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联合书院学报》里中国译学史上的“被遗忘者”
刘碧林
《联合书院学报》（United College Journal，以下简称为“《学报》”）是香港联合书院（United College） (1) 于20世纪中叶创办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本校学者的学术论文以及部分校外学者的特约稿件。该刊同时发表用中英两种语言撰写的文章，学科涉及文、商、理三大类，于1962年6月发行首期，1975年2月停刊。虽说定位为校内学术期刊，但《学报》还曾登载经典中国文学的英译本，且刊有当时机器翻译研究相关的前沿论文，足以见该刊对翻译领域的重视。然而，这些重要译学资料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拟对《学报》中出现的译文进行整理分析，对相关的译者身份进行考察，并对探讨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总结。
一、 被遗忘的译者
根据网络搜索可知，香港大学电子资源库（DigitalRespiratory@HKU）中完整收录了《联合书院学报》的全部资料。通过数据库目录可以发现，在1962—1975年的14年间，《学报》共刊发13期，其中1969、1974年中途停刊两年，第12与13期合并于1975年刊出。在13期内容中，共有5篇英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出现，具体篇名、译者按出版年份归纳如下：
《联合书院学报》英译中国文学一览表
依上表所示，五篇译文出自任泰、李庆云、姚柏春三位学者之手。然而遗憾的是，《学报》虽刊登了三人的译文，却并未对他们的身份进行介绍。在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因为未能及时记录下作者的信息而被冠以“佚名创作”草草了事，所以本文希望对这三位译者的身份进行考察，从而为今后这些文学作品译文的研究工作提供资料。
任泰
前文曾提到过，《学报》主要刊登本校学者的文章，那么任泰极有可能是当时联合书院英文系的教师。按图索骥，我们可以查询到香港中文大学1964年12月的学校简报中曾记载过对任泰生平的介绍。
任泰于1929年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随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究英语诗歌。他于1936年回国后，先后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以及重庆中央政治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并在外交部国际事务会担任特级英文编辑；1950年，任泰前往香港，又先后在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讲学；1953年后，他又分别于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等学校教授比较文学及儒学；1960年返回香港，任联合书院英文系高级讲师兼系主任。 (2)
任泰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早期的英语文学专家，还是作家、译者。他于1937年在南京国际事务会任职期间用英文编撰了情报通报《说明日本国家政策的文件》（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Japans National Policy），内容包括八章，标题翻译如下：
一、 弘茂将军就“征服世界计划”给日本战争大臣的信
二、 荒木贞夫将军随身簿中有关他对昭和统治时期日本国家使命的看法
三、 广田弘毅先生的国会首秀演讲
四、 1934年4月17日的《天羽声明》
五、 下谷健二少校描述日本在蒙古国活动情况的文章
六、多田骏少将随身簿中他对中国的基本认知
七、日本陆军部关于中国货币改革的陈述
八、矶谷廉介少将关于中国货币改革的陈述 (3)
此外，任泰还在1938年与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以及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潘洛志（Pan Lo⁃chi）一同完成了班固《汉书》的翻译工作，译著为《〈汉书〉注译》（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其中前两卷于1947年荣获法国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然而，国内外学界目前还未对这一译本有过详细的研究，且仅有的几项研究中也只将德效骞作为该译本的（主要）译者，并未对任泰有充足的关注。 (4)
李庆云
关于李庆云的资料非常有限，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学报》上他发表的文章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他发布《大林寺桃花》译诗同期，他还发表了一篇自己创作的英文诗歌，这说明他不仅具有翻译诗歌的能力，同时还有创作诗歌的能力。此外，虽然《学报》目录中显示的是李庆云的中文名，但在刊登的译文旁标注着他的英文名，即A. H. Lee。通过对李庆云的中文名与英文名同时搜索，我们可以在《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中找到厦大校友对李庆云的相关描述。
在这则通讯中，厦门大学1950届外文系校友黄希哲在文中提到了李庆云教授是当时外文系第二任主任（1945—1958年），还对他的英文名并非简单拼音音译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厦门大学英文学会会歌）作者李教授的英文名是Arthur，但他的法定签名不是Arthur Lee，而是A. H. Lee：A.是Arthur的initial（首字母），H.是广东话“庆云”（Hinyuan）的initial。李教授的原籍是广东省中山县。 (5)
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李庆云的身份。另外，黄希哲还提到，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曾在20世纪40年代为厦门大学提供了多个前往英国留学的名额，原因不仅与当时时局促成英国文化委员会从南京迁至厦门有关，还与李庆云相关，因为当时英国文化委员会主管发现厦大外文系竟有李庆云等两位如此优秀的英国研究学者，所以十分重视他们的举荐。李庆云教授之所以通晓英语与英国文化，是因为他曾就读于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英国文学系；在悉尼大学求学期间，他还曾获得古典语言优秀奖，因而能够在厦门大学“世界各国语言朗诵会”上朗诵《圣经》马太福音书有关经文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译本。 (6)
在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官网上登有一篇与“李庆云奖学金”相关的文章。文章称，李教授早年留学英国，曾任英国伦敦皇家林肯法院（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Lincolns Inn）大律师，后到厦大教书，桃李满天下，著名诗人余光中就是他的学生；此外，他还曾与徐元度、陈福生等厦大老教授联合编著了《英语成语词典》。 (7) 除了《学报》中的译文，李庆云还与其他学者合译了一些剧本，如他与陈福生合作完成了《望江亭》的英译 (8) ，并协助佘坤珊完成了《桃花扇》的翻译 (9) 。
姚柏春
1965年11月刊行的《中文大学校刊》曾有一版面对香港中文大学各书院行政人员进行过介绍，其中姚柏春先生为联合书院副学务长。
姚柏春在国立中央大学肄业时获得中英交换学生计划全额奖学金，保送进入香港大学经济系攻读学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姚柏春任重庆中英文化协会总会秘书兼图书馆主任；战后，他返回香港，任实业公司秘书、英文教师等职位；1952年起，他在香港政府负责政府机关年报、公共关系与行政事务编译的工作，并担任中英学会理事及香港大学经济系现代中国研究会会员。 (10)
通过他的简介可以看出，姚柏春虽未毕业于英文系，但在香港的学习、工作经历赋予了他突出的汉英双语能力。除《学报》中翻译的《搜神记·卢充》一文外，还有两部代表译著：其一是1940年译自英国教育学家海尔斯（J. E. Hales）的《英国的教育》 (11) ，其二是美国教育哲学家何钦思（Robert Maynard Hutchins）的《教育现势与前瞻》 (12) 。
二、 被遗忘的译文
任泰翻译的《木兰辞》《出师表》《长恨歌》都是中国文学中的瑰宝，且曾由众多优秀译者将它们传播至域外，并已引起翻译学界的关注。在《木兰辞》英译本中，属丁韪良（W. A. P. Martin）、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傅汉思（Hans H. Frankel）等译者的译本较为出名，而任泰的译本仅引起董兰 (13) 等少数学者的关注。研究《出师表》英译本的学者多聚焦于罗慕士、邓罗、谢百魁、罗经国等人的译本 (14) ，暂未见学界提及任泰的版本。同样，雷裴氏（Howard S. Levy）、翟里斯（Herbert A. Giles）、弗莱彻（Fletcher）、杨宪益夫妇、许渊冲等译者的《长恨歌》译本在学界更受瞩目 (15) ，而任泰的译本也暂未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那么，任泰的译作有何特色呢？其实，根据他在《学报》上登载的三篇译作，我们不难看出他“学究兼诗人式”的翻译风格。首先，任泰的译文均采用英汉对照的排版方式，方便读者进行对比阅读，其中《木兰辞》《长恨歌》两首诗歌采用左中文右英文的对照方式，而《出师表》或许因为篇幅过长，采用了前英文后中文的对照方式。其次，任泰的译文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他希望通过译文引领读者靠近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所以他并未在译文的正文部分译出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内涵来方便读者阅读，而是选择先简单直译，甚至音译这些词汇，随后再加上尾注予以解释。譬如，任泰将《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句译为：
But in Bee Lo Heaven， down the Yellow Spring，
No trace of her could anywhere be found. (16)
这一句话中包含两个文化负载词，即“碧落”和“黄泉”，任泰直接音译与直译为“Bee Lo Heaven”和“Yellow Spring”，而后再在文章尾注处解释道：
Bee Lo Heaven is the first and highest Heaven in the east.
［碧落是东方第一重天，也是最高一重天。］
The Yellow Spring is the place where the dead reside.
［黄泉是亡魂安息之地。］ (17)
除上述一例外，《木兰辞》中的“尚书郎”、《出师表》中的“侍中”“侍郎”“长史”“参军”，以及《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曲”“太液”“蓬莱”等都是如此译法。再次，任泰在他的译文前面或后面都会加上“译者注”（Translator’s Note），在此部分对所译原文的诞生背景、学界对原文的争论、译者自身的翻译动机或采取的翻译策略、先前已有译本的译者等内容进行总结或说明，展现了任泰作为学者对学问的严谨考究态度。具体而言，在《木兰辞》译本的“译者注”中，任泰首先概括了此诗的故事内容，随后对此诗创作的朝代进行了考证，最后陈述了他的诗歌翻译策略。关于此诗韵律的翻译，他如是写道：
此诗的译文包含十二节，其中八节为四行诗，押aaba或abcb韵。第八节同第十节相似，均有六句，不过第八节押aabaca韵，而第十节押abcbdb韵。第九节有八句，押abcbdbebfb韵。 (18)
此外，任泰还强调，为了使一个小节中的译文韵律和谐，他还调换了其中两小句译文的顺序：
东市买骏马In the East Mart she bought a steed；
西市买鞍鞯In the West Mart， saddle and strappings；
南市买辔头In the North Mart， a long longwhip；
北市买长鞭In the South Mart， bridle and trappings。 (19)
如上文所示，任泰将“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两句的译文调换，从而达成abcb的韵律，即第二句的“strappings”与第四句的“trappings”都押“appings”的韵。《长恨歌》译文的“译者注”中也有对译诗音韵决定的类似描述。任泰提到，原诗有三十一节，含三种韵式aabacada、aaba和aa，他在译文中忠实地将所有韵式转换为对应的英文韵律。不仅如此，任泰还提到，193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他翻译的首版《长恨歌》英译文并未践行他主张的译诗韵律原则，即“汉语的五言诗与七言诗应该与英文的四音步诗与五音步诗相对应”，所以在《学报》收录的这一版译本中，他成功将这首汉语七言长诗转换为英语五音步诗。 (20) 在《出师表》译本的“译者注”中，任泰则重点介绍诸葛亮其人以及《出师表》与《后出师表》之关系与区别，但并未记述他在这一篇中采取的翻译策略。
与上述三篇文章相比，白居易的名诗《大林寺桃花》与干宝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似乎遭到了翻译界与译学界的冷遇，它们的英译本不仅是屈指可数，对于译本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李庆云的英文版《大林寺桃花》同样注重诗歌的声音之美，译文与原文句数一致，句尾押韵aabb韵。可能是为照顾音律效果，李庆云将原诗首句“人间四月芳菲尽”的“四月”改译成“五月”（May）。姚柏春翻译的《卢充》是《搜神记》卷十六的故事，全文除故事讲述外，还包含一首诗歌。姚柏春的译本忠实于原文，并对原文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如单位“里”、神草“灵芝”、道家哲学“阴阳”等进行了脚注说明，尽力全面再现原文内容。对于诗歌，姚柏春也十分在意音律美的再现，因而将原诗分为两节，每节八句，韵式定为abababcc。
在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之时，《学报》作为少数高等学院主办的学术类刊物，不仅对香港学术的发展提供助力，还为当时在香港的英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木兰辞》还是《搜神记·卢充》，都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优秀作品，而它们的译本，尤其是早期的译本极具研究价值。
三、 被遗忘的译论
在《学报》十三期共百余篇论文中，只有一篇与翻译相关，但这一篇不是有关中国传统译论的文章，而与当时前沿的翻译技术相关，名曰《中译英计算机辅助翻译》（“Machine⁃aided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第一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乐秀章（S.C. Loh），第二、三作者（M. N. Lam， Julie W. C. Chan）身份不详。根据《翻译技术词典》（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的记载，乐秀章于1969年集结一众学者采用IBM 1130系统，开始研发机器翻译系统“中文大学语言翻译”（the Chinese University Language Translator，简称CULT）；1971年，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向香港中文大学捐赠54000港币，用以资助乐秀章团队推进机器翻译研究；1972年，乐秀章及其团队开发了一款用公式翻译程式语言书写的程序，并成功将十篇中文数学短文即时翻译成英语；同年10月14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乐秀章团队研发的机器翻译系统。 (21) 《学报》上的这篇论文发表于1975年，是乐秀章的机器翻译系列论文之一。文章提到，乐秀章团队在机器翻译系统研发过程中意识到“译前编辑”（pre⁃editing）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对源语文本（中文）预先按照英语的句法规则进行编辑（包括原文内容的删减、增添与重排），才能保证目的语文本（英文）输出的准确性。另外，为简化译前编辑的步骤，乐秀章团队试图在机器翻译程序中置入译前编辑规则。测试结果表明，他们开发的这款翻译系统基本可以完成科学技术类文本（尤其是数学类文本）的中英互译任务，并且翻译时长可控制在10秒之内。 (22)
除上述这篇论文外，乐秀章还曾发表过多篇与机器翻译相关的文章，例如《计算机翻译中文期刊》（“Computer Translation of Chinese Journals”， 1975）、《机器翻译：过去、现在与将来》（“Machine Transl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976）、《通过计算机英译三个中文科学文本》（“Translation of Three Chinese Scientific Texts into English by Computer”， 1976）、《在线交互机器翻译系统》（“An Interactive On⁃Line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1979）等。不仅如此，乐秀章还曾带领香港中文大学机器翻译研究组出版了多本相关书籍，如《电脑翻译》（1975）、《英汉数学电算词汇》（1976）、《FORTRAN语言程序设计教程》（1983）等。由此可见，乐秀章为中国的翻译技术研究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应被学界遗忘。
虽然本文主要针对《联合书院学报》的译学资料展开讨论，但该刊中还包含与其他学科（如中国文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的优秀论著，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领域学者的重视。同时，翻译学界应加大对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大中华地区的译学史料挖掘，并积极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搜寻，让更多被忽略的资料不再蒙尘，进而推动中国译学的发展。
(1) 联合书院与新亚书院（New Asia College）、崇基学院（Chung Chi College）于1963年合并为现今香港中文大学。
(2) 参见“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The University Bulletin，December，1964，Vol. 1，No. 6，pp. 3-4。
(3) Jen Tai，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Japans National Policy，Vol. 5，No. 1&2，1937.标题为本文作者译自亚马逊网该书内容简介。
(4) 参见李秀英、温柔新：《〈汉书〉在西方：译介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杨倩如：《〈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5期。
(5) 中山县现为中山市。引自黄希哲：《忆外文系的课外活动及其它》，陈玉銮主编：《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60期，2013年，第26—27页。
(6) 参见黄希哲：《忆外文系的课外活动及其它》，陈玉銮主编：《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60期，第29页。
(7) 厦门大学外文系编译：《英语成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8) 李庆云与陈福生合译的《望江亭》译本名为Riverview Pavilion。陈福生、李庆云：《望江亭全出英译》，《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期，第225—254页。
(9) 参见《西北大学学人谱》编委会编：《西北大学学人谱》，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 参见《各书院行政人员简介》，《中文大学校刊》第2卷第4期，1965年11月，第7—8页。
(11) 原著为J. E. Hales，British Hales，London：Longmans Green & Co.，1940。译著为［英］海尔斯著，姚柏春译：《英国的教育》，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
(12) 原著为R. M. Hutchins，The Learning Society，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69。译著为［美］何钦思著，姚柏春译：《教育现势与前瞻》，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0年。
(13) 该学者名为本文作者音译。参见Lan Dong，Mulans Legend and Legac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p. 197。
(14) 参见张云、申连云：《〈出师表〉四个英译本对比研究》，《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38—142页。
(15) 参见刘锦晖、文军：《白居易〈长恨歌〉五种英译文翻译策略体系研究》，《山东外语教学》2021年第5期，第115—125页。
(16) 参见Po Chu I，Jen Tai trans.，“The Everlasting Woe”，United College Journal，1964，Vol. 3，p.3。
(17) 参见Po Chu I，Jen Tai trans.，“The Everlasting Woe”，p.7。中文翻译为本文作者所译。
(18) 该段文字由本文作者翻译，原文参见Jen Tai trans.，“The Mu Lan Rhyme”，United College Journal，June，1962，Vol. 1，p. 2。
(19) 该段文字由本文作者翻译，原文参见Jen Tai trans.，“The Mu Lan Rhyme”，p. 3。
(20) 参见Po Chu I，Jen Tai trans.，“The Everlasting Woe”，p. 5。
(21) 引自Sin⁃wai Chan，“Chinese University Language Translator（CULT）”，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4，p. 30。
(22) 参见S. C. Loh，M. N. Lam and Julie W. C. Chan，“Machine⁃aided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United College Journal，1975，Vol. 12-13，pp.143-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