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罗马帝国皇帝朱利安继位“合法性”考辨
张娓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就我现在而言，羡慕任何被那位神（赫利俄斯）准许且继承那一由神圣的和有灵性的种子与先祖一同筑造的身体，并得以打开智慧宝藏之人的好运；我亦不轻视赫利俄斯神赋予我的（好运），即我可以出生在一个于我所处的时代里统治和管理世界的家族。 (1)
以上引文截取自晚期罗马帝国皇帝朱利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331/332—363年）的《赫利俄斯王颂》（下文简称《赫颂》）首段。如“我可以出生在一个于我所处的时代里统治和管理世界的家族”一句所言，朱利安出生于公元4世纪统治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家族，且当他于361年继位时已是君士坦丁家族仅存的男性血脉。若从政治角度考虑，朱利安的先祖已经遗留给他继承皇位的资格。
那么，朱利安为什么还要在《赫颂》里羡慕“继承那一由神圣的和有灵性的种子与先祖一同筑造的身体”的人的好运？难道出身“统治和管理世界的家族”于朱利安而言尚且不足？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偏重研究朱利安的宗教政策，一般默认朱利安是君士坦丁王朝的“合法”皇帝，但其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2) 伯德（H. W. Bird）、富尔克森（L. Fulkerson）也发现朱利安的皇权颇受罗马人质疑。 (3) 有鉴于此，本文力图依据朱利安本人遗留的文献，结合该时期多神教史家和基督教史家的记载 (4) ，梳理朱利安继位始末并考辨其继位的“合法性”。
一、 朱利安笔下继承皇位的“合法方式”
据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 ？320—387年）等同时代史家记载，公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去世后，其三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317—340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 317—361年）和君士坦斯（Constans， 323—350年）共同统治罗马帝国，联手清除掉君士坦丁家族的绝大多数男性成员，仅留加卢斯（Constantius Gallus， 325/326—354年）与朱利安兄弟两人。 (5) 350年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于其兄、弟逝世后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354—355年他赐死加卢斯又授予朱利安凯撒头衔。出身君士坦丁家族且拥有凯撒头衔的朱利安，堪称彼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
依照血亲继承原则，朱利安身为君士坦丁家族仅存男性血脉，于361年继位合理合法。9世纪修道士约翰（John the Monk）曾这样写道：“现在他（朱利安）安全地控制了整个帝国，因为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死后无人敢反抗他……现在他独自接管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权力。” (6) 然而，修道士约翰的说法与9世纪血亲继承制在罗马帝国颇为完备且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反观朱利安所处的时代，3世纪时罗马帝国政局动荡、皇位更迭频繁，皇帝的平均任期只有两三年，他们或在与外敌的战斗中被杀，或被禁卫军杀害、驱逐。 (7) 一般认为自君士坦丁一世继其父君士坦提乌斯一世（Constantius， 250—306年）称帝始，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制度才刚刚开始向以亲子继承为核心的血亲家族继承制转变。 (8) 这意味着朱利安仅凭家族血缘尚不足以坐拥稳固的皇权。
如何评判朱利安继位的“合法性”？奥密斯（A. Omissi）表示：“当我们从我们的史料来源中寻找明确阐释‘合法性’的合法理论时，我们找不到。但我们失败的原因是我们提出了错误的问题。罗马帝国的皇权在法律上是不确定的，这不是因为罗马法学家缺乏定义它的智慧，而是因为它的本质为他的主体所利用。” (9) 即4世纪罗马的皇位继承缺乏固定标准，或者说学界尚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在评判标准尚且模糊的情况下，一种可行的办法是依据朱利安遗留的文献，结合同时期史实和史料，考察朱利安本人及其臣民对其皇位的看法。阿塔纳西阿德（P. Athanassiadi）也认为：“朱利安在其著作和行为中所表达的关于王朝合法性的那些观点，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将之具体化。但是它们的最终形式是对拜占庭帝国‘皇权神秘性’的最清晰的表述。” (10) 即朱利安的论著能够反映当时皇位继承制的某些特点。
朱利安曾于《献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赞美诗》中描述过他那个时代的皇位继承：“因为你所有的先祖、祖父、父母、兄弟、堂兄弟和亲戚都是皇帝，他们要么通过合法方式获得他们的权力，要么被统治家族收养。” (11) 这句话前半句强调血缘（含“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后半句则点出获得皇权的另一项标准——“合法方式”。那么朱利安笔下获得皇权的“合法方式”是什么？
现将这个问题放入上下文里展开探究。紧随“合法方式”一词后，朱利安自上而下梳理了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获得皇权的过程，现摘录如下：
他们（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和马克西米安）都获得了帝王的权杖作为显著功绩的奖励，并承担了（军队的）指挥权，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且他们对那位准许他们分享帝国的人（戴克里先）表现得如此孝顺。 (12)
但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说您的父亲（君士坦丁一世），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通过已故君主的选择和所有军队的选举成为皇帝？ (13)
从还是一个男孩开始，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就被教导去统治这个伟大的帝国，但是您学到了一件更好的事情，即被统治，令自己服从于这世上最优秀、最公正的权力，那就是天理与法律。我的意思是，无论作为儿子还是臣民，您都服从了您的父亲。 (14)
析读以上三段材料可见，朱利安强调君士坦提乌斯一世蒙戴克里先（Diocletian， 250—312年）授予皇权，君士坦丁一世是已故君主选择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被其父当作统治者培养。在朱利安笔下，君士坦丁王朝前三位皇帝均是在得到前任皇帝授权的情况下继位的。
然而这样的说法与历史事实有明显出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原是“四帝共治制”中的一位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开创“四帝共治制”，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每部分由一位奥古斯都管辖，每位奥古斯都下设一名副帝兼继承人，称为“凯撒”。原定继承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帝位的是时任凯撒的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306—307年在位）。但306年君士坦丁一世于其父去世后，由不列颠和高卢军团拥立为帝。基督教史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260—340年）记载：“古罗马军团立即拥立其子君士坦丁一世为最高的皇帝和奥古斯都。” (15)
君士坦丁一世的奥古斯都头衔，并未获得时任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 260—311年）的认可。伽列里乌斯坚持令原凯撒塞维鲁继位。 (16) 多神教史家佐西莫斯（Zosimus， ？—？510年）据此批判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与一位卑微情妇所生的私生子君士坦丁一世在之前就怀有当帝王的野心，而自从塞维鲁和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 ？—310年）得到凯撒的尊名与荣耀之后，上述野心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了起来。” (17) 亦有部分现代学者称君士坦丁一世为“篡位者”。 (18)
为何在朱利安笔下君士坦丁一世是已故君主的选择？354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怀疑加卢斯谋逆，剥夺加卢斯的凯撒头衔并将其处死。后朱利安撰写《献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赞美诗》，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歌功颂德以求自保。托格（S. Tougher）和罗丝（A. J. Ross）指出，《献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赞美诗》欠缺客观性和真实性。 (19) 结合写作背景推理，朱利安大概率改动了历史事实，通过强调君士坦丁一世是已故君主的选择来赞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彼时获得前任皇帝授权继承皇位的重要性由此彰显。
得前任皇帝授权的重要性，还可经由君士坦丁三子继位的过程来验证。《罗马国史大纲》记载：“君士坦丁一世留有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做自己的继承人。” (20) 这句话透露出君士坦丁一世约莫已于生前指定君士坦丁二世等四人继位。君士坦丁一世的授权可能为元老院及其臣民所见证。据佐西莫斯记载，君士坦丁一世曾于新都君士坦丁堡建成之际，公开授予其三子凯撒头衔。 (21) 在当时获得凯撒头衔意味着成为继承人。
这一授权也可能为基督教教会所见证，因为基督教史家苏克拉底斯（Socrates， ？379—440年）记载：“在此之后他（君士坦丁一世）变得高兴起来，立下遗嘱，指定其三子作为帝国的继承人，按照他生前的安排每个儿子都将分得一份领土……并将他的遗嘱委托给被他召回的基督教长老阿里乌斯（Arius， 250—336年）保管。” (22)
这一授权亦可能为法律所见证。虽无传位敕令存世，但刘易斯（W. Lewis）在《狄奥多西法典》中发现了有关君士坦丁王朝早期君主的特殊法律条款。他分析该条款的由来如下：君士坦丁二世为辩解自己入侵君士坦斯所辖地区（意大利）的做法，通过法院重新订立条款，解释原君士坦丁一世为其三子划定的统辖范围和权力等级，将意大利纳入自己的辖区之内。 (23) 既然连解释性的条款都需走法律流程且被收录进法典，那么君士坦丁一世确立继承人的原过程很可能为罗马法律所见证。
如此基本可以确定君士坦丁三子是得其父授权后继位的。相应地，君士坦丁一世的授权曾被其子多次用作镇压叛乱和稳固皇权的助力。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以背叛君士坦丁一世为由，镇压了自立为帝的维特拉尼奥（Vetranio）、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 ？—？353年）的武装叛乱。 (24) 维特拉尼奥与马格嫩提乌斯被同时代史家评为“篡位者”。 (25) 朱利安本人也用“篡位者”称呼马格嫩提乌斯。 (26)
即便与君士坦丁一世存有血缘关系，未获其授权的行动仍呈现“失道寡助”的结果。君士坦丁一世去世前曾为诸子划分好势力范围，其中意大利归君士坦斯统辖。 (27) 后长子君士坦丁二世试图强占意大利，上文刘易斯研究的法律条款即由此而来。但即便有新条款加持，君士坦丁二世仍为君士坦斯身边将领所杀。他进入意大利的做法被苏克拉底斯斥为“入侵” (28) ；另有君士坦丁一世的外甥尼波奇亚努斯（Nepotianus），虽与君士坦丁一世存在一定血缘关系但从未被立为继承人。尼波奇亚努斯在罗马城自立为帝时收获的拥护甚少且很快覆灭。 (29) 由此可再证，前任皇帝的授权于皇位稳固颇具意义。
与之或有对应关系的是，朱利安在《赫颂》开篇写道：“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事情是，当任何人有幸继承对这位神（赫利俄斯）的侍奉，即使在第三代之前，都能从一条绵长且连续的‘先祖名单’中继承下来。” (30) 阿西塞（J. Azize）认为，朱利安用这句话强调他是皇权传承的其中一环。 (31)
综上，朱利安笔下获得皇权的“合法方式”理应指代获得前任皇帝的授权，即血缘和前任皇帝的授权是彼时衡量皇权“合法性”的两条重要标准。退一步说，朱利安知晓血缘和前任皇帝的授权于皇位稳固的重要意义。那么他是凭借“合法方式”继位的吗？
二、 朱利安的私自称帝
从血缘角度考虑，朱利安的父亲系君士坦丁家族首位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之子。337年君士坦丁三子联手清除家族中的绝大多数男性，加卢斯与朱利安兄弟幸存。虽然学界就此“屠杀”事件争议颇多 (32) ，但不影响朱利安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去世后，已是君士坦丁家族仅存男性血脉的结论。因为自朱利安战死后，罗马皇位便因君士坦丁家族绝嗣而移交外姓人约维安（Jovianus， 331—364年）之手。约维安是时任朱利安的御前侍卫长的瓦罗尼安努斯（Varronianus）之子。 (33) 从血缘角度考虑，朱利安符合继位标准。用《赫颂》的原话表述则是：“我亦不轻视赫利俄斯神赋予我的（好运），即我可以出生在一个于我所处的时代里统治和管理世界的家族。” (34)
再考虑另一条标准——获得前任皇帝的授权。自337年的“屠杀”事件后，朱利安与加卢斯便被监禁在卡帕多西亚。354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处死加卢斯，朱利安则被遣至雅典求学。不久后罗马帝国的东西部边境同时遭遇蛮族入侵。 (35) 355年朱利安被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从雅典召回，正式受封凯撒并迎娶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妹妹海伦娜（Helena）。针对此事件，阿米安努斯的记载偏简洁：“简单地说，从那时起皇帝就把他（朱利安）召回了，后来又将他封为凯撒。此外，还让他和自己的妹妹海伦娜结婚，把他派去抵御帝国西部的蛮族。” (36) 佐西莫斯的记载突出朱利安已获得统治权：“话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授予那位凯撒治下诸民族的统治全权之后，便一路东征与波斯人交战去了。” (37) 基于朱利安曾正式受封凯撒考虑，后来他继承皇位具备一定的“合法性”。朗（J. F. Long）也表示：“在355年年末，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将朱利安置于从属地位。从那时起朱利安就继承了凯撒的姓氏以象征他在帝国的地位。而凯撒之名兼作他的头衔，他是副帝和继承人。” (38)
获封凯撒后，朱利安被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派驻高卢行省，抵御南下的蛮族，保障西部诸行省的安全。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率军东征。355—360年，朱利安在高卢招募新兵、增添军备，军事实力显著增长。357年，朱利安击退由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撒克逊人等组成的蛮族大军，又渡过莱茵河畔向日耳曼民族全境发起战争，迫使日耳曼人求和并释放俘虏。后朱利安打败由莱茵河南下的夸迪人，以对方永不再进犯罗马为条件签订和约。 (39) 至此罗马帝国西部的战事基本平定。
因使西部诸行省免遭蛮族侵扰，朱利安颇受当地民众拥戴。他的声势和军事实力引发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恐慌。360年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从朱利安的军队里抽调两支军团驰援波斯战场，不久又命朱利安再支援四支骑兵队。不愿奔赴波斯战场的士兵发动哗变，依军队旧俗用盾牌托举朱利安并拥护其称帝。多神教史家阿米安努斯和佐西莫斯，基督教史家苏克拉底斯和索佐门对此均有记载：
阿米安努斯：“然后（朱利安）被放到一个步兵的盾牌上，他被高高托举起来，被所有人高呼为奥古斯都，还被要求拿出一顶皇冠。当他宣告自己从来不曾拥有过一顶皇冠时，他们要求用他妻子的颈部或头部的装饰品（代替）”。 (40)
佐西莫斯：“他们不顾礼节就推开了门，随后把凯撒带出了营房，接着在将他抬上盾牌的同时又宣布他成了皇帝及奥古斯都，还强迫着把皇冠戴上了他的脑袋。” (41)
苏克拉底斯：“在这辉煌的成功之后不久，他便被士兵们宣布为皇帝。当时由于没有皇冠在手，他的一个士兵便将自己的项链和朱利安的项链连接在一起，做成链子环绕在朱利安的脑袋上。于是朱利安成了皇帝。” (42)
索佐门：“他的节制和温和早已赢得了士兵的爱戴，如今战争的胜利又极大地增加了他的声望。他们便尊称他为奥古斯都。” (43)
由引文可见，朱利安于现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尚未准许的情况下，便在高卢由士兵拥立为奥古斯都，即私自称帝。以上四段史料分别出自信仰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史家之手，其中阿米安努斯还是朱利安统治阶段的全程目击者。 (44) 且前三段史料所反映的史实基本一致，都是士兵称呼朱利安为奥古斯都，先用盾牌托举再为他戴上皇冠。第四段史料与前三段也无太大出入。且此事件为各版本朱利安传记所普遍收录。 (45) 故朱利安私自称帝基本属实。
朱利安私自称帝违背继承皇权的“合法方式”——获得前任皇帝授权后继位。在阿米安努斯笔下，此事件之后，“他（朱利安）既不戴皇冠也不在公众场合露面，甚至不做任何正式的事情，生怕引起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注意，他寻求退位，且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深感陌生和不安” (46) 。在佐西莫斯笔下，“朱利安虽确实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感到心神不安” (47) 。
随后朱利安派使者前往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处，告知对方自己已被麾下士兵拥立为帝。假使此时朱利安的皇权得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认可，那么他或许能为大多数罗马人所拥护。但朱利安致叔父的信件显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获知消息后将朱利安宣布为“公敌”。 (48) 佐西莫斯也记载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给朱利安的回话：“如果朱利安想要活命的话，就得既扔掉皇帝之尊，又扔掉凯撒之号，然后以一介凡民之身臣服于帝王之下，这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会因为自己的胆大妄为而遭受应有的惩处。” (49) 近臣阿米安努斯亦论及，原朱利安麾下官员彭塔迪乌斯（Pentadius）逃至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处，指控朱利安的“叛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听完立即致信朱利安，明确表示自己不允许任何新皇帝，且将武力镇压朱利安的“叛乱”拿到法庭上公开决议。 (50)
由此可见，朱利安自立的奥古斯都头衔并未获得现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认可。更有甚者，他还被后者定下“叛乱”和“公敌”的罪名。朱利安继位的“合法性”在此时已然动摇。
三、 朱利安的武力夺权
朱利安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协商未果，两位奥古斯都的内战拉开序幕：趁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尚滞留波斯战场，朱利安先行率军由高卢向东进发。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听闻朱利安东进，火速安置好波斯的防御事务，率军自东向西行进，计划在中部地区镇压朱利安的“叛乱”。行军途中，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突患重病离世。其麾下官兵派使者请求朱利安继位。“根据行星的移动，当这一时刻恰巧来临之际，有一队骑兵从君士坦丁堡来到了奈苏斯，他们带来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驾崩的噩耗，还送来了军队恳求朱利安成为唯一皇帝的消息。” (51) 朱利安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
朱利安是否获得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授权？对此阿米安努斯的记载是：“但是，有谣言和一个不确定的消息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已经立下遗嘱，在遗嘱（我说过的）中他写下朱利安作为他的继承人并将佣金和遗产给予那些与他亲近的人。” (52) 句中“谣言”“不确定的消息”等词，显示出时人甚至史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且同时代其他史书中并未见关于此遗嘱的记载。 (53)
更关键的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公开宣布朱利安是“公敌”，公然以武力镇压朱利安的“叛乱”。这是摆在罗马人面前的既定事实。如佐西莫斯所言：“自那时起，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对朱利安的敌意就大白于天下了。他（朱利安）开始为发动一场内战而做准备，与此同时却对此番急转直下的情形感到悲伤，因为如果他与那位授予他凯撒之尊的人交战，自己就会被许多人当成一位忘恩负义之徒。” (54)
相应地，苏克拉底斯和索佐门批判朱利安对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背叛，现截取部分语句如下：
苏克拉底斯：“因为他既没有通过使者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联系，也没有因过去的恩惠而对后者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敬意；他肆意妄为。此外，他通过在每个城市公开他自己写给蛮族人的信件，企图使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遭到蔑视。” (55)
索佐门：“他不但没有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跟前为这一行为找借口，还替换了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选出的将领，并且四处散播信件，这些信件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恳求蛮族进入罗马的领地，帮助他对付马格嫩提乌斯。” (56)
苏克拉底斯与索佐门均强调，朱利安私自称帝后既没有尝试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解，还通过替换军官、伪造罪名等方式与后者为敌。且索佐门叙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因朱利安称帝大受刺激，于征讨途中在极度激动的情况下中风去世。 (57) 这一说法似乎在暗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之死与朱利安“篡位”相关。同时代基督教神学家纳西昂的格里高利（Gregory Nazianzen， ？329—390年）的批判更为激烈：
一个头衔（奥古斯都）并不能使他成为权力的主人，同样不能使他成为最高级别的荣耀的主人……啊！疯狂的灵魂啊！他率军反抗皇帝，离开西部，以（请求皇帝）原谅他戴上皇冠为借口，因为他仍想掩盖他那绝望的意图，但实际上是为了把帝国移交给他自己。 (58)
富尔克森研究发现，格里高利撰文的目的便是向罗马人宣告朱利安密谋反对君士坦提乌斯二世。 (59) 至此或许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年）给予朱利安的评价：“朱利安那颗接受了恩赐的心灵受到亵渎圣灵的、可恶的好奇心的欺骗，也受到权力欲的挑唆。” (60) 即朱利安追求本不属于他的权力。埃尔姆（S. Elm）也表示：“作为凯撒，朱利安挑战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至高无上。事实上，他是一个篡位者。朱利安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尽管有些婉转。” (61) 总之，朱利安在与前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公开敌对的情况下继位，有违当时继承皇位的“合法方式”，其皇权相应受到同时代人尤其基督教学者的批判。
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朱利安继位后皇权不甚稳固。就此，伯德给出的解释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镇压马格嫩提乌斯等“篡位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因有效维护了君士坦丁王朝的正统性而颇受爱戴，故罗马人不满朱利安对他的攻击。 (62) 富尔克森的解释是：罗马人相当重视政治人物的“恒常性”，期待参政者在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一致态度。朱利安曾公开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献上数篇赞美诗，竭力表达自己的钦佩和忠诚。 (63) 仅几年后他便私自称帝、公然宣战，这违背了罗马人对政治人物的“恒常性”的期待。 (64) 以上两种观点与笔者的论点不冲突。在以上两种观点里，罗马人不满朱利安的最直接原因都是他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可能有违罗马人对“正统性”或“恒常性”的期待。
回看佐西莫斯这句：“他开始为发动一场内战而做准备，与此同时却对此番急转直下的情形感到悲伤，因为如果他与那位授予他凯撒之尊的人交战，自己就会被许多人当成一位忘恩负义之徒。” (65) 依字面意思，朱利安于内战初期便意识到其皇权将受罗马人质疑。于是在率军东进期间，“在经过的每一座城市里他都表现得万分慈祥，即便是匆忙路过，他仍给每一个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还给雅典人、斯巴达人以及科林斯人写了信，向他们通报了自己进抵希腊的缘由” (66) 。
这些信件中仅一封《致元老院和雅典人》存世。朱利安于信中控诉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杀害近亲的罪行，还透露自己曾截获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写给蛮族酋长的密信。在密信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允诺蛮族以报酬，请他们进入罗马领土对付马格嫩提乌斯和朱利安。在《致元老院和雅典人》末尾，朱利安申明他于高卢称帝实属受麾下士兵所迫，他发动内战不仅为了他个人的安全，还为了所有人的共同福祉，尤其为了捍卫被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出卖给蛮族的高卢人的自由。 (67)
《致元老院和雅典人》表明，朱利安力图打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威信，力证自己武力夺权的正当性，以争取罗马人的广泛支持。埃尔姆也提出，朱利安写这封信是“为了向隐匿的听众告知他的合法性，以及这确实是他行动的神圣的必然性” (68) 。另有赖特（W. C. Wright）等学者指出，这封信表明朱利安急于捍卫刚刚到手的皇权。 (69)
史学界曾考证过《致元老院和雅典人》所述的三起事件，即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谋杀近亲、贿赂蛮族以及朱利安被迫称帝，发现朱利安所述与事实存在出入。“屠杀”事件因只朱利安一人亲历而争议颇多。2008年伯吉斯（R. W. Burgess）总结出主要的争议点：“问题在于没有现存的古代史料直接描述这一事件；我们有暗示、谣言、指控、带有倾向性的掩盖、便于读者理解的模糊声明，以及出于政治或宗教目的而篡改的报道。结果几乎关于大屠杀的所有方面都是有争议的：屠杀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目的，被屠杀者死亡的日期，是否真的有这样一次大屠杀，促使屠杀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70)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写信贿赂蛮族事件，被同时代史家苏克拉底斯和索佐门斥为伪造，相关史料上文已有摘录。甚至连朱利安的近臣阿米安努斯都不敢肯定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写过这种信。 (71) 对此贝洛克（H. Belloc）表示：“没有人能否定这件事，却也没有人可以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通敌叛国的罪行确定为不容置疑的历史。所有的可能性都不支持这一论点。” (72)
朱利安被迫继位一事，据阿米安努斯记载，就在朱利安被士兵拥立为帝的前一夜，他对友人说，自己梦到这个国家的“守护神”显形，对他说出这些话：“很久之前，朱利安，我一直在秘密注视着你营帐的门廊，渴望提升你的军衔。” (73) 凯尔迪斯（A. Kaldellis）发现，这个“神启”以及当时的其他“神迹”很可能都是朱利安及其心腹蓄意制造的，旨在促使士兵相信朱利安是神选中的皇帝，从而拥立他为奥古斯都。 (74) 《剑桥古代史》一书也推测朱利安在高卢用“诸神的意旨”实现并掩饰自己的目的。 (75)
以上三起事件尚无定论。但鉴于4世纪史家和现代学者均有质疑声发出，所以朱利安写作《致元老院和雅典人》时，理应对事实做过或多或少的改动，甚至可能蓄意杜撰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通敌叛国的罪证。如果朱利安刻意改动甚至捏造事实，那么史学界围绕这三起事件难有定论也不足为奇。朱利安为什么改动事实？“因为篡位者有充分的理由捏造这些信件的存在，而它们或它们存在的任何证据都不会被公开或保留下来。” (76) 即朱利安大概率已经意识到其皇权将受罗马人质疑，所以通过抨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强调自己的无辜来巩固皇权。而此举恰恰说明朱利安的皇权不“合法”。
总之，朱利安未经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准许便私自称帝，又公开以武力从后者手中夺取皇权。这不符合他笔下获取皇权的“合法方式”——获得前任皇帝授权后继位。考虑到朱利安出身君士坦丁家族，且曾被授予凯撒头衔，所以他继位仍有一定的“合法性”。故笔者认为恰当的说法是：朱利安继位的“合法性”不足。
四、 结语
考辨史实和史料可知，朱利安继位的“合法性”不足。由此可从政治角度为《赫颂》中“我羡慕任何被那位神（赫利俄斯）准许且继承那一由神圣的和有灵性的种子与先祖一同筑造的身体”一句提供一种解释：出身“统治和管理世界的家族”于朱利安而言尚且不足，他凭借私自称帝和武力夺权才成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这不符合彼时继承皇位的“合法方式”——获得前任皇帝授权后继位，于是他的皇权为罗马人所质疑。这加剧了朱利安借神权巩固皇权的需求。他继位后频繁修建神庙、敬拜神像、宣扬“君权神授” (77) ，其《赫颂》的结尾句亦是请求太阳神准许他管理罗马帝国：“最后愿他准许，只要令他满意，且对我和罗马帝国有益，让我用一生来侍奉这个国家！” (78)
后世史家和现代学者通常视朱利安为罗马帝国的“合法”皇帝。但本文的考辨结果显示，朱利安继位的“合法性”不足。有鉴于此，研究者凭借“自然血亲”“拟制血亲”等后世总结的标准衡量罗马皇帝“合法”与否时理应谨慎，宜根据史实和同时期史料，考辨其皇权来源中的薄弱环节。这不仅因为奥密斯所说的，罗马帝国皇权的本质“为他的主体所利用” (79) ，还因为皇权“合法性”真正的判定者是罗马皇帝的臣民。或许类似于罗马传统宗教主要依靠宗教仪式存续，相较于血缘等内在的继位标准，罗马人可能更看重表象，即更看重皇权授予和交接过程的合理合法。
()*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关系研究》（项目号：19ASS002）的研究成果。
(1) Julian，“Hymn to King Helios，”in 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Vol.I，trans. by Wilmer Cave Wright，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1923，131b-c，p.355.
(2) 朱利安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公开信仰多神教的皇帝，在位期间支持多神教、打击基督教，被基督教冠以“叛教者”（Julian the Apostate）称号并批判。因此，既有成果多从宗教角度研究朱利安，如狄龙等学者都曾指出学界对朱利安的皇帝身份和政治举措关注不足，详见John Dillion，“The Theology of Julian’s Hymn to King Helios”，Itaca：Quaderns Catalans de Cultura classica，issue 14-15，1999，p.115；N. Baker⁃Brian and Shaun Tougher，eds.，Emperor and Author：The Writings of Julian the Apostate the Apostate，Swansea：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12，pp.XIII⁃XX；Shaun Tougher，Julian the Apostat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3；笔者未能找到直接与朱利安继位“合法性”问题相关的成果，既有研究通常默认朱利安为“合法”皇帝，如T. D.Barnes，Constantine Dynasty，Religion and Power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4，p.171；David NealGreenwood，“Constantinian Influence upon Julians Pagan Church”，Th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vol.68，2017，pp.1-21；Stephen Mitchell，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AD 284-641：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World，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 Ltd.，2007，pp.53-54；陈志强：《拜占廷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190页；董晓佳：《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第94页；更有以下论著将363年朱利安去世视为君士坦丁王朝结束的标志，详见Samuel N. C. Lieu and Dominic Montserrat，From Constantine to Julian：Pagan and Byzantine View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Jill Harries，Imperial Rome AD 284 to 363：The New Empire，Edinburgh：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Ancient Rome，2011。
(3) H. W. Bird，“Julian and Aurelius Victor”，Latomus，T. 55，Fasc. 4，1996，p.872；Laurel Fulkerson，“Julian the（In）consistent：A Late Imperial Portrait”，Syllecta Classica，vol.25，no.1，2014，pp.79-111.
(4) 朱利安生活在多神教与基督教剧烈碰撞的4世纪中叶，且“当朱利安提出基督徒放弃律法的问题时，随着对当代信仰和实践的冲突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争论也变得相当尖锐”（Scott Bradbury，“Julian and the Jews”，in Stefan Rebenich and Hans⁃Ulrich Wiemer，ed.，A Companion to Julian the Apostate，Leiden and Boston：Brill，2020，p.276）。这一时期的史料或多或少受到史家宗教情绪的影响，公正性和客观性稍有欠缺，具体可参见拙作《试析罗马传统信仰与基督教的碰撞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基督教学术》第23辑，2019年，第95—111页。故本文综合多神教史家和基督教史家两方的记载展开探究。
(5) 关于这起“屠杀”，朱利安本人的叙述参见Julian，“To the Athenians”，in 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Vol.II，270c-271a，p.249。同时代史家的记载参见Zosimus，New History，trans. by Ronald T. Ridley，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University of Sydney，1982，2.40，p.41；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trans. and revised by Chester D. Hartranft，in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ed.，A Select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Second Series），Vol.II，Grand Rapids，Mich.：Eerdmans，1974，3.1，p.627。
(6) John the Monk，“Artemii passio”，in From Constantine to Julian：Pagan and Byzantine Views，p.219.
(7) 佐西莫斯记载：“守护帝国的近卫军士兵们手握皇帝的任命大权，又用武力剥夺了元老院推选皇帝的权力，于是罗马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境地。”详见Zosimus，New History，1.7，p.3。
(8) 详见T. D. Barnes，Constantine Dynasty，Religion and Power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pp.163-167；Raymond Van Dam，“Emperors and Ancestors：Roman Ruler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The Classical World，vol.109，no.4，2016，pp.562-564；陈志强：《拜占廷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第180页。
(9) Adrastos Omissi，Emperors and Usurper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Civil War，Panegyric，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cy，New York：Oxford UP，2018，p.28.
(10) Polymnia Athanassiadi，Julian and Hellenism：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p.180.
(11) Julian，“Panegyric in Honour of Constantius”，in 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Vol.I，6d，p.17.
(12) Julian，“Panegyric in Honour of Constantius”，7a⁃b，pp.17-19.
(13) Julian，“Panegyric in Honour of Constantius”，7d，pp.19-21.
(14) Julian，“Panegyric in Honour of Constantius”，14a⁃b，p.35.
(15) Eusebius，The Church History，trans. by Paul L. Maier，Grand Rapids，Michigan：Kregel Publications，1999，8.13，p.306.
(16) Eutropius，The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 of Eutropius，trans. and ed. by Wilmer Cave Wright，London an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1，10.2，p.64.
(17) Zosimus，New History，2.8，p.28.
(18) 如Mark Humphries，“From Usurper to Emperor：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he Age of Constantine I”，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vol.1，no.1，2008，pp.82-100；Adrastos Omissi，Emperors and Usurper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Civil War，Panegyric，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cy，p.103。
(19) Shaun Tougher，“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Julian’s First Panegyric on Constantius II”，in Emperor and Author：The Writings of Julian the Apostate the Apostate，pp.19-34；Alan J. Ross，“The Constantinians’Return to the West：Julian’s Depiction of Constantius II in Oration 1”，in Alan J. Ross and D. P. W. Burgersdijk，ed.，Imagining Emperor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Leiden and Boston：Brill，2018，pp.192-193.
(20) Eutropius，The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 of Eutropius，10.9，p.66.
(21) Zosimus，New History，2.35，p.39.
(22) Socrate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trans. and revised with notes by The Rev. A. C. Zenos，in A Select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Second Series），Vol.II，1.39，p.103.
(23) William Lewis，“Constantine II and His Brothers：The Civil War of AD 340”，in Nicholas Baker⁃Brian and Shaun Tougher，eds.，The Sons of Constantine，AD 337-361：In the Shadows of Constantine and Julian，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2020，pp.57-94.
(24) Zosimus，New History，2.43-54，pp.42-47.
(25) Zosimus，New History，2.43-54，pp.42-47；Socrate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1.15，p.146.
(26) Julian，“Panegyric in Honour of Constantius”，31b，p.81；33d，p.87.
(27) ［古罗马］尤西比乌斯著，林中泽译：《君士坦丁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39页。
(28) Socrate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2.5，p.110.
(29) Zosimus，New History，2.43，p.42.
(30) Julian，“Hymn to King Helios”，131c，p.357.
(31) Joseph Azize，The Phoenician Solar Theology：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hoenician Opinion of the Sun Found in Julian’s Hymn to King Helios，New Jersey：Gorgias Press，2005，p.178.
(32) 朱利安经历此事件时约7岁，其余史家均未亲历此事件，诸史家的记载也多有抵牾。故学界就这起“屠杀”事件多有争议，详见J. W. Leedom，“Constantius II：Three Revisions”，Byzantion，vol.48，1978，pp.132-136；David Hunt，“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in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e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4；R. W. Burgess，“The Summer of Blood：The‘Great Massacre’of 337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Sons of Constantine”，Dumbarton Oaks Papers，vol.62，2008，pp.5-51.
(33) 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trans. by John C. Rolfe，Cambridge and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W. Heinemann，1940-1952，Vol.II，21.16.20，p.185.
(34) Julian，“Hymn to King Helios”，131b⁃c，p.355.
(35) 相关记载参见Eutropius，The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 of Eutropius，10.14，p.68；Zosimus，New History，3.1，p.49。
(36) 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Vol.I，15.8.17-18，p.173.
(37) Zosimus，New History，3.1，p.49.
(38) Jacqueline F. Long，“Julian Augustus’Julius Caesar”，in Maria Wyke，ed.，Julius Caesar in Western Culture，Oxford and Malden（Mass.）：Blackwell，2006，p.62.
(39) 历史事件概述自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Vol.I，17.1-19.13，pp.303-545。
(40) 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20.4.17，p.27.
(41) Zosimus，New History，3.9.2，p.54.
(42) Socrate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3.1，p.197.
(43) 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5.1，p.722.
(44) 阿米安努斯追随朱利安直至其战死波斯，考证可参见Charles Johnston，“Ammianus Marcellinus”，History Today，vol.25，no.5，1975，p.313；Kelly Gavin，Ammianus Marcellinus：The Allusive Historian（Cambridge Classical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04。
(45) 包括Robert Browning，The Emperor Juli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242（Table of Dates）；H. C. Teitler，The Last Pagan Emperor：Julian the Apostate and the War against Christia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45（Chronological Outline）；Shaun Tougher，Julian the Apostate，p.178（Chronological Outline）。
(46) 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Vol.II，20.4.18，p.27.
(47) Zosimus，New History，3.9，p.54.
(48) Julian，“To His Uncle Julian”，in 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Vol.III，p.29.
(49) Zosimus，New History，3.9，p.54.
(50) 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Vol.II，20.8.19-21，pp.61-63；21.15.1，pp.169-171.
(51) Zosimus，New History，3.11，p.55.
(52) 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21.15.5，p.173.
(53) Zosimus，New History，3.11，p.56；Socrate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2.47，p.194；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5.1，p.722.
(54) Zosimus，New History，3.9，p.54.
(55) Socrate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3.1，p.197.
(56) 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5.1，p.722.
(57) Socrate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2.47，p.144.
(58) Gregory Nazianzen，“Gregory Nazianzens Two Invectives against Julian the Emperor”，in C. W. King，trans. and ed.，Julian the Emperor Containing Gregory Nazianzens Two Invectives and Libanius Monody with Julians Extant Theosophical Works，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1888，p.26.
(59) Laurel Fulkerson，“Julian the（In）consistent：A Late Imperial Portrait”，p.89（n.28）.
(60) Saint Augustine，The City of God：Books I⁃VII，trans. by Demetrius B. Zema，et al.，Washington，D. 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08，5.21，p.292.
(61) Susanna Elm，“Julian the Writer and His Audience”，in Emperor and Author：The Writings of Julian the Apostate the Apostate，p.1.
(62) H. W. Bird，“Julian and Aurelius Victor”，p.872.
(63) 仅两篇存世。但据考证，朱利安献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赞美诗数量颇丰。详见Alan J. Ross，“The Constantinians Return to the West：Julians Depiction of Constantius II in Oration 1”，pp.192-193；Shaun Tougher，“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Julians First Panegyric on Constantius II”，in Emperor and Author：The Writings of Julian the Apostate the Apostate，p.23。
(64) Laurel Fulkerson，“Julian the（In）consistent：A Late Imperial Portrait”，pp.79-111.
(65) Zosimus，New History，3.9，p.54.
(66) Zosimns，New History，3.9，p.55.
(67) Julian，“Letter to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Athens”，286d-287a，p.289.
(68) Susanna Elm，“Julian the Writer and His Audience”，p.1.
(69) Wilmer Cave Wright，“Letter to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Athens”，in 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Vol.II，p.241（Introduction）；Alan J. Ross，“The Constantinians Return to the West：Julians Depiction of Constantius II in Oration 1”，pp.185-187；Andrew Smith，“Julians Hymn to King Helios：The Economical Use of Complex Neoplatonic Concepts”，in Emperor and Author：The Writings of Julian the Apostate，p.229.
(70) R. W. Burgess，“The Summer of Blood：The‘Great Massacre’of 337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Sons of Constantine”，p.5.
(71) 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Vol.II，21.16.11，pp.179-181.
(72) Hilaire Belloc，“Gibbon and Julian the Apostate”，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vol.8，no.32，1919，p.555.
(73) 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Vol.II，20.5.10，p.35.
(74) Anthony Kaldellis，“Julian，the Hierophant of Eleusis，and the Abolition of Constantius Tyranny”，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55，no.2，2005，pp.652-655.
(75) David Hunt，“Julian”，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I，pp.57-58.
(76) Hilaire Belloc，“Gibbon and Julian the Apostate”，p.555.
(77) 相关梳理可参见Rowland Smith，Julians Gods：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ought and Action of Julian the Apostate，London：Routledge，1995；Scott Bradbury，“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Phoenix the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of Canada，vol.49，1995，pp.331-356。亦可参见拙作《试析拜占庭皇帝朱利安复兴多神教的举措和影响》，《基督教文化学刊》2021年第1期，第220—243页。
(78) Julian，“Hymn to King Helios”，157a⁃b，p.431.
(79) Adrastos Omissi，Emperors and Usurper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Civil War，Panegyric，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cy，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