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尼古拉耶娃
这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农业先进生产者大会上。
又深又高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一根根挨墙高柱，棱线分明，擎托着拱形的天花板。从天花板和柱顶的每个交接处放射出刷亮而又调匀的电灯光，使那从狭长深幽的窗子里透进来的日光，也显得黯然失色。在拱形的圆顶下，弧光灯的强光一道道纵横交错。座位之间的过道里，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们拿着摄影机，蹑手蹑脚地跑来跑去。讲台后壁龛里的列宁全身巨像，好像在向会场迈步走来。不论什么人一走上讲台，总是先迎面向他走去。好多人上台的时候步伐很稳健，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上去，而且觉得是有充分权利的。
“同志们，我想来谈谈马铃薯收割的机械化问题……”叶菲莫娃说。她是一个著名的蔬菜集体农庄的主席，身体有些笨重，头上包着一条羊毛围巾。在场的人中有好多熟悉她的身世和个性，甚至还知道她爱用的一个词儿“绝对当然”。“马铃薯收割的机械化——这‘绝对当然’是个‘巨大重要’的问题！”她用她那种惯常的均匀而庄严的音调说，“如今我们的收获增加了一倍，可是没工具收割！我就去找部长。我说：‘伊凡·阿列山大罗维奇，不管怎样，你得帮帮忙！给我们一架康拜因[14]！’他就给了我们一架收获马铃薯的康拜因。可是这架康拜因不合格！厂长同志们，工程师同志们，设计师同志们！收起马铃薯来有十分之三四漏掉，弄得满地狼藉。难道这样的东西也能算是机器吗？谁要这种东西呢，谁要呢？！……”
等叶菲莫娃谈完了这个使设计师们大伤脑筋的问题之后，主席就请茹拉文诺拖拉机站站长恰里科夫发言。一个脖子像小孩般细长、两颊红润的小伙子，匆匆地走上讲台。到会的人谁也不认识他，他的名字和他那个拖拉机站的名称，大家也还是第一次听到。
“自从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之后，我们茹拉文诺拖拉机站总是完成或超额完成……”小伙子口吃了一下，但马上就改正说，“我们茹拉文诺拖拉机站，也像其他成千个拖拉机站和亿万苏联人民一样，发挥了更高的热情，参加全民的建设事业，每旬都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和任务。如果折成熟耕地来计算……”
在前面几位作了老练的发言之后，如果再来这么些一般性的话儿，那就很不合适了。因此好多人都有些担心。
大家全知道叶菲莫娃和先她发言的那几位，都是经历了怎样的道路，才走到克里姆林宫的讲台上来的。可是，这个嫩脸蛋儿还没有定型、发言直像背书的小伙子，是经历了怎样的道路走上这座讲台的呢？……
当发言人讲完一般性的话，开始一鼓作气脱口说出一大堆公顷、公担和百分比的数目来时，主席就按按铃说：
“百分比当然很重要！但您还是给我们讲讲事情的本质吧！讲讲你们的小麦怎么能在干旱的年头比邻近几个拖拉机站多收一倍的。”
“我们的拖拉机站确实是比全区多收获了将近一倍。事情是这样的……”小伙子仍旧用原来那种急促的音调说，但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
他的目光停留在远处的什么东西上。细长的脖子抽搐了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他重复了一遍，又停住了。
沉默延续了好一阵。小伙子的目光仿佛在找寻出路：一会儿射到长方形大厅的高墙上，一会儿又转到一排排伸展到大厅深处的座位上……会场里是一片期待的沉默……
“事情是这样的……”发言人好像一张损坏的唱片，机械地重复了第三遍。
“恰里科夫同志没准备发言，是我们要求他讲几句的，”主席连忙向听众解释，想给发言人打破僵局，接着又向他扭过头去用鼓励的口吻说：“您只要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成绩是怎样取得的。讲讲你们是怎么干的。是什么鼓舞了你们的拖拉机站？”为了想帮助这位发言人，他甚至举起双臂，好像举起一副无形的重担。
小伙子的脸涨红了。他双脚交替，摇摆地踏着，好容易从嘴里挤出两个词儿来：“鼓舞……我们的……”
接着又沉默起来，而且这一次的沉默像是再没有希望打破了。他在四面射来的弧光灯的照耀下，脸红耳赤，神色慌张，在成千人的眼前，感到难堪。几个不识相的电影摄影师，还用摄影机对准他。他的脑袋和按在讲台上的双手痉挛得那么厉害，手掌简直像胶着在那里，再也无法脱离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叶菲莫娃对他瞧了一眼，好心地笑起来，笑得很有趣。会场里的人们也笑开了。
“是——的！……”主席笑眯眯地说，但竭力克制着笑容，“看来，您这个人做事比说话能干……好吧……这总比会说不会做好多了！……”
而那个小伙子呢，终于“脱离”讲台，用一种绝望的姿势摆摆手，一言不发地走下台来。
这场发言开头那么流畅顺利，现在又结束得如此意外，引得听众都忍不住笑起来。小伙子迎着弧光灯和几个兴致勃勃的摄影记者，在笑声和掌声中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座位。
伴送他的一片笑声，并不含有侮辱的意味，而是友好的，甚至充满了同情。好多人在这一瞬间想起了自己早年的青春和第一次作重要发言时的窘态。他的心情，大家都很了解，没有人非难他。如今，当大家从主席的话里知道了他的工作成绩之后，好多人甚至感到高兴，因为知道他不是一个空谈家，而开头那几句流利的发言准是费了他极大的气力的。
大家笑过了，也就把这个插曲忘记了。
这次会议开完后过了几天，我离开了莫斯科。在车上，同室的只有一个人；说得更正确些，只有一个背影，一动不动，一声不响，身上盖着一件厚呢大衣。
我喝了杯茶，铺床睡觉，车厢里始终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我那同室旅客头上的网袋里，有三个啤酒瓶按着列车的节拍匀调地碰击出丁丁当当的响声。
深夜里，那个背影忽然露出生命的迹象来了。
我的旅伴先是轻轻地咳了一声，叹了一口气，然后清楚地低声说：
“唉，糟糕！……哦，糟透了……”稍微停了停，又反驳自己说：“不……很好……”最后，他又用同样的低语结束说：“也很好，也很糟……”
我咳了一声，扭亮电灯。他转过身来，我就面对面地看到了那个倒霉演说家的清澈的蓝眼睛和柔软的长睫毛。
他叹了一口气，坐起身来。
我感到惊奇的是他脸上那种古怪的复杂表情：又是愉快的决心，又是那种万念俱灰的人的绝望神色，又是发自内心的痛苦，又是对这种痛苦半带嘲弄的态度。此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他的上半部面孔，生有一对沉思默想的大眼睛和少女式的长睫毛，显得过分柔软和女性化；但这个印象似乎又被下半部面孔的刚毅所平衡了：下巴显得很有意志，嘴巴阔大，线条清楚。他微笑时也很漂亮；其实，与其说微笑不如说嘲笑更加恰当。那是一种快乐活泼、略带讽刺的嘲笑，只有聪明睿智而又勇敢乐天的人，才会对自己和自己困难的处境作这样的嘲笑……
人们有时会对一个萍水相逢的旅伴倾吐连对最知己的朋友都不曾提过的心事。不知是旅途之夜的寂静利于谈话呢，还是我那位旅伴的感情过分充沛，不得不通过语言流露出来，好像盐从太浓的盐溶液里沉下来那样，——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一夜里，我的面前毕竟展开了一个由几个人物错综交织起来的故事。
“现在我一切都清楚了，不过彻底弄明白，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我的旅伴这样开了头，“当时……在讲台上……一切都一下子在我的眼前浮了起来……前前后后的事都联在一处了……当时我看到了事情的全貌……但真正了解……可又过了一些时候……不过，我要把我当时的看法先告诉您……”
看来，他唯恐我的话和动作会打断他那热烈的回忆的奔流，因此在开始讲之前，先把身体从正对我的方向略微转到车窗那面去，好像他不是讲给我听，而是讲给玻璃窗听。那车窗玻璃一会儿乌黑发亮，一会儿又被飞驰而过的车站上的灯光划破了……
“我在农业机器制造专科学校毕了业……因为学习成绩优良，本来又做过拖拉机手，就被分派去当拖拉机站站长……在学习时我什么事都搞过：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听好，后代同志们！’[15]，演唱《我干么不是一头雄鹰》，而且还在全市混合足球队里担任左中卫……而主要是，我那时信心十足，以为学习一完毕，立刻就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劳动奇迹、表现出英雄的行为来。可是在茹拉文诺拖拉机站里，就是我被分派去工作的那个地方，却不需要任何英雄行为。我们那儿的草原是种谷物的，区里的几个拖拉机站分布在辽阔的草原上，全都不坏，全都‘并肩前进’着。我们的拖拉机站也没有落在人家之后！合同年年都能履行，燃料年年都在节省，并且还得到省里的好评……一句话，没有什么必要条件，好让我去表现英雄行为。（我的旅伴“嗐”地冷笑了一声。）当然啰，我们也有困难，也有落后的集体农庄，但试问哪儿没有这些个呢？我的同志们都帮助我克服困难，因为我当时在拖拉机站里还是一把新手。我们那儿的人又都挺有意思。负责党的领导工作的，是那个跟我同年龄的费嘉。五年前他还是一个拖拉机手，但在这几年中蹿了上去，好像向日葵蹿过篱笆一般。在党校毕业后，他对党的工作发生很大的热情，仿佛天生就是这样似的。
“他刚来的时候，茹拉文诺拖拉机站比邻近几个拖拉机站落后，当时的站长能力很弱。费嘉就跟总工程师一起，设法使我们的拖拉机站追上邻近的几个站。至于说到做大报告，费嘉可说是全区第一。
“他的青春和不妙的外表，常常使他烦恼。更确切地说，他的外表实在长得太妙：他是我们那儿的‘俄罗斯型美男子’，皮肤白里透红，亚麻色头发又鬈又曲。
“有时，他有声有色地做着国际形势报告，可是那些女拖拉机手听了报告，并不提什么问题，却低低地对他唱着：‘小伙子年纪轻轻，身上穿件蓝色衬衣，实在漂亮透顶！……’但他是个生性严肃、心志坚定的人，听了又气又恼。
“‘嗐，我这个外表真要命！’他说。‘简直像管仓库的凡恩卡[16]……一个人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发生那么大的矛盾……我的红面颊真叫人够受！……’
“我们的总农艺师，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呢，是个年老的实践家，乌克兰移民出身。很久以前，有些乌克兰贫农移居到我们那一带……当时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还是个小孩子，但却在我们的草原上盖了第一所泥房子。如今呢，他已经有了一座全区闻名的花园和一大群儿孙了。他自己长得矮矮胖胖，满面红光；妻子陀玛莎也是矮矮胖胖，满面红光。他身边有一打孙儿围绕着，个个都长得肥头胖颊，他一古脑儿都把他们叫作‘西瓜’……
“不过，在我们的拖拉机站里，最有趣的人物恐怕要算代理总工程师阿尔卡琪·彼得罗维奇·弗尔尚诺夫了。
“他没有受过专门教育，但曾经当过车间主任和工厂厂长！不论什么机器都懂，不论什么交通工具都会驾驶——从飞机到火车。打枪赛过神枪手，一枪就能把飞鸟从云端打下来，好像从壁橱架上打下一只茶杯一样！
“他在战时因劳累过度，健康受到损害，得了些病。医生都劝他到草原地带去过安静的生活。这样，他就来到我们的地方。
“我被派到茹拉文诺来的时候，省里还这么对我说：‘你们的拖拉机站里有这样一个人物，有这样的总工程师，这是你们的幸福！’
“头一次看到他那瘦长的身材、凹陷的胸脯、鹰钩鼻的侧面、从受过伤的粗眉毛下窥视人的目光和他那只黑色的烟斗，我心里就想：‘哦，一头老鹰落在茹拉文诺拖拉机站上啦！’
“关于自己的生活他讲得很多。
“‘我有两桩倒霉事，’他说，‘第一桩就是病，第二桩就是我原来的首长……这两桩倒霉事，促使我不得不在生命接近末日的时候来到这儿，来到这个草原疗养地！但这个草原世界可真称我的心。何况周围百公里之内就只有你这么一个首长，阿廖沙！当初我等着新站长，心里可真焦急：不知道派来的是个怎样的站长？但一看到你，就马上明白，你是个好人儿！咱们合得来的！’
“说句老实话，他又会生活又会工作！太太是个美人儿，房子漂亮得惊人。他还有两支猎枪，一头得过奖的猎狗。家里弄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做起事来也是那样。修理工作总是比人家早完毕，哪怕只早两三天。他是区里第一个采用专业修理法的人。不错，这部件还不是完全的部件……不过，在我们的条件下……正像他所说的：‘重要的不在于细节，而在于方向……’
“我在农机专科学校毕业，成绩优良，但却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阿尔卡琪一开头就帮助我……真帮忙！总是在节骨眼上，总是悄悄地不让别人知道……不论在业务上，还是在纪律问题上！
“我们那儿，譬如说，有一对宝贝——斯丹卡和温卡。
“斯丹卡皮肤浅黑，面孔龌龊，两只小眼睛又尖锐又警惕。看人好像在暗中窥探，坐着好像在打埋伏——躬着背，耸着肩膀，而他那颗小小的脑袋老是在细长的脖子上转个不停！……温卡又是一种姿态。漂亮，干净。你责备他各种越轨行动时，他却快快活活，甚至怀着赞许的态度看着你。‘你呀，实在是个聪明人，说话真得体……我也是个聪明人，你的行为我了解，并且完全赞成！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也会说出这种话来的！’他赞许地听完我的话后，高高兴兴地回答一切问题，一走开去，便又一意胡搞！……一会儿他们运几车西瓜到诺伏西比尔斯克去卖，一会儿又去采办木材……一年到头都不知在哪儿乱逛，但临到播种前夕——对不起！他们跑来挣大钱来了！……你想不要他们……又办不到，因为我们那儿机修工实在缺乏……而他们做工作，凭良心说，倒也不是最差的。
“这一对宝贝不买任何人的账。整个拖拉机站里只有一个人能对付他们，那就是阿尔卡琪……他的话他们句句都听，而且心悦诚服。
“是的……两个都承认他确实比他们高明。因此，我一碰上困难，就去找他……
“从他，从阿尔卡琪身上，我学会怎样在我们的草原上生活得有趣味。我有时因事进城去，城里的农业科里，别人家的农艺师都挥舞着文卷跑来跑去。而我却容光焕发，信心十足，大摇大摆地走着！我的拖拉机站在省里很受重视，我有一万五千公顷土地，光是拖拉机就有百来台，又有一辆小汽车，一匹纯种快马。家里还挂着亲自打来的五张狼皮。所有这一切怎能不教人骄傲呢？
“我们的生活真是一日千里……
“白天可能整天在拖拉机站里忙碌，但一到晚上，不是去打猎，就是到湖上去钓鱼，再不然就是大伙儿涌到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的花园里去。于是陀玛莎摆起桌子来。他们那些‘西瓜’就从四面八方滚拢来。周围是一片草原，万籁无声……我们离车站很远，离铁路也很远……周围除了草原，什么也没有……”
讲故事的人沉思起来。他慢慢地抬起他那少女般的长睫毛，瞧了我一眼。
“您知道我们的草原吗？……它好像摇篮，会催人睡眠的。走出户外，草原上麦浪泱泱，天空中浮云飘飘……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偶然跑过一只狐狸，连它也不慌不忙……而且还会站住，从头到脚地打量你……鹤在草原上抬起身来，用一只脚站着，就会一直这样站下去，连脚也忘记换了！空气是那么充足，仿佛会自动流进你的身体里去，而你就会被这种空气所陶醉……一切烦恼都会飞到九霄云外……你的心里只留下一片宁静……哦，草原上实在静得厉害！我在草原上过惯了。身体发胖了，连个儿也高了些。您不要奇怪……我这是以后……瘦下来的……老实说，在那个时候我也常常受到矛盾思想的折磨。我想，美好的青春在逝去，但我呢，不要说创造什么奇迹，就连重大的事件，强烈的感情和深刻的体验都没有经历过……什么也没有……
“在工作时和打猎时我从没想到这些个。只是有时跟阿尔卡琪打好猎，黄昏头坐车回家，中途经过火车站，遇到莫斯科来的列车正巧在驶近车站，机车在喷着气，乘客们在跑来跑去时，我们的广播员柯斯嘉就会趁列车进站的当儿，开足扩音器，嘹亮地播送着唱片。
“他所爱好的唱片是《在热闹的舞会中》[17]。
“我和阿尔卡琪常常走到车站上的贩卖亭，要一杯啤酒，站下来，瞧一阵。
“我得告诉您，我们那儿的土壤是栗色土和黏土。地面全部是黄焦焦的，地上升起来的灰尘，也像一根根黄色的柱子。房子都是用同样的黏土砌成的，不加粉刷，保持着天然的土色……一匹骆驼从农业供应处的矮墙后面探出头来眺望列车，它的头也是那种颜色，仿佛用黏土塑成似的……更巧的是贩卖啤酒的亭子也漆成灰黄色，还有那每逢列车到站总要跑出来在贩卖亭旁等香肠皮吃的狗儿希玛，也是骆驼毛的颜色！你嘴里喝着啤酒（该死，连啤酒也是土黄色的！），心里会想：‘讨厌的土黄色，去你的吧！’
“在所有这些东西之上，竖立着土黄色的尘柱，而在尘柱之上飘扬着歌声。那歌声跟我们的小站实在不调和，跟我们那儿的任何东西也都不相称：
在热闹的舞会中
我偶然看到你，
但秘密……
“歌声像是从另一个行星里飞来的：神秘而嘹亮，一下就盖过了所有的喧哗，它抖动着，奔腾着，仿佛是从难以克制的感情中迸发出来的。于是你也会忽然渴望……这种难以克制的感情……和那种潜藏在心头的‘秘密’……”
我的旅伴停下来喘了一口气，然后用自己特别的笑容笑了笑，继续说：
“对了……有一次，我听拖拉机手们说，伏洛契兴诺拖拉机站（那是在我们的邻近）来了一个女农艺师，漂亮得简直叫人连电影也不用看了。不久我跟费嘉因为竞赛的事去到那个邻近的拖拉机站。到了那儿，连办公处都认不出了：全部刷得雪白，擦得干干净净，油漆一新。站长鲁卡奇穿着节日穿的三件头西装[18]，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旁边还坐着一位姑娘。分开来瞧瞧，她的身上倒也没啥特别美丽的地方，但整个看来——你准会弄不懂，在这张小小的脸蛋上怎能如此紧凑调和地集中着各种不同的美！眼睫毛并不长，但不知怎的每一根都看得出，而且每一根都弯弯曲曲，每一根的样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头发并不太密，但像水波一样非常自然。嘴唇的样子满别致，使你看了正面已够惊奇，却还忍不住想看看侧面——想知道一下，从侧面看上去又是个什么样儿。鲁卡奇没有给我们介绍，但等她出去之后，他用下巴指指门说：‘看见了吗？……’
“而他那副打量我们的神气，仿佛她是他亲手设计并且在自己的拖拉机站修理厂里制造出来似的。
“‘拖拉机手们，’他说，‘逼我在办公室里装了一只洗脸盆。如今天天要用掉六百五十克肥皂！’
“我跟费嘉从此常常到伏洛契兴诺去。林娜·里伏夫娜使我们吃惊的，不仅是她的美丽，而且还有她那看风使舵的本领。工作还不满一月，她已经知道第一书记很固执，碰到没有把握的场合，就得采取迂回包抄的手法，打第二书记那儿拐个弯儿。她知道星星集体农庄主席是个老顽固，要使他软化只有一个办法：跟他谈谈他那个当潜水艇指挥员的儿子。不论打报告，不论订合同，到她手里就万事亨通。在家里拿起吉他，一面弹一面唱着：‘会面的时刻，离别的痛苦……’纤长的手指仿佛不是在拨弄琴弦，而是在拨弄你浑身的骨头。她一下子就习惯了我们的草原生活！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的女人！一到晚上，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她那儿去。费嘉躲开了，但我还是要跑去。名义上总是去查对竞赛……不过，我发觉费嘉开始在皱眉头；有一次他终于对我说：‘你对竞赛的兴趣，我从党的立场表示欢迎。不过，我觉得每星期坐汽车赶上四十公里路程，却没有必要。而主要的是两个拖拉机站都在取笑这样的竞赛。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你是拖拉机站的领导人？我呢，’他说，‘我也考虑到自己是党组织的领导人！我呢，’他说，‘可不去！’
“我被他说得无地容身，而阿尔卡琪听着，却哈哈大笑。
“‘朋友们，慢着！’他说，‘不久我们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女农艺师，比伏洛契兴诺的更出色。’
“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在我们那儿是个优秀的实干家，但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早就请求专做育种工作了。我们等待着新的农艺师，直到最后省里来了电话：‘你们去迎接一下！大学毕业女生，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先让她熟悉一下情况，然后再跟原来的总农艺师办理移交。’
“我跟费嘉给她准备了一个房间。我们打上新领带，跑去迎接。阿尔卡琪也去了。车上下来了几个人，但是一个对头的也没有。月台上只站着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跟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睁大眼睛向周围张望着，仿佛她的目光在期待什么立刻就要发生的怪事，引得我跟费嘉也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她在我们的身后看到什么啦？——接着我们向她瞧了瞧。她，除了这种古怪的目光之外，纯粹是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子：灰色的短大衣下露出青色的滑雪裤，头上戴着绒线帽，颧骨高耸，面孔很讨人喜欢，两条小辫子盘在脑后，辫梢用黑缎带扎在鬓角。天晓得，原来她就是新来的总农艺师！而那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只是她偶然碰到的旅伴罢了。
“我们把她安顿在宿舍里，就匆匆地走了。初次的见面并不如意。走到门口，阿尔卡琪就说：‘朋友们，你们瞧瞧，我的背上长出什么东西来了？当她望着我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的背上不是长出了一座驼峰，就是生出了一对翅膀！’
“在拖拉机站里，她使大家都有些失望。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在我们那儿很受人尊敬，如今来接替他工作的，却是个——照温卡的说法——‘相当少见的女农艺师’。大家都照老规矩，有事仍去找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我们那位‘少见的女农艺师’（她叫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柯夫莎娃）倒并不生气。她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使人感觉这里根本没有她这么个人似的。开会的时候她老是藏在沙发和书橱之间的角落里，坐着一言不发，只䀹䀹眼睛……不过䀹眼睛也是间或有一次，因此格外引人注意。她把眼睫毛䀹动两下，然后又瞪着眼睛望。她的眼睛并不很大，可是结构非常分明。别人的眼睛通常都是浑然一体，分不清哪里是虹彩，哪里是瞳仁，哪里是眼白。但她的呢，你一眼看上去，就准会看出浅蓝色的虹彩是怎样的，钻子般的黑瞳仁又是怎样的。她坐在书橱旁边，一言不发，只用一对瞳仁钻探着。
“你不论问她什么，她总是向你转过身来，扬起眉毛，䀹两下眼睛，好像她听你说话不是用耳朵，而是用眼睛。而回答差不多总是千篇一律：‘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熟悉……’
“林诺奇卡[19]一来，整个办公处就改变了样子，但我们这位姑娘连自己的办公室都不会收拾。走进她的房间，里面空洞洞的，一片灰尘，就像没人住似的。她的工作一点看不到，整天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逛。你问她上哪儿去了，回答是：‘在集体农庄里。’然而她又不常到我们几个主要的集体农庄里去，那些地方的人威信高，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话都肯听的，她不合他们的意！她去得最多的是盐沼地后面的那几个集体农庄。我们试试叫她做些统计报告工作，心想她既然不做事，就让她去写写报告吧。可是她做起来既不精确，又不准时……我们只好对她摆手。结果弄得毫无办法：称赞她既没理由，责骂她又有些不忍——她实在年轻，而且又不得罪人。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但过了一个月之后，我们的娜斯嘉[20]慢慢讲起话来了。她开始给我们‘发现新大陆’[21]。她在会上请求发言，说的都是些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事实上，凡是书本上和报上写的话，她都奉为金科玉律，从不怀疑。因此，当一些家喻户晓的道理受到破坏时，她就感到非常惊奇。
“她走来报告说：‘在盐沼地后面的草原上，厩肥不知怎的竟被乱七八糟地抛在地上了！可是在所有的手册里都写得明明白白：厩肥必须堆积起来。’
“‘不错，’我回答说，‘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在所有的手册里都那么写着！’
“‘那么我不明白，为什么庄员们把厩肥到处乱抛呢？’
“她脸上的神气，也确实表示完全不懂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向她解释：‘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因为，随便抛下要比堆积起来省手脚得多……’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出另一个人人知道的真理来：
“‘那我不明白，为什么各段的农艺师不解释不坚持呢？在学校里教过我们，各段的农艺师是应该解释和坚持的！’
“我伤心地回答她说：‘不错，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学校里是教过我们的！’
“她的这些话，弄得我哭笑不得，费嘉也弄得坐立不安，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感到好不耐烦，而阿尔卡琪可大为生气了。
“他自己什么事都一下子能理解，因此看不过那些领悟能力很差的人！
“娜斯嘉折磨我们最多的，是修配厂的事……
“有一次会议快要结束了，她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儿拖拉机的数量在增加，可是修配厂却一天不如一天！昨天坏了一台机床，明天说不定又是一台！’
“从此她就翻来覆去地老说着这件事！而在她以前谁也没想到这一层！她一来就马上拿这些道理教训大家！
“我们都讨厌她！可是大家决定共同努力向她作一番解释，各人从各人的观点出发。
“费嘉很有耐心地开导她说：‘目前我们这儿暂时还存在着耕种技术设备强大和修理使用能力薄弱的矛盾。这种暂时的矛盾，在任何发展过程中都是无法避免的。’
“她听完了，䀹䀹眼睛。却完全从实际出发说：‘阿尔卡琪·彼得罗维奇上星期给自己买了一辆汽车，马上就砌了一座停车房！但为什么对我们拖拉机站的车子连泥棚子都不盖一个呢？’
“我知道理论她是不能领会的，于是就从实际的观点向她解释：‘泥砌的棚子不是根本办法！这个问题，在许多区和省里都是普遍存在的。而我们的拖拉机站在区里也不是最落后的。大家都能“并肩前进”。’
“她听完了，又回答说：
‘为什么我们要“并肩前进”呢？这个“并肩前进论”真是古怪！我在学校里学的可不是那样的！报纸和书本上写的也完全不是那样的！’
“这当儿阿尔卡琪忍耐不住了。
“他说：‘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只眼睛看到纸背后的话。您读书的时候，应该把您那第二只眼睛睁得大一些。’
“她走了之后，阿尔卡琪对我们说：
“‘你们何必在她身上浪费时间呢？难道跟这种人也能讲理吗？’
“她却逐渐显露出了一种惊人的能力：常用低微的声音说出一针见血的话来，而我们呢，明明知道修配厂的情况很糟，但既然各处都是半斤八两，对于缺点也就听其存在下去了！
“但娜斯塔霞却老是挖我们的痛疮疤！……她一开口，我们就有一种感觉，仿佛牙医生用钻孔器在钻我们的蛀牙。
“我对她说：‘我不懂怎么天天都能钻出些事情来？’
“而她回答说：‘我也不懂怎么能对这些事装哑巴？我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钻……’她沉默了一会儿，感慨地补充说：‘水滴也钻得穿石头的。’
“我们对她那老一套刚刚有些习惯，她就又换一个新的地方来钻了。
“领导上要我们派六个人去参加方形点播法的短期训练班。当时我们的修理工作正在最紧张的关头！当然啰，我们就把几个对修理工作不太有用的人调了出去。其中包括斯丹卡和温卡……
“这当儿我们那位文静的姑娘忽然开口了！我记得她站在桌子旁，语气不很坚决地说：‘照我看来，我们派去学习的人完全不适当。’
“我向她解释说，好手现在都忙于修理。她站了一会儿，䀹䀹眼睛，为难地对我瞧瞧，一声不响地走了。
“过了几天，我一看，她又来了，跟她同来的还有我们那儿的一名优秀机修工，乔治·楚马克。
“楚马克在门口站住了，而她却走到桌旁，像一个功课准备得很好的女学生站在老师跟前那样站在我的面前，一口气说：‘我们决定支持方形点播法，努力使所有“CⅢ-6”型播种机的工作成绩达到“优等”。’
“‘“我们”指谁呀！’我问。
“‘共青团员戈沙[22]和柯斯嘉都自愿成为方形点播法的专家！’
“我觉得很奇怪：楚马克和别洛乌索夫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她的嘴里变成戈沙和柯斯嘉的呀？
“这时楚马克也走到了桌子旁边。我得告诉您，楚马克在我们那儿出名的是他的双手，而不是头脑。在我们所有的机修工中，只有他一人会制造轴承！至于性格，大家都根据他的姓管他叫‘老粗’——很粗野，而极少说话。叫他说两句话，还不如叫他耕二十公顷地。但此刻他却咳清喉咙，作了一长篇演说。
“‘因为去年我们区里的方形点播法失败了，方形哪儿也没有划成，所以今年我们决定要达到目的，’他说，‘团组织和爱国心都要求我们这么办……’
“我听着，心里想：‘你爱国，但轴承叫谁来给我制造呢？’
“我向他们作了一番解释。她困惑地对我瞧瞧，走了。
“第二天，我一看，她又来了！而区委正巧要我去一趟：我们的修理工作没搞好。我打算出发，正在等车子加好油，可她又提出她的方形点播法来了！
“这时我实在忍不住，就干脆对她说：‘要是您自己不干活，那至少也别打扰别人……’
“她的颧骨上浮起了两片红晕。垂下头，出去了。
“我坐在区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忽然看到：她走了进来！
“她走路的神气，仿佛是十分勉强的。她穿着滑雪裤，鬓角上一对蝴蝶结——还是那副老样子。她站在房间中央，眼睛里露出哀怨的神气，说话常常口吃，但用的却是些怎样的字眼啊！又是‘对方形点播法不够重视’，又是‘对共青团的主动精神不够重视’。
“老实说，在那些日子里，不但我，就是书记也没工夫管她的事！在我们那儿，耕种技术设备两年来增加了一倍，但修配厂很差，机床不够，零件缺乏，工人很少。今年我们的修理工作可说是最糟糕！省里天天打电话责骂区委书记，说区里的修理工作落后。书记就照例来挤我们！在这样的关头，我们的女农艺师还要求从修理工作中抽调优秀工人！这可太不适时了，而且也是跟当前的任务相抵触的！……（讲故事的人又用自己那种迅速而嘲讽的神气笑了笑）书记就开导她一番了事。我跟她一起坐车子回去。坐在她旁边，我觉得又寂寞又不愉快。心里想：你先前不露声色，但忽然竟来这么一手！
“我说：‘您的控诉还不是毫无结果……’
“她用自己那对‘钻子’盯着我，声音低哑地说：‘您不要生我的气。要知道我去告诉之前，已经到您那儿去过三趟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䀹䀹眼睛，忽然结束说：‘当然，也许我做得也不对……但我想我是对的。因此，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我还是要坚持下去。’
“又过了几天，区委里忽然打电话来说：必须重新考虑派去学习的名单！原来女农艺师向区委打了一份正式报告，并且把副本送到省里去了。
“我们只好对她让步。但这件事弄得大家都很气愤。向区委和省里告来告去，这种情形在我们的拖拉机站里可是空前的。而这个家伙工作不满两个月，却已经打起报告来了！要是她做些工作，那还说得过去！工作不会做，向区委和省里打报告倒是个好手！
“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作风，而最愤慨的要算阿尔卡琪。他对她讨厌得了不得。在他们两人之间已经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阿尔卡琪是个自信心很强、声望很高的人。他只要一走进房间，一点头，一张口，大家就已经在听他的话了！他自己是这一类人，也只瞧得起跟他同样的人。对差一些的人态度很轻蔑，甚至很嫌恶。娜斯嘉什么都使他讨厌：因为不会摆架子，因为说话死样怪气，因为穿滑雪裤，因为打蝴蝶结……他把我们的娜斯嘉唤作‘早产的农艺师’。有时还反反复复地说：‘也算是个农艺师！连一整句话都说不上来。也算是个女人！连头发都不会梳。’
“然而，她竟忽然想干涉起他的技术工作来了！这种干涉，就是我们也不答应的。开头他对她的干涉保持轻蔑的态度，好像不屑一瞥似的。但她居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记得有一次他恶狠狠地向我走来。
“‘嗐，’他说，‘我们几时才能吃完她的苦哇！天下竟有这样讨厌的人！聪明算不上，看事情又不全面，抓住一点鸡毛蒜皮，就纠缠不清！拖拉机站工作复杂，要吹毛求疵，总是有办法的！存心破坏人家的威信，还会没有办法！我劝你要及时加以制止，趁现在她还没骑到我们的头上来！’
“他对她的轻蔑态度，以前还多少有些隐藏，现在却表露出来了。而且他还鼓励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常常说：‘她不配留在我们的拖拉机站里，让她感到这一层！’
“我们开始回避她。老实说，在这一年里，我们自己几个人的关系却格外密切了。当然啰，我们的重心还是在林诺奇卡身上。每逢假日，我们总是大伙儿出去打野兔，打狐狸，打狼。还举行滑雪游戏。晚上聚在一起唱歌。林诺奇卡教我们跳新式舞。大家都很投机，总是在一起。唯有娜斯嘉我们不让她参加。
“我们自己有说有笑，对她却板起面孔；不但板起面孔，而且态度粗暴，言语生硬！我看着她，心里想：她那颗小小的心一定在发抖吧！还是个女孩子呢。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要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会发愁的。是的，开头她似乎变得安静些了。虽然照旧盯着人家看，但我们已经不觉得背后有各种怪物出现了。后来，她忽然不再注意我们了。原来她自己已经跟拖拉机站的几个机工结成了一伙，而对我们就像根本没看到似的。”
讲故事的人停住了，沉思起来，眼睛仍旧凝视着黑暗的窗子。
“是她当时已经看惯了我们，并且估过价值，认为我们这些人不值得放在眼中了呢？……（他一面想，一面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她当时心里已经抱定宗旨，不再计较细枝末节，因而没注意到我们的计策了？我不知道。两者都有可能……这一层，我只是现在才这样想，当时我根本没考虑到！当时我们只决定不让她接近我们，她只配跟我们的生产队长和拖拉机手来往！她跟他们甚至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这是从学习开始的。那时她在给我们的机修工和集体农庄里的农耕人员上课。有些晚上，课早就完了，但她仍旧跟他们坐在一起。其实她也没有地方可去！她跟戈沙之间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友谊。晚上他俩常常一起坐在拖拉机站门口的长凳上。记得有一天夜里，时间已经相当晚了，我从拖拉机站里出来。没有月亮。草原上万籁无声。只听得戈沙在黑暗中说些什么，声音很低沉，时断时续，好像有时人们弹的吉他：拨弄着琴弦，拨弄着琴弦，忽然一下子收住了！只在所有的琴弦上重重地敲一下……我想，这不会是别的，准是他在向娜斯嘉求爱了。
“真的，传到我耳朵里的只有这样的几个字眼：‘我爱’、‘心’、‘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但一走近，就听清楚了。戈沙低低地说：‘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我爱预先准备些零件。我最关心的是手头一定要有些备件。要知道柴油拖拉机是挺完美的机器，但有时它开动起来还比不上一匹马！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没有预备零件！’忽然他放开嗓子大声说，‘我心里实在不能忍受，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
“她却低声问他：‘那么总工程师怎样看法呢？’
“他又压低声音对她说：
“‘总工程师对拖拉机的事独断独行，不让人家过问。试问这样的事怎么可以独断独行呢？’说到这里他又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子，‘我老想不把这种混乱现象放在心上，但总是不能自制！’
“哦，我想，原来他们的半夜谈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他们是在星光底下对领导进行批评！
“除了戈沙之外，我们的娜斯嘉还获得了另外一位‘伴侣’：十月农庄——我们那里最落后的一个集体农庄——的年轻生产队长斯吉巴·别斯宋诺夫，也开始常常来找她。有时她跟他一起站在篱笆旁，有时在黄昏的街上漫步。他总是穿着新的短大衣。他的脸色很庄重。显然，跟女农艺师一起散步，他感到很得意，并且拼命逢迎她。有一次我碰巧随在他们后头走出俱乐部。
“斯吉巴向她诉苦说：‘我们的集体农庄将来当然会发展的，但目前还有好多不正常的现象，主要是那几个奥尔迦。我们队里就有三个奥尔迦，她们只晓得吃饱饭睡懒觉。而去年我们又闹过旱灾！……小麦都枯死啦！我对那些奥尔迦说：“你们至少也得顾到旱灾呀！”可她们呢，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竟然当面嘲笑我！难道跟她们这种人谈得通吗？只有跟您，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什么话都可以谈……’
“她叹了一口气说：‘把这几个奥尔迦调到华尔华拉的队里去你看好不好？’
“他回答她说：‘华尔华拉是个厉害女人，但她刚死了丈夫。这对她有些影响。不过您，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我看是从来不会受什么事的影响的！’
“但她却尽说自己的一套：
“‘或者把最碍事的那个奥尔迦调去吧？’
“我听了这场谈话，心里明白：那个小伙子尽管费尽心机，还是无法使谈话越出生产的范围！
“不过，跟我们的娜斯塔霞最谈得来，并且全力支持她的，却是西伦基老大爷。这位一贯积极的西伦基老大爷在最落后的十月农庄里当生产队长。那里的劳动力很缺乏。老大爷的两个儿子被法西斯匪帮杀害了。照年龄说，老大爷早就该退休了。但他却始终在领导着生产队，而且样子很健壮。
“他说：‘一个人如果多吃肉而不做事，身体里是会生出有害的脂肪来的，但我不吃面包就过不了日子……’他还说：‘一个人要身体健康，应该吃面包和喀瓦斯，多做工作，待人正直，态度诚恳。’
“老大爷一向照这个道理生活，从来不悲观。上大课，看电影，听报告，总是一马当先。要是区里来了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老人家总是高兴得把什么事都搞错！常常以为客人是到他那儿去，是特地去访问他西伦基老大爷的。您瞧，他就是一位这么古怪的老人！因此，新来的女农艺师一到拖拉机站，他就去招呼她，并且马上挺身出来保护她。
“他说：‘姑娘年纪还轻，离开爹娘又远，让她有个爷爷吧。’
“于是他们就常常走在一起。老是谈话，谈话，谈个不休！而且，在他们的眼睛里，在他们的目光中，蕴蓄着一种共通的东西……她刚来时在站台上和开头几天打量我们的那副神气，正和老大爷看人的神气相同……
“对了，我们就这样过着日子。我们带领我们的一伙。娜斯嘉带领她的一伙……互不触犯，两不干涉。
“老实说，今年春天我们的情况特别困难……修配工作搞得不好。活很多，而修配厂里的两台主要机床又损坏了。此外，在工作十分紧张的关头，几名最优秀的机修工又被调去学方形点播法去了……这时我们才了解，过去虽然重视楚马克，但对他的评价是不足的。以前哪里有问题，戈沙就来到那里。这是当然的事！不是机修工请他去，就是我把他叫到跟前：
“‘你去帮一下忙吧，戈沙……’
“戈沙就卖力地干了起来。一声不响地干着，因此也不惹人注意。直到修配厂里没有了他，我们才明白放走了‘一台拖拉机’。走了几个人，修配厂就像抽掉了枢轴。搞修理，我们一向走在人家的前面，如今却反过来了。今年春天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一会儿太阳出来热得像五月，一会儿下起雪来又冷得像一月。就在这样一个讨厌的日子里，娜斯塔霞又跑了来。她那脸上的表情使阿尔卡琪一望见就说：‘又来报道发现什么“新大陆”了。’
“她在桌旁坐下了，摊开一张全面改造农业生产的计划图来。
“这时大家才明白，方形点播法对她说来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环节，而是整个计划中有决定性的一环。因为三叶草在我们那儿长得不好，她主张用方形点播法种植玉米和向日葵来代替三叶草。
“她摊开一张张计算表，一本正经地做着说明。我们听着，真不知道对她哭好还是笑好。轮作计划早已订好，并且经过省里批准。合同也已经在各个集体农庄的大会上讨论过，并且签了字。播种就在眼前了。修理工作却毫无头绪！这种时候她还要来一套梦想！
“其实，我们区里和邻区的几个农艺师，还在去年秋天就谈过这件事。省里的科学研究院作了指示，不要放弃三叶草的播种，应该为提高它的收获量而奋斗。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可是她不知道。每次都是那样，她自己不熟悉情况，却总以为发现什么‘新大陆’了……
“我们告诉她，向她解释，拿威廉斯学说[23]提醒她。她回答我们说：
“‘但是要知道威廉斯写过，三叶草只有当它的收获量很高时才有好处。’
“‘对了，’我说，‘您是农艺师，您应该为提高三叶草的收获量而奋斗。’
“‘在我们这儿要培养出特殊品种的三叶草来，得好几年工夫。但我们今年就需要谷物！’
“‘眼光应该放远些！’我对她说。‘您现在割去三叶草，可是以后怎么防止肥力消失？’
“‘以后……以后您派我到杰连基·谢妙诺维奇·马尔采夫[24]那儿去学习……’
“‘这个办法您才打算去学习，您怎么能坚持呢？您叫大家走一条路，可是它通到什么地方，连您自己都不知道。空话还是少说吧！……’
“我们劝了她好一阵。大家都向她解释。但是她却坐着不走，双手卷着她那张计划纸。随后她用她那对黑色的钻子盯着我说：
“‘唔，要是不能在所有的集体农庄……至少也得在我那几个落后的集体农庄里进行！’
“费嘉问道：‘您“那几个落后的”是指哪一些呀？’
“她涨红了脸回答说：‘这我是随便说说的。最近我跟他们搞得很熟。’
“‘“跟他们”，那是跟谁呀？’
“‘跟几个集体农庄。在盐沼地后边的几个……’
“我们又向她进行解释。可是怎么也说不通！费嘉费尽唇舌，最后竟对她说：‘您啊，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老实说，比一个小娃娃都不如！您以为我们这儿搞农业完全是个无政府状态？！今天要种小麦，就种小麦！明天在播种之前半小时想种玉米，就马上改种玉米！您以为全国性的中央计划是不存在的吧？！您以为我们的计划不是省里发下来并经中央批准的吧？！’
“她叹了一口气，回答说：‘费陀尔·伊凡诺维奇，关于这些个，我根本不考虑！……我考虑的是怎样提高那些落后集体农庄的劳动日。’
“费嘉很沉着，但阿尔卡琪可忍不住了。
“‘我们明白了，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您是“根本不考虑”的！而且您根本不会考虑！等您学会了全面地考虑问题，那时您再来吧。不负责任的谈话，现在可不是时候。’
“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对他瞧瞧。这一刹那间她可变成怎样了呀！我看着她——简直不认得了。她穿着滑雪裤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横转身体对着我们，低下了头，仿佛在瞄准似的。
“那时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的朋友华尔卡左撇子来，他是全村玩趾骨游戏[25]的第一把好手。他就是常常这样侧转身子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藏着灌铅的趾骨。站了一会儿，瞄准着，接着伸出左手，拿灌铅的趾骨用力一扔，就把地上的趾骨一扫而光了。在这一分钟里，她的样子极像那个华尔卡左撇子。我还发现她的嘴唇不见了，好像人家在她的脸上开了一条缝——就完了。没有嘴唇，而她那又白又小、尖端有个小窝的下巴，却忽然向前伸出，好像一把准备插进土里的铲子。
“她张开她那张没有嘴唇的嘴巴，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是我说话不负责任，是你们工作不负责任。’
“她就是这样对我们大家说的！我们的拖拉机站曾经不止一次受到经验丰富的领导工作者的赞扬！但如今却听到这样的批评！而且是从谁那儿发出的批评啊？！
“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坐着，脸色发白，胡子气得直竖。费嘉把墨水溅了一桌子。而我当时在娜斯塔霞身上又初次发现了一个特点——她的声音。在这以前她讲话总是轻轻的，但这时嗓门一开，才显出她的声音也很惊人。像她那样瘦小的人，照理声音应该很尖，可是却很低沉，甚至有些沙哑。
“我看到事情已经发展到极端，就说：‘走吧。别打扰了……’
“阿尔卡琪嚷道：‘您要么去做些事，要么干脆离开拖拉机站，可别妨碍我们的工作！’
“可她对我们说：‘我哪儿也不去！我的事我还是要做的，不论你们怎样妨碍我！……’
“她说她还要到区委去控告我们，说完就走了。
“我们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从水瓶里倒着冷水喝。最后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喘了一口气，说道：‘怎么大的敌意我看还不至于有。不过，隐藏在内心的轻微的敌意，可已经在我们拖拉机站里出现了。’
“嘿，我们还以为你是个安静的人！坐着，坐着，䀹着眼睛，䀹着眼睛……如今你坐够了！眼也䀹够了！坐厌了！眼也䀹厌了！
“我们以为她不会再有什么新花样了，哪里知道她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花朵，果实还在后头呢。
“她写信到区委去，可是第一书记在休假。这件事没有下文，于是她就着手去搞别的事。
“她仿佛老是在想着，老是在打主意，但等到主意打定，一切问题弄清楚了，就立刻公然行动起来。行动的时候不仅奋不顾身，而且兴高采烈！……
“在我们的拖拉机站里没有一天不发生不愉快的事！我们决定叫她做些事，免得再想出什么傻主意来。我就派她去办理全部统计工作。我想，让你坐下来搞搞一百二十行的表格，你总会安静了吧！
“然而，她并没把统计表送到区委或者省里去！我却因此接连不断地挨骂！我命令她，她不服从，不缴统计表。我就把她叫来，准备同她严肃地谈一次话。她走进来，样子很高兴，满脸笑容，若无其事。
“我问她：‘您有什么理由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缴统计表？’
“‘表里的那些问题太无聊了！’她回答说。
“我说：‘我有省里来的命令……我怎么能不执行？’
“她竟回答我说：‘那很简单！就像我不执行您的命令那样。’
“而且还当面对我笑呢！
“我就给了她一个书面警告。
“过了没多久，她不仅开始干涉农艺方面的事，而且还干涉起技术方面的事来了。她要求在播种的时候机械零件如有损坏，保证立刻可以更换。
“‘不要等播种时才来修理，应该准备好现成的整套零件立时更换。’
“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有成套的设备，可是我们的某些零件却没有存货。
“她要求说：‘您得保证！’
“我说：‘如果供应机关没有这些零件，叫我上哪儿去弄啊？’
“‘如果在播种的时候损坏了怎么办？’
“‘那就只好我们自己来造！’
“她回头对阿尔卡琪说：‘那为什么不预先制造呢，总工程师同志！’
“阿尔卡琪回答说：‘制造起来很费事，成本又贵，质量又差。零件也不见得一定会损坏。’
“她却对我们说：‘你们使我想起一个故事来了。做母亲的对女儿说：“你去把脖子洗一洗，回头有客人要来。”但女儿却回答说：“万一他们不来，难道叫我像傻瓜那样洗干净脖子坐着吗？”现在，我总农艺师请求你们准备些零件以防损坏，可是你们却回答说：“万一那些零件不损坏，难道叫我们像……那样准备好零件坐着吗？”’
“阿尔卡琪整个脸都气白了，说：‘我从来不叫人家傻瓜，可也决不让人家叫我傻瓜。’
“她却笑着说：‘我又没有叫过。’
“我们那个文静的姑娘竟变得这样肆无忌惮，说话尖刻，真是拿她毫无办法！
“天天不是批评这，就是指摘那！一句话，我们的拖拉机站里从此又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最后，区委第一书记鲁青科把我叫了去。他生来是个快乐的人，工作积极，办事迅速果断。他的脸并不漂亮，但很讨人喜欢。嘴唇阔大，样子好像随时都忍不住笑似的。鼻子很丰满，常常在掀动；两只大眼睛就像一对信号灯。他通常说话很快，爱开玩笑。可是，今天却比乌云还要阴沉……
“他说：‘你们那位女农艺师到我这儿来过了。又提出了那个轮作问题。’
“我说：‘轮作计划早已确定，播种就在眼前。要改变，现在可不是时候，而且谁也不会答应的！此外，’我说，‘您跟她只谈了一刻钟，就变了脸色。而我们是天天在跟她作战。请您把她调到别处去吧，趁现在我们大家还没有因为她而跑掉。’
“‘不，’他说，‘我们不忙作结论。我们还要仔细瞧瞧。有些问题应该马上决定，可有些问题呢，应该像俗话所说的：要三思而行。’
“他还劝我到娜斯嘉特别加以庇护的那几个落后集体农庄里去走走，观察观察，考虑考虑。
“我拿了计划，就坐上汽车，向十月农庄驶去。农庄主席是新任的，年纪很轻，刚从三年制的集体农庄主席学校毕业出来的。
“我走近他家门口，生产队长华尔华拉迎面走来，一面走一面哭。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邻居告诉我说，农庄主席家里发生了争吵——他想和华尔华拉结婚，可是他母亲不答应，因为华尔华拉比他大几岁，而且有孩子。
“我进去时，正巧碰到在‘开火’。老太婆坐在房间中央喋喋不休好像放机关枪：
“‘她怎么能做他媳妇呢？人又老，眼又瞎，腿又弯？！难道这种货也配做人家媳妇吗？这是白虎星[26]，娶不得的！’
“农庄主席坐着，垂下了头，他的旁边却坐着我们的娜斯塔霞和西伦基老大爷。
“我走了进去，问了好，请他们不要顾忌，继续谈他们的事。老太婆说：‘我有什么要顾忌的？让她去顾忌吧！’
“主席看着娜斯塔霞，满怀希望地说：‘我的话她不听。说不定您的话她会听的，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
“娜斯塔霞已经走到老太婆跟前，搂着她，劝导说：‘您尽要他跟奥尔迦结婚，要知道奥尔迦只会引他去做买卖，搞些没出息的事。可华尔华拉会帮他干正经事的。’
“她说了好一阵。我感到很惊奇，因为大家听着她就像听长辈说话一样。老太婆稍微安静了一些，哭着说：‘奥尔迦有五间房、两头牛，其中一头养过三胎，可以挤一整桶奶了！可华尔华拉只有两个孤儿。她能带些什么进门来，除了两张嘴巴？’
“娜斯塔霞回答她说：‘华尔华拉会带来五百个劳动日！’
“老太婆在地板上唾了一口，用穿着肮脏的鞋的一只脚擦去了唾沫。
“‘劳动日有屁用！在我们的农庄里哪怕有一千个劳动日，到了赶集还不是一个子儿也没有！劳动日有什么用！’
“她又吐了一口唾沫，又用脚跟擦去了。
“娜斯塔霞盯着她的眼睛说：‘老奶奶，今年一切都会不同的……如今我们弄掉所有的三叶草，改种向日葵和玉米！光是向日葵一项，农庄就至少可以挣二十万！我们已经统统算好了。华尔华拉将比谁都有钱。她足够养活自己和她的塔尼雅跟卡秋莎。’接着她转身对主席说：‘您不要听奶奶的话！她干活时也是那样的！尽管比谁都会吵，可是活儿却比谁都干得好！难道她会欺负孤儿吗？’
“她使老太婆安静下来，又跑去找华尔华拉。我坐车回家，看到娜斯塔霞挨着华尔华拉在河畔走着。我望望华尔华拉，原来她‘人既不老，眼也不瞎，腿也不弯’，不像是什么‘白虎星’，而是个好女人，一面走一面哭……
“由于这个主席的婚姻问题，我们就没有机会谈正经事。
“在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想：对我们大家说来，三叶草和轮作制只是百分数和计划罢了，但对她娜斯塔霞说来。就关涉到华尔华拉的命运，关涉到塔尼雅和卡秋莎的命运，也关涉到老奶奶的命运！
“我并没看出什么新的具体情况，对我们原来的看法也一点没有动摇，但一路上心中却很不安；脑子里想着三叶草，眼睛望着华尔华拉沿河岸走去，而且用褪色的头巾擦着眼泪。我觉得难受极了！
“不过，回到拖拉机站，跟阿尔卡琪和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谈了一通之后，我又恢复了常态。
“……不错，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但我并没有告诉阿尔卡琪。并不是故意要隐瞒他，只是藏在心里不想跟他讲罢了。”
“在播种之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省委第一书记来到我们的区里。他在伏洛契兴诺拖拉机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全区的人都知道，林诺奇卡招待他喝过茶，并且给他们的拖拉机站要了一辆自动卸货卡车。
“早晨我在区委里碰到她，就不胜羡慕地问道：‘您那辆自动卸货卡车是怎么搞到手的呀？’
“林诺奇卡的眼睛里洋溢着淘气的神情，面颊上浮动着两个酒窝，鬈发松松地垂到两肩。她故意望着别处，转弯抹角地回答说：‘第一，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二……’忽然她忍不住笑了起来，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第二，省委书记也是个人。他的情绪也是可以受支配的！’
“她点点头，跑开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想：像她那样的姑娘真是不论谁的情绪都能支配的。鲁卡奇真好运气！他们派给他的拖拉机站的，是这样一位快乐天使，而派给我的，却是娜斯塔霞那样的折磨鬼……
“一路上我埋怨着自己的命运。一回到拖拉机站，就像落在陷坑里似的。阿尔卡琪样子很凶地走来走去……修理工作搞得很糟……
“而天气偏偏又好得出奇。草原上的积雪初融，在阳光下好像云母似的闪闪发亮，刺得人的眼睛也有些痛。第二天，我们忽然看到大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有个人踏着那云母般微融的积雪，阔步向我们走来。他的步伐非常豪迈、稳健，光是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是省委第一书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索柯洛夫上我们这儿来了。
“他是在草原上生长的，是本地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出身。他的面孔阔大，有几粒黑麻子。性格刚强，神情庄严，沉默寡言……战前在市委工作。据说那时就很受人尊敬，但并不出名。战争时期，出于性格刚毅他很快就被提升了。在去到我们那儿的两星期之前，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因领导方法上有错误，曾经在省委的全体大会和党报上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批评得很严厉，但对他的信任并没有丧失。
“这以前他到我们那儿去过两次。每次总是跟我和费嘉一起在拖拉机站里走一圈……说三两句话，把事情的要点交代明白，就完了！凡是答应过的事，一定立刻办到。然而，不论了解问题，不论跟人谈话，从来不深入。
“这一次他好像是变了个样儿。追根究底地查询各项问题，不厌其详地跟机修工们谈话，还试着说说笑话。他的笑话虽然说得并不出色，但人们倒不注意这一层，觉得他之所以可贵，是他居然能克制自己严厉的习性，变得那么平易近人，说话也那么和蔼可亲了。以前，我们跟他总是三四人在拖拉机站里走来走去，这一次我们的身旁可围满了一大群人。这时不论对什么事都兴致勃勃的西伦基老大爷，忽然跑了来。显然，他认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是特地来找他的，是来访问他个人的。而我们的娜斯塔霞这当儿也走了来，一声不响地䀹着眼睛。”
我的对谈者停了下来，点燃样子古怪的黑色烟斗。这只烟斗跟他那张年轻的脸和那双少女般眼睛实在不相称。
“娜斯嘉有这样一个作风……（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在没有了解一个人之前，她总是不露声色地在那人身旁徘徊着，恭恭敬敬，一言不发。她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伪装，而是出于一种高度的关注，出于期望，仿佛她对每一个人都期待着什么奇迹。而且由于这种期待，开头总是保持着沉默，好像她自己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她那种对人的兴趣。然后她越来越用心地进行观察，好像想更正确地了解那个人。然后她心里发生了疑问，就开始用批判的态度去衡量他的价值。于是作着决定，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付他，应该拿自己多样性格的哪一面去给他看。在没有逐一经过这些发展阶段之前，她总是保持着沉默！等到所有这些阶段都已经通过，问题已经有了决定，那时你可得小心了！
“她对一个人有好感，态度就很随便，像对待自己人一般。要是什么人不合她的意，她就对他进攻，就像进攻我和费嘉那样。因此人家对她也很少有保持中庸态度的——要么完全倾心于她，要么一听到她的名字就打寒噤……”
讲到这里，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又沉思起来。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他一直沉默着。
“您刚才讲到第一书记来了。那么以后又怎样呢？”我提醒他说。
“是的……（他从沉思中醒悟过来）那天……我们大家陪书记参观拖拉机站，娜斯嘉也在旁边走着，而且目不转睛地盯着书记。能在眼面前看到这样的大人物，在她恐怕还是生平第一遭，因此似乎在期待他会做出些什么异常崇高而有趣的行为来。
“我们在拖拉机站里兜了一圈，谈了一会儿。索科洛夫同志打算走了。我们送他到停车的地方。
“说实话，这一次跟他谈话之后，大家都很兴奋，很乐观。大家都看到了春天。场子上的积雪开始融解，周围一片融解的雪水在太阳光底下闪闪发亮。还有我们的新机器也在阳光下闪放着光芒。每一颗螺丝钉都在跟太阳谈话！我走着，想等大家谈得更愉快些，好向书记提出自动卸货卡车的要求来。
“‘我们的草原上好多年没积那么厚的雪了！土地好多年没吸收那么充足的水分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说，‘你们瞧吧！蓝幽幽的一片。春光多美啊！’
“‘春天雪融得那么多，只要秋天小麦能丰收就好了！真叫人操心哪！’西伦基老大爷叹了一口气。
“省委书记转身对他说：‘草原上的春光好，手头的技术设备又出色！老大爷，收成一定很好，劳动日也一定很高！同志们，你们说对吗？’
“当然啰，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回答书记说：‘怎么会不对呢，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您说得真对啊！’
“我们的娜斯塔霞仿佛忽然被人家在背上推了一下。
“‘不，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不对……’
“她用深沉而嘶哑的声音开口说，接着又瞪着他看。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惊奇地瞧了她一眼。这身穿滑雪裤、头打蝴蝶结的小姑娘是谁呀？
“‘为什么不对？’他问道。
“‘因为盐沼地后面那些集体农庄今年的劳动日是不会好的。’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站住了。他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嗐，’我心里想，‘瞧我们那个娜斯塔霞，真该死，她也用起自己那一套来“支配情绪”了！’
“她面对汽车站着，汽车的散热器把阳光反射在她的脸上，反光微微波动，好像水面上的涟漪，她身体一动，脸上的光波就荡漾起来，但她自己却没有注意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严厉地瞧了她一眼，从容不迫地说：
“‘一个总农艺师怀着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工作，真是糟糕。在播种之前还讲这种涣散人心的话，真是糟糕！’
“她却咽了一口气，回答说：‘省委第一书记许下落后的集体农庄可以获得好的劳动日，许了三年，也把人家骗了三年，那就更糟糕……’
“说完了，用她那对蓝眼睛瞧着省委书记，这眼睛既不是气愤的，也不是恐惧的，而是含怨的，有所期待的。
“一听她说出那么意外的话来，我们都呆若木鸡了。我心里想：‘嗐，不顾死活的东西，你这是在干啥呀？’她明明知道她在拖拉机站里的地位已经是千钧一发了！明明知道我们一心一意想撵掉她！那她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蠢话来得罪省委书记呢？……
“是什么东西在鼓舞她呢？是女孩子的傻气吗？还是那种对于无限高尚的人性所持的天真而又固执的信心呢？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站着，身体显得很魁梧。当着众人的面责备省委书记欺骗，那可不是开玩笑！他仿佛从什么远处望着她，同时像扔砝码般沉重地说：
“‘省委书记既没有允许也拿不出收获量和劳动日来。请您记住这一点，总农艺师同志。收获量和劳动日，这是要农庄庄员在专家的领导下，也就是说在您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劳动来争取的！这一点，您应该知道，拖拉机站总农艺师同志。至于我，在省委里工作了十一年，可从来不曾欺骗过什么人。’
“她握紧两个拳头，按住胸口，甚至有些痛心地问道：‘如果那些落后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在劳动日上还是得不到什么，您恐怕又会跑到他们那里去说些骗人的话吧？！’
“是什么在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呀？感慨？愤怒？悲痛？我不知道。但我明白，一个人只有当他隐蔽的创痛受到意外的鞭打时，眼睛才会闪出那样的光来！他的眼睛很小，深深地嵌在眉下，但这时却从眼窝里闪出那样的光芒……不过只有一刹那！接着眼睛越陷越深，面孔仿佛膨胀起来，并且变得阴暗了。他眼睛不看她，说：‘要是明年我到那几个农庄去，我要带您一起去！并且请您，拖拉机站的总农艺师，在庄员们面前回答，为什么他们的劳动日那么少。’
“她并不畏缩，向前走了一步说：‘我现在就来回答。因为庄稼种得不对。因为轮作制定得不对，因为这一点……’
“她的嗓音忽然哽住了。嘴唇还在动，声音却没有了。
“于是我就说：‘柯夫莎娃同志在一星期以前要求我们放弃三叶草，要求修改全部轮作制和跟集体农庄订的合同。但临到播种前夜修改轮作制，这等于打垮全部工作。’
“‘这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说，‘去年秋天就有好几位著名的专家研究过，并且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谈这问题可不是时候。现在得全力进行播种！’他转身朝汽车走去，而娜斯塔霞却声嘶力竭地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省委书记同志！就算不能用在所有的集体农庄上！就只用在我那几个落后的集体农庄上吧！’
“他站住了，问道：‘落后的是“您的”，那么不落后的又是谁的呢？’
“她被问得愣住了，两只眼睛骨溜溜地乱转，这时西伦基老大爷忽然插嘴说：‘那又有什么呢，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一个好的母亲往往特别疼爱生病的孩子，一个好的农艺师当然就首先关心落后的集体农庄了。’
“‘现在可不是修改轮作制的时候，’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重复说，‘等秋天修改计划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来研究研究。现在你们去准备播种吧。’
“第一书记又转过身子，向汽车走去。
“我明白我的事情全给她弄完蛋了！现在再向书记请求自动卸货卡车，是没有意思的了。大家都懂得，谈话应该止。而她却一个劲儿跟在他后面，好像梦游病一般！同时嘴里说个不停，仿佛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周围就没有别的人。
“‘这件事是不能拖上一年的。那边缺乏饲料！您瞧，我从一个农家拿什么来了。这是十月农庄里的寡妇华尔华拉给她女儿吃的牛奶代用品。’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向日葵磨成的浆汁来。
“‘柯夫莎娃同志……’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慢吞吞地说，那说话的声调弄得我们大家都很不自在，‘此地存在着落后的集体农庄，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并不比您差……拿这个东西来当众示威，是完全不必要的。’他的脸变得像石头一样，嘴唇也发白了。真的，我们的娜斯塔霞真会击中人家的要害！
“书记说完了，又转身走向汽车。
“我们全都站着一声不响。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麻雀在叽叽喳喳地聒噪。我真想喝住麻雀，不让它们吵闹。省委书记向汽车走去。他那包在灰色大衣里的脊背很宽阔，步伐稳健有力，但肩膀稍微有些耸起。娜斯嘉呢，一动不动地站着，神气是那么委屈，那么恐惧和悲哀，以致在这一刹那里，我们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争吵都从我的心中消失了。”
我的旅伴垂下了头。他不愿看我的脸。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重浊，越来越不连贯……
“当时她使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是孩子式的信任。成年人的心往往有一层厚茧，但孩子的……孩子的心是赤裸裸的！它最容易相信人。孩子的悲哀也最难受……（熄灭了的烟斗从他的手掌里滑下，悄悄落在沙发之间的地毯上，但他并没有把它拾起来，也不改变姿势）我记得小时候受过的一次委屈。那时我才四岁。我的母亲病了。晚上她哭了。我非常怜悯她。这是我一生头一次动了怜悯心。我整夜想着怎样帮助她。第二天一早她出外提水。我一骨碌跳了起来，套上短裤……拔脚就跑……她提着一桶水走来，我迎面跑上去：‘妈妈，妈妈，给我，给我！’我这是打算替她提水！我的小心儿怦怦地跳着，我实在舍不得她！我实在想保护她！帮助她！我完全相信这回可以帮助她，我快活极了！她显然是很不舒服。她对我恶狠狠地说（平常她是很和善的！）：‘你来干吗，闯祸坯！’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我扑到她的脚边，一把抓住了桶。而她却踢了我一脚，喝道：‘你给我滚开！’”
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的嘴唇上滑过了一丝迷惘的微笑，这在他是很难得的。
“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委屈我都忘了！但这一次却忘不了。它深深印在我那颗幼嫩率真的心上。我觉得我的幼年时代就在那个时候结束了！”
他沉默起来。我也不说话，他那些意外的话实在使我惊奇。
这个样子极平凡的小伙子，这个在会上连两句像样的话都不会说的小伙子，这个从遥远的草原小站来的小伙子……
什么东西使他的感情、思想、回忆那么激动呢？是在莫斯科体验到的一切使他那么激动吗？是爱情吗，是那能支配人的全部感情、一生只有一次的伟大的爱情吗？还是他正在经历着那个对过去的一切都作重新考虑重新评价的转变时期？还是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在鼓动他，改变他，豁露出他在这以前沉睡未醒的力量和可能？……
蛋壳破裂了，从那一动不动的石头般的蛋里，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湿漉漉、光秃秃、没有羽毛但已经有生命有翅膀的东西来了……
也许，我正巧是在这个有趣而动人的刹那观察着一个人吧？
我觉得好像看到拖拉机站站长的心，在怎样怦怦地跳动。在这颗心里有些什么呢？是拖拉机的牌子，是熟耕地的面积，还是燃料的吨数？
这是没有磨灭的童年时代的印象，是使性格和命运猛然转变的能力，是突然汹涌澎湃的感情！
车厢里的空气似乎很紧张，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
火车好像一架机件有着无比力量的时钟，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的逝去。
“各位乘客同志，请把窗户关上，我们马上要过桥了……各位乘客同志……”
列车乘务员的声音穿过板壁尖锐地传进了耳鼓。
列车铿铿锵锵地冲上铁桥。桥架在黑暗中模模糊糊地从窗外闪过。接着又恢复了寂静。
“请讲下去……”我对我的旅伴说。
他抬起了眼睛。
“在这一刹那里，我在我的‘冤家’娜斯塔霞的眼睛里看到的，就是那种我所熟悉的……孩子式的悲哀，那种不顾死活的对人的轻信。当时她打量省委书记的那副神气，仿佛她的青年时代就要在这一分钟里结束了！她那副神气，仿佛她已经跨进悲哀的门槛，并且已经看见，心里也感到了害怕，但还不相信世界上竟会有这样的不幸。
“但书记却拉开车门，一只脚跨上踏板。我们大家都呆住了……不仅仅是娜斯塔霞一人，我们大家都那么望着，似乎此刻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解决我们思想上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大家望着他，一动不动。而他却那样站着——一只手握住车门，一只脚踏在踏板上，忽然他回头对娜斯塔霞说：‘您知道十月农庄里的女庄员华尔华拉拿什么东西喂她的女儿。您知道这个，很好。但您可知道从前我们在盐沼地后面的那些地方怎样过活吗？您不知道。我自己就是从那边来的。不要说牛奶，连面包都看不到……住的是草棚子，吃的是满天星……’
“他已经不再烦恼，不再气愤了……在这一刹那间他改了什么主意，在内心里克服了什么感情呢？他站着……回忆着……眼睛不望我们，而是望着那片在我们的拖拉机站矮墙外面、被雪犁翻掘过的草原。
“我忽然觉得：这片草原上没有机器，没有雪犁，没有人，也没有拖拉机站；而他，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不戴帽子，也没有吉普车，身上穿着粗布衣服，站在无人的草原上……不知怎的，他竟变得更能为我所理解了。
“我们一声不响地听他说，他却接二连三地向娜斯嘉提出问题：‘您可知道十月农庄里有多少男人没有从前线回来？不知道吗？但我们知道。您可知道国家贷给了农庄多少钱和粮食，给了多少帮助吗？应该更多给一些……可是……您可知道当我像您那样年纪的时候，我们省里的工业是怎样的吗？乡下铁匠铺——这就是当时我们省里的全部“冶金业”了！但现在我们的五金器材，我们的机器——从中国到阿尔巴尼亚，到处都是……现在我们可以给集体农庄更多的帮助……我们也有过错误……到如今我们还没把这一个和另外几个落后的集体农庄提高……我们知道的。我们是在考虑，探索。我们在干。也因为这个缘故，党把机器、种子、专家送到这儿来，而且以后还要送更多的来。也因为这个缘故，党把您，柯夫莎娃同志，派到这儿来，目的正是要您来提高落后的集体农庄，但并不是叫您拿这样的玻璃瓶来示威。’
“他说得很慢，很吃力，好像在搬动石头，但结束却很干脆，很老练：
“‘好吧……大家来吧。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您的意见。’
“显然，在这一分钟里，在这一秒钟里，当他的一只脚搁在踏板上时，他依然在考虑，并且感到在娜斯嘉鲁莽话的后面，存在着一种伟大可贵的东西。感觉到并且考虑过这一层之后，就马上遏制自己，克服心头的怒气，一下子抛开了娜斯嘉话里的枝节，而捕捉了其中可贵的东西，自己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这是一个具有大智大勇的人物！
“‘同志们，让我们到房子里去吧，’他说，‘那边谈话方便些。’
“瓶子从娜斯嘉的手里掉下了，她的眼睛也红了，好像要哭出来似的。大家马上喧哗起来，一面说话，一面急急忙忙地拥到房子里去了。大家都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和快乐。
“他到我们那儿去过多少次！他跟我们做过多少次事务性的谈话！我们尊敬他，但这种尊敬只是属于职务上的。然而在这一分钟里，他可把我们大家都抓在手掌心里了。不是属于职务上的，也不是由于地位，而是由于内心的信仰，我们承认他比我们强，比我们聪明。
“我们向办公室走去，吵吵闹闹，开着玩笑。西伦基老大爷当然走在最前头。他摆好椅子，让大家坐下。
“我们安安静静和和睦睦地在桌子周围坐下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朝娜斯塔霞望了望，说：‘您把话都说出来吧。我们听着……’
“于是一场战斗就开始了！
“娜斯塔霞反对旧的轮作制，可是其余的人却依然坚持。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把这套制度用在集体农庄里，是花过很大力气的，并因此得到省里的嘉奖。这是他心血的结晶，是他的光荣和骄傲！他肯定说，三叶草长得不好，只是因为照料不够，没有加石灰，没有施肥料。
“奇怪得很，西伦基老大爷却大大地促使这场争论得到解决……
“老大爷听着听着，然后说：
‘关于自己的集体农庄，我不想说什么，但在邻近那个强大的星星集体农庄里，这些三叶草除了可可茶，什么东西没有用过！如今只有试浇一些可可茶上去，也许可以在我们的草原上好好生长。’
“我们把鲁青科叫了来。仔细研究了十年来三叶草收获量的材料。到了傍晚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并不主张改变全部轮作制。但他当即打电话到城里去，要那边马上派一名科学人员来作顾问，帮助我们重新审查那三个落后集体农庄的轮作制，设法使它们低落的经济很快繁荣起来。
“我试着援林诺奇卡的例子，请求书记也给我们一辆自动卸货卡车，但毫无结果。不过，在谈这个问题时，我们产生了另一个主意：去向邻近的火车站借一架掘土机来用三天，以便把肥料从车站上卸运出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答应在这件事上帮我们的忙。”
“当娜斯塔霞手里拿着瓶子站着的时候，她不知怎的使大家都有些感动，但这种感情很快就过去了。
“时间是不会为美好的感情停留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叫来的那个顾问，也像我们那样，认为不必放弃三叶草，而只要设法提高它们的收获量。我们那儿日夜都在争论，弄得整个拖拉机站乱糟糟，无法正常工作！一会儿打电话到区里，一会儿打电话到省里。省里发下指令来了，叫那三个落后的农庄今年不要种三叶草，而种玉米和向日葵。这在省里很方便：发一道指令，就完了！但对我是怎样呢？要在播种前夜弄到另一种种子，要修改方形点播法的工作计划，要增加‘CⅢ-6’型播种机的负担。
“特别困难的是搞那些该死的玉米！在我们的草原上只有两三个集体农庄种玉米，而且也都只种在庄地的周围，作为风障。我们手头连一公斤都没有。现在却要在三天之内弄到播种好几百公顷用的种子！
“那时我从办公室急急忙忙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几乎把门槛都踏破了。
“最后，轮作的事总算搞好了。三个集体农庄里的三叶草地，都改播了玉米和向日葵。
“可是，我们的娜斯塔霞也马上变了样。
“当她争论的时候，她的样子很大胆，带些挑战的神气。但等达到目的，却畏缩起来了。
“在这以前，我们所有的集体农庄都是大家共同负责的。如今呢，她反对我们，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弄得她把三个最尴尬的集体农庄都背到自己一人身上去了。一领悟到这一层，她便畏缩起来。一声不响地带着恐惧的目光在拖拉机站里走来走去。她望着你的那副神气，仿佛在请求：‘您说一句话鼓励鼓励我吧！我害怕哪！’
“我们看到这光景，甚至觉得高兴。你自己酿的酸酒，你自己喝吧！
“记得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回家。骑在车上又疲劳又饥饿，心里非常恼火——为了找这倒霉的玉米已在邻近几个区里跑了两天两夜，而且一无所得！那是一个刮风的黄昏。落日的余晖非常浓艳。雪在夕照下发出玫瑰红的反光，使人弄不懂这究竟是雪还是别的什么玩意。四周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株小树，只有去年的风障——干枯的玉米秆，一排排地伸展到地平线，被风压得几乎碰到雪地。周围万籁无声，仿佛天下根本没有人和兽，没有村庄也没有城市，只有那浓艳的夕阳下的死寂的雪地。这时你觉得自己仿佛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一个人迹不到的陌生行星上。这样的黄昏在我们那儿叫作‘狼黄昏’，因为逢到这样的时光，连狼都会烦恼，它们走出洞来，站在草原上迎风狂嗥。
“就在这样的一个‘狼黄昏’，我从区里骑车回来。在草原上感到很不舒服，就开足速度跑。忽然望见一个孤零零的人影在玉米秆间徘徊。我把车开过去一看，原来是娜斯塔霞。她一看见我，似乎很高兴，连忙朝我跑来。一路上双脚不时陷在雪里，两手拉着玉米秆。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身上的大衣也像要被风吹掉似的。她逆风走着，弯着身子，伸出了头，仿佛在用自己的头钻着这风。
“走到跟前，也不问好，劈头就说：‘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您瞧，这儿的玉米长得多好！是不是？这儿去年种了玉米风障！您瞧，秆子多粗。出色的玉米！是不是？’
“她凄苦地望着我，那神气仿佛在说：‘我害怕哪。你支持支持我，安慰安慰我吧。’
“我无情地回答她说：‘这玉米，马马虎虎。’
“她又连忙对我说：‘当然啰，它种在这儿不会成熟，但用来喂牲畜，用来作青贮饲料……不是很好吗？你瞧瞧，叶子长得多大啊！’
“‘天已经晚了，’我说，‘在草原上逛，瞧玉米，可不是时候了。坐上吧。我带您回去。’
“我一面说，一面心里暗想：‘我为了你在草原上日夜奔走，现在还得带你回去！’
“她对我瞧瞧，显然是明白了我的心意。
“‘谢谢，’她说，‘我自己走回去。’
“‘那就听便。’
“我开着车走了。在转弯的地方我回头瞧了一眼。她在慢慢地走着，顺手拉着玉米秆。而那里离开村子还很远。这当儿我的头脑里半假半真地闪过一个念头：‘说不定她真的会被狼吞掉呢。’一面回头望，一面想，摩托车就冲到了沟里，人几乎掉下来，这可把我气得直骂：‘但愿狼吃掉她……也好让我们太平些！’
“不过，那几天我们那边好像是处在休战状态。仗打够了，嘴吵够了，激动得也够了，大家就安静下来。其中有两三天过的简直完全是太平日子。
“靠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帮助，我们向火车站借到一架掘土机。他们答应借三天，好让我们把肥料搬出来。原来堆在我们站上的肥料，不仅供给我们一区，而且还供给内地其他地区。这几年来，在铁道路基附近又形成了一个由肥料积成的散堆。大家已经忘记这些肥料是谁的，是应该送到哪儿去的。因此我跟费嘉决定把这些肥料统统搬到田里去。区委帮助我们：决定把全区的运输工具拨给我们使用三天。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汽车纵队就此组成了。我们拟订了交通路线。草原蒙着最后一层冰，道路还很坚固，掘土机不停地干着活，司机们在组织竞赛。工作干得热火朝天。
“我忽然看到有个女孩子，在司机们中间嘻嘻哈哈地转来转去。只从滑雪裤上我才认出那是娜斯塔霞。她因为灰尘大，用三角围巾包着头，兴高采烈地从这辆汽车跑到那辆汽车，好像一只山羊。她钻到我的跟前，叫道：
“‘啊，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干得多好哇！’但马上又补充说，‘只是不应该那么搞！……’
“我浑身抽搐了一下——这家伙又要教训人了。她说：‘应该两边卸。分两行！否则掘土机尽要开开停停！’
“真的，当一辆汽车装满，开始摇摇摆摆地开走，而另外一辆空车还未驶到挖泥斗下时，掘土机就只好停下来。娜斯塔霞不等我回答，就跳下散堆，跑到掘土机手跟前，对他说了几句话。接着就跑到汽车旁边，要汽车排成两行：一行在掘土机的左边，一行在掘土机的右边。装满左边的车子，挖泥斗就转到右边，而那边已正好有一辆空车等着了。工作进行得更快了。但这可伤了我的自尊心。掘土机旁站着三个汉子——我、费嘉和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而一个女孩子跑了来，五分钟工夫就干得比我们出色！她实在使我生气。她站在我旁边，从头到脚一身是灰。头巾被风吹落了，两只蝴蝶结高高地突出来，变成灰色的了。我不知是故意想寻她点开心呢，还是出于什么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动机，竟用两个指头捉住她的一只蝴蝶结，嘲弄地说：
“‘嗨嗨，您呀，总农艺师……您那两条“一年级学生的小玩意儿”[27]上全是土呀……’
“她微露窘态地一笑，但并不生气。
“‘对啊！’她说，‘我进小学一年级时，奶奶给我那样梳头，从此我就一直那样梳了。’接着她又对一个司机嚷道：‘华夏，华夏，开到左边去！’
“说着又跑去排列汽车。我本想窘她一窘，但结果反而弄得自己窘起来。原来她打上蝴蝶结不是为了美观，而只是出于习惯。她根本没想到这些个。她生活的兴趣不在于此！我和阿尔卡琪，两个成年男人，只想到她这两个蝴蝶结，仿佛除此以外我们就没有别的谈话资料了。而她呢，一个女孩子，却根本没想到这些事。
“分成两行啰，打蝴蝶结啰，这都是些小事，但不知怎的却老留在我的记忆里，并且从此使我对她的看法有了些改变。说也奇怪，我忽然喜欢起她的某些行为来了。我喜欢她跟司机们开玩笑，喜欢她像泥鳅似的在汽车群里钻来钻去。就在这一分钟里，我觉得她不是农艺师柯夫莎娃，而是一个能干、快乐而很有个性的女孩子。我想：‘等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的拖拉机站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吧？’
“这个希望并没使我获得多久的安慰。第二天，娜斯塔霞就去找阿尔卡琪，要求他在雪地上试验方形点播法。
“‘播种机应该检验一下。’她说。
“阿尔卡琪呢，站在窗前，身体又瘦又干，嘴里吸着烟斗，眼睛从两条粗眉下望着窗外，并不转过身来，只漫不经心地回答娜斯塔霞说：‘唔？……’
“‘万一播种机有毛病呢，’娜斯塔霞说。
“‘唔？’……
“‘应该预先修好！’
“‘一点不错。’阿尔卡琪含嘲带讽地冷冷回答。
“她稍微有些窘，说：‘可以叫戈沙开到地里去吗？’
“这当儿阿尔卡琪向她转过身去，从头到脚把她看了一遍。她站在门旁，踌躇不前，个子最多只有他肩膀那么高。
“‘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您怎么啦，没一点儿事可做吗？’阿尔卡琪问道。‘您自己没事做吗？……哦，有的？那么，您也许最好还是去做些自己的事。技术方面的事，您可不可以让我来管，让我来负责？’说完了连瞧也不瞧农艺师一眼，就走到我的跟前，在桌旁坐下了，搂住我说，‘你真不会知道，阿廖沙，伏洛契兴诺拖拉机站弄到了一架多好的康拜因！……’
“他跟我谈着话，她却站在门旁。站了一会儿，就走开了。
“不久我跟费嘉和阿尔卡琪到区委去参加全体大会。第二天回来，一看，又出什么怪事了？一台‘CⅢ-6’型播种机停在雪地上，几个姑娘手里拿着小红旗，在草原上跑来跑去。
“我们问道：‘这在干什么呀？’
“她们回答说：‘累死了。我们在雪地上演习方形点播法，已经是第二天了。’
“‘是谁的命令？’
“‘是总农艺师的命令。’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说，她利用我们不在家的机会，违反我的命令，擅自从修配厂里调了些人，把播种机开到地里去了。我气得额上直冒汗。这是多么放肆呀？简直不能离开拖拉机站一步！
“……我记了她一次过。我叫她签字，她也签了字，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出去时，她才站在门口说：‘所有的播种机都有一轮轮的缝隙。一路上种子不但从管口里出来，而且从缝隙里漏出来。不能达到点播的目的。’
“阿尔卡琪说：‘这个我们知道。’
“他说的时候眼睛并不望她。
“她走了。
“春光越来越浓了。我们开始装配联动机[28]，装好后就开到地里去。
“这时我们这儿又发生了一件事，和这件事比起来，过去我们跟娜斯塔霞的冲突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可以说，这是两种性格——娜斯塔霞和阿尔卡琪——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那场搏斗把整个拖拉机站搞得天翻地覆。
“阿尔卡琪走来说，某一号联动机已经完全准备好，今天开到生产队里去了。过了半小时，娜斯塔霞跑来说，那台联动机的犁板工作效率很坏，必须送回修配厂修理。
“阿尔卡琪嚷道：‘别干涉人家的事！’
“她回答说：‘地里有漏播——这就是我的事！’
“天天就是这样缠不清！
“邻近几个拖拉机站的联动机早已全部开到地里去了，我们的还始终摆在站里的场子上。我们报告区委，说所有的联动机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到各生产队里去了。她却写信去说联动机一台也没有准备好。最叫人生气的是：邻近的几个拖拉机站并不比我们强！他们那边你如果仔细看一下，每台联动机上也都找得出一些毛病来！但他们的农艺师都是正常的。
“有一次，我跟阿尔卡琪从地里回来，看见温卡迎面跑来。
“‘我是来找你们的，’他说，‘快去！那边斯丹卡要压死农艺师了！’
“我们走到拖拉机站的场子里，遇上了这样的一个场面：大门内停着一台联动机，而娜斯塔霞却对准拖拉机站着。
“斯丹卡从拖拉机里探出身子，摇动脑袋，高声嚷道：‘走开！’
“她却镇静地回答他说：‘开回去！’
“斯丹卡大声嚷道：‘我在维斯拉河地区受过内伤[29]！我会压死你的！’
“她一步也不后退，反而更加镇静地说：‘你不会压的……开回场上去！’
“斯丹卡一看到阿尔卡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阿尔卡琪·彼得罗维奇同志！总工程师同志！这是第四次开回去修理了！再要忍受到几时呀？您答应我……’
“阿尔卡琪一下子全明白了……客客气气地问道：‘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您是根据什么理由又把联动机扣留在场子里的呢？’
“她更加客气地反问他说：‘阿尔卡琪，彼得罗维奇，您可检查过播种机吗？’
“‘全部联动机我都可以负责……’
“‘您检查过吗？’
“‘检查过……’
“‘有两架播种机中央的排种装置有毛病。只弄干净了一个表面。’
“‘这个我知道。’
“她惊奇地问道：‘您知道吗？……那么为什么……’
“‘排种装置将在生产队里就地修理。’
“‘不过……在离开拖拉机站二十公里之外的地方……那边又没有修理站。如果在这里都修不好，到了那边又叫谁去修呢？怎样修法呢？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我看最好还是把联动机留到晚上！在这里修，时间又快，质量又高，又方便，又是当着大家的面！’
“我没有来得及回答她，阿尔卡琪就抢先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跟站长商量好了……请您放联动机走，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
“斯丹卡嚷道：‘滚开！’
“她让开了。阿尔卡琪向她行了一个鞠躬礼，样子很和气，甚至很殷勤，接着低低地用清晰而愤激的声音说：‘我……最后一次……警告您……您在干涉我的职权……’
“他挺直身体，点点头，招呼道：‘温卡，随我来！’
“斯丹卡开着联动机走了，娜斯塔霞一无所得。我们和阿尔卡琪到办公室去了，温卡跟在我们后头。
“我们一踏进办公室，阿尔卡琪就回头对温卡大发雷霆，声音震得玻璃窗都发响：‘你……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想欺骗我吗？！’
“那一个起誓说：‘不是存心欺骗你，阿尔卡琪·彼得罗维奇，是没留神！是我粗心！是我太相信斯丹卡了，阿尔卡琪·彼得罗维奇！’
“‘我让你尝尝粗心的结果！夜里不许睡觉！好好干一晚！到明早把所有的毛病统统修好！……’
“‘统统修好！我一定照办。整夜不走开。’
“‘滚吧！……’
“温卡走了。我们把费嘉叫了来，向他讲了刚才发生的事。
“这当儿娜斯塔霞出现了。她站在门口，低低地说：‘你们对我……撒谎……你们……两个……你们信任温卡……你们没有检查过播种机……你们相互之间完全没有商量过……像斯丹卡这样的人撒谎——让他去！但是……做领导的人……共产党员……我不明白……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在她的声音里没有责备……没有愤怒……仿佛只有一种悲痛，悲痛和惘然……
“我觉得难过……觉得问不过良心。我想，我们本该用合乎人情的方式去跟人家解释的……可以好好解释的呀……
“阿尔卡琪却猛地跳了起来，对她嚷道：‘为了您，我们已经落在人家后头了，现在还要叫我们听您的教训！够了！为了您，拖拉机站的声望……’
“她伤心地打断他说：‘您只要一个声望！’
“这当儿费嘉插嘴了：
“‘您不喜欢声望！可是我们拖拉机站的荣誉您总应该珍重吧？您不珍重它。但我跟阿尔卡琪·彼得罗维奇是珍重我们拖拉机站的荣誉，珍重我们的声望的！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拖拉机站是最落后中的一个，而现在呢……’
“‘而现在呢，’娜斯塔霞又打断他说，‘可和人家“并肩前进”了。这句话我听过多少遍了……你们珍重什么呢？’
“‘一个人什么事不作，就什么东西也不会珍重！……’费嘉说。
“她走了……”
“过了一天，我们那儿又发生了一件很倒霉的事……
“有两台拖拉机开回来修理。一台是在融雪积水的地方抛了锚；另外一台呢，就连田间休息站都没有开到。我们赶忙跑去调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自从戈沙去学习以后，制造轴承和修理的工作就由另一个工人负责，而开回来修理的，正是归他负责的两台机子。
“两台刚修好的拖拉机在播种前夜‘抛锚’，这真是拖拉机站空前的耻辱！我们的耻辱还被广泛地公布了！省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上写道，茹拉文诺拖拉机站放弃既得的地位，在走下坡路了。修理工作迟缓，质量又差……
“阿尔卡琪拿了这张报纸，扔在娜斯塔霞的桌子上：
“‘欣赏欣赏吧。是您弄出来的事！’
“我们满以为这下子她总会懂得自己的错误了吧！不！她只蜷缩着身子，并不发窘，而且还向我们反攻：
“‘不是我，是你们弄出来的事！为什么在你们的拖拉机站里只有两三个可以依靠的机修工呢？为什么你们不培养些干部？’
“阿尔卡琪甚至不屑回答她，等她走后才对我说：
“‘好吧，阿廖沙，你抉择一下吧！我放下重要工作，离开大城市来到这个草原上，可不是为了让人家随便糟蹋的。不是我走就是她走……’
“我们决定把她解职，我就向区委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些日子，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正巧从各省视察归来，又耽搁在我们的区里。
“我们几个人被召到区委会去。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跟鲁青科一起坐在办公室里。
“他们招呼我们坐下。我们四人就并排坐在靠近主席桌子的墙边，娜斯塔霞也在对面墙旁一把椅子边沿上坐下了，离开我们最远。鲁青科没坐下，从这个窗口踱到那个窗口，一会儿瞧瞧我们，一会儿瞧瞧娜斯嘉。他的表情很古怪：低下了头，仿佛在用一只耳朵倾听什么依稀难辨的声音。他走近这个窗口，就望望娜斯嘉的这一面；走近那个窗口，又打量着娜斯嘉的那一面……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镇静地坐在桌旁，垂下眼睛，只偶或向我们所有的人扫视一下。
“凭良心说，这个局面对两位书记可不简单。四位受人尊敬的拖拉机站老干部，一起来反对一个刚参加拖拉机站工作的专科毕业的优秀女学生。你倒来分析一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费嘉跟我咬了个耳朵：‘要是鲁青科，可能会处理错，但我对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是完全信任的。他跟人家谈话，就像从胡桃里挖出核来……他说话好像选种子：壳归壳，籽归籽，清清楚楚。’
“他们叫我们说话。我是站长，就第一个说了。我客观地报告说，总工程师和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向我提出声明，他们无法跟新来的总农艺师一起工作。我报告说，在最近很短的时期里，总农艺师一连两次公然违抗我站长的命令。
“其余的人也都讲了话。阿尔卡琪说的时间最长。他站了起来，抽出嘴里的烟斗，说道：‘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您知道我这个人，不止一年半载了……从前我身体没病，干的也不是这一行。从前……我领导过各种各样的人……跟不论怎样的人都合得来……但跟柯夫莎娃农艺师那样的人，实在无法一起工作！她既没有经验，又没有知识，也没有耐心，更不懂得什么叫纪律性。她的“工作”成绩就摆在面前：我们的拖拉机站在区里一向总是最早完成修理工作的，如今可要拖到最后。我们的拖拉机站一向总是第一个把联动机送到地里，但如今附近几个站的机器都已经在地里工作了，而我们的机器却亏她柯夫莎娃农艺师的努力，至今还搁在场子里。一两天内还不能开始播种。以前我们总是数得上第一批结束播种的工作……要是柯夫莎娃农艺师留在拖拉机站里，我们就只好掉在人家后头……’
“两位书记听完我们的话，一言不发。鲁青科在窗前站住了，背靠在窗框上；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却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开始踱方步。他转身很笨重，好像一只满载的平底驳船。脸上的表情，使人完全莫测高深。踱来踱去，一声不响。办公室里鸦雀无声……他站住了……向我们大家瞧了一眼，接着脸上的肌肉忽然抽动了一下，眼睛闪出了光芒，嘴唇微微一抖，仿佛忍不住笑似的。他斜眼瞟了一下鲁青科，把笑意传给他。鲁青科却不及他那么沉着，咧开嘴巴，掀动鼻孔——差点儿哈哈大笑起来。鲁青科擤了擤鼻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连忙把脸转向窗口去……我心里想，是什么事情使两个书记觉得那么好笑哇？我就以旁观的心情看了看当时的情景……办公室的一边坐着四个男子，个个身躯高大，体格魁伟，而且个个满腔愤恨地望着对面的角落。对面角落里坐着一个女孩子，又瘦又小，双脚藏在椅子底下，脚尖弯向里，低下了头，翘起两只蝴蝶结……她的脸想来该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吧。并不！……脸上的表情竟是非常伤心。
“一想到为了这个伤心的小家伙，四位身强力壮的大叔竟准备从拖拉机站里逃走，谁也会忍不住要笑出来！……
“旁人看来很滑稽，但我们可没心思笑。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忍住笑，走到娜斯嘉面前说：‘您瞧，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柯夫莎娃农艺师。’
“她把头垂得更低些，䀹着眼睛，一言不发。
“‘您的劲头，看来确实是足够的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继续说。‘不但足够，简直是有余了，因为您一人已经把四个沉着健康的男人弄得冒火了！……但您这样消耗精力有什么意思呢？照目前的情况看来，最正确的办法恐怕是等春播一结束马上把您调到别个拖拉机站去……怎么会弄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她勉强吐出几个字来：‘我……并没做过……什么……特别的事……’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对着她站了一会儿，想了一想，他的脸上重又闪了一闪似笑非笑的神色。
“他说：‘我能想象，什么是您的所谓“并没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接着他又问她，声调并不愤怒，只是带些好奇的意味和善意的嘲笑：
“‘上次您随便在群众面前责备我（我不论怎样到底是省委书记！）欺骗集体农庄庄员们，您当然也认为“并没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吧？’
“她不作声。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更严厉地继续说：‘我只看到您一次，只跟您谈过一次话。但同志们跟您并肩工作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能想象拖拉机站里造成的那个局面！但现在问题不在这儿。同志们肯定说，您什么人也不服从。您竟敢公然违抗站长的命令……也许是同志们错了，但您也不该那样放肆吧？’
“娜斯嘉并没抬起头来，说：‘我……敢……’
“‘那么关于苏联企业中的一长负责制，您也多少该知道些吧？’
“她一直不作声。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等她回答，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又继续说：‘我在工作中一向遵守这样的一个规矩：“你不知道，我们教你！你不能做，我们帮你！你不愿做，我们强迫你！”所以，我想弄个明白，是您不知道一长制和纪律性的原则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您不能遵守，还是……您不愿遵守？’
“她仍然不作声。又过了一会儿，才松开嘴唇，很吃力地说：‘技术设备增加了……可是收获量并没增加……我说……我想……他们不肯听我！……’
“说完又不作声了。脸色有些慌张，蠢笨……我想：我们这位吵架好手怎么啦？为什么她这次不据理力争了呢？为什么在省委书记面前对于我们的控诉想都不想替自己辩护呢？我忽然想起她怎样给拖拉机手们上课，怎样在搬运肥料时安排汽车，怎样手里拿着一支玉米秆独自在草原上漫步……事实上她手里还是有王牌的，还是可以从好的方面来显示自己的。也可以在某些事上对我们痛加批评的。那么为什么一言不发呢？在需要‘保卫’方形点播法时，她可说是挺起胸膛来挡住所有的枪刺！在需要‘保卫’落后的集体农庄时，她毫无顾忌地当面对省委书记说了些天晓得的话！那时她的勇气和胆量真是抵得上十个人！但此刻可不是为了方形点播法，也不是为了落后的集体农庄，而是应当为自卫而斗争呀！……她这个勇猛的吵架好手，怎么坐着束手无策，一言不发了呢？……这算是种什么性格？……为别人，斗争起来好像一只猛虎，为自己……显然，她完全不会保护自己……”
一个灯火辉煌的村庄在窗外闪过了，但我们不知道它的名称。在这一夜间我们旁边掠过了多少城市和乡村呵。
我的旅伴一会儿捏紧，一会儿放松手里的那只冷烟斗。
“真的，直到此刻我还记得她在我们面前那副束手无策的可怜相……是的……娜斯塔霞当时就是那么不会保护自己。她不会保护自己……好像一个手足无措、傻里傻气的哑巴，听完大家的话，又傻里傻气地走出办公室……
“但我们却没有走，而且感到得意扬扬。说得更正确些，我们是感到轻松，因为一件不愉快的事已经解决，已经过去了。费嘉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可不可跟伏洛契兴诺拖拉机站‘交换’农艺师。我们早就想把林诺奇卡拉到我们那儿去了。
“可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却只心不在焉地回答我们一两个字，依旧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脸色很阴沉，不平静，又像是不满意自己，又像是不满意别的什么东西……一会儿在桌旁坐下，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走到窗口，用手指敲敲玻璃……等我们谈了些别的话之后，他说：‘是的……作风是粗鲁的……不能容许的。’……我们听了觉得很奇怪：他又是在说娜斯嘉吗？‘不过……她的斗争性倒很强……在斗争中主要的不在乎作风……而在乎斗争的目的和对象……’说到这里他向鲁青科转过身去。‘当你对一件事的本质产生疑问时，看看哪些人处在一个阵营，哪些人处在另一个阵营，会有些用处的。有时候这可以帮助你了解……’
“我马上就想：在我们的机修工之中谁拥护她，谁反对她呢？楚马克全心全意拥护她，而斯丹卡和温卡……这是怎么搞的：我们怎么会跟这对宝货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呢？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却继续说：‘农庄庄员们和机修工们都欢迎柯夫莎娃农艺师。不但欢迎，而且都很敬爱她。他们之间从来不吵架……她只跟你们吵架。她对你们几个人是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呢，还是你们之中有着她的主要“对头”？’
“这句话问得很意外，弄得我们一下子答不上来。阿尔卡琪最先有了主意，他冷笑一声回答说：‘她的主要“对头”，恐怕是我。’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站住了，用自己那对熊眼从眼窝深处向他瞧了瞧，想了一会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其实她的要求倒是正确的……联动机上的播种机确实有毛病……另外一台联动机上的犁板也确实不能用……镇压器确实是没有……’
“阿尔卡琪看到形势急转直下，就站起来，走到桌子边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请允许我明天陪您去走走……在任何一个拖拉机站的任何一台联动机上，我担保都能找出些毛病来。然而，他们那边的总农艺师可不会打报告，也不会把联动机扣留在场子上……我担保能向您证明，我们拖拉机站里的情况，决不会比邻近的几个拖拉机站差，而且还要好些！我们的拖拉机站完全是因为执行总农艺师的路线才落到末位的。’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听完阿尔卡琪的话，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又转身问他：‘就算如此……但您到底对什么更感兴趣些：是你们拖拉机站处于哪一种地位，还是集体农庄地里的收获量？’
“他让阿尔卡琪和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先走，把我和费嘉留下了，然后他对费嘉冷淡而威严地说：‘您有没有感到，有时在你们的拖拉机站里，对一些正常的要求造成一种不正常的局面？您去仔细想想……仔细瞧瞧……’
“老实说，我们走的时候很不满意，没料到有这样的结果。费嘉显然闷闷不乐。他原希望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会完全支持他，没想到自己的路线反而挨了批评。
“不过，我们这次向娜斯嘉进攻失利，感到最痛苦的是阿尔卡琪，他原以为要撵掉她，那真是易如反掌；如今看到她在拖拉机站里的地位，竟比他所想象的要牢固得多，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我记起了一天晚上的事。
“下班之后，我们几个人逗留在阿尔卡琪的办公室里。我们常常上他那儿去坐坐。他的办公室布置得很好……有长沙发，有窗帘，有花砖壁炉。大家的情绪都不太好，可是谈话却很平静，谈的是无关大局的缺乏备件的问题……
“‘是啊，真见鬼……’阿尔卡琪说，‘在这个冷僻的地方，连一根倒霉的轴承都会变成无法克服的障碍。大事不干干小事，你想这样总可以休息一下，养养身体了吧……谁料得到干小事比干大事还要吃力……这里连在鼻子上挖掉一个脓疱都成问题。’
“‘你指什么？’我问道。
“‘指什么？当然指她啰。指我们那个“少见的农艺师”……在一个大企业里，要撵掉一个破坏首长命令、捣乱集体工作的同事，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里呢……’
“费嘉就对他说：
“‘当时你自己不是也在区委里吗……’
“‘我也因此受了主要的打击！就我的处境要坚持下去是不大方便的。我原来希望，我走了之后，你会把事情进行到底。可是你呢……只好因为年纪轻而原谅你。’说到这里，他拍拍费嘉的肩膀。‘啊呀呀，费嘉，你这个费嘉！’
“费嘉一向是很听阿尔卡琪的话的，但这回却挪了一下肩膀，摔脱他的手，回答说：‘如果我只是个“啊呀呀，费嘉”，我怕比你更早就要撵走她了……她耗去我的心血并不比你少……不过，除了“啊呀呀，费嘉”之外，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领导人。因此我还得考虑到原因和可能性……’
“阿尔卡琪在软椅上坐下了，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
“‘有意思！’他说。‘那你发现了些怎样的“原因和可能性”呢？讲出来吧。我们听着……’
“‘好吧。我讲……要是把一只锅炉盖紧，再在下面加热，里面的水就会沸腾，锅炉就会爆炸！蒸汽的压力越高，沸腾和爆炸得也就越厉害……这里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走开一点。如果我只是“啊呀呀，费嘉”的话，我就那么办了……但也有别的办法。当锅炉沸腾得咕噜咕噜响时，你会想：里面有一股力量正在骚动，它在狭小的空间里容纳不下了。你给这股力量以出路和正确的方向，装上气门、活塞，接到涡轮上，它就会给你移山倒海，创造奇迹！……’
“阿尔卡琪脸上笑着，眼睛里却露出凶相：‘瞧吧！我们的费嘉说话用起讽喻来了……’
“费嘉也有些激动，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讽喻，’他说，‘是有用的东西。当你在工作中遇到拖拉机损坏和机器不能发挥力量的时候，你能不烦恼吗？还是……你只注意一点：不要落在人家的后头？既然人家也停滞着，那又何必烦恼呢？……你认为怎样？至于我的事，我想是那样的。我的工作，就是关于人的工作。我应当以负责的态度把人力利用到最高度……’
“阿尔卡琪又笑了起来。
“‘人力！你这是指她，指农艺师吗？……唔，你晓得……这是臭虫般的力量，只能对付对付跳蚤罢了。’
“我明白我该插进去了！
“‘好了，好了，’我说。‘今天你们怎么啦？跟柯夫莎娃农艺师吵得还不够吗？要是你们两人也吵起架来，那我们的拖拉机站还成个什么样子呢？！’
“我好不容易总算阻止了这场口舌。
“接着又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上面拨下款子来叫我们进行建设。于是我就决定在一个建设季中扩展修配厂，到秋天好在新的基地上开办机修工训练班。这样做，既可以扩大修理基地，又可以培养干部——一箭双雕……
“困难和麻烦当然很多：又要确定计划，又要设法弄建筑材料，又要组织建筑工程队！这样，我们跟总农艺师的纠纷就从我的头脑里消失了，被忘却了……我没有工夫再去想到这些个。
“然而她却不肯虚度时间。她又为我们准备下了一场痛苦的考验……”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我们那儿很干旱，因此大多数集体农庄的种子都不合标准。省里通知我们说，将发下种子来交换，这使我们安了心。交换的种子来得迟了些，一运到，全区就马上开始交换！然而，我们那儿却因为娜斯嘉的缘故什么都跟人家不同！她不愿意交换种子！那从远地运来交换的，都是些软粒的不耐寒的品种。
“娜斯嘉说：‘我们有硬粒小麦，这是值得自豪的！如果它离开标准还差百分之几的话，那就得设法补足这个百分数，但不要交换……’
“然而，省里已经开始播种了，我们又哪来工夫搞这名堂呢！气象台报告说，再过三五天就要转暖了；那时我们的一区也得开始播种了。这就是说，我们得在三五天之内使种子达到标准：得组织选种，进行加温处理，春化处理。
“说说当然容易！……譬如，用帆布进行种子加温处理，本来是件小事情！可是整个区里偏偏就没有这种帆布！其实我也没心思来管这些个！我的头脑里尽是砖头、钢筋和木材！
“阿尔卡琪说：‘修理工作为了她耽误时间，联动机开出去是最晚一个……如今播种工作又要为她而落后了！’
“我真想痛骂她一顿，可是费嘉监视我，制止我，他在‘为正常的要求创造正常的局面’……
“我对他说：‘我无法跟她好好谈话。我感到她是在破坏我的播种工作！’
“他回答说：‘应该用温和态度去说服她……’
“哪里谈得到什么温和态度！我问她道：‘为什么所有邻近拖拉机站的集体农庄都在太太平平地交换种子，谁也没有出什么岔子？’
“她回答我说：‘这个我也不懂！怎么可以为了不到标准百分之二——三就拿当地的硬粒小麦去换远地的软粒小麦呢？！’
“我对她说：‘为什么您总是“上轿才穿耳朵眼”呢？为什么您不早说呢？为什么离开播种只有三天了才忽然想起呢？’
“‘这是我的错，应该由我来负责。但集体农庄可不能因此倒霉！再说，我怎能知道交换的种子里有着软粒品种呢？’
“我说：‘在这么短的期限内我们是无法达到标准百分数的。这件事我可不能负责。’
“她说：‘我来负责好了。’
“我说：‘但我命令您……’
“‘但我不能服从……’
“下巴又往前凸得像一把铲子，嘴唇又完全看不见了……
“阿尔卡琪撑我的腰：
“‘从上次跟省委书记的谈话中，您没有吸取到任何教训……显然，我们只好采用上次讲过的那种极端办法了。’
“我也肯定地说：‘别的办法我看是没有了……’
“其实她一点不知道上次她走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跟我们所谈的那些话。她只知道他怎样责备她缺乏纪律性。
“她脸色苍白，垂下头，出去了……我们想：这回可把她弄服帖了，从此会听话了吧。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第二天我们知道，她那三个心爱的集体农庄拒绝交换种子，并且决定设法使自己的种子达到标准。
“这是说，她利用自己在这几个集体农庄里的威信，又在违抗我的直接命令了！这也就等于破坏那几个落后集体农庄的播种工作！……她以为她发出指示，集体农庄就会在三天之内全部照办！但我对于这几个集体农庄可不是今年才看穿的！我知道三天时间他们那边只能勉强弄明白娜斯嘉的指示。而把人集合起来，发动他们去干，至少又得三天。要查明农庄为了执行这些指示还缺乏些什么，再得三天。然后，他们又会跑到区委会和拖拉机站去抱怨缺这个少那个了！但那时人家正处在播种的紧张关头！……到那时再去交换，优秀品种早已被别的集体农庄拿光，我们只好拿些人家挑剩的东西……哪里还谈得到发展落后的集体农庄啊！一件大事就会这样被我们的总农艺师搞垮了！
“在我的想象中那么清楚地浮现着这样的画面。我抛下一切事情，坐上我那辆‘加济克’，也不用司机，亲自用违章的高速度向那几个集体农庄驶去。
“还没有开到十月集体农庄，就碰上了这样一个场面。路当中搁着一辆卡车，司机在摆弄马达，而娜斯塔霞却手扶车沿，用一条腿在卡车周围跳来跳去。她的另一条腿不知是扭伤了呢，还是碰伤了……我驶拢去，跳下汽车。
“她从我的脸色上看出，这回我是不会饶恕她那种自作主张的行为的。
“她把一条腿缩得更紧些，用另一条腿站着，双手抓住车沿，眼睛盯住我，在等我走近去……
“我走了过去。就在这儿，在这空旷的草原上，在卡车旁边，我们作了一次决定性的谈话……
“我说：‘怎么，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您这是第三次破坏站长的直接指示了！第三次直接违抗我对一件归我负责的重要工作所下的命令了！我们跟您谈过好多次，但总是……没有结果！我警告您，您又不放在心上。我给您记过，记过对您也不起作用……省委书记跟您谈过话……您也没有从此得出结论来！跟您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一个办法……’
“她垂下头……那条缩着的腿也放下了：她忘了自己的腿伤……眼睛忧郁地不望我，却望着地面，望着金花鼠的洞……
“‘我明白我无法在你们拖拉机站干下去了。你们工作做得不对，但我既不能说服你们，也不能跟你们那种做法妥协……我走好了……您把我解职吧……只是首先……我要使种子达到标准……我要给集体农庄留下硬粒小麦……’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她。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我坐上汽车，扳开油门就向前开去。
“开到十月集体农庄附近，一眼望去，可又把我弄得莫名其妙了……但见打谷场旁聚集了一大群人。选种机全部开足马力工作着。娘儿们坐在谷仓门口，把一条条手织的地毯缝在一起，用来代替帆布垫在谷粒下面。农庄主席和西伦基老大爷正在谷仓里做着种子春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想，这是在闹什么鬼呀？平常这儿即使在规定的时间里也不容易把人召集拢来，何况此刻快黄昏了，工作的时间也已经过了。我指指人们，问主席道；
“‘是召集拢来的吗？’
“‘召集拢来的！’他回答说。
“‘这是怎么搞的？’
“他解释说：‘这是出于信任……群众信任我们的计划，信任我们和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
“我走到主席母亲的跟前，她就是那个全集体农庄最疙瘩最多嘴的老太婆。
“‘今天连您也来了？’我说。
“‘来了又怎样？’她回答，‘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亲自跑到我家来……她瞧得起我，我还能瞧不起她吗？’
“这整个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还在了解这些问题时，刚才那辆卡车又飞驰而来，接着娜斯塔霞瘸着腿从车上跳下了，随后还下来了两个不知从哪儿来的年轻中尉。他们马上动手从车上卸下一具帆布篷帐。原来娜斯塔霞坐车到附近的军营里去了一趟，向他们借一具篷帐来用三天，以代替帆布进行种子的加温处理。
“我瞧瞧娜斯塔霞——简直不认得了。嘻嘻哈哈地跟小伙子们和那两个中尉说着笑话，又快乐，又淘气。仿佛刚才低头瞪着金花鼠洞的并不是她！其中一个中尉，肤色浅黑，相貌英俊，帮助大家摊开篷帐，眼睛盯住娜斯嘉，不断地问道：
“‘您的腿不疼了吗？’
“他们正在摊帆布的时候，打谷场附近来了三个戴耳环的姑娘。那三个奥尔迦跑来看中尉来了。肤色浅黑的中尉开玩笑说：
“‘我们给你们送来篷帐可不能没有报酬哇……你们要给我们一个抵押。’
“主席问道：‘你们需要什么抵押？’
“‘我们不要普通的抵押！给我们一个姑娘作抵押吧……’
“主席笑着说：‘得看你们要哪一个！让我们具体地来解决问题吧。’
“‘我们是军人，因此我们需要最勇敢最热情的姑娘……’
“一面说，一面用赞美的目光不客气地盯着娜斯嘉看。农庄庄员个个满面笑容：他们感到高兴，因为这个肤色浅黑的中尉竟那么公然欢喜他们的女农艺师。主席就说：‘中尉同志，您不论瞧上哪一个都行，但可别指望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她是我们这儿的栋梁，我们决不肯放她走的……’
“娜斯塔霞并不觉得窘，也笑了起来，并且指指奥尔迦们说：
“‘瞧吧，最勇敢最热情的姑娘们来了！是我们的第一流突击工作者！……她们马上会让你们看到，我们集体农庄里的人是怎样工作的！来吧，姑娘们，来掮口袋吧！’
“她一跛一跛地跑进谷仓，带头掮了一只口袋出来……奥尔迦们没办法，只好跟着她掮……于是其余的人都随在她们的后面搬口袋，连两位中尉也参加了。他们的工作就这样闹开了！他们搬着口袋，把种子撒在帆布上。选种机转动着……轰轰隆隆，非常热闹！
“我想阻止这音乐，我想命令他们把种子从帆布上倒回口袋里，运到区里去交换，可是我的舌头不听使唤！
“那个中尉一面工作，一面仍旧看着娜斯嘉，并且一直开着玩笑：‘种子夜里得有人看守呀。我们是军人，可以负责这件工作，只是你们得帮我们的忙！你们这些姑娘中谁会在夜里看守种子？’
“娜斯嘉接口说：‘我们什么都会：看守种子，唱歌，拉手风琴……晚上你们到打谷场上来看看就会相信了。’
“他们的工作沸腾着。我站在一旁，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站了一阵，我就坐上汽车回去了。
“一面开车，一面想……他们真的会在规定的三天中使种子达到标准的！……我是照普通办法来作估计的……我们通常是怎么办的呢？跑来作一番指示就走了……难道我和阿尔卡琪会到谷仓里去搬口袋吗？这是不合乎原则的！
“可娜斯嘉呢？……亲自去说服固执的老太婆，亲自去向中尉借帆布篷帐，而且还亲自带头掮口袋！她不摆架子。难道这也算是方法吗？……照她的知识说来，是个有学问的专家，但照她的做法说来，却只是个普通的共青团员……拖拉机站总农艺师……亲自搬口袋！成何体统！而主要的是这种工作方法大有问题！可是，靠了她这个‘有问题的方法’，集体农庄在她指导下一天所做的工作，恐怕超过平常没有她时十天所做的。自己的威信她并不关心……她所注意的只是在三天之内使种子达到标准……也许，在某些特殊场合，这种方法也就是最合乎原则的方法吧？本来即使没有她，农业指导员也已经多到几乎每个农庄庄员可以碰到十个，可是有什么用！如果你瞧，在这个集体农庄里，种子就可以在播种以前做到标准了！……而我却对她说要解她的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哦，我回到拖拉机站后实在心烦意乱！娜斯嘉在那个农庄里待了几天，在这几天中我心里就没有一分钟平静过。
“再加今年春天天气又一直不正常，变化很多：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霜，全都不合时令……早就到播种的时候了，可是不能播！白天太阳很暖和，但到了夜里，浓霜就把地面封住了。一天我要从座位上跳起来两次，跑到蔬菜地，把温度计插进泥土里。小麦还是不能下种！我们只好动手播种向日葵，因为向日葵不怕霜冻。老实说，我们那儿的方形点播法进行得很顺利，甚至有新闻记者跑去访问戈沙·楚马克……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面签署各种文件，一面顺便听听走廊里的收音机。忽然听到：‘拖拉机站站长恰里科夫’……我想，这可太奇怪了！难道天下竟有第二个姓恰里科夫的拖拉机站站长吗？接着又听见提到乔治·楚马克的名字……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在播送《消息报》的一篇关于方形点播法的通讯……我们的戈沙几乎打破了全苏纪录！通讯员在讲这件事，并且把我们当作邻近几个拖拉机站的榜样，因为他们都没有把这事情搞好。
“我独自一个站在扩音器下，而无线电却在全国各地赞扬我！它在赞扬我们的拖拉机站，赞扬戈沙·楚马克，赞扬阿尔卡琪……说实话，我们是有些东西可以被赞扬的……邻近的几个拖拉机站还在试验‘CⅢ-6’型播种机，调整零件，而我们的拖拉机站已经用逐日超额完成计划的进度，把全部玉米地和向日葵地都播得差不多了！
“阿尔卡琪跑进来，头发蓬乱，嘴里的烟斗也熄灭了。
“‘听到了吗？’他说，‘全国都知道了！谁想得到我们的那些方块儿会那么走运？！连我们自己也没料到居然做得这样恰到好处！’
“人们从各处跑了来，大家都很满意，都很高兴，一致向我们道贺。我一下子实在无法理解这件事。骂来骂去把我们骂了一个春天，可是现在瞧吧！……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来，细细地体会自己的感受。这当儿，鲁青科从区委里打电话给我。
“‘听到了吗？好吧！以后要保持下去！’
“我回答说：‘是的，要保持下去，区委书记同志。’
“但心里却想：这究竟是什么生活啊？！简直像发冷热病！昨天温度只有三十五度几，今天却整整四十度！昨天区委痛骂我们，省报批评我们，而今天中央的报纸和无线电却向全苏联表扬我们！奇迹，除了奇迹，不会是别的！
“林诺奇卡打电话来祝贺。小伙子们在走廊里欢天喜地，打算开会庆祝，来请我参加。
“我却坐着想心事……忽然我的头脑里涌上了一个念头……大家都很满意，大家都很快乐，只有她，娜斯嘉，自个儿在村庄边上的什么地方用一条腿跳来跳去，什么事也不知道，还在准备被拖拉机站解职呢……
“她的名字提也没有提到。显然，通讯员是不敢表扬一个刚被记过过的人的！我想，真见鬼，是怎样的局面哪！阿尔卡琪走来叫我到他那儿去。我一边答应他晚一些去，一边就离开大伙，弯到娜斯嘉住的那条街上。我想，她也许已经回家了……
“天色已黑，天气也冷了……寒气从草原上袭进村子里……娜斯嘉的大门口有一片积水未冻的草地，走不过去。她的窗子亮着——这说明她在家里。我决定去敲一下窗子，把她叫到门口来。走到窗口，我的眼前就展开了这样的一幅图画。房子里烧着火炉，火炉前面放着一只矮凳，娜斯嘉穿着一身古怪的衣服坐在那凳子上，脸对窗户，离开我只有两步路。她身上穿着一件夏天穿的没有袖子的短‘萨拉方’[30]，下面露出了她那条心爱的青色滑雪裤。一只裤脚管卷得高高的，娜斯嘉就把那条腿放在一只大木盆上用热水蒸着。原来她这是在医治自己那条扭伤的腿……手里拿着一块涂黄油的面包，她的前面还蹲着一只鬣毛蓬乱的癞皮狗……娜斯嘉自己咬一口面包，又拧下一块给狗吃……就这样自己吃一口，给狗吃一块；而她的脸上却滚动着泪珠……是怎样的泪珠儿呵！又大又沉，好像一颗颗水银。泪珠从眼睛里涌出来，挂在睫毛上，她䀹䀹眼睛，就扑簌簌地沿着面颊滚下来……面孔几乎一动不动，只有当她呜咽的时候，嘴唇才会哆嗦一下。她擦去眼泪，咬一口面包，给狗吃一块，又呜咽起来……她的脸是那么伤心，那么沉痛……她的双手又瘦小又软弱，她的肩膀又瘦削，看来又疲乏。您知道当时她像谁吗？您也许会觉得好笑……你们是莫斯科人，见多识广……但我在这趟远行之前，只离开过西伯利亚一次……那是参加学生旅行团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观光。去了一次，回来后倒给弟兄们讲了一千次；在那边待了四个星期，但四年来可一直在脑子里翻腾……当时在列宁格勒的爱米塔日博物馆里，有座雕像使我非常惊奇……雕像的名字叫‘温顺’……您不记得吗？您当然不会记得了，这种东西您不知道看到过多少了！……但是我却记得……一个姑娘坐着，低下了头，两手垂在膝上……我没看清楚她的脸，只看到她那条细长的脖子伸出在肩膀上，两条手臂无力地垂着——我一下子就了解这个姑娘！什么都看得出来：她是又善良，又娴静，又温顺……她就这样叫你去庇护她，帮助她……石头雕出来的，但是会说话！当时我感到很惊奇，石头的肩膀，石头的手臂怎么会说出这些感情来呢！……我感到惊奇，从此就记住了……这‘温顺’。本来，这个雕像是不能拿来比拟我们的娜斯嘉的！（说到这里，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的脸上又滑过了一道我已经熟悉的微笑。）可是此刻您瞧吧！我望着她怎样坐在木盆旁，怎样低着头，眼泪怎样一颗颗地滚下来……我从没看到过她那种样子……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呀，究竟是不是她呢？好像有什么推了我一下……我一直穿过积水到踝部的草地，冲到大门口，敲了敲门……
“她给我开了门。一看到我，她的眼睛里既没有泪水，脸上也没有悲伤的表情。两片嘴唇又完全消失了。下巴向前凸出……目光冷淡而大方。
“她不向我问好……却冷冷地问道：
“‘您有什么事，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
“要是我碰到她依旧像一分钟之前那样眼泪滚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此刻她那目光和问话却使我打了个寒噤……我手足无措了……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我惘然了！
“我一本正经地对她说：‘我是来告诉您，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刚才无线电广播了《消息报》的一篇通讯，竭力赞扬我们的拖拉机站，特别是戈沙，因为方形点播法……’
“我想她听了这个消息不知会多么高兴。然而竟没有怎么打动她。她的脸稍微开朗了一些，但对我说话仍旧很冷淡：
“‘方形点播法在我们这儿是照规矩做的。至于戈沙，当然了不起！他的工作确实值得赞美。无线电表扬他，我很高兴。’
“说完了就不再理我。她拿开木盆和水桶，在火炉里加些木柴，忙着自己的活儿。我真想走了……可是却在凳子上坐了下来，而且像是被钉住了似的！……我坐着，眼睛瞧着她，仿佛还是头一回看到她似的。她的脸很小，很坚决。颧骨和下巴很刚强，下巴上有一个小窝。眼睛是蓝色的，非常清澈，嘴巴和鼻子好像小孩的一样……这张脸坚决、温柔、活泼、沉思，什么样的表情都有！……我实在喜欢她那件衣服——古色古香的萨拉方，下面露出一段滑雪穿的扎脚裤……穿着这样的衣服，她有些像哥萨克女人、乌兹别克女人或者鞑靼女人……她的一举一动都很轻盈，好像在跳舞。
“她把木盆端了出去，可我却对她瞧个不停！
“我真想对她说些不平常的话。可是却什么也想不出来……我就那么傻里傻气地对她说：‘您穿这身衣服……很漂亮……萨拉方和滑雪裤……您穿着很合适！……’
“她忽然从椅子上拿起一件不知什么衣服，一把扔在我坐的凳子上，脱口而出地说：‘这个给您穿倒很合适……’
“‘这是什么？’我问道。
“‘我的裙子！’她回答说，‘我可以送给您。您穿裙子要比穿裤子合适多了。您做工作……太不像个男子汉……’
“她说这话，等于狠狠地抽了我一鞭子。我的五脏六腑都缩成了一团。我想现在该站起来走了。但我却还是没有站起来！……没有走！……
“这当儿门开了，戈沙·楚马克和柯斯嘉·别洛乌索夫走了进来。我们的戈沙是个道地的西伯利亚人：身体强壮，动作灵活，阔脸，高额角。皮肤浅黑，但眼睛却是极淡的淡灰色，他一进来就窘态毕露，不知道该怎样问好，该坐在哪里……而柯斯嘉·别洛乌索夫呢，雀斑脸，身子矫捷，在戈沙的周围转来转去，好像一只燕子。他说：‘我们的戈沙……全国闻名！听到了吗？你们瞧瞧他吧！’
“娜斯嘉走到戈沙跟前，把他抱住了，她的鬓角触到了他的面颊。
“‘你满意吗，戈沙？’
“戈沙笑了一声，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真奇怪……我到如今还以为这不是在说我哪！……’
“而柯斯嘉却兴高采烈，匆匆忙忙地打断他，仿佛当天的英雄是他，而不是戈沙：
“‘我刚才到田间休息站去找他，忽然听到莫斯科的广播在谈我们的戈沙！我就一个劲儿跑去找他！哪知他就在眼前。他的拖拉机正巧停住了。碰到这种场合，他总是阴沉沉的像个鬼……’我老远就喊他：‘戈沙，无线电在讲你呐！’他却毫不注意！我跑过去说：‘你是英雄了，怪家伙！此刻莫斯科的无线电在讲你呐！’而他却回答我说：‘你就有闲工夫扯淡！……没看到——抛锚了！……’他说着就爬到拖拉机底下。拿他怎么办呢？！我就拉住他的脚说：‘你还爬到哪儿去呀？此刻莫斯科在向全苏联表扬你呐！快爬出来！’他却伸出头来说：‘好，等我爬出来，我要用螺丝扳子转一转你的脑袋，好教你知道什么时候该扯淡！’
“他们三个都笑了。戈沙嘟嘟哝哝地说：‘我怎么能知道呢？……我还以为弟兄们在跟我开玩笑呢……’
“但娜斯嘉却对他说：‘不过我，戈沙，早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命里注定的一切！知道报纸会表扬你，还有无线电……’
“‘我一明白过来，头一件事就是到这儿来……来找您……’
“这当儿一个陌生的小伙子走了进来，他显然不是拖拉机站里的人，而是从集体农庄里来的；也不打招呼，就一直冲到放球和网的角落里，嘴里嚷道：‘球来了！’
“娜斯嘉批评他说：‘尤拉，走进屋子里，首先得向人家问好！’
“他却反驳她说：‘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要知道我是中卫呀！’
“她笑着说：‘唔，如果是中卫，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戈沙说：‘他只要看到卡芭，远在百步之外就会鞠躬的。有一次克仙诺方托夫娜奶奶遇到他时说：“小伙子，你这算什么，怎么像公鸡似的一路走一路啄食子？”’
“尤拉反驳说：‘我向卡芭鞠躬，并非因为她是个姑娘，而是因为她是个艺术家……我敢担保我们的卡芭有一天会到莫斯科艺术剧院登台演出的。’
“戈沙又说：‘但你应该向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鞠躬，因为她是科学家……’
“尤拉斜眼瞧瞧娜斯嘉，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个人是爱艺术超过爱科学……但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我同意向她三鞠躬。一鞠躬，为了她是个科学家；二鞠躬，为了她是个优秀的共青团员；三鞠躬呢……第三个鞠躬——就因为她是我们的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
“他们嘻嘻哈哈地互相开着玩笑。娜斯嘉把茶炉子放在桌上，摆好茶具，叫大家坐下。他们谈到方形点播法，谈到戏剧表演，谈到共青团员们打算建筑的运动场。戈沙跟柯斯嘉试图引我加入谈话，可是我实在没兴趣谈他们那些玩意儿——戏剧表演罗，运动场罗……再说当时我的心境也坏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只是坐着，听着……
“娜斯嘉担忧说：‘明天叫我怎么到十月农庄去干完种子的事呢？那边路很泥泞，得步行一公里多，而我的腿又疼得厉害！……’
“柯斯嘉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我们把您，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用担架抬去。’
“这当儿戈沙把娜斯嘉连人带椅子举起来说：
“‘哪儿用得到什么担架。我们干脆就用手把您抬到那边去！’
“我看到，他们是真的能够用手把她抬到那边的。
“‘我们抬您去！’柯斯嘉说。‘这样的日子我们怎能没有您呢！’
“她忽然沉下了脸，愁眉苦脸地说：‘朋友们，我也不能没有你们啊！……我真不敢想，没有你们我将怎样……’
“戈沙惊奇地问：‘您为什么要想到这个呢？这个您根本用不到想的！……’
“她什么也不回答，只是眼睛牢牢地盯着我。接着他们依然有说有笑。
“我早就该走了，可是却一直坐着不动……
“我瞧着他们那种欢乐的光景，并且拿我们自己跟他们作比较。我们跟阿尔卡琪和林诺奇卡有时也很快乐，但跟他们的总有些不同……谈恋爱，献殷勤，眉来眼去……他们这儿的欢乐却是年轻的，开朗的……其实，我也才超过共青团员的年龄……我也很想不以站长的身份，而以共青团员的身份跟他们一起踢足球，造运动场，参加戏剧表演……然而我看到：娜斯嘉嘴里虽然嘻嘻哈哈，开着玩笑，但眼光一接触到我，马上就闭拢嘴巴，扭过脸去，不愿让我看到她那种开朗快乐的模样儿。我勉强克制自己，从座位上站起来，告辞了。她送我到门廊里给我关门。
“我真想握住她的双手，请求她不要躲避我，不论是坐在木盆旁哭泣，或者跟弟兄们一起欢笑，可是她已经抓住把手，推拢门来，仿佛在说：嗐，他到底走了！……
“我就那样走了出来。”
“上哪儿去，怎么去法，我根本没考虑！……我老想，这算是种什么性格呀……她是什么人？……她是什么？……他们给我们拖拉机站派来了一个怎样的人物哇？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捣蛋鬼吗？她是个目空一切的骄傲坯吗？还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像那次搬运肥料时我所目睹的那样？还是一个能用自己瘦小的肩膀挑起任何重担的大力士？
“也许，这就是我在书本里读到过、听人家讲起过的典型的俄罗斯女人，典型的俄罗斯性格吧？那种在感情上忠心耿耿，在工作中奋不顾身，外表素朴文静，内心勇敢高尚，对自己要求严格的大公无私、一无畏惧的俄罗斯性格吧？那种俄罗斯性格，凡是沉重的，都能负担；凡是困难的，都能克服；凡是崇高的，都能达到！也许，这就是我们娜斯嘉的性格，只是我还没有认出，还没有看到吧？有时是有这种情形的：你跟一个人并肩工作，他并不向你公开自己的秘密，因此你也就不了解他，不知道他的内心……你并没感到，并不了解；这也许就是你所最需要的东西，就是你所遇到的最有趣的东西。要知道她差点儿就会离开拖拉机站的呀！可能发生那样的情形：她在我的旁边走过，但我却始终认不出她是个怎样的人！我忽略她，放过她，而当我省悟过来时，她已经一去不返了！我觉得害怕，怕已经来不及了，怕她会走，怕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但现在还来得及挽留，不让她离开。我边走边想，各种思想在心里交战着……那些思想都是稀奇古怪的……一会儿我感到烦躁不安，一会儿觉得快乐兴奋，一会儿又回想着我所看到的美好的东西。
“林诺奇卡从没使我产生过那样的思想和回忆。
“我走去找阿尔卡琪，她正巧在他那边：坐着，等着我。我瞧瞧她，感到很奇怪，她身上有些什么特色呢？一张最平凡不过的涂脂抹粉的面孔罢了。我瞧瞧阿尔卡琪，我开始觉得他身上的一切都很不自然……”
“自从我们在方形点播法上有了些成绩之后，人家对我们的看法都变了：又是尊敬，又是期望。我们毕竟不但给自己，而且给全区带来了光荣！这是谁造成的，是怎样造成的，旁人并不了解底细。他们只知道茹拉文诺拖拉机站出乎意料地表现了优良的工作成绩。
“我们那儿人人都很快乐，而我们对总农艺师的态度显然也有了变化。
“头一个对她改变的就是我。我对她的一切开始感到好奇，开始发生兴趣……有时她只跟生产队里的小伙子们作着平平常常的谈话，但我却竭力想去听听在谈些什么和怎样谈法……
“费嘉的感受比我更深。他开始挪椅子给她坐，并且常常说什么即使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也往往不能一下子‘为正常的要求创造正常的局面’。他老是说：
“‘没有比做党的工作更复杂的事了。工程师尚且不能一下子了解一架机器，何况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人！’
“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开始对她和颜悦色，不过多少还有些戒心：嘻，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葫芦里还有些什么药？
“只有两个人对方形点播法一事的态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是娜斯塔霞……她已经在忙别的事了。显然，这件事已经做好，她就不再操心了。她也没有露出胜利者的姿态。虽然，她确实是狠狠打了我们一拳！这一层，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只有她一人还不了解。她从没拿这张王牌对付过我们，对我们的态度也老是没有变。我们对她有所表示时，她都淡然处之。仿佛她已经把我们估定了价，并且认为没有理由重估了……
“另外一个使我感到惊奇的人，那就是阿尔卡琪！人家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赞美，他都受之无愧！不仅在外人面前，而且在我们面前，他都神态自若，好像他真是方形点播法的组织者！但难道我们也会不知道个中底细吗！听到无线电广播的第一分钟，他手足无措地说：‘怎么也没想到，方形点播法今年会那么时髦，那么出风头。’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忽然对我和费嘉说：
“‘嗳，朋友们，现在你们可看到，为什么我情愿在修理最紧张的关头让几把好手去学习方形点播法了？’
“费嘉惊奇地说：
“‘您？您当时不肯放他们去！’
“他却盯住费嘉的眼睛，快乐地、轻松地回答，那神气仿佛是不消多说似的：
“‘他们是从哪儿调出去的？还不是从我的修配厂里调去的！是我把他们从修理工作中抽调出来的！当然啰，事情不是一下子决定的！但后来我为了这个方形点播法，是受了多大的牺牲，遇到多大的困难……这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他就这样来影响我和费嘉，以致开头我们把事情想得和他一样！不错，是谁放那些小伙子离开修理工作的？是阿尔卡琪！是谁因此遭到许多麻烦的？是他！这是主要的。至于他起初固执己见，那倒没有多大关系了。
“不过，我们原来的友谊毕竟消失了。从前我喜欢他的一切：不论是他跟人家谈话的风度——烟斗不离嘴，说的话只有简简短短的几个字，不论是他那意味深长的目光，也不论是他的走路姿势——仿佛在他面前不但是人，就连墙壁也得让路似的……
“如今你有时瞧瞧他，就会忍不住发笑了。他谈到一把用钝的犁铧，那副神气就像在决定着世界性的政治问题，那不是很可笑吗！
“我开始发现他的风度跟他的所作所为不相称。看他样子倒很有两下，可是工作起来却没啥道理。不过，我们也没多少闲工夫老在这些事上费心思。第二天天气忽然和暖起来……
“于是播种开始了！……
“播种工作一下子就顺利展开了。不知是由于每台联动机事先的检查工作做得十分周到呢，还是由于播种之前安排联动机的时候大家费了不少口舌和心血，所以机器都运转个不停，我们的弟兄们差不多也都每班超过了定额。
“不过，播种工作搞得很快，并不等于说它是一帆风顺！正巧相反。
“我们的娜斯塔霞可没想到改变改变自己的性格！她一会儿骑马，一会儿坐汽车，一会儿又骑着我那辆摩托车，在我们的田地上到处乱闯，找寻可以挑剔的岔儿。哪里播得太浅，哪里有漏播，哪里种子没有及时运到……如今连我们的机修工和集体农庄主席都被她弄得哭笑不得。要不是冬天里她跟他们已经建立起友谊，我真不知道他们将怎样熬得下她那种严格认真的作风。事实上，她不仅是他们的领导人，而且还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她给他们上了一冬的课。他们之间真是水乳交融，亲密得很。这给了她不少帮助。
“在播种期间，我们的拖拉机站没有一天不出恼人的事。尽管我常常承认她是对的，尽管我已经在开始喜欢她了，但我几乎每天总有十次想揍她。十次想狠狠地揍她，却有一次想……拥抱她。不是那样拥抱……不是作为一个男子，而是作为一个人，诚心诚意地，为了她的魄力，为了她的机灵，为了她的顽强……在播种工作上，我、费嘉和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有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赞美她……而她却依旧既不注意我们的目光，也不注意我们本身……
“我的烦恼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的旅伴“嗨”地笑了一声。）一到拖拉机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哪儿啊？您也许不相信，我竟会弄到如此地步：娜斯嘉在旁边，我就心平气和；不看到她的影子，就心神不宁了！……走来走去，惘然若失。她在哪块地里忙着呀？什么时候会来呀？我等着，等着……最后我那位渴望中的姑娘终于出现了……嘴唇又消失了。下巴又像一把铲子。一来就向我进攻。
“有一次我们那儿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播种期间我们最优秀的一个集体农庄里，有台‘ДT-45’型拖拉机搞断了一个零件。手头没有这样的预备零件……因此，需要等待一日一夜，才能修好。那台拖拉机就得停工一日一夜……但戈沙·楚马克倒备有这样的一个零件。他喜欢收藏备件，这个零件是他亲手做的，而且完全出于自己的主动。播种工作达到最紧张的关头，不能等待……我就下了个命令：向戈沙去要这个零件。忽然人来回报说：‘他们不肯给。’
“‘为什么不肯给？’
“‘因为跟总农艺师商量过了……’
“于是我就去把我的意中人找来。她来了……瘦了，黑了，鼻子在脱皮。滑雪裤已经不穿了，只穿着一件印花布的萨拉方，就是上次看到的那一件……我既不骂她，也不向她解释什么，只是心平气和地问道：‘怎么样，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又得给您记一次过吗？’
“她低下了头，回答说：‘记吧，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
“我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去吧。’我说。
“……我并没有给她记上过……
“又过了三天。她来找我，谈了很多事情。临走之前她忽然主动地对我说：‘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我应该向您道歉……为了这个零件和不服从您的命令。我并不是为了怕记过，我只是真心真意……向您道歉……我要您能安心工作，以后我决不再那么做了，因为这实在会妨碍您工作的。请您原谅我……’
“说完转身就走。我想从此以后我们总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哪有这种事！第二天早晨她又吵吵嚷嚷地冲进来：为什么生产队里燃料没及时送到……
“然而，她那次道歉的事，却深深印在我的头脑里。我心里想：难道只有你一人能坦白向人家道歉，表现得那么高尚吗？我就不如你吗？我就不能那么办吗？我的品格就没有你那么崇高吗？
“而主要的是，我认为这样做是使她把我看作一个人的唯一方法。她是一个爽直开朗的人，因此对付她也只能用：直率、恳挚、坦白。换一种柴火是煮不成饭的，只会烧焦……她这个性格我已经摸透了！
“终于来了一个机会。有一天晚上，我们从拖拉机站出来。路上碰在一起了。起初我们谈工作，谈这个，谈那个。后来我鼓足勇气说：‘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您不要奇怪，我应该说，当初我误解您了……因此对您做了些不公平的处理……上次记的过，当然要取消。我们还要向您，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书面致谢。不过，要知道现在的问题并不限于纸上的字样。在您的头脑里已经留下了一种印象……怎样才能消除这种印象，您肯指教吗？……’
“她惊奇地听完我的话。我想，她准会高兴，我们之间准会开始不平凡的友谊吧。可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她只困惑地说：‘很好，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您那么说，我很高兴……’
“她跟我握了握手，就立刻拐进一条小胡同里去了。我连送也不敢送她。我想，这场谈话算是白费了，我好容易厚着脸皮说出来，结果却一无所得。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终日垂头丧气，她却还是那副老样子……眼睛不对我望，而且依旧为了各种事务问题向我进攻……
“过了约莫五天光景，忽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她因我们没有好好利用运输工具而攻击我。她骂着，骂着，骂了好一阵，最后却笑着说：‘您以为，您已经向我道过歉，我就会在您的面前变得安静了吗？不，站长同志，跟我一起您就不用想过太平日子！’她一面笑，一面望着我，好像自己人一般……她好心地笑着，样子很和气，稍微带些狡猾。我觉得天上的太阳也变了一个样儿！
“这以后我们尽管还是常常有争论，但和从前有些不同，纯粹是些事务上和工作上的争论……我以为这简直是些职务上必不可免的争论。总农艺师应当对拖拉机站站长施加压力，他们按照职务是应当争论的！如果他们不争论，这就是说，他们并不热爱工作。靠了娜斯嘉的帮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这样的看法。
“那时播种工作已经完毕。地里出现了一片秧苗。老实说，我们那儿的秧苗出得比邻近各区早，而且长得比它们茁壮。当邻家的地里还是一片黑土时，我们的地里可已经铺上一层嫩绿了。
“我们跟邻区的差别也一天比一天显著。邻人的种子才顶破种皮，我们的秧苗已经有寸把长了……邻人的秧苗才出土，我们的已经长得像一根根管子了。
“一切都显出颜色！一切都见了分晓！不论是我们运来的肥料，不论是我们播下的种子，不论是预定的日期，也不论是播种的质量。土地就是那样的，它总是把劳动和智慧全都显露出来，什么也不隐瞒。
“再有，说句良心话，雨也很帮我们的忙。我们刚播下种，就整整下了一星期的雨！对我们说来，播完种落雨，等于落黄金！但邻人还只开始播种。对他们说来，雨就落得不合时，他们的播种工作只好中断，拖拉机只好搁起来，计划也就不能如期完成了！
“雨后却一连晴了好多天！我们又比邻人占了便宜：他们还在播种，而我们的秧苗早已浴过一场春雨，长得格外茁壮，已经扎下根了……一天天只是往上长。
“老实说，种子的关系很大。邻近各区播的都是从潮湿地带运来的外路种。我们播的却是自己的耐旱种子。这些种子春天播下时已经吸饱水分，因此也就不太怕那种干旱天气！整个局面就那么扭过来了！
“谁活干得好，谁的地里就风调雨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
“一句话，我们在草原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有了显著的成绩。我们花在草原上的每分力气，一天比一天显得清楚，使我们自己看了也感到惊奇！
“我们自己也没注意到，在拖拉机站里除了琐琐碎碎的日常事务之外，还干过些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尽是争论，吵架，在草原上奔来忙去！……
“……这情形好比一个人登山：他经过一丛丛的灌木和一块块的石头，望望脚下，气喘吁吁，跌跌跄跄地没注意自己是在上山，只看到脚下的石头并且感到路真难走！忽然走到一个开阔的地方，回头一望：哦，原来已经在山上了！
“这个道理我们自己也不是一下子就懂得，至于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记得在表扬戈沙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林诺奇卡曾经噘起小嘴巴说：
“‘这不过碰巧罢了！你们只是运气好，叫楚马克去搞方形点播法，而他那儿又正巧去了一个通讯员！’
“当田野一片翠绿的时候，鲁卡奇反反复复地说：‘这个茹拉文诺拖拉机站靠雨水帮了忙！他们一播完种，天就开始下雨，真是运气太好！’
“当丰收已经十拿九稳了，鲁卡奇又说：‘你们的成功很偶然，没换进外路种子，而播本地的！’
“费嘉笑着回答他说：‘对一个拖拉机站说来，偶然事件未免太多了！某些哲学家肯定说：偶然性——这是未知的规律性。你就是因为认识不足。所以不能理解我们这些“偶然”……那些头脑比较聪明而嫉妒心又小一些的人，他们早就懂得，我们的拖拉机站如今为什么会常有各种幸运的偶然事件！’
“他说得真对！聪明人比我们自己更早了解我们那儿所发生的事。
“各种有趣的人物都开始来访问我们：党工作者、集体农庄庄员、农艺师、学者……他们跑来，兴致勃勃，问长问短。我们自己也觉得跟往日大不相同了。过去我们到区里或省里开会，谁也不注意我们。难道打猎的伙伴碰在一起还要寒暄一番不成？可是现在只要我们一露面，大家就会跑到我们的跟前来！……一会儿这一个，一会儿那一个！……而且人人都要问一问：你们这是怎么搞的？你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好多人都对我们表示好感，表示敬意……聚在我们周围的都是些有作为有趣味的人物，而我们所谈的话也跟从前不同了。
“我们的整个生活升到了新的水平，以致对于从前的生活想想都觉得乏味！
“当玉米和向日葵欣欣向荣的时候，到我们那儿参观的就不只是些个别人物，还有整批整批的代表团。有许多机工因为方形点播法搞不好，就对‘CⅢ-6’型播种机失了信心。但他们走来一看：我们的田地井然有序，好像用尺画成的一般，漂亮极了！……
“真的，凡是来参观的人总是由阿尔卡琪陪同到地里去的。为什么总是由他来陪呢，连我们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牙齿缝里噙着一只烟斗，说话煞有介事。不论区里来的人，省里来的人，或莫斯科来的人，一来眼光就都落在他的身上……他给他们解答问题，陪他们到地里参观，仿佛他是拖拉机站里的主要负责人，是方形点播法的专家……而且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似乎我们的一切成绩都是靠了他而取得的。至于娜斯嘉呢，有时根本不惹人注意。她个子既矮小，相貌又平凡，穿着那件印花布的萨拉方……
“事实上，她在我们的拖拉机站里也不是一下子就被重视的。
“娜斯嘉的价值，是随着我们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就，逐渐在看见这一切的人们的眼里显露和增长起来的。
“从前，当她说到自己心爱的那句话：‘书上和报上不是那么写的！’大家都嘲笑她，仿佛这句话很幼稚，很愚蠢。现在大家才逐渐懂得，这并不是幼稚，而是由于刚强正直的性格，她的言行从不二致……
“从前，当她把自己的各种计划讲给我们听时，我们总认为是痴人说梦，不屑一听。现在呢，对她的话可句句都很留意了。
“而她也因此变得安静些柔和些了，仿佛完全是个成人。有一次居然作起自我批评来了。她对我说：‘我以前不承认你们是领导人，不买你们的账……有时还因为心里不快乐而胡说一通……’
“是的，到如今我们之间还不免有争论和口角。但同时我们也产生了同志的感情。我们忽然发现跟她一起工作很有劲！很有趣，很快乐。不错，她是不会放松你的……但这正是我们的作风……苏联人的作风，俄罗斯人的作风……在她的旁边，好像在冬天的某一个严寒地带……她刺你，惹你，不让你安静，那些习惯于温暖气候的人，也许会觉得不对劲，但我们却觉得很舒服！
“起初我以为她跟阿尔卡琪的关系也搞好了。他开始待她很客气……甚至还对她恭维起来了：‘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劲头真大！’‘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真是个富有主动精神的工作者。’
“然而，在他的客气中却包涵着阴冷。他说恭维话，语气中也带有一种露骨的轻视。开头我们没注意到这一点，还以为万事如意，这两个死对头终于和好了。
“有一次，我跟费嘉和阿尔卡琪一起去打猎，晚上在湖畔过夜。我们生起一堆篝火来取暖。躺着，聊着天……费嘉开始称赞娜斯嘉，我听着，懒得说话，而阿尔卡琪忽然摆了摆手说：‘哼！……别提了！……我知道她！……’
“他的音调里充满那样的恶意，弄得我和费嘉都大吃一惊：
“‘你知道她什么？讲讲吧，知道什么？’
“但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尽是叽里咕噜地嘟哝着。
“‘她跟楚马克的关系不干净……’
“费嘉说：‘要是他们彼此喜欢，那又有什么呢？……难道因此就该恨她吗？何况这还是听来的！据说，林诺奇卡跟鲁卡奇……可你却不生她的气！这就不关你的事！你就完全不在乎！你到底干吗要生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的气呢？你坦白说吧！……’
“阿尔卡琪却眼睛看着篝火，挥挥手，固执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但除了几句空话之外，又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他用一句话来搪塞我们：‘下雨天的草地上，有时会浮起些水泡来！但浮起来就破灭了！浮起来就破灭了！’
“他再三重复着这句话，仿佛恨不得它马上就‘破灭’似的。
“而我极想当场回他一句：‘不，我的朋友阿尔卡琪！它不会“破灭”的！你别等啦！’
“我没有说出口。但他的话实在使我惊奇。
“此后他就一直没有吐露过自己的心意……表面上依旧客客气气……甚至还在我们的面前称赞娜斯嘉……
“但我和费嘉却不能忘记他说的话，其实，与其说是话，还不如说是恶毒的腔调……
“这种不应有的恶意，使我们两人都大为惊奇。
“事实上，娜斯嘉对他可不曾有过什么不利的行为。不错，她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不错，他们之间有过工作上的争论。但这些以前我们跟她也都有过的呀！我和费嘉以前跟她也有过怨恨，有过敌意，有过麻烦！然而像这种隐讳的疯狂的恶意，我们对她可从来没有过。尤其是现在。现在大家都明白，她给整个拖拉机站带来多少好处；这一层，阿尔卡琪比谁都清楚！
“她心平气和地让他攫取她的功劳。从没拿他过去的错误去谴责他，也从没因为自己看法正确而嘲弄别人。他的荣誉是完全靠了她而获得的。然而，他那天夜里谈到她时那种痛恨的程度，却可说是空前未有的……他这种憎恨，跟以前她给他招来的一些工作上的小麻烦比起来，也是过分的……
“再说，她对阿尔卡琪却一点也不怀恨……她不注意他，对他不感兴趣，像回避绊脚石那样回避他，但对他并没有仇恨。
“他对她这种不可告人的疯狂的仇恨是怎样产生的？仇恨的根源是什么？这对我和费嘉都是一个谜……
“我们不了解这一层，只懂得在这两人之间并没有‘搞好关系’。阿尔卡琪对她的敌意只是从表面转入内心，因此也就变得更隐蔽更深入了。
“而我们跟阿尔卡琪的友谊却越来越淡薄了。我们仍旧一块儿去打猎，仍旧聚集在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的家里，但过去那种推心置腹的谈话，在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即使关于工作上的问题，我跟他也谈得越来越少了……
“我们之间友谊的削弱，并没使我感到伤心。当时我又交到了一些新朋友，有本区的，也有邻区的。新的趣味和快乐产生了……
“但同时我那新的烦恼却在不断地增长……她……娜斯嘉……不错，她跟我谈话，变得随便起来，好像朋友那样。有时也说说笑话，开开玩笑……但我始终看不出她对我有什么兴趣，或者亲热的表示。有时我想：平心而论，这种兴趣是还不可能发生的。但有时却想：她怎么会看不到，我是多么烦恼，我还会作出人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来，再有……她对我……总而言之……
“难道她真的没看到，没感到，没发现吗？如果看到的话，她不会没有反应的……也许，看到了，感到了，但像一般姑娘那样不露声色吧？
“我用心观察她，但还是无法了解。你稍微暗示一下，她的一道目光就像瞧外人那样瞧你，弄得你舌头都冻结在上腭上。
“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骑摩托车在拐弯处摔了下来，摔得好一阵不省人事。过了一会才睁开眼睛，看见：娜斯嘉俯着身子，焦急地瞧着我，好像瞧着自己人……瞧着亲人似的……一发觉我张开眼睛，便又马上站了起来。
“我老是琢磨，老是琢磨，干吗她那样瞧我？还是因为看到我摔得十分厉害而吃惊呢？……还是……一个姑娘会不会光因为惊骇就那样地瞧一个她所不需要的外人呢？”
他感到热，感到闷。他站起来放下车窗。窗子“嘭”的一声滑下了。这时，隔着一层玻璃望出去，夜的草原是静止、无声、单调和乌黑的。
如今玻璃窗一放下，一股风冲进车厢，带来了10月的夜的清凉。机车发出的淡淡的焦煤味儿，不知怎的却混杂着微微的西瓜香气。一轮明月在草原上空飞驰，一条条黑色的电线杆在窗外闪过。
两节机车汽笛的呼应声，从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声音很嘹亮，很快乐，仿佛两个老朋友在欢呼他们深夜的邂逅……
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沉默着，虽然他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您还没讲过，当时您在克里姆林宫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尴尬地苦笑了一声，坐下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我刚才说过，夏天很旱，秋天又冷得早，庄稼被风狂吹猛打。我们幸亏种子播得早，而且质量高，还有幸亏是耐旱性的硬粒种子，这才每公顷收到了十五公担……看来似乎不多，但在这种干旱的年头要算很不错了！我们邻近的几区好容易才收到八九公担呢……老实说，我们的玉米和向日葵也收得很好……向日葵一项，我们的几个集体农庄至少获得了二十万卢布的收入。至于玉米呢，今年给我们充分解决了饲料不足的问题，那是连过去最好的年头都比不上的……
“主要的是，今年我们那几个落后的集体农庄都有了进步。
“到了9月里又发生了一件极大的喜事：党中央的九月全会！奇怪的是什么呢？使我们大家都大吃一惊的是什么呢？原来一看报纸，就看到说的是我们的事！我们茹拉文诺拖拉机站的事！……我们这年所担心的一切，所焦虑的一切，所干的一切，全都一行一行地写得明明白白。原本是我们走过的一些羊肠小路，如今都给铺成了康庄大道；原本是我们的一些估计和片断的思想，如今却发展成了一整套制度！唔，实在是奇怪之至……你还只想到这么些，脑子里刚才浮起这样的念头，而那边却已经统统考虑好了，发表出来了！通过九月全会，就越发清楚地显出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娜斯嘉勇敢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九月全会之后，我们把自己的工作更广泛地展开了。大家有一种感觉，仿佛全国人民的目光都投射在我们的身上……不论在大事上或小事上。从前，有些建筑材料申请不到，如今全送上门来了……从前，干部问题最伤脑筋，要人要不到，如今可亲自跑上门来了！
“不久中央指令省里派几个拖拉机站工作者到莫斯科去开会。我们绝不怀疑他们将派娜斯嘉去。可是哪知被派的却是阿尔卡琪、费嘉和我。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在休假。省里并不知道我们的底细。娜斯嘉在我们那儿工作还不久，而我们几个人却都是多年的老干部。关于阿尔卡琪，大家早就知道，他为我们的拖拉机站‘造福’了。更重要的是在省里他有很多朋友。他有本领跟自己需要的人交朋友。他会在需要的当儿去按需要的门铃。我和费嘉往往因为事务忙乱没及时想到这些问题，因而把时机错过了！
“但我们的阿尔卡琪在这种场合是不会错过时机的。他不是那一种人！他忽然说要马上进城去一次……用了一个借口。我绝不怀疑，也便放他去了。他进了城，跑到他要去的地方，谈了他需要谈的事！……回来了，对我们只字不提！……直到过了好多时候，我们才知道他那次进城已经把这一切都‘布置好了’……于是被派到莫斯科去开会的就成为他、费嘉和我三人了。而娜斯嘉就被扔下来，因为她是个新来的，而且今年还受了记过和警告的处分。我跟费嘉和鲁青科东西奔走，提出抗议，但已经太晚了。名单早已拟定，记名的票子也已经发来。这样我们三人就只好动身了……
“我出席这种会议，生平还是头一遭。简直不敢设想，我会要发言，会要走上台去……老实说，我直到最后一分钟还认为：我们的拖拉机站尽管有些成绩，但能使人家特别感兴趣的事，可实在没有啊！……有些拖拉机站每公顷能收到二十五至三十公担，我们却只有十五公担！又有什么话可讲的呢？可是那位副部长忽然说：‘您讲讲你们的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吧。’
“一下子我头脑里的思想翻腾起来……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我们仿佛并没搞过什么特别的名堂。不错，我们不种三叶草，改种玉米。不错，我们在雪地上演习过方形点播法。不错，我们曾把肥料堆搬到地里使用。不错，我们把种子做到合标准……我们斗争，吵嘴，整个春天在地里奔来忙去，好像魔鬼……这些事该怎么讲，又有什么值得讲的呢？
“阿尔卡琪对我说：‘材料就在手头。你就照材料发言吧。人家需要知道准确的材料。你就去把那些指数读一遍吧。’
“唔，好吧！我们三人马上坐下来，抄着指数，准备发言稿。
“我就照着稿子发言。一切仿佛都很顺利。忽然那个副部长又说：‘您不必列举百分比了……’他说，‘您给我们讲讲事情的本质吧……’
“‘事情的本质’——这是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说，我以前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只是以前我想到时尽是些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因为事务繁忙，从没有去通盘考虑过。
“此刻人家却忽然向我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来，毫不含糊！
“哎，我有些心慌了……我们那儿的事件数不胜数，一下子怎能知道本质在哪儿呢？三言两语怎么能回答呢？……而阿尔卡琪却正对着我的面坐在第一排。他那老鹰般的脑袋高出在众人之上。即使在一千人之中，你也是看得到他的。他望着我，微微地笑着，仿佛在说：唉，你这个人呀……要是请我上台去该多好哇！
“这当儿副部长又问道：‘是什么把你们提高的？’一面说，一面举起双手来。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清清楚楚地看到……娜斯嘉的两只手……就是她独自关在房间里流泪时的那两只手……要知道把我们提高的，就是她这一双手！她没有来以前，我们的拖拉机站是根本不足道的。她把我们提高了！……有时不但没得到我们的帮助，反而受到我们的打击……如今我们三人来到了克里姆林宫，阿尔卡琪还大模大样地坐在第一排上，而她此刻却不知在什么地里奔忙，从这个生产队到那个生产队……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整套图画：从她第一次出现起，到她送我动身来莫斯科为止，都历历在目。
“有时候是有这种情形的：人的头脑一下子同时可以容纳不知多少东西！各种景象忽然在我的脑子里聚在一起了：又是方形点播法，又是联动机，又是种子，又是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谈话，又是跟阿尔卡琪的斗争……我一下子看见了一切，但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既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事都讲出来，又不知该从哪里讲起？什么是主要的呢？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可是那个副部长又说：‘讲吧，事情的经过究竟怎样？……’
“事情的经过究竟怎样？（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抬起头来，毅然决然地说，甚至有些凶暴）有时事情就是这样的：主要干活的人被记过，独个儿坐在草原上流眼泪，谁也不知道她；而反对她的人却坐在第一排，占着首席！……有时就是有这种情形的！……难道把所有这些经过从头到尾讲出来吗？当时我的思想还没有集中，要讲这些，话也还没有想好……
“我站在讲台上，思想不能集中，话也想不出来，苦恼极了！而旁边却坐着政府委员。前面大厅里呢，成千个优秀的庄稼人……再加那些弧光灯刺着人的眼睛，还有新闻记者像魔鬼似的在我的周围窜来窜去，喀嚓喀嚓地按着照相机！
“我实在是手足无措了！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教我怎么说好呢？‘我们的总农艺师很有毅力，工作主动……’难道这样的话能说明事情的始末吗？教我怎么办呢？而此地……旁边又是……政府委员。他们给你打开了一条条门道，只要你走去就行了！只要你向前走就行了！……但你却不走……待在原地踏着步……还有……站在他们面前……站在那些从各地跑来开会的人们面前……我也感到惭愧……他们期待我的是经验的介绍，而我却只准备了一些漂亮的数字……这样……我就得作一篇忏悔性的发言了……但要从一种发言骤然转变为另一种发言可又不行！（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对自己嗨地冷笑了一声。）于是……我手足无措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句话也说不出……我就摆了摆手，走下台来了！……
“但我在心里起着誓：这次我被邀上这座讲台，决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要争取再次被邀请来开会和发言，那时我将预先作好准备，问心无愧地把事情的本质一清二楚讲出来！……好让人们了解，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好让人们不再犯我们那样的错误！……”
他重新点起烟斗，但吸到一半，忽然又把它从嘴里取下放在一旁，说：
“这是阿尔卡琪的礼物……他当时怎么也不能了解，为什么我在讲台上说不出话……他老是取笑我。但费嘉是了解的……
“那天夜里，我跟费嘉老睡不着觉，两人就一直谈到天亮。我们住的是莫斯科旅馆。旅馆的窗子对着红场。为了更清楚地看看红场，我们把房间里的灯熄了。我们坐在窗台上，谈着话。我们的正对面就是克里姆林宫……列宁斯大林陵墓……斯巴斯克钟楼上的那座大钟闪闪发亮。看得出指针在走……一小时又一小时，而我们却始终在谈着话。始终在研究副部长所提的那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费嘉反复地说，‘我们，四个朋友，拖拉机站的四个负责干部，一起工作有好几年了。我们经常在三叶草地里走来走去……在“CⅢ-6”型播种机旁边一天要走过十来次，但什么也没看到！……而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姑娘一来到，马上就发现了中央委员会所指出的那些问题……这究竟是怎么搞的？……’
“我也在想着：这是怎么搞的？当然，我跟费嘉的失策，是由于年轻无知，听信阿尔卡琪的话。
“但阿尔卡琪呢……难道他也缺乏经验，不够聪明，不善于探求成功之道吗？……为什么找到这条道路的不是他，而是娜斯嘉呢？
“我们坐着，想着。费嘉对我说：‘你瞧，你瞧……巡逻队在换班了……’
“真的……看得出，前面走着一个领队的，后面随着一队巡逻兵。走近岗位，鞋跟格格格地向后转了个身，停了一秒钟，接着在入口处站住了。这个景象我和费嘉还是第一次看到。
“随后无线电播送了‘伟大的俄罗斯把各个自由共和国……’[31]。我们听完了，又坐了一会儿，一面沉思，一面吸着烟。费嘉竟忽然恶狠狠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他……就是……包——工——头……’
“接着用力地耸了一下肩膀，弄得玻璃都震动起来。
“我一下子琢磨不透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什么包工头？为什么是包工头？’
“于是费嘉就解释说：‘在军队里，当人们得奖的时候，往往说：“我为苏维埃联盟服务！”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也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导干部。我们大家都是苏维埃联盟的服务员……人民的服务员。但他却是苏联人民的包工头……而包工头是不管人民死活的，他只关心一件事——怎样在承包工程上多赚几个子儿，怎样更取巧地利用人民的生活来发财。’
“我有些怀疑：‘他是个聪明人，甚至很有才能！他做了工作的！……’
“而费嘉却冷笑着说：‘做了工作的！……工作只做五分，派头倒有十分！包工头也有各种各样的。他们的嗜好也各各不同。有人追求金钱，有人追求安逸的生活，有人追求名誉。唯有工作，他们谁也不追求！而实际做工作总要比装装样子困难些。他们之中当然也有聪明的，也有能干的，甚至也有有用的……然而……哎，有时就很难断定，究竟他们才能的用处有多大，害处又有多大！……’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想：真的，你就无法一下子弄明白阿尔卡琪给事业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害处又是什么。他把联动机送到地里，比邻近的几个拖拉机站都早。这是好的吧？他和我们大家都因此受到了表扬……可是我们田间工作的质量并不比人家好，停工的时间也并不比人家少。一——二——三，他立刻开出联动机，打出报告，请来了新闻记者，结果报上就出现了照片，命令里就有了表扬……又轻便又痛快！可是提到要为提高质量、提高收获量、争取农庄富裕而斗争，那是非出几身大汗不可的，而且不知到几时才能取得成绩，到几时人家才会发现这些成绩，到几时才会表扬你……
“我正在想着，而费嘉却继续在发挥他那‘包工头’的论点：‘其实，连包工头他都是个很起码的。他只搞些小玩意，并不苛求什么。名誉吗，即使只限于本区，他也是迷恋的；钱吗，即使很少，他也追求；生活吗，稍微舒服一些，他也不放松。’
“我问道：‘那么娜斯塔霞·华西里耶夫娜呢？’
“我希望他从他的角度来给我解释。
“他回答说：‘你没看到她是怎样工作的吗？农庄庄员们有些什么需要和忧虑，这就是她最关心的问题。上级骂她也好，称赞她也好，她根本不放在心上……当然，她也不是没犯过错误！个别的错误是犯过的，但工作的主要方向却是正确的……咱们开头觉得奇怪，她的计划和意图怎么会跟党的计划和意图不谋而合呢。咱们这些怪物觉得稀奇的是，怎么直到个别的问题——三叶草罗，方形点播法罗……都会不谋而合呢。其实并没什么稀奇。不可能不是这样！她走的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路线。谁走这样的路线，谁就是走党的路线！这是一切规律的规律。有什么稀奇的呢？’
“我们好久地谈论着这个问题——为人民服务和‘包工头’的问题……整个情景也就在我们面前显得愈来愈清楚了……
“我们开始懂得，为什么他们两人互相责骂，好像生来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东西。我们也明白了阿尔卡琪对娜斯嘉那种‘分量不相称的’疯狂的仇恨，以及她对他的冷淡……
“他已感觉到她的力量。这力量是跟他敌对的，而且很强大，以致将来总有一天她不用怎样费劲就可以压倒他，使他就范。他明白她的力量，但又不肯承认她的优势！
“他一辈子努力追求的，就是享受和财富，权力和名誉。他一点一滴地，一年一年地追求着，取得了一鳞半爪，就沾沾自喜，如获至宝。现在忽然半路闯出一个小姑娘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一下子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抓走！……抓走了，连一个子儿都不给。你终生辛苦得来的，竟被人一伸手就拿走，而且人家若无其事，这怎能不教人感到冤屈呢……而娜斯嘉却让阿尔卡琪窃取她的光荣。他对着那窃取来的光荣，浑身哆嗦，气喘吁吁，尽量想从这上面弄到些好处……但他知道：这光荣是属于娜斯嘉的！……而娜斯嘉好像是不屑于跟他计较。如果她要，随时都可以收回的。这怎能不教他生气呢？对他说来，跟娜斯嘉的相遇，可能就是自己的毁灭。
“他们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的……承认娜斯嘉优秀，对他说来就是承认自己渺小。承认她聪明，这就是承认自己愚蠢。承认她的生活方式正确，这就得把自己的整个生活一笔勾销。难道他能这样做吗？！
“她呢？……就像他知道她的强大那样，她知道他的软弱和渺小……现在他还能拿她怎么办呢？！在她后面叽里咕噜说坏话吗？但即使叽里咕噜，也终究会声嘶力竭的！而对她又有什么损伤呢？卑微猥琐的勾当，哪怕够使人厌烦，可不至于怀恨在心。人家遇到这些小事情，就像路上遇到一堆马粪那样，迈开脚步跨过去，又继续走自己的路。而在娜斯嘉面前又是一条多么广阔的大道啊！
“我也开始懂得，为什么像斯丹卡和温卡之流会对阿尔卡琪唯命是从。他们觉得他是他们的‘自己人’，是他们的同类，只是本领比他们强些。
“阿尔卡琪是个十足的‘包工头’。因此，他虽然有些能力而且功名心很重，但终究还是保不住自己好容易求得的地位。不论他怎样自拉自吹，装腔作势，他还是不能不滚蛋，而且立刻就会被人家忘掉……而她呢，身材矮小……她将给人们长久地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阿尔卡琪决不能再次混进克里姆林宫去了。但娜斯嘉一定有机会去克里姆林宫的！像她那样的人，党会加以注意的。像她那样的人是很需要的。他们会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
“那天夜里我们懂得了很多东西……我们想起了很多事情，并且对这些事情有了新的体会。但最使我们伤心的就是想到我们自己。
“费嘉这样说：‘阿尔卡琪，去他的吧……但是我们呢？……我呢？……难道我追求廉价的威信吗？难道我寻觅过钱财或者安逸吗？我诚心诚意想把工作做好！在党校学习时，我日日夜夜钻研书本，废寝忘食。可也不是为了文凭，而是为了良心……当时我被认为是第一名理论家。但一遇到实际工作……对不起！竟也不知不觉掉到那……“包工头主义”的泥沼里去了。我现在恨阿尔卡琪，也许就因为听信了他的话！我们主要关心些什么呢？拖拉机站地位如何啦……修理工作完毕的报告能不能及时打出啦……种三叶草的地有没有按照省里指示的百分比划出来啦……换句话说，我们所考虑的，只是怎样使省里称赞我们，以及怎样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适些。至于我们的舒适生活，对于那些被我领导的人要受些什么影响，这一层，我们根本不考虑。’
“是的……我们这个主要错误，我跟费嘉一向没发现……直到在克里姆林宫开过会之后，这个错误才清清楚楚地暴露在我们的眼前。
“……我在克里姆林宫里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的本质’，原来就在这儿。
“那天夜里我非常兴奋，一直到三点钟才在沙发上和衣睡着。醒来的时候，东方已经发白。而费嘉却刚刚躺下。他的样子一向很年轻，但此刻却眼睛凹陷，面颊上也满是胡子了。
“‘快睡吧，’我说，‘眼看你在变老了呢！’
“他却笑着说：‘眼前就老了……’说着转过头来，‘你瞧瞧，头发没白吧？据说，有时一个人可能一夜忧伤，第二天就两鬓斑白了。’
“第二天我们跟阿尔卡琪在乔治大厅[32]里相遇了……您记得这个大厅吗？庄严，明亮，高大……阿尔卡琪先开口，但我跟费嘉却不乐意搭腔。他理会了这一层，眯缝着眼睛，肩膀靠在墙上。这使我感到老大不高兴！在这个大厅的四壁上，从地板到天花板，写满乔治勋章获得者——俄罗斯军人的名字。那边来来去去的人多得很，可谁也没把身体靠在墙上。而阿尔卡琪竟若无其事地靠着，眯缝着眼睛，直截了当地问我：‘也许，我不必回茹拉文诺拖拉机站了吧？现在人家晓得我值多少钱了。我愿意的话，就可以在莫斯科留下来。’
“我回答说：‘好吧，如果可以，那你就留下来吧。’
“这个回答完全出乎他的意外。他不再眯缝眼睛，抬起头来。
“在那一瞬间我们两人都明白，他不会再在我们的拖拉机站里混下去……
“‘你们会后悔的！’他说。‘你们有一天会记起我阿尔卡琪·弗尔尚诺夫来的……’
“不……我想我们决不会后悔……跟他在一起，我们总是要被他引入歧途的。从他身上可以得到的，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花招！我们要挑选一个朴实些和能干些的小伙子！这样的人如果说联动机装配好了，那就是真正装配好了；如果说拖拉机修理好了，那就是真正修理好了；如果说专业修理法，那就是真正的专业修理法，而不是徒有其名……
“这就是我和费嘉做出来的结论。我们不是一下子弄明白事情的真相，也不是一下子了解‘问题的本质’的……”
窗外已经现出一片鱼肚色的曙光。我们熄了车厢里的灯，车厢里的各种色彩也就随着灯光一起消逝了。只有浓淡不一的阴影包围着我们。大红毯子看上去好像黑色的天鹅绒。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身上那件蓝条子衬衫也变成淡灰色了。随后在列车拐弯的刹那间，一道玫瑰红的曙光霎时射进车厢。于是，白色的枕头变成玫瑰红了。羊毛毯也显出了浓葡萄酒一般的美艳色彩。一条妩媚的朝霞映入车门上的镜子里……
“天亮了……”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说，接着转过脸来对着我，问道：“您可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这些都讲给您听吗？”
“为什么？”
“希望您把这些都写下来。我在克里姆林宫里张皇失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现在叫我到哪儿去讲呢？向谁去讲呢？怎样讲法呢？但又非讲不可……好让人家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您是作家……您把我们的事写下来吧！您愿意写吗？”
“我去试试看……”
他马上相信我会写的，于是高兴得很，性急地问道：
“您用什么书名呢？”
“我不知道。”
“就把它叫作：‘拖拉机站站长和他的内部敌人——总农艺师的故事’吧。”
但我不愿给这个故事用上这样一个名字。
“或者，我就叫它：‘人民服务员和“包工头”的故事’……”
“不！”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反对说，“这个名字不能用……这一层，要让人家读完之后，自己去领会，自己去感受。”
这样，书名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就躺下来睡觉了。
第二天，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不愿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来他是由于自己坦白说出的话而感到不好意思。他老是跑到隔壁房间里去打纸牌。而我却整天想着他的故事。
“拖拉机站站长”和“拖拉机站总农艺师”——这是两个职位的名称呢，还是一种既复杂又令人振奋的工作的名称？这两个名称是确定不同的职权和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呢，还是说明在这种工作中包含着许多无法避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这里所要讲的是轮作制、联动机和种子标准呢，还是那些在它们后面的东西：人的性格、感情和遭遇？……
我想着想着，渐渐地所有的思想和形象都被一个思想和形象排挤了——那就是娜斯嘉……
从她的脸上，我认出了成百个以前曾经遇到过、但在当时并不认识的青年人来。
我看到他们是各种各样的。
我看到他们在肥美的庄稼旁边或华美的养畜场里兴高采烈，信心百倍。
我看到他们在火热的斗争中激动兴奋，有时还有些急躁鲁莽。
我看到他们对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充分信心，只是刚在摸索道路，好像开始工作时的娜斯嘉那样。
我看到他们在犯错误受挫折的时刻痛哭流涕，垂头丧气……
也许，娜斯嘉的故事只有少数人会感兴趣，但即使只对一个像娜斯嘉那样的人有些用处，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它写出来的……
让这个故事落到需要读的读者手里吧！
走着娜斯嘉同样道路的男女青年们，这篇故事就是为你们而写的！
娜斯嘉·柯夫莎娃也是像你们那样的青年人。你们人人面前都铺着她那样的道路，你们人人都可以像她那样地干下去，只要你们也能像她一样坚信自己的真理，也能像她一样顽强地追求真理。
这种真理是无比强大的，它能给软弱的以力量，能使渺小的变得伟大。
……古时候有一句谚语：“单枪匹马打不了仗”。让我们废除和忘却这个跟我们苏维埃人格格不入的谚语吧！“单枪匹马也能打仗！”——娜斯嘉准会那么说的。
单枪匹马也能打仗，因为对娜斯嘉说来，生活在世界上是决不会孤独的，因为对她那样的人，党总是会加以支持的，因为在千百万同样的岗位上，站着千百万同样的青年男女；他们组成一支大军，这支大军在为面包、为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真理而作的斗争中，是常胜不败的。
那一昼夜间，我的头脑里始终萦回着娜斯嘉的形象。过后，当我们的列车驶近我旅伴下车的那个车站时，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竟又兴奋起来，并且重新和我谈起话来了。
“您准不会相信，我其实没看清过她的面貌，娜斯嘉的面貌……她到我房间里来时，我也没有看清她！……林诺奇卡的每根睫毛，每条发丝，我都认得出来。但是娜斯嘉身上的各部分分开来我就认不出！她究竟美不美，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当她走进我房里的时候，我只知道一点：她来了，在我看来她比谁都美！……但我一点也不了解她！……她对我的态度怎样？我是她的什么人？如果是别的姑娘，我一下子就能明白她是不是喜欢我。但她的心意我一点也摸不透！……有时我认为她对我这样的爱情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有时我的想法又正巧相反：像她那样的姑娘是只能那么冷冷地待我的。我还得用事实来证明，我跟她是可以配对的。虽然……如果我实在爱她，如果我为她不惜赴汤蹈火，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配对呢？只要有了真正的爱情，其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我横想竖想，始终想不出一个究竟来！……我走了以后……她有没有感到寂寞，有没有在想念我，我不知道！我回去，她会不会来接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高兴看到我，我不知道！我给她买了香水……价钱最贵的……她是不是会接受，我不知道！
“为什么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有的一下子就了解他，有的始终不了解他……你在他面前好像一个瞎子。但也不……不……（他断然地反驳着自己）我不了解的，只是她对我的态度罢了。其实我不仅了解她，而且对她的一切全能领会。我老是在想着她。这样的性格怎么会形成的，这点我了解！她生长在一个出色的家庭里。她的父亲是乌拉尔著名的炼钢工人。哥哥在死后被追赠‘苏联英雄’的称号。她念书的学校是乌拉尔最好的学校之一，而实习的地方又是一个出色的集体农庄。她是在优秀的人们中长大的，没看到过人的卑鄙，但是看到过生活的艰辛！……战争的年代……哥哥的牺牲……就这样形成了她的性格：一方面，直率，纯朴，轻信别人；另一方面，倔强，刚毅，战斗性强……而她的缺点也是由此而产生的。当然，不论在家庭里，还是在学校里，她一向被宠爱着。因此也养成了她的任性……一切，一切我都了解，除了她对我的态度之外！”
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的脸色透露出内心的慌乱……他那乱蓬蓬的柔发，垂在那双同时闪耀着希望和绝望的眼睛上。
“一年以前，”他继续说，“我有时还感到很委屈，认为青春在逝去，我既没有年轻人的情感，又不曾有过强烈的感受！可现在呢！……各种各样的感情和体验抵得上一千个人！现在这些感情可把我弄得坐立不安啦！您请想一想吧。第一，我一定要使我们的成绩在以后几年中巩固起来。一定要做到我们的拖拉机站从此不再有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在这件事上我能没有感触吗？！第二，我一定要好好干活，以便明年能再次被邀到克里姆林宫去开会，到了那时我要扪心无愧地把事情的本质讲出来。您想，这点我能没有感触吗？如果不能达到目的，那我真没脸再见这个光明的世界了！对自己，对娜斯嘉，都会感到惭愧呀！第三，我一定要设法让娜斯嘉也去参加会议，因为她是有权利的。这点我能没有感触吗？第四，我一定要弄明白她对我的整个态度！而且……要她也爱我，就像我爱她那样！还有第五，再过半小时，我要把那盒香水送给她，并且一定要她接受而不拒绝。这又是我的感触！
“以前我在草原上生活，好比是在原地踏步，如今我可要飞翔了，我要像这列列车一样风驰电掣，连城市和乡村都来不及分辨！我觉得，要我再去过以前那种死气沉沉的生活，可办不到了；再在以前那种狭隘的生活中过下去，我准会闷死的。”
最后，远处的草原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小车站。我走出房间去送别我的旅伴，我们两人就站在车厢门口。车外的景色正和他向我描写过的一模一样。
一轮火红色的太阳在火红色的草原上空沉下去。草原上屹立着一排排泥房子。一匹骆驼的头确实像是泥塑的，忧郁地伸出在院墙之外。在那卖啤酒的亭子旁边，一条骆驼毛色的狗，不耐烦地缩紧一只前脚，仰着头站在那里。在这土黄色的世界上空，荡漾着从站台上升腾起来的压倒一切的喧闹声。喧闹声中有一种忽而静止，忽而直冲云霄，忽而哆嗦，忽而断断续续地、仿佛一种由于难受的感情而引起的哽咽声：
我看到了你……可是秘密啊，
笼罩了你的面貌……
那歌声和歌词我也觉得并不陌生，并不突兀……
我注视着我的旅伴。他不等车停，就性急地走到车门口的踏板上，双手抓住扶手，目不转睛地望着前面的什么东西。他那面部的表情不断地变化着。开头由于紧张的期待，面孔板得好像化石，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向前凝视的目光中。忽然他又容光焕发，由于期待中的欢乐的来临而变得温柔了，同时，在他那茫然失措的微笑中，在他那湿润的眼睛的闪光中出现了一种淡淡的忘我的幸福表情。在这分钟里他忘了一切：忘了他是站在车厢的踏板上，周围有许多人望着他，他也忘了他自己……他那温柔红润的脸要不是洋溢着幸福的光彩，一定会显得很滑稽。随后，也许是想起了娜斯嘉扔裙子给他的那一幕吧，他向周围环顾了一下，全身振奋起来，退后一步，收敛起笑容，挺起胸膛，竭力做出独立无羁和刚强勇敢的样子。但马上又用他那种特殊的、含嘲带讽的好玩样儿，对自己冷笑了一声。接着，他那刚强勇敢和含嘲带讽的神气一转眼又消失了！眼睛露出恐惧的神色，细长的脖子伸得更长了，仿佛在月台上丢失了什么人，如今屏住呼吸，在用目光搜寻似的。过后他轻松地吐了一口气，又开始舒畅地呼吸起来，并且用手背撂开拖到额上来的头发。他跳到站台上，急急地向前走去……
最后我也看到了他跑去招呼的那些人……一个面孔圆圆、喜气洋洋的胖子在向他招手，胖子的身旁围着三个肥头胖脑的孩子：一望而知这便是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维奇和他的“西瓜们”。一个脸色浅黑、身体强壮的小伙子，不慌不忙地向前走来。这也许是戈沙·楚马克吧？一个满面皱纹、肤色黝黑的老头儿，抖动着一把胡子，瘪着自己那张像新生儿一般没有牙齿的嘴巴微微地笑着。从这个洋溢着快乐的微笑上，我认出这是永不消极的西伦基老大爷。
而在他们的旁边走着一个瘦小的姑娘。她因为灰沙大而闭上了眼睛，并且把蓝色的三角头巾拉得很低。从颧骨很高的白净的小脸和尖下巴上的一个酒窝，我认出这就是她……
我的旅伴匆匆地向他们跑去，而列车却在停了一刹那之后，重又逐渐增加速率了……
我真想跳下车去留在这个小站上，好把这些人的一切事情摸个底细。他们明年能不能巩固今年费了好大力气才获得的成绩？他们是不是会再次到克里姆林宫里去开会？还有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下次将怎样在那里发言？他有没有把自己的礼物送给姑娘，而她有没有接受？她高兴看到他吗？她会爱他吗？……
我站在踏板上，注意望着这张瘦小平凡、半遮着围巾的姑娘的脸，但从那脸上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随后这脸蛋儿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