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地区”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口述史实践：以泰北山区为例
李嘉锐1 杨新新2
自20世纪初梁启超在日本通过《新民丛刊》有意识刊登华侨华人史的伟大人物等论著始，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掘此前长期为各方所“忽略”的华侨华人历史，便占据了国内外研究界，尤其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界的主导地位。 (1) 相当长时期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被冠以“侨史学家”之名，华侨华人研究界亦被称为“侨史界”，华侨华人史研究则被归置到中国史或中外关系史等学科下。 (2)
改革开放后，随着学界研究条件的改善以及海外侨情发生新变化，学者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也不再简单限于通过梳理报刊、档案等传统纸质文献以重建所谓华侨华人历史的来龙去脉。赴海外华人社区对当地华人社会出版的各类会刊、纪念文集、私人文献等进行收集整理，并运用口述史等新兴研究方法，对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实地采访，以“原汁原味的现场感”和“体验式观察”能够进一步加深研究界对海外华侨华人历史及现状的理解。 (3) 可以说，借助基于实地田野调查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及其实践，既拓展了既有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学科领域，又丰富了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内涵和面相。
尽管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研究取向兴起以来方兴未艾，华侨华人史研究界也做过很多有益的讨论，然而如何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运用口述史等研究方法，仍有很大的空间。 (4) 鉴于此，本文在概要性厘清口述史研究方法基本轮廓的基础上，以研究者较为熟悉但华侨华人史研究界关注相对薄弱的泰国北部山区华侨华人研究为案例，结合研究者数年来在当地进行口述史调查采访的经验，希望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以期能够有助于反思口述史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田野调查实践之于华侨华人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一、 口述史研究的基本规范和方法
通过实地调查访谈以及口述等办法收集史料，并运用到史学的书写与叙述之中，并非现代史学的专利和新发明。无论中西方世界，都拥有众多古代史学巨擘依靠口述访谈资料完成史学经典的案例，正如美国著名华裔口述史家唐德刚曾对现代口述史学科创始人艾伦·芮文斯（Allen Nevins）所说，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他并非口述历史的老祖宗，不过只是“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这一名词的发明者。 (5) 尽管古代东西方世界都有口述历史的传统，但作为一门具有规范体系的现代学科，口述史研究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现代口述史学科的变迁历史以及口述史研究的学科方法和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探讨，本文已无须赘述。不过重新思考现代口述史学科发展过程中研究取向及范式的转换，以及学科规范的建立和争议等问题，或将有助于明确口述史研究的基本规范和方法，进而有益于研究者结合相关案例实践，做出更为深入的省思。
就现代口述史学科的兴起而言，其由前文所述的美国现代史学家艾伦·芮文斯创建。芮文斯原为新闻记者，1948年转行从事历史学工作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世界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芮文斯最初开展口述史研究的目的较为明确，即通过当面访谈不同阶层的美国普通民众，搜集各类私人口述历史资料，以弥补档案、报刊、文集等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 (6) 可以看出，口述史学科自建立之初起，便深受实地采访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具有发掘打捞“正统”“宏大”叙事以外“边缘”“个人”史料等学科特征。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口述史学科主要关注缺乏“书写文字”传统以及在“正统”叙述中“失语”人群历史的研究取向，恰好与此时欧美研究界受新文化思潮影响，提出的“眼光向下”“瞄准边缘群体和社会底层”等范式转换要求不谋而合。从这一时期开始，口述史学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但美国学界建立了专业的口述史学会，在“平权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口述史研究界也展开了对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等左翼“边缘”议题的研究；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以及亚洲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开始推行各类口述史研究计划及项目，并建立相应的专业研究机构。 (7)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科的蓬勃发展，口述史研究无疑已成为一门显学，各类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不过由于口述史研究主要通过调查访谈获取历史材料，具有“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 (8) ，一直受到传统史家以及各方的质疑，即口述历史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客观中立性，能否达到还原真实历史的效果。为平息这一争议，从这一时期开始，国际口述史研究界参照借鉴新闻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跨学科领域的访谈、田野等调查研究方法，制定并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口述史调查作业流程及相应的学科规范守则。 (9) 事实上，口述史研究及其相应的学科方法及规范流程的确立，不但进一步彰显了口述史研究的学科主体性，也使它的科学性和客观中立性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进一步承认。此后，口述史研究被介绍引入中国，包括华侨华人史研究学者在内的中国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吸收、采纳，并运用到相应的研究之中，影响至今。
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经验，一般认为口述史研究的学科方法及规范作业流程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首先，选定研究主题。任何口述史研究项目，都应围绕特定时空范围内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历史议题展开调查采访工作，同时研究主题也要尽量做到有一定的“学术容量”，以利于采访更多的口述访谈对象。其次，前期研究准备，应围绕研究主题，尽可能多地搜集并熟悉相应的文献及资料，并对采访对象本人的相关信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以掌握研究主题可推进的面向以及采访时的重点工作方向。再次，制定访谈大纲，根据前期研究准备，结合口述调查的重点工作方向，制定详细的访谈大纲以及访谈时可能出现意外情况的预案。第四，开展口述采访，应尽量按照制定的采访大纲进行访谈，但也应根据采访现场实际情况的变化，运用灵活多变的技巧和方法，获得符合研究主题要求的口述材料。最后，为维护所获口述资料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整理完成的口述史资料应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同时在将资料运用到相应的研究中时，应尽量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比较、结合使用，并注意对受访者隐私的保护，以遵守研究伦理和规范。 (10)
由上文的概要性分析可知，就现代口述史学科建立的最初目的而言，其主要为发掘整理较少被传统主流史学叙事所关注到的“边缘”“底层”等私人口述回忆资料。而为了将此类基础性的口述史料进一步转化为口述史研究成果，口述史研究已形成了一套严格缜密的调查作业流程和学科规范。目前来看，结合运用以调查访谈为主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包括华侨华人史研究等在内具有一定“边缘”色彩的“非传统主流”史学研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推进和发展。下文将根据研究者在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研究中的经验，结合口述史研究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对口述史研究如何运用于“边缘地区”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实践，做进一步检讨和反思。
二、 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研究史中的口述史实践及研究概述
总体来说，将泰北山区归置为华侨华人史研究中的“边缘地区”，主要源于该地区所具有的特点。首先，受冷战时期国民党军余部相对特殊的迁移历史以及泰北山区较为封闭落后的环境条件的限制，相当长时期内各方对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群体的历史及现状了解非常有限。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群体也并非国内外华侨华人史研究界关注的重点地区，在相对“边缘”的华侨华人史研究中，属于“边缘”中的“边缘”议题。其次，随着泰北山区内外条件的变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开始涉及对当地华侨华人群体的研究，不过无论泰国政府、给予泰北山区华人社区大量“援助”的台湾当局抑或当地华侨华人团体，基本缺乏关于当地华侨华人历史及现状的正式档案、报刊等“传统书写”文献记录，因而要对相关议题展开探讨，势必需借助口述史等调查研究方法，对各类“边缘史料”进行重新“打捞”与“再研究”，方能深入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就泰北山区的华侨华人群体而言，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的主体以20世纪50年代初由云南等地退入泰缅边境山区的国民党军余部华侨华人及其后代构成为主。 (11) 据泰北山区华人社团组织最新统计，目前泰北山区约有华侨华人及其后裔20余万人，主要定居在泰国北部清迈（Chiang Mai）、清莱（Chiang Rai）、夜丰颂（Mae Hong Son）等府山区的108个华人村内 (12) ，可谓已形成一定程度的聚集规模。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港台学者已对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群体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就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群体较为特殊的发展变迁历史，以及在国民党军余部“军人文化”主导下形成的相对独特的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思考。 (13) 2013年以后，随着中国“一带一路”以及“澜湄合作”倡议的提出，大陆学者开始涉及对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群体的关注。不过因研究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加之多数大陆学者在泰北等地的所谓“田野调查”带有“走马观花”的旅游参访性质，目前大陆学者对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的讨论，或属“猎奇”色彩极强的“新闻报道”与“浅尝辄止”式的“知识科普”，相关认识和结论带有明显的“有色眼镜”和价值预判； (14) 或因相关口述资料及各类文献材料收集整理力度的不足，研究深受国外以及港台学者研究的影响，在身份认同等议题上缠绕不前，“旧瓶装新酒”的问题较为突出。 (15)
2014年，同样得益于“一带一路”以及“澜湄合作”倡议的提出，研究者在当地大学和华人社团的支持下，得以进入泰北山区，并对当地华侨华人群体开展口述调查研究。根据口述史研究的标准作业流程要求，研究者首先围绕研究主题，展开了前期阅读及相应基础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制定了调查访谈大纲。受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群体身份认同等议题讨论的影响，研究者最初准备以当地华文学校为切入点，着重关注台湾当局支持下的当地华文教育如何影响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群体，如何看待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并如何在二者间进行“政治认同选择”。然而，在随后的实地访谈调查中研究者发现，随着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群体结构性融入泰国本地社会，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由相对独立的华侨学校转型为具有第二语言教育性质的中文补习学校，泰北山区多数华文学校尽管仍然主要依靠台湾当局的援助维持办学，但华文学校教育对当地华侨华人群体在大陆和台湾间的“政治认同选择”几乎毫无影响。反倒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泰北山区华侨华人及其后裔仅20余人，却集中开办了近百所华文学校，基本形成“一村一校”办学格局 (16) ，成为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华文学校办学最为集中的地区。然而对于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发展变迁历史，以及何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办学规模与相对独特的办学模式，无论外来研究者抑或本地华人精英似乎关注力度明显不足。
根据实地访谈调查中发现的新情况，经过研究者与当地华人社团的协商，研究者迅速对调查访谈方向进行了调整，将口述史和调查访谈重点转移到对泰北山区华文教育的历史及现状等问题的关注。此后，按照口述史研究的规范要求，研究者首先围绕重新拟定的研究主题，进行了补充阅读和再次积累。其间，研究者发现国内外学界对泰北山区华文教育虽已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但并未深入。一方面，部分学者受自身学科背景限制的影响，深陷“就教育言教育”的桎梏，对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如何在国民党军余部“军人文化”影响下建立发展的变迁历史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讨论。 (17) 另一方面，部分研究由于未采用口述史调查访谈方法，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主要依靠泰北山区华文学校以及相应援助组织出版的纪念刊物与文集，以至于研究成果不仅沦为对泰北山区华文教育相关情况的概要性介绍，还将泰北山区各华文学校视作“铁板一块”，基本未注意到其内部的分化及差异等问题。 (18) 在补充阅读和再次积累的基础上，研究者重新修订了访谈大纲，并确定了口述史调查采访的重点方向，在当地华人社团以及第三方组织的帮助下，第二次进入泰北山区，对当地华文学校展开了系统走访与调查。
首先，研究者对尚且健在并曾参与过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创办及发展的国民党军余部老军人进行了口述史调查访谈，着重围绕国民党军余部辗转进入泰北山区开办华文学校的历史，国民党军余部放下武器后泰北山区华文学校面临的调整转型，以及台湾当局对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援助状况等问题系统开展了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结合既有的各类研究成果以及泰北山区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出版的各类会刊、校刊、纪念文集等，研究者对国民党军余部主导下的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军人办学”历史及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讨论。研究显示，泰北山区成为目前全世界华文学校开办最为集中的地区，与国民党军余部迁移泰北山区后一度处于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以及部分军队长官重视华文教育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19) 到20世纪80年代，泰北山区国民党军余部放下武器，军队官兵及眷属加入泰国国籍后，当地华文学校一度因泰国政府相关政策的调整受到“重创”，但因台湾当局此时需借助在泰北山区华人社区中的影响力以维持与中国大陆间的“政治竞争”，故而在台湾当局的“扶持”下，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军人办学”传统不但得到延续 (20) ，且在冷战终结后，随着内外条件的改变，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在外来援助支持的“帮扶”下，实现了进一步发展 (21) ，由此也进一步巩固并形塑了泰北山区华文学校不同于东南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较为独特的“军人办学”模式。 (22)
其次，随着口述田野调查的日益深入，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除对泰北山区华文教育的“军人办学”历史及传统进行了记述和阐释外，根据口述田野获取的资料，结合报刊、档案等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观察，研究者也对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军人办学”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检讨。研究发现，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在“军人办学”传统影响下，长期依靠国民党军余部“补助”以及台湾当局等外来援助的“扶持”办学 (23) ，这使得泰北山区华文学校，无法像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华文学校一样，获得当地华人经济、华人社团的有力支持与制约，同时也使多数学校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规章制度建设缺失，行政财务管理混乱，深陷恶性竞争与发展不平衡的旋涡，无法彻底完成办学功能与定位上转型等问题。 (24)
再次，针对前期阅读积累中注意到的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内部存在的分化差异等问题，研究者不但对清迈、清莱、夜丰颂三府不同区域的华文学校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也对泰北山区办学层级和规模不同的各类学校开展了系统调查，口述采访了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学校的董事长、校长、教师以及家长、学生。在这一基础上，结合从当地华人社团、各华文学校收集到的各类未刊纸质文献资料，研究者发现，尽管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受到“军人办学”传统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同质性，但由于国民党军余部内部的分化，以及受“军人办学”传统影响程度不一的左右，泰北山区在区域和层级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别。就区域差异而言，泰北山区华文学校主要集中分布在清迈、清莱两府山区。由于清迈、清莱两府山区华文学校所在社区地理经济条件有一定的差异，加之主导华文学校的国民党军余部第三军、第五军最高长官李文焕、段希文等人对华文教育的重视以及台湾当局的密切程度有一定的差异，故而清迈、清莱两府山区不同区域华文学校在办学变迁历史、当前整体办学水平以及对外来援助的“路径依赖”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 (25) 而就层级差异而言，由于清迈、清莱山区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华文学校与国民党军余部高层长官亲疏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加之学校能够从所在村庄、本地华人社区领袖与学校董事会等处获取的各项办学“资本”大相径庭，因而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又可以在办学层级上分为各类办学资源较为充足的“优势华文学校”以及各类办学资源相对匮乏的“落后华文学校”。 (26)
三、 泰北山区华侨华人史研究中口述史实践的意义与问题
由上述关于泰北山区华侨华人口述史实践的分析可知，对于像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研究这类档案、报刊等传统文献资料较为缺乏，长期为各方所相对忽略，具有较强“边缘”性色彩的华侨华人史研究议题而言，借助口述史研究方法和实践，能够弥补基础研究史料的不足，如为深入分析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变迁历史及现状，研究者系统采访了参与过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创建发展、目前尚健在的国民党军余部老军人，获得了较为珍贵的一手口述史料，丰富了历史的细节和研究资料的多样性。同时，在口述史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资料和研究文献的结合使用，研究者不但厘清了泰北山区华文教育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脉络，且对国民党军余部主导下的“军人办学”传统如何作用并影响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具体办学实践过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此外，得益于所获口述史料和其他资料的支撑，研究者还对泰北山区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华文学校的分化差异等更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有力地推动了泰北山区华侨华人史、华文教育史等议题的研究。可见，口述史研究方法对拓展“边缘地区”华侨华人研究的内涵和面相，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当然在将口述史方法实践于泰北山区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时，也有不少问题和经验值得总结。从宏观层面来讲，研究者能够对泰北山区华侨华人史这类“边缘”议题开展口述史研究，离不开国际国内大环境变化的影响。尤其像泰北山区华人社区这类此前较为封闭落后且冷战时期与中国大陆有一定“隔阂”的地区，若没有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及“澜湄合作”倡议的提出、实施以及为当地社会带来的日益可见的各类“红利” (27) ，包括研究者在内的中国大陆学者无疑难以获得进入当地并进行实地口述史调查的机会。
就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和经验而言，首先，在研究主题和调查方向的选择上，按照口述史研究标准作业流程完成前期阅读积累后，学者的相关看法势必受既有研究观点的左右。尤其在泰北山区华侨华人史研究这类以往学界关注有限的“边缘”议题上，研究者最初选定的口述访谈重点为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群体如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进行“政治认同选择”，即明显且更容易受到此前中外学界有关研究认识的影响。不过，一旦当学者开展实地口述采访后，很可能会发现之前确定的研究主题和调查方向，带有较为较强的“异域想象”，与当地社区历史及现实情况不相符合，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在泰北山区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实践中，研究者进入泰北山区后未久，便发现了上述类似问题，并迅速做出了调整。根据口述史研究的标准作业流程，研究者进行了二次阅读积累和理论准备，将口述访谈的重点转移到对“军人办学”传统影响下泰北山区华文教育历史及现状的关注，并重新开展了实地田野调查，积累了此前为各方相对忽略的各类口述访谈资料，以此为基础，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和其他文献，系统分析梳理了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办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各学校间存在的结构性差异等，填补了知识上的空白，推动了有关研究的深入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边缘地区”华侨华人研究中口述史主题和方向的确立，固然要求学者需根据口述史学科的规范要求，做好必要的前期阅读和准备，但也要根据口述史实践开展后相关情况的变化及实际要求，不断进行调整和“试错”，如此方能够达到相应的研究效果。事实上，这一调整和“试错”的过程，既是拓宽研究者再积累与拓展观察视野的过程，也是研究者重新发现和确立问题意识的过程，无疑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其次，在华侨华人所在国家和地区，尤其在部分内外条件较为特殊的“边缘地区”开展口述史研究实践时，学者往往需借助当地华人社团与第三方力量的帮助。就泰北山区华侨华人的研究而言，由于受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峙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以及台湾当局“外交”“侨务”等部门的干扰，研究者在进入泰北山区开展实地田野调查后，相关工作得以最终完成，便借助了当地华人社团和第三方力量的支持。例如，研究者在对当地华文学校进行采访调查时，便一度受到台湾当局派驻华文学校“义工”的百般阻挠，部分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的华文学校董事长、校长等，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对研究者的调查采访或避重就轻，或三缄其口，致使调查采访工作一度遇到极大阻力。后经泰国当地大学以及华人社团组织的协调，在当地学者和华人社团领袖的“陪同”下，利用他们积累的社会人脉关系，最终使研究者的口述采访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不过即便如此，研究者采访时，少数被台湾当局称为“援助堡垒”的学校，对大陆学者的调查访问依旧较为排斥，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敌意”。为完成对这类华文学校的调查，研究者不得不将提前拟定好的口述采访大纲转交当地学者，请其通过各种形式代为完成口述采访。这一方法虽然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但因当地学者不熟悉相关议题，口述采访中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及时调整和变动，加之受研究伦理的制约，使所获口述资料的价值效果出现一定程度的“折扣”，因而研究者在使用这类资料时，必须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由此可见，开展“边缘地区”华侨华人群体的口述史研究和实践，得到当地华人社团及第三方力量的帮助和支持，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研究工作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动因。
四、 结语
自20世纪40年代末始，为打捞主流叙事以外的“边缘”历史，弥补传统史料文献的不足，口述史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史学学科得以兴起。在此后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为解决各方对口述历史科学性和客观中立性的质疑，到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科形成了一套严格缜密的学科规范和调查研究方法，并被引介到中国，得到了“传统书写文献”积累相对薄弱，具有一定“边缘”色彩的华侨华人史研究界的广泛悉收和运用，有益于有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尽管口述史研究取向及方法对推动华侨华人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如何将口述史等研究方法实践于具体的过程中，目前各方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则以研究者较为熟悉的泰国北部山区华侨华人研究为例，结合研究者数年来在当地口述史调查采访的经验，介绍了研究者的相关实践经历以及基本研究概况，指出口述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对“边缘地区”的华侨华人史研究而言，能够丰富历史的细节和资料的多样性，对拓展相关研究的内涵和面相，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与此同时，本文也分析指出，就宏观层面而言，学者能够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在泰北山区这类“边缘地区”开展口述史研究，离不开国内外大环境变化的影响。而落实到具体的口述史实践过程中，学者无疑首先应根据口述史的标准作业流程，进行前期阅读和理论准备，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主题和调查方向，但学者着手展开口述史调查访谈后，一旦发现所选主题和方向与相关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必须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试错。此外，在部分环境条件较为特殊的“边缘地区”，学者如若希望顺利完成口述史的调查采访工作，还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处理好与当地华人社团和第三方力量的关系，以得到其必要的支持和配合。
(1) 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编辑委员会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1000页。
(2) 梁志明：《试论华侨华人学科的形成与定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5—6页。
(3) 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51—59页。
(4) 目前来看，国内华侨华人史研究界对口述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主要涉及对归侨、侨乡、华侨农场等议题的研究。近年来，部分跨专业研究者尝试将口述史研究方法运用于对海外华人社会历史及现状的研究。至于国外学术界，由于多数从事华人移民与少数族裔研究的学者系人类学、社会学出生，运用口述史调查访谈等方法，一直以来构成了其研究的基础。
(5) ［美］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史学与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6) Lynn Abrams，Oral History Theory，New York：Routledge，2010，p. 4.
(7) P.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2000，pp. 65-81.
(8) 左玉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第9页。
(9) A. Portelli，“Oral History as Genre”，M.Chamberlain and P. Thompson eds.，Narrative and Genre：Contexts and Types of Communication，London：Routledge，2004，pp. 23-45.
(10) 曹幸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第335—342页。
(11) Akharachai Semmanee，A History of Yunnanese Migration in Thailand：A Study of The Yunnan Association in Thailand，Ph. D.Dissertation，Xiamen University，2016，pp. 5-6.
(12) 《泰北山区华人与华文学校统计调查（2021年）》，泰国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泰北华人文化研究中心2021年编印。
(13) Ann Maxwell Hill，Familiar Strangers：the Yunnanese Chinese in North Thailand，Ann Arbor，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2.谢世忠：《国族——国家的建构、范畴与质变：陆军第九十三师的云南缅泰台湾半世纪》，《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97年第52期，第43—68页；Chang Wenchin，Beyond the Military：The Complex Migration and Resettlement of the KMT Yunnanese Chinese in Northern Thailand，Ph.D.Dissertation，K.U. Leuven，1999；Aranya Siriphon，Chinese Nationalism in Neo⁃liberal Trend：the PRC Education in Kuomintang Chinese Communities in Northern Thai Borderland，paper presented in Dynamic Borderlands：Livelihoods，Communities and Flows，Nepal：5th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December，2016。
(14) 魏国彬、万晓萍：《泰北华人村：来自泰国金三角地区的田野报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5) 段颖：《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黎相宜、古若愚：《逃离式加入与分裂式归附：基于泰北华人的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54—164页。
(16) 杨新新：《国际、地区局势影响下的清莱华文教育发展史述略（1954—2004）》，《中国学研究期刊（泰国）》2018年第2期，第120—144页。
(17) 刘黎芬：《泰北华文教育之现状及展望》，《东南亚华人教育论文集》，屏东师范学院1995年编印，第493—510页；简成煕：《我国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现况与未来因应》，《国教天地》1999年第131期，第14—19页；何福田、张庆勋：《多元文化与教育的融合：泰北清莱区“难民村”华文学校教育问题》，《华文世界》1999年总第92期，第54—63页；许志惠：《泰国北部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瞻》，《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14—118页；禹志云：《对泰北华文教育的思考和建议》，《侨务工作研究（北京）》2009年第2期，第40—41页；刘瑜：《泰北华裔中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以清莱府的两所中学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6期，第17—22页；胡建刚：《泰北华文学校华文教材使用现状、问题及对策》，张禹东等：《中国—东盟与中泰关系研究·第一辑（政治、文化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59—264页；李志凌：《泰北地区大华语语境下汉语教学发展业态与评估》，《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0—135页。
(18) 仅有少数论著注意到泰北山区华文学校内部的分化问题，但相关研究属浅尝辄止式的讨论，未深入分析指出学校分化差异产生的复杂动因，参见刘小华编：《让大爱牵起希望的小手：泰国清莱省华校教师联谊会2009年各校访视专刊》，泰国清莱华校教师联谊会2010年印，第15—16页；魏国彬、万晓萍：《泰北华人村：来自泰国金三角地区的田野报告》，第203—207页。
(19) 陈茂修自述，田景灿整理：《九一话人生：陈茂修自传》，未刊稿，无出版日期，泰国清莱府满星叠大同中学图书馆藏，第202页。
(20) Yang Xinxin，“The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Northen Thailand Mountain Area”，Huang⁃Jianjun & Kua⁃Poohoo & Yang⁃Xinxin eds.，The Study of Northern Thailand Chinese Culture 1st Volume，Chiang Rai：The Confucius Institute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Confucius Institute Press，2019，pp.85-93.
(21) 杨新新：《台湾当局对泰北山区华文教育援助的演变：“文教帮扶”与“政治扶持”》，《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3期，第102—110页。
(22) 杨新新：《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变迁历史与办学传统》，《世界民族》2021年第3期，第113—122页。
(23) 杨新新：《地区与国际形势变化影响下的泰北山区华文教育史述论》，《南方大学学报（马来西亚）》2020年第6期，第55—69页。
(24) Yang Xinxin，“Profile Analysi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Education at Northern Thailand Mountain Areas”，Research Brief of Northern Thai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February 20，2019，pp. 1-4.
(25) 杨新新：《同中存异：泰北山区华文教育历史与现状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20年，第35—48页。
(26) 杨新新：《经济、社会、文化资本与学校的发展——泰国清莱山区华文学校的分化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42—50页。
(27) Aranya Siriphon and Sunanta Yamthap，“Contesting‘Chinese’Education：Schooling in the Kuomintang Chinese diaspora in Northern Thailand，1975-2015”，Pia Maria Jolliffe，Thomas Richard Bruce ed.，Southeast Asian Education in Modern History：Schools，Manipulation，New York：Routledge，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