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手绢
小手绢
班台莱耶夫
不久以前，我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很好很可爱的人。我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乘车去莫斯科，车厢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半夜里，在一个冷落的小站上，有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家伙，忽然闯进我的车厢房间里来。他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双面毛的熊皮大衣，脚上套着一双白色的毡靴，头上戴着一顶有遮耳的鹿皮帽。
他闯进来，我已经睡着了。可是他把皮箱和网篮搬进房间，震得整个车厢都隆隆发响，我就醒了，微微睁开眼睛，简直吃了一惊。
“老天爷！我怎么碰上一头大熊来啦！”我心里想。
这位巨人却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行李分放在搁板上，然后动手脱衣服。
他摘下帽子，我看到他的头发已经全部灰白了。
他脱去皮大衣，里面是一套没有肩章的军服，但军服上挂着的勋章绶带，却不止一排两排，而是整整四排。
我想：“噢！这头熊倒是真正见过世面的！”
我瞧着他已经带有几分敬意了。老实说，我的眼睛并没睁大，只是眯成两条缝，留神地观察着。
他在窗边的角落里坐下，歇了一会儿，喘平了气，然后解开军服上的小口袋，掏出一条极小极小的手绢来。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手绢，也就是年轻姑娘们塞在手提包里的那一种。
记得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心里想：
“他要这种小手绢作什么用？这样的小手绢给这样一个家伙用，恐怕连揩半只鼻子都不够吧！”
但他拿着这条手绢并不做什么，只是把它放在一只膝盖上抚平，接着又卷成一根管子，塞进另外一只口袋里。随后他坐了一会儿，沉思了一阵，就动手脱靴子。
我对他的这些动作不感兴趣；没多久我就真正——不是假装——睡着了。
是的，第二天早晨我跟他认识了，攀谈起来：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干什么去……过了半小时，我已经知道我的旅伴本来是个坦克手、上校，从战争开始参战直到胜利结束，受过八九次外伤，两次内伤，溺过水，曾经从烧着的坦克中死里逃生……
这一次，上校是出差回来到喀山去。他在那里工作，他的家也在那里。他急于想回家，情绪很激动，不时到走廊里去向列车员打听，列车有没有晚点，到他转车的地方是不是还有很多站。
我问他家里人多不多。
“怎么对您说好呢……嗯，并不太多。总共就是你加我，我加你。”
“这究竟是多少啊？”
“好像是四个。”
“不，”我说，“照我的理解，这不是四个，而是只有两个。”
“唔，好吧，”他笑了。“既然给您猜对，那就没法瞒您了。确实是只有两个。”
他说了这话，又解开军服口袋，伸进两只手指，接着又把那条姑娘用的小手绢夹了出来。
我感到好笑，忍不住说：
“对不起，上校，您这算是条什么手绢，太太用的吗？”
他似乎有点生气了。
“请问，”他说，“您这是凭什么认定它是太太用的？”
我说：“小得很呐。”
“噢，原来如此！小得很吗？”
他把小手绢折好，握在自己巨人般的大手掌里，说：
“但是，您可知道这是条怎样的手绢吗？”
我说：“不，不知道。”
“问题就在这儿。您要知道，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小手绢哪。”
“那么又是条什么手绢？”我问。“难道它有魔法不成？”
“嗯，魔法当然不会有，但也差不多……总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讲给您听。”
我说：“请讲吧。我很感兴趣呢。”
“听了有没有兴趣，我可不能担保，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故事却具有重大的意义。一句话，既然闲着没事，那就请听吧。这故事得从好久以前讲起。那是在1943年年底，过新年以前的事。当时我还是个少校，指挥着一个坦克团。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列宁格勒城郊。那几年里您没到过彼得城吧？噢，到过吗？嗯，那就用不着向您解释，当时的列宁格勒是个什么情景啦。寒冷，饥饿，街道上到处有炸弹和炮弹落下。可是在城里，人们还是照样生活，工作，学习……
“就在这个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的部队承担了一项义务：经常在物质上帮助列宁格勒一所儿童之家。
“这所儿童之家收养着孤儿，他们的父母不是在前线牺牲了，就是在城里饿死了。他们的生活过得怎样，那是不用说的。配给的粮食，比起一般人来当然要好得多，但是，您也明白，孩子们还是不可能吃得饱饱的去睡觉。嗯，我们这批人可过得相当富裕，得到的是前线待遇，又不花钱，于是我们就送些什么给那些孩子们。从自己的口粮里分给他们一部分糖、咸肉、罐头食物……还给他们买两头母牛、一匹有鞍子的小马、一只母猪和几只小猪、各种家禽——母鸡、公鸡等——衣服、玩具、乐器……再有，我记得还送给他们一百二十五双小雪橇，并且说：好吧，孩子们，去滑雪吧，滑得敌人吓破胆吧！……
“新年前夕我们为孩子们安排了一个联欢会。当然啰，也很花了一番力气：好容易弄到一株大松树，简直比天花板还要高。光是点缀松树的玩具就搞了八箱。
“到了年初一，我们就出发到小朋友们那儿去玩。我们几个人代表全体指战员，带了礼物，分乘两辆吉普车，向基洛夫岛他们的地方驶去。
“他们欢迎我们——前拥后挤，几乎摔倒。孩子们全都蜂拥到院子里，又是欢笑，又是喊‘乌拉’，又是挤拢来拥抱……
“我们给他们每人带去了个人礼物。他们啊，嘿，可也不愿欠我们一份人情。他们也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件意外的礼物。有人得到一只绣花烟袋，有人得到一张画片或者一本笔记簿、日记簿、一面有镰刀和锤子的小旗……
“其中有个亚麻色头发的很小的小女孩，摆动两只飞快的小脚，急急地向我跑来，脸蛋儿涨得像罂粟花一样红，怯生生地仰望着我那高大的身材说：‘恭喜您，军人叔叔。哪，给您，我的小礼物。’
“说着伸出一只小手，小手里托着一个很小的白色纸包，纸包外面扎着一条绿绒线。
“我正要去接礼物，她脸涨得更红，说：‘您知道吗？这个纸包，您现在先不要解开来。您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把它解开来吗？’
“我问：‘什么时候？’
“‘当您打下柏林的时候。’
“懂吗？我已经说过，那是在1944年，还是一年的开头，当时德军还驻扎在儿童村和普尔科伏城郊，列宁格勒的街道上还不时有榴霰弹落下，而在他们那所儿童之家里，大除夕就有个厨娘被弹片击伤……可是这个小姑娘，您瞧，居然已经在想打下柏林了。真的，这小鬼始终充满信心，对于我们的军队早晚会到达柏林这一点，可一分钟也没怀疑过。这样，怎么能不叫人真的发奋努力去攻下那个该死的柏林呢？！我当时让她坐在膝盖上，吻了吻她说：‘好的，小女儿。我答应你，一定要到达柏林，粉碎法西斯强盗，在这以前我决不打开你的礼物。’
“您想怎么样？我可真的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难道您真的到过柏林吗？”
“嗐，真的到过柏林啦。可主要的是，在没到柏林以前我真的一直没打开过这个小纸包。随身带了足足有一年半。带着它溺过水。在坦克里碰到过两次火烧。住过几趟医院。在这段时期里前后换过三四套军服。但小纸包却始终带在身上：神圣不可侵犯。当然罗，有时好奇心起，也很想看一看，里面包的究竟是什么。但既然已经答应过了，也就毫无办法，因为军人说话是绝对不能失信的。
“嗯，日子一天天过去，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柏林。战争结束了。我们摧毁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冲入市内，已经来到街上了。
“我在最前面，站在带头的那辆坦克上。
“记得当时有个德国女人站在一所打坏的房子的门口。年纪还轻，瘦瘦的，脸色苍白，手里搀着一个女孩子。
“当时柏林的环境，老实说，对孩子真是太不合适了。周围一片火灾，有些地方还有炮弹落下，还有机枪在格格格格地发响。而那个女孩子呢，站着，睁大两只眼睛望着，脸上还浮出微笑……可不是！她大概觉得很有趣吧：外国叔叔们坐在汽车上开来开去，嘴里还唱着陌生的歌曲……
“嗯，不知什么缘故，这个亚麻色头发的德国小女孩，忽然使我想起我那个列宁格勒儿童之家里的小朋友来了。
“随着也记起了那个小纸包。
“‘嗯，’我想，‘现在可以了。任务完成了。法西斯强盗被粉碎了。柏林打下来了。现在我完全有权利看一看，里面……’
“我就伸手到军服口袋里，掏出纸包来。当然啰，它原来那种漂亮的模样已经影踪全无。纸包已经完全揉皱，破烂，熏黑，并且全是火药味儿……
“我打开纸包，可是里面……老实说，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一条小手绢。一条边上绣有红绿线的普通小手绢。大概是用细绒线绣的吧。也许是别的什么。我不知道，在这些事上我可是外行。总而言之，就是那条被您称为‘太太用的’小手绢。”
说到这儿，上校又从口袋里拉出那条小小的、边上绣有红绿十字花的手绢来，并且把它在膝盖上展平。
这一回，我瞧着它的眼光就完全不同了。
是的，这实在是一条不平常的小手绢。
我甚至伸出一只手指，小心翼翼地去摸了一摸。
“对了，”上校笑眯眯地继续说，“就是这块小布头用一张方格练习簿撕下来的纸头包着。布上还用别针别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用粗大笨拙的字体，夹着许多错误，歪歪斜斜地写着这样的话：
“‘恭贺新年，亲爱的战士叔叔！恭贺新喜！送你一条小手绢留作纪念。等你到了柏林，请你拿它向我挥挥。我呢，一知道我们的军队打下了柏林，也会从窗口望出去，向你们挥挥手的。这条小手绢是妈妈送给我的，那时她还活着。我只拿它擦过一次鼻涕，但您不用怕，我已经把它洗干净了。祝你健康！乌拉！！！打到柏林！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莉达·迦符里洛娃。’
“唔……不瞒您说，我哭了。我从小没哭过，不知道眼泪是什么，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儿，我也没流过眼泪，可这时呢，您瞧，作为一个胜利者，进入了攻克的敌人的首都，而该死的眼泪却大颗大颗地沿着面颊滚下来。当然啰，这是神经……但胜利毕竟不是自动送上手来的。我们的坦克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隆隆地巡行以前，我们是好好干过一番的。
“两小时以后我来到了德国的国会。那时我们的弟兄们已经在它的废墟上扬起了一面苏联的红旗。
“当然啰，我也爬到了屋顶上。
“从那儿望出去，老实说，非常触目惊心。到处都是火和烟，有些地方还有射击声。但人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和欢乐的光彩，他们拥抱，亲吻……
“这当儿在德国国会的屋顶上，我忽然想起了莉达的嘱咐来。
“‘对，’我想，‘既然她那么要求我，不论怎么说我就得照办。’
“我就问一个年轻的军官说：‘请问，中尉，我们这儿哪一面是东呀？’
“‘谁知道呢？’他说，‘这儿连左手右手都分不清，更不要说……’
“幸亏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的表上带有指南针。他指给我看哪里是东方。我就转身朝着这个方向，用小白手绢向那边挥了几下。同时想象着：在离开柏林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涅瓦河畔，小小的女孩子莉达正站在那儿，她也在用她瘦瘦的小手向我挥动着，她也在为我们伟大的胜利和斗争得来的和平而高兴呢……”
上校抚平膝盖上的手绢，笑了笑说：
“您瞧，您还说是太太用的哩。不，您这话说得不对。这条小手绢，对我这个军人的心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常常把它拿出来，好像护身符一样……”
我诚心诚意地向自己的旅伴道了歉，并且问他是不是知道，这个莉达女孩子现在在哪里，她的情况怎样。
“您问，莉达现在在哪里吗？是的，我知道一些。她住在喀山城里。基洛夫街。在八年级念书。优等生。共青团员。现在她该正在等着她的爸爸吧。”
“怎么！难道她的爸爸找到了吗？”
“是的。找到了一个……”
“什么叫‘找到了一个’？请问，他现在在哪儿啊？”
“他就坐在您的面前嘛。奇怪吗？没有什么可奇怪的。1945年夏天我收莉达当女儿了。而且，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后悔，我的女儿可爱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