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期

试用期

尼林

一

扎依采夫在新环境里很快就习惯了。

现在他穿那件肩部狭窄的旧大衣，总要把领子翻起来；还要把帽子拉到眉毛上，不让人家看见他那头火红色的头发。不论瞧起什么人来，总是瞪着一双怒气冲冲的灰眼睛。

春天里，他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很脏的小书，内容是专门介绍日本的拳击术的。封面上写明，这书由秘密警察局局长重光先生编辑，不论侦探、水手或军官先生们，如果想锻炼全身肌肉，都可以一读。

扎依采夫从这本书中学会了那些灵活的拳击方法，一心一意想干些惊心动魄的冒险活动，恨不得立刻拿自己十八岁的生命去孤注一掷，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老实说，机会是有的：刑事调查局里的电话铃差不多从早响到晚，区里和省里不断来报告谋杀、盗窃、抢劫等各种案件。可是目前他们还不让扎依采夫参加工作，也不让叶戈罗夫参加。

不过，叶戈罗夫看样子倒不想干什么危险的活动。

他穿着一件短小的黑上装，戴着一顶褪色的旧制帽，很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学生。他的样子很忧郁，很拘谨，整天坐在一条宽阔的长凳上。那条凳上通常坐的都是些等待值班员讯问的受害人或嫌疑犯。叶戈罗夫那副样子很容易被人家当作受害人。

受理本市案件的值班员，曾经不客气地对他说：

“你别坐在这个地方，老弟。你老是把我搞糊涂了……”

叶戈罗夫就换了个座位，离开值班员的桌子近一些。可是坐在这个地方更不方便了，因为常常有嫌疑犯或受害人被带到桌旁来，叶戈罗夫就得常常让开。

扎依采夫多半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听他们审问，或者朝拘留所的窗子里望望。拘留所里关着些醉醺醺的私酒贩子，喧闹地交谈着。要他们清醒可不容易，因为旁边的仓房里就堆着从他们家里抄来的酿酒器，弄得整个走廊都充满烧酒的味儿。仿佛只要划一根火柴，空中就会升起酒精的青色火焰来。

有个做买卖的女人来报告破门盗窃案，在这个阴暗的长廊里迷了路。扎依采夫碰到她，不先把她带到值班员那儿去，却自作主张地讯问了她一番。

问的时候还把右手插在口袋里，好像袋里藏着一支手枪。其实他还没有领到手枪。

谁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给他们。甚至不知道，会不会留他们在这个严肃的机关里工作。

茹尔，就是那个被派定在见习期带领他们的老师，在医院里躺了几天了。他是在马车夫山上给匪徒开枪打伤的。据说，他的一条手臂伤势很重。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执行职务。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时间在不停地溜过去。

受理本市案件的值班员，坐在一张油漆剥落的桌旁，不时望望墙上的挂钟，把时间记在一个厚本子里。他记时间很精确，几点几分人家来报案，几点几分探员出发去逮捕罪犯，几点几分带来被捕的人。他是在记录时间的奔流。他只是安安静静地记着，他并不要赶到哪儿去。他已经有了工作，可以按时领取工钱。

可是，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的工钱还没有定。一切都得看茹尔。不仅看茹尔，还得看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刑事调查局只需要一个人，而共青团省委会却弄错了，给开了两封介绍信。因此，两人中只能留一个：不是叶戈罗夫，就是扎依采夫。

“哪一个工作表现得好，就留哪一个，”当两个见习生第一天介绍给茹尔的时候，茹尔就那么说，“不过，孩子们，你们也用不着太紧张！当然啰，编制差不多全满了，但我们的工作有些特殊——人事上老是有调动。说不定忽然来个意外的机会，你们两个人都会走运。”

“懂了。”扎依采夫点点头，也像茹尔一样快乐地笑了笑。

可是叶戈罗夫什么也不懂。他不懂怎么忽然会来个意外的机会呢。

当他们走出茹尔房间的时候，扎依采夫给叶戈罗夫作了解释。

“嗐，说实话，你这人真不懂事，”扎依采夫说，“局里经常有人被杀害。到处都在闹土匪。报上也登着呐。要是这儿有什么人给打死了，就会有空位子让给我们了。说不定……”扎依采夫又笑了笑，“说不定我们还没有列入编制，自己就被人家搞掉了……”

叶戈罗夫的脸色发青。

“你害怕吗？”扎依采夫问。

“你呢？”

“不很怕。”

“嗯，我也是这样。”叶戈罗夫说。

他又不能说别的。难道他能承认是有些害怕吗？也许这是扎依采夫故意在试试他吧？

要是叶戈罗夫害怕，那对扎依采夫说来真是太好了。这样，叶戈罗夫就可以跑到共青团省委会去说：你们弄错了，只有一个职务，却写了两封介绍信。既然这样，那就让扎依采夫留在刑事调查局里吧。我情愿听姐姐卡嘉的话去学会计。如果有机会去扎维亚洛夫斯克的机器厂工作，那也很好，因为死去的父亲就劝过我将来当个自来水工人。

当然啰，如果叶戈罗夫能那么做，扎依采夫就高兴了。然而，叶戈罗夫是不会那么做的。决不会那么做的！

不，他觉得最好还是等茹尔来了再说。他会等的，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虽然一连几小时坐在值班室里，等着自己的命运，很不好受。

受理本市案件的值班员，看到旁边没有嫌疑犯和受害人，就从纸包里掏出一袋游船牌饼干来，急急地撕破纸袋，一口咬了两块饼干，又用美国式热水瓶的盖子倒了一杯茶。他完全没有把叶戈罗夫放在眼里，仿佛叶戈罗夫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就像那只不知什么缘故放在屋角的高大中国花瓶一样。

值班员喝完茶，在沉思默想中吃了整整一袋饼干，然后把茶脚泼在地板上，拧紧热水瓶盖子，用手掌擦擦嘴唇，拉开桌子抽屉。

他在抽屉里放着一面小镜子，这时候就像女人一样对住镜子，用手指理理鬈曲的长发。

他忽然发现面颊上有个小疙瘩，感到不舒服，脸上现出烦恼的神气，连忙用指甲去搔。他的指甲好久没有剪了——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小指甲留得特别长。他就用这只像锥子似的又长又尖的指甲，在面颊上搔了好一阵，才把它搔掉。他大概完全不管，叶戈罗夫对他有什么想法。叶戈罗夫确实想得很多。

在叶戈罗夫不久以前待过的杜达利亚，也有刑事调查局。那边他有熟人。他常常去找他们。如果拿杜达利亚的值班室跟这个值班室比一下，这儿简直太丢人了。

杜达利亚的局里，干干净净，墙壁刷得雪白。这儿却徒然有个省级刑事调查局的虚名罢了。地板脏得要命，墙壁和家具上的油漆都剥落了。

墙壁上到处都是用钉子、铅笔或别的什么东西留下的题字。例如：“乌夏金，我不怕你。”或是：“让瑞尼雅，伊凡诺娃记住……”（下面的几个字用铅笔涂掉了）“科斯嘉·瓦留兴早就该从这儿撵掉了。注意，他居然姓瓦留兴。真是岂有此理。”又是：“乌夏金，我不怕你。”

值班员大概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这些题字吧。

他挤掉颊上的疙瘩，小心翼翼地用碘酒瓶塞子涂着伤口。接着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忧郁地望着水气蒙蒙的玻璃窗——窗外下着雨夹雪——叉开两腿，像一个演员站在台上似的朗诵起诗来：

我不后悔，也不叫嚷，更不流泪痛哭，

一切都会逝去，就像苹果树上的烟雾。

秋风染黄了树叶，

我的青春也快消逝。

心啊，受伤的心啊，

如今你也不会再跳得像从前一样……

“请问乌夏金是什么人哪？”叶戈罗夫忽然问。

“你问那个干吗？”值班员吃了一惊，眯细眼睛，怀疑地望望叶戈罗夫。

“这里写着呐。”叶戈罗夫指指墙上的题字。

“这里写的可不少！”值班员严厉地说，重新在桌旁坐下来，用一只手把包饼干的纸头扫进桌子底下的纸篓里。

扎依采夫已经知道，这个值班员准备去当演员。

“大家都准备干些什么，”叶戈罗夫又沮丧又羡慕地想，“可是我呢……”

叶戈罗夫还没有想完心事，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把他的思路打断了。

“我是本市值班员巴尔马舍夫。”值班员对着话筒说，接着姿势古怪地旋开钢笔，用阔大的笔尖记着对方报来的案件。

他的字体又细又花，弯弯曲曲，好像蛛网。叶戈罗夫不论怎样伸长脖子，还是无法看清值班员在那本厚簿子里记些什么。他很想知道，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每次电话铃响都使他有点紧张。不过他不想再跟值班员攀谈了。说不定值班员会说：

“喂，走开。你在这儿打扰我……”

叶戈罗夫竭力坐着不作声。他的样子萎靡不振，看上去好像要打瞌睡。其实他一点也不想睡。他的心里可翻腾得厉害呢。

叫他闲着坐在这儿，还不如仍旧挨户去走走的好。即使找不到固定工作，也可以给人家锯锯木头，劈劈木柴，何况他去世的父亲还留给他一把很好的框锯和一柄斧头呢，多少总可以挣几个钱。

可是现在呢，晚上回到家里，姐姐卡嘉就会问：

“嗐，怎么样，侦探，抓到什么人了？”

“什么人也没有抓到，但将来会抓到的，”叶戈罗夫会这么说，“你瞧着吧，我会抓到的……”

“嗯，好吧，”卡嘉会勉强笑笑，把一锅热的带皮马铃薯放在他的面前，“有什么，吃什么吧。人家再不能给你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了……”

这样，马铃薯就会直挺挺地哽在他的喉咙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又不能怪卡嘉。她的生活很苦：身边有三个孩子，三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她日日夜夜不是洗，就是烫；不是烫，就是洗。

叶戈罗夫此刻却坐在值班室里。他坐着干吗呀？在希望些什么呀？说不定，这样坐着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多半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时光在过去。事实上，这不仅是时光在过去，这是生命在消逝。叶戈罗夫现在十七岁，到冬天就是十八岁了。

在杜达利亚他的日子过得不坏：住在伯父家里，在榨油厂干活。他做过搬运工，也当过机工的助手。工作做得不坏，业务很熟悉。他的伯父虽然上了年纪，却第二次结了婚。新来的伯母搬弄是非，弄得伯父跟侄儿过不去。这样，叶戈罗夫就只好回到姐姐这儿来了。如今他离开了杜达利亚，感到很不愉快。在那边他到底是个正式的工作人员，但在这儿他是个什么呢？

“你瞧，给了我们什么了。”扎依采夫忽然来到值班室，递给叶戈罗夫两张小纸条。“这是请帖。他们像邀请同事那样邀请我们。要开晚会了。庆祝十月革命节。他们还要发餐券呢。我们找赛比茨基领餐券去……”

扎依采夫已经认识所有的人了。尽管赛比茨基办公室的门上钉着一块牌子“闲人严禁入内”，扎依采夫还是大胆地推开了门。叶戈罗夫却留在走廊里。

“你来，你来！”扎依采夫拉他进去，“这里写着‘闲人’。但我们可不是闲人。你瞧，他们不是邀请我们去参加……”

二

卡嘉很瘦，亚麻色头发，样子好像一个爱生气的小姑娘。她一看到请帖，立刻露出得意的神气，他们请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弟弟，但她还是很高兴。她特别喜欢上面的那几个字：“亲爱的叶戈罗夫同志”。“亲爱的……同志”是用打字机打的，而“叶戈罗夫”却是用手写的。

卡嘉拿请帖反复读了好几遍，仿佛要把它读得能背出来：“庆祝十月革命节筹备委员会敬请您参加庆祝晚会。库雷切夫同志将作报告。有余兴节目。最后并有茶点。”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卡嘉说，“嗳，我真为你高兴啊，萨沙。太高兴啦，”她吻了吻弟弟，“说实话，我这傻瓜一直不相信他们会要你呐……”

“我还没有录取呐。”叶戈罗夫涨红了脸说。

“如今会录取了，一定会录取的。”卡嘉很有把握地说。“既然发过请帖，他们就再没有权利把你撵走了。你瞧，是怎么写的：‘亲爱的叶戈罗夫同志’……这就表示他们尊敬你……”

“他们给大家都是那么写的……”

“不，你别对我说什么大家不大家了。给大家，不见得就是给每一个人。还有茶点。但我倒要问一声，你打算穿什么去呀？至少得给你买一件衬衫来。”

星期日早晨，卡嘉请一位女邻居给她照顾孩子，自己带着叶戈罗夫上契斯嘉列夫街。

天下着雨夹雪，雾腾腾的，但是不很冷。据说，西伯利亚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秋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一会儿又是下雨。

他们首先走进一家漂亮的铺子，铺子外面挂着一块极大的招牌：“彼得·施坦英公司。呢绒布匹，现成服装。”

售货员把几盒衬衫扔在柜台上，让他们挑选。可是卡嘉不知怎的一件也挑不中。不，有一件她几乎要买下来了。她已经走近收款处，解开手绢，动手数钱了。

她翻来覆去数了好一阵。那个胖胖的戴夹鼻眼镜的出纳员，讥笑地望望穿老式长毛绒上衣的瘦小的卡嘉，又望望穿滑稽可笑的短小上衣、戴中学生制帽的叶戈罗夫。

叶戈罗夫忽然觉得非常恶心。

“我们走吧，”他对姐姐说，“我什么衬衫也不要了。”说着就从铺子里走了出去。

“怎么‘不要’了？……”卡嘉䀹䀹灰白的眼睫毛问，但还是跟着他出来了。

他们默默地走完整条契斯嘉列夫街——街上朦胧地闪耀着上雾的玻璃橱窗和擦得发亮的金属门框——老远就看到低地上的一个大广场，广场上晃动着各式各样的帽子，好像风下的向日葵，同时沸腾着一片嘈杂的人声。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那里买到！

桌子上，柜台上，手车上，或者干脆就在铺着粗席的地面上，摆着形形色色的商品：大大小小的锁、古老的首饰箱、碗盏、蜜果、棉袄、三角琴、斧头、毡靴、将军的旧肩章、活的鹅。还有关在笼子里的狐狸。叶戈罗夫对狐狸最感兴趣，甚至于问了它的价钱。但是卡嘉抓住他的手臂，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似的把他拉走了。

她看到有个老太婆，拿一件旧的斜领衬衫挂在棒上卖。价钱倒不贵。但卡嘉还是跟她讲了五分钟价钱，才叫叶戈罗夫试试大小。叶戈罗夫没有脱衣服，只是伸直手臂，看袖子会不会太短。当他正在试衬衫的时候，卡嘉看到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一件差不多全新的墨绿军服上装，就去问价钱。

这件军服两三年前大概还穿在一个外国军官的身上。那军官准是被派来干涉我们的革命的，只是不知从哪里派来的。说不定他就是穿着这件军服被打死的。不过，卡嘉现在不愿想到这些，她也没有工夫去想。

买那件军服上装和斜领衬衫的钱，加起来只比在彼得·施坦英公司光买一件衬衫稍微多一些。

叶戈罗夫穿上军服，仿佛连身材也高了。卡嘉非常高兴，前后左右地打量他，再三给他整整衣服。

“现在你是个干部了，是个真正的干部了。我积了些钱，本来想给孩子们买双毡靴过冬的。不过我现在并没有舍不得。孩子们到学校只有三两步路，不穿靴子也没有关系。现在你比他们要紧，因为你已经被录取，正式要去干那种工作了……”

“我还没有被录取呐。”叶戈罗夫的脸又红了。

“会录取的，一定会录取的，”卡嘉安慰他说，“既然我们光是在衣服上就花掉这么多钱，怎么还能不录取呢！”

叶戈罗夫的心绞痛了。这张请帖闹出多少事来！它感动了卡嘉，害得她几乎把全部积蓄都花在他的军服和衬衫上了。万一他不被录取呢？看光景，多半是不会被录取的。

叶戈罗夫提出，把他那件短小的上衣立刻卖掉，好捞回一部分钱来。卡嘉却说，要先把它补好，整理一下看，也许他还可以穿穿呢。再说，这么漂亮的军服也不应该随便什么时候都穿呀。

他们从市场回来，走的是一条大街——过去叫彼土霍伏街，现在改名为恩格斯街。街上已经在准备过节了。房子前面飘扬着一面面红旗。在全市最高的房子——邮局的屋顶上，工人们正在用绳子把马克思像挂起来。

“你瞧，卡嘉，多美呀！这儿晚上还有电灯呢。”叶戈罗夫指指屋顶。

“有什么美的？”卡嘉不高兴地说。“资产阶级还是保留下来了。只是改了个名称——耐普曼^[33]……”

“这是暂时的现象，暂时的困难。”叶戈罗夫用报告员的腔调说。他自己也很不喜欢这种腔调。不该跟亲姐姐这么讲话的。但是又应该怎样呢？

此刻卡嘉很激动，主要当然不是为了那批新兴的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准备给孩子们买毡靴的钱花掉了，差不多全部花掉了。这一层叶戈罗夫是了解的。至于资产阶级和生活的不安定——这些问题连他自己也不很了解，虽然他是共青团员，照理应该能解释各种问题的。可是他不能，因此在卡嘉面前觉得很尴尬，很抱歉。衬衫和军服还是不要买的好。但现在怎么办呢？已经买来了。

“你们做男人真惬意！”卡嘉又开口了，“你们无忧无虑，什么心事也没有。可是做女人呀，唉，真苦哇！特别是有了孩子……”

“做男人也很苦呐。”叶戈罗夫很想这么说。但他没有作声。不该拿空话去安慰卡嘉，应该用行动——把工钱领来交给她。可是什么时候会有工钱呢？

当天夜里，卡嘉把军服领子翻了个面，拆掉嵌有银色鸟儿的红肩章，重新钉了钉钮子。当叶戈罗夫再次试穿新装的时候，卡嘉朝他周身瞧瞧说：

“那个军官大概跟你的身材一样。恐怕也很年轻吧。真是个傻瓜，会跑到俄国来打仗，而且一直跑到了西伯利亚。落得这么个下场。”

“又不是他自己来的，”叶戈罗夫说，“他是被派来的。”

“反正总是个傻瓜。啊，我骂了人，上帝饶恕我！”卡嘉叹了一口气。“如今也不知埋在哪儿啦。说不定也有妈妈、姐姐，或者什么人吧。我在考虑你的问题。能去工作，当然高兴，但这是种多危险的工作呀……”

“怎么可以这样比较呢！”叶戈罗夫生气了，“他是什么人，那个军官？侵略者。等于强盗。可是我呢……”

“嗯，得啦，得啦，”卡嘉说，“反正脑袋长在你的肩膀上，你自己去考虑考虑，怎样对你好些就是了。不过，人家都在学会计。也不用去捉什么人，只要坐着打打算盘就行了。

三

晚会不是在刑事调查局里举行，而是借用隔壁的省民警局的房子。进去要走另外一个门。

晚上七点多钟，当叶戈罗夫走到民警局的时候，二层楼上的窗子已经灯火辉煌了。乐队奏得很响，连墙壁都震动了。

说不定就是因为那乐队的缘故，叶戈罗夫忽然感到有些胆怯。万一他们不让他参加晚会，怎么办呢？万一他们说，请帖发错了，见习生不能参加，那又怎么办呢？他却穿上军服，刷亮鞋子，理过头发，打扮得那么漂漂亮亮。头发刚刚梳过，还有点潮呢。

大厦的门敞开着；甚至站在街的那一边，也看得出大理石楼梯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入口处的地毯上站着本市值班员巴尔马舍夫。他上身穿着青色羊毛托尔斯泰装，下身穿着银色小脚管的长裤——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

叶戈罗夫想悄悄从他身边溜进去。他打算在门口等一会儿，等巴尔马舍夫走开。他就故意慢吞吞地擦着鞋底。可是巴尔马舍夫一看到叶戈罗夫，笑嘻嘻地说：

“欢迎得很，”说着向他伸出手来，“帽子可以挂在那边，挂在衣架上。进来吧。很高兴看到你来。”

二层楼上刷亮的走廊里，聚集了许多被邀请的男男女女，散发出香水、香粉、淡味烟草和一种说不出的逗人的味儿——这种味儿在我们小时候过节的日子里，常常可以闻到。

叶戈罗夫走到二楼，马上站住了。他觉得大家都在向他瞧，似乎在问：“嗐，这个家伙是从哪儿来的呀？”

熟人一个也没有。事实上他哪来什么熟人呢？

巴尔马舍夫在旁边走过，好像在忙着什么。看来，他在这晚会上也是个值班员。他回头望望叶戈罗夫，忽然拍拍他的肩膀。这个轻松的动作使叶戈罗夫感到很愉快。

后来，参加晚会的人都被请到大厅里去。这个大厅平时总是摆满写字台，挤满来访的人。民警局的职员就坐在那些台子旁打字，盖印。

现在写字台没有了，却摆着好多排椅子，还搭了一座台，台上放着一个讲坛和一张铺红布的长桌子。

叶戈罗夫并没存心要挤到第一排去坐，可是不知怎的竟落在第一排上了，并且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库雷切夫同志。简直连他脸上的几颗麻子都看清楚了。

库雷切夫同志双手放在讲坛上，作着报告。

叶戈罗夫不转眼地望住库雷切夫。他仿佛觉得库雷切夫从讲坛上也只看着他一个人。

说不定真是这样的，因为做报告的人往往会无意识地在会场里挑定一个人，以后就一直把眼睛停留在他的身上。现在库雷切夫就挑定了叶戈罗夫，虽然还不知道叶戈罗夫是什么人。

叶戈罗夫呢，仔细打量着库雷切夫，心里尽是在想：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将决定他今后的全部命运。库雷切夫会不会批准叶戈罗夫来工作呢？

叶戈罗夫尽是想着自己的前途，忽然耳朵里听到一个名字——伏罗夫斯基^[34]。

伏罗夫斯基不久以前在洛桑的塞西尔旅馆被人暗杀了。他是苏联的代表，是被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杀死的。

报告人并没有说明谋杀的详细经过。接着他又提到另一个名字——凯逊^[35]。

凯逊这名字叶戈罗夫是听到过的。他并不熟识，只是听人家说过。

叶戈罗夫住在杜达利亚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会，是跟凯逊男爵有关的。当时凯逊提出最后通牒，拿战争来威胁我们，如果我们不接受某种条件的话。而这条件我们是根本不愿意接受的。再说我们也不应该接受，因为我们反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我们支持工人阶级，支持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向德国汉堡市的工人们致敬，他们这几天正在跟警察当局展开残酷的斗争。

“……我们现在在这儿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的火热的敬礼。”库雷切夫同志说。全场的人都鼓着掌。叶戈罗夫也鼓着掌。

接着库雷切夫同志解释，为什么我们还让资产阶级做生意，甚至让私人开工厂。他还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我们现在退却，看来像是在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先退却，然后可以更猛烈地向前跃进。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了退却。如今我们应该在哪儿和怎样进行改造、调整、改组，以便在退却后作更顽强的进攻呢，我们还不知道。为了能在正常的秩序下进行这些行动，必须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三思而后行。”

“这就是列宁说的话，”库雷切夫说，“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我们生活的错综复杂和各种严重的困难。”说着又对叶戈罗夫瞧瞧。

叶戈罗夫也不由地点点头，表示完全了解。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呢！只有卡嘉才老是闹情绪，说她跟孩子们的生活怎么困难。其实大家都很困难，全体人民都很困难呀。

不过，正像报告人接下去指出的那样，希望是有的，情况在逐步改善。他还举出些顿巴斯采煤的数字来。

报告员用普特来计算煤的产量。听他那么说，我们的煤将逐步增加。增加得并不多，但一定会增加的。不论怎么说，我们已经开采出五千一百万普特了。事实上，我们是在逐步清除战争的遗迹，开办新工厂，消灭失业！此外，我们的政府又从美国买来了三百台拖拉机。

“所以，同志们，”报告人说，“如今我们的命运不仅要看我们自己，还要看许多世界性的因素。”

“因素”这个词儿叶戈罗夫还不很了解。但是他忽然明白，他的命运恐怕不仅决定于库雷切夫同志。他的命运跟顿巴斯煤的产量，跟汉堡工人的斗争，以及跟许多发生在远方的事情都有直接关系。懂得这层道理的，与其说是他的头脑，不如说是他的心。他的心里充满一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激动。

“现在举这样一件事来说明，”库雷切夫用手绢擦擦脸和脖子，“你们都知道，彼彼里亚耶夫将军不久前被击溃了。他手下的匪徒四分五裂，但还没有完全被肃清。他们还流落在原始森林里，利用富农对他们的支持，不时窜扰村庄。他们使某些人存了空想，以为一切还要改变，外国的武装干涉会卷土重来。乡村里展开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城市里也是那样。耐普曼分子仍旧梦想悄悄地搞垮苏维埃政权。他们从事盗窃、欺骗、收买和种种卑鄙的勾当。你们都知道，不久以前我们不得不从我们的机构里开除几个老干部，因为他们犯了贪污和无耻地勾结耐普曼分子的罪行。现在我们对青年干部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是不会被收买的……”

库雷切夫同志的眼睛忽然变得很刺人。他就用这样的眼睛瞧着叶戈罗夫。虽然叶戈罗夫并没有什么罪过，在这样的眼光下却也觉得不安起来。

“……不论怎样，我们应该随时提高警惕，”库雷切夫同志说，“可是我们这儿还有些同志，不知怎的认为我们已经到头了。要知道我们还得改造整个世界呐。正像列宁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安排好。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有许多垃圾得扫除，好让我们更快地建设新的生活。我们得全力建立革命的法制，无情地对我们年轻国家的敌人实行惩罚，同时还得唤醒那些因为政治觉悟不高而胡作非为的人。用不着谈远处的事！昨天在加尔各答饭店里，又有一个喝醉酒的人给强盗谋杀了。那人是个出纳员，却无耻地带了公款随便喝酒。我要问一句，我们这些人到哪儿去了？这个犯罪的出纳员一方面动用公款，同时又在加尔各答饭店冒生命的危险，可是我们的警惕性又到哪儿去了？……”

四

报告完了是休息。好多人都到走廊里去活动活动身体，抽抽烟。

叶戈罗夫怕失掉这个好位子，仍旧坐在会场里。因为休息以后就是表演节目。他把一个臂弯搁在椅子背上，漫不经心地环顾着会场。

忽然有人在门口向他招手。这是谁呢？噢，是扎依采夫！……

叶戈罗夫并没有一下子认出他来。

扎依采夫走到他面前。扎依采夫穿着一身非常宽大的灰色西装。“大概是他爸爸的吧。”叶戈罗夫想。

扎依采夫红棕色的头发，平时总是压着一顶便帽，此刻在刷亮的灯光下好像在燃烧。他那只狮子鼻，稍微有些脱皮，也闪闪有光，好像搽过什么油似的。也许真的搽过什么了。叶戈罗夫笑笑，心里想，大概扎依采夫的身体里经常有一种火气，因此热得鼻子也脱皮了。别的原因再也想不出来：夏天早就过去了。

扎依采夫拍拍叶戈罗夫的膝盖，在旁边坐下来。

“听到库雷切夫的话了？他说，需要青年干部来建立革命法制。而且时间非常迫切。可是茹尔还躺在医院里，弄得我们吊儿郎当，没有事干。不，不能老这样待下去。我们得直接去找库雷切夫，向他提出问题：或者这样，或者那样……”

像扎依采夫所说的那样提出问题，叶戈罗夫有点害怕。扎依采夫太性急了。事实上，他也不见得真的会去找什么人。不过，叶戈罗夫还是很喜欢他那种果断的语气，就说：

“干这种工作，我认为必须具备特殊的能力，就像你所具备的那样。但我还不知道……”

“嗐，你说什么呀！”扎依采夫笑了，接着又同情地说，“你也会具备的。当然啰，只要肯努力……”尽管他们是竞争中的对手，还不知道谁留谁走，扎依采夫还是从口袋里掏出重光先生那本破旧的书来。那本小书如今他一直带在身边。“你瞧，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你要，可以拿去看看，照我看来，这是一本有世界意义的书，尽管作者不是我们的人……

叶戈罗夫翻开封面，读了书名，马上认真读下去。这时候表演节目开始了。扎依采夫就回到后排去。

巴尔马舍夫在台上出现了。他兴高采烈地宣布着演员的名字，中间还插了几句俏皮话。

首先表演的是几个小伙子和姑娘，打扮得好像西班牙人，身上披着黑斗篷，头上戴着宽边大帽。他们豪放地舞着，打着手鼓，唱着快板小调。小调的内容是关于凯逊男爵和我们的飞机的——我们要造出飞机来对付凯逊这一帮人。

叶戈罗夫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就按着唱歌的拍子，悄悄地顿起脚来。他的旁边坐着一个穿民警制服的端庄的老头儿和他的妻子。叶戈罗夫无意间踩了老头儿的靴尖。

“对不起。”叶戈罗夫窘了。

“没关系，”老头儿说，接着朝台上点了点头说：“唱得真不错。唱得妙极了。”

民警局的女打字员谢苗诺夫娜——这是听巴尔马舍夫介绍的——在钢琴伴奏下唱了一支抒情曲《花园里的菊花早已谢了》。接着两个穿制服长裤、但没有穿上装的民警，表演了翻杠子；秘书科长弹吉他，并且一面弹一面唱：“朝霞红喷喷。湖水相映红。湖上海鸥飞。”刑事调查局的特派员伏罗贝奇克表演了纸牌魔术。

不过，表演得最成功的是巴尔马舍夫，他朗诵了叶赛宁的几首诗。叶戈罗夫觉得很满意。他记得巴尔马舍夫怎样在值班室里当着他的面念熟这些诗。这位值班员前天还把叶戈罗夫当作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但叶戈罗夫现在已经不再生他的气了。

楼下的桌子都已经摆好了。

被请来的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一盘子点心，里面有苹果、夹肉面包和糖果。

叶戈罗夫立刻把苹果和糖果塞进口袋里。接着，想了想，又用一条干净手绢把夹着乳酪和羊酪的面包整整齐齐地包好，准备带回家去给外甥和卡嘉吃。

只有那些夹着李子酱和鲑鱼子的面包，他决定自己吃掉，免得鱼子和果酱弄脏口袋。

扎依采夫坐在桌子另一端，老是向一个黑头发上扎着大红缎带的姑娘扭过头去。“长得不错。”叶戈罗夫一面想，一面远远地望着她。接着又想：“活像在歌里所唱的那样。‘在你那像夜一样黑的头发上，妩媚地扎着一条红缎带。’”

扎依采夫抛下那位姑娘，走开了。一会儿，又回来，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接着，好像在家里一样，隔着桌子嚷道：

“叶戈罗夫，过来！”

叶戈罗夫已经喝完茶，就走了过去。

“啤酒要吗？”扎依采夫问。接着就先给那位姑娘、再给叶戈罗夫倒了啤酒。最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我们来碰一碰杯吧。不，不对。先来给你们介绍介绍。”

姑娘把左手伸给叶戈罗夫（右手拿着啤酒），同时说：

“拉雅。”

“叶戈罗夫，”叶戈罗夫涨红了脸说，并且由于困惑而皱起眉头。就这样皱着眉问扎依采夫说：“啤酒哪儿弄来的？”

“这儿还有一个食堂，可以买东西，”扎依采夫向门那边点了点头，接着舔舔嘴唇笑了，“你好像是头一次来这儿似的。”

“我确实是头一次来。”叶戈罗夫坦白地承认。不过，即使他知道这儿有啤酒，他也不会买的。他哪儿来钱买呀？

扎依采夫什么都有办法。

“这位姑娘是哪儿来的呀？”叶戈罗夫把扎依采夫叫到一边，悄悄地问。“也是这儿的吗？是同事吗？”

“不，为什么呢，”扎依采夫笑了笑说，“她只是我的姑娘。女朋友。”

“她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没有什么稀奇。我带她来的。我问巴尔马舍夫多要了一张票子，就把她带来了。”

叶戈罗夫简直有点生气了。他到这儿来的时候，就有些不好意思，怕他们不让他进来。可是扎依采夫不仅自己来，还把女朋友也带来。他不害怕。

叶戈罗夫更觉得奇怪的是，扎依采夫已经有女朋友了，虽然扎依采夫总共只比他大三个月。

叶戈罗夫从来不曾有过女朋友——那种被他追求的女朋友。即使有，他怕也不敢带着姑娘去参加什么晚会吧。他会害臊的，会手足无措的。

两年以前，父亲还活着，叶戈罗夫还在学校里念书，他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子——安尼雅。他大概是爱上她了。嗯，当然是爱上了。他给她写了诗。

他那时候写诗，还梦想做一个诗人。可是没有做成。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自己知道是做不成的了。但那时是写过的，偷偷地写，没有给人看过。不，给人看过，只给一个人看过，那就是坐在他旁边的同学马尼契夫。

马尼契夫比他大两岁，功课很坏，但自以为很聪明，常常说：

“你呀，叶戈罗夫，我敢担保，将来会……会像普希金那样。或者至少像莱蒙托夫那样。”

不错，叶戈罗夫的诗除了马尼契夫，谁也没有看到过。连安尼雅都没有看过。事实上，安尼雅完全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虽然也许已经发觉他在爱她了。他去跟她的哥哥接近，而她的哥哥却是一个又狡猾又贪心的孩子，在学校里常常要求吃两份早点。叶戈罗夫特别不喜欢他的贪心。但叶戈罗夫还是去跟他接近，还送给他两只最好的鸽子。这都是为了可以常常到他们家里去，看看安尼雅，哪怕只看一眼，听听她的声音。叶戈罗夫跟她谈话的时候，甚至常常口吃。可她还是一点也不把他放在心上。这是什么缘故呀？

叶戈罗夫像是无心地朝大镜子里望了望。他在镜子里不但看到自己，还看到扎依采夫和他的女朋友。

不能说，叶戈罗夫不及扎依采夫漂亮。叶戈罗夫个子也高，肩膀也宽，鼻子也没有脱皮，深色的头发又梳得整整齐齐。

叶戈罗夫长着一头深褐色头发，很漂亮，可不像扎依采夫那样长着一头火辣辣的红头发。

然而，把这个漂亮的姑娘带到这儿来的，却是扎依采夫，而不是叶戈罗夫。扎依采夫不论什么地方都比叶戈罗夫有办法。

二层楼上的乐队又奏了起来，跳舞开始了。大家都走上去。扎依采夫带着女朋友也上去了。叶戈罗夫也跟着上去。

那天晚上扎依采夫跟好多人跳舞。他的女朋友也是一会儿跟他跳，一会儿跟别人跳。

叶戈罗夫在走廊里找了一个好位子，出神地看着重光先生的小书。这是一本有趣的书，此刻在音乐声中读起来格外有趣：一面听音乐，一面看书。

叶戈罗夫一生看过不少书。他在杜达利亚看得特别多，晚上没有事，就从图书馆里借书来看。

他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硬着头皮看过，可是一点儿也不懂。他懊恼得几乎生病。他恨的是人家都看得懂，只有他一个人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比人家都笨吗？

一位女教师安慰他，告诉他，看这种书他的水平还不够，叫他先看些别的。

他看过的书，有关于星球的，有关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的，有关于像印度那样遥远的国家的。后来又看了好些长篇小说，并且听人家的话，看的时候还做摘记。

他也要从重光先生的书里做些摘记。现在为了工作特别需要做摘记——当然啰，如果他能被录取的话。

他把那本小书藏在口袋里，打算回家去。这时候，扎依采夫跳得热气腾腾，从大厅里走出来。

“你干吗不跳舞呀？你愿意，可以跟我的女朋友跳。你记好：她叫拉雅。”

叶戈罗夫不知怎的不好意思说，他不跳舞，他不会跳，却说：

“现在不用了。下一次吧。我要回家去了。”

“你干吗这样不高兴呀？好像在发愁。”

“我在想。”叶戈罗夫说。

扎依采夫笑了：

“大家都在想，可是你的样子有些忧郁。难道你老是在担心，老是在想他们不要你工作吗？”

“这是小事情，”叶戈罗夫撒了个谎，“大不了我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

“我可不走，”扎依采夫的眼睛里露出生气的样子，“不管怎样我要留在这儿。我真喜欢这工作。我不是当水手，就是留在这儿。我父亲在冶金工人生产合作社工作……”

“这是他的衣服吗？”叶戈罗夫朝他的衣服点了点头。

“是他的，”扎依采夫又笑了，“嗯，对了。我父亲在冶金工人生产合作社里当工长。他老是劝我，要我也到他的合作社里去。可是做门锁有什么意思呢？……”

叶戈罗夫的头脑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通过扎依采夫到那个合作社去工作，好不好呢？这倒是个好主意！第一，这是专门技术……”

不过，叶戈罗夫马上打消了这个主意。这是出于自尊心。既然扎依采夫自信一定会被刑事调查局录取，那他叶戈罗夫为什么就不如扎依采夫呢？

当然罗，扎依采夫比较灵活。灵活的人到处受人喜欢。但结果究竟怎样，现在还一点不知道。

五

叶戈罗夫回到家里，通夜坐在火油灯下研究重光先生的著作。是的，确实是研究。他读着，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做着摘记。

读到天快亮的时候，他已经相信，照着这本书去锻炼一定可以把全身肌肉练得像水手或者军官那样发达。

正像重光先生着重指出的那样，整个问题在乎恒心，在乎系统锻炼。好吧，叶戈罗夫会表现恒心的。结果怎样，我们等着瞧吧。

在参加了十月革命庆祝晚会，听了报告，吃了茶点，度过这样一个快乐兴奋的节日以后，尽管他原来有过怀疑，如今心里可充满虹彩一样美丽的希望了。

然而，他在值班室里的情况，过节以后却一点也没有改变。他的日子仍旧过得毫无意义。

在晚会上显得那么亲切的巴尔马舍夫，似乎又不认识叶戈罗夫了。在值班的时候，他又把他当作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又是看也不看他一眼，自个儿喝着从热水瓶里倒出来的茶，吃着游船牌饼干，照照镜子，并且像公鸡一样叉开两腿，朗诵着诗。

总而言之，一切都照旧。叶戈罗夫照旧穿着袖子很短的黑上衣，坐在值班室里。他听从卡嘉的话，在命运没有决定以前，暂时不穿那件墨绿军服。同时，在命运没有决定以前，叶戈罗夫不抱怨巴尔马舍夫。当伏罗贝奇克值班的时候，他也不抱怨伏罗贝奇克。虽然，天下恐怕没有比伏罗贝奇克更不讲理的人了。

叶戈罗夫在忙于——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实验重光先生的学说。

在这本了不起的书里，介绍了一种锻炼手劲的可靠方法：经常用手掌撞击硬东西，最好是木头。这样，手掌就会逐渐变硬，变得像石头或者钢铁一样。

为了不要糟蹋时间，叶戈罗夫在值班室一片吵闹忙乱中，很有耐性地、勤勤恳恳地用手掌击着长凳的边缘，一会儿左手，一会儿右手，一会儿又是左右两手。

是的，他很快相信，重光先生并没有胡说。手掌好像真的在硬起来。

叶戈罗夫继续使劲地击着凳子的边缘。

他自以为这样做，谁也不会发觉的。是的，在这么多人中间，又有谁会注意他呢？然而，伏罗贝奇克有一次还是发现了他那奇怪的动作，问他说：

“你干吗抽筋呀？你有些神经质，是吗？”

“并不厉害。”叶戈罗夫不好意思地说。

他不敢说他一点儿也没有神经质，像干这一行所要求的那样。他害臊了。他不愿撒谎。

也许他是有些神经质，多半是有一些。

值班室里的这种吵闹，这些有关各种不幸的意外事件的谈话，以及他在这儿所看到的不幸的人们——这种种都给他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要不是这次他在刑事调查局的值班室里坐了几天，他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天下——光是在一个城市里——竟有这么多不幸的事件。

可是，人生下来是为了幸福，好像鸟儿为了飞翔一样。

在一本书里就那么写着。

叶戈罗夫当时非常喜欢这句话，并且把它抄在笔记簿里。

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

世界上又哪儿来小偷、强盗、杀人犯或者像此刻站在值班员桌旁那样的女人呢？她的帽子歪在脑后，一会儿啼哭，一会儿擤鼻涕，一会儿又是啼哭。

她披头散发，细长的腿上穿着光滑的丝袜。

“又不是我把他弄死的？”她边哭边喊，“他长得高高大大、神气活现的，又是正当壮年。他喝了点葡萄酒，躺了一会儿就死了。至于说他有钱，我可根本不知道。是的，莉达卡告诉我说——您一定认得莉达卡的！——他大概是个耐普曼，他在契斯嘉列夫街上开着一个铺子。但我可不知道。他只这么抱了抱我，还说……”

“哼，得了，住口！你把这些去讲给审查员听吧。”值班员伏罗贝奇克打断她的话说，又斜眼朝角落里望望：“这儿还有孩子……”

“这是些什么孩子呀！”女人又嚷了起来。“这不是孩子，是第一流的强盗！他们刚才在走廊里抢了我的皮包。首长同志，您叫他们把皮包还给我……”

“哼，你们这些小流氓！”伏罗贝奇克转身向角落里的孩子们说。

显然，他正想叫那些蜷缩在角落里的流浪儿童把皮包交出来。可是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伏罗贝奇克拿起话筒。在巴卡列夫街上刚才有一家储蓄银行被抢了。

“伏江科夫！”伏罗贝奇克用铅笔敲敲桌子叫道，“你到巴卡列夫街去一趟。把索尔达金科夫带去。四号房子。储蓄银行。”

那些孩子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白面包，用肮脏的手撕开了，一面吃，一面嘻嘻哈哈笑着。

叶戈罗夫望着他们，也很想吃。他还想知道，这些孩子是哪儿来的，他们怎么会落到这儿的？尤其觉得不懂的是，这个现在已经停止啼哭的女人，是不是真的害死了一个耐普曼？

叶戈罗夫真想弄明白这一切。可是，这一切，除了他，这儿谁也不感兴趣。

伏罗贝奇克朝那女人点点头，对民警说：

“把这个带到六号去。我把她记在萨维里耶夫的名下。至于这几个，”他指指孩子们，“让米哈尔·库士米奇带去吧。”接着望望那些坐在墙旁的受害人。“喂，还有什么人？……”

伏罗贝奇克大概立刻就把那些带走的人忘掉了。他已经在讯问另一批人了。

叶戈罗夫却老是想着那个女人和那些孩子。他不好意思承认，他为他们的遭遇感到伤心，好像他们是他的亲人，好像他叶戈罗夫没有好好照顾他们，因此发生了不幸的事件，而且说不定以后还要发生。

六

晚上扎依采夫请叶戈罗夫到巴黎饭店吃饭。

“你不用客气，”扎依采夫说。“我现在有钱。至多你将来也请还我就是了……”

真奇怪，扎依采夫的钱是哪儿来的呢？

叶戈罗夫手头连二十戈比都不曾有过。他理发的钱，都是厚着脸皮问姐姐要的。可是扎依采夫身边总是带着钱。他那天在晚会上还买啤酒呐。

他们穿过干草市场，走过救火会宽阔的大门和破坏了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纪念碑，一路上谈着各种问题。叶戈罗夫心里老是在想：“扎依采夫的钱是哪儿来的？”最后忍不住问道：

“你的钱是你爸爸给你的吧？”

“不，为什么？我自己挣的……”

“怎么挣的？”

“简单得很。我给报纸写简讯。要是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马上给报纸写简讯。譬如，去年他们堆压缩干草，没有遮盖好。结果干草腐烂了。我就写了一篇简讯，好让他们设法纠正……”

“你用的什么笔名？”

“‘眼睛’。”

不知怎的，叶戈罗夫感到有些奇怪。

“‘眼睛’？”

“嗯，‘眼睛’。他们把我看作工人通讯员，付稿费给我。钱不多，但到底付了。我还可以挣得更多些……”

“那你为什么不正式进编辑部呢？”

“我不干。”

这个回答简直使叶戈罗夫大吃一惊。扎依采夫似乎认为世界上一切问题都可以由自己作主。他要上哪儿，就可以去哪儿。而且也不像是在吹牛。不，他恐怕真的那么想，那么相信，他干什么都行。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喜欢刑事调查局的工作吗？”扎依采夫提起那天晚会上的谈话。

这一层也使叶戈罗夫感到奇怪：做工作，怎么可以说喜欢不喜欢呢？叶戈罗夫就是搬石头也情愿，只要能拿到钱，只要能不再倚靠卡嘉，不再像现在这样到饭店里吃饭，要别人付账。

在巴黎饭店里，他们在棕榈树下靠壁一张桌旁坐下。他们的上面挂着一只金丝雀笼子。乐队奏着音乐。一个高大白净、眉毛弯弯的女人，站在台上唱歌，好像在安慰叶戈罗夫：

让马车夫重新引吭高歌，

风儿会给他低声应和。

往事一去不会再回来，

你又何必，何必唤奈何？……

叶戈罗夫的一生还不曾有过风波。事实上，他的生活还只开始。但是开始得有些古怪。父亲最初希望儿子当个泥瓦匠，像他自己那样，像爷爷那样。后来父亲改了主意，说儿子毕业以后最好还是去当自来水工人。可是父亲死了，叶戈罗夫也就什么都没有学成……

“你的团组织关系在哪儿呀？”扎依采夫给他倒了啤酒问。

“暂时还没有地方，”叶戈罗夫举起酒杯，吹开泡沫，“我的登记卡还在杜达利亚，在榨油厂里。”

“那么团费你在缴吗？”

“暂时不缴。暂时没有钱交。我不算失业分子。劳动局里也没有登记过。”

“你得注意了，别把你从团里开除了。你先到民警局去转个关系。”

“谁会接待我呢？”

“他们会接待的。我已经转了。昨天团支部还派给我一个任务，要我组织一个戏剧小组……”

叶戈罗夫又感到很奇怪：

“嗐，上帝，真的吗？”

“共青团员不应该说‘上帝’。这种话应该改掉。”扎依采夫带着教训的口吻说。他像巴尔马舍夫一模一样眯着眼睛问：“你怎么，相信上帝吗？”

“不相信，不过……”叶戈罗夫把玻璃杯在桌上一放说：“不过讲惯了。”接着忽然气愤地想：“他这是在教训我吗？简直像个地下时期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

扎依采夫好像没有发觉叶戈罗夫在生气。也许是真的没有发觉。

“你喝啤酒呀，”他朝玻璃杯点点头。“我们再吃些饺子，我还有个建议……”

叶戈罗夫慢吞吞地喝着啤酒，一小口一小口地。啤酒冷冰冰地润着嘴巴和喉咙，很舒服。今天他的嘴巴老是干得要命。他莫不是着凉了？

他不应该买上装，而应该买鞋。他那双鞋完全破了。碰到这种泥泞的天气，脚总是湿的。

“我有这么一个建议，”扎依采夫对叶戈罗夫说，那时女侍应生正巧给他们端来饺子。“您拿盘子是怎么拿法的？”他忽然问女侍应生说。“您把手指浸在盘子里了。你们的名字倒叫巴黎饭店。”

“嗯，得了。”叶戈罗夫摆摆手。

“不行。下次我要叫老板来，要她换掉。走吧，可不用向我白眼。第一次我原谅你。”

“犯不着跟她们找麻烦了，”叶戈罗夫摆摆手说，“她们这些侍应生，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为老板工作。”

“问题就在这儿，”扎依采夫不肯罢休。“要是这儿来了个大肚子的耐普曼，她们就会一躬到地。但要是来了些普通人，她们就认为连托盘都可以不用。不，这种作风必须改变。”

扎依采夫拿起匙子。

“对了，我有这么一个建议。”他一面说，一面尝着热气腾腾的肉汤。接着忽然叫道：“胡椒！”

他在饺子上撒了胡椒，津津有味地吃着，呷着啤酒。这才把自己的建议说出来：

“我们应该去看看茹尔。”

这么简单明白的主意，叶戈罗夫也早就该想到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说不定永远不会想到。扎依采夫却什么都想到了。

“一般说来，”他用火柴梗剔着牙齿说，“我并不一定要跟随茹尔。譬如说，我也可以跟伏江科夫工作。他也同意收我做助手呢。不过，他觉得这样做，在茹尔面前不大好意思。因此，我们明天最好到医院里去一次，看看茹尔的情况。说不定，他还要病上一年呐……”

此外，扎依采夫还告诉他一些惊人的事。原来，在这些日子里，叶戈罗夫老是坐在值班室里，扎依采夫却已经参加办过四个案件了。

今天伏江科夫找索尔达金科夫一起到巴卡列夫街去，因为那边的储蓄银行被抢了。可是索尔达金科夫被局长叫去了。这当儿扎依采夫碰巧跑来。于是伏江科夫就把他带了去。

扎依采夫给叶戈罗夫讲述这些事，熟练地运用着刑事调查局的一套行话，仿佛他在这儿不是待了几天，而是待了几年了。

他很佩服伏江科夫，因为伏江科夫“一下子就摸到了眼线”。眼线原来是储蓄银行隔壁看门人的外甥。

“一个红头发的小伙子，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个傻瓜，”扎依采夫笑着说，“当伏江科夫开始审问他舅舅的时候，他想当场逃跑。他冲到窗口，可是我一下子就把他打倒了。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吗？就是这样……后来，当我们把他带走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吓得灵魂出窍了。他说，我失业有一年了，简直什么都卖光了，我来到舅父这儿，认识了一帮人。说着又哭了……”

“他也许真的在失业呢？”叶戈罗夫猜想说。

扎依采夫眯细眼睛说：

“你怎么，同情他吗？同情强盗吗？”

“不同情，”叶戈罗夫窘了，垂下眼睛，瞧着空的盘子，“不过，看到这种事情，像今天在值班室那样，到底不舒服……”

“不论怎样得肃清这些家伙。”扎依采夫断然地说。接着用刀敲敲盘子，叫着侍应生：“晚上简直不能经过罗沙·卢森堡花园。女人的手提包经常被抢。连我的女朋友——你记得拉雅吗？——都险些儿被抢……”

叶戈罗夫却想起那个有害死耐普曼嫌疑的女人来，还有那几个抢她手提包的男孩子。

“像你这样的性格，我警告你，在这儿是不合适的。”扎依采夫说。“你的性格得改变一下。”

“是的。”叶戈罗夫表示同意。在沉思默想中又开始用手掌击着桌子边缘，像重光先生所指示的那样。

这已经成为习惯了。

七

第二天早晨，他们决定到医院里去望望茹尔。可是，当他们来到刑事调查局，去请假几小时，并且打听医院的详细地址时，伏罗贝奇克告诉他们说，茹尔已经回到局里了。接着他们就看到了茹尔。

茹尔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但是瘦了许多，而且脸色苍白。他那双快乐的眼睛也凹进去了。一看到两个见习生，他就笑嘻嘻地说：

“嗳，怎么样，小伙子，你们还没有受伤吗？我可提早完成修理任务了，”说着他动动绷带缠得很厚、用一条黑布吊住的右臂，“干这一行，搞这种工作……”

他翻阅着案件登记簿，翻了很久，然后对值班员伏罗贝奇克说：

“你暂时不要给我重大的案件。我还是个病号呢。我只有一条胳膊。你给我一件不太吃力的案子，我好带小伙子们一起去跑跑。”说着对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点点头：“你瞧，火一样的小伙子。”

这个意外的、过分的称赞，不仅没有使叶戈罗夫高兴，反而使叶戈罗夫不安。火一样的……扎依采夫确实是火一样的。但叶戈罗夫自己可不敢说也是那样的。他简直有些害怕了。马上就要碰到主要的事情了。他们要去办案——像在刑事调查局里所说的那样——要到危险的环境中去行动。于是，一下子就会暴露，叶戈罗夫是不中用的。“但为什么说一下子呢？”叶戈罗夫生着自己的气。“还什么都不知道哩。等着瞧吧。”

“我这儿有一件案子，倒可以作为实习。”本市值班员说。“有一个药剂师不知是服毒了，还是上吊了。在波里凡诺夫街上。”

“对了，对了，这个合适，”茹尔高兴地说，“只是得把卡次叫来。”

“卡次就在这儿。”值班员说。

一会儿卡次来了。这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儿，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

“那么武器呢？”扎依采夫问，“我们至少得带手枪去呀。”

“现在用不着这个，”茹尔笑了笑说，“不过，要是急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弄到的……”

他交给扎依采夫一支勃朗宁，叶戈罗夫一支左轮。

扎依采夫走到窗口，动手摆弄枪闩。

“你等一下，”茹尔阻止他，“可别把窗子打破了。”

“不会的，我知道，”扎依采夫说，“今天伏江科夫已经给过我同样的家伙了。”说着就把手枪藏进口袋里。

叶戈罗夫却不敢摆弄。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枪拿在手里，直到茹尔向他解释，应该怎样使用这武器。

茹尔叫他把手枪插在上衣下的皮带里，就像他自己那样。

叶戈罗夫连忙把手枪插好，把十颗子弹像胡桃一样放在肚子前面的口袋里，准备去应付任何事件。他忽然觉得周身发冷。他不明白为什么发冷：是着凉了，还是预感到了危险。同时嘴里又干燥得难受。不时要用舌尖去舔舔嘴唇，可是嘴唇舔过后又会冻裂。难道他真的着凉了吗？这几天里可不能病倒啊。还不是正式工作人员，但也不是失业的了。他还要给卡嘉送一份漂亮的礼物呐……

“喂，走了，同志们，”茹尔喊道。“干我们这一行，主要的是不能胆怯。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勇敢的人。多数不怕少数。有了火炉不怕天寒。”

街上依旧很泥泞。著名的西伯利亚的冬天今年始终没有出现。天老是下着蒙蒙细雨。

茹尔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接着举起左手，招招马车。

“给你们介绍一下，”等大家都在车上坐好了，他说，“这位是法医伊里亚·包利西奇·卡次。这两位呢，”他指指扎依采夫和叶戈罗夫，“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要看将来。”接着笑了起来。

波里凡诺夫街上的六号房子，楼下开着药房，周围挤满了好管闲事的人。有两个胆子大的甚至于爬到墙上，朝窗子里张望。

“朋友，请你在这儿等我们一下。”茹尔对那个衣服破烂的马车夫说。接着就走进房子里。

狭窄的木楼梯很暗，发出老鼠和药品的味儿，不过老鼠的味儿更厉害些。

茹尔打开通向走廊的门。走廊里也挤满了人。

“你们好哇，”茹尔亲切地大声说，仿佛聚集在这儿的，全都是熟人。“你们这儿出什么事啦？”

“喏，”一个病容满面的女人指指那扇锁着的棕色的门说，“我们的邻舍，药剂师科洛密耶次·雅可夫·维尼阿敏诺奇跟太太离婚了。他怕是受不了啦。”

“说得简单些，自杀了。”一个穿背心的男人总结说。

“钥匙呢？”

“他在里面锁上了。”一个女人叹了口气说。

茹尔用左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折刀，留神地望望锁孔。后来又默默地把刀子递给扎依采夫。

扎依采夫也不问什么，就明白了。他把刀子插进门缝里，拨了一阵，门就悄悄地拨开了。

叶戈罗夫其实不适宜到这儿来，不适宜坐那辆轻便马车，也不适宜在肚子上挂左轮手枪，虽然那支枪使他暗暗感到骄傲。

门一打开，叶戈罗夫就吓昏了。

在沉闷的空气中，一个面目可怖的人用带子吊在天花板下。

“您说怎么样，伊里亚·包利西奇？”茹尔对死人点了点头。接着转身朝门口说：“公民们，没有事的人请走开。至于您，还有您，”他指指两个男人，“请留下来。我们需要证人……”

难道有什么人会自认是没有事的吗？谁也没有走，大家仍旧挤在门口，只是没有走进房里来。

卡次摸摸死者的脚，皱起眉头，翕动干瘪的嘴唇说：

“他这是死了。得把他解下来。”

扎依采夫扶起横在地上的梯子凳——最后一次大概是药剂师用过了——一转眼把它装好了，搭上钩子，拿着打开的刀子，爬了上去。

“扶住他。”当扎依采夫动手割带子的时候，茹尔对叶戈罗夫叫道。可是叶戈罗夫不明白，应该扶住谁，就硬着头皮扶住了梯子凳。

其实是应该扶住药剂师，不让他掉下来。但这件事叶戈罗夫吃不消。他不能勉强自己。

卡次放下了药剂师。茹尔也用左手帮助他。叶戈罗夫却仍旧扶住梯子凳，虽然扎依采夫已经下来了。

“对了。”茹尔一面说，一面打量着房间，接着走到窗口。

一扇狭小的气窗关得紧紧的，但是没有搭上钩子。茹尔用拳头敲了一下，打开了，接着又把它关上。

他走到走廊里，来回地踱了一阵。

“他的合伙朋友，弗里尼夫弟兄俩，波里斯和格利高里常常来看他。他们很同情他，”那个病容满面的女人告诉茹尔说。“大家都劝他雇辆马车坐坐，解解闷儿。甚至于给他雇来了一辆。但是他不要，可怜的人……”

“哪两个弟兄？”

“弗里尼夫弟兄俩。也是药剂师，在别洛格拉士街上的那一家。”

“他们来过好久了吗？”

“好久了，还是三天以前来的。”

茹尔又走进房间里。卡次打量着死人的脸和脖子，不知什么缘故又摸摸他的耳朵。

“我不喜欢这几条线。”卡次指指死人的脖子说。接着又摸摸他的耳朵。

“是的，他的样子不很好看。”茹尔同意说。（仿佛上吊而死的药剂师还会有好看的样子。）“叶戈罗夫！你的字写得怎么样？清楚吗？”

“没什么。”叶戈罗夫含糊地回答。

“噢，那么坐下来，写吧。”

茹尔推给他一把椅子，又把一叠纸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叶戈罗夫拿起笔来。他担心手会发抖。还好，手没有抖。

“写吧，”茹尔重复说，“先写题目：‘现场视察记录’。写上了吗？太好了！现在写——年，月，日。‘……日中午十二时……我，刑事调查局总特派员，茹尔·乌·格（就是乌里央·格里戈利耶维奇），会同法医卡次·伊里亚·包利西奇、见习生叶戈罗夫……’你叫什么名字呀？”

“萨沙^[36]。”

“不，那不行。得全部说出来。”

“亚历山大·安德列维奇。”

“‘……亚历山大·安德列维奇和扎依采夫……’扎依采夫，你叫什么名字呀？”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扎依采夫连忙郑重其事地回答。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以及证人，’”茹尔看了看那两个男人的身份证，“‘阿尔士霍夫·杰明基·叶密里央诺维奇和库库施金·斯维利德·德米特利耶维奇，制定公民科洛密耶次·雅可夫·维尼阿敏诺奇死亡案的现场视察记录。’写上了吗？你写得很好。接下去。‘视察结果’。冒号……”

叶戈罗夫用心记着视察的全部结果，几乎没有一点错误。记下了药剂师房间在整座房子里的地位，有几道门、窗、气窗，这些门窗是关着还是开着，门窗开向什么地方，穿堂的大小怎样，政府机关代表人到达现场后，房间是怎样打开的（拧掉锁闩）。

茹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说着，说得非常清楚。

叶戈罗夫安安静静地写着，心里很高兴，因为手没有发抖。这样看来，不论什么事情，人都可以勉强自己去做的，如果环境需要他这么作的话。

他照茹尔说的话，详详细细地记着药剂师房间里的全部家具，列举桌上所有的药瓶、大小枕头、床垫、蓝色毛毯，以及搭在皮安乐椅背上的药剂师的长裤、背心、上装。

然后他又同样安静地写着吊挂灯用的装在天花板上的粗大铜钩、悬在钩子上的那条带子（连带子的粗细和颜色都写上了）、那具中年男子的尸体——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身上穿着紫色的羊毛衫裤。

“写得很好，”茹尔又称赞叶戈罗夫，“嗯，等一等。”接着又解开死人的衬衣钮扣，仔细观察着。“写下去。‘尸体从套索解下后，曾由法医作详细检查。尸体身上衣服完整，干净，没有任何污点。死者脸上、头上、身上没有任何伤口、搔伤、擦伤或其他伤痕。四肢完整。不过，尸体的脖子上有一道带子勒伤的模糊痕迹，必须另作法医鉴定。尸体的早期现象为下腭和四肢深度僵硬，同时两腿上连续有鸡蛋和五戈比铜币大小的椭圆形尸斑。’这是我的看法，对吗？”茹尔问卡次说。

卡次肯定地点了点头。叶戈罗夫也点了点头，点得好像打瞌睡一般。接着身体就倒了下去。他昏过去了。

啊，茹尔是多么尴尬，多么生气呀！他又不能向门口那些好管闲事的人们解释，昏过去的并不是刑事调查局的干部，而只是个见习生——小孩子，小崽子，小呆子！

“阿莫尼亚水。”卡次说，同时用近视眼察看着药剂师桌上的药瓶。

叶戈罗夫闻到阿莫尼亚水，醒过来了。

茹尔和卡次扶他在椅子上坐好。茹尔特别仔细，又使劲用左手擦擦他的太阳穴和耳朵。

“扎依采夫，你来写吧。”茹尔命令着。

扎依采夫在桌旁坐下。接着又霍的一下站起来，走近尸体，摸摸他的两腿说：

“茹尔同志，关于那些斑点，有些不大对。哪里有五戈比铜币大呢？只有两戈比铜币那么大……”

“好吧，”茹尔同意了，“嗯，那么写：‘……两戈比铜币大小……”’

扎依采夫把记录继续写下去。

叶戈罗夫呢，脸色苍白，两耳通红，坐在一旁，两只手掌却无意识地击着椅子边，像重光先生所指示的那样。不过，重光先生那套学问和灵活的手法，如今还有什么屁用，反正一切都完了！……

停尸所里穿灰色罩衫的担架员来了，扎依采夫帮他们把药剂师的尸体抬出去。

叶戈罗夫坐在椅子上，连站也没有站起来。既然这个药剂师——正是他！——毁了叶戈罗夫的全部前程，叶戈罗夫干吗还要去抬他呢？再说，他干吗要寻死呢？哼，显然是活得不耐烦了……

那个衣服破烂的马车夫仍旧等在下面大门口。旁边停着停尸所的运尸车。

叶戈罗夫走下狭小的木楼梯，想立刻回家。显而易见，他不能再在刑事调查局里干下去了。让他们在共青团的介绍信里批一句，说他不能胜任，然后把他送回省委就是了。不能胜任就是不能胜任。还有什么办法呢？让他们……

不过，叶戈罗夫还是走到马车旁，向坐在里面的茹尔问了一声——完全是出于礼貌：

“我不用再去了吧？”

“为什么不用去呀？”茹尔生气了。“坐到车上来。走……”

八

当天值班室里人人都知道了叶戈罗夫的事。凡是好事情总是传布得比较慢，而坏消息呢，一下子就传开了。

伏罗贝奇克哈哈大笑，笑得比谁都厉害。

“这么说来，一下子可能有两个死人——药剂师和见习生。嚯，也算是两个干部！……”

“为什么说‘两个’呢？”叶戈罗夫问，“昏倒的只有我一个呀。扎依采夫又没有昏倒。”

“这么说来，你害怕吗？”伏罗贝奇克问。“你害怕死人吗？”

“我害怕。”叶戈罗夫承认了。

人家嘲笑他，他既不辩护，也不生气。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是救了他。

将来各种新的事情，也许会慢慢冲淡这个意外事件给人的印象。不过，要同事们把它完全忘记，怕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永远记住：“叶戈罗夫吗？你是说哪一个叶戈罗夫？噢，是那个在抬药剂师尸体时昏倒的那一个吗？真是个胆小鬼！”

这儿最不能原谅的是胆小软弱，神经过敏。既然到这儿来干，就得好好地干。谁都知道，这儿不是培养中学生……

叶戈罗夫也知道这一层，但他还是犯了这个不能原谅的过失。

伏罗贝奇克如今老是跟他过不去。讨厌的不讲理的伏罗贝奇克。他黑得像只乌鸦。叶戈罗夫起初以为伏罗贝奇克是他的绰号^[37]。因为他的行动很敏捷，走起路来也是一跳一跳的。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姓。他叫维克多·安东诺维奇·伏罗贝奇克。

今天正巧又是他在值本市案件的班了。因此叶戈罗夫坐在值班室里，也就特别难受。

他宁愿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好在走廊又长又暗。

茹尔大概已经把他忘记了，也许是不高兴想到他。他在走廊里忽然听到茹尔的声音。

叶戈罗夫不由自主地朝这个声音走去。

一扇狭小的门半开半掩。门内有几个人在谈话。有五六个人，也许只有三四个。

“为什么要忽然把人家开除呢？”茹尔问着什么人，“要是你我被人家开除，会觉得怎样呢？”

叶戈罗夫猜想他们这是在谈他的问题。有人要求把他开除。让他去吧！也许这是库雷切夫亲自提出来的！他们大概已经向他报告过了。

叶戈罗夫不敢走近门口，又不肯完全走开，也不能听清全部的谈话。只有茹尔的声音，听得相当清楚：

“我根本反对说‘开除’这种话。这是贵族老爷们用的蠢话。至于乌夏金，我认为暂时不应该把他解雇。只要给他一次严重的警告就是了。让他明白，这儿可不是杂耍场，我们也不能容忍胡闹。让乌夏金专门管管狗，哪儿也不要他去……”

乌夏金、乌夏金……噢，乌夏金，这就是值班室墙上写着：“乌夏金，我不怕你！”的那个乌夏金。不过，叶戈罗夫此刻甚至不愿猜想，哪一个是乌夏金。

“现在我就是乌夏金。”叶戈罗夫在茹尔的门口走过，伤心地想。

忽然门开了。茹尔和三个叶戈罗夫不认识的人从里面出来。不，其中有一个是认识的。啊，那就是刑事调查局长库雷切夫同志呀！

叶戈罗夫想跟他问好。库雷切夫却不望他一眼，径自向走廊深处走去，他那铺有地毯的办公室就在那里。他有没有知道叶戈罗夫的丑事呢？虽然，如今知道不知道是无所谓了。

“嗳，叶戈罗夫，你的身体怎么样？”茹尔左手按住他的肩膀问。

“没什么。”叶戈罗夫说。

“你呀，”茹尔一面想，一面说，“现在到刑事研究室里去一下。你去过我们的刑事研究室吗？”

“还没有。”

“那你去一下吧。把扎依采夫也叫去。两人一起去。这以后你们可以回家了。明天准九点钟来。不用坐在值班室里，那边没有什么事好干的。一直到我这儿来。嗯，再见。你要愉快些……”

然而，在刑事研究室里看到那些可怕的陈列物，却叫人无法愉快。看不惯甚至于会恶心的。

叶戈罗夫想，他可不能在这个研究室里再昏倒了。丢脸的呀！他不停地舔着嘴唇，老是想吐口水，但是没有地方可吐。再说也不好意思吐。

墙上挂满绳子、口袋、木槌，并且注明某人在什么时候用这些家伙杀死了某人。玻璃柜里陈列着各种手枪，枪柄截短的步枪，血迹斑斑的刀和匕首。这些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死人的照片。但是，为什么要把杀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摄成形形色色的照片呢？为什么要把许多凶手的照片也挂出来呢？其中有一个模样儿活像妖精的老太婆，先后用各种方法杀死了十八个人；一个大胡子的马车夫弄死了自己的几个孩子；一个女贩子用人肉做包子……真是形形色色，什么都有。

叶戈罗夫简直不敢看这些东西。扎依采夫却从研究室的另一头向他叫道：“叶戈罗夫！到这儿来。你瞧还有这个……”他指指一个大玻璃瓶。从远处望去，模模糊糊地看见玻璃瓶里装着一件肉红带青色的可怕东西。

“这儿看一天也看不完的，”叶戈罗夫走过去，扎依采夫说，“我这已经是看第二次了，仍旧觉得很新奇。我们得再来看两三次。”

“要来的，”叶戈罗夫听话地点点头。“但此刻我没有工夫。我得走了。”

“等一下。”扎依采夫挽留他。

“不，我没有工夫。”叶戈罗夫重复说，说完就走了。

扎依采夫跟着他出去。

扎依采夫到底是个精细的人。叶戈罗夫在波里凡诺夫街药剂师房间里所发生的事，他从来没有提起，连暗示都没有作过一次。

他们什么都谈，就是不提那件事。

扎依采夫走到街上，忽然站住了。

“等一等。我们应该到团支部去一下。我还是希望他们把你的名字登上。”

“他们不肯的。”

“我对你说，他们肯的。我已经跟小苏拉谈过了……”

“小苏拉——这是谁呀？……”

“就是坐在民警局楼上的那一个。”

他们走到二楼上，走进那天举行庆祝晚会的大厅里。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庆祝的景象了。又是密密地摆着好多写字台，写字台旁坐着民警局的职员。

扎依采夫马上找到一个头发剪得很短的姑娘。从远处望去，她简直像一个小伙子。叫她小苏拉，真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她长得又高又大。她的嗓子也有些沙哑。但是扎依采夫还是叫她小苏拉。

“喂，小苏拉，这位朋友是我们刑事调查局里的——叶戈罗夫。我已经向你说起过了……”

叶戈罗夫搬来以后一直感到烦恼的问题，两分钟就解决了。小苏拉说，她会向杜达利亚去要登记证的，现在她先把他的名字登上。

“谢谢，”叶戈罗夫走到街上才说，“扎依采夫，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才好。说真的，上帝，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又是‘上帝’吗？”扎依采夫笑了。

“嗯，好吧，我以后会改掉的。”叶戈罗夫说。

在苍茫的暮色中，他们走过市立剧场的红色大厦。在灯光通明的剧场门口，在几株叶子早已脱落的大树间，聚集了很多人。

还有三个骑马的民警，高高地突出在人群之上。

剧场门前挂着一张极大的海报，周围亮着许多小电灯：

“有没有耶稣·基督？”参加辩论的是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38]和正教大主教亚历山大·符威登斯基。

全市居民似乎都涌到剧场里来了。当然罗，大家跑来可不是为了要立刻弄明白，究竟有没有耶稣·基督。大家都想看一看那位著名的教育人民委员。他是忽然来到这个遥远的西伯利亚城市的。至于正教大主教符威登斯基——所谓革新教会的首脑——好多人也想看一看。

“你想进去吗？”扎依采夫指指剧场问。

“嗳，难道挤得进去吗？”叶戈罗夫表示怀疑。

“但是你想吗？”

“要是能够，我很希望进去。”叶戈罗夫说。

“那么马上就去。”扎依采夫说完，低下头，向人群里钻去。

叶戈罗夫好容易才跟上他。

扎依采夫分开人群，只说了一句：“借光。”

直到门口他们才停住了。站在门两旁的收票员拦住他们说：

“你们的票子。”

“刑调局来的，”扎依采夫声音威严地说。接着对叶戈罗夫望了一眼，“这位跟我一起的。”

“请吧。”一个收票员说，小心翼翼地让了路。

这座历史悠久的剧场，装饰着玻璃挂灯，蓝色丝绒，金碧辉煌，是那么漂亮，刹那间可把叶戈罗夫惊奇得目瞪口呆了。

他从来没有到过剧场，不知道这地方有这么漂亮。

“瞧，卢那察尔斯基。”他们在包厢的丝绒栏杆上坐下后，扎依采夫指指台上说。

“哪一个？”

“你怎么，没有看到过卢那察尔斯基吗？”

“我能在哪儿看到他呢？”

“没有看到过他的照片吗？”

“噢，照片……”

“哼，你们还要胡闹下去吗？快下来！不然我要叫民警了。”一个整洁的收票老头儿对他们说。

扎依采夫藐视地朝他望了望：

“叫吧。我正想劳驾您一下呐。”

叶戈罗夫却从栏杆上跳下来，拉了拉扎依采夫。

“别搞了，要不他们会把我们当作流氓的。”

“不会的。”扎依采夫瞟了一眼收票员，但终于也跳了下来。

“你说，哪一个是卢那察尔斯基？”叶戈罗夫问。

“哪，胖胖的那一个，你瞧左边，戴夹鼻眼镜的。”

“我还以为是瘦的那一个呢。”

“你怎么？”扎依采夫惊奇地对叶戈罗夫望望，“难道看不清楚吗？”

“不，没什么。”

“瘦的那一个是神父。一下子就看出他是个神父。他就是正教大主教符威登斯基。”

说真的，这是很容易搞错的。

隔着讲台，只看到大主教的头部和肩膀。他的头发也不像一般神父那么长。他站在讲台上，翻弄着文件，引用别人的话，就像一般做报告的人那样。不过，他的引证都是根据《圣经》，因此用的是很多人不懂的教会斯拉夫文。

这种文字叶戈罗夫倒是懂的。他一开始念书，学的就是斯拉夫文。在他进学校以前，父亲就用一本古书教他识字。

叶戈罗夫的父亲最爱念的，就是那种古书，主要是教会的圣书。他是个泥瓦匠，常常修理教堂屋顶，因为这个缘故，跑遍了整个西伯利亚，并且自认为跟教会很接近。直到临死以前，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才对宗教失望了。

叶戈罗夫的祖母生前天天读《圣经》，一直读到死。她还常常带着孙子，乘渡船到老桦树庙去朝拜圣索福朗尼的遗体。

叶戈罗夫如今还记得各种祈祷文。不过，宗教的世界如今离他已经很远，好像落在一片迷雾中了。他对于大主教的演说，也完全不感兴趣。他心不在焉地望着两旁，查看着描花的天花板、包厢、楼厅。

忽然扎依采夫抓住他的手。

“现在你听！卢那察尔斯基……”

一个体格魁梧、脑袋很大，头顶微秃的人，在桌旁站起来。他的夹鼻眼镜在闪闪发亮。

“嗯，好吧，”他说，“我们暂且假定大主教符威登斯基的论点，说他自己是直接从萨凡奥夫神起源的。我们假定他是照神的样子创造的。不过，我和那些赞同我的人，正像科学所肯定的那样，是由猿变成的……”

叶戈罗夫俯身到扎依采夫的耳朵旁，仿佛讲什么秘密话似的低声说：

“是的，我们大家都是猿变的。”

扎依采夫又笑了。

“我说的是正经话，”叶戈罗夫皱起眉头说，“我还在杜达利亚就读到过，我们都是猿变的……”

叶戈罗夫的那种声调好像说，我也不喜欢这个新发现，但又不能不承认它。接着，叶戈罗夫叹了一口气。

他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可是在黑暗的院子里还有锯子和斧头的声音。

卡嘉和孩子们正在厨房的窗下起劲地干活，火油灯从窗子里射出一条淡淡的光。他们在锯着和劈着木柴，并且把锯好的柴堆在低矮的屋檐下。

叶戈罗夫感到很惭愧。孩子们和卡嘉在干活，他却在外面游荡，听主教的演讲。大家都以为他被工作耽搁了。谁知道他今天在工作上还出了丑。

卡嘉看到他回来，却很高兴。

“孩子们，你们锯吧，”她放下锯子，“我去给舅舅弄些吃的东西。”

以前她从来没有那么称呼过他。

“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叶戈罗夫说。

“哼，我看得出来，”卡嘉用围裙擦擦手，“从你的脸上看得出来，你吃过什么了。脸色苍白得像死人。”

“不，我真的不想吃。我跟你们一起来锯木柴吧。”

“去吃吧，”卡嘉把他拉到房子里，“我今天烧了菜汤。一大锅。我们也再吃一些。菜汤还热呐。”

她一连说了三次“菜汤”，叶戈罗夫也忽然觉得肚子饿，很想吃一些了。

“汤很好，很浓。加火腿骨头烧的。”卡嘉在桌上放了一盘香喷喷的菜汤说。接着又切了几片厚厚的面包。

十月革命节庆祝晚会的那张请帖，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他们姊弟俩关系的转折点。如今她格外高兴照顾他，把他看作重要人物，并且因为有这样一个弟弟而感到自豪。

叶戈罗夫吃完东西，昏昏沉沉地很想打瞌睡，但他终于克服睡意，也去锯木柴。外甥们很兴奋，个个都想跟他一起锯。可是，如愿以偿的只有最小的外甥科里亚。米嘉和华仑金只好劈柴，并且把劈好的柴堆起来。卡嘉就去把明天要洗的衣服浸在水里。

九

叶戈罗夫通夜翻来覆去，睡不安宁。他甚至于在睡梦中叫了起来。

他梦见死去的药剂师，梦见一些癞皮的老虎，那些老虎一定要吃他。

他爬到一株很高很高的落叶松上，可是它们紧紧地盯住他不肯放。

他觉得筋疲力尽，很想睡觉，但又怕一睡着，老虎会把他撕碎。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结果，老虎并没有把他撕碎。

他早晨醒来，精神倒很振作，又吃了些昨天的菜汤，上班去了。

工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茹尔叫他和扎依采夫坐下来抄些审问和视察现场的旧记录。他们合坐一张桌子。

扎依采夫一面写，一面气冲冲地说：

“又是小学生的玩意儿。”

其实，在学校里他也未必抄过这样的文件。

叶戈罗夫却一言不发。

学校生活是叶戈罗夫一生中最甜蜜的回忆。在学校里他碰到了安尼雅，并且爱上了她。直到现在，这个回忆还使他有些飘飘然。至少得把安尼雅的哥哥找到。他真想知道，安尼雅现在在什么地方。不过，这一切用不着性急，将来都可以办的。

现在主要的是工作。不管什么工作，抄写文件也好，干别的事也好。只要能度过这段试用期，在这儿固定下来就好了。

中午十二点钟，伏罗贝奇克走来，请求茹尔让扎依采夫跟他一起到扎莫施金林去一下，因为昨天夜里那边发生了两次抢劫案。

扎依采夫从扎莫施金林回来，已经两点多了。茹尔又派他去传药剂师科洛密耶次的老婆。从住址问讯处知道，她住在兹维林近郊，车站街六号。

扎依采夫又出差去了。叶戈罗夫却继续抄着旧记录。不，他也不是一直在抄。中午休息的时候，楼上民警局里响起了一阵铃声，叶戈罗夫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纸袋来。纸袋里装着一块面包，两只马铃薯。他吃了面包和马铃薯，又用巴巴里斯牌水果糖冲了一杯开水——卡嘉送给他这块糖，表示特别尊敬他所从事的重要工作。

其实，工作并不太重要。叶戈罗夫想，他们不让他参加外勤工作，也许会留他做文书工作吧。他们两人都会被列入编制的，但会被分配做不同的工作。嗯，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留他们工作就好了。总之，干什么工作还不都一样？只要努力把工作做好，不然连文书工作他们都不会要你的。

因此，叶戈罗夫很卖力。他整整齐齐地写着每一个字母，可是钢笔很松，笔头摇动，弄得他很恼火。他的手指沾满了墨水。他担心不要把纸头也弄脏了！扎依采夫把药剂师的老婆带来了。

“我正在等你，”茹尔对他说，“还得把弗里尼夫老大，波里斯也去带来。他住在贝洛格拉士街13号。”

扎依采夫没有来以前，茹尔原可以差叶戈罗夫去把弗里尼夫、波里斯传来的。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可是茹尔却没有差叶戈罗夫去。这就是说，照茹尔看来，叶戈罗夫是连这么简单的外勤工作都不配做的。“嗯，就这样吧！”叶戈罗夫想，“让扎依采夫去吧，我做抄写工作得了。他们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不任性。我不去也好，因为鞋子很糟糕，街上又泥泞。”

不过，在他意识的深处，一种难受的委屈，还是像煤块一样在暗中燃烧着。

叶戈罗夫不肯甘心的是，说扎依采夫比他能干，扎依采夫什么都行，扎依采夫在这儿已经被公认为勇敢的小伙子，而他叶戈罗夫却害怕药剂师的尸体，甚至像一个小姑娘似的吓昏了。

不过，现在后悔已经晚了。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让叶戈罗夫显显身手的。但现在：“……在视察现场时发现……冒号。怎么会发现冒号呢？多么荒唐啊！我弄错了。我大概疲劳了……”

他确实疲劳了。

六点钟了，外面已经黑了。但是叶戈罗夫决定要改正错误，决定把那份视察记录从头抄过。

就在这时茹尔向他走来。叶戈罗夫怕茹尔会念到最后一句，发现这个愚蠢的错误。这样他就知道，这个见习生连文书工作都不配做。

叶戈罗夫用手掌遮住最后一行字，把墨水也抹糊涂了。他的双手紧张得出汗。

茹尔却一点也没有注意他所写的东西。他在叶戈罗夫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说：

“听着，叶戈罗夫。我对你有一个请求。（注意：他不说任务，而说请求。）昨天我叫停尸所把药剂师科洛密耶次的尸体冰起来。见他的鬼！他的案子也有些线索了。但你知道在那边工作的是些怎样的人吗？你能不能到伊凡诺夫医院去一下，去检查检查？……”

“那就这样吧。”叶戈罗夫垂下了眼睛。

“我知道你不愿意看到那个药剂师。但问题是没有人可派。我还得审问两个人。你去吗？”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这算什么话！”茹尔忽然变得严厉起来。“你现在是在工作，跟你说话的是国家特派员。首先得站起来……”

“那就这样吧。”叶戈罗夫不自觉地又说了一次。接着站了起来。

“那么你去吗？你能去吗？”

“为什么不能去呢？好。马上就去吗？”

“是的，得马上就去……”

到那边去用不到坐车子。只要沿大马路走过两条街，再拐弯到巴卡列夫街，向河滨走去就是了。伊凡诺夫医院就在浮桥那一头的河滨上。

叶戈罗夫走着去，一路上竭力克制那种大难临头的痛苦感觉，同时心里想：“要是现在派伏罗贝奇克或者扎依采夫到停尸所里去，他们会怎样呢？他们怕连头皮都不会搔一搔吧。不，他们大概也会感到嫌恶的。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会去的。我也能去。这是什么缘故呀？”

河滨很黑，也很冷。

伟大的河，笼罩着寒冷的雾气，呻吟着，咆哮着，仿佛很痛苦，因为严寒到如今没有来临，河面一直没有结上坚冰。

过了桥比较亮一点，因为从医院的玻璃窗里有淡淡的灯光透出来。医院很大，从这条街伸展到那条街，四周围着石柱做根底的铁栅栏。

叶戈罗夫走进医院的院子里。那里更加亮了。

两个穿灰色长袍的女人，抬着一副盖有被单的担架从边门里走出来。

“这是哪儿抬来的？”一个腋下夹着报纸包的男人在旁边走过，问，“八号房间的吗？”

“八号的。”

“难道是萨维利耶夫吗？”

“是他。”

“他死了吗？”

“是的，死了。”

“嗯，这样对他倒好些，受苦受完了。”那个男人满意地叹了一口气说。他显然是医院里的人，也许是个护士，说完话，整了整腋下的纸包，走开了。

“他大概是上澡堂子去吧。”叶戈罗夫心里想。接着他望望那两个抬担架的女人，又想：“有人在干这样的工作，也许天天都在干，可是他们不在乎。我才被派到这儿来，却已经有点害怕了。其实有什么可怕的呢？”

叶戈罗夫想问问那两个女人，停尸所在什么地方，但是他猜想担架一定是抬到那边去的，就跟着她们走去。

“尼科津！尼科津·叶夫格拉非奇！”其中的一个女人叫道，“快开门，来接客人。”

“你嚷什么呀？人人都可以进来。你们也并不例外。”一个老头儿的声音从地下传出来。接着地下室的门上闪出一道灯光。

一个老头儿从地下室里出来。他身上穿着帆布衣服，帆布裤子，颈项像鹅脖子一样又细又长，孩子式的小脑袋上戴着一顶暖帽。

“昨天有个药剂师送到这儿来了，”叶戈罗夫对他说，“上级命令，要把他冰起来。药剂师的名字是，”他看了看纸条，“科洛密耶次·雅可夫·维尼阿敏诺奇。”

“我不知道，”老头儿摘下帽子，抖了抖，重新又戴上了，“这儿差不多全是药剂师。要是吩咐冰起来，那就已经冰起来了。你自己去瞧瞧吧……”

他领叶戈罗夫打宽阔的石级走下地下室。那副担架已经抬到里面了。

走到地下室的深处，老头儿又把壁龛里的小灯点着了。壁龛里发出一股阴森森的死人味道。这时叶戈罗夫才看到低矮的台上一并排放着八具尸体：三具女的，四具男的，还有一具大概是男孩子的。看不清楚。灯光很暗，因为灯上积满了尘垢。

“他是您的亲人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叶戈罗夫简直有些生气了，“我是刑事调查局的。”

“噢！那可是另一回事了。”

叶戈罗夫以为老头儿一知道他是什么人，一定会对他特别恭敬，并且会向他道歉，因为他还没有把药剂师冰起来。谁知正巧相反，老头儿一知道叶戈罗夫不是药剂师的亲戚，对他就一点也不感兴趣了。

“您自己找吧，他就躺在这儿。”老头儿指指整个地下室。说完，另外点了一盏灯，后来又点了一盏。

地下室很宽大。

“叫我到哪儿去找呢？”叶戈罗夫手足无措地说，接着打了一个寒噤。这儿简直比河滨还冷。但是，不知什么地方似乎有一股暖气在流动。不，这不是暖气，这只是一种气闷的感觉罢了。

“怎么样，您给他们编过号吗？”叶戈罗夫问，竭力不露出慌张的神色。

“嗐，编过号啦，”老头儿吃吃地笑了，“你来得及给他们编号吗？瞧他们有多少。太多啦，可怕……”

其实，老头儿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叶戈罗夫却感到可怕。他还感到有些恶心，就像上次那样。角落里有些影子在灯光下舞动，似乎这儿不仅放着死人，还藏着活人，而这些活人又是跟老头儿串通的。串通好了来对付叶戈罗夫。嚯，他们马上要来害死他了。用非常狡猾非常恐怖的手段害死他。

叶戈罗夫走到门口。

他真想马上就走，并且回去说，药剂师的尸体找不到，没有办法找到。这样行不行呢？让伏罗贝奇克来一下吧，既然他那么喜欢嘲笑别人。或者让扎依采夫来。不论派什么人来都行，只要他愿意。哼，工钱还没有发过，就派人家到这种地方来了……

“您怎么，是不是有点害怕？”老头儿忽然带着嘲弄的神气瞧瞧叶戈罗夫。

于是，昨天的耻辱又在叶戈罗夫眼前出现了。这种耻辱又重现了。

“干吗我要害怕呢？”叶戈罗夫换了一口气才问，“你不害怕，我倒害怕吗？”

“我有什么要害怕的！”老头儿又冷笑了一声，“不过，我发现有很多人害怕。甚至从你们那儿来的……就是说，从侦探处来的……”

“我不是从侦探处来的！”叶戈罗夫带着挑战的神气断然地说，“我是从刑事调查局来的！侦探——这是沙皇时代的人物。嗯，你指给我看，哪些是最近的，哪些是昨天送来的……”

“我不愿意找。您自己去找吧。找死人可不会另外给我钱的。”

叶戈罗夫刹那间又手足无措了。他怎么找得到呢？怎么也找不到的！不过，他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老人家，昨天就叫你把药剂师冰起来了。可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谁要你噜苏什么人害怕、什么人不害怕？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可别在这儿装糊涂。我对你说，我不是什么从侦探处来的，我是从刑事调查局来的。你指给我看药剂师在哪儿……”

“请吧，您瞧吧，”老头儿忽然真的害怕起来了，“我们先来瞧瞧这一个，”他拉了拉边上头一个男人的脚，“我们不用惊动女的，我们就光瞧男的。不是这一个吗？您瞧瞧……”

要叶戈罗夫瞧死人，这可太不好受了。但他还是瞧了瞧。

“不，不是这一个。”

“好，那我们就从那一边看起吧。”老头儿提议说。

叶戈罗夫没有点死人的数目，不过，老头儿翻看了至少有二十个，叶戈罗夫才说：

“就是这一个。”

不错，真的是药剂师。叶戈罗夫只对他瞧了一眼，又开始觉得不舒服了。“但愿别再出丑了。”他想，连忙把一只肩膀靠在石柱上。

不过，老头儿不再朝叶戈罗夫望一眼，抓住药剂师的两脚，就把他拖到有冰的壁龛里去了。

叶戈罗夫心里真感激老头儿，因为他没有叫他帮忙！

可是，老头儿把药剂师拖到壁龛旁，却叫道：

“对不起，青年人！来吧，让我们一起来把他抬上去！”

叶戈罗夫事后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一切是怎么过去的。

不过，当时他还是集中力量，勉强抓住药剂师那双又冷又硬的脚，稍微摇晃了一下，把他抬到冰上。

“多谢。”叶戈罗夫对老头儿说。说得很勇敢，很坚决。

接着就走出了地下室。

“也得谢谢您哪，”老头儿回答。“照顾死人——这是我们的本分。可不是吗？每个人都得有个安排……”

叶戈罗夫走出地下室，觉得筋疲力尽。他的膝盖在哆嗦。

但他还是勉强穿过院子，一直走到矮墙边才停下来。

他靠在矮墙上，再也走不动了。他感到恶心，两眼发黑。不知怎的很想哭一场。但他又觉得害怕——万一被人家看到，怎么办呢？他们会说：“嘿，小伙子，看到死人害怕吗？您几岁啦？”“到冬天满十八岁了。”“您在哪儿工作啊？”

“嗳，好吧，”他自言自语，“慢慢地走回去吧……”

当他走到河滨的时候，膝盖已经不再哆嗦了，但仍然有点恶心。他在桥上站了一会儿，双肘靠在栏杆上，假装在看水。随后又向前走去。

十

大马路上的电灯都已经亮了。在红沟电影院门口，灯光也像往常一样，特别耀眼。这儿装着古老的六角灯，照着广告牌。这些灯还是从前留下来的，那时候电影叫影子戏，是一个流浪到西伯利亚的意大利人经营的。

电影院在上映一部旧片子，片名叫《像玩弄玩偶一样玩弄心，像打碎玩偶一样打碎了心》。明天将上映一部新片子《爱的太阳》。

叶戈罗夫在大玻璃窗前站住，看着电影院的预告照片。

他站下来，并不是真的想看照片，而是因为忽然又觉得很不舒服了。唉，叶戈罗夫，叶戈罗夫，你怎么这样软弱啊！

他对自己生着气。

忽然有人拉了拉他的袖子。他回过头去，看到一个红脸颊的高个子青年站在他的面前。那人身上穿着一件讲究的黑呢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灰色帽子。一双时式的尖头皮鞋擦得刷亮，虽然路上很泥泞。

“叶戈罗夫，你不认识我了吗？”

“怎么不认识？马尼契夫。你在哪儿工作呀？”

“在私商那里。如今只有私商那里挣得到钱。在古谢夫糖果厂里。我听说，你好像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已经回来了。在杜达利亚干过一阵。”

“现在在哪儿呢？”

“现在吗，”叶戈罗夫感到为难了，“现在看情况……”

叶戈罗夫不敢说，他现在在刑事调查局工作。事实上，他还不是正式在工作。还不知道能不能干下去。

他们随便谈了一通，根本没有谈到什么正经的，好像一般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那样。不过马尼契夫老是用沉重的目光打量叶戈罗夫，仿佛一个精通世故的成年人。后来他说：

“真有意思。我记得你写过诗。还给我看过。我们的地理教师尼娜·斯吉潘诺夫娜说你有天才。我还以为你高飞远走啦……”

“我没有走。”叶戈罗夫笑了笑，笑得很勉强，因为心里很难受：他没有能走远。人家走了，他却没有走。连新鞋都没有能力给自己买一双。脚上的破鞋已经唧咕唧咕地灌满泥浆了。

不过，叶戈罗夫碰到马尼契夫，还是很高兴。当然啰，要是他现在情况好一些，碰到他就会更高兴。然而，回想回想童年、学校、校园，总是有趣的。他记得常常跟马尼契夫溜到校园幽静的角落，靠近隔壁那座房子的潮湿的石墙。叶戈罗夫偷偷用神秘的声音念着自己写的诗，当时幻想着自己不平凡的前途，他是多么兴奋哪！当他读到“将来”这个美丽的词儿时，他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

如今，“将来”已经来了。他却吓得半死不活地从停尸所里出来。而且不好意思告诉马尼契夫。叶戈罗夫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豪。他走得不远……

“你怎么，在生病还是怎的？”马尼契夫又向他打量了一下。

“不，我身体好着。”

“生活过得很糟吗？你的气色很难看，像害过伤寒病一样。”

“不，没什么。生活过得不坏。”

“你到我们厂里来吧，”马尼契夫邀请道，“我们是老朋友，我可以给你想法子……”

“谢谢，”叶戈罗夫说，接着心里想：“说不定还得去找他呢。”但是他并没有问马尼契夫的地址。他只问：“你没有碰到我们的同学吗？”

“碰到的。你记得安尼雅吗？”

“安尼雅吗？”叶戈罗夫不知怎的反问了一句，觉得喉咙塞住了。“她在什么地方？”

“瞧，她就在那边。”马尼契夫指指电影院的玻璃门。

叶戈罗夫看到了安尼雅。她站在灯火辉煌的前厅里，身上穿着一件羔皮镶边的轻巧短上衣，头上戴着一顶羔皮帽，正在买苹果。她的样子有些陌生，跟过去不同，但越发漂亮了。

叶戈罗夫不愿让安尼雅看到他这副狼狈的样子。但他又很想听听她的声音，摸摸她的手。不，不用摸，只要看一看就行了，看看她怎样扬起两条弯弯的眉毛，嫣然一笑，同时颊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叫谁看了都喜欢。他曾经梦想结婚，不，不是结婚，是忽然发生什么奇遇，使他跟安尼雅碰在一起。他很喜欢那支古老的歌：

我把雪橇钉上花毯，

再在马颈上结上红带。

雪橇叮叮噹噹地飞奔，

我要在路上把你抢跑。

叶戈罗夫表面看来很文静。谁知道他心里在准备坐上雪橇，赶动马儿，并且把安尼雅在路上抢跑呢。

一会儿，安尼雅从电影院里出来，走到街上，眼睛溜来溜去，找寻着马尼契夫，找到了，微微一笑，从纸袋里掏出一只很大的红苹果递给他。

她没有认出叶戈罗夫来。

“安尼雅，这是叶戈罗夫。”马尼契夫说，把苹果递给叶戈罗夫。

“我不要。”叶戈罗夫摇摇头。

“大家都变了，变得厉害，”安尼雅瞧瞧叶戈罗夫说，“只有你，叶戈罗夫，还是像从前一样怕羞。吃苹果吧。我这儿还有……”

她没有向他问好，碰到他，也没有表示惊奇，只是问：

“你也看这一场吗——七点三十分的？”

“不，”叶戈罗夫又摇摇头，“我只是从这儿经过。”

后来，他问她的哥哥在哪儿，她自己在干什么。她说哥哥在剧院里混。她就是这样说的：“混。”不是演员，好像是经理或者副经理。他到巴尔拿去了。她自己在外国语学校念书，已经是二年级了。

“学外国语——这在今天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马尼契夫咬了一口苹果说，“任何外国企业都需要翻译。他们付薪水都用外币。据说，连航运业都让给外国企业去经营了。好些事情布尔什维克应付不了……”

马尼契夫说这话，就像在打叶戈罗夫的耳光。叶戈罗夫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大概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

电影院里的铃响了。买七点三十分票的人应该进场了。

马尼契夫扯扯叶戈罗夫的衣袖。

“嗯，再见了，祝你健康。”

“好的。”叶戈罗夫说。他对安尼雅点了点头，走开了。

安尼雅却挽住马尼契夫的手，也没有回头看叶戈罗夫一眼。是的，她为什么要回头看他呢？

耀眼的电灯光从商店、药房、理发店的橱窗里射出来，射到街上。

街道的上空，街心的上空也吊着许多电灯，在风中摇荡不停。

灯光照得水洼闪闪发亮。

街道的每个拐角上，坐着擦皮鞋的孩子，身旁放着黑色的小木箱。

在这种坏天气里，很少有人要擦鞋。但是，孩子们却想喊住每一个行人：“公民，擦一擦吧！包您擦得干干净净，包您擦得亮晶晶。”

不过，孩子们对叶戈罗夫却不感兴趣：他的鞋子已经犯不着花钱来擦了。何况叶戈罗夫也没有钱。而且在短时期内不会有钱。

马尼契夫穿着时式尖头皮鞋，叶戈罗夫短时期内也买不起。也许永远买不起。然而，马尼契夫谈到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不论怎样叶戈罗夫是应该回敬他几句的。

他应该狠狠地回敬他几句，让安尼雅一下子脸红耳赤。呸，马尼契夫，你不是老爷，只是个奴才，尽管你装得神气活现，好像一个老爷。你爸爸是有钱人家的马车夫，也是个奴才。你们一辈子就是奴才。“如今只有私商那里挣得到钱。”哼，你们去挣吧！去给私商从头到脚地亲吻吧！至于安尼雅呢，就让她去吻那些……外国老板吧。再有，要是她喜欢马尼契夫的话，她也可以去吻这头公猪。“好些事情布尔什维克应付不了的。”好，我们瞧吧，到底是谁应付不了谁！现在要是派你到停尸所里去找药剂师的尸体，包你会吓得屁滚尿流的……

叶戈罗夫情绪非常激动，以致刚才的不舒服感觉完全消失了。他的额上冒汗。帽子的漆布里子粘住了前额。他拉住帽檐，把这顶旧帽子拉到脑后。他那苍白消瘦的脸忽然露出了大胆果敢的神气。

他就这样走进茹尔的房间里。

可是，茹尔不仅没有称赞他，连瞧都没有瞧他一眼，仍旧专心致志地翻着桌上的文件。

桌子上摊满了文件。

“哎，真要命！”茹尔终于叹了一口气说，“我把希季科夫给忘了。我压根儿把他给忘了。”

“我认识希季科夫的，”叶戈罗夫说，“他在我们的院子里住过。后来搬走了。现在住在马车夫山上……”

“他哪儿也不在了，”茹尔又动手乱翻文件，“今天给人家打死了。”

“给人家打死了？”

“是的。得把他也冰起来。我们用得着他。这都是同一个案子。哼，那个药剂师科洛密耶次简直把我们的头脑也搞昏了！没有他，手头的工作能算少吗？如今又不能把他丢开。得把希季科夫冰起来。”

叶戈罗夫一声不响。茹尔仍旧在乱翻文件。他这是丢了什么啦？

“你刚才去的时候，我应该请你把希季科夫也冰起来。”茹尔又说。

叶戈罗夫出乎自己意外地说：“我可以再去一次……”

“你去吗？”茹尔似乎高兴了。

“我去。”

“好的，请你再去一趟吧，叶戈罗夫。不要怕麻烦……你吃过饭吗？”

“来得及的……”

“你吃饭的钱有吗？”

“我哪儿来钱？”叶戈罗夫简直有些弄不懂了。接着又对茹尔说：“我可以回家去吃的。”

“回家你要到明天才有饭吃，”茹尔严厉地说，“你现在先到医院里去办一办希季科夫的事，然后到加尔各答饭店去吃饭。哪，你拿去，”他掏出一些钱来，“拿去，拿去，别扭扭捏捏。我不喜欢这样。发工钱的时候还我好了……”

“嘻，到加尔各答饭店去，”叶戈罗夫笑了笑，满以为茹尔是在跟他开玩笑，“他们也会给我准备吗？”

“别处都关门了，食堂都关门了，”茹尔看看表说，“只有加尔各答饭店现在正是热闹的时候。你到那边去吃吧。去听听音乐。但是，记好，不能喝酒。一滴也不能喝。你是在工作。”

“我从来不喝酒。”叶戈罗夫涨红了脸说。

“夜里十二点整我需要你。”茹尔用手指敲敲一座塔形的台钟的钟面。这台钟是一件物证，上面嵌有一块银牌子，说明是某某人送给某某人的银婚礼物。茹尔忽然说：“慢着，还是这么办吧。希季科夫是伏江科夫经手的，那就让他去冰吧。我马上叫他来。你现在到加尔各答饭店去。一定得好好吃一顿。叫一盆鱼羹吃……半夜里天会发冷的。我感觉得到。”

叶戈罗夫终究没有去加尔各答饭店。他心里很想去，因为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他决定不去，也不回家。反正今天还得出来，而一回家，卡嘉就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上哪儿去？干什么去？

到十二点钟还有很多时候，而他又不愿意在走廊里闲荡。

叶戈罗夫走出屋外，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他发现街道变得白了些——下过雪了。

街道对面，马拉特俱乐部入口处灯火通明。门口挂着一张海报：“今天举行演讲。八时整开始。欢迎参加。”

叶戈罗夫穿过街道。

离演讲开始还有八分钟，但是来听讲的人并不踊跃。看电影或者表演，大家争先恐后；听演讲呢，即使不要票子，来的人也不多。

叶戈罗夫用茹尔借给他的钱，在俱乐部里要了一份杂拌凉菜、一份青鱼、两百克面包。吃完了，觉得还没有饱。他想再要一份夹奶酪的面包，一杯加糖的红茶。这些钱难道他不能还茹尔吗？当然，他能还的。茹尔亲口说过：“发工钱的时候还我好了。”这样看来，工钱会有的。

这个希望鼓舞了叶戈罗夫。他不但又买了夹心面包和茶，还买了两包游船牌饼干——就是巴尔马舍夫在值班时所吃的那一种。这种精美的饼干，可不是光为巴尔马舍夫做的！

一切都很如意。叶戈罗夫喝完茶，吃完饼干，俱乐部主任正巧从会场里出来说：

“喂，同志们，演讲要开始了。不能再等了。演讲以后还有电影。”

演讲的题目叫“西伯利亚的未来”。

不来听这样精彩的演讲，真是傻瓜！

叶戈罗夫听得津津有味。

一个头发灰白的小老头，大概是什么学者吧，详详细细地讲着未来的一切。

再过一些时候——是的，那位学者并没有说多少时候——西伯利亚将变得谁也认不得。列宁指出，电气化将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西伯利亚就有实行电气化的各种条件。西伯利亚将建设许多雄伟的工厂，工厂的规模将是世界上空前的。这些工厂将生产各种东西：从最复杂的机器到花露水。那时我们就再也不需要什么外国企业家了。我们不愿受世界资产阶级的奴役。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来。我们要建设美丽的新城市。我们将忘记“经济崩溃”和“失业”这一类字眼。

叶戈罗夫当然不怀疑，这一切将来都会实现的。但他希望赶快实现。不然的话，要是这样拖下去，有好多人会受不了的。好多人的日子都很难过。等到失业消灭的时候，这位做演讲的老头儿恐怕也已经死了。得赶快开设工厂，好让大家都有工做。目前我们的情况真是糟得很：据说，只有工会会员才能找到工作，可是要加入工会，得首先参加工作。试问怎么参加法呢？因为这个缘故，叶戈罗夫的姐姐一年多来一直找不到工作。带着三个孩子，光靠洗洗衣服能挣多少钱呢？何况还有一个弟弟要靠她赡养……

叶戈罗夫坐在会场里，一面用心听演讲，一面忽儿左手，忽儿右手，忽儿两手一起击着椅子的边。

他能碰上这么精彩的演讲，真是运气。但是他担心不要把公事耽误了！他得在十二点以前赶到办公室。他向坐在旁边的人低下头去，悄悄地问了时间。原来还不到十点钟。这就是说，他还来得及看完电影。

时间过得真有意思。是的，真有意思。演讲的人在谈论将来的日子，但是这样的日子毕竟还没有来到呢。

叶戈罗夫弄错了，今天他在电影院门口，还以为现在所过的生活，就是他从前理想中的“将来”。

对，这样的日子会来到的。美好的将来！不过，在那个时候可不会再有安尼雅了。叶戈罗夫也不会再对她念念不忘了。今天他获得了一些东西，也失掉了一些东西。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

十一

半夜十二点整，叶戈罗夫走进刑事调查局暗蒙蒙的走廊里。

去过灯火辉煌的马拉特俱乐部以后，他觉得这儿格外黑暗，好像老桦树庙里只点着几支细蜡烛的地下室——那老桦树庙就是小时候祖母带他去朝拜圣索福朗尼遗体的地方。这儿的墙壁很厚，没有窗，也像那个地下室，地也是水泥铺的。

好多人早已回家了。留着没有走的，除了值班员以外，只有那些要参加今夜行动的人。

茹尔从远处的门里出来——大概是从局长的办公室里吧——看到了叶戈罗夫。

“谢辽查在哪里呀？”

他已经用小名来称呼扎依采夫了。

“我可以去把他找来。”叶戈罗夫说。

“不用了，”茹尔抖动黑色的头发说。在白天看得出，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虽然只有一点儿，但此刻在阴暗的走廊里却看不出来，“扎依采夫自己会来的。他是个可靠的小伙子。”

这么说，茹尔已经知道扎依采夫是个可靠的小伙子了。那么叶戈罗夫是个怎样的小伙子呢？

这一层还没有人知道。

“去吧，叶戈罗夫，你到我的房间去坐一会，”茹尔一面说，一面继续沿走廊走去，“我们就要走了。”

上一次茹尔在马车夫山搜查军火，被人开枪打伤了。根据可靠的消息，又有一批日本卡宾枪从远东方面偷运进来。

还在春天里，茹尔就抄到两大批军火。他相信可以抄到第三批——关于这批军火经常有人送情报来。可是没有成功。匪徒们进行反抗，弄得他的右手要用绷带吊起来，还经常作痛，痛得叫人烦恼。骨头显然伤得很厉害。然而，茹尔现在可不能躺下来养伤。他想尽快抄到这批军火，等抄到以后，再来考虑怎样对付手臂的伤势吧。

“我们走了。”他在十二点半的时候说，接着沿走廊大踏步走去。

扎依采夫已经来了，就跟着茹尔走去。叶戈罗夫当然也一起去。

他们在院子里坐上一辆老式飞霞脱牌^[39]大汽车，这辆车子在刑事调查局被简称为“飞霞”。

车上张着破洞累累的帆布篷，里面坐着些人，但是看不清他们的面貌，因为车上很暗。院子里也很暗，街上也一样。城市早已入睡了。他们却在开到什么地方去……

不过，并不是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睡觉。车子开过加尔各答饭店，他们听到里面在奏音乐。这音乐将奏个通宵。从饭店的宽大窗子里，也通宵会有跳动的青光流出来。再有琳琳琅琅的手鼓声也将响个通宵。茨冈人的喉音很重的歌声，将不时打断醉后的喧哗。

加尔各答饭店里一定很温暖，很舒服。但在大汽车上却很冷。风从破洞和缝隙里钻进来，已经是冬天那种刺骨的寒风了。

叶戈罗夫坐在靠近车尾的狭长凳子上，一只手握住铁扶手。那只手被冰凉的金属冻僵了。但是又非握住不可，不然的话，会从车上掉下去的。这样一来，值班室里的人又要打哈哈了！

“你在哪里呀。叶戈罗夫？”茹尔问道，“还活着吗？”

“活着。”叶戈罗夫说。不过，他的声音不知怎的有些沙哑，凄苦。

车上的人都笑了。如今他不论干什么，说什么，人家总要笑他。哼，让他们笑去吧！

从笑声里叶戈罗夫听出伏罗贝奇克来。原来伏罗贝奇克也跟他们在一起。叶戈罗夫的那只手已经完全僵硬了。再下去会怎样呢？

大汽车震得啷啷发响，好像一只洋铁罐子吊在绳子上。

车子忽然停下来。好极啦，这一下子可以焐焐手了！哪怕只有一分钟也好。这双手还得干活呐。说不定马上就得拿手枪。说不定还得开枪呐。谁知道究竟得干什么！

手枪很温暖，它被叶戈罗夫的肚子焐暖了。叶戈罗夫却觉得很冷。茹尔料得对，夜里天要冷的。

有三个人嘁嘁喳喳地说了一阵话，跳下汽车，没入地狱一样的黑暗中。

现在可好了。叶戈罗夫在凳子上坐得舒服些，也用不着再握住扶手了。他把手插进怀里，放在心口上。心却不知怎的跳得很厉害。也许他有些胆怯吧？也许他真的有些害怕吧？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车上有这么多人，谁也不怕什么。他为什么要怕呢？

伏罗贝奇克又笑了。不过，叶戈罗夫明白，伏罗贝奇克这回并不是笑他。

现在叶戈罗夫分得清车上每个人的声音，听得见所有的话了。

“嗯，你生我的气，是吗，乌里央·格里戈利耶维奇？”伏罗贝奇克问茹尔。

“为什么要生你的气？”茹尔说。“这案件是我自己挑的，虽然一般说来没有多大意思。我是想挑个轻松的案件，给见习生作实习。如今这药剂师却叫我伤透脑筋了。手头有着这么些案件，再加上他的事，真是要命。总不见得没有他我就没事好干了……”

“好吧，乌里央·格里戈利耶维奇，药剂师的案子归我来搞吧，”伏江科夫提议说，“你那两个见习生也交给我好了。”

“不，还是让他们留在我的身边，”茹尔快乐地回答，“都是很出色的孩子！药剂师的案子我们自己会抽空处理的，总要弄他个水落石出。”

茹尔其实也跟别的几个人一样，是刑事调查局的特派员。不过，从车上其余的人跟他谈话的那种态度看来，茹尔似乎享有一种超过他们的权力。

伏江科夫忽然请求他说：

“乌里央·格里戈利耶维奇，关于巴伦丁的事，你去跟库雷切夫说一说吧。这到底是个政治案件。但他不肯给别人。我希望有一批人一起来搞。”

“我去说，”茹尔答应了，“但会有什么结果呢？这问题不光在库雷切夫一人身上……”

叶戈罗夫用心听着他们的谈话，猜想茹尔准是个不平常的人。虽然不是局长，但准是个不平常的人。噢，那有什么不明白的！茹尔是党支部书记呀。

叶戈罗夫跟扎依采夫能碰上茹尔，该是很走运吧。但也许并不走运呢？谁知道以后怎样……

汽车又停住了。又有两个人从车上跳下去。汽车过了阿尔希列桥，再有一个人跳了下去。

现在跳下去的人一定是个最勇敢的。因为这儿附近有个坟场，坟场后面住着些最大胆的匪徒。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

从前叶戈罗夫的父亲也常常说，坟场后面藏着一窝最毒辣的匪徒。父亲曾经讲过，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陪送一位姑娘，差点儿给吓坏了。在归途上有四个穿寿衣的匪徒向他袭击。他好容易才脱了身。要知道父亲可不是个胆小鬼，他参加过战争——上次的对德战争^[40]和这次的国内战争。

“叶戈罗夫，你在哪儿？过来。”茹尔叫他道。

茹尔坐在靠近司机的地方。扎依采夫也在那边。

“你干吗独个儿待在那边呀？”茹尔说，“过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吧。大伙儿在一起快乐些。”

叶戈罗夫在茹尔旁边坐下，但并没有感到特别快乐。

汽车现在开得很慢。一面开，一面又有两个人跳下去。后来又有一个。那就是伏罗贝奇克。叶戈罗夫在黑暗中认出了他。

车上只剩下茹尔、扎依采夫和叶戈罗夫了。叶戈罗夫满以为茹尔将解释些什么，将告诉他们，万一有什么事，应该怎样应付。可是茹尔却默默地吸着烟。在烟头一闪一闪的火光中叶戈罗夫看到茹尔的脸色很阴沉。

最后汽车停住了。

“下去吧。”茹尔说，首先跳到飒飒响的结冰的地面上。扎依采夫跟着他跳下去，叶戈罗夫迟疑了一下，也跳下去了。

街上似乎亮了些，不，简直是亮多了。原来月亮从乌云里出来了。他们还没有经过坟场。噢，坟场原来已经到了——白色的墙柱，铁栅栏，教堂。他们这是从坟场的另一面绕过来的。坟场很大。叶戈罗夫从前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大。

雪跟泥混在一起冻住了。穿着皮鞋走路很滑。叶戈罗夫有一双毡靴，他应该穿毡靴来的。茹尔早已说过，夜里会结冰，虽然黄昏街头上还很泥泞，还在下雪。

茹尔沿坟场的矮墙向小山走去。他的脚下也很滑，但是他的步伐很稳健。

“喂，孩子们，这儿得留神了。”他说。

扎依采夫怪模怪样地弯着腰，东张西望。茹尔忍不住笑着说：

“你是不是有些像品凯登^[41]呢？现在你好像一只警犬。不过，人应该永远像一个人才对……”

“像一个人。”说说倒容易。事实上，要像一个人，恐怕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了。

他们打冰冻泞滑的泥地穿过街道，在胡同里走过长排的仓房、破旧的小屋、一堵堵的矮墙——这些矮墙都是用洋铁皮、桦树枝和松树干搭成的。

公开居住在这一带的有马车夫、火炉匠、毛皮匠、铁匠，此外，不公开居住在这一带的人也不少。

坟场落在后头了，不过从小山上可以望得很清楚——一座座的十字架，一个个隆起的坟墓。商人特鲁比庆家的坟墓隆得最高。

茹尔站在小山上，抬起左手，看看表。然后默默地望着坟场，望了好一阵。

两个见习生也一言不发。面临着一场重大的行动，大概得保持这样的沉默吧。

茹尔也许在做最后的考虑，应该怎样干更好些。他忽然说：

“啊，从前我看到死人真害怕！好多年一直害怕。我奶奶非常爱讲话。我小时候，她老是讲各种可怕的死人故事，弄得我很胆小……”

“后来呢？”扎依采夫问。

“后来不知怎的就习惯了，”茹尔耸耸强壮的肩膀，笑着说，“不过，什么事都有可能，说不定现在还有点怕呢……”

扎依采夫也笑了：

“现在吗……”

“你们以为怎样呢？”茹尔一本正经地说，“人有时候也会糊涂的……”

叶戈罗夫却一声不响。这时候，高大强壮的茹尔好像成了他最亲近的亲人了。是的，叶戈罗夫真想找个机会跟这样的人谈谈心呢！

“孩子们，你们需要锻炼锻炼神经系统，”茹尔忽然劝告说，“你们将来还有可能参加战争。而且也许不止一次。你们还会碰到许多事情。我认为，青年人应该好好锻炼锻炼自己的神经系统……”

至于怎样锻炼呢，他却没有说。他继续向前走去。两个见习生也继续跟着他走去。

十二

他们在一座二层楼房子前站住了。这座房子因风吹雨打和时间的侵蚀而破旧了。楼下是小铺子，楼上是住家。

茹尔打那座摇摇欲坠的楼梯上去，一面踏着狭小而积冰的楼梯，一面观察着地形。

这儿很静，像死一般静，仿佛坟场扩展到此地来了。不过，从这儿望出去，也望得见坟场，只是有些模糊罢了。

扎依采夫抓住楼梯扶手，跟着茹尔上去。叶戈罗夫呢，直到茹尔在敲门了，这才举步走上楼去。

门开了，一股闷人的暖气向他们冲出来。

“你们住得真高哇。”茹尔对站在门槛上的女人说。这女人只穿一件衬衫，光溜溜的肩上披着一条茨冈式围巾。

“高些好些，离上帝近些。”女人开玩笑地回答，显然对那么晚来的客人，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你们很好，做客人的可就苦啦。你们至少也该把楼梯上的冰敲掉呀，”茹尔指指楼梯，继续观察着地形，“上来真吃力……”

“下去就容易了，”女人笑着说，在她那浅黑的脸上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要是从这儿把什么人一推，他就会一直滑到底，一点也不费力……”

“你们常常推的吗？”

“有时候……嗳，你们要使我着凉了！我是从床上起来的……”

他们走进狭小的走廊，好像走进澡堂的更衣室里一样。茹尔按亮了手电筒。

“你们烧得好热呀。”

“不能不烧啊：住着人哪，”一个模样儿很像圣徒的尼古拉·米尔利凯斯基——海上救星——的老头儿，给手电筒一照，叹口气说，“董卡，拿灯来……”

“是奥热列夫吗？”茹尔仔细瞧瞧老头儿说，“怎么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您好像不知道我在哪儿似的。多蒙您照顾，一切都已照办了。可是您瞧，他们把我放出来了。并没发现我有什么特殊罪行。”

“噢，原来是您，首长同志，我还以为是亚施卡呐，”一个年轻的女人用灯照照茹尔说。她简直还像个女孩子，就是老头儿叫她董卡的。“人家说您已经被人打死了。原来是谣言……”

“不错，是谣言，”茹尔肯定地说，“你仍旧住在此地吗？”

“又能上哪儿去呢？从前住在奥热列夫爷爷的地方，现在仍旧住在……”

奥热列夫爷爷在桌旁坐下，用一只指头敲敲鼻烟盒，打开来，拈了一小撮鼻烟，塞在两只鼻孔里，摇了摇头。

“我不行了。不论怎么闻，总是不会打喷嚏。身体虚得很。再加失眠。”

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快要去见阎王了，可是还要给拖去坐监牢。这是为什么呀？这儿的人看来都有点可怜。

叶戈罗夫望望瘦小的董卡。她很像他的姐姐卡嘉，像得出奇。天下竟有这么相像的人！身材一样，头发、眼睛也都相同。看到灯光也同样眯细眼睛。上嘴唇上也有一颗痣，而且生在右边。

董卡对茹尔说：

“首长同志，我们的生活可看不出会有什么改变呀……”

“你究竟在等待什么改变呢？”茹尔问道。“你自己也有责任。总得找个工作呀。我不是已经把地址给你了……”

“地址是一回事，工作又是一回事，”董卡似乎有点生气了，“缝军用大衣——您以为这活容易吗？我把两只手都刺破了……”

叶戈罗夫简直失望了。他满以为在这座房子里就要展开一场危险的行动。他稍微有点害怕，但还是等着。他想，说不定他们会被包围，受到射击的。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有的只是普通的谈话。还有老一套的诉苦——生活过得太糟。

茹尔不知为什么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那里装有一只生锈的洗脸盆。他也许是在等待什么吧？

“嗯，你这是把所有的姑娘都从老房子搬来了吗？”他问老头儿说。“我看，连尼姑庵里的姑娘都给你找来了吧？”

“我能把她们搬到哪儿去呢？”老头儿嘀咕着说，“我也没有叫谁搬来过。是她们自动来的。她们做她们的生意。我只收些房租罢了……”

“不错，”茹尔表示同意，“难道你能把所有的人统统搬来吗？！你好像有三座这样的房子吧……”

“您总是给我算得太多了，”老头儿生气说，“有一座房子，不错，是我的，但还有一座房子是我太太的，是我去世的太太的。如今把我赶到这样的破房子里来，还要深更半夜来打扰我……”

“是的，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叶戈罗夫心里想，“弄醒了人家，坐着。人家明天说不定还得去上工呢。”

“你那个儿子在什么地方呀？”茹尔问老头儿说。

“我哪儿知道呢？”老头儿摊开双手，“要是您不来，我也不知道您在哪儿呐……”

“这样说来，你不知道儿子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我不是说，我回来了还没有几天吗？至于巴施卡，据说走了。据说到赤塔去了……”

“这么说来，你还没有开始你的事业吗？”

“我谈得上有什么事业呢？小买卖。但连我那个小铺子也贴着封条呢。还要莫名其妙地逮捕人。可报上是怎么写的？报上写着：私人资本可以做买卖。那就是说，谁有钱，谁就可以做买卖……”

“不过，没有人说可以买卖偷来的东西。”

“商品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我不管。叫我怎么知道它是偷来的，还是人家送的呢……”

茹尔没有回答老头儿的话。他大概是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所以不开口。

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板壁后面，在黑色的门帘后面，有几个被闹醒的人在紧张地低声交谈。有人匆匆地穿着衣服，发出皮鞋的响声。

这一切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都听到了。茹尔当然也听到了。不过，他对这些好像一点也不注意，仍旧坐在靠近洗脸盆的方凳上，吸着烟。忽然他问老头儿说：

“嗯，现在你除了军火还打算做些什么买卖呢？”

“什么军火？”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您总是胡说八道。您真是太没有事干了！从前也有侦探，可没有这么深更半夜来吵醒人家的……”

“是的，从前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的人，”茹尔同意说，“从前你只要慷慨地塞给侦探一张红票子^[42]，就可以去睡你的太平觉了……”

叶戈罗夫想仔细。瞧瞧老头儿的脸，可是老头儿扭过头去，避开了灯光。显而易见，他是在冷笑，在气愤地冷笑：

“从前，首长同志，你也不会好意思把我吵醒了。用不着什么红票子。从前你也不可能担任这样的职务的。我知道，你原来在普利威登采夫那儿当锻工。我还认识你那个乌克兰爸爸呐。他当时在伏洛特科夫的工场里做桶子。这才是你们真正的职业。可现在你们却当起主人来了……”

“是的，我们当起主人来了。”茹尔又表示同意。

老头儿终于打了个喷嚏，用衬衫下摆擦擦鼻子，笑了。

“是的，这是真的。整个生活都翻了身……但说不定再会翻过来吧？如果再翻过来，那会怎样呢？呃？”

“你大概这样希望吧，”茹尔说，接着又按亮手电筒，用双膝夹住了，看看手表，“布罗夏兴也这样希望呐。还有些别的人。要不你这么大年纪也不会冒险给他们收藏军火了……”

“呸，真是废话！”老头儿越发生气了，吐了一口口水，“又是什么军火。你先把它找出来吧……”

“找得到的，”茹尔肯定说，“怎么会找不到呢？我们是调来专门干这一行的。正像你所说的那样，锻工成了侦探。这一行也总得有人来干呀……”

在离灯不远的砖炉上，搁着一锅没有盖好的麦粥。叶戈罗夫瞧瞧粥，看到粥的颜色白得出奇。他想：“大概是用牛奶烧的吧。”接着又想：“但愿这一切快些完毕。”

茹尔却继续跟老头儿讲着话。

扎依采夫显然很不耐烦。当远方枪声打响的时候，他像猎狗一样昂起头，用手掌遮在额上，朝窗外望望。他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又向板壁后面望望。

有人在轻轻地敲门。

那个光肩膀上披着茨冈式围巾的女人又从板壁后面出来开门，仿佛坐在门旁的老头儿和茹尔都不会开似的。

伏江科夫脸涨得通红，满头大汗的走了进来。他打了个招呼，不客气地擤着鼻涕，因为灯光而眯缝着眼睛。

“你们在谈话吗？”

“是呀，在谈天，”茹尔对老头儿点点头，笑着说，“我们两人好久没见了。不是他坐监牢，就是我住医院……”

“我们一切都照办了，”伏江科夫说，“布罗夏兴和他的一帮人刚被带走了。”

“布罗夏兴吗？”老头儿问。

“是他，老大爷，是我亲手把他带走的，”伏江科夫用手指摸摸胡子说，“不错，他试图拒捕……不过谢谢天爷，终于带走了。他有病，如今可苦出头了。是也该安静了……”

“那边一定很有趣，”叶戈罗夫闷闷不乐地想，“我们却一直坐在这儿。”他朝一个宽大的裂缝张望，看到板壁后面有个戴夹鼻眼镜的瘦男人，两手哆哆嗦嗦地戴着蝴蝶式领结。

“现在您上哪儿去啊？天还没亮呐。他们是来找老头子的，不会跟我们找麻烦，”那个披茨冈式围巾的女人安慰男人说，“您在半路上会被人剥光衣服的。这一带很危险。瞧您的大衣多漂亮……”

“早知道这样，我也不来了……”那男人怎么也不扣上脖子后面的钩子，“其实我真不愿意来啊！这是阿尔卡琪那个畜生劝我的。他说，房子怎么了不起……”

“那有什么呢？”女人似乎生气了，“我们这儿什么人没有来过。一直是太太平平的……”

忽然几下枪声把叶戈罗夫的注意力引开了这幕活剧。枪声好像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发出来的。叶戈罗夫望望门。扎依采夫向门口冲去。

“扎依采夫，回来。”茹尔低声说。

茹尔并没有吃惊，虽然那几枪好像是对着门开的。

“我们落入圈套了。”叶戈罗夫心里想。不过，奇怪得很，他并没有感到恐惧。

门开了。一个穿皮短袄，脸上抹着什么黑东西的小伙子走进走廊里。不，不是走进来，是冲进来的。他大概是个汽车司机吧。

“正巧打在耳朵上，”他叹了一口气说。他走近灯旁，大家才看出，他脸上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这是血，在一滴滴地往领子上淌。

“哼，傻瓜！”茹尔终于生气了。

“我怎么是傻瓜？”司机觉得受了委屈。

“我不是说你……扎依采夫，你给他包起来……你会吗？……我是说，老头儿的儿子是傻瓜，”茹尔向老头儿点点头，“这是他干的。他根本没有到赤塔去。他此刻竭力想把我们赶走。还想跟他爸爸一起把军火重新藏过呐。这么看来，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您这是说开枪吗？”老头儿问，“您以为这是我儿子巴施卡在开枪吗？不，这不是巴施卡。说真的，不是巴施卡……”

“正是说真的，”茹尔冷笑说，“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扎依采夫不会包扎。叶戈罗夫也不会，不过他已经帮司机把皮短袄脱掉了。

结果由伏江科夫包扎。他用牙齿咬开了绷带包。

茹尔拉开黑色的门帘。

“您好，”他对那个戴夹鼻眼镜的男人说，那人正在扣背心钮子，“您的证件呢……”

“我没有给您看的必要，”那人神气活现地回答，但那副夹鼻眼镜却在瘦小的鼻子上抖动，“首先，我是偶然到这儿来的……偶然来的。我是被人家引入迷途的。我自己无论如何不愿意来。第二……”

“叶戈罗夫，把他搜查一下。”

茹尔轻蔑地皱了皱眉，走到隔壁去了。

叶戈罗夫比这个偶然的客人感到更窘。他怎么能忽然搜查这个体面的公民呢？但是没有办法。

“来吧，公民，请把两手举起来……”

叶戈罗夫的鼻子里冲进一股香水、上等烟草和私酿美酒的味儿。

戴夹鼻眼镜的人原来是个耐普曼，开有一家铺子：彼得·施坦英公司。

叶戈罗夫想起了契斯嘉列夫街上那家漂亮的铺子来。他跟卡嘉去买过衬衫，但是没有买成。叶戈罗夫对他的敬意也就消失了。开初他还以为他是个教授或者博士呢。原来是个耐普曼，老板，资本家……

“拿好您的证件，公民。这是什么呀？”

“这是手枪式打火机。您要可以拿去……”

叶戈罗夫轻轻地按了按扳机，手枪就嚓的一声燃着了。叶戈罗夫感到很奇怪：真的是打火机。

“您拿去吧。”耐普曼又说。

“我有什么用？”叶戈罗夫说，把打火机还给耐普曼，虽然这东西很好玩，他以前从没见过。

“青年人，我还是希望我们的这次见面，不要外传，”耐普曼咧开两片薄嘴唇笑着说，“再说我是个有家小的人，传出去会闹得我很不愉快的，”他又用那双哆嗦的手打开皮夹子，“嗳，您请吧。没有人看到的。我这是感谢您不给我说出去。”

“哎，您这是疯了吗？”叶戈罗夫推开他的手，“这是干吗呀？”

茹尔叫他把耐普曼放走了。

“为了要我保守秘密，他还给过我钱呢。”等耐普曼走了，叶戈罗夫笑着说。

“你拿了吗？”茹尔问。

“干吗要拿呀？”

“这么说来，你没有受贿吗？”

直到这时叶戈罗夫才意识到，耐普曼是在向他行贿。叶戈罗夫脸红了。他真想敲碎他的夹鼻眼镜，拿他抽筋剥皮。那个耐普曼把他——共青团员叶戈罗夫当作什么人啦？当时他怎么没有想到这就是行贿呢？

叶戈罗夫跑到楼梯口。楼梯上却来了伏罗贝奇克，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头上戴一顶贵重的鹿皮帽，身上穿一件配羔皮领子的短大衣。那羔皮就跟安尼雅帽子和领子上的一样。昨天晚上他才碰到过安尼雅，这是几个钟头以前的事，他却觉得已经很久了。

伏罗贝奇克推着那小伙子，小伙子恶声地骂着。

他们后面又来了两个人，都是叶戈罗夫不认识的。

“这就是‘海上魔王’，”伏罗贝奇克把小伙子推进走廊里。

“你是从赤塔来的吗？”茹尔问小伙子，“你爸爸说你到赤塔去了……”

“我是从屋顶上把他拿下来的，”伏罗贝奇克向主人的儿子点点头。“他爬到那屋顶上，用这家伙乱放。”伏罗贝奇克从怀里掏出一支沉重的柯尔德牌手枪。“我悄悄地从烟囱后面溜过去，好像猫捉老鼠一样把他捉住了。天老爷还算保佑他。要是他动手抗拒，我早就一枪把他打死了……”

“哼！”主人的儿子脱下鹿皮帽子，拿它往地板上一扔。接着动手解开前襟撕破的短大衣。

当伏罗贝奇克把他从屋顶上拖下来时，他把衣襟撕破了。

他在大衣里面穿着一件青色的斜领衬衫，腰里束着一条有流苏的丝带，下身穿着一条青色马裤，脚上套着一双沾满煤灰、镶有棕色皮带的毡靴。

叶戈罗夫好奇地瞧着他。

这是叶戈罗夫亲眼看到的第一个大强盗，真正的强盗。他刚才打伤了司机的耳朵，也可能把司机打死的。不论什么人都可能死在他的手里。说不定真的有人已经死在他的手里了。

然而，叶戈罗夫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也像一般耐普曼的儿子那样——就是在波尔卓夫市场的小铺子里做买卖的那些人。他的眼睛也像他们一样不正派，充满嘲弄的神气。直到此刻他还是既不恐惧，也不慌张，只是有些颓丧。

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对住镜子，动手梳那一圈圈粘在额上的湿滋滋的头发。

“你干吗开枪呀？”父亲问他——凡是做父亲的怕都会这样问他淘气的儿子吧。

“爸爸，您别管我。”儿子一面回答，一面把梳子上的断发拉掉。接着对着梳子吹了一口气，把它藏进口袋里。

“嗯，好吧，做买卖的，把你们的货色拿出来瞧瞧吧，”茹尔笑了笑说，“我想你们这儿一定有破门用的铁梃吧？”

“你养了些好姑娘！”儿子对父亲嚷道，“她们全是侦探。你留她们在这儿干吗呀？”

“拿铁梃来。”茹尔又说。接着问：“你们自己把地板揭开，还是要我们来动手？”

“我又不是在给你们做事！”儿子恶狠狠地说，“将来也不会为你们做的……”

“这个当然，”茹尔肯定说，“你不会到我们那儿去工作的，不，不会的。”

扎依采夫在走廊的什么地方弄到一把斧头和一把凿子。

“这角落里是什么东西呀？”茹尔用手指指说，“得看一看……”

扎依采夫扒开一些破布，席子，起初用脚，后来用手。叶戈罗夫走过去帮他扒。他们从一堆破布中拉出一条棉被来，又搬动一块塞树皮纤维的垫褥。

忽然角落里有个小孩子哭了起来。那孩子光着身体，很瘦，约莫三四岁光景，头发乱蓬蓬的。

“哼，你这个哭娃娃！”扎依采夫气冲冲地把他推开了。此刻他不论对什么东西，不论对什么人都很生气。他认为像他们那种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永远应该摆出一副很神气的样子。

孩子站了起来，露出一双细小的腿，因为灯光而眯缝起眼睛，却没有离开那个角落。

“一个男孩子。”叶戈罗夫惊奇地说。

“把他领去，”茹尔对那些女人说，“这是谁的孩子啊？”

一个模样儿活像妖怪的老太婆，蹒蹒跚跚地向着灯光走来。她的样子跟叶戈罗夫在刑事研究室里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原来睡在炕上。

“天晓得他是什么人的？他的母亲叫维尔卡，到海参崴去了。她把他留给我寄养可是没有留下一个子儿……”

“那么维尔卡姓什么呢？”

“天晓得她姓什么……维尔卡就是维尔卡。她的绰号叫公爵夫人……”

叶戈罗夫把孩子从地板上抱起来，孩子就紧紧地抓住他的脖子。

“你们瞧吧，他认他做爸爸啦。”那个披着茨冈式围巾的女人笑着说。叶戈罗夫脸红了。

“凯哈，”董卡对男孩子说，“这就是你的爸爸。快吻吻爸爸吧。”

孩子把叶戈罗夫抱得更紧，真的吻了吻他。

“没有人要吗？”叶戈罗夫问老太婆，“真的没有人要吗？”接着回头望望茹尔。

“干活吧，”茹尔皱紧眉头说，“这儿又不是幼儿园。把孩子放下……”

叶戈罗夫让孩子坐在靠近火炉的箱子上，又用毛毯把他的双肩盖住。

扎依采夫已经用斧头劈开踢脚板，开始劈靠壁的第一块地板。“慢一点儿。不能这样劈，”叶戈罗夫拿着凿子说，“这样会劈碎的……”

“管他的，”扎依采夫继续挥动斧头，“你舍不得吗……”

“慢一点儿。”叶戈罗夫又说，把凿子插在有钉子的地方。他用一个膝盖压着凿子的柄。地板格勒勒勒地响了，被撬开了，发出一股很难闻的积尘和发霉的味儿，弄得呼吸也有些困难。那块微微被撬开的充满树脂的地板，同时还发出一种新鲜松树的味儿，仿佛在腐朽的表面下潜藏着一个生命，如今暴露出来了。

叶戈罗夫灵巧地用凿子撬开一块块地板，好像这工作干了不止一年了。他干得正起劲，可是伏罗贝奇克忽然在他的头上嚷道：

“箱子！”

地板下有三只箱子：两只长方的，一只正方的。

两只长方形的箱子里藏着几支短柄的日本卡宾枪，枪筒上涂着很臭的黄色机油，并且用蜡纸包着。那只方箱子里藏着些子弹夹。

“太少了，”茹尔叹了一口气说，“再掘！”

叶戈罗夫这次拿起斧头，因为得撬开几块断裂的厚板。

“你劈吧，别撬了。”扎依采夫劝他说，接着又想把斧头夺回去。

“等一下。”叶戈罗夫把他推开了。接着又把斧头像凿子一般插进有钉子的地方，用力压着斧柄。断板格勒勒地响了，又是先闻到灰尘和发霉的味儿，再闻到一股强烈的新鲜松木的味儿。

在俄国式火炉旁边掘出了几支手枪。

匪徒们原想用这些军火，用日本的卡宾枪和美国的手枪来打我们的人。如今可不能打了，至少不能利用今夜抄出来的这些军火了。

“嗯，”伏江科夫瞧瞧手枪说，“布罗夏兴跟他一帮人用这些家伙可能做出许多坏事来。如今他可来不及了……”

奥热列夫老头子不知为什么在跟儿子相骂，眼睛却瞧着他们的军火怎样被搬上大汽车。

女人们在炉子后面惊慌地嘁嘁喳喳谈话。那个披毛毯的瘦孩子却安静地坐在箱子上。他一看到叶戈罗夫在旁边走过，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突然抓住他的裤子，指指那仍旧放在火炉上没有盖好的一锅粥说：

“我要吃。要吃粥。”

叶戈罗夫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难道可以随便拿别人的粥吗？忽然他出乎自己意外地对孩子说：

“等一会儿，慢着。我们回家去吃。”

当然啰，叶戈罗夫说这话是无心的，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无心。

他撬开一块块旧木板，双手扒开积了很久的灰尘，心里却老是想着那孩子。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离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了，可是那孩子将仍旧留在这儿。应该把他带走。他不能生活在这种地方。把孩子留在这儿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孩子毕竟没有一点儿罪过。有罪的是这个卑鄙的奥热列夫老头子，是他的儿子巴施卡，还有那个叫布罗夏兴的家伙。那个胆小的耐普曼，漂亮的彼得·施坦英公司的老板，也是有罪的。

叶戈罗夫的心里燃烧着怒火。同时却产生了一种他自己也不很清楚的对生活的责任感。这种感觉不很清楚，但却很强烈很尖锐，好像从旧木板的断裂处发出来的新鲜松木的气味，并不因为多年的积尘而减弱。

啊，叶戈罗夫碰上的是多么困难的工作呵！不过，他并没有追求过轻松的工作，以后也不会去追求。他在杜达利亚的时候，就申请加入共青团。当时他也像一切申请入团的人那样，在申请书里写道：“我将终生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我将好好执行任何工作，不管工作怎样困难。我将跟共产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签了字：“叶戈罗夫”。

茹尔命令叶戈罗夫到楼下去守在大汽车旁边。伏罗贝奇克和头上扎绷带的司机已经等在那儿了。

一会儿又来了一辆大汽车，黑色的，不知什么缘故在刑事调查局里被称为“轿马车”。这是装囚犯的汽车。

“喂，怎么样，你不怕强盗吗？”伏罗贝奇克带着嘲弄的神气问叶戈罗夫。

“不怕，”叶戈罗夫回答。接着又补充说：“到现在还不怕……”

楼上在继续搜查，写记录，他们就在楼下汽车旁等了好一阵。伏罗贝奇克大概因为无聊的缘故吧，老是拿叶戈罗夫开玩笑。他甚至于嘲笑叶戈罗夫，因为叶戈罗夫承认不喝酒，不吸烟，也没有结过婚。

“难道你是个太监吗？”

十三

当被捕的人从房子里带出来，坐上“轿马车”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出来了。

“走啦，”茹尔爬上“飞霞”说，“人都出来了吧？”

“那个孩子怎么办呢？”叶戈罗夫很想问，可是不敢问。心里实在想问。

伏罗贝奇克瞧瞧叶戈罗夫惊慌失措的脸色，笑着说：

“那个孩子，你怎么不带去呀？他认过你做爸爸了。天下就有这种不要脸的爸爸……”

“怎么样？我把他带去。”叶戈罗夫说，接着望望茹尔，“您答应我把他带去吧……”

“随你的便。”茹尔说，接着皱了皱眉——也许这只是叶戈罗夫的错觉。

叶戈罗夫连忙跑到楼上。他用毛毯把孩子裹好。然后脱下自己的背心，给他盖上。自己就只穿着一件又短又小的黑上衣跑到街上。

汽车上大家都笑了。只有茹尔一个人没有笑，也没有对叶戈罗夫瞧。显然，他不喜欢见习生的这种古怪行为。

伏江科夫从座位下拉出一块牛皮来，递给叶戈罗夫说：

“你自己披起来吧。会着凉的……”

扎依采夫又跟茹尔坐在一起。

茹尔问他说：

“嗯，谢辽查，怎么样，你喜欢这工作吗？”

“有劲！”扎依采夫快乐地大声说，“我就是喜欢这一类工作……”

“你喜欢吗？”茹尔问叶戈罗夫。

“没什么。”叶戈罗夫回答。

“‘没什么。’——这是一句空话，废话。”茹尔眯缝着眼睛说。也许是因为痛，所以眯缝着眼睛。事实上，他的手臂是在作痛。

“叶戈罗夫，你应该到托儿所去工作。”伏罗贝奇克嘲弄地劝告说。

“谁会要我去呢？”

“如果要你去，你去吗？”

“我哪儿知道呢……”

“这么说来，你是不喜欢我们的工作罗？”茹尔生气地问，“你老实说吧……”

“不，没什么，”叶戈罗夫又说了一遍，“我是说，没什么。可以工作的。不过，当然啰……”

“这工作好多人不感兴趣，”茹尔说，“扫垃圾，谁也不感兴趣。可是总得有些人来干呀。而且还得学会那么干：扫垃圾，但要不把自己弄脏，得学会这样的本领……”

“今天的一切我都很感兴趣，”扎依采夫说，“不过，茹尔同志，我开头以为您会给我们一些指示，指示我们应该怎样行动。”

“不过，强盗们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指示，”茹尔嗨的笑了一声，“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他们。从前也没有人指导过我。我从前线回来，出了医院，被派来搞这工作，就这样搞了起来。”

“不过，您到底是上过前线的，参加过国内战争，”扎依采夫不胜羡慕地说，“后来也许还读过专门的书……”

“读过的。”茹尔肯定地说。

扎依采夫从怀里掏出秘密警察局长重光先生的那本书来。原来他出来工作也随身带着。

不仅是茹尔，就连伏江科夫、伏罗贝奇克和车上另外几个人，也都用手电照着翻阅这本书。

伏罗贝奇克简直大感兴趣。

“这本书可了不起，”他翘起大拇指说，“你就借我看一天吧。我也可以借些东西给你看看……”

“没意思，小孩子的玩意，”茹尔对书点点头说，“我也看过的。对我们来说，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摩摩扎依采夫的膝盖。“谢辽查，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本小书里所讲的，只是关于锻炼肌肉——这些也许写得不错。但你要知道，我们还需要头脑。在头脑方面，我们可跟重光不一样。不仅头脑不同，而且对头脑的理解也不同，对于良心，对于别的一切事物的理解都不同……”

茹尔用左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铁皮烟盒子，接着用报纸在膝盖上卷烟卷。烟草撒落开来。

“我来给您卷吧。”扎依采夫说。

“不，谢谢，”茹尔谢绝了，“我自己来。我在医院里就开始练习了。是那些残废的教我的，有时候卷得成，有时候卷不成……”

这一次卷成功了。茹尔吸了一口烟说：

“今天奥热列夫老头子生气地提醒我，说我原来是名锻工，如果在从前沙皇时代，或者在高尔察克手下，人家不会要我当侦探的。不会要，这恐怕是他胡说八道。要是会要的，但不会让我负这么重要的责任。不过，说实话，在旧时代或者白党手下，我也不高兴去负这样的责任。我为什么要干这种肮脏的事呢？我在铁匠铺里也不坏呀。老实说，当锻工更舒服些。又安全，又干净。但是，如今党派我来捉强盗，我就捉。而且，只要有一分力气，就会干下去，因为他们确实妨碍我们建立美好的生活。在美好的生活里是不应该有强盗和骗子的。但是重光先生绝不会去捉拿强盗。他还会跟强盗一起做生意呢……”

那孩子在叶戈罗夫的怀里睡着了。叶戈罗夫好像把他忘掉了，专心致志地听着茹尔说话，甚至露出惊讶的神气。那情形好像我们小时候在不同的场合听形形色色的人们讲话一样。我们会不知不觉从他们那儿吸收到好多东西。他们虽然只是在我们的身边经过，并且从此不再露面，但是他们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而更重要的是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当然啰，叶戈罗夫将来不会记得今夜的详细经过的。他会忘记这辆飞霞脱牌的老爷汽车，怎样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也会忘记这个卑鄙的奥热列夫老头子和他那个不顾死活的流氓儿子巴施卡。也会忘记那个身上有香气、上等烟草和私酿酒味儿的耐普曼——彼得·施坦英公司的老板。也会忘记茹尔说过的好多话。甚至于会忘记他说出来的好多思想。然而，一种生活所必需的主要东西，毕竟会遗留在他的心里，潜藏在他意识的深处。这就是生活的经验。不过，要积累生活的经验，得付出重大的代价，得多多体验，多多了解，多多听取……

不过，在生活中每个人吸收东西都是各各不同的。连无可争辩的真理，各种不同的人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领会，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心灵里，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

叶戈罗夫想的是一回事，扎依采夫想的又是一回事。

扎依采夫很不喜欢茹尔那么干脆否定重光先生的书。他简直觉得有些委屈，不是为重光先生，而是为自己。他在旧书摊上找到这本书，自己先看了，又让叶戈罗夫看了。扎依采夫对这本书有他自己的看法，跟茹尔的不同。再说扎依采夫也不需要听茹尔的一切话。事实上，茹尔并没有看过这本书。

“茹尔同志，您没有看过这本书吧？”

“是的，这一本没有看过，”茹尔又瞧瞧封面，“不过这一类书差不多都是相同的。现在市场上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这么说来，您没有看过这本书啰？”扎依采夫又问。

真是莫名其妙，究竟为什么他要问个不休呢。简直可笑。茹尔笑了笑说：

“谢辽查，你这是要什么，要证明重光先生写的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吗？”

“我什么也不想证明，”扎依采夫说，“我只是问……”

不过，他并不只是问问罢了。他像一只小公鸡似的气得毛发直竖。这实在很可笑。

要是叶戈罗夫做出这样的行为来，伏罗贝奇克怕第一个就会嘲笑他了。不过扎依采夫只使茹尔一个人发笑。爱取笑人的伏罗贝奇克这一回却没有笑。也许只是因为他喜欢扎依采夫。事实上，伏罗贝奇克也喜欢一些人的。再说伏罗贝奇克还要向扎依采夫借这本书呢。

扎依采夫生着气，没有把茹尔的议论听进耳朵里去。不过，茹尔连扎依采夫的生气也很感兴趣。

“暧，谢辽查，我看你是个自负的小伙子！”

当大家在刑事调查局院子里下车的时候，茹尔对扎依采夫那么说。

“你等一下，谢辽查，我还有些事需要你。至于你，回家去吧。”茹尔对叶戈罗夫说。说得叫人有些难受。茹尔自己大概也发觉了这一层，就补充说：“我看还是这么办吧。司机现在要换班了，让他们用汽车把你带回家去吧……”

十四

那天清早，乌查奇街上好多人看到叶戈罗夫乘大汽车回来，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都大吃一惊。不过最吃惊的是叶戈罗夫的姐姐，她简直给吓坏了。

“你这小鬼！”她双手一拍，叫道。“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你把孩子拖到哪儿去呀？干什么呀？你瞧，我自己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他们没有爸爸，只有三张嘴巴……”

“卡嘉，你不要生气呀，”叶戈罗夫请求说，“你就救救他吧。不论什么东西给他吃一点。他很想吃呐。你瞧，他好瘦。据说已经有四岁了。你不要欺负他。我以后会把他送到‘儿童之家’去的。我要收他当儿子。他已经认我做爸爸了。好吧，我就让他用我的姓吧……”

“如今无依无靠的孩子多得很，就是比这个更好的也有的是！”卡嘉说。“你去瞧瞧，火车站上是怎么个情景。全俄国到处都是流浪孩子。难道你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用你的姓？”

“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吧，”叶戈罗夫固执地说，“卡嘉，你先别生气。我马上就能领到好多工钱了。所有的钱都是你的。我不是连烟都不抽吗？虽然因此有人笑我。让他们笑去吧。反正我现在还不想抽烟……”

叶戈罗夫运气好，这次家里增加人口，正巧碰上另外一件事，虽然那件事也是意料之中的。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扎依采夫在热水炉旁边碰到叶戈罗夫：

“叶戈罗夫，你干吗不去领钱哪？”

“什么钱？”

“怎么什么钱？我们在这儿又不是为耶稣干活。我们是见习生，也可以领半个月工钱。我已经领到了……”

叶戈罗夫拿杯子接在水龙头下。杯子已经满了。开水从杯子边上溢出来，流到地板上，流到叶戈罗夫的鞋上，可他还是惊奇地瞧着扎依采夫：

“是吗？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扎依采夫笑了，“你这人真傻。”接着嚷道：“小心，小心！马上要烫着手了！”

叶戈罗夫手足无措，把杯子也丢掉了。接着拾起来，放在窗台上，到二楼领工钱去了。他想去看看扎依采夫有没有骗他。

然而，二楼的会计室也像全市所有的机关一样，正在午休。出纳处的窗子关着。叶戈罗夫把中饭也忘记了，坐在出纳处的旁边，巴不得出纳员早些来。他心里很不安：会不会是扎依采夫搞错了？会不会只有扎依采夫的名字，而没有他叶戈罗夫的名字呢？扎依采夫来刑事调查局，比他稍微早一点儿。不，他们好像是同一天来的。对了，是同一天……

许多同事吃过中饭回来，在叶戈罗夫的旁边走过。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觉得大家都在对他瞧，并且心里在想：“这家伙已经来领钱了。还什么事也没有做过，却已经来领钱了。天下就有这样不要脸的人……”

不过，那位神情忧郁的出纳员及时来到了。他用一只被纸烟熏黄的手指，在账单上找着叶戈罗夫的名字，从容不迫地把钱算给了他：

“请在这儿签个字。”

“好的。”叶戈罗夫说。

他得意忘形地沿着石头楼梯飞跑下去。不过，到了楼下，当他打走廊里经过值岗民警的身边时，他却克制自己，故意装得特别稳重，走得特别慢，免得民警发觉他叶戈罗夫领到钱后得意忘形的神情。难道他叶戈罗夫从来没有看到过钱吗？人人都在领工钱，他也领了来……

楼下，茹尔已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第三次审问弗里尼夫弟兄中的一个了。

好多问题如今都弄清楚了。药剂师科洛密耶次是被弗里尼夫弟兄俩毒死的。他原来不仅跟他们合伙开药房，还一起销售从公家窃盗来的酒精和名贵药品。

在分配利润上，三个合伙人发生激烈冲突。科洛密耶次是全部事情的主脑，过去又是弗里尼夫弟兄的老师，他的年纪也比他们大，因此他拿了大部分利润。此外，他还做过暗示，万一他们弟兄俩再向他提抗议，他会用最毒辣的手段来惩罚他们。他掌握了他们一些罪行的材料，这些罪行如果被刑事调查局知道的话，他们是绝对逃不掉徒刑的。而科洛密耶次呢——他反正是个万念俱灰的人。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他了。如今他对人生根本没有什么留恋。因此，在他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就因为这个缘故，弗里尼夫弟兄对自己的老师和合伙人下了毒手。不过，他们所干的，跟他们当初所设想的却有些出入。

他们当初竭力想把他诱到屋子外面去，想雇一辆马车，请他坐着去玩玩，散散心。然后把他带到森林大王别墅区去，在那个平时非常美丽但在秋天十分荒凉的地方，用一条绳子把他勒死。那条绳子已经在希季科夫那辆漂亮的胎轮马车里准备好了。

但是，这个阴谋没有实现。

当时弗里尼夫弟兄俩，波里斯和格利高里，在老师生日那天去祝寿，还随身带了一架美国照相机去，那是他们特地从沙尔梅尔寄售店买来的。

他们知道科洛密耶次一星期前就看中了这架照相机，可是因为他舍不得钱，所以没有买下来。他们给他带去这个礼物，哥哥波里斯还对他说，他们吵嘴也吵得够了。科洛密耶次到底是他们的老师，他们记得这一层，所以来向他道歉。趁着这个机会，他们何不来喝一杯，一方面是忘掉旧账，一方面是为老师祝寿。他还说，科洛密耶次拿大部分是对的。就凭他是他们的老师，他也应该多拿些。

科洛密耶次家里有着酒精。他们就在那酒精里加些李子汁，因为老药剂师身体衰弱，从来不喝纯粹的酒精。其实在喝酒方面他一向很有节制。不要说喝一杯葡萄酒或者酒精，就是喝一杯柠檬水，他也会醉的，如果喝的时候需要干杯的话。

因为这个缘故，弟兄俩在酒精里羼李子汁的分量也不同：自己喝的酒精多些，老师喝的酒精少些。老师还亲自动手把两种饮料混合起来，摇晃了一阵。

他当然没有想到，他给自己调和的饮料是最凶的，甚至于是致命的。它里面有毒，有一分极厉害的毒药，那是弗里尼夫弟兄俩从自己药房里拿来，巧妙地嵌在酒瓶盖子里的，而科洛密耶次所用的就是那一只瓶子。

那毒药不会一下子把他毒死，而要经过三个钟头，但不会超过四个钟头，到那时客人也走了。当时喝得醉醺醺的药剂师兴致勃勃，因为那架精美的照相机终于到手了。

他在晚上九点多钟送走客人，像平日一样锁好房门，准备睡觉。他忽然感到气闷，就把气窗打开。他想新鲜空气会使他爽快些。

然而，新鲜空气并没有使他感到爽快些。

十一点过后，这位刚过了生日的人就死了。

气窗也就那么打开着。

夜里一点钟，弗里尼夫弟兄俩又坐车来到合伙人的家里。他们有点提心吊胆。万一有人看到他们晚上到过科洛密耶次家里，那会怎样呢？这样在发现尸体的时候，就很容易怀疑，药剂师是他们毒死的。当然啰，要证明这一点也有困难：这种毒药他自己也可能有的。他因为妻子出走，精神忧郁，自杀也是可能的。

“我们真糊涂，没有把照相机拿回来，”哥哥波里斯说，“我永远不能饶恕自己的糊涂。我们临走以前原可以再跟他吵一场嘴，把照相机拿回的。照相机为什么要留在他那儿呢？一切都干得太笨了。我相信人家会怀疑我们的……”

这当儿，弟兄俩又望望打开的气窗。要是叫马车夫希季科夫从气窗里爬进去，把照相机拿出来，好不好呢？反正他们跟他是一伙。反正得给他钱的。但是，他从气窗里爬得进去吗？

“行，没问题。”希季科夫说。他还出了个出色的主意。他建议带着那条早就藏在座垫下的绳子，从气窗里爬进去，然后把药剂师吊在什么钩子或者钉子上。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人家一看就相信，药剂师是自己上吊的。

不过，希季科夫要他们预付一大笔钱。

“现在这世道，什么人也不能相信了，”希季科夫叹了一口气说，“骗子手和没良心的东西太多了。好多人的行为简直像强盗……”

弟兄俩当场把钱付给了希季科夫。他就很灵活地办了这个差事，叫人不能不感到惊奇。他像一条蛇似的爬进气窗，而那个气窗看上去普通人是连头都伸不进的。一会儿他又带着照相机爬出来。当他们问他要照相机的时候，他嘲弄地回答说，他们也跟他一样，都是基督教徒，说上帝一定会惩罚他们的贪心的。

“再说，”最后希季科夫又威胁他们说，“我这条命并不值钱。万一有什么事，我可以去自首。我可以到刑事调查局去自首。我是什么人呀？我是个粗人，是个马车夫。你们到底是受过教育的。你们会做出药来，把人毒死……”

马车夫说着这些话，就赶车回马车夫山上的家里去了。不过，在说了这些话以后，他只活了一个昼夜。

过了一昼夜他就给人打死了。

显而易见，这是跟药剂师的死有关系的。现在只要弄明白，究竟是谁把马车夫希季科夫打死的？

弗里尼夫弟兄俩不肯承认这一点。哥哥波里斯似乎承认了一切，讲出他们毒死药剂师的详细经过，可是对马车夫被杀这件事，却起誓说什么也不知道。

弟弟格利高里呢，此刻坐在茹尔面前，却坚决表示，连毒害药剂师这件事，都没有他的份儿。

“诬告，完全是诬告。”他再三重复说。

不过，茹尔却很有耐性。扎依采夫觉得，他简直过分耐性了。

“格利高里·米特罗方诺维奇，”茹尔几乎带些怜惜的神气瞧瞧弗里尼夫老二说，“我们跟您谈了已经不止一天了。干吗要糟蹋时间呢？主要的问题其实已经弄清楚了。至于还没有弄清楚的，迟早也会弄清楚的。我们是干这一行的。而您啊，老实说，是在装蒜。您哥哥就要比您聪明些……”

“他应该聪明些，他是哥哥嘛。”格利高里试着开玩笑。

“您倒坦白说说，”茹尔请求说，“究竟是谁使谁厌烦了：是您使我，还是我使您？要知道，您重复您那一套话，已经重复几天了……”

“既然是诬告，何必多噜苏呢？”弗里尼夫老二向茹尔丢了一个白眼。

“我真想一下子就把他干掉！”当他给带回监房的时候，扎依采夫气冲冲地说，“他简直是在玩弄我们的神经，好像玩弄吉他一样。”

茹尔笑笑说：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孩子们，得把神经系统锻炼得坚强些。我们需要坚强的神经。现在这种时势特别需要。在以后一个长时期里也还是需要。我们的某些敌人，就指望我们的神经吃不消。但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是朝气蓬勃的人。我们的神经永远应该是这样的……”

茹尔把左手长而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捏成拳头。他的右手依旧用绷带吊着。

“不论怎么说，”扎依采夫涨红了脸，映得深色的头发更加漂亮了，“不论怎么说，照我看来，像弗里尼夫弟兄这一流人，必须用各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

“这是为什么呀？”茹尔又笑了。显然，他很喜欢扎依采夫的那股劲儿。“谢辽查，那你打算怎样把他们消灭呢？就像他们消灭药剂师那样吗？”

“也行。杀人抵命。叫我是连问也不高兴问……”

“你要明白，谢辽查，”茹尔摸摸他的膝盖说，“这是他们，弗里尼夫弟兄之流，不分青红皂白，胡作非为。他们是贪污分子、骗子手、强盗、刽子手。但我们是在这儿代表我们的国家。国家要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如果我们调查得不好，它也要惩罚我们……”

“但我们不是拿着所谓‘革命的惩罚宝剑’吗？”扎依采夫提醒说。

“他真有学问。”叶戈罗夫敬佩地望望扎依采夫，心里想。不过，说实话，叶戈罗夫此刻对这场谈话并不太感兴趣。今天他很想早些回去，好把领来的工钱带回家去。啊，卡嘉将怎样高兴啊！

“宝剑，你要知道是很锋利的，谢辽查？”茹尔在小房间里踱来踱去说，“特别是那种惩罚的宝剑。使用的时候得非常小心。得非常非常小心。我们的党明白向我们指出了这一层……”

“不过党并没有叫我们去照顾一切毒死人的凶手，”扎依采夫反驳说，“我刚进刑事调查局的时候有一种想法，以为这儿碰到坏蛋，总是一下子就干掉……”

“那你想错了，扎依采夫，”茹尔忽然站住了，两只眼睛盯着扎依采夫。茹尔的脸变得像石头一样了，“那你最好还是去当刽子手……”

这句话把扎依采夫吓得目瞪口呆。也许茹尔脸上的表情就使他大吃一惊。扎依采夫垂下眼睛，一声不响。后来忽然冷笑着说：

“嗯，茹尔同志，您也会说那种话。”

茹尔大概也感到，说得有些过分了。

“你这人真怪，谢辽查，”他稍微犹豫了一下说，“真怪。年纪轻轻，真热情。你还得读一些书，多想想，多瞧瞧人民在怎样生活，多了解了解他们生活的困难在哪里。有时候人们犯罪，也是出于走投无路。要是把所有的人都一下子办罪……”

“难道弗里尼夫两弟兄也是出于走投无路吗？”

“嗯，这两个是另一回事，”茹尔皱着眉头说，他那只受伤的手臂在椅子背上碰痛了，“这两个不能作为例子。可是，我们也得把他们查问个明白。”

茹尔走到桌子旁，翻弄着文件。

“嗯，孩子们，哲学问题谈得够了。现在我要处理格拉契夫卡的案件了。我们得准备一场大行动。你呀，谢辽查，听好。你去把药剂师老婆的新丈夫带来。无论如何得把他找到。他叫巴尔费诺夫。不，你还是和叶戈罗夫一起去吧。你们可得留神呐。从一些材料看来，这是一个大骗子。在药剂师的案件上，他可以说明好多问题。总的说来，这案件并不有趣。”

“我倒觉得很有趣，”一直沉默着的叶戈罗夫忽然开口了，“您破得多么巧妙哇！”

“还没有完全破呐，”茹尔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圈椅里了，“不过，我们得进一步努力分析……”

叶戈罗夫不懂这句话。“得努力分析”——这是什么意思呀？不过此刻问茹尔有些不方便。以后有机会要问一下。

茹尔用心看着文件，脸上现出忧虑的神色。

扎依采夫和叶戈罗夫走了。

十五

扎依采夫和叶戈罗夫又得到马车夫山上去一趟，因为药剂师老婆的新丈夫，那个叫巴尔费诺夫的，就住在那边的伏多波依街的谢尼亚奇胡同里。

马车夫山恐怕将长久地成为人们谈话的资料。形形色色的罪犯也将长久地躲藏在那儿。不仅城里的居民，就是刑事调查局里的工作人员，也将长久地怀着特殊的心情，回想到这座山，回想到它那灌木丛生的大坟场，回想到那些聚集在坟场后面和坟场周围的“狡猾的浪荡子”和“寻欢作乐的地方”。

你分不出哪里住着手艺工人，哪里住着职业强盗。什么都混杂在一起，好像一堆垃圾。

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再度到马车夫山去，特别警惕，那是可以理解的。

叶戈罗夫有些提心吊胆，因为他那半个月的工钱全部带在身上。万一有什么事，钱就完蛋了。而卡嘉要是看到这些工钱，又会多么高兴啊……

在铁匠街和马镫街的转角上，扎依采夫叫住了一辆马车，就像上次茹尔所做的那样。那是他们生平头一次到出事地点，去抬那个药剂师的尸体。

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去，茹尔没有去。

茹尔说过，那个巴尔费诺夫，药剂师老婆的新丈夫，是个大骗子。

“有趣得很，我们马上可以知道他是个怎样的骗子了，”叶戈罗夫心里想，已经把口袋里的工钱忘掉了，“巴尔费诺夫……巴尔费诺夫……姓倒像是熟识的。”接着他又想到茹尔的话：“得努力仔细分析。”

叶戈罗夫准备好好努力，但他不懂：“得努力分析”是什么意思。在重光先生的书里也没有谈到这个。

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并排坐在篷马车翻起的皮座上。他们前面是马车夫的胖胖的裹着棉袄的脊背。车夫头上戴一顶圆圆的毡帽，帽圈上的扣子闪闪发亮。

“‘得努力分析。’——谢辽查，你看这句话应该怎样了解？”

“这有什么不好了解的？”扎依采夫说，“简单得很。譬如，有人否认说：我并没有偷过。但你还是不相信他。你就可以在心里作个分析：哼，我认得你，你是个小偷……”

“如果他确实不是小偷呢？”

“你还是应该怀疑他。你应该怀疑一切人……”

“一切人吗？”

“是的，一切人。谁也不能相信。”

扎依采夫已经什么都懂了。而叶戈罗夫对好多事还不大明白。

“慢着，谢辽查。谁也不能相信——这是什么意思？这样说来，我们应该像希季科夫那样生活。他在临死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记录里就是那么写着。希季科夫对弗里尼夫弟兄俩说，你们得先把钱交给我，因为现在这世道谁也相信不得……”

扎依采夫笑了。

“他说得对，”接着向马车夫的脊背点点头，“你说话留神些。我们是去办事的……”

“我又没说什么说不得的话，”叶戈罗夫辩护说，“不过你要明白我的想法。如果对什么人都怀疑，对什么人都不相信，那就等于说，人人都是坏蛋了。”

扎依采夫拉拉靴筒。他用一只靴子在车子的绒毯上擦擦，不高兴地皱紧眉头说：

“你为什么尽谈这些呢？坏人，好人……说真的，你简直像个小和尚……”

叶戈罗夫不作声。是的，此刻他讲那些话，也许是多余的……

扎依采夫呢，显然想改变一下自己粗暴的态度，犹豫了一会儿，用比较婉转的语气说：

“叶戈罗夫，你要明白：如果你不在刑事调查局工作，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就可以信任随便什么人……”

“但我毕竟是个普通人。”叶戈罗夫打断他说。

扎依采夫又笑了：

“哈哈，你这个人多可笑！”接着往车外一望，脸上现出严肃而忧虑的神色，“我们大概到了。”

他们朝一道高高的绿色大门走去。

扎依采夫并不是叶戈罗夫的上司。也没有人说过，扎依采夫比叶戈罗夫大。但是扎依采夫却处处摆出老大哥的样子来。

“你在这儿门口等我一下。要是听到枪声或者我的喊声，你就跑进来。要是平静无事，你就站在这儿等。当然啰，要是有人跑出来，你就拦住他。”

叶戈罗夫等扎依采夫，等了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人跑出来，没有人叫喊，没有人开枪。周围一片肃静。

只有山下那条河在咆哮，在哗哗作响，虽然从这儿望下去望不见。河水还没有静止，因为严寒——那种真正西伯利亚的严寒还没有来临。今年河水不会很快结冰。它还是那么汹涌，那么淘气！

叶戈罗夫想起了马拉特俱乐部里的讲演，也想起了那个作演讲的头发灰白的老头儿。他当时说过，要利用这条河流造一座极大的水力发电站，大概就造在马车夫山这一带。

叶戈罗夫此刻想起这件事，感到很高兴。到那时这儿的一切，这座山上的一切，都会改变。所有这些泥房子都要拆掉。所有的强盗、小偷都会像蟑螂一样跑光。

扎依采夫从里面出来了。哼，还没有什么结果。药剂师的老婆说，她现在跟巴尔费诺夫已经断绝关系了。她说，他是一个坏蛋。不错，她曾经一度喜欢过他。但这只是一时的迷恋。现在她对这件事感到后悔。

不过，扎依采夫却在她那儿打听到巴尔费诺夫所有的亲戚和熟人，记下了他们的地址，还弄到一张他的照片。现在找他就比较容易了。他显然是躲起来了。总之，这是一个可疑的人物。不在任何地方工作，也不知在干些什么。照片里他戴着礼帽，结了领带，面目狰狞。这是革命以前照的。

“我们走吧。”扎依采夫说。

他们在搜寻这个行踪不定的巴尔费诺夫身上差不多整整花了一天的工夫。他们一会儿坐马车，一会儿步行。

叶戈罗夫几次想继续谈谈，应该怎样进行分析。可是扎依采夫生气了：

“在办公事的时候，我不爱谈废话。茹尔大概以为我们被干掉了。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戴礼帽的家伙……”

他们每到一家，人家总是对他们说，巴尔费诺夫不在。不久以前来过，但现在不在。还给了他们一个他可能在的地址。

他们还打听到，巴尔费诺夫已经有了新的情妇——一个名叫纽施卡的女人。但是不知道她姓什么。只知道她住在卡拿夫街上，门牌是六号或者七号，但也许是十号。

在卡拿夫街上，扎依采夫一下子就看上了一所破旧的小房子。房子门口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太婆，门头上挂着一只铁皮靴子，在风中丁当作响，表示这儿住着鞋匠。

“巴尔费诺夫一定住在这儿。”扎依采夫忽然凭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不知怎的这么想，虽然大门上明明用红漆写着三号。

扎依采夫走到老太婆跟前问：

“巴尔费诺夫在家吗？”

“他在家。不，他不在。他出去了，”老太婆说，“你是谁呀？是维拉的兄弟吗？”

“是维拉的兄弟。”

“你们进来吧。他们在等你们呐。纽施卡马上就要包饺子了。巴尔费诺夫到扎哈罗夫家借绞肉器去了。你瞧，他来了，”老太婆突然向前面指指说。

从隔壁大门里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身上披着一件大衣，头上戴着一顶丝绒顶的海狸皮的圆帽子，一点儿也不像革命前照的那张相片。他右手拿着一具绞肉器。

“您是巴尔费诺夫吗？”扎依采夫迎着他走上去问。

“嗯……”

“我们要您去一下。跟我们一起走吧……”

“什么事呀？”

那人并没有露出惊慌的样子，却带着显然轻蔑的神气，打量着这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穿着破旧的窄肩膀外套，红棕色头发，头上戴着一顶很旧的便帽；另一个身上穿着棉袄，头上戴着一顶褪色的中学生制帽。

“你们这是干什么，小娃娃，想吓唬我吗？”

接着他拿绞肉器挥了挥。

叶戈罗夫将永远佩服扎依采夫。

即使他们有一天会吵嘴，会闹得不可开交，叶戈罗夫也永远不会忘记扎依采夫当时怎样敏捷地一个牛头攻撞在那高个子的肚子上。

等巴尔费诺夫站起身来，扎依采夫又啪啪两下子，好像把他的双手砍掉了。

叶戈罗夫只来得及把那具落在地上的绞肉器从巴尔费诺夫的身旁踢开。

“老奶奶，”他对老太婆说，“您拿去，拿去吧。”

老太婆却连喔唷都没有叫一声。她简直若无其事地瞧着这一幕活剧。在马车夫山上打架，可真是家常便饭！

“不许嚷，”扎依采夫对住巴尔费诺夫的耳朵说。“你明白我们是哪儿来的吗？”

“怎么不明白！”

“老老实实向前走。一跑，就打死你。”扎依采夫威吓说，同时一只手伸进袋里。他的袋里现在可藏着一支真正的比利时勃朗宁了。

“老奶奶，”叶戈罗夫又说，“您把绞肉器拿去吧。我们走了……”

“茹尔还说，重光没有道理。”当他们两人又并排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叶戈罗夫笑着说。

他们让高大的巴尔费诺夫坐在前面狭狭的座位上。

“喂，马车夫，一直到刑事调查局。”扎依采夫拉拉车夫的袖子说。

叶戈罗夫相信，到了刑事调查局，大家准会尽谈这件事，扎依采夫怎样漂亮地逮住了这高个子巴尔费诺夫。实在漂亮得很呐！可是到了刑事调查局里，却谁也没有注意这件事。逮住了就是逮住了。又有什么稀奇呢？茹尔也没有称赞他们。

茹尔起初似乎还有些不满意，因为他们在搜寻巴尔费诺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后来他说：

“嗯，好吧，孩子们，药剂师的案子大概快结束了。我们得赶快把它搞完，好去处理重大的案件。明天我给你们介绍格拉契夫卡。这件案子得好好动动脑筋了。今天你们没有事了，各自回家去吧。”

叶戈罗夫掏出钱来，还茹尔的债。他把那些钱放在桌上的文件上。

“谢谢。”叶戈罗夫说。

“不用客气。”茹尔说，把钱从文件上扫进写字台抽屉里。

扎依采夫又请叶戈罗夫到巴黎饭店去。这一下可以去了：反正有钱。不过，叶戈罗夫想早些让卡嘉高兴高兴，就对扎依采夫说：

“或者，一起到我家去吧，谢辽查？我们买些熟菜、啤酒什么的，一起到我家去吧。让你瞧瞧，我是怎样生活的。让我们像一家人那样去坐坐吧。”

“不，我以后有机会去的，”扎依采夫笑了，“像一家人那样坐的机会，将来多得很呐。”

叶戈罗夫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了那家豪华的叶戈罗夫食品店。

为了这家铺子跟他同姓，已经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了。当他在杜达利亚被接受入团的时候，大家问他是不是那个老板的儿子，或者亲戚。仿佛世界上只有一个姓叶戈罗夫的人，那就是食品店和糖果厂的老板。

叶戈罗夫在铺子里看得眼花缭乱。东西很多，什么都想买。

一盒盒的糖果饼干，一瓶瓶的美酒果汁，在架子里一直堆到天花板。火腿、香肠、奶酪、熏鱼、鱼子在玻璃柜台里摆得琳琅满目。头戴白帽的女售货员，用红润的小手切着这些精美的食品，又拿到亮晶晶的台秤上去称。

叶戈罗夫食品店同时又以漂亮的女售货员闻名：个个都像是挑选出来的美人儿，明天就可以去当电影演员。其实她们是没有地方可去。整个国家还存在着失业。整个国家还很穷困。好多人走进这家铺子里，也只是来看看商品，看看女售货员罢了。

叶戈罗夫是来买香肠的。他怕有好多好多年没有吃到香肠了。即使在小时候，也不是常常吃到的，只有逢到大的节日——复活节和圣诞节才有机会吃到。卡嘉也许已经忘记香肠的味道了。她的孩子们对这种食物就更加陌生。他们出生在革命前不久，是在国内战争中长大的。在这个时期里，他们能弄到什么吃的东西呢……

叶戈罗夫看看价钱，盘算着买那些东西得花多少钱。最后他决定不多不少，把工钱的四分之一花在这家铺子里。

他买了香肠、火腿、干酪、熏鱼、两包游船牌饼干、一大盒粉红色水果软糖、三瓶果子汁。又买了一瓶葡萄酒，虽然不知道卡嘉是不是赞成买酒。

结果卡嘉倒是赞成买葡萄酒的。

“难道我们不是人吗？”她把向邻舍借来的拔塞器刺入木塞里，说，“让我们也来干一杯，祝我们未来的生活万事如意吧。你给孩子们买些果子汁很对。我在五一节也给他们买过了。他们很喜欢……”

叶戈罗夫领来的干儿子凯哈，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穿着卡嘉小儿子穿下来的水手服，在桌旁走来走去，用一双小狼般的尖眼睛望着桌上的食物。

为了安安卡嘉的心，叶戈罗夫说：

“我明天就把他送到‘儿童之家’去。我已经知道该把他往哪儿送了……”

“等一下，”卡嘉似乎没有听见弟弟的话，打量着桌子说，“等一下，我还要在熏鱼上放些葱呢。哎，真可惜，我们没有能把阿列克赛·叶戈雷奇请来！真想让他跟我们喝一杯。真是个好人。他常常过来，问我们生活得怎样。真想让他看看，我们在怎样生活……”

我们的人民具有了不起的乐观精神，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任何人只要情况一好转，就会忘记痛苦，而只记住美好的事物，抱着美好的希望。

这天晚上，卡嘉记起了阿列克赛·叶戈雷奇来。他是一个运货马车夫，曾经用赊账的方式为她搬运木柴。她也记起了娜斯嘉婶婶来。娜斯嘉婶婶无条件地让她使用大蒸锅煮衣服，已经一年多了。她还记起了静卡·科瑞列娃来。这是一个举动轻浮的姑娘，但在过节的时候送过她的孩子们两斤松果。

幸福的卡嘉在这天晚上想使大家都幸福，她想请大家都来吃饭，可是太晚了。过节的晚餐是不能耽搁的。

于是一家人就自己在桌旁坐下来。

喝了一杯葡萄酒，卡嘉就有点酒意了，话也多了，并且常常无缘无故地发笑。她把领来的孩子拉到身边，长久地瞧着他说：

“真是个好孩子！名字又美，纯粹是西伯利亚的——凯哈。嗯，凯哈，小凯凯，小凯哈……”

“我会把他送去的。”叶戈罗夫又说。

“你别想了，”卡嘉忽然严厉地说，“把他送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把他洗干净了，换过衣服，还有，你瞧，头发也剪过了，虽然我的剪刀很钝。你却还说什么把他送去。不，就让他在我们家里成长吧。有了三个，再加一个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幸福的晚上，那个偶然被发现的凯哈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他采用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姓——叶戈罗夫，不过将来可不会再有人问，他是不是那家豪华的叶戈罗夫食品店老板的儿子或者亲戚了。

十六

在办公室里如今只有伏罗贝奇克还常常要嘲笑叶戈罗夫：

“那个孩子怎么样，还住在你那儿吗？”

“住着。”

“你在喂养他吗？”

“我在喂养他。”

“你怎样喂他？用什么喂他？用你自己的奶吗？”

“用自己的奶。”叶戈罗夫一面回答，一面走开了。

他仍旧穿着那双旧鞋，鞋底勉强连住鞋帮子，走起路来仍旧摇摇晃晃，不过，自从领到第一次工钱以来步伐毕竟稳多了，虽然还没有明确，他是不是能留下来工作。

然而，工作却不断地增加。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复杂了。

茹尔如今也像信任扎依采夫那样信任叶戈罗夫。他叫他们审问罪犯，跟老干部一起到出事地点去，甚至派他们参加重大案件——办那些案件需要又敏捷，又灵活，又勇敢。叶戈罗夫在那种场合表现得不比人家差：又镇定，又严肃，又机警。

可是伏罗贝奇克还是要嘲笑他。

不知什么缘故，伏罗贝奇克那么不喜欢叶戈罗夫。他每次好像故意——也许真的是故意——强调说，扎依采夫很能干，并且像茹尔爱说的那样，是个火一样的小伙子，至于叶戈罗夫呢，简直是块活动的废料。

巴乌里村出了一桩谋杀案。

伏罗贝奇克向茹尔作了报告，因为，凡是有关谋杀和持械抢劫的重大案件，差不多都是茹尔经办的。茹尔很想立刻动身到巴乌里村去，可是他正在布置一次重要的活动，因此就对伏罗贝奇克说：

“请你自己去一趟吧。把我那两个孩子带去。让他们活动活动也是好的。”

“找扎依采夫去。”伏罗贝奇克说，虽然叶戈罗夫就坐在这儿，坐在茹尔的小房间里。

“那你就带扎依采夫去吧，”茹尔表示同意，“我是无所谓的。”

茹尔确实是无所谓的。他甚至于没有注意到，伏罗贝奇克独独挑选了扎依采夫。

叶戈罗夫当然觉得难受，虽然他也承认，扎依采夫是个少见的勇敢小伙子，他也很佩服他。但是，如果一个人老被人看作一样摆设的家具，恐怕谁也会感到难受吧。叶戈罗夫也因此感到难受。

伏罗贝奇克和扎依采夫从巴乌里村的出事地回来以后，伏罗贝奇克就讲着扎依采夫的异乎寻常的勇敢行为。那时叶戈罗夫甚至于觉得，伏罗贝奇克这是故意在捧扎依采夫。

“说真的，乌里央·格里戈利耶维奇，头上几分钟我也有些手忙脚乱，”伏罗贝奇克向茹尔讲述说，周围站着好多同事，“我们跑到那边一看，仓房旁边躺着一个强壮的农民——死了。公民们好容易把凶手关进仓房里，他却在里面像狗熊一样咆哮说：‘我要把你们统统杀死！’人们警告我们说，他手里拿着一把切肉的斧头。他就是这样拿着斧头被赶进仓房的。嘿，这叫我怎么办呢？朝他开枪似乎不应该，可他的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嗯，就是通常肉店里用的那一种。他只要在你脑袋上一挥，你就得回老家啦。说实话，当时我可拿不定主意。扎依采夫却镇静地走近仓房，拉开铁闩。那凶手连哎哟都来不及叫一声，扎依采夫就把他手里的斧头打落了，接着为了保险起见，又朝他的脸上打了两巴掌。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凶手酒气熏人，喝得烂醉了。他不断向扎依采夫爬去。扎依采夫也忽然发起狠来。我好容易把凶手从他手里抢下来。要不，扎依采夫真会把他活活打死的。”

茹尔显然不喜欢这个故事。他微微皱起眉头，听着伏罗贝奇克说。也许茹尔只是忙着考虑别的案件，因此希望伏罗贝奇克快些讲完。

茹尔并没有去看凶手，只是问了发生谋杀案的原因。

“是因为吃醋。”伏罗贝奇克说。

“唔，好吧，这件事我以后来处理。”茹尔作着决定。他请伏罗贝奇克预审一下凶手。

茹尔实在很忙。当天晚上他得到格拉契夫卡去办一件重要的案子。他已经把人选派定，正在集中思想，考虑怎样行动。可是怎么也不能真正集中思想，因为老是有各种别的事情要他分心。那些事情比较次要，他却不能不管。

药剂师的案子忽然又给提出来了。检察员要求茹尔提出补充材料。检察员认为，他没有充分理由怀疑希季科夫就是巴尔费诺夫谋杀的，虽然事情是再清楚不过了。

弗里尼夫弟兄当然不承认是他们雇巴尔费诺夫去谋杀希季科夫的。巴尔费诺夫也不承认。承认，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利的，这要给自己加重刑罚。可是物证不容他们抵赖。当初弗里尼夫弟兄送给药剂师科洛密耶次、后来马车夫希季科夫又从药剂师房间里拿出来的照相机，最后却发现在巴尔费诺夫的家里。这难道不是罪证吗？那架照相机怎么会落到他手里的呢？再有希季科夫私人的一些东西，像又厚又大的银挂表，钞票皮夹——经希季科夫的老婆认明——又怎么会落在巴尔费诺夫的手里？

检察员到底还需要些什么呢？

如果必要的话，茹尔也可以重新研究这件案子。其实一切都清清楚楚。检察员自己也不妨动动脑筋。而主要的是茹尔实在没有工夫，今天他还得到格拉契夫卡去办一件重要的案子呐。

此外，茹尔还得在三点以前到市党委会去一下：监察委员会不同意刑事调查局党支部对古米亚金事件的决定——古米亚金是派在刑事调查局里工作的干部，因为犯错误，在党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茹尔作为党支部书记，应该到监察委员会去一次。同时他得把一切都记在头脑里：古米亚金事件的详细经过，药剂师的案件，到格拉契夫卡去行动所需要的错综复杂的情报。

这些工作他又不能叫别人分担。他不是局长，只是个普通干部，刑事调查局里的特派员。此外，他那条手臂又在作痛，要痊愈还得安静休养。不过，他这辈子恐怕是不会有安静的日子了。

茹尔老是皱着眉。叶戈罗夫以为茹尔皱眉是因为对他不满意。可是叶戈罗夫究竟做错什么事啦？

直到下午将近五点钟，菇尔才从多方面说服了检察员，去过监察委员会，并且作了两次跟当前行动有关的审问。他显然高兴了。跟随他的两个见习生，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也立刻高兴了。

不过，扎依采夫似乎不很受茹尔情绪的影响。扎依采夫相信，一切都是应该如此的。他问茹尔说：

“也许，您要审问一下索洛维耶夫吧？”

“哪一个索洛维耶夫？”

“哪，就是我们从巴乌里村带来的那个杀人犯……”

茹尔本来很想休息一下，看看报纸，喝杯茶。在出发行动以前，能回家一趟也不坏啊。即使打一小时瞌睡也不坏呀。但是，他不喜欢让白天的工作留下“尾巴”。不然，这些“尾巴”就得拖到明天，可是明天又有新的工作，因此就会留下新的“尾巴”。特别不应该把审问工作拖到第二天，要是当天可以进行的话。为什么要无谓地折磨被拘捕的人呢？

“把他带来吧！”茹尔说。

扎依采夫走了。扎依采夫真行！他做事不用茹尔吩咐，而且还会提醒茹尔，应该做什么。

茹尔准备审问了，把记录用纸在桌上放好，又在笔杆上插了个新笔尖。

走廊里传来步枪的格勒格勒声。那是民警和扎依采夫把拘捕的人押来了。

最后，扎依采夫开了门，把一个瘦削的人推进房里。那人穿着一件撕破的衬衫，没有束腰带。

被捕的人勉强站得住脚。他的左眼浮肿，鼻子也鼓起了。血从受伤的眉毛里流出来。

“请坐！”茹尔严厉地说，接着忽然叫道，“阿方尼亚！”

“宪兵！畜生——宪兵，”被捕的人一面呜咽，一面喊，“我不愿意看见你们……”

茹尔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说：

“你这是怎么了，阿方尼亚，疯了吗？这是我呀，乌里央……”

“你们全是坏蛋……宪兵……”

“真是傻瓜，”茹尔惊奇地望望他说，“你坐下，人家对你说话呐。”接着又用左手摸摸他瘦削的肩膀，拉他坐下：“叶戈罗夫，给他倒些水来……”

那人喝着水，咳呛着，哭着，牙齿碰得玻璃杯格格发响。房间里扩散着自制烧酒的醉醺醺的气味。

“我当然是傻瓜。你们都很聪明，”那人又呜咽起来，整个虚弱的身体不断地哆嗦，“我马上就要被枪毙了，你们可坐在这暖烘烘的房间里。宪兵！……”

“哼，别胡说八道了，”茹尔稍微严厉些说，同时又像对待一个孩子似的摸摸他的头，仿佛在用心整理他那稀疏的头发，“你怎么，冻坏了吗？也许，喝杯茶吧！叶戈罗夫，叫他们送杯茶来……”

茶送来了。茹尔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糖，放在玻璃杯里，用匙调了调，把杯子推到被捕人的面前，叹口气说：

“唉，阿方尼亚，阿方尼亚！老兄，你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呀？”

“是这样的，”阿方尼亚啜了一口茶，皱起眉来：茶很烫，“你知道马拉丰多夫吗？”

“你是指哪一个呀？伊里亚·扎哈雷奇·马拉丰多夫吗？”

“不，是基姆卡，他的儿子。”

“当然知道。”

“就是他今天被我干掉了。干脆要了他的命。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于是阿方尼亚就慢吞吞地讲着自己痛心地犯罪的经过。

茹尔没有把它记下来。他不坐在桌子后面，而坐在房间中央的椅子上，垂下了头。他很难过地听着这故事。

阿方尼亚·索洛维耶夫如果不能算是他的老朋友，至少也是他的老相识，老同事。还在1913年，他们就在普利维登采夫的马车夫工场里同过事：阿方尼亚是洋铁匠，茹尔是锻工。

茹尔什么事都可以相信，就是无法相信虚弱文静的阿方尼亚·索洛维耶夫会杀人。可是现在瞧吧，真的是他杀了人，而且用很野蛮的手段——用切肉的斧头。

“也许，你还要茶吧？”

“我的五脏六腑都像火一样在烧。”阿方尼亚指指自己的光胸膛，又哆嗦和哭泣起来。

早就有个传闻，说阿方尼亚的老婆跟屠夫马拉丰多夫有来往。

阿方尼亚早就想离开她或者把她赶走。可是他舍不得孩子：两个白白胖胖的女孩子——塔马尔卡和尼娜。她们怎能没有母亲呢？阿方尼亚因此忍耐着。他想，也许是那些坏蛋在造格鲁施卡的谣言。

再说，阿方尼亚也没有工夫去详细调查这件事。他老是东西奔波。固定的工作早就没有了。只有些临时的活儿。

马拉丰多夫去年也向他订过货：做几只大的牛奶桶。阿方尼亚做了，钱却没有拿到。马拉丰多夫诉苦说，他没有钱。他说，所有的钱都花在新开的铺子上了。让他做些买卖，再还给他。

那时候阿方尼亚要到杜达利亚去，到那边的一家榨油厂去干活儿。他在那边工作了差不多八个月。本来还可以再工作半年，可是他想家想得厉害——想念两个女儿，也想念格鲁施卡。

昨天回来，下了火车，正想到贩卖亭里去给老婆孩子买些礼物，忽然碰到喝得醉醺醺的邻人叶密里央。叶密里央是个列车员，当时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声说：“你何必还要在礼物上费脑筋呢？难道你的钱也够买那些马拉丰多夫给你老婆买的东西吗？”

阿方尼亚听了这句话，心肺像要爆炸了。连家里也不愿回去了。他把行李交在物件代管处，独自走到车站附近一个熟识的老太婆开的酒店里去。

他回家的时候已经喝得很醉了，女儿都睡了，格鲁施卡也有些睡意蒙眬，对于他的责问却泼辣地回答说：“你怎么可以拿马拉丰多夫的事来责备我呢？你究竟给我留下多少生活费，可以叫我不去找马拉丰多夫呢？……”

这样就整整吵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阿方尼亚又喝了些酒，到马拉丰多夫那儿去讨牛奶桶的欠款。当时铺子里人很多。马拉丰多夫不愿在顾客面前无谓争吵，就把阿方尼亚轻轻推到门外，说：“你和你老婆已经占了我不少便宜了。我简直后悔跟你们这种人来往。我不稀罕你那个格鲁施卡了。你那个格鲁施卡，不论谁只要花半斤肉就可以弄到手的。你自己也是那样。你们生来就是穷光蛋的命。苏维埃政权把你们宠坏了。”马拉丰多夫后来隔着门又说；“看上帝的份上你快给我滚，以后不要再来了。不然的话，我一发脾气会用斧头劈开你的脑袋，好让你知道跑来得罪我有什么好处。”

这个关于斧头的坏念头，就是马拉丰多夫自己传给喝醉酒的阿方尼亚的。他还挥了挥斧头作为吓唬。接着就发生了天晓得的祸事。

阿方尼亚从马拉丰多夫手里夺过斧头，并且用可怕的声音嚷着说，他要同时杀死自己和一切坏蛋，杀死那些又做买卖，又偷盗，又跟别人老婆来往的家伙。

马拉丰多夫也许比阿方尼亚·索洛维耶夫强壮十倍。他身高七尺，但这当儿忽然胆怯起来，返身向院子里逃去。

阿方尼亚看到马拉丰多夫害怕，胆子更加壮了。他从后面追上去。连他自己也一直不相信，他会杀人，会有胆量杀人。可是毕竟杀了……

阿方尼亚垂下头，又哭起来。接着又抬起头，恶狠狠地说：

“后来，来了宪兵队，那时我已经被锁在仓房里了……”

“什么宪兵队？你在胡说些什么呀，阿方尼亚……”

“就是那个宪兵队，你瞧，把我的眼睛打伤了，”被捕的人哭丧着脸说。“要审判，你们可以审判，就是要枪毙我也行，但你们没有权利打我的眼睛。人们建立苏维埃政权，可不是为了这个。我亲自用猎枪跟高尔察克打过仗。我受过伤……”

扎依采夫站起来，走了出去，一会儿又回来了，显然要让人家知道，他对自己的行为不怕负责。他镇静地坐在桌子旁，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阿方尼亚。

茹尔走到伏江科夫那儿。他请求伏江科夫处理这个谋杀案，因为凶手是他的朋友，他来处理这个案子，有些不方便。

被捕的人又还押了。

茹尔要出发行动。他打电话，把人们召集拢来，做了各种必要的布置工作。对扎依采夫他连瞧也不瞧一眼，也不问他什么，虽然扎依采夫一直坐在桌子旁边。

直到来电话通知大汽车准备好了，茹尔才说：

“你啊，扎依采夫，回家去吧。去休息休息吧……”

“为什么呀？”

“今天你已经做了一件英雄的行为。哼，够了……”

“好吧，”扎依采夫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但走到门口站住了，“我还是想弄个明白，乌里央·格里戈利耶维奇，为什么您忽然对我生那么大的气？其实到巴乌里村逮捕凶手索洛维耶夫，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呀。一起去的还有伏罗贝奇克同志，他也并没认为我违反规则。嗳，谁知道这凶手是您熟识的呢？也许还是老朋友吧？……”

茹尔动手穿大衣。有条手臂受了伤，穿大衣很不方便。叶戈罗夫没有想到，应该帮他一下。

扎依采夫就动手帮茹尔穿大衣。

“谢谢。”茹尔说，一面把右手伸进袖子里。他用衣襟盖住左手，也不扣上钮子，就朝大汽车走去。

这样，扎依采夫那天晚上提出的大胆问题就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也没有去参加行动。

十七

这一次的行动非常不利。拟订初步行动计划所根据的情报，不是捏造的，就是搞错的。

在格拉契夫卡不但没有搜到大批军火，像茹尔所预期的那样，而且连弹壳都没有找到一枚。

奥热列夫老头子和他的儿子巴施卡也不是傻瓜。他们在被捕以前，或者是他们还未落网的同党，已经把军火从格拉契夫卡运走了。运到哪儿去了呢，现在还不知道。再有，此地是不是真的有过军火呢？

茹尔已经有些怀疑了。不过，他仍然怀着希望，通夜在村子里搜索，循着那盖满倾斜的板屋和土屋的深远山坳搜去。

一点结果也没有。

茹尔疲劳极了，虽然由于倔强的个性，他自己却不肯承认这一层。刺骨的寒风刮着他的脸、脖子和盖着薄围巾的胸部。

跟茹尔一起来的人，对这次行动没有收获，也很恼火。但这时发生了一件愉快的意外事。

伏罗贝奇克把它称为愉快的意外事。他第一个在无意中发现一名大罪犯，布兰奇克。这是一个出名的大强盗，差不多总是单独行动，不跟人来往，因此一直没有能捕获他。

在萨曼卡河畔的悬崖上，寡居的洗衣妇库尔玛科娃整洁的白小屋，孤零零地立在风中。一直没有人对她发生过怀疑。在她那个当裁缝的丈夫去世以后，她独个儿过着安静的生活，在家里给人洗洗衣服。她是一个相貌端正、三十开外的女人，亚麻色头发，天蓝色眼睛，衣服穿得非常整洁。

大家都知道，屠夫诺伏克兴诺夫，杂货店老板德尼克，木匠兼做箱子活的奥尔洛夫，曾经先后向她求过婚。他们都是些体面的鳏夫。可是她谁也没有答应。据说，她压根儿厌恶男性。

如今，在这个相貌漂亮、行为漂亮的女人家里，忽然深夜里发现了危险的大盗布兰奇克。

他不睡在床上，而睡在一只铺有鸭绒褥子的箱子上，身上只穿一套雪白的睡衣，没有盖什么东西，因为房子里的炉子烧得很旺。

房子里还烧着一只铁灶，铁灶之上的木架上放着些擦得亮晶晶的铜盆和锅子。

铁灶上搁着一只很深的平底锅，锅子里正在炸马铃薯和切成方块的猪肉，发出吱吱嚓嚓的声音。

“他来了没有多久，”寡妇指指睡着的人，解释说，“嗯，他一来就躺下来休息。我呀，正在给他准备晚餐。他过一个钟头就要走的。他每次来，总是待不了多久……”

布兰奇克睡得很甜，好像一个婴孩，在梦中咂着嘴唇，噘着嘴，似乎在生什么气，而且生个不完。

刑事调查局的工作人员茹尔、伏罗贝奇克、伏江科夫和叶戈罗夫就站在这儿，站在铁灶旁，跟寡妇谈话。她可知道他是个罪犯？

“我也猜想到了，”她简短地回答，“他又不在什么地方工作，又不做什么买卖，但是穿得整整齐齐，好像一个私商，一个耐普曼。你们瞧，他的大衣多讲究，海龙领子……”

“这不是他的大衣，”伏江科夫断定说，“这是库克申医生的大衣。那个死去的库克申医生的……”

“对啦，”寡妇说，“我也猜想那是人家的大衣。他怎么敢穿在身上！要知道医生的亲戚不论什么时候都会认出来的，连你们不是他的亲戚，也认出来了。费嘉可真大胆。我不知劝过他多少次了，劝他不要干这一行！我对他说：‘费嘉，别干你那些傻事吧。这样我就会跟你同居了。如果你高兴，还可以结婚。我是个自由的公民。’可他总是那么回答：‘多佳……’他是那么叫我的。他说：‘多佳，我并不比你傻。’如今他可碰上了……”她哭了起来。“要知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盖屋顶的铁皮匠呐。他本来是个很好的铁皮匠。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还没有出嫁。可是，我的爸妈糊涂，逼我嫁给了库尔玛科夫，就是我死去的那个丈夫。”说到这儿，寡妇指指挂在布兰奇克睡着的箱子上面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

叶戈罗夫也像伏江科夫和伏罗贝奇克一样，趁布兰奇克睡着的时候，观察和搜索着整座房子。茹尔站在布兰奇克旁边。叶戈罗夫很想知道，茹尔此刻在想些什么。

最后茹尔左手搭在布兰奇克的肩膀上说：

“喂……”

布兰奇克霍地一下蹿起来，一只手伸到枕头底下。可是枕头底下那支勃朗宁已经不在了。勃朗宁已经在茹尔的口袋里了。

“你别害怕，”茹尔说，“要怕你早该怕了……”

伏江科夫打电话把大汽车叫来。

布兰奇克衣服还没有穿好，汽车已经在门外轧轧地响着了。他老是慢吞吞地拖时间。茹尔发火了：

“走，不用装糊涂了……”

布兰奇克向门口走去，只穿着裤子，靴子，没有穿上装。

这时候，叶戈罗夫脱口而出地说：

“让他穿上大衣吧。外面风可厉害呐……”

接着，叶戈罗夫也不等许可，就从衣架上取下大衣，像看门人一样，递给了布兰奇克。

今天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要帮助茹尔穿大衣。是的，没有想到。可是现在他却忽然照顾起一个强盗，一个罪犯来了。

“你啊，叶戈罗夫，最好到米古里斯理发馆去管管衣帽。”伏罗贝奇克嘲笑他说。

茹尔也生气地瞧瞧叶戈罗夫。

一路上伏罗贝奇克尽在汽车里嘲笑叶戈罗夫。

茹尔却怒气冲冲地不作声。茹尔为什么生气，那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罗，他不光生叶戈罗夫的气。他还因为这次行动失利而闷闷不乐。

布兰奇克——这在茹尔是不足道的，是极小的战利品。为了逮捕布兰奇克，犯不着通夜在风中奔波。而大事情却没有成功。

茹尔就是因此而生气。他大约已经没有想到叶戈罗夫，已经把他忘记了，叶戈罗夫也定心了。

不过，当大汽车开进刑事调查局的院子里，伏罗贝奇克把逮到的犯人拉下汽车的时候，不是伏罗贝奇克，而是茹尔忽然朝布兰奇克点点头，对叶戈罗夫说：

“你怎么啦？去扶住他的手臂，帮他一下吧，既然你是这么一位……好心的护士小姐……”

茹尔这人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他没有带扎依采夫去参加行动，因为扎依采夫对待凶手太粗暴。如今他生叶戈罗夫的气，却因为叶戈罗夫心肠太软。那么茹尔到底要什么呢？他自己到底希望什么呢？

“回家去吧！”茹尔对叶戈罗夫说，接着看了看手表，“我们很快又要工作了。你去睡一会吧……”

叶戈罗夫在走廊里经过值班室，正打算回家去，忽然看到扎依采夫。茹尔也看到了扎依采夫：

“你为什么还没有走？”

“等人。”

“等谁呀？”

“等您。不论怎样我们得谈一谈。”扎依采夫好像挑战一样说。

“什么，难道我们明天谈来不及吗？”茹尔皱起眉头说，“明天还有时间哪……”

“也许，我明天不用来了吧？”扎依采夫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茨冈女郎牌香烟来，“如果不给我工作，我在这儿闲荡也太无聊了。”接着轻轻地抖了一下烟盒，就有三支很细的纸烟露出一半来。他把烟盒拿到茹尔面前：“请吧……”

茹尔没有拿烟。显然，他不喜欢见习生的这个姿势。也不喜欢他说的话。茹尔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扎依采夫却不管他皱眉，又抖了抖烟盒，把它拿到叶戈罗夫面前说：

“啊，你大概是不抽烟的。”

“回家去吧。”茹尔又对叶戈罗夫说，还轻轻地推了推他的肩膀。

可是叶戈罗夫没有走。他很想听听扎依采夫跟茹尔的谈话怎样结束。

扎依采夫拿一支香烟在手里揉着。

“乌里央·格里戈利耶维奇，我还是不明白，我究竟什么地方使您不满意？而且，不论怎么说，那个索洛维耶夫到底是个杀人犯，虽然他是您的熟人……”

“他是我的朋友。”茹尔说。

“那更不用说了。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照规则行动的。”

“什么，难道规则里说，要你打人家的眼睛吗？”

“规则里并没有那么说，”扎依采夫划亮一根火柴，在吸烟以前望了望火花，“不过，要是凶手拿着斧头，行动就得大胆，果断。这是明明白白的。可不用去跟凶手亲吻呀。规则里明白指出……”

“你不要尽拿规则来对付我！”茹尔用手驱散扎依采夫纸烟上冒出来的烟，“规则里不可能把什么都写上的。请问在什么地方有过规定；当一个正派老实的女人跟一个强盗同居并且对他发生爱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茹尔说，“你读过规则，还读过什么重光的书……”

“照你说来，规则不用读吗？”扎依采夫插嘴说。

“不，得读，”茹尔肯定说，“但还得把规则跟你的头脑、良心配合起来，如果你的心不是木头做的话……”

这几句话使叶戈罗夫感到很惊奇。他当场觉得这几句话跟茹尔的行为有些矛盾。

“那么，”叶戈罗夫忽然插嘴说，“茹尔同志，刚才我把大衣拿给那个布兰奇克，您认为我做得不对吗？事实上，我也是出乎良心的……”

“你这是另一回事了，”茹尔对叶戈罗夫瞧了一眼说，“也许，你做得不错……”

“那您为什么说……我是护士小姐呢？”

“嗯，我又不是什么圣人，”茹尔微微一笑。那种笑法在他是很难得的，简直有几分尴尬，“我也可能犯错误的。可你的行为总有些不妥当。当然，哪儿也没有说过，被捕的人一定得挨冻。你给他大衣，这是对的，但也用不着替他把大衣披上。这有些滑稽。你等一下，你把我的话打断了。我原来有些话要回答扎依采夫的。”

“您要回答我，我什么地方使您不满意。”

“嗐，难道问题在于使我满意不满意吗？”茹尔又皱起了眉头，“你可以使随便哪一个首长满意。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你应该，我们大家都应该，使全体人民在艰苦的生活中感到满意……”

“哼，我可不能使人人都满意，”扎依采夫把烟蒂捏成一团，扔在高高的烟蒂桶里，“这么说来，我们得使强盗都感到满意了。还有那些小偷……”

“小偷和强盗——他们不是人民。”

“那他们是哪儿来的呢？”扎依采夫眯缝着眼睛说。

“这就值得想一想了，”茹尔翘起一只手指说，“应该了解人们在怎样生活。规则里不可能把这些都写进去。得自己考虑一下，为什么人有坏的，也有不幸的。”

“人生下来是为了幸福，好像鸟儿为了飞翔，”叶戈罗夫说，“这是我在一本书里读到的。”

“这倒是一本好书。我没有读过，但相信它是一本好书，”茹尔支持叶戈罗夫说，“要知道，我们可不是过去的那种侦探。我们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应该做到什么呢？布尔什维克要使人人都幸福。因此，我们在这儿可不能保持那样的态度，仿佛我们都是些长着眼睛的木头，仿佛我们都是没有丝毫感情的。碰到凶手，就只知道动手打……”

扎依采夫此刻似乎恭恭敬敬地听着茹尔，但他的两只眼睛却不怀好意地斜瞅着。他忽然问：

“那么您，乌里央·格里戈利耶维奇，请问是哪一年入党的？”

“我吗？”茹尔又有点窘了，“我是1917年入党的。怎么样？”

“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我爸爸也是1917年入党的……”

扎依采夫向茹尔提出这样的问题，叶戈罗夫觉得很不高兴。不过，茹尔似乎并没有生扎依采夫的气。茹尔只说：

“孩子们，我看你们没有兴趣听我讲这些话，你们还年轻，没有经过生活的磨练。嗯，好吧，你们睡觉去吧……”

十八

他们走到街上，街上是一片黎明前的黑暗。

风通夜呼啸着，哗啦啦啦地抓着屋顶和屋檐的铁皮，直到此刻才静止了，消失了。可是黎明前潮湿的寒气冷得刺骨。

茹尔用左手翻起领子，把帽子拉低到眉毛上。

“唉，孩子们！你们以为只有你们两人在经历考验的时期吗？其实，我们，我们全体人民，都在经历一场艰苦的考验。你们没有看到这个，也许是不了解……”

“谁没有看到，谁不了解？”扎依采夫问。“应该说得具体些……”

“譬如说，你就不了解，”茹尔瞧了他一眼说，“我认为你的头脑就很有点糊涂。今天你就胡搞了……”

“您说得具体些，我胡搞了什么？”扎依采夫火了，“具体地说吧……”

“具体”这个词儿是从政治上，从大会上的激烈演讲传到日常生活里来的，当时正很时髦。它的正确含义，还不是人人都明白，但差不多人人都喜欢说说。扎依采夫也很喜欢这个词儿。

“我可以具体地来说，”茹尔笑了笑，“你在巴乌里村的行为，活像一个吹牛家。你要在大家面前夸耀一番，让人家看看你这人多么勇敢。人应该勇敢，但不应该拿勇敢来夸耀，不应该标榜自己……”

“我又没有夸耀过。我只是有一点儿激动。于是我就发起狠来……”

“噢，这么说来，你是个神经过敏的人。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怎么会发起狠来呢？这么说来，你很弱吗？”

“您怕还会说我有神经病吧？”

“我不知道。也许是神经病。你不是说忽然发起狠来吗？这就说明你不能控制自己。假使一个人会发狠，假使他听凭自己发狠，这样他就看不见，也无法看见他在做什么了。他就不能分析……”

又是叶戈罗夫不太了解的一个词儿——“分析”。

“唔，是的，你灵活地从索洛维耶夫的手里打落斧头。这当然很好。虽然我看这也算不来什么了不起的勇敢。索洛维耶夫原来已经奄奄一息了，你为什么在打落斧头以后还要揍他呢？”

“既然他是一个杀人犯，我为什么还要可怜他呢？”

“这么说来，你是在当场给他宣判罪行，并且当场执行吗？请问你是什么人？是谁授权你审判他的呀？国家只委托你逮捕杀人犯。国家只委托你逮捕罢了。至于审判将在别的地方进行。在别的地方将进行详细的调查分析。因此，你是越权了。而越权是要送禁闭所的……”

禁闭所，其实就是监牢。不过，在那个时候监牢不叫监牢。把它叫作禁闭所，或者拘留所，或者改造所，似乎好听些。但是，监牢不论被叫作什么，到底还是监牢。

于是，扎依采夫安静了。直到这时他才安静下来，不再发火了。

他们三人在空荡荡的街上走着，经过各种轮廓模糊的建筑物。建筑物上没有点灯的窗玻璃朦胧地发着亮。

城市沉睡在苍茫的黑暗中。这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大省城，那里充满惊心动魄的事件，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充满忧愁和希望；那里情欲永远在沸腾，即使在城市睡觉的时候也不静止。

在这个城市沉睡的时候，或者说表面看来沉睡的时候，却有好多恼人的事在发生。他们三个人此刻走在街上，就是为了要去干涉那些事，因为这是干他们这一行的人的责任。

在这个城市里，也像在世界上别的地方一样，一向有小偷、强盗、杀人犯。但是，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永远存在下去？强的人是不是将永远欺侮弱的人？弱的人为了欺骗强的人，是不是永远得耍滑头？人类的生活会不会永远被野蛮的风气罩上阴影？

茹尔虽然只有三十三岁，可是在他那像柏油一样乌黑的头发中，却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灰色。有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像个老头儿了。

碰到阴雨天气，他也像老头儿一样，不仅那只受伤不久的手臂会隐隐作痛，就是那条被德军弹片炸伤过的大腿和被达姆弹打中过的肩膀，也会觉得酸痛。

不论怎么说，他毕竟参加过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但对他来说，战斗还是天天在继续着，也许比以前更加艰苦，而且不知到哪一天才会结束。

茹尔经常被一些意外的思想所苦恼。这些思想跟他的工作，跟他日常的业务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其实跟他的事业，跟他的生活，跟他生活的意义还是有联系的。

在那些夜里，当他紧张地工作了一天回来，筋疲力尽，却好久不能入睡，并且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能集中思想的时候，这些思想尤其折磨着他。

然而，他得集中思想。

他是一个端庄的人，衣服总是穿得像军人一样整齐。从来不曾有人看到他没有刮过脸。他甚至于学会用左手刮脸。他学会了好多事情。

不过，他还是觉得，他不了解生活里最主要的问题。这问题大概写在什么重要的著作里，可是他没有工夫去读。他也没有工夫去考虑好些问题，好些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

“孩子们，你们认为怎样：小偷将永远存在，还是总有一天会绝迹？”

“我不知道。”叶戈罗夫为难地说。

“你想怎样，扎依采夫？”

“我想它干吗呀？我无所谓……”

“这怎么可以无所谓呢？”茹尔惊奇地说，“孩子们，你们到底是共青团员呀。我知道，你们不仅想当个刑事调查局的干部，而且还想成为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或一个共青团员，不论做什么，必须想一想：他干的是什么工作，工作是为了什么，从工作中应该得到什么结果？不，扎依采夫，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得想想……”

“我还想它干吗呀？你刚才不是说，要因为越权把我送禁闭所吗……”

“唔，这个当然啰。不过，在禁闭所里人们也在思考。他们被送到那儿去，正是为了这个呀……”

“您真的认为我该坐牢吗？”

“跟我一起去坐，”茹尔说，“你是见习生，我是国家干部，我应该预先警告你。可是我却没有想到……”

街道转角处窜出来两匹浑身冒汗的马，拉着一辆宽大的篷车，车里挤满喝得醉醺醺的男男女女。车夫显然也醉了，身子从座位上倒下来，眼看就要跌下了。

一个头发披散的年轻女人，拉住缰绳，站在车上。她用一条长鞭子抽着马，嘴里发出绝望的叫声，好像在喊救命。不，她不是在叫喊，她是在唱。车上其余的人也都在唱，可是他们的歌听来使人心惊肉跳。

“耐普曼。”叶戈罗夫望着他们说。

“怎么能肯定是耐普曼呢？”茹尔说，“如果光是些耐普曼在胡闹，那倒没什么。他们即使死光，也不可惜。但是他们败坏风气，影响人民，坏就坏在这儿。为了那些耐普曼，我失去了几个好同志。其中一个我觉得特别可惜——那就是阿方尼亚·索洛维耶夫。当我知道详细的情形时，我甚至于哭了……”

不，茹尔并不是一个石头人，像有时给人的印象那样。不过，这也许更好些——他不是一个石头人。叶戈罗夫记得，茹尔有一次在坟场旁坦白对他们说，他过去也有很长一个时期害怕死人。

此刻茹尔又讲到监牢里那个好朋友的事。他也无法可想。是那个朋友错了。虽然错的不限于他一个人。如果可以怪生活环境的话，那么生活环境也错了。

“虽然我们不能怪生活环境，”茹尔想了想说，“人应该锻炼自己，锻炼自己的灵魂，如果他是个共产主义者的话。孩子们，就是这个缘故，我认为人得思想。得经常进行独立思考，用自己的脑袋来思考。得分析……”

又是那个叶戈罗夫还不很了解的词儿——“分析”！

叶戈罗夫很想问一问，这个词儿究竟什么意思，但又怕打断茹尔的话。

茹尔走到自己家的门口站住了，握住栅门上冷冰冰的铁环，没有向院子里走去。他似乎想起什么来，又把门环放下了。

“孩子们，你们可以在报上读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进行决斗。这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决斗，可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在这场决斗中，我们大家都参加了，我们应该都参加。可是，耐普曼在干些什么呢？他们不光是做做买卖，玩乐玩乐。他们在竭力败坏人民。他们说，我们可以购买一切，可以收买一切人。他们甚至于有自己的作家，自己的诗人，自己的歌手。那些作家并不在自己的书中公然叫嚣打倒苏维埃政权。这是谁也不会答应他们的。但他们老是写，他们不愿活下去了。仿佛全世界的末日到了。他们还在歌里唱着：‘一阵飓风，刮个干净。’哼，见鬼，让他们刮个干净吧。我们可要长久地活下去。全体人民也要活下去……”

显然，茹尔非常激动。他今夜恐怕要睡不着了。

“正是这个缘故，孩子们，我认为得多多思想，”他又开了腔，同时在门口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了。接着拍拍凳面，请两个见习生也坐下，“我们局里有多少人，你们是知道的，可是共产党员只有六个，再加上你们两个共青团员，见习生。此外，还有五个共青团员，但是现在他们……一句话，还没有展开工作……”

茹尔显然不愿意说出来，现在那几个共青团员在什么地方。他讲给他们听，刑事调查局的工作是多么困难。因为在目前盗匪横行、耐普曼到处收买干部的时候，即使在刑事调查局里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信任的。在刑事调查局里也有糊涂人。

“你啊，扎依采夫，不要生气。我看你的头脑也有些糊涂，但我并不把你看作一个糊涂人。有些人确实很糊涂。他们目前还在工作。我们正在揭发他们，把他们清除出去；但有一些人，他们工作得似乎也不错。他们有经验，有知识，有技术。然而，他们的技术对我们不是都有用的……”

这些话使叶戈罗夫感到很惊奇。刑事调查局里也有头脑糊涂的人，这是他从没想到的。

“刑事调查局里甚至于有贪污的人，”茹尔说，“而且他们不容易被人捉到。有时可以捉到，有时却捉不到。此外，我们这儿甚至于发生过这样的事：局里某些工作人员，在行动的时候居然向自己的同事，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开枪。事后你来调查一下看，究竟谁是凶手：是强盗，还是什么人？……”

这些话使扎依采夫也很惊奇。他问：

“那么您说的那五个共青团员，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呀？您是说，他们也……也被干掉了吗？”

“太妙了，”茹尔说，“真是太妙了。你倒已经学会说‘干掉’这种话了。这些话只有强盗才说的。不过我想，共青团员准会做榜样给人家看，怎样浮海而不淹死在海里，怎样扫除泥泞而不陷在泥泞里……”

“那有什么呀？”扎依采夫稍微有点窘，“伏罗贝奇克也是那么说的。据说他还是个有经验的干部呢……”

“是很有经验，”茹尔肯定说，“你们可以向伏罗贝奇克和别的人学到好多东西。而且一定要学。不过，我想，你们也可以教给伏罗贝奇克和别的人好多东西。让伏罗贝奇克向你们学习学习也不坏呀……”

这句话叶戈罗夫可完全不懂了。他可以拿什么去教伏罗贝奇克呢？伏罗贝奇克是只会嘲笑他的。

扎依采夫却很喜欢茹尔的话。扎依采夫明白，茹尔之所以跟他们作这场谈话，是因为他们这两个见习生很快就要列入编制，成为正式干部了。这该是已经决定的了。要不然茹尔是不会在他们身上花那么多时间的。

“孩子们，你们应该把你们所有的优点集中起来，表现在工作上，”茹尔说，“让人家看看，你们是真正的共青团员，你们工作不光是为了一块面包，几个工钱，而是为了理想；而且每天，每小时都记住这个理想。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泥泞玷污你们的身体了。再见，孩子们……”

茹尔重又抓住门环，转了转，回过头来说：

“你啊，扎依采夫，特别应该多想想。”

扎依采夫笑了。

“你瞧，”他对叶戈罗夫说，“我得特别多想想。也许茹尔认为你比我聪明，也许他认为你已经什么都想过了。也许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叶戈罗夫说，“茹尔看重你。他喜欢你。”

“喜欢，我是他的女朋友吗？”扎依采夫又笑了。

十九

茹尔确实喜欢扎依采夫。

事实上，有好些地方喜欢，也有好些地方不喜欢。但有时就很难分清，究竟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扎依采夫性格上的同一特点，往往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

扎依采夫非常活泼，热情，勤勉，这些特点是不容否认的。在刑事调查局里，这些特点立刻被看作能力强的表现。不过，除此以外，扎依采夫还有点粗暴。

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粗暴。譬如说，在阿方尼亚·索洛维耶夫和巴施卡·奥热列夫之间，他就看不出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在他看来，两人都是同样的罪犯。

当他知道阿方尼亚·索洛维耶夫只被法院判处十年徒刑，而没有像巴施卡·奥热列夫那样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甚至于觉得不痛快。

“太少了，我真想把他也干掉，这个愚蠢的阿方尼亚。十年——那有什么道理？”

“好吧，”伏江科夫说，“扎依采夫，我不要十年，只要把你在这儿的拘留所里关上三天三夜。我给你放一只便桶。让你也像人家那样坐坐看……”

扎依采夫笑了。

也许，这是孩子的爱好淘气闹事的习性仍旧在他身上作怪吧？也许，他的心里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进行斗争吧？也许，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会变得严肃些吧？

但目前有好多事情使他觉得可笑。特别使他觉得可笑的是杜尼亚，那个原来待在奥热列夫老头子开的妓院里的姑娘。她特地到刑事调查局来找茹尔，商量——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以后的生活问题。”瞧她找到什么地方来商量问题了！“也是个傻瓜。”扎依采夫心里想。于是就问她：

“你想听取些意见，怎样更能招徕顾客吗？”

杜尼亚忽然哭了起来。她一面哭，一面走进茹尔的房间里说：

“首长同志，你们那个红头发的家伙简直太无礼了……”

茹尔就把扎依采夫批评了一顿。

“我又没有对她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扎依采夫惊奇地说，“她是个什么东西呀？最普通的那种……也得像对待奥热列夫老头子那样对待她。他们全是一路货……”

“哎，扎依采夫，你脑袋里的糊涂思想真是太多了！”茹尔说。

不过，糊涂——这还不是最危险的东西。糊涂是会消除的，会澄清的。扎依采夫干工作倒挺灵活。

库雷切夫同志已经注意到他了。有一次夜里举行全市巡查，库雷切夫忽然请扎依采夫一起坐他那辆老爷车“雷诺”^[43]。局长怎么会请他坐汽车呢？不很明白，不过，扎依采夫确实跟局长一起坐过汽车了。

“你倒讲讲，库雷切夫问了你些什么话？”伏罗贝奇克后来向扎依采夫打听。

“没说什么特别的话。他只称赞我们，因为我们那次大胆地捉住阿方尼亚·索洛维耶夫。他说，我们干了一件英雄的行为。这是谁讲给他听的呀？……”

“大概就是你讲的吧。”

“不，我什么也没讲过。他倒是个有趣的人……”

“谁有趣？”

“唔，库雷切夫。显然，他也是个凡人，害怕强盗……”

“何以见得？”

“各方面都看得出来，一下子看得出来。那次在赛利凡诺夫街上，我们走进那家妓院……您记得吗，华修科夫的房子，在二层楼上的？……他拉住门，站住了。让我走在前面，好像是客气。后来，当您和伏江科夫来了以后，他就神气活现，高谈阔论起来，好让大家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局长。他在那些姑娘面前还装模作样，解开大衣，让她们看到他有一枚勋章……”

扎依采夫在值班室里也敢嘲笑局长。大家知道，他即使在局长面前也不会奉承讨好的。库雷切夫亲自请他坐他的汽车，这可不简单！也许他是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跟扎依采夫一起巡逻，库雷切夫觉得放心些。至于扎依采夫是无所谓的，跟什么人一起去都一样……

“啊，扎依采夫那家伙可厉害！”晚上伏罗贝奇克坐在值班室里，跟那些还没有去出差的同事谈天，称赞说，“你们别看他是个见习生。我们大家都有一天会受他领导的。你们记住我的话。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茹尔对待扎依采夫却仍旧很谨慎。茹尔仍旧不能确定对他的态度。叶戈罗夫似乎比扎依采夫简单些，容易了解些。对扎依采夫得处处留神。怎么也无法预料，如果放手让他行动，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不过，茹尔也喜欢扎依采夫。虽然不是喜欢他的一切，但有些地方是喜欢的。他喜欢扎依采夫的刚强，不推辞工作，此外，当然也喜欢他的勇敢。虽然，在他的勇敢里也带些不正确的东西……

茹尔还不能彻底了解扎依采夫。但他也不忙于作结论。有一次他对两个见习生说：

“孩子们，别以为我比你们年纪大，因此什么事都懂。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想通。你们呢，我认为也应该动动脑筋。譬如说，你们记得《国际歌》怎么唱的吗？‘粉碎那旧世界的锁链，随后……’嗯，孩子们，你们是怎么理解‘随后’这两个字的？”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扎依采夫奇怪地问，“歌里清清楚楚地说：‘……随后我们要建设新的世界，过去一无所有，将来什么都有……’^[44]”

“这儿就不很清楚了，”茹尔反驳说，“有人认为，我们得首先粉碎一切，而且光是粉碎。但我认为，既然作这歌的人用了‘随后’这两个字，那就不是指将来，而是说我们得紧接着进行建设，建设新的世界。事实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我们扒开旧世界的废墟，清除垃圾，立刻动手建设。因此不能认为我们只要逮捕和消灭罪犯就是了。我们应该找寻使人变成罪犯的原因。我们国家还应彻底消灭这个原因……”

“那么罪犯不应该消灭吗？”

扎依采夫问了以后，又用眼睛瞟了一下茹尔。

“哼，为什么！”茹尔说。“罪犯必须消灭。这是毫无疑问的。也需要杀几个。不过得随时留意：有没有可以改造的人……”

“少得很吧。”扎依采夫摇摇火红的脑袋说。

“多还是少，我们以后瞧吧，”茹尔皱紧眉头说，“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呢？就拿我来说吧。当然啰，我这人火气很大。从小受过很多委屈。不过，即使这样，当我工作的时候，还是竭力克制自己，不闹脾气。你们是年轻人，你们还没有什么气可生的……”

茹尔用忧郁的黑眼睛，一会儿望望扎依采夫，一会儿望望叶戈罗夫。他决不用担心叶戈罗夫会过分生气的。叶戈罗夫倒不妨凶一些。他实在太文静了。

“孩子们，我们还得作战，作战。你们的孩子们——当你们有孩子的时候——也还得作战。不过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我们是为什么而战的。上次你说得对，叶戈罗夫，我们是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战……”

叶戈罗夫并没有说过这话。但是此刻他不愿打断茹尔，不想打断茹尔。他坐着用心听。扎依采夫却在椅子上坐不安定，感到很不耐烦。

后来，他把叶戈罗夫叫到走廊里说：

“你别忙着听人家讲话了。现在有一件要紧的事。我们两人糟糕啦！今天我要填履历表了。我已经填过了。库雷切夫亲自下的命令。他甚至于有点生气，问他们为什么直到现在没有把见习生的履历表交上去。他说，‘没有履历表，我们不能批准他们……’”

“嗯，好吧，”叶戈罗夫说，“让他们来填履历表吧。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我不是说这个，”扎依采夫皱紧了眉头说，“你主要得考虑：你有二十二岁吗？……”

“嘿，你说什么呀！”叶戈罗夫笑了，“我才十八岁呐。连十八岁都不满。要到冬天，一月里才满……”

“真傻。你不要动气，说实话，你真像个傻瓜。他们会让我们两人都工作的。我已经全问明白了。现在他们编制里有两个名额。他们作了些调动。但是年龄一定要及格。我说，我二十一岁；你就说，你二十二岁吧。你看上去比我老些。你的样子有点忧郁。反正他们不会要看我们的出生证的。”

“总有些不好意思，”叶戈罗夫一面想，一面说，“我们刚来这儿工作，怎么就骗起人来了，仿佛我们自己就是骗子手……”

“嗯，那就随你的便吧，叶戈罗夫。但是你很可能落选的。据说，有一个小伙子也是这样，通过了全部试用期，却因为年龄不及格落选了。他还差两岁……”

“那么如果……”

叶戈罗夫还想问些什么，忽然有人在走廊深处阴暗的地方喊道：

“叶戈罗夫！”

这是伏罗贝奇克在喊他。

不知怎的，填写见习生履历的工作，正巧由伏罗贝奇克担任。不过，叶戈罗夫反而感到高兴。他不喜欢伏罗贝奇克。因此，他认为不对他说实话，也没有关系。如果换了茹尔，叶戈罗夫就只好说实话了。至于伏罗贝奇克……哼，去他的吧！

于是，叶戈罗夫站在他的面前，当问到年龄时，不害臊地回答说：

“我刚满二十二岁。已经满了……”

但还是紧张得一下子出了汗。天下恐怕没有比撒谎更痛苦的事了。

伏罗贝奇克镇静地填着表，填好了说：

“叶戈罗夫，你的出身很好，纯粹是无产阶级……”

叶戈罗夫听了很高兴。

伏罗贝奇克迟疑了一下，继续说：

“不过。干刑事调查工作，你却没有才能。才能，懂不懂？”

“我不懂。”

“才能——这就是一个人天生合适做什么工作。这是天生的。懂吗？”

那天在茹尔的小房间里开了一个很短的会。两个见习生都没有参加，因为正是谈他们的问题。他们能不能当刑事调查局的干部，省刑事调查局的干部呢？现在就是要决定这个问题。

其实，扎依采夫的问题差不多已经决定了。大家都赞成他。只有茹尔提出一个意见。他说，得让扎依采夫沉着一点：他太热情了。嚯，那算得了什么！热情，这又不是什么罪孽。总的说来，这儿的工作也不是冷冰冰的。这儿也不需要冷冰冰的家伙。

扎依采夫已经知道在开这样的会了，知道在茹尔的小房间里正在决定着他的命运。但他对自己的命运很安心。他安安定定地坐在食堂里喝茶，吃游船牌饼干。将来，他也许会在旧货摊上买一只像巴尔马舍夫那样的热水瓶。嗯，也许不买。多半不会买吧。热水瓶对他有什么屁用？

“再给我倒一杯茶来。”他对食堂女服务员说。

“仍旧要加柠檬吗？”

“当然要。”

扎依采夫十分镇静。

叶戈罗夫却激动得很。他跟扎依采夫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上，也喝着茶，不过吃的不是饼干，而是面包，并且激动得厉害。他激动得连手指都凉了。他拿玻璃杯焐着手。

叶戈罗夫的激动倒不是没有原因的。会上只有茹尔一人支持他。而且茹尔的话也很谨慎。

“为什么我们不能再让他试试呢？”茹尔说，“他这人很正直，严肃，勤勉……”

伏罗贝奇克却冒火了：

“哪里还用得着再试？已经试了一个月了。今天正巧一个月。”

“我并不反对叶戈罗夫，”伏江科夫摸摸漂亮的胡子说，“他人倒不错。但我不了解他，他好像有点胆怯，有点怕羞。”

于是，茹尔就抓住“怕羞”这两个字来为叶戈罗夫辩护。

“嚯，难道人应该不怕羞吗？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小伙子。而这一层我觉得不错。如果有疑问，可以再单独给他一个任务，何况他又是共青团员。我认为他是一个不坏的共青团员……”

“嘿，难道只要是共青团员就行了吗？”伏罗贝奇克冷笑说。

接着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个一直反对叶戈罗夫的伏罗贝奇克，建议派他到“金桌子”去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伏罗贝奇克很可以给叶戈罗夫想出更困难的任务来，这样叶戈罗夫就准会失败了。可是伏罗贝奇克坚持这个任务。那就好吧，茹尔也不反对。

一小时以后，茹尔把叶戈罗夫叫来，问道：

“你可以穿得漂亮些吗？你有什么可穿的吗？”

“有。”叶戈罗夫说。

“嗯，那就尽可能穿得漂亮些，晚上到‘金桌子’去一趟……”

“金桌子”——这是一个赌场，那边有“洛多”^[45]，有纸牌，还有别的赌博。赌场在市中心，在刑事调查局附近，只隔开一条街，对面是红沟电影院。赌场里挤满了有钱的人：耐普曼，开金矿的人们。流氓，强盗有时也聚集在那里。特别多的是赌博上做假的好手，还有外地人。

叶戈罗夫到那边去，并没有特殊任务。当然啰，如果出什么事，他就得拘捕可疑的人物。站在楼下大门口的民警，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他。否则，叶戈罗夫只要在旁边看看，不要引起人家注意就是了。让人家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赌徒，年青的耐普曼，一个只知玩乐的傻子。他也可以玩“洛多”。公家还因此给了他三个卢布。如果输掉，没有关系。如果赢了，也无所谓。就是这样。他自己当然不能闹事生非。老天爷保佑！他得注意态度，决不无谓牵入纠纷。

“唔，叶戈罗夫，走吧。”茹尔说。

叶戈罗夫回到家里，吃过中饭，换上衣服，穿上卡嘉改过的那件差不多全新的墨绿上装，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最后又看了看皮鞋。

皮鞋实在糟透了。他已经亲自修理过两次，用细铅丝扎住破洞累累的鞋底，用厚纸剪成一副鞋垫。但还是太不像样。不过，还可以用煤粉染一染。

叶戈罗夫把煤粉溶在火油里，然后把脚搁在台阶上，动手染鞋。

外甥们把他围住了。大家都想帮他染。

一会儿个个都弄得像黑鬼一样。不过，弄得最脏的是凯哈。他拼命推开别的孩子，大声叫道，这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爸爸，因此只有凯哈有权利给爸爸染鞋。

“他也不是你的爸爸，”卡嘉的小儿子说，“他是我们的舅舅，不是你的亲人。”

“是亲人，是亲人！”凯哈一面哭，一面喊。接着忽然骂出极粗的话来，那种话不但三四岁的孩子没有听到过，就是三十岁的人也不见得个个知道。

叶戈罗夫手足无措了。他安慰凯哈，说他确实是他的亲人，但他的话很不好，很难听。他必须把这种话忘掉，赶快忘掉。

叶戈罗夫从家里出去，情绪很坏。一路上忽儿想着凯哈（“领了孩子，就应该教育他。”），忽儿想着自己今天的事儿。

现在他可是去完成最后一次考验性的任务了。

他的命运怎样决定，明天就会分晓。说得更正确些，今天就可以知道了。但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卡嘉，免得她多担一次忧。

他自己却激动得厉害。其实，他又何必激动呢？那边也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的。就算碰到了，他也不会太害怕的。这一个月来，他也看到不少事情了。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去吧，叶戈罗夫……

晚上八点多钟，在赫姆罗夫市场——它在国内战争中被焚毁，到现在没有恢复——的废墟附近，他忽然碰到茹尔。

茹尔难得有一个空闲的周末。他回家吃晚饭去。他笑嘻嘻地老实告诉叶戈罗夫：“我回家吃晚饭去。”叶戈罗夫倒很想知道：茹尔的家庭生活怎样？他有孩子吗？但又不好意思问。叶戈罗夫跟茹尔的关系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

茹尔在路灯光下望望叶戈罗夫，看见他在敞开的短大衣里穿着一件漂亮的上装。

“为什么你平时不穿这衣服呢？你的样子完全不同了——非常体面……”

这好像是一种称赞。可是，叶戈罗夫忽然记起自己的过错，就心慌意乱，很不得体地说：

“这倒没什么，但我在填履历时搞错了……”

“不要紧。以后好改的。”

“但我大大地搞错了……”

“可以改正的，”茹尔用左手拍拍他的肩膀说，“履历表——这没什么重要。今天你好好干一下吧。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你的试用期也可以满了。”

茹尔跟他一起在灯光暗淡的街上走着。显然，今天电力又很紧张，经过了国内战争，电力问题怎么也无法解决。

“会解决的，一切都会解决的，”茹尔望着街灯说。“再过十年，二十年，谁也会认不出我们的城市了。它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在那个时候，在三十多年以前，人们老是喜欢那么说：

世界性的小伙子，世界性的城市，世界性的事业。

茹尔陪叶戈罗夫差不多一直走到赌场，这才拐进胡同，向自己的家走去。分手的时候，他说：

“唔，祝你好运气，叶戈罗夫！干活儿去吧。主要的是，不要急躁。要镇定。今天我们还要碰头的。我从夜里十二点钟起值本市班……”

叶戈罗夫简直感到奇怪：茹尔为什么要那么说呢？到那边为什么要急躁呢？一切都是平平静静的。

二十

饭店门口站着一个穿金边制服的长胡子看门人。他给叶戈罗夫开了门。

叶戈罗夫在楼下衣帽架旁脱去大衣和帽子，在大镜子前梳了梳头发，这才走到二层楼上。不，现在他不激动了。

宽敞的大厅里摆着好些长桌子。桌旁坐着一些戴旧式帽子的龙钟的老太婆，用那种如今没有人用的高硬领的老头子，以及面孔像小孩、肚子像商人的红光满面的胖男人。

这全是些商店老板，旧官僚，大房东。他们坐在写有数目字的狭长纸片旁。

靠近墙壁的台上站着一个留胡子的独臂残疾人，他在报着号码：

“二十八——八……三十六——六……”

为什么他在最后一个字上要拖长音呢？叶戈罗夫觉得很好笑。但是他没有笑。谁也没有笑，所以他也忍住了笑。

他身上带着公家的三个卢布。不过，他暂时还不打算赌。他在桌子之间荡来荡去，也像好多人一样；他的神气也跟他们相同。这儿谁也没有想到，他是从刑事调查局来的。

忽然他看到一张熟识的圆脸。这是马尼契夫，他正在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一只黑骰子，同时贪婪地望着那个报号码的独臂残疾人。

马尼契夫此刻热衷于赌博，没有看到周围的任何人。叶戈罗夫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叶戈罗夫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他想马尼契夫会跟安尼雅在一起的。说不定安尼雅也在此地吧？不，安尼雅没有看到。那么她在哪里呢？

自从不久以前那次见面以来，叶戈罗夫虽然老是想，他已经把安尼雅忘掉了，可是安尼雅还是在扰乱他的心。说不定还要扰乱好久呢。尽管他自认为已经不再爱她了，尽管他这个过去的朋友马尼契夫已经变了节，叶戈罗夫还是因为安尼雅的缘故而对他发生兴趣。也许他已经跟她结婚了吧？

不过，这跟叶戈罗夫有什么关系呢？让他结婚好了。让他们结婚好了。

叶戈罗夫甚至于不愿跟马尼契夫的目光相遇。他看也不看他，就在桌子之间穿过，走到隔壁那个较小的厅里去了。

整个赌场叫“金桌子”，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厅的缘故。人们在这里赌纸牌。

这儿的一切都很特别，甚至有些神秘。垂着毛茸茸流苏的枝形大挂灯，发出蓝幽幽的光。看不到窗子。壁上挂着一幅幅光滑的黑布，上面用金银线绣着月亮、星星、花卉、飞鸟和别的图案。

这儿烟气弥漫，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可是，仿佛谁也不在乎。

在一些绿呢面子的小方桌周围，坐着些神经紧张、面色枯黄的赌徒。他们偶尔简短而气愤地交谈几句。有时候用拳头敲敲桌面。不过，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感到惊奇。

只有那个满面络腮胡子的老头儿，露出若有所思的庄重神气，分发着纸牌，偶尔用苦恼的声音请求说：

“大家不能守些秩序吗，呃？”

这儿好像聚集了一批复活的僵尸。他们什么都像活人，只有面孔像死人。他们的鼻子很尖，特别像死人。

也许，这是由于挂灯和裹着蜡纸的壁灯的缘故吧：暗绿色的灯光使人的脸变得难看了。此刻，叶戈罗夫的脸色怕也不见得比那些赌徒好看吧。

叶戈罗夫一面走，一面朝模模糊糊的镜子里看看。是的，他的脸阴暗了，发青了。这么看来，完全是灯光的缘故。为什么这儿要用这样的灯光呢？为什么竟允许人们在市中心赌这种无聊的纸牌呢？

事实上，这儿坐着的不仅限于耐普曼和开金矿的人，恐怕还有出纳员，他们在偷偷地拿公家的钱输掉。

然而，你却看不出来，谁是出纳员，谁是耐普曼，谁是流氓或骗子手。

赌徒们的样子都差不多。领导上谁也没有叫叶戈罗夫去检查他们的证件。他根本不明白，派他到这儿来干什么。来维持秩序吗？那他也不知道，这儿应该维持怎样的秩序。

叶戈罗夫从这张桌子走到那张桌子，很想了解纸牌是怎么赌法的，有些什么规则。但他此刻并不想赌。他也不会赌。他只能用心观察人们的脸色，只能竭力猜想，哪些是可疑分子。

他觉得个个都有些可疑，虽然他明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总不能怀疑所有的人哪！不过，在这些赌徒中间，很可能有着早就被通缉的极危险的罪犯。而叶戈罗夫却把他放过了。但是他能做什么呢？他们只叫他来观察的。现在他就观察……

这样的观察很快就使他疲劳了。浓密的烟气越来越厉害地刺痛他的眼睛。

叶戈罗夫走到走廊里，看到一扇白色的门上挂着一块红色的小牌，上面写着“PETIT CHEVAL”^[46]两个字。门里传出来嗡嗡嗡和嗒嗒嗒的声音，还听到喧闹的人声。可以进去吗？应该进去吗？“PETIT CHEVAL”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过，他没有工夫考虑了。形形色色的人在不断地进去。于是叶戈罗夫也走了进去。

原来在这层楼上还有一个大厅，那里又光亮又干净，雪白的墙上挂着几张图画。厅的中央放着一张很大的圆桌子。桌子周围挤满了人。人很多，有年轻的，有年老的，但年轻的多些。

靠壁站着一排人，在等待走近一架银光闪闪的收银机，而机器正在吐出一张张狭长的票子来。你交给女出纳员一个卢布，她就会给你一张票子。然后，拿着这张票子，在人丛中挤过去，挤到那站在圆桌子上高身材、鹰鼻子的黑女人面前。

那女人一身乌黑：梳得光光的头发是黑的，两条浓密的眉毛是黑的，一双老鹰式的眼睛是黑的，外加一件高领子的长衣服也是黑的。她在指挥一群颜色不同的金属小马，那些马发出嗡嗡嗡嗡的声音，在圆桌上兜着圈子。她一会儿叫它们跑，一会儿叫它们停。其实她只是按按电钮罢了。

“公民们，押上你们的赌注吧，”黑女人用喉擦音叫道，“不要耽搁时间。你们的马在等待你们。它们会给你们带来幸福的。”

赌客们都各自看中圆桌上的某一匹马。有的一下子同时看中了两匹或者三匹。

“比赛要开始了，没有人再押了。”黑女人收齐所有的票子，又宣布道，接着按了按电钮：“请大家看好跑马。”

那些马就像活的一样，飞快地兜着圈子跑。

其实，马并没有跑。这是轮盘在旋转，那些钉在轮盘上的马，看上去好像在跑。那匹白马活像要超出所有的马了。不，是那匹花白的要领先了。但那匹浅栗色的怕会追出花白的。说不定是那匹枣红马。啊，不，第一恐怕还是那匹花白的。

这个玩意儿忽然吸引了叶戈罗夫。他忘掉了自己的任务，不再注意赌徒的面孔，寻求可疑的人物。他现在只盯着那些马，竭力猜想哪一匹跑第一。

结果跑第一的是那匹菊花青的马。

“押九号的公民，请到出纳处领奖金……”那个黑女人宣布。

叶戈罗夫看见，一个穿格子上装、满脸皱纹的秃顶小老头儿走向出纳处，领到了一叠钞票。

叶戈罗夫好不好也来玩它一下呢？譬如说，在那匹枣红马上押它一注，赌一赌看呢？他们给他三个卢布不就是作这个用的吗？不错，他们给他三个卢布，不是叫他来赌钱，而是为了碰到必要，当人家注意他的时候，可以让人家看，他是来玩的，他也喜欢赌博。

事实上，赌客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但他很想玩一玩。这实在太有趣了！也许他会走运呢！也许他会赢到一大叠钞票，就像那个小老头儿一样！这该多么好哇！

叶戈罗夫估计了一下，这叠钞票有多少钱。他认为至少有他两三个月工钱那么多。

为了这么一叠钞票，叶戈罗夫得工作两三个月。可是在这儿你只要放上一个卢布，就可以到手了。

当然也可能输。嗐，那有什么关系？以后回到局里只要说：我输掉一个卢布（或者两个卢布），请在我的工钱中照扣吧。

下半月工钱他还没有领到，但很快就可以领了。即使他不被录取，钱还是会发给他的。大概明天就要发了。他就可以把自己输去的钱还掉。万一他赢了呢？万一他看中的枣红马儿跑了第一呢？那又怎么样？

叶戈罗夫想象着，卡嘉看到那么一叠钞票，她脸上会闪出怎样快乐的光彩。

她可以任意使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一件皮大衣，给孩子们每人买一双毡靴、一套新衣服。可以购办一冬用的木柴、马铃薯、卷心菜。可以每天在市场上买些肉和火腿骨头，放在蔬菜汤和豌豆汤里。而且还会有钱余下来。

叶戈罗夫自己需要一点儿钱：去买一双皮鞋。

他的皮鞋实在糟透了。再也穿不下去了。在那么了不起的机关里工作，脚上却穿着这样的破鞋，真是太不像话了。

他一定要给自己买一双皮鞋。还要买一顶帽子。不然耳朵会被风吹冻的。要是天气再冷些，说不定会冻坏的。而冻坏的耳朵就会像饺子一样挂下来。对，帽子也得买一顶。没有帽子是绝对不行的。

“公民们，押上你们的赌注吧。”那黑女人又叫道。

可是她自己为什么不押呢？她眼看人家在出纳处领到这么多钱，而自己光是劝人家押。也许因为她在这儿工作，不可以押吗？当然啰，她不可以押。那么叶戈罗夫可以吗？也许可以吧。他们不是给了他三个卢布吗？

真有意思，如果他赢了，怎么办呢？应该在刑事调查局里说明，还是隐瞒着？不，隐瞒是不行的。当然不可以隐瞒。不应该在这儿耍滑头。应该把赢来的钱交给茹尔，全部放在他的面前，并且问他应该怎样处理。

要是茹尔说，钱得交给局里的出纳处，那么当然得交。这是没有什么话可讲的。不过，茹尔也许会说：你把公家给你的三个卢布还掉，其余的自己拿去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着这些钱去见卡嘉。啊，她将多么高兴啊！……

“比赛要开始了，没有人再押了。”那黑女人又宣布说。

叶戈罗夫结果没有来得及押。但他还是盯住七号的枣红马——那是他一下子看中的。那匹枣红马有着漂亮的弯弯的脖子，高高昂起的头。它仿佛一面跑，一面嘶鸣。

叶戈罗夫一直望着那匹枣红马，同时继续激动地想着。他应该怎样对卡嘉说，这钱是从哪儿来的？要不要原原本本告诉她？

唔，恐怕不必了。不必把什么都告诉卡嘉。

只要对她说，他加了工钱就是了。

还有，最好不要一下子把钱交给卡嘉，还是分批给她的好。不然，她在兴头上会买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他们却有好些必需品要买。

首先得给孩子们买毡靴。每个孩子一双，当然也包括凯哈在内。

叶戈罗夫买了衬衫，又买了上装，弄得孩子们没有靴子过冬，这可太不像话了。从第一次领来的工钱中，卡嘉怎么也腾不出钱来买靴子，只能让大家吃得饱一些罢了。

叶戈罗夫此刻要是赢了，情况就会立刻好转。但不必一下子把钱都交给卡嘉。最好还是分批给她。这样就不用谎说加工钱了。好在叶戈罗夫以后不会再赌。他只赌一次。不，得赌它两次。但为什么只赌两次呢？既然赌了，那就赌它三个卢布吧。三次之中总有一次会赢的。

那匹枣红马确实比其他的马都漂亮。叶戈罗夫虽然还没有押上注，还没有到出纳处去付过钱，他的心却已经紧张得几乎停止跳动了。那匹浅黄色的会不会忽然超过枣红的呢？不，不会的。

“停。”那个黑女人叫道。

赛马停止了。枣红马跑了第一。叶戈罗夫准备拍手了。

“押七号的公民，请到出纳处去领奖！”黑女人用老鹰一样的眼睛环顾着赌客们，叫道。

叶戈罗夫看到一个打皮绑腿的青年人，摇摇摆摆地走到女出纳员面前，从她手里接过一大叠钞票。

那叠钞票似乎比穿格子上装的秃老头儿领到的更多。说真的，这钱应该是叶戈罗夫的，因为他首先看中那匹枣红马，并且一直激动地盯着它看。

人的弱点没有比优柔寡断更要不得的了。叶戈罗夫非常生自己的气。既然已经想到，就得立刻去赌，不该光是眨眨眼睛。瞧那个打皮绑腿的小伙子，从出纳处拿了钱，砰的一下碰响门走了，他那副神气好像在说，你们这些傻瓜还在这儿瞪眼睛，痛惜自己的卢布，我可赢了，回家去了。

叶戈罗夫气得脸都红了。他解开上装钮扣，伸手到里面的口袋里——那里藏着公家的三个卢布和一张共青团的团证。

“永远不要把团证跟钱放在一起。你拿钱的时候很容易把团证丢失的。”

这还是在杜达利亚的时候，共青团县委书记古基契夫说的。

叶戈罗夫此刻也想起他的话来。以前他从来没有把团证跟钱放在一起过。其实他口袋里从来不曾有过钱。今天这一切都是偶然的。

叶戈罗夫掏出三个卢布，紧紧地握在拳头里，向出纳处走去。那里又站着一个小小的队伍了。

队伍里有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叶戈罗夫觉得很面熟。那人大概也认出叶戈罗夫来了。

“终于打定主意了吗，”那人冷笑一下说，“我一直看着您哪……”

原来如此！叶戈罗夫被派到这儿来监视赌徒们。可没想到人家反而在监视他。不过，他到底在什么地方认识这个人的呀？

“我看您手头很紧吧？”

“这是为什么呀？”叶戈罗夫不客气地问。

“我发现您在口袋里摸了好一阵，”那人整了整尖鼻子上的眼镜，“我想您缺少钱吧？”

他那稍微有些嘶哑的嗓子，一下子惊动了叶戈罗夫。而当他整了整尖鼻子上的夹鼻眼镜时，叶戈罗夫立刻想起马车夫山上奥热列夫老头子的房子来。同时想起了那个耐普曼，想起他怎样用哆嗦的手，结了好半天现成的蝴蝶式领结，后来又向叶戈罗夫行贿，要他不把他的事说出去。

叶戈罗夫当时在朦胧的灯光下没有看清楚他。现在可看清楚了，他就是契斯嘉列夫街上那家彼得·施坦英公司的合伙老板。

耐普曼又用上次在奥热列夫老头子家里那样的姿势，从里面口袋掏出一只黄色的皮夹来。

“我可以借给您，不论什么时候还都行。”

这一下叶戈罗夫受了多大的侮辱呵！他是负有任务来的。他的试用期今天就要满了。他不仅没有立下什么功劳，逮到什么人，反而跟耐普曼交上了朋友。那个耐普曼真像老朋友，还要送钱给他——共青团员叶戈罗夫！这么说来，他们两人，共青团员叶戈罗夫和耐普曼，是目标一致，都想不劳而获、投机发财吗？

“滚你妈的！”叶戈罗夫忘其所以地大声嚷道，引得厅里的人都朝他望望。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一回耐普曼并没有错。错的是叶戈罗夫。他的错首先在于他想靠这些马来解决个人的问题。人们都在工作，在勤勤恳恳工作。他却着迷了。也许，他在羡慕耐普曼吧？也许，他也想在契斯嘉列夫街上开一家铺子吧？

叶戈罗夫刹那间斥责自己，并且对自己作了最严厉的判决。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怎样严重的罪行，不禁大吃一惊。

“您不要嚷吧，”耐普曼说，“借钱给您，这是出于我的好意。我看也没有什么不体面吧……”

叶戈罗夫转过身子，好像受到什么压力，穿过大厅向出口处跑去。

他实在难受极了，比那次抱住药剂师的尸体，比第一次进停尸所，还要难受。

叶戈罗夫平生没有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

三小时以前，当他穿过玩“洛多”的房间时，他曾经暗中嘲笑马尼契夫，笑他怎样贪婪地盯住那个报号码的独臂残疾人。

叶戈罗夫那时笑马尼契夫贪心。想不到自己也犯起贪心病来了。叶戈罗夫怎么会犯这样的毛病呢？

他又穿过刚才看到马尼契夫的房间，不过马尼契夫已经不在了。别的赌客也不在了。大家都走了。

打扫女工扫好地，熄了灯。

叶戈罗夫可以再到打纸牌的房间去一下。也许应该再去一下。但是，不知怎的，他觉得此刻再去，有些不好意思。再说，他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他们只叫他在这儿待到十二点钟，现在可已经十二点多了。

楼梯上也没有来的时候那么亮了。

叶戈罗夫在地毯上滑了一下。鞋尖撞在一条脱钩的压地毯的铜梗上。鞋底几乎完全脱开，只靠一条铅丝系着。

叶戈罗夫像个瘸子，把脚提得很高，在看门人的旁边走过，走到衣帽间里。在衣帽间暗淡的灯光下，他靠住栏杆，毫不费力地拉下鞋底，塞进口袋里。

走在光滑的花砖地上，脚很冷。可是叶戈罗夫好像满不在乎。他穿上大衣，戴好帽子，走到街上。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把这一切都讲给茹尔听呢？讲呢，还是不讲？讲又讲什么呢？

在寒风凛冽的街上，叶戈罗夫忽然想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讲的。而讲起来却很丢人。一辈子都会感到丢人的。

刚走到街上，两只耳朵还在发热，后来慢慢冷了，最后冻僵了。风刮得实在厉害，就像到格拉契夫卡去办案的那天晚上一样。不，风比那天晚上更厉害。而且似乎还在加强着。

叶戈罗夫用手捂住耳朵，想起刚才还打算买一顶帽子呢。他想靠那些小马弄钱。他想发财。而且在幻想中变成一个有钱的人了。他已经把钱分配好了：多少给卡嘉，多少留给自己。后来，那个耐普曼对他表示同情。

叶戈罗夫想起他那个尖鼻子和鼻子上那副抖动的眼镜，“呸”地唾了一口。他险些儿跟怎样的人搞在一起啦！

他觉得好像刚摆脱掉一副千斤重担，好像刚跟什么人打过架，而他几乎被打倒。他的得救真是好不容易。

他在街上急急地走着。脱落的鞋底藏在口袋里，脚可冷得实在难受。只隔一层包脚布，简直就像赤脚一样，踏在冰冻的泥泞上。恨不得快些走到！这儿离开刑事调查局其实一点也不远。不过，只有当你不是穿这样的破鞋子，路才不远啊……

二十一

茹尔独自坐在值班室里。他用左手写着什么。叶戈罗夫悄悄地走进去，站住了，仿佛竭力想不去打扰茹尔。可是茹尔忽然抬起头来，用一双快乐的眼睛向他瞧了瞧，好像什么都已经明白了，说：

“噢，噢，这是说，你的试用期已经满了吗？……”

叶戈罗夫又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个罪人。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耸耸肩膀，仿佛竭力想减轻自己的过错。

“你干吗这样垂头丧气呀？”茹尔笑了笑。“没有发生事情，又不是你的过错。事情也不是我们搞出来的。我们是努力防止……”

“不，没有什么。”叶戈罗夫又耸耸肩膀。

茹尔继续笑眯眯地说：

“公家的钱没有输掉吗？”

“不，您说什么呀！在我的口袋里。哪，拿去吧……”

茹尔接过揉得很皱的三卢布钞票，用手指拿它在桌上抚平，看了看钞票的号码。想了一想，然后又笑着说：

“为什么不拿公家的钱去赌呢？据说，这种钱是很走运的……”

叶戈罗夫不作声。

“你不愿意赌吗？”茹尔问道，“你怕冒险吗？”

“问题不在这儿，”叶戈罗夫说，准备把自己原来的意图告诉茹尔。但是不知道该怎样开头。于是就为难地重复了一句：“问题不在这儿……”

“问题不在这儿，”茹尔肯定地说，“你说得对，问题不在这儿。我也正是那么想。让耐普曼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在那边抛卢布吧。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连他们那些玩意儿一起抛掉的。正因为这个，我们才叫布尔什维克……”

叶戈罗夫还是想对茹尔坦白，他几乎受了诱惑。他应该告诉他，怎样在出纳处碰到一个面熟的耐普曼。还有，他为什么走近出纳处，也得说出来。

叶戈罗夫正要开始讲，他怎样看到一群机器马。可是茹尔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电话铃老是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响起来。也许永远是这样的吧。

茹尔拿起话筒。

“好的，”他对话筒说，“好的，马上派人去。”接着挂上话筒，“嗯，叶戈罗夫。现在你到戈鲁贝夫卡去一趟行不行？”

“行。怎么会不行呢？马上就去吗？”

“马上就去。”

叶戈罗夫看了看自己那只没有鞋底的鞋。

“不过，乌里央·格里戈利耶维奇，我要出去一下。”

“当然啰，去吧，去吧，”茹尔笑着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茹尔误解了叶戈罗夫。像茹尔这样聪明机灵的人，也会发生误会。

叶戈罗夫希望在走廊里找到一根绳子，或者最好是一段铅丝，可以暂时把鞋底系住。总不能穿着没有底的鞋到出事的地方去啊！但是他不敢把鞋子的意外告诉茹尔。茹尔知道了也许会说：“噢，既然这样，那你就别去了。”这样，叶戈罗夫的试用期就永远没有完的一天了！

巧得很，在走廊里叶戈罗夫碰到了刚从出事地回来的扎依采夫。扎依采夫一知道这事，首先哈哈大笑，接着立刻弄来——好像从地下掘出来一样——一卷铅丝，不太粗，不太细，正巧适用。于是叶戈罗夫就在走廊里动手修鞋。他不仅把那只脱落的鞋底扎住，而且把那只还没有脱落的扎得更牢些。

他回到值班室，情绪好多了。装上鞋底，可不简单呐。

茹尔告诉他去的地点，怎么去法，带些什么人去。

“唔，还有呐。最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向你祝贺呢，”茹尔在门口拦住叶戈罗夫说，“你看到命令吗？”

“什么命令？”

“那边贴着呐。从今天起，你被列入编制了……”

“那么扎依采夫呢？”

“扎依采夫也列入了。一个钟头以前我已经向他祝贺过了。可是还没有向你祝贺过。现在我向你祝贺。”茹尔向他伸出了左手。

“谢谢。”叶戈罗夫悄悄地说，竭力不表露自己的快乐。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那种快乐。

他从没想到，这件盼望很久的事竟那么简单。他以为，他还要被长期考验、试用，可没想到已经被考验好了，连命令也公布了。这命令大概是库雷切夫亲自签发的吧。

叶戈罗夫很想读一读命令，但是他不能耽搁，他得马上走。

“我祝贺你，”茹尔重复说，“你已经被考验过，满了试用期了。这很好。不过，主要的考验还在前面。生活本身将继续考验咱们。而且将一直考验到死。用最严格的方式……”

茹尔还在说些什么，可是最使叶戈罗夫感动的，却是“咱们”这两个字。茹尔似乎用这两个字，把他跟一种极重要、极有意义的东西联结起来了。它比叶戈罗夫想望很久的刑事调查局更重要。是的，他终于进了刑事调查局。但这不是说，一切都已经达到了。不，距离还远得很呐。

茹尔跟叶戈罗夫一起走到院子里。

那辆老爷汽车“飞霞”，已经在院子里哒哒地震动，呼呼地喷着气了。

“叶戈罗夫，现在你是第一次以正式干部的身份去出差，不再是个见习生了。”茹尔在院子里说，“你得注意，全部责任都在你的身上。库士聂卓夫和索尔达金科夫应该听你的话。我已经对他们说过了。嗯，再见，萨沙……”

大汽车响亮地吐了一阵气，逐渐加快速度，开到门外，消失在刮风之夜的黑暗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