审问证人，并向东京的国际社会通报有关能够证明日本准备细菌战的材料。 (4) 但是，美国不允许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裕仁天皇等人也未被列入被告，但据文件显示，裕仁天皇与日本皇室其他代表都参与了细菌部队在“满洲”的建立。 (5)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审判是存在漏网之鱼的，美国政客为了追求其深远的目标，将部分战犯隐藏起来，进而逃过审判。出于这一考量，苏联内务部部长С.Н. 克鲁格洛夫于1948年2月19日对日本士兵和高阶官员重新进行了审判。这一行动得到了A.Y.维辛斯基 (6) 和V.M. 莫洛托夫 (7) 的支持。1949 年 9 月 7 日，苏联部长会议对内政部、司法部和检察院发布密令，并做出如下指示：“在哈巴罗夫斯克组织开展对所谓‘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主要工作人员公开审判，该部队从事研发细菌制剂，并将其运用到对苏联与中国的战争中。”经过与斯大林协商后，由全联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起草的第4284—1788s号秘密决议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批准。 (8)
1949年10月22日—12月13日，苏联内政部行动调查组和苏联内政部调查司对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进行了调查。此时，大部分日本战俘已被遣返，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员仍留在苏联。其中有206人与731部队的活动有关。1949年12月下旬，滨海边疆区军区军事法庭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审理了日军前军事人员案件，指控他们研制细菌武器并将其运用到哈勒欣河战役（1939 年，又称诺门罕战役）及对华作战（1940—1942年）中，其中还包括对人类进行活体实验的罪行。
根据刑事案件材料，12 名日本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了细菌武器的研发、制造和使用，违反了1925 年 6月17日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该案由军事法庭公开审理，审判阵容包括司法少将 D.D.切尔特科夫（主席），成员由司法上校 M.L.伊尔尼茨基和司法中校 I.G.沃罗比约夫组成。公诉人由三级司法参事L.N.斯米尔诺夫担任，辩护律师分别是 G.K.普罗科彭科、V.P.卢金采夫、D.E.博尔霍维季诺夫、N.K.博罗维克、N.P.别洛夫、S.E.桑尼科夫、A.V.兹维列夫和 P.Y.博加乔夫。
在法庭听证会上，检方调阅了前期调查过程中收集的大量证据，听取了涉及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被告人供词，法院据此确定了该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和罪行责任人。依据刑事诉讼法，检方在法庭上提供了证人与被告的证词、法医检查结论、调查行动协议书和其他文件。
检方的指控对象为原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卫生管理部负责人、兽医部负责人及731部队与100部队各类成员。可以看到，在基于文件的诉讼程序中，日军创建了特别的单独秘密部队。该部队的长官由医疗服务中将石井四郎担任，代号取为731（对外文件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部队设在中国东北，并有多个分支机构，积极从事细菌战研究，包括发动方式与自我防护。据资料，超过3.1万人在人体实验中受到日本细菌学家的折磨。 (9)
作为日军所属细菌部队的受试者，当时大批“满洲”、朝鲜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被日本宪兵与反间谍科特别移送至731部队。还有因各种原因来到“满洲”的苏联公民——被认定为亲苏分子或“苏联间谍”以及八路军战士、中朝抗日游击队队员也在其中。
除“满洲”外，日军还在中国华北、华中、华南等驻扎地以及东南亚诸国建立了类似于731部队的军事细菌学分支单位。关东军军马防疫厂被冠以秘密番号100部队，兽医部少将若松有次郎任部队长。该部队位于长春市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其他类似支队还包括番号为广州“波”字的8604 部队、石井四郎亲自建立并起番号为南京“荣”字的1644部队等所谓的防疫部队。而东南亚的防疫支队（代号4246，河内）设在法属印度支那日军第21师，由医疗少校哈里亚率领。再看731部队和100部队，他们在“满洲”和中国拥有广泛的部门和分支网络，隶属于关东军下属各单位和编队。其中部分单位在为进攻苏联边境城市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做准备，细菌研制单位则分布于海拉尔、孙吴（县）、南京、广州、东宁、东阳、林口、大连 （“南满”铁路卫生服务科学研究中心）、海林等地。 (10)
实际上，日本已经有意在对苏作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也是许多相关研制单位分布于苏联—“满洲”边界的原因。最近被引入科学研究中的日本档案文件也佐证了关东军对苏联军队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的意图。 (11) 在日本军队细菌战框架内，各部队及研究机构开展了积极的细菌学研究，以确定战斗中最有效的细菌类型，随后开发并进入流水线生产，这种技术手段将通过感染牲畜和农作物给敌对方军民造成经济损失与大规模杀伤。 (12)
据1945年8月被俘的日军供述，关东军所研发的违禁武器不仅针对苏联。在1949年11月16日的审讯中，关东军第二副参谋长松村少将作证说：“1944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收到了日本战争部关于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命令……所产武器不仅面向关东军，还将供应给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军队。” (13) 在12月7日的审讯中，他又补充了重要的内容，并指出这种供应与“太平洋战局的恶化，以及试图向美国、英国和其他盟军使用细菌武器有关。参考当时的研发情况，日军打算使用由‘满洲’细菌部队生产的细菌武器” (14) 。
刑事案件档案材料表明，有关制造细菌武器的决定及相关方向的准备活动来自日本裕仁天皇的一系列密令。日本在所占领的“满洲”领土上构建了绝密细菌武器研究体系，它只隶属于天皇、日本陆军总参谋部以及作为执行单位的关东军指挥官。其中关东军的权利有限，相关行动与部署严格遵照上级指令，以及日本天皇内阁与军部的协商结果。 (15)
其中用于战争的细菌制剂研究工作由一系列单位指挥，包括日本陆军总参谋部一（业务）局二（业务）处、日本军部、日本军部军事医学部、关东军。虽然研究工作由东京军事医学院负责，但具体落实在731部队。 (16) 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决定对日本天皇和其他参与研发战争性细菌武器的人员免于起诉。 (17)
日本军政领导对细菌战的重视程度，可以从相应特种部队的人员数量和资质来判断。731部队的编制达到3000人，其中包括日本最杰出的科学家、教授和医生，他们被称作“日本科学和医学界的精英”。这些科研人员以文职身份在部队工作，但在职称上，他们的官衔等同于军队中的“上校”，并据此享有一切该等级对应的权利。1948年7月，原日本皇军医疗队队长金泽供述了这一事实。
从日方视角来看，作为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被告、生产和使用违禁武器的直接参与者、731部队总务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供述了制定细菌战计划的原因：“日本没有足够的自然储备金属和制造武器所需的其他原材料……有必要寻找新型武器，而细菌武器在当时被认为是有效的手段……所有大国都在这方面开展相关科研工作，日本不应该落后。” (18)
731部队为实施对苏作战计划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在日本与苏联开战时，该部队要先发制人，投入细菌武器，使对手丧失行为能力。其次，当战局发生变化，日军被迫撤退时，部队将在废弃领土（动植物生命、水源）上散播细菌，以期感染对方士兵及当地平民。
731部队中配备了细菌学家、科学和技术人员，并拥有最新的德国设备。为开展大规模研发与实验，部队修建了一座基地，内部包括用来安置科研人员的宿舍、实验室，从事动物感染实验研究的牲畜圈，人体实验相关的内部牢房及焚化炉等。此外，731部队还配备有一个航空单位，用于试射充满致命细菌的炸弹和炮弹。为方便补给，日军为该部队铺设了一条从哈尔滨火车站到平房火车站（位于哈尔滨市南部约20公里）的专用铁路线。
通过大规模对急性传染病细菌的培养，部队研发出了散播细菌的方法，即通过空气弹将载满细菌的跳蚤投放下去，进而污染水、食物、牲畜和植物。1949年12月1日，陆军上将山田乙三在作证时说：“ 1945 年，随着细菌武器使用方法的完善，部队开始大规模投产，并首先根据皇室的指令来投入使用。” (19)
在此基础上，根据1945 年3月日本防卫副大臣柴山（K. Shibayama）中将的指示，山田乙三命令全体731部队甚至家属共同参与大规模捕捉老鼠的行动，并将之运送到实验基地。 (20) 在那里，科研人员培养老鼠和寄生于老鼠的跳蚤，将之作为传播鼠疫病菌的有力媒介。 (21) 据731部队原总务部长官堀田良一郎在法庭上的证词，1945 年石井四郎打算使用大约300万只老鼠达成上述目标。 (22)
经过多次试验，鼠疫跳蚤最终被日方确定为最有效的细菌武器之一。日军通常将其装入机载陶瓷炸弹中，填充到炸弹里、炮弹里或将其隐藏在手杖的隐藏孔中进行地面破坏。
日军在实验室和试验场中对活体进行了细菌武器的有效性实验，手段惨无人道。根据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731部队的这种实验“屡见不鲜”。有证据表明相关活体实验使用了伤寒、副伤寒、痢疾、糜烂性毒气的病原体。受试者即便幸存下来，还将被继续测试其他杆菌直至死亡。在731部队内部行话中，一个注定要死的人被称为“风神”，在日语中的意思是“原木”。为了保证实验的有效性，监狱厨房为犯人准备了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食物。尸体经过初步解剖研究后，被运往焚化炉焚烧。 (23)
细菌学家、宪兵军官、文职人员和部队飞行机组人员参与了现场测试。他们将囚犯绑在铁杆上，然后投掷各种细菌炸弹检验威力。在这种残酷折磨下，一些受试者死亡，而另一些人受重伤，不再适合进行进一步的实验，于是被日军枪杀或注射氰化钾而死。“人为感染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和出血热的受害者死亡率各不相同。”川岛清在1946年8月11日的审讯中供述：“当一个受试者被人为感染后，在不接受治疗的情况下，几种细菌的死亡率分别为：鼻疽（100%），鼠疫（70%），霍乱（高达 70%），伤寒（60%—70%）。经过治疗，死亡率会降低，个别病例得到治愈。” (24)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揭示了日本军方在1938—1945年期间准备并实施大规模细菌战的罪行，以及在中国领土上的直接行为，包括此前不为人知的反人类罪行。日军不仅在实验室和试验场对其细菌武器进行试验，而且还在“实战”中对国际明令禁止的这类手段进行测试。第一次“实战”发生在1939年哈勒欣河战役中，日军在撤退期间将病原菌倒入河中。第二次“实战”发生在1942年7—8月的浙江一带，历时25天。 (25) 事实证明，哈勒欣河战役中，日军也使用细菌武器来对付苏联和蒙古。1939 年 5 月 11 日— 9 月 16 日，日军将伤寒、副伤寒和痢疾细菌作为战斗辅助手段，感染了河流和邻近的水库。 (26) 在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其边境依旧受到日军细菌投放行为的干扰。然而，在1945年8月发起的对日作战中，在苏联红军、海军舰队、国家安全部等单位的共同配合与快速行动下，日本未能对苏联发动全面的细菌战。
值得注意的是，1981 年10 月，记者约翰·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了文章，详细介绍了日本细菌学家对平民的犯罪实验。在阅读这篇文章后，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法学教授 B.罗琳法官——东京审判（1946年5月3日—1948年11月12日）的最后一名在世成员评论说：“作为国际军事法庭的一名法官，我非常痛心地得知，根据中心的命令，日本最臭名昭著的战犯被保密，不被美国政府起诉。” (27)
此外，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还指控被告对人类进行非人道的医学实验，致使受试者在此期间无法挽回地失去生命。除了用鼠疫和其他急性传染病源对囚犯进行非法实验，731部队还进行了广泛的冷冻活人四肢实验（所谓的冷试验；负责人为陆军工程师吉村寿人 (28) ）。其间，实验员将囚犯的手和脚放在装有冰块的特殊盒子里，直到四肢冰冻。抑或是将囚犯带到寒冷的室外，用枪口威逼囚犯将双手浸入水桶，然后裸露10—120分钟，具体取决于气温。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验以坏疽、截肢和受试人员死亡而告终。这些实验的目的是研究开展对苏作战时处理日军士兵四肢冻伤的办法。
在审判期间，军事法庭确定了每个被告的罪刑程度，被告人均供认不讳。 在宣布判决之前，山田乙三供认：“我承认本人在包括准备细菌战在内的战备上具有责任，我承认在一切暴行上的罪责。”川岛清供认：“本人所犯下的罪行不仅对我个人而言是可耻的，而且对我的整个国家来说都是可耻的……这些罪行是反人类的巨大暴行。” (29)
鉴于当时苏联已经废除死刑，滨海边区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最高刑期——在劳教所监禁25年，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监禁20 年，西俊英监禁18 年，三友一男监禁15 年，尾上正男监禁12 年，平樱全作监禁10 年，久留岛祐司监禁3年，菊地则光监禁2年。1956年年底，在完成部分刑期后，罪犯们全部被遣返回国，只有犯人高桥隆笃在48号战俘营（伊万诺沃州列日涅夫斯基区切尔岑村，距伊万诺沃市28公里）时死于脑出血，命丧他乡。
1950年2月1日，苏联大使代表政府向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递交照会（抄送澳大利亚、缅甸、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巴基斯坦和法国政府），提议共同努力，查明并谴责该滔天罪行的主要组织者和主谋，并提议组织新的对日战犯国际审判。然而，苏联的提议没有得到支持，麦克阿瑟总部下设的提前释放委员会开始大规模释放日本战俘，其中就包括那些犯下战争罪行的人。
1993—1994年，俄罗斯联邦首席军事检察院联合日本前战俘协会共同审议了N-20058号刑事案件材料并发布了一项决定——该案件中的所有定罪者罪名合理，不接受反驳。 (30)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1994年12月15日的决定依旧维持了滨海边疆区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 (31)
虽然从法律形式上看，1949 年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并不具有国际性，但这个历史性法庭审查了日本战犯研发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其政治和法律意义可以同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相提并论。而且此次审判在理清日本研制大规模杀伤性细菌武器上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世界广泛认可。结合日本的消息源，此次审判成为日本相关出版物的法律与历史依据。随着该罪行的公之于世，日军在二战期间对细菌战的研发与实施行为受到各方的坚决谴责。 (32)
像日本这样研制细菌战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的绝非一家。事实上，包括希特勒联盟内的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都有秘密实验室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结果，这几个国家的行径被认定是危害人类罪。 (33) 但与其他审判相比，只有 1949 年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才揭示了日本活体医学实验的事实，这种实验的残忍程度可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医生的行为相媲美。其绝对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Reckoning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Khabarovsk trial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Based on the public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trial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held in Khabarovsk in 1949，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secret development of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by Japan during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nd its harm and influenceto the people of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o the Chinese people.
(1) 石井四郎（1882—1959年）——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1931年，他在“满洲”境内创建了关东军所属的细菌实验室，并发挥了主要作用。后历任731部队长官、南京军医第一处处长、军医学院教师。1945年8月，他和几名高级下属设法逃脱并避开了国际法庭审判。他曾在东京逗留一段时间，随后在美国军事情报局的安排下“消失”。1945年12月1日转入预备役，同年冬，加入美国的特种部门并参与合作。
(2) Романова В.В. От Токийского суда к Хабаровскому： из истории подготовки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японс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бактериологами // История медицины. 2015. Т. 2. № 1. С. 77.
(3) Цит. по： Кошкин А. Ожоги «Чёрного солнца»： японские милитаристы готовили «день Х» //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95. Июль.
(4) Кириченко A.A. За кулисами трибунала // Великая Победа в 15 т. / Под общ. ред. С.Е. Нарышкина， А.В. Торкунова. Т. 8： Расплата. М.， 2015. С. 93.
(5) Рагинский М.Ю.， Розенблит С.Я.， Смирнов Л.Н.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 преступное оруд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М.， 1950. С. 35-37， 45； Тужилин С.В. Роль японской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семьи в создани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оенно⁃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1930-1940⁃е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чтения на Лубянке， 2015 год：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спецслужб в XIX-XXI вв. М.， 2016. С. 86-104.
(6) 时任苏联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7) 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译者注
(8) Романова В.В. Отряд 731 // Родина. 2015. № 12. С. 116-120.
(9) Иноуэ К.，Оконоги С.，Судзуки С.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Японии / Сокр. пер. с яп. М.，1955. С. 239；Хаяси С. Японская армия в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 Пер. с англ. М.，1964. С. 729.
(10)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ФСБ России（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16. Л. 129；Т. 18. Л. 18；Т. 19. Л. 3；Т. 21. Л. 21-23.
(11) См.：Полутов А.В. Разгром Квантунской армии в августе 1945 г. // Неоконченная война—незаживающие раны：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2016. С. 85.
(12) Подробно об отдель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японской военно⁃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см.：Рудаков Д.П.，Степанова Е.А. Японская военно⁃б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1932-1945 гг. // Воен.⁃истор. журнал. 2015. № 10. С. 47-52.
(13) 11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3. Л. 94-95.
(14) 11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3. Л. 111.
(15) Христофоров В.С.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1949 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рхива ФСБ России // Великая Победа. Т. 8. С. 103.
(16) Подземный завод смерти // Правда. 1950. 11 февраля.
(17) 据电讯社（苏联时期媒体）驻华盛顿记者报道，包括细菌学家、731部队负责人在内的18名日方人员，所有与细菌武器相关的设备、生产材料——制剂、细菌培养物，以及参与该研究的人员名单早在1946年年初就被发往美国麦克阿瑟总部。那里的细菌战领域专家与日方人员开启了研究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资料均由日本战犯——笠原幸雄中将（原关东军参谋长）和石井四郎亲自收集。См.：Известия Советов депутатов трудящихся СССР. 1950. 11 марта；Правда. 1950. 23 марта.
(18)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2. Л. 131-132.
(19) 11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1. Л. 234.
(20)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по делу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обвиняемых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именении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 //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звезда. Хабаровск. 1949. 31 декабря.
(21)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3. Л. 121.
(22) Материалы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о делу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обвиняемых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именении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 М.，1950. С. 370.
(23)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2. Л. 140-141.
(24)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5. Л. 350.
(25) Моримура С. Кухня дьявола：правда об «отряде 731»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М.，1983；Тужилин С.В. Из истории применения Японией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 против СССР и союзных ему стран // Неоконченная война—незаживающие раны：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2016. С. 96-106.
(26) Подробнее см.：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10. Л. 162，190；Рагинский М.Ю.，Розенблит С.Я.，Смирнов Л.Н. Указ. соч. С. 56，57；Конвейер смерти—японский концлагерь «Отряд 731»：［видеозапись］// Студия «Автор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Елены Масюк». Телеканал «Россия». 2004.
(27) Цит. по：Звягинцев А.Г. Ветер возмездия：уроки Токий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трибунала. М.，2019. С. 43.
(28) 战后回到日本，吉村寿人成为冻伤领域的杰出专家，日本北极探险的首席顾问，并担任神户女子医科大学校长。他继续着自己的“科学”实验，特别是在儿童冻伤领域卓有建树。他目标明确、有条不紊地填写实验报告，附有照片，并在日本医学界发表论文。1978年4月29日，为纪念天皇诞辰，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授予吉村寿人旭日勋章，以表彰他在科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参考俄罗斯记者E.V.马修克关于吉村寿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相关报道。据他所言，约700名苏联和中国公民因冻伤而死。
(29) 32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25. Л. 245，243.
(30) 32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26. Л. 258-267.
(31) 32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Д. Н-20058. Т. 26. Л. 268-272.
(32) Барышев В.А. Хабаровский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японс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к 60⁃летию события）//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2009. № 3. С. 8.
(33) Подробнее см.：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Nov. 14，1945-Oct. 1，1946. In 42 vol. Vol. XXI（12 August 1946-26 August 1946）. Nuremberg，1948. P. 11-13，20，51，246，306，307，546-562；Сборник сообщени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о злодеяниях немецко⁃фашистских захватчиков. М.，1946. С. 183-193；Рагинский М.Ю.，Розенблит С.Я.，Смирнов Л.Н. Указ. соч. С. 19-27，111-114；Военные трибуналы Нюрнберга：медицинское дело：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 Пер. с англ. С.А. Мирошниченко.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