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
波列伏依
煤，我们是直接从湖的底下采出来的。不错。湖的上空飘翔着朵朵白云，湖面上闪耀着片片渔帆，风景如画，万籁无声。而湖底下却是一座完整的城市，有平窿、平巷，有风镐在咯咯咯咯地响，有电车在隆隆地飞驰，运送煤炭。有技术，有生命……
不过，我要讲给你们听的，并非关于我们煤矿的事，而是关于我们那儿的两个青年，讲他们两人怎样闹得死去活来，怎样互相厌恶憎恨，后来这一切又是怎样结束的。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一次，开完支部大会后，我跟我们的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坐在党委会里，突然听到敲门声。那不是什么人用一只指头在门上敲了敲，问一声：“可以进来吗？”而是有人使劲用拳头在擂门。我开了门：“什么事！”我的面前站着我们那儿最优秀的采煤工彼玖哈，就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斯托罗任科。他站着，一手握住门框，嘴唇在一抖一抖地颤动。我的心一阵发凉。
“出事了？”我大声地问他，“快说，傻瓜，你干吗不说话呀？淹水了？崩塌了？”
他脸上现出痛苦的样子。
“这儿，崩塌了。”他一面说，一面用粗大的拳头敲了敲胸膛，在门槛上坐下来，放声大哭。我简直觉得有些不舒服。嗐，要是一个女人家哭出声来，那还说得过去。可是，彼得·斯托罗任科，一个身强力壮、体重足有二百斤的小伙子，竟然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这成什么话！
我跟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站在他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原来出了件尴尬的事：我们的总工程师，瓦其姆·谢妙诺维奇·古尔门，夺了我们这位最优秀的斯塔汉诺夫工作者彼得·斯托罗任科的爱人。伤脑筋！
我们听着他的申诉，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还问他道：
“你这是怎么搞的，斯托罗任科，把姑娘给丢了？瞧你的模样：个子高得像井架，脸长得又不讨厌，说到你的工作——但愿人人都像你——连莫斯科都晓得你哪。可他呢，外貌不扬，又是跛脚。”
他不说还好，一说就像火上加油。彼玖哈“嚯”地一下蹿了起来，挥动双拳，而拳头呀，简直就像两个大铁锤。
“唉，萨沙[1]叔叔，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要离开煤矿，滚蛋。”
伤脑筋！怎么办呢：放他走是不行的——他是最好的采煤工，英雄，整座煤矿的骄傲。跟工程师去讲讲，说你放弃别人的爱人吧，那又太不像话。不得已，我只好竭力开导他，说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候补党员，绝不应该为个人的事而抛下重大的公事。
“好吧，听我说，我要去跟她谈一谈，但你必须抛开走的念头。”
他什么也不回答我，返身就走。
至于那个姑娘，我们是熟悉的。她叫华柳施卡·葛列契施金娜，本地人，是渔民的女儿。她上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还只打通第一座井筒，起初她给我们做饭，收拾营帐，后来跟我们一起挖泥，等到第一号矿井开始出煤时，她经过训练，成了一名罐笼司机。她是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是人人喜欢的宠儿，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亲人。我把她叫到了党委会里，对她说：
“你这是怎么了，傻丫头，把这样的小伙子给抛了？他长得一表人才，都快得勋章了，可是你呢？……”
“没有办法呀，亚历山大·伊里奇，”她说，“这种事是勉强不来的。我爱上工程师，这就是了。”
还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的呢？伤脑筋！
现在我要拿这位总工程师古尔门向你们大家说一说。他这个家伙年纪很轻，从学校里出来，就一直到了我们的地方，可以说是初出茅庐。我们那儿还没有一个人深入地了解他。但他那副倔脾气已经暴露出来了：样子好像面包干，又硬又冷，轻易不说一句空话，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从来不高声说话。但如果有人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他就会一本正经地跟他谈话，谈得那个人满头大汗：听那样的谈话还不如挨一顿痛骂。他的外表也不漂亮。瘦骨嶙峋，弯腰曲背，脸色枯黄，嘴唇闭成一条线，而且又是跛脚。
像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可爱的呢？嗐，真是莫名其妙。
好吧！华柳施卡跟工程师两人的关系似乎很顺利：真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一起上班，一起下班，肩并肩地坐在一起看电影。
忽然——晴天霹雳！惊人消息！一号矿井的工会组织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找我。
“华柳施卡被解雇了！”
“被解雇了？谁的主意？什么原因？”
“古尔门把她解雇的。她出去了一下，去张贴体育小组的海报。而他正巧要下井去。罐笼司机在哪儿呀？不在。他就把她解雇了。”
越来越糟糕！这时斯托罗任科突然冲了进来。他像是直接从矿井里来的，穿着大衣、矿工服、橡皮靴，浑身漆黑，眼睛闪光，牙齿露出。他“砰”地一下拳头打在桌子上。
“怎样，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心里早就明白这种宝货了！工程师！跟姑娘玩了一阵，又把她抛了。而为了免得让她成为眼中钉，索性把她赶出矿井。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劝他说：“你冷静些，让我们去调查一下，弄个明白。”毫无用处！
“不，现在我要亲自去弄个清楚，”他叫道，“我跟他势不两立。有他无我，有我无他。”
伤脑筋！我心里想，这个家伙在火头上说不定真会做出什么傻事来。我就把工程师古尔门叫到党委会。我说：“总工程师同志，你怎么把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好干部一下子就赶走呢？她是我们这儿的第一个女矿工，又是青年团员，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回答说：“我自己也很可怜你们的那位华柳施卡呀，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她离开岗位，破坏了纪律。要是在这一分钟里发生意外，或者崩塌，或者淹水，而罐笼没有人开，那又会怎样呢？”
“不过在那一分钟里并没有崩塌，也没有淹水呀。”我对他说。
“您有什么事吗？没有？那么再见吧，我没有工夫了。”他一面说，一面转身就走。好吧，表面上他是完全对的。一人负责制，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们的华柳施卡，我们亲手培养出来的干部，就这样离开矿井，回到原来的集体农庄去了。临走之前，她到工程师办公室里去了一次。他们在那里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在走廊里碰到她，看见她边走边哭。
我对她说：“姑娘，你干吗不听聪明人的劝告呢？”
她皱紧了眉头。
“不过，亚历山大·伊里奇，我并不后悔……您不了解他，他是个好人。”
她双手蒙住脸，跑掉了。
至于彼得·斯托罗任科呢，他完全失去了理性。整天坐着小船在湖上游荡。一遇到工程师，就咬牙切齿，摩拳擦掌，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而工程师自从发生了华柳施卡事件之后，似乎也变了。不论俱乐部、电影院、图书馆，哪儿也不去，整天待在矿井上。一会儿看见他在车场里一跛一瘸地走着，一会儿看见他在罐笼旁边。你下井去，又会看见他在地底下。
他不饶恕任何人。他工作能力很强，这方面是无法说他坏话的，不过，我老实对你们说吧，自从华柳施卡事件之后，我心里特别不喜欢他。同时我又担心彼玖哈不要弄出什么事来。像他这样的小伙子，在火头上又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而工程师似乎一点也不觉得：他远不是他的对手。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我们是直接从湖底下采出煤来的。这是一种很巧妙的玩意儿——穿过流沙挖入煤层，然后从水底下采出煤来。每米平巷都要用三合土修砌。每一滴水都要像洪水猛兽似的加以管制：什么地方有些渗漏，人行道就会被截断，水就会涌入矿井，而矿井的上面却是一整座湖——要看好它！有一次，我们的“湖底煤矿”来了一位莫斯科的教授，他是古尔门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开矿专家。他说：“你们的煤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像这样的地质条件，连美国人也要望而却步的。”
美国人望而却步，但我们却不。我们开发了这样的煤矿，每天从湖底下采出几百吨煤来。而且又是怎样出色的煤呀！
且说工程师古尔门不但不对斯托罗任科存戒心，而且不自量力，故意到他的头上去“动土”。有一次，斯托罗任科正在掌子里工作，忽然总工程师一跛一瘸地朝他走来。
“流沙侵入中央井筒，”他说，“我任命你，斯托罗任科同志，去堵住它，但是不要声张。”
他说这话时神气很镇静，仿佛在问“你好吗”一般。不过我们那儿的任何一个运煤工都知道，什么叫流沙。
因此斯托罗任科一听到“流沙”两个字，马上就要去按警铃。可是工程师拉住他的手：
“不要动，不要引起恐慌。”
原来他算定可以一声不响地用油灰填塞裂口，使工作不致中断，也免得引起人们一场虚惊。至于斯托罗任科呢，听了他的话，禁不住全身热血沸腾。他想：破坏分子，你想淹没矿井吗？好吧，我们要跟你算账算个明白。
他们就随身带了些木桩和大麻，坐在罐笼顶上。罐笼向上升。黄褐色的流沙已经像一道溪水似的涌出来，仿佛矿井在流血一般。他们升到决口处，停住罐笼。
“堵上。”工程师说。
可是斯托罗任科心里想，如果是有意破坏，那么你堵住了这里，别的地方可能被破坏得更厉害。不过估计不正确，这在我们这一行工作上也是有的。斯托罗任科还在犹豫不决，可是工程师却冷笑一声道：
“嗨，您胆子真小！”
工程师就拿起一支木桩，在底下绕了一团麻，然后用尽全力把它塞进决口里。可是他的力气小得像小鸡。流沙把木桩推出来，正巧打在工程师的胸口。他身子摇晃了一下，那条瘸腿一跛，就从踏板边上掉到井里去了。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他一把抓住罐笼边上的铁条，身子荡在空中。而那高度约莫有一百米。他挂在空中，没有力气攀上去，而泥浆灌着他的脸，把他向下冲。
很久以后，斯托罗任科才把这事的经过讲给我听。他说：“他挂在空中，我心里想，嗐，让他去吧。他自己是爬不上来的了，一松手就会掉下去，万事大吉。他就会因为欺侮我和欺侮华柳施卡而自己惩罚自己。”斯托罗任科的脑子里闪过了这样的念头，不过，他的身子却很快地在罐笼顶上伏了下来，他用下巴支在那根铁条上，两脚钩住钢索，双手抱住工程师的两腋。
“安安静静地挂着吧，脚不要摇来摆去的。”他一面说，一面用下巴撑住身体，开始慢慢地朝后爬，把工程师拖上来，拖了三分钟光景，下巴在铁条上擦得皮破血流，但终于把工程师拖了上来。他站起来，叫道：
“拉住钢索！好汉！”
接着他脱下矿工服、矿工帽，拉下工程师的上装，把这些东西都绕在木桩上，缚牢了，然后用足力气把它塞进漏洞里。我应该告诉你们，他——这个斯托罗任科是个大力士！他终于把决口堵住了。随后他们一起又用几支木桩把它巩固起来，填上油灰。他们那天所做的事——你们一定想不到——矿井里没有一个人知道，直到建筑工作队接到一项意外的任务——用三合土修建损坏的地方——时，才发现修补过的决口。
好了，经过这件事之后，两个家伙总该言归于好了吧！哪儿谈得到！仍旧怒目相视。
大家看见他们都直摇头。幸亏这一切还没有影响到工作。斯托罗任科的产量天天增加。古尔门提出了用三合土修砌平巷的新方法。他们都在工作。
顺便来谈一谈这个方法吧。我已经说过，由于湖底的特殊条件，每厘米平巷都要用三合土修砌，说得更确切些，我们是在建造一米厚的大水泥筒。古尔门建议这个水泥筒不要做成圆形，而做成椭圆形，这样一来，巷壁的厚度可以减少一半。节约几百万卢布！但危险性也很大。头上压着一座湖。我们那儿的工程师们因为这个方法而争得舌敝唇焦。有些说可以，有些说不行。古尔门说：“我做过正确的计算。”；人家对他说：“我们有的是实际经验。”
可是古尔门，这个初出茅庐的跛脚青年，居然敢说：“好吧，我来负责！”
他划了一个工区，派人去进行试验。你们以为他派的是谁呢？斯托罗任科。那一个听了吓得目瞪口呆，跑到党委会来找我：
“我不干，我不去……他这个跛脚鬼，他晓得我恨他。至于这件事呀，砖头放的地位既不对，三合土又不足分量，这不是明明活见鬼——不论计划也好，他的威信也好，还不是会全完蛋。他曾经向我求救过的。他能拿我怎么办！他又有什么权利那么作弄人？”
嗯，我看到这个家伙疯疯癫癫，完全失去了理性。我就说：
“彼得，你跟我一起建设过莫斯科地下铁道，是吗？”
“是的。”
“你是接受党的任务跟我一起来建立湖底新煤矿的吧？你说，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来的？”
“嗯，是的。”
“我亲眼看你长大，亲眼看你成名。你说是不是？”
“是的，问这个干吗？”
我就对他说：“彼得，你要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实在听不进去。如果下次再被我听到，哼，你就别再想待在矿里，别再想保留党证，你就得准备坐被告席。”
那一次我把这家伙骂了一顿，狠狠地骂了一顿，可是不久我又非常后悔。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一件可以说是很恐怖的事。有一次，斯托罗任科跟一队掘进工人正在照新法用三合土修砌平巷，其中一个工人发现，支持水泥筒的铁梁，似乎有些朝里弯。仔细一看：不错，有五条铁轨那么粗的铁梁，竟弯得像一支钓竿。这股力大得可惊人——这是水。当然啰，马上发出了警报。人们都被送到地面上，工程师只答应二十个左右最优秀的采煤工跟斯托罗任科，还有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和我留在地底下。他命令我们在平巷口上试筑一道堤，把水阻断，使有毛病的地区隔离开来。
唉，哪里隔得开！水在涌进来，在淹没矿井，而我们离地面有两百米，头上压着一湖的水。糟透了。可是古尔门这个鬼却双脚浸在水里，在我们之间拐来拐去，拖麻袋，拌三合土，还不断地催着：
“快些，快些，快些。”
可是我们的工作是白费的。不久水就冲倒了我们所筑的堤，没有凝固的三合土哪里挡得住这股力呢。于是古尔门下命令道：
“全都上去！”
我们就开始上去。可是罐笼一次只能提八个人。水在涌过来，已经达到我的腰部，而且已经达到古尔门——他是矮个子——的胸部。最后，下来了末一次的罐笼，而我们留着的还有九个人。显然，其中有一个人必须留下来。这时，斯托罗任科和我两人，自动走开去了。
“采煤工斯托罗任科和党委书记伊林，到罐笼里去。”古尔门下着命令。我们简直手足无措了。
“您自己留下来，是吗？您想当英雄吗？岂有此理！我不坐罐笼，这就是了。”斯托罗任科叫道。
“您知道什么叫紧急命令吗？马上进罐笼！”工程师回答他，态度很镇定，声调也很平静。
我跟斯托罗任科都是老矿工，我们知道什么叫紧急命令。一分钟之后，罐笼向上升，水在下面汩汩地响着，那边只留下一个矮小、瘸腿的人。你们了解我们那时的处境吗？当罐笼放下去提工程师时，斯托罗任科在井筒四周转来转去，好像猫在老鼠洞口一般，可是等到罐笼升上来，他又跑开去了。他穿过人群，到晚上还不见他的影子。
可是工程师我认不得了。他上来时，脸色苍白，全身湿透，牙齿冷得打战。他在井筒口上站了一会儿，听下面的水怎样在咯咯作响。忽然他在地上坐下来，双手掩住脸，哭了。
是的，我们的矿井就这样被淹没了。那时是秋天。当然啰，各种委员会从四处跑了来。有的责备工程师，说他计算错误，有的说三合土砌得不好，可是最倒霉的是：大家一致认为矿井必须关闭。后来，当初到我们那儿去过的那位教授跑了来。他在矿专里教过古尔门的书，所以认识他。教授对这座煤矿一向很感兴趣。可是连他也摊开双手：抽水是没有用的。矿井和湖目前是两只互相沟通的容器。要抽就得抽干一湖的水。总而言之，连他也主张结束。
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次的结束工作。矿井关闭了。运货的车子天天在窗外轧轧作响，那是我们那儿的矿工们在把没有用的旧东西运到车站上去。我们听着心里真是难受，因为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矿区还是一片树林，因为这儿的一切，连最后一枚螺丝钉，都是我们亲手做成的。伤脑筋！
斯托罗任科由于苦闷而喝起酒来。他垂头丧气、边幅不修，萎靡不振地在村子里荡来荡去。古尔门背更驼了，人更瘦了，但精神还能支持。有时，他好像一个梦游病患者，不择道路，穿过草原，一直走到湖畔，坐在棒球场后面的一条长凳上，两手笼在袖子里，目光停留在一点上，嘴唇自言自语似的微微颤动，就这样坐上一整天。
有一次，我跟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由于烦闷而坐下来玩跳棋。我们玩得正起劲，忽然古尔门走了进来。
“有办法了。”他说。
原来他想出这样的一个主意来了。先根据矿坑测量师的计划图，从地面上找到决口处。再从地面上钻到那个决口的地方，用高压唧筒把水泥浆压到那里。这等于在地下深处用一个水泥盖来堵塞决口。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懂得这个方法，不过我们这两个老矿工——我和矿坑测量师——立刻就明白了。方法很简单：填充，就像补牙齿一样。可是必须只靠一张地图和计算在地面上找到那只该死的蛀牙。嗐，这件事可不简单。
“塔拉康诺夫同志，您不能从地面上摸到那个决口的地方吗？”工程师问道。
“我怕说。”矿坑测量师回答。只要算错一厘米，就全部完蛋……
“噢，怕吗，那就不必谈了。玩你们的跳棋吧。对不起，我不打扰了。”古尔门一面说，一面就要出去。矿坑测量师听了霍地一声跳起来。他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
“好吧，”他说，“去你的吧，我来把那个该死的决口找到就是了。就算鞠躬尽瘁，我也要把它找到。不过，您，年轻人，跟头发花白的老矿工这样讲话，是很不礼貌的。”
过了五天，我们的矿坑测量师跑来找我。他面色苍白，显出精疲力竭的样子。
“找到决口了，”他说，“正巧在我们发电站的角上。”
因此，如果要实现古尔门的方案，必须把发电厂也拆掉。越来越糟糕。伤脑筋！总工程师那个家伙又固执得要命。他忍耐不住。他日夜不离电话，到煤矿联合办事处，到总管理处，到人民委员部里去找寻支持他方案的人。可是，淹没矿井这件事，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威信。有些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有些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说“行”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教过他书的那位老教授，但是连他也声明说，这个方案很大胆，在技术上是空前的，他不敢担保。
古尔门不肯罢休。他直接打电话给人民委员。他从党委打电话给人民委员，当时我也在那里，我在分机里听着他们的谈话。我们的人民委员说，古尔门的材料他看过了，他认为方案很大胆，并且问工程师道：
“那么权威们怎么说呢？”
“权威们反对。权威们胆小，就是这样。但我一切都计算好了。这件事准能成功，我敢用脑袋保证。”
“用脑袋保证吗？”
“用脑袋保证。只是请您允许我。”
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是人民委员在作着考虑吧。我们屏住了呼吸。
“好吧，您做去吧，”人民委员终于说，“只是您要记住，古尔门同志，您已经用脑袋作了保证了，我相信您。”
“是的，我用脑袋保证，”古尔门又说了一遍。他放下耳机，朝我们微微一笑。这时我们才看到他长着一口雪白雪白的牙齿，而他那对眼睛是蓝的，眼睛里射出的光芒那么快乐，仿佛房间也被他的目光照得更亮了。
我心里想，你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华柳施卡一定早就看到了。
不早不晚就在这时斯托罗任科闯进党委会里来——他修过面，头上戴着一顶毡帽，身上穿着罗曼诺夫式敞胸大衣，手里提着一只箱子。
“再见吧，”他说，“我要回家去了，回顿巴斯老家去。再见，塔拉康诺夫同志。再见，萨沙叔叔，你们不要记恨我彼玖哈吧。”
然而对工程师却不望一眼，就像房间里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他走到门口，然后回过身来，把自己那只沉重的箱子砰地一声扔在地板上。
“唔，跟你也再见了，古尔门同志。你夺了我手里的姑娘，你伤了我的心，但是我并不恨你。”
“可是我却不愿跟您分手呢。刚才人民委员答应采用我所提出的补救失事的方案了。”工程师说，我发现他在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彼玖哈。
而彼玖哈却拿起箱子，拔脚就走，仿佛怕人家会把他硬留住似的。
斯托罗任科走了。我们当天就把所有的人召集拢来，可是留下的已经只有那些第一批来到这儿的老住户了。于是我们就动手通过发电站钻凿。我们分三班凿，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虽然矿井跟村子近在咫尺，大家却睡在发电站里，饭也由老婆给我们送来吃。我们工作着，不问各人的专长是什么。会计员当了钻眼工，医生在做绳索，就连我们那儿出名的戴白手套贵族、那个一向除了自己那辆“齐斯”之外不问他事的管理处司机伏洛嘉，也一言不发地挖着土。
第三天，不料斯托罗任科竟提着箱子在我们之间出现了。他是半路上回来的呢，还是根本没有离开，只是在车站上什么地方待了两天，我不知道，我只见他扔下箱子，脱下那件著名的罗曼诺夫式大衣——这是他当初拿人民委员的奖金买的——就动手钻凿。又过了一天，华柳施卡也从乡下跑了来。
啊，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们费了十二天工夫钻好眼子，往地底下倒了一百二十吨三合土。
将近完工时，风湿症把我拖倒了。这玩意儿我还是1918年在北方战线上得的。
我整天坐在家里，坐在窗畔，眼睛盯着矿井，可是我的灵魂却留在那边。
有一次，我坐在窗畔，打着瞌睡，忽然被一阵喊声吵醒了。我睁眼一看，但见一个蓬头散发、身着泥泞的棉袄、脚穿橡皮长靴的人，飞也似的从矿井上跑到村子里来，他一面跑，一面挥动矿工帽，一面大声叫喊，他的后面跟着一大群村童，也在高声叫喊着。
他们跑近拢来：老天爷，原来是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他的胡子摇来摆去，他用尽力气叫道：
“水少了，水少了，水少了！”
我心里明白，这是说决口补好了。
我忘记了自己的风湿症，忘记了自己的岁数，套上毡靴，拔脚就朝矿井跑去。不过，村子里已经得到了风声，女人，孩子，成群地跑着。
我们跑到了目的地。
“事情怎样了？”我大声问道。
“水少了，水少了……”
我看见大家都站在那儿，独缺我们的总工程师古尔门，我的心不禁怦怦地跳了起来。
“总工程师在哪儿？”我问道。
不知谁一声不响地指指发电站。我走了进去，看到：我们的总工程师蜷缩着身子，躺在角落里。他的头枕在华柳施卡的膝上，嘴巴张开着。他睡得像一个婴儿，发出甜蜜的鼾声。而他的身上却盖着斯托罗任科那件著名的罗曼诺夫式大衣。彼玖哈也在那儿。他蹑着脚尖向我走近一步，举起自己那双粗大的手。
“嘘——嘘！”他低声说。“这个人有四天四夜没有睡觉了……”
是的，我们那儿有时候是有这样的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