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的地图学史哲学观概论
王俊姣
J.B.哈利（John Brian Harley）是当代地图学史研究的旗手，对其学术思想的讨论，最集中的见于2015年《地图学》（Cartographica）第50卷第1期。该期以特刊方式刊载了11篇论文，纪念哈利《解构地图》（Deconstructing the Map） (1) 发表25周年。而约翰·H.安德鲁斯（J. H. Andrews）为哈利论文集《地图新质：地图学史论文集》（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写的导论 (2) ，以及马修·H.埃得尼（Matthew H. Edney）的《哈利地图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J.B.Harleys Cartographic Theories”） (3) ，都是有关哈利学术思想，特别是地图学史研究思想的重要文献。此外，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约翰·克劳德（John Cloud）等撰写的书评 (4) ，也是有关哈利地图史研究值得参考的文献。
国内关于哈利及其地图学史的论述，主要限于他与戴维·伍德沃德发起编撰的多卷本《世界地图学史》 (5) ，以及少数评论 (6) 。哈利是当代西方地图学史兴起的理论旗手，他关于地图学史研究的理论阐述，迄今为止仍然是西方地图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思想资源，因而，很有必要对他的生平与学术思想做一系统的总结，以深化对西方地图学史、史学理论与地理学思想的认识。
一、 哈利生平及其早期学术研究概述
（一） 哈利生平介绍
哈利于1932年7月24日出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市（Bristol）的阿什利（Ashley） (7) ，迄今未见关于其亲生父母的记载。他被一对谦逊的老夫妇收养，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乡下长大 (8) ，从小就是大家眼中的“奖学金男孩”。1943年，他进入斯塔福德郡位于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的布鲁德文法学校（Brewood Grammar School）读中学。1950年高中毕业后，哈利到军队服役两年，先后到过塞浦路斯（Cyprus）、埃及（Egypt）、的里雅斯特（Trieste）。 (9) 有学者认为，两年的军旅生涯，不仅为他提供了打开视野和到国外旅行的机会，更使他建立了信心，认识到自己比那些来自富裕家庭和读过更好学校的同时代人要聪明得多。
1952年退伍后，哈利就进入伯明翰大学地理学系学习。伯明翰大学地理学系有着浓烈的历史学氛围，激发了哈利对历史景观的兴趣，他辅修了历史学。1955年哈利以当年最优秀学生身份得到地理学学士学位，并获得W. A.卡德伯里奖（W. A. Cadbury Prize）。大学毕业后，出于对学术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哈利又进入牛津的大学学院学习教育学课程（1955—1956年），取得了教育学硕士文凭和教师资格证。
1956年哈利回到伯明翰大学地理系，获得人文学科的国家助学金，在热衷于研究沃里克郡（Warwickshire）历史地理的哈里·索普教授（Harry Thorpe）指导下 (10) ，对中世纪沃里克郡阿登（Arden）和费尔顿（Feldon）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并于1958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从1279年沃里克郡百户区档案看其人口趋势与农业发展》（“Population Trend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s from the Warwickshire Hundred Rolls of 1279”）。1960年他以论文《1086—1300年之间沃里克郡斯通利和凯恩顿百户区的人口与土地利用》（“Population and Land⁃Utilization in the Warwickshire Hundreds of Stoneleigh and Kineton， 1086—1300”）获得博士学位。
1958年，在得到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职位之前，哈利曾在莫斯利皇后桥中学（Queensbridge School of Moseley）教书 (11) ，并与埃米（Amy）结婚。1959年1月，哈利到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担任助理讲师，讲授通论课程，成为英国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重要一员，并于1961年升任讲师。 (12) 1966年在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The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博士后研究。
1969年，哈利辞去利物浦大学的工作，到位于牛顿阿伯特（Newton Abbot）的大卫&查尔斯出版社（David & Charles Press）担任策划编辑，从事地理学、地形学和地图学方面的出版工作。其后，他与阿兰·贝克（Alan Baker，后来成为英国历史地理学的旗帜）成为朋友，合作编辑了一个长期出版的项目——“历史地理学研究丛书”（Studie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13) 哈利成为全职策划编辑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是非常成功。即使1970年到埃克塞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任职之后，他仍然从事兼职的咨询编辑工作，与大卫&查尔斯出版社的合作持续到1976年。1976—1979年与道森出版社（Dawson Press）合作，同时担任陆地测量局（Ordnance Survey）史的编委会委员，1972—1979年还担任英国地理学家协会（Institution of British Geographers）出版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地图收藏家》（Map Collector）的编辑顾问，以及汽车协会测量地图《不列颠景观》（Landscapes of Britain）的顾问编辑。 (14)
哈利的全职编辑生涯虽然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还是在大学地理系当老师。恰好离哈利刚搬的新家很近的埃克塞特大学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70年哈利到该校地理系任讲师，讲授历史地理学。1972年升任蒙泰菲奥里讲座教授。这一时期哈利不仅从事英国地形测量史的研究，同时还对北美地图学史，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地图进行研究。由于经常访问美国，他对不同的制图传统、地图绘制者和使用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为重要的是，1977年，他在牛顿阿伯特的海威克教堂（High Week Church）走向电梯间的时候，与来自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的戴维·伍德沃德，酝酿了多卷本《世界地图学史》的构想，并说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Chicago Press）和纽贝里研究所（The Newberry Institute at Chicago）支持该计划。 (15)
在埃克塞特大学期间，哈利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生活中遭遇了不幸。1983年妻子早逝，同年他唯一的儿子约翰（John）在一场事故中丧生，好在他的三个女儿卡伦（Karen）、克莱尔（Claire）、萨尔哈（Sarha）帮助他度过了这段黑暗的日子。在家庭的不幸之外，此时英国大学的保守主义和顽固也使哈利不满。虽然1984年哈利被选为英国测绘学会会士，1986年成为终身会士，另外在1985年被伯明翰大学授予文学博士的荣誉 (16) ，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离开英国。1986年，他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担任地理系教授，并任美国地理学会地图史办公室主任。 (17)
在密尔沃基，哈利全身心投入地图学史，特别是著名的多卷本《世界地图学史》项目之中。1985年，《世界地图学史》第一卷基本完成，在与戴维·伍德沃德的通力合作下，该卷在1987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哈利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解构地图》。1990年出版了《地图和哥伦布相遇：航海展》。 (18) 1991年9月，英国测绘学会授予哈利“测绘学杰出成就与贡献”银奖。哈利梦想出版一本自己的专著，为之做了仔细的筹划，但是直到1991年12月20日他突发心脏病去世，都没有实现。1969年在利物浦大学继任其历史地理学讲师职位的好友保罗·拉克斯顿（Paul Laxton）在其去世后帮助他完成了该愿望，遵从其生前的编选原则编辑出版了《地图新质》。
（二） 哈利早期学术成就概述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哈利主要研究沃里克郡历史地理，使用地图阐释与展现历史景观，为沃里克郡历史地理研究服务。1958年，哈利发表的《从1279年沃里克郡百户区档案看其人口趋势与农业发展》，算是正式敲开了学术之门。在哈利之前，利用1279年百户区档案展开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科斯明斯基（E. A. Kosminsky），他的研究主要是对先前过于简化或理想化的庄园结构（manorial structure）概念进行修正，讨论农民的土地保有权（peasant tenure）、地租、农民内部的社会和经济差异、中世纪英格兰小地主的作用等。 (19) 哈利则通过对百户区档案中涉及沃里克郡的部分进行区域比较分析，拓展了研究领域。他将百户区档案中记录的沃里克郡拥有土地的人口数与耕地总数数据提炼出来，与《末日审判书》中的数据进行比较，概括出沃里克郡区域人口变化模式及该变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哈利认为，中世纪早期的区域人口增长是一个极不平衡的过程。在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地区，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得到发展，传统的农业组织单位庄园往往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哈利对这一结论是谨慎的，认为它仅针对沃里克郡而言，对于其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则需要更广泛的调查研究。 (20)
但是取得博士学位后，哈利逐渐放弃了对中世纪英国历史地理的研究。1962年，哈利出版《郡图绘制者——克里斯托弗·格林伍德及其1822年伍斯特郡地图》 (21) ，正式转向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英国地图学和地理学。同年，他参加了“英国测绘学中的里程碑”（Landmarks in British Cartography）讨论会，对与会的三篇论文做了简要评述，并就英国陆地测量局地图对私人地图制作者的影响，以及大比例尺郡图对其新的竞争对手的响应做了答复，对陆地测量局垄断英国基本地图测绘权之前的英国制图发展情况做了说明。 (22) 1963—1964年，哈利在《皇家人文学会》（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上发表《皇家人文学会与英郡测绘（1759—1809）》（“The Society of Arts and the Surveys of English Counties， 1759-1809”）系列文章。 (23)
1964年哈利与查尔斯·威廉·菲利普斯（C. W. Phillips）合作编辑了《历史学家的陆地测量局地图指南》。 (24) 编制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目的是梳理1801年以来英国陆地测量局一英寸及更大比例尺地图的历史发展。书中收录了哈利于1962—1963年发表在《业余历史学家》（Amateur Historian）杂志上的三篇文章，肯定了陆地测量局地形测量图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指出其中隐藏了许多复杂的陷阱。《历史学家的陆地测量局地图指南》不仅提供了地图检索线索，还提供了图与相关历史的联系及可信度，深受欢迎。 (25)
在利物浦大学和埃克塞特大学任教期间，哈利工作的重心是对英国陆地测量局进行研究。1975年，哈利的《陆地测量局地图：一本描述性手册》问世 (26) ，描述了陆地测量局不同比例尺地图的特点、历史，以及背后隐含的政策与测量标准等方面的内容 (27) ，为想要了解英国陆地测量局地图的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980年，西摩（W. A. Seymour）编辑的《英国陆地测量局史》出版。 (28) 该书由35个简短章节构成，几乎涵盖了陆地测量局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各个方面，如测绘技术、研究成果、发展轨迹、科学调查、政治背景、市场竞争等等。哈利作为项目最初发起人之一参与了其中《陆地测量局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Ordnance Survey”）、《三角测量的恢复》（“The Resumption of the Trigonometrical Survey”）、《地形测量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Topographical Survey”）、《陆地测量局成为地图出版者（1801—1820）》（“The Ordnance Survey Becomes a Map Publisher 1801-1820”）、《地名》（“Place—Names”）等部分的撰写。
在关注英国陆地测量局历史的同时，哈利在18世纪60年代末还将研究眼光投向了美洲。他对美洲的兴趣源于18世纪伦敦地图出版商托马斯·杰弗里斯（Thomas Jefferys）和威廉·法登（William Faden）对北美的广泛报道。1978年哈利与芭芭拉·巴茨·佩切尼克（B. B. Petchenik）等合作完成了《图绘美国独立战争》。 (29) 哈利以美国独立战争为出发点，对18世纪末战争期间的地图、绘图技术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一方面从地图功能的分类、地图使用方式以及它们对决策所造成的影响等不同侧面，讨论地图及其制作者，另一方面从测绘学知识角度出发理解具有大量地图记录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地图史和历史研究视角。 (30)
二、 《地图新质：地图学史论文集》与哈利的地图学史哲学基本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利在地图学史理论方面展开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保罗·拉克斯顿（Paul Laxton）在编辑哈利论文集《地图新质：地图学史论文集》时，将哈利的地图学史研究概括为地图学史哲学（philosophy of cartographic history）和地图的意涵（the meaning of maps） (31) ，这是在对哈利地图学史研究的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做出的准确概括。
在《地图新质：地图学史论文集》中收入7篇文章，分别是：《早期地图阐释中的文本与语境》（“Text and Contex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aps”，1990，第33—49页）、《地图、知识与权力》（“Maps，Knowledge and Power”，1988a，第51—81页）、《沉默与秘密：欧洲近代早期地图学中被隐藏的议程》（“Silences and Secrecy，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88b，第83—107页）、《十八世纪英格兰地图集中的权力与合法性》（“Power and Legitimation in the English Geographical Atlas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97，第109—147页）、《解构地图》（“Deconstructing the Map”，1989，第149—168页）、《新英格兰地图学与土著美洲人》（“New England Cartography and the Native Americans”，1994，第169—195页）、《是否存在地图学伦理？》（“Can There Be a Cartographic Ethics？”， 1991，第197—207页）。 (32)
这些论文的发表时间先后不一，有些直到哈利去世之后才正式发表，但篇目是哈利自己在生前确定的。论文的编排顺序并不是按发表时间的先后，而是大体上以内容的抽象到具体再到理论的一般化构建出文集，文章论证严密，能够充分体现哈利对地图学史哲学研究的主要认识，构成了其地图学史哲学的理论体系。由于国内对哈利地图学史哲学的讨论不多，因此将这7篇论文的内容逐篇概括并加以讨论。
（一） 《早期地图阐释中的文本与语境》
这篇论文是为大卫·布塞尔特（David Buisseret）主编的《从海图到卫星影像：通过地图解释北美历史》（From Sea Charts to Satellite Images： Interpreting North American History Through Maps， 1990）写的导论。 (33) 该文有很明显的针对性，主要是向历史学界阐明地图作为一种史料对于历史研究有什么价值，历史研究中应该如何对待地图这种史料。之所以有如此明确的针对性，是因为在当时的史学界，地图虽然被看作是史料，但实际是一种边缘性的史料。历史研究中地图具有什么样的史料价值和运用前景，都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讨论，流行的主流观点还是“地图是镜子”。
哈利指出，在通常的观念中，地图是真实世界某些方面的镜像重现，或者是图像重现。特别是随着测绘技术的发展，地图的角色被看作是关于地理现实的真实表现。这已经是一种价值判断，并被带入运用古旧地图的历史研究之中。但是地图还有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通过制图媒介表达的世界”，是一种关于过去的独一无二的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与权力、文化实践等有关。阅读地图的时候，更多的是与景观中不可见的社会世界与意识形态相关联。因此哈利将地图看作是一种文本，是可以解码的图像语言，而不是自然的镜像。
地图作为一种文本语言，采用符号表现世界，与其他类型的文本一样运用象征、修辞。这些手段并不仅仅用于宣传地图或商业广告地图之中，也同样出现在其他所有标榜为科学真实的测绘地图之中。作为世界的图像，地图并不是价值中立或价值自由，或者是彻底的科学的。地图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献，它同时也是制图者使用不同的修辞密码的历史。
哈利认为历史学方法的基本规则就是必须在文献置身的语境中展开阐释。由此，地图作为文本，它所处的语境包括三个层次，分别为：制图者语境（the cartographer’s context）、他者地图群语境（the context of other maps）和社会语境（the context of society）。
制图者语境，指制图作为一种劳动过程，它的作者包括测量员、编辑、绘图员、雕版者、印刷者、上色的人等整个制图体系中的劳动者，因此一种地图可能是不同的文本，具有互文性；另外，整个制图的劳动过程，也不能独立于金融、军事或者政治的约束，因此赞助人对于地图制作过程有重要的影响。
而地图作为文本的他者地图群语境，即它与其他地图的关系包括：首先单张地图与它同时代同地区的其他地图相比是什么关系；其次它与那些由相同制图者制作或地图生产商生产的地图是什么关系；它与同类型的其他地图是什么关系；或者它与某个时代更宽泛的地图产品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他者地图群语境中，既包括等高线、经纬度等测量技术，也包括木刻、铜板等雕刻技艺，还涉及地图上地名的命名等地图注记问题。
地图语境的第三个层次是社会语境。地图是一种社会与文化文献，它不可避免地以历史环境与氛围为框架，与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社会秩序相关联。首先，是地图内部社会秩序规则的认同，它一方面是制图者的规则，一方面是社会被纳入地图中的行迹。地图成为一种表达体系（signifying system），由此社会秩序被交流、被再生产、被经历、被探究，它不仅再生产了现实的地形，同时也解释了现实的地形。其次，在具体的地图群落中，地图的社会秩序规则有时候是看得见的，不证自明的；但有时这种社会规则隐藏在地图的再现模式之中，需要从图像的修辞风格中将之解码出来。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再现从来不是中立的，科学仍然是一种人文建构的现实。
在文本和语境之外，哈利引入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Panofsky）的图像分析方法，将地图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地图上的符号、象征、装饰，相当于艺术母题（artistic motifs）；第二层次是对再现的现实的认同；第三层次地图是象征性地层。
最后哈利认为，一旦当我们知道如何阅读地图的时候，地图就成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独一无二的文本。
（二） 《地图、知识与权力》
这篇论文是为1988年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和斯蒂芬·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主编的《景观的图像学》撰写的一章。 (34)
在该文中，哈利把地图看作一种密集文本（thick text），在政治权力的语境中探究地图话语，认为地图是社会构建的知识形式，是一种“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可以用图像学方法展开阐述。
哈利列出了三个方面的理论资源。首先，他认为地图是语言的一种形式，是从符号中分离出来的图像语言，它不仅是传播这个世界不同观念的互补的图像，还是用来证明世界的制图语境与编码等。站在地图是语言的立场上，“制图话语”（cartographic discourse）是核心问题。哈利认为采用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方法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哈利吸收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形式（formulation of iconology）理论，认为其对绘画作品的层次解释方法可以用来对应地图的解释。对于地图来说，图像学不仅可以确认其意涵的表面的或文学层面的内容，还可以确认与象征层次相互联系的深层意涵，而且正是在象征层次上，政治性权力通过地图得到了最为活跃的再生产、传达与被体验。
第三，是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哈利所说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其一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是伪装在无趣的科学之中的自我价值的表现方法”的观点，以及关于权力运作的分析体系。其次，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根植于时间和空间的社会体系是被国家控制的“权威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的论述。这种权威资源卷入了对知识和信息的扣留和控制，非常适合用来讨论地图，因为地图是促进空间控制与社会体系地理扩展的发明。
随后哈利从三个方面将上述理论纳入地图是“权力—知识”的具体论述之中。第一，在制图的历史上，政治语境是普遍存在的。首先哈利讨论了地图的政治语境（political contexts for maps）。他认为语境可以被定义为地图生产和使用的环境，与语言研究中的“言说情景”（“speech situation”）相似，是地图生产与消费的物理场景与社会场景的重构，以确定地图制造者与使用者，以及在社会构建的世界中地图的制造与使用活动。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实践的政治语境，在地理尺度上从全球帝国的建立、民族国家的维持到个人财产权利的地方声明，具有连续性，并分别从地图与帝国，地图与民族国家，地图与财产权展开了细致的论述。
第二，地图内容是权力建构的实践方式。这在于地图能够生产真实“科学”的世界图像，并根植于文化方法论中。通过地图内容的故意扭曲（deliberate distortions），或者所谓的“无意识”扭曲（“unconscious” distortions），地图内容在时间中与权力发生转换。
故意扭曲在于，制图者从来不是独立的艺术家、工匠或是技术专家，他们背后是一系列权力关系。特别是“地图审查”的存在暗示了故意错误再现，以用来误导潜在的地图使用者，特别是那些被当作领土竞争对手的人，并由此以“国家安全”“政治权宜”，或者“商业需要”等理由公开扭曲地图内容。
而地图的“无意识”扭曲在于地图受生产它的社会的价值观念影响而形成，其具体的表现分别为：下意识的几何学（subliminal geometry），指决定了大地关系转换的图符与投影，作为地图的几何学结构，哪怕不存在有意识扭曲的打算，也会放大政治影响；地图沉默（the silence on maps），是指通过地图上的省略来达到社会影响在地图上的表现，这是哈利讨论地图上被隐藏的政治信息的中心概念；再现等级（representation hierarchies），即地图通过符号的视觉等级（visual hierarchy of signs）分类体系和再现模式强化社会等级的符号表现，地图体现权力的空间等级和社会等级。
第三，在象征的层次上制图交流（cartographic communication），通过地图知识强化社会权力，这可以被称为权力的制图象征主义（the cartographic symbolism of power）。地图的象征意义以绘图为基础，嵌于绘图话语之中；而地图装饰的艺术象征，则嵌于地图话语之中。它表现在地图绘画（maps in painting），即绘有各种社会等级的人物肖像上，这种绘画扮演的是领土的象征功能。地图装饰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ical of cartographic decoration）即地图上从标题到边界的广泛的装饰内容组成的艺术表现词汇，都加强或聚焦了地图表现的政治意义。因此地图是象征“事实”。
哈利把地图看作是文化象征，提出可以把地图当作一种话语，在理论上可以从文艺批评、艺术史以及社会学等角度展开讨论。通过地图的内容和再现形式，可以知道地图的制造与使用充满了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显著的权力话语，即使在它成为大众媒介的今天也仍然是如此。
最后哈利指出，地图作为非个性型的知识，它们倾向于再现去社会化的领土，造成社会空白空间的观念，而制图者总是扮演对社会权力布局修辞的角色。因此凡是忽视再现的政治意义的地图学史研究都把自己降低成一种“非历史”的历史。
（三） 《沉默与秘密：欧洲近代早期地图学中被隐藏的议程》
该文最初发表于国际地图学史杂志《图像世界》上。 (35)
关于地图中知识的有意压制与无意压制，哈利提出制图沉默理论（a theory of cartographic silence），包括故意保密和审查政策中的沉默，以及检验那些根植于通常被隐藏的程序或规则中的模糊性的沉默，这是地图学意识形态维度的语境。他展开讨论的理论框架在于，地图学是关于权力获得与维持的政治话语的一种基础形式。
哈利指出地图沉默有着广阔的类型，但是他在这篇论文中不关注那些源于地理忽视、缺乏数据、错误、比例尺制约、故意设计，以及其他特殊的技术性制约，而是解决政治沉默（political silence）。他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从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的角度理解沉默。在此，沉默是言说发生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人类经验都会遇到的现象，它同样适用于地图；沉默应该被看作是积极的陈述而不是语言流中的消极裂口。沉默与言说在地图上并不是二选一，而是共同构成了地图语言，必须理解彼此。
其二，是社会学，特别是福柯权力社会学中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哈利认为社会学有助于地图沉默的历史性理解。地图学作为一种知识话语，它是社会性构建的关于世界的透视，而不是“中立”或“价值自由”的世界再现，因此“权力—知识”这一社会学概念适用于地图学史。此外哈利还引入了福柯的“绝对知识”观念。他认为沉默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先验”，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它是知识经验的总体，就是福柯所称绝对知识，它有助于讨论地图上的无意沉默。
哈利首先讨论了地图的有意沉默，即秘密与审查（secrecy and censorship）。尽管很多古代社会早就将地图看作特权知识，但是哈利认为从欧洲经验来看，迟到16世纪末期，经数学技术转换之后，地图被看作国家体系中的智力武器，在实践和象征两个方面被认为是沟通所有权和领土权的视觉语言。此时，地图图像才开始迅速成为被删除、被审查的对象；地图出现有时抽象，有时编造，这种被个人、群体或机构有意控制的情况，造成了地图学中有意沉默的兴盛。哈利从战略性秘密（strategic secrecy）和商业秘密（commercial secrecy）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举例证明。
然后，哈利讨论了认识论或无意识的地图沉默。地图上细节类型的缺席与在场的解释，不仅在于秘密或技术，还有“历史规则”，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和语言的领域所造成的。
这些“规则”后面是两套话语，一套是地图的科学话语（the scientific discourse）。随着测量科学的发展，国家地图学（state cartography）到16世纪已经成为科学话语或技术话语。这方面，以强调空间统一与连续的欧几里得主义为基础的标准化，造成了形式统一的沉默。随着认识论动力推动进一步标准化，这种沉默通过地图印刷得到加强。
另一套是地图上的政治与社会话语（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iscourse in maps）。政治话语建立在政治现状及其价值的合法性假设之上，它通过地图的言说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指向延续、维持、发展开国元勋们开创及其后续者们修正的“现实”与成就。政治话语为不同的重点负责，通过选择和普遍化有利于某些方面，而另一些则被沉默。在近代早期地图上可以找到很多类型的政治沉默和社会沉默。最具代表性的是地名沉默（toponymic silence），取胜的国家通过操纵地方命名将沉默强加于少数的或必须服从的人口，阶层与民族认同被扫出地图，相当于文化灭绝行动。以近代早期的欧洲地图为例，哈利指出地图表现与社会地位相关，比如农民、无地的劳动者，或者城市贫民在社会等级中没有地位，在制图中也是不被重视的群体，没有在地图上被表现的权利。在殖民地地图上，则用欧洲的风格来表现，呈现的是欧洲化的景观，土著人和地则被沉默。
对于地图秘密和沉默的论述，哈利有三个结论。第一，“知识—权力”的观念与作为权力话语的地图学，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相联系时，其社会效应无限复杂。第二，当考虑到沉默的重要性时，就可以揭示历史上的审查与保密行动。地图话语中无思想的元素是一种认识论沉默。这些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果。第三，地图学的本质是知识的一种形式。它更多地被当作文学文本阅读，更像是一种“受控制的小说”。从修辞学角度阅读地图，是另一条可以用来理解过去的道路。
越考虑秘密、审查与沉默的普遍性，就越要持续地思考地图知识的认识论编码，而越不能相信地图知识是“客观的”和“价值自由的”。地图是极速增长的权力容器的一部分，既要重视它的言说，也要重视其沉默。
（四） 《十八世纪英格兰地图集中的权力与合法性》
该文原刊于约翰·A.沃尔特（John A. Wolter）和罗纳德·E.格里姆（Ronald E. Grim）主编的《世界图像：穿越历史的地图集》。 (36)
哈利讨论社会权力与制图知识交汇的方法，来自社会理论与科学哲学，还借鉴了与书有关的研究，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 建立的在社会中“作为社会变迁动力的书”的角色；又如D. F.麦肯齐（D. F. Mckenzie）的“文本的目录学和社会学”。他试图将之扩大到“无书文本”之中，因为地图有表达意识形态意义和扮演政治控制的潜在工具的功能。哈利认为，虽然研究地图集中地图学的权力关系较为困难，但是地图集作为图像文本更多地构建了它自身的形式与历史意义。
哈利希望检验18世纪英格兰生产的地理图集中，特定的社会权力的结构是如何影响知识的生产与再现的模式的。为此他分三步讨论，首先，讨论作为保留在地图集中的地理知识的权力的本质，即地图学中外部权力与内置权力。其次，讨论地图集制作的赞助人，以及赞助人与生产地图集的一小群匠人之间的联系。最后，讨论在18世纪的英格兰，地图集中关于地图再现的权力的影响以及地图集是如何被群体意识影响的。
哈利指出在一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地图集的绘制者试图生产领土空间的科学地图，但是不可避免地同时也生产了社会空间的图像，而且并不是价值自由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带有偏见的、修辞的描绘。正是通过偏见、社会形态，而不是景观的真实再现，地图集在历史中成为一种动力。
地图学中的外部权力与内置权力。哈利将自己对外部权力与内置权力的理解归功于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的著作《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 (37) 外部权力在地图学史中经常被提到，如为了行政和军事绘制地图的君主、内阁成员、国家机构，或者机构化的教堂等，政治活动总是外在地影响地图学的实践与组织。而制图的外部权力则是权力的有意运用。
内置权力，强调权力与知识不可分隔。它的关键在于制图过程，包括编辑、制图概括、制图分类、形式等级化、地理数据的标准化等，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活动，而是权力知识的运作。制图者的工作可以被看作在创造社会欲望所制造的世界轮廓中，对地方和领地现象做了规训。测绘员和制图者的权力，不直接作用于具体的人，而是作用于人们通常可得的世界的知识。内置权力是地方性的，去中心化的，它遍布于制图工作的所有实践之中，而不仅仅是为政府项目服务，因此它不必然是有意识的存在，它的实践往往是想当然的。
随后，哈利用18世纪商业制图的实践作为地图“权力—知识”解释的案例，指出商业制图的印刷逻辑在于抽象、统一、可重复、可视以及定量，地图制作技术由此形塑世界。他强调可通过训练绘图员、雕刻师等一系列新手的劳动分工，使用标准工具与标准技术以及实用手册，完成安全的标准化的知识生产。
哈利指出标准化既是印刷地图的金牛犊，同时也把秩序植入地理学之中。规则、专业化、技术与惯用符号的排列规则成为规训的工具。制图人员在制造世界的过程中通过这些方式再发明和再描绘了对于社会来说所熟知的世界，从而生产了一个人为简化的世界。
虽然18世纪的制图者还很少意识到制图标准化与一般化中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一种社会实践，但他们越是接受制图实践，就越是强化并与当时社会形态产生互动。由此，地图集就成为18世纪的文化文本与社会关系的可视模式，既有含蓄的或明显的外部权力的投影，也在河流与山脉链雕刻线中暗示的社会关系里透露了内置权力的地形。
赞助人与地图集制造者。哈利认为，在18世纪英格兰商业制图的语境中，地图集的赞助人是外部社会权力的代理者，通过制图者与技术标准化之间的转化，进入地图集成为“权力—知识”的深入人心的模式。哈利在讨论赞助人与制图内外权力时，引入了社会阶级的分析方法，通过文献的目录学方法比较了不同时期的地图赞助人社会身份的变动，城市与工业资产阶级取代地主或贵族对地图集的赞助过程，解释了资本主义城市化与工业化对封建地主制度的迭代。
在论述过程中，哈利还引入了书籍研究中“发达印刷社会”的概念，对地图集读者的社会构成与地图集生产的关系展开了讨论，认为社会结构与地图学之间的关系，使得18世纪英格兰地理地图集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关系存折”，在这个社会关系的两侧一头是赞助人，一头是制图者。18世纪英格兰地图集中的权力平衡就在这两者之间，其中赞助人这一侧偏重。随后，哈利利用欧洲地图出版商的资料从市场角度讨论了制图的不自由与不独立。
权力再现。哈利将权力再现的讨论集中于社会权力被隐藏的议程，它们被作用于读者的时候通过地理学的象征意涵和文学事实起到一种无意识的动力作用。因此哈利主要关注地图集构建社会态度的方法，以及地图集支持的权力关系的先在地理学。他分别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郡图集和区域图集，美国独立之前出版的普通地图集，来例证地图的意识形态中的再现和影响的趋势。
郡图。18世纪的英国，郡—绅联合构成了郡图的基础。郡图与郡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顾客、形式与交易之间的系列事件，郡图出版商与读者之间的互惠关系延展到地图的内容与设计之中。即使在源于原始测量的郡图上，其装饰和一般形式里也不难发现为赞助人阶级的权力和特权设置的内容。郡图的编辑不仅强调景观是什么，更强调社会中的统治群体相信它是什么。贵族和绅士的信仰与价值构建了观看世界、测量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地图成为他们统治的影像。因此从郡图上看到的是不同时期精英阶层的纸上世界。
普通地图集：北美的再现。作为整体的世界地图集，其制图权力关系背后的驱动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包括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和偏见。地理学成为英国用来对抗其他国家的优势，地图成为殖民公司和帝国公司实际管理中的重要工具。在殖民语境中，英国社会结构被翻译到了北美殖民地。地图集中所透露出来的是，不同欧洲国家之间为海外领地展开争斗，而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在生产地图影像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各自的角色是很不平等的。在有些地图上，权力被用来发明了一套专门用于美洲的殖民剥削的视觉词汇。例如，很多地图画上了河狸、装满烟叶的大桶、糖罐头、鳕鱼、满载皮毛停留于平静港湾的船等各种有意的无意的标准化的符号与图像，省略与压缩，象征着这是属于欧洲—美洲人和宗主国君主的富饶美洲，而不是印第安人的美洲。
哈利得出结论，社会权力内置于地图学之中，被它自身的工作实践操纵。这种工作与被转换的现实相连，是被创造的新现实。地图集的作者规训并排列了地理信息，用网格线证明系统统治的框架；通过选择、分类、标准化以及可图示的等级的创造，地图集作者使绘制地理图成为知识更自动化的形式。通过装饰图像、文本化的光影线，社会权力得到再现。到处充满权力，有些是故意的，有些则是无意的，它们之间通过知识和再现的不同形式起作用。
地图主要通过合法性起作用。通过再现领土权力关系，现状更容易被接受。在社会中，即使是顶层阶级，很多也缺乏关于其他地方的第一手资料，地图由此成为唯一的真实。通过把世界从大地上分离出来，地图获得神秘的权威。而可以确信的是，真实总是社会性构建的。
（五） 《解构地图》
该文最初发表在《地图学》第26卷第2期上，被西方地图学界奉为经典。 (38)
哈利认为当时地图学史与“后现代”的学术氛围相比，似乎还处于“前现代”或“现代”，理论的进步非常缓慢，应该进行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shift），以解释地图学的本质。而当时地图学史的共识是，相信地图创造的知识是毫无疑问的“科学的”“客观的”这个前提。哈利认为制图学家可以相信这个前提，但是历史学家不能。哈利还进一步指出，在电脑和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帮助下，制图人的科学修辞变得更激进。其中，英国地图学会认为存在两种地图学定义：一种是公众的地图学，是艺术、科学与技术结合的地图学；一种是专家地图学，分析和解释地理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事实的科学与技术。哈利认为这是当时语境中地图学的本体论精神分裂症（ontological schizophrenia）。对此，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地图的本质是一件紧迫的工作。
哈利希望通过解构策略来打破当时统治地图思想的介于真实与再现之间的假设联系，因为所谓的“科学的”地图，不仅是“几何学规则和理性”的产品，也是“传统社会秩序的道德和价值”的产品。他希望在所有地图知识中找到构建地图学和权力定位的社会动力。
哈利坦承，这篇论文的观点源于对福柯的遍在的权力（the omnipresence of power）和德里达的文本修辞性（the rhetoricity of all texts）的折中。总结起来，就是地图文本的修辞性表现了遍在的权力。他从地图学的话语、地图的文本性，特别是修辞、“权力—知识”的形式方面展开了阐述。
地图规则。福柯的基本分析单元是话语，它被定义为“一种知识可能性的体系”。哈利把福柯从话语出发的提问转换到地图学上，认为关键问题就成了“什么类型的规则控制着地图学的发展”。哈利把地图学定义为制图者用来构建突出的视觉再现模式的地图的一种理论与实践知识体。地图规则的特征在于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社会中具有多样性。因此在讨论地图规则的时候，要注意两点：一是地图的技术生产，显然处于其时代的制图学论述和作品之中；二是与地图的文化生产有关。这些必须要放到较为宽广的历史语境而不仅仅是科学产品或技术的背景中去理解。
地图规则的第一条是显性的科学认识论。至少从17世纪以来，欧洲的制图者和使用者快速推动了知识和认知的标准化的科学模式。绘图的目标就是生产地形的“正确”关系模式，它假设被绘制的是真实的和客观的；制图者具有独立性；真实性可以被数学表达；系统研究与测量是唯一通向地图学真理的道路；这种真理可以独立地得到证明。这是没有被社会污染的科学地图学，最好的地图是不证自明的真实性的权威影像。
哈利指出，地图的科学规则事实上受其他一系列与价值有关的规则影响，比如种族、政治、宗教、社会阶级等，它们被嵌入广泛的地图生产社会之中，掌控了地图的文化生产，形成制图话语（cartographic discourse），在地图知识的可能性中达成双倍沉默。社会结构通常伪装在抽象的、仪器的空间之下，或者禁锢在计算机制图的协调之中。因此，社会规则与技术规则互相影响是制图知识的普遍特征，在地图上生产“秩序”和“它践行的等级”。
哈利以构建世界地图的“种族中心主义法则”（“rule of ethnocentricity”）为例，指出采用福柯的知识批判的意义在于，可以看到在地图学中种族中心主义法则并没有与地图制作历史的“科学的”步调一致，欧洲科学的文艺复兴赐予现代地图以坐标系、欧氏几何的比例尺地图，以及精确的测量工具，但是同时也通过诸如墨卡托这样的投影帮助确认了欧洲意识形态中心性的新神话。
他接着讨论“社会秩序的法则”（rules of the social order）如何嵌入制图转译的细小的编码和空间中。制图者通常像记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地形一样忙于记录封建主义的轮廓、宗教等级的形态，或者是社会阶级的等级的步伐。
测绘法则与社会法则在同一图像中被互相强化。“种族中心主义法则”这种空间等级化并不一定是制图再现的有意识活动，而是一种想当然观念。阶级与权力的区别在地图上通过制图符号的含义工程化、具体化、合法化。这个规则看起来是“越有权，越显著”，谁在世上有力，谁在地图上就更加强化。
哈利例证了这些法则既在分类与测量的秩序结构之中又超越它们。地图学超越了国家目标，它的大多数权力作为社会地理的再现是在看起来价值中立的科学背后起作用的，隐藏和否认它的社会维度，以确立合法性。
解构与地图文本。哈利特别选用了文本这个词，认为地图是文本，既是图像的，也是文化的。接受了地图的文本性，就能够拥有很多不同解释的可能性。解构所争辩的是重提和重建广阔的运动与结构中的意义、事件与对象。出版的地图也是高端影像，对它的阅读必须超越几何精确性的评价，超越地方固定性，超越地形模式认知和地理学认知。这样的解释是以地图文本可能包含了标准客观性表层下面“未被发现的矛盾和两面性”为前提的。哈利以对17—18世纪欧洲地图上装饰艺术的研究，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州级高速公路地图为例，详细讨论了地图的各种文本修辞性问题。
地图与权力运用。福柯对德里达尝试将解释限制在纯粹的句法和文本层次进行了批评，认为如果那样，世界的政治现实将不复存在。此外，福柯致力于发现“文本自身既反映又雇佣的社会实践”，以“重建其中的技术与物质框架”。哈利吸收了福柯对德里达的批评，在承认解构有助于改变认识论氛围，鼓励地图学的修辞性阅读的基础上，注重地图中的社会与政治维度，以理解地图作为“权力—知识”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中的运作，为地图学史的语境依赖形式画了一个闭合的圈。
哈利吸收福柯的思想，将地图学看作一种话语——植根于地图和地图集图像的一系列知识再现的法则体系之中的话语。他在论述框架上采用了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中以福柯为基础的关于科学的内部权力的理论。
令人最为熟悉的地图学中的权力是外在表现于地图和制图的那些权力，它们与政治权力的中心相关联。权力存在于地图学之中，因为大多数制图学家背后是赞助人，有大量的例证表明地图文本的制作者是对外部需求的回应。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地图对于国家权力的维护至关重要，如边界、贸易、内政、控制人口、军事强化等等。由此，地图很快就成为国家生意，它较早就被国家化了，而且国家小心翼翼地看守它的知识：地图普遍地被审查、保密以及造假。这些可以被看作福柯所说的“法律权力”的实践，地图成为“法律领土”（“juridical territory”），它促进了监视与控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个没有地图的社会无法想象。这都是拜地图所赐。
地图学家通过创造空间陈列室（a spatial panopticon）将权力置于地图文本之中 (39) ，操纵权力。哈利认为讨论地图的权力，就如同讨论词的权力，或者是作为变迁动力的书，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有政治，因为嵌入或根植于知识之中的是权力。这就是福柯所说的遍在的权力。转换到地图学之中，权力的遍在不是因为它拥有每一样东西，而是因为它来自每一个地方。地图内在权力的关键在于制图过程，即地图编辑的方式、概括的方式、等级化的方式、修辞再现的方式。因此，世界是学科化的，被规训的，我们是其空间模块的囚徒。制图工作形成标准化的世界图像，在实验室里创造自然世界的形式化理解。在地图中，自然被减成了图像形式。制图者的权力不是以个体形式存在，而是以人们可获得的世界的知识形式存在。容易忽视的是，地图既是地方知识也是普遍知识，它是权力的一种沉默主宰。
哈利总结了解构地图的三个作用。首先，允许我们挑战认识论神话；其次，允许我们重新定义地图的历史重要性；第三，为地图学史在文本和知识的跨学科研究中占满位置。
（六） 《新英格兰地图学与土著美洲人》
该文最初见于埃默森·W.贝克（Emerson W.Baker）和埃德温·A.丘吉尔（Edwin A.Churchill）主编的《美国的起源：新大陆的探险、文化与制图》。 (40)
哈利用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ud Darwish）《地图的遗弃》（Victims of A Map）为引，指出巴勒斯坦人民这样的悲剧在美国历史上是更古老的悲剧，地图是权力破坏土著社会的工具。17世纪新英格兰地图提供了研究领土过程的文本，也就是印第安人在土地上被边缘化的进程。这篇论文是哈利充分运用地图沉默理论的专题研究。
哈利在“被隐藏的地理学”“消除地名”“区分荒野”部分，分别讨论了殖民制图者如何将印第安人地图学（地理学）知识故意隐去，如何在地图上抹去印第安人的地名，如何通过在地图命名纸上占有土地到实际占有土地。通过对宗主国与殖民者具体绘图过程的细致分析，他指出地图是新英格兰殖民历史的双刃剑。这些地图是根植于盎格鲁—美国人经验中的影像，他们喜欢这种对实践和心理都有帮助的地图，认识到地图是创造边界、构建框架、定居规划的工具，是在对印第安人的摩擦战争中具有战略价值的工具。反过来，这些地图也是殖民过程中，将印第安人从新英格兰领土排除出去的最好证明，它们将居民的思考边界与整个殖民代理的完整部分捆绑在一起。排除印度安人领土的地图过程，也是排除印第安人地理学和地图学的过程。
（七） 《是否存在地图学伦理？》
该文1991年发表于《地图学透视》第10期。 (41)
哈利从1991年2月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美军地图使用的统计引出对地图学伦理的思考。他撰写此文也是为了回应发表于《地图学透视》1990年秋季号上关于“地图学的伦理问题”的一组文章。哈利认为在那些讨论中将版权作为主要的伦理问题是放错了地方。
哈利认为，既然将个人“偷盗”版权地图的信息看作偷东西，那么地图遇到的最大的道德困境在于，它所再现的世界的社会责任是从每个人那里偷来的。哈利随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有伦理告知的地图学吗？它的议程是什么？我们如何构建允许我们在特定的地图学环境中进行道德仲裁的规则和法则？我们可以在范围狭小的内部实践中讨论地图学伦理吗？或许寻找专业引领的务实的编码？或者我们应该关心广阔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公平的中心的超验价值？
对地图学伦理问题，尚属于轮廓性的讨论，哈利在文中仅展现了三个问题的纲要。
第一个问题，是哈利认为的基础性的谬误，即“地图学家知道的最清楚”。这是很多年来地图学实践和经验中存在的基础性谬误，因为它在他们的价值和伦理中是共识。由此提出的问题，混淆了技术实践的正当性与地图制造中社会影响的正当性。哈利认为地图学伦理不在于允不允许这样或那样的技术实践的价值判断，而在于为后者即社会影响的正当性定位。
哈利反对那种将地图上的线条宽度、字体大小、地物颜色等符号注记与装饰看作约定俗成的美学问题，他指出这是世界观的表现，充满了潜在的伦理后果，因为审美就如地图的经验内容一样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意识形态的囚徒。哈利以南非地图上种族隔离为例证。随后哈利又用马克·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的研究，指出地图设计中的伦理无知会产生误导。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和自动制图等机构化技术的发展，伦理问题快速上升。驱动标准化对于允许系统交互与减少技术混乱显得至关重要。美国地质勘探局（U. S. Geological Survey）就发展了一套国家制图数据标准。但这可能造成绘图时地方景观多样性的表达路径将更狭窄，事实上成为只有一种表达具体景观特征的方法，尽管在这种再现形式中社会与环境问题不灵敏。“方法”由此成为真理的主要标准，它本身成为真理的一种特殊类型，即“制图真实”。
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形成用于具体制图环境的道德判断的规则与法则。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的方面。其一，与地图学哲学有关。大多数地图学家的基本哲学很可能是“做科学”，而这个科学是正确的、精确的、客观的。这是一个关键的伦理问题，最近的技术发展助推了这种实证主义，他们关于地图的看法是科学本质主义（scientific essentialism）的概念。哈利认为这种传统的哲学基础应该得到批判性地检验。必须讨论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因为这两者使实践伦理（practical ethical）兴起。我们的哲学，即地图性质的理解，不仅是抽象智识分析的一部分，也是地图学家将其价值投影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终极主线。其二，与地图内容有关。这不仅在于地图学家所相信的世界再现，更在于他们强调了什么，他们不说什么，地理特征如何被分类，如何赐予等级，加在一起如何成为一种道德陈述。如果地图学家接受负有重构被测量员解构的世界的责任，地图的内容将使他们快速地陷入道德两难。
一个关键的伦理问题是，如果世界形状的道德高程已经被那些占据权力位置的他者画出来，那么危险就在于地图学家的被委任就成为组织机构或商业赞助人的机器手臂。制图员不得不问他们自己，他们如何才能重新控制地图德性，地图的作者如何才能够践行伦理判断。
最后，哈利回到最初的问题，即是否存在伦理告知的地图学。它的议程是什么？哈利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自己的答案是“yes”。但是下一步如何并不清楚。地图学家最渴望的可能不是作为实践伦理的理论，而是一系列可以用来理清道德异议或者道德冲突的规则，以解决这些异议与冲突。第一步可能是拥有更多关于制图伦理问题的文献事实。第二步可能是尝试着解决关于制图真实的根本性的概念争论。第三步应该努力将制图伦理与广阔的社会问题相联系，如社会公平的准则是什么？地图学家必须为它背书吗？地图应该是主流价值观念的内置镜子，还是可以扮演为社会进步而抗争的更广泛的角色？可以有伦理失范，或者我们能滑入适当的相对主义吗？置于其中的制图学价值在不同的社会、代际、社群或者个体中是多样的。我们任何人都有特权宣传伦理真实，或者我们必须接受可能对于某个社会、文化或者群体是有利的，而对于其他则是有害的地图吗？如果那里没有先验的或者绝对的道德价值，那么哪里会出现判断的规则方法的冲突？
地图学家还没有抓住这三个困难的问题，很多都是在社会政策的水平上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有些人会借用“我制造了炸弹，但是没有扔炸弹”，而声称“我只是画地图，我不为如何使用地图或者它做什么承担责任”。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有着不同的道德情景，接受知识与权力之间的链接，认同人们指出的地图学是政治化的观念。
哈利指出，道德信仰的问题，不仅是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也是真正专业主义的重要方面。他对全球技术运动浪潮在地图制作者与地图使用者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帘幕充满了焦虑，觉得地图学伦理问题非常紧迫。无论如何，伦理作为“引导个体或专业群体的实践规则”，不能从社会正义中剥离出去。
纵观哈利在上述7篇论文中的阐述，他的地图学史哲学是认识论的，将传统的“科学的”地图学观念，转向“权力—知识”话语构成的社会图像文本的地图学观念。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并没有否定地图学中的科学，而是认为这种科学是“权力—知识”话语构成的社会权力网络的投影，因此在技术浪潮中的地图学需要包含社会正义的地图学伦理。
三、 哈利地图学史哲学的思想资源
（一） 哈利地图学史哲学内涵
哈利的地图学史哲学主体是认识论的，他自己把它称为认识论转向。他所有的讨论的目的，是改变地图学体系内以及一般社会中关于地图的传统认识论，即把地图看作“科学的”，是现实世界的镜子映射一样的真实再现，是价值中立，或者价值自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哈利认为，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带有价值判断的，且将这种价值判断带入地图的制作与使用之中，从而引起误导。地图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文本，而且是图像文本，它是“权力—知识”话语构成的充满了修辞的社会文本，投射的是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知识”文本的形成，是地图学内在的劳动过程体系和外在的赞助人体系造成的。近代科学的实证主义通过标准化，使地图的“权力—知识”话语不是通过个体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人人可以获得的世界的知识表现出来，并加深了这一体系生产的隐蔽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地图学史哲学非常重视制图学实践。他反复强调制图实践过程即制图从测量到印刷的整个劳动过程，对于地图话语的生产以及地图文本的形成的作用与影响。
哈利地图学史哲学的思想线索极为清晰，一以贯之，中心简明扼要，但是在具体理论上的讨论更为引人入胜，涉及地图学史研究的很多方面，为地图学史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分析方法。这方面，如对语境三个层次制图者语境、他者地图群语境、社会语境的详细论述，地图的外部权力与内置权力的论述与例证，地图沉默理论的阐述与例证等，都是地图学史研究中很好的分析工具。
（二） 哈利地图学史哲学的思想来源
哈利关于地图学史的理论思考，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的后现代社会思潮息息相关。 (42) 哈利吸收的相关理论很广泛，他在不同的文章中都有详细的阐述。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潘诺夫斯基在《视觉艺术的意义》一书中的图像学形式理论的分析方法。 (43) 在该书中，潘诺夫斯基将图像学定义为“关心主题或艺术作品意义的艺术史的分支”，依据哈利的概括，潘诺夫斯基将任何图画分为三层意义：第一，原始或本质性的主题构成具体的艺术母题；第二，第二位的习惯性的主题是对作为特定语言事件再现的绘画的认同；第三，意义的象征层常常有意识形态的言外之意。 (44) 哈利在此基础上，将地图的内涵分为对应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地图上的符号、象征、装饰，相当于艺术母题；第二层次是对再现的现实的认同；第三层次地图是象征性地层。
然后是哈利所说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其一是米歇尔·福柯以“作为一种知识可能性的体系”的话语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权力—知识”体系。哈利将之称为遍在的权力。而哈利关于“权力—知识”理论的论述框架，则借助了约瑟夫·劳斯的科学哲学著作《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一书中的论述。在知识社会学方面，哈利还吸收了安东尼·吉登斯关于根植于时间和空间的社会体系是被国家控制的“权威资源”的论述。
哈利关于地图是文本的论述，源于文学批评理论，以及德里达的文本修辞性的论述。文学批评中的文本、语境的讨论在地图学史之外，可能主要参考了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 Capra）《思想史再沉思：文本、语境与语言》一书的讨论。 (45) 而德里达的文本修辞性，哈利除参考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外，还主要参考了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解构：理论与实践》《德里达》两书。 (4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现象学的角度理解沉默，主要来自伯纳德·P.道恩豪尔（Bernard P. Dauenhauer）的《沉默：现象及其本体论意义》，以及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的《沉默的世界》。 (47)
哈利广泛吸收了其身处的“后现代”学术思想，而上述理论是其论述中的主线。
结 语
哈利的地图学史哲学，虽然在西方学术界也被批评 (48)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地图学本质的思考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就。第一，全方位地打开了地图学史研究的各种可能；第二，超越地图学史研究，为将地图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理论方法打开了历史研究的新道路；第三，他对地图学的哲学思考，特别是伦理学思考，从历史的维度对地图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影响。
哈利地图学史哲学的巨大影响，从2015年《地图学》第50卷第1期以特刊方式刊载11篇论文以纪念其《解构地图》一文发表25周年可以窥见一斑。而克里斯蒂娜·玛丽·佩托（Christine Marie Petto）在其专著《近代早期法国和英格兰的地图绘制与海图绘制：权力、赞助与生产》的导论部分认为，即使在哈利逝世20多年后，所有研究地图、海图和地图集在欧洲历史上的角色的历史学家都必须向他的著作致敬。 (49)
纵观当代地图学史研究，基本上还笼罩在哈利的理论阐述框架内。
(1) 该文1989年发表于《地图学》第26卷第2期，第1—20页。
(2) John Andrews，“Meaning，Knowledge，and Power in the Map Philosophy of J. B. Harley”，in J. B. Harley，edited by Paul Laxton，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 1-32.
(3) Matthew H. Edney，“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J. B. Harley’s Cartographic Theories”，Cartographica，vol. 40，no. 1-2，Spring/Summer，2005，monograph 54，pp. 1-143.
(4) Denis Cosgrove，“Epistemology，Geography，and Cartography：Matthew Edney on Brian Harley’s Cartographic Theories（Book Review Essa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 97，no. 1，March，2007，pp. 202-209；John Cloud，“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review）”，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 44，no. 3，July，2003，pp. 647-649.
(5) ［美］马修·埃得尼、［英］罗杰·凯恩著，夏晗登译：《〈世界地图学史〉的编纂（1977—2022）》，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3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3—266页。
(6) 孙俊等：《地图、权力与幻象：布莱恩·哈利的激进地图观及其影响解析》，《地图（台北）》2016年，第41—68页；潘晟：《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地图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15日，第5版；潘晟：《西方地图史研究：收藏兴趣、后现代转向、多样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辑，第139—158页。
(7) 本文中哈利生平的介绍主要依据“Key Dat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J. B. Harley”，Cartographica，vol. 40，no. 1-2，Spring/Summer，2005，p. ix；Richard Lawton，“Obituary：J. B. Harley，1932-1991”，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 18，no. 2，1992，pp. 210-212；William Ravenhill，“John Brian Harley，1932-1991”，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vol. 17. no. 3，1992，pp. 363-369；Eila M. J. Campbell，“Obituary：J. Brian Harley 1932-1991”，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 158，no. 2，July，1992，pp. 252-253；David Woodward，“J. B. Harley（1932-1991）”，Imago Mundi，vol. 44，1992，pp. 120-125；Matthew H. Edney，“Works by J. B. Harley”，in J. B. Harley，edited by Paul Laxton，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 281等整理而来。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8) 哈利从小生活的地方，各传记写作斯塔福德郡，其地1974年之后属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因此理查德·劳顿（Richard Lawton）在关于哈利的讣告中直接写作西米德兰兹郡。
(9) 哈利在军队服役时所到地方，戴维·伍德沃德的讣告中写的是的里雅斯特、埃及、塞浦路斯。
(10) 哈里·索普，1913—1977年，英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家之一。曾任伯明翰大学地理系主任，英国地理学会伯明翰和伍斯特分会的主席和全国主席，伦敦古文物学会的会长。
(11) 在理查德·劳顿撰写的《讣告：哈利（1932—1991）》（“Obituary：J. B. Harley，1932-1991”）一文中没有提到具体的中学名称。
(12) 不少传记，包括戴维·沃德伍德写的《哈利（1932—1991）》［“J. B. Harley（1932-1991）”］，都将哈利到利物浦大学工作的时间定为1958年，但是《哈利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时刻》（“Key Dat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J. B. Harley”）则明确记作1959年。可能相关传记将哈利接到利物浦大学任命的时间作为起始时间。
(13) 该系列丛书共有两套。第一套“历史地理学研究丛书”由哈利和艾伦编辑，大卫&查尔斯出版社和道森出版社出版；第二套“剑桥历史地理学研究丛书”，哈利逝世前参与了部分编辑，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4) 阿兰·贝克，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阙维民翻译了他的历史地理学论著《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关于哈利1969年从利物浦离职，威廉·拉文希尔（William Ravenhill）用不满现状一笔轻轻带过，据埃拉·坎贝尔（Eila Campbell）的描述，是哈利在利物浦大学晋职遭到挫折所致。
(15) 《世界地图学史》卷1、2、3、4、6已经正式出版，中文翻译推进中。
(16) 戴维·沃德伍德讣告中记录哈利获得文学博士荣誉的年份是1979年，其余记为1985年。
(17) 关于哈利到密尔沃基分校工作的时间，理查德·劳顿认为是1987年，其余多作1986年。关于他妻子逝世时间，埃拉·坎贝尔记作1984年，其余写作1983年。
(18) J. B. Harley，Maps and the Columbian Encounter：An Interpretive Guide to the Travelling Exhibition，Milwaukee：Golda Meir Library，1990.
(19) J. B. Harley，“Population Trend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s from the Warwickshire Hundred Rolls of 1279”，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 11，no. 1，1958，pp. 8-18.百户区档案是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在13世纪后期记录的人口普查数据，通常被认为是制作第二部《末日审判书》的尝试，许多卷已经遗失和损坏，但少数幸存下来，存放在基尤国家档案馆。
(20) J. B. Harley，“Population Trend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s from the Warwickshire Hundred Rolls of 1279”，pp. 8-18.
(21) J. B. Harley，Christopher Greenwood，County Map-maker，and His Worcestershire Map of 1822，Worcester：Worcestershire Historical Society，1962.
(22) G. R. Crone，“Early Cartographic Activity in Britain”，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 128，no. 4，December，1962，pp. 406-410；Eila. M. J. Campbell，“The Beginnings of the Characteristic Sheet to English Maps”，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 128，no. 4，December，1962，pp. 411-415；R. A. Skelton，“The Origins of the Ordnance Survey of Great Britain”，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 128，no. 4，December，1962，pp. 415-426.
(23) J. B. Harley，“The Society of Arts and the Surveys of English Counties 1759-1809”，（i）“The Origin of the Premiums”，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vol. 112，no. 5089，December，1963，pp. 43-46；（ii）“The Response to the Awards，1759-1766”，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vol. 112，no. 5090，January，1964，pp. 119-124；（iii）“The Changes of Policy，1767-1801”，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vol. 112，no. 5092，March，1964，pp. 269-275；（iv）“The Society’s Place in Cartographical History”，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vol. 112，no. 5095，June，1964，pp. 538-543.
(24) J. B. Harley and C. W. Phillips，The Historians Guide to Ordnance Survey Maps，London：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1964.查尔斯·威廉·菲利普斯，英国考古学家，1967年被授予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维多利亚奖章，以表彰他对英国早期地形和地图的贡献。
(25) G. W. S. Barrow，“Reviewed Work（s）：The Historians Guide to Ordnance Survey Maps by J. B. Harley and C.W. Phillips”，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vol. 44，no. 137，April，1965，p. 85.
(26) J. B. Harley，Ordnance Survey Maps：A Descriptive Manual，Southampton：Ordnance Survey，1975.
(27) C. Board，“Ordnance Survey Maps：A Descriptive Manual by J. B. Harley”，Geography，vol. 61，no. 2，April，1976，pp. 115-116；A. H. Dowson，“Ordnance Survey Maps：A Descriptive Manual by J. B. Harley”，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 141，no. 3，November，1975，pp. 499-500.
(28) W. A. Seymour，ed.，A History of the Ordnance Survey，Folkestone：Dawson，1980.
(29) J. B. Harley，Barbara Bartz Petchenik and Lawrence W. Towner，Mapp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 1-110，149-167.芭芭拉·巴茨·佩切尼克，美国地图编辑，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后转入麦迪逊分校。
(30) David Hornbeck，“Reviewed Work（s）：Mapp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by J. B. Harley，Barbara Bartz Petchenik and Lawrence W. Towner”，Geographical Review，vol. 69，no. 3，July，1979，pp. 362-363；Ira D. Gruber，“Reviewed Work（s）：Mapp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by J. B. Harle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84，no. 3，June，1979，pp. 846-847.
(31) Paul Laxton，“Preface”，in J. B. Harley，edited by Paul Laxton，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 ix-xv.约翰·安德鲁斯最早将哈利的研究概括为“地图哲学”（the maps philosophy），参见J. H. Andrews，“Meaning，Knowledge，and Power in the map Philosophy of J. B. Harley”，Trinity Papers in Geography 6，Dublin：Trinity College，1994。参见《地图新质：地图学史论文集》的《序言》注释8，第210页。
(32) J. B. Harley，edited by Paul Laxton，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后文归纳各单篇内容时不再注明出处。另，“Cartography”一词在哈利的论述中所指的范围包括从测量开始的地图生产到地图消费的所有环节，侧重于绘制地图。在中文中“制图”一词所指包括建筑、道路等各种形式的绘图，因此本文在翻译时，除使用“地图学”之外，一般不用“制图”而用“测绘”，以尽量指向“地图生产与消费”。
(33) J. B. Harley，edited by Paul Laxton，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p. 33.收入文集的每篇文章，其标题页都注明了该文章的最初出处，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34) Denis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eds，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 277-312.
(35) J. B. Harley，“Silences and Secrecy：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Imago Mundi，vol. 40，1988，pp. 57⁃76.
(36) John A. Wolter and Ronald E. Grim，Images of the World：The Atlas through History，New York：McGrawHill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1997，pp. 161-204.
(37) 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 N.Y./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38) J. B. Harley，“Deconstructing the Map”，Cartographica，vol. 26，no. 2，1989，pp. 1-20.
(39) a spatial panopticon，一般翻译成全景监狱，因讨论的是地图，依据上下文觉得译作空间陈列室似更好。
(40) Emerson W. Baker，Edwin A. Churchill，etc. ed.，American Beginnings：Exploration，Culture，and Geography in the Land of Norumbega，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4，pp. 287-313.
(41) J. B. Harley，“Can there be a cartographic ethics？”，Cartographic Perspectives，no. 10，summer，1991，pp. 9-16.
(42) 潘晟：《西方地图史研究：收藏兴趣、后现代转向、多样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辑，第139—158页。
(43) E. Panofsky，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New York：McGrawHill，1955.
(44) 哈利对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的概括见于其J. B. Harley，“Meaning and Ambiguity in Tudor Cartography”，in Sarah Tyacke ed.，English Map⁃Making 1500-1650：Historical Essays，London：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1983，pp. 22-45。参见J. B. Harley，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pp. 46-47，note 47，48 in p.231。
(45) 参见J. B. Harley，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pp. 37-39，p. 229，note 7。Dominick La Capra，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Texts，Contexts，Langua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46) 参见J. B. Harley，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p. 152，p. 263，note 5。各书详情如下：Jacques Derriada，Of Grammatology，trans. Gayatri Chakratvorty Spivak，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Christopher Norris，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Methuen，1982；Christopher Norris，Derrid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7) 参见J. B. Harley，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p. 85，p. 242，note 8。Bernard P. Dauenhauer，Silence：The Phenomenon and Its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Max Picard，The World of Silence，trans. Stanley Godman，Chicago：H. Regnery，1952.
(48) John Andrews，“Meaning，Knowledge，and Power in the Map Philosophy of J. B. Harley”，in J. B. Harley，edited by Paul Laxton，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pp.1-32.
(49) Christine Marie Petto，“Introduction”，in Mapping and Char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France：Power，Patronage，and Production，Lanham，MD：Lexington Books，pp. xi-x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