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洪武时期——太祖肇基（1368—1398年）

监察御史刘佶，作为中级文官群体中的一位记述者，在其《北巡私记》^[1]中，讲述了蒙古帝国在中原的最后余晖。从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到忽必烈的中原王朝，一切已经烟消云散。如今，它又轮回般地回到一个多世纪前的起点。在中原，取代元朝的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他是明朝的肇基者，庙号“太祖”。元末17年乱世纷争，最终由明军一举攻克元廷所在的大都而终结。

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元廷仓皇逃离大都。是日，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清宁殿最后一次召见群臣。他告诉群臣，即日起驾，驻跸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上都，位于大都以北约300公里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元朝的夏都。^[2]群臣鸦雀无声，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时，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力主留守大都，并死战至援军来救。顺帝说：“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顺帝以此拒绝了哈剌章的建议。是夜，顺帝带着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以及文武百官、扈从侍卫等，星夜起驾前往上都，离开了这座他的先祖经营了一个多世纪的都城。当然，被留在那座城墙高耸的都城里的，还有很多人。数日间淫雨霏霏，道路泥泞，天气大寒，百官雨行，有些人甚至冻死在逃亡途中。

八月初五，逃跑中的顺帝得知大都已陷于“贼”，而这个“贼”，正是新兴的明朝。又十天，顺帝一行抵达上都，却发现“经红贼^[3]焚掠”后的上都只剩断壁残垣，难以驻跸。顺帝设法遣使与地方上已经半独立的割据军阀取得联系，其中就包括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和在辽东^[4]的纳哈出。同时，他还希望从高丽获得援助。元廷还在讨论重整朝纲和规复中原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官员对此感到沮丧。雪上加霜的是，高丽和纳哈出方面非但无法提供援兵，反而兵戎相见。元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元丞相也速率兵4万突击大都以东30公里的通州，但明军固守，也速丞相未能攻下。春夏之交，“贼将”常遇春对逃亡中的元廷发起进攻，并于六月初五击溃了与之对阵的元军。元廷深感不安，决定向哈剌和林所在的西北方向后撤1300多公里，并试图重新组织政权，规复中原。六月十七日，明军攻陷上都。八月初四，尽管常遇春停止继续追击元廷，但他已经俘获了成千上万士兵和辎重，此外还有马3000匹，牛5万头。如所记不差，元廷在此次逃亡中损失惨重。

刘佶的记载截止于元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十一日。¹数年后，流亡的元廷最终承认天命已去，中原不再，但掌权者似乎仍认为他们还有从“反贼”手中夺回中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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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防线总计超过1.1万公里，这其中还包含东南亚陆地边防和太平洋海防，并非只有北境防线。²不过客观地讲，北境之外有更多虎视眈眈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垂涎着中原的人力物力。从川藏交界的松潘卫，到远达辽东、渤海湾的山海关，明朝的北境防线形成一张总长超过2700公里的巨大弧网。这一防线贯穿陡峭而不结冰的高山、沉积作用下形成的风积土所组成的圆丘、沙漠、草原和森林。在这一巨弧之外，居住着许多非汉族人。这些民族在明代常被笼统地称为“蕃”（又作“番”“土番”，藏族或与其相近的民族）、回族、土达（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亦作“土鞑”）、卫拉特蒙古（瓦剌）、鞑靼和女真，这些称呼一般仅是为了区分某些不同的族群。这些居住在北境防线周边的人，对明朝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明军的步兵、骑兵和火器兵通常并不主动出击去争夺分寸之地，而是躲在沿线的防御城堡中，牢牢固守明朝的畿辅重地（腹里）^[5]，使之免遭骚扰侵袭。总的来说，在明朝享国276年间，这一防御体系基本上是发挥作用的。除去相当重大的失误和若干噩梦般的溃败外，明朝政府基本守住了这一防线。本书即试图解释明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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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沿着北境防线自西向东游历，我们至少会遇到三处生态、民族风情各异的区域。其中，最复杂的一处位于西段。在那里，汉民与藏民杂居，游牧聚居点和藏传佛教寺庙星罗棋布。同时，在当地居住的群体还有土达、回族、瓦剌，以及来自中原或中亚的群体。这种杂居状态极不稳定，不同群体间出现暴力冲突的情况司空见惯。中段，则是鞑靼人（即蒙古人）为主体的居民。这是一个贵族游牧社会，其统治者宣称自己是来自成吉思汗或忽必烈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成员。直到17世纪女真崛起之前，鞑靼人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东段的主体居民是内斗不断、相互倾轧的女真诸部。在这儿，女真诸部被夹在位于其南部的高丽（朝鲜）和位于其西北部的鞑靼之间，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时而结盟时而斗争，但两败俱伤的局面显然更有利于明朝。总的来说，在明朝接近覆亡以前，东段防线的形势虽令人忧虑，但大体是可控的。

我们从西段防线开始讲起。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在一位当时最有权势的独裁者（与他同时期的帖木儿缺乏老谋深算的品质和天才般的组织能力）^[6]的领导下，明朝是如何一步步向西北方向的境外展示其军威浩荡的一面的。

经略西北防线

明大将军徐达率领明军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从北平（即大都，元亡后改名为北平）向西进军。与明太祖朱元璋麾下的其他将领一样，徐达也是农民出身，与太祖同乡。至正十三年（1353年）随朱元璋起事后，徐达成为其最得力的爱将。³在大同，苟延残喘的元军由备受争议且顽固的元将扩廓帖木儿率领。这位元将原本是一名被蒙古家庭收养的汉人，而此时他却成为元廷倚赖的地方军阀，尽管这中间他曾经历数次来自元廷的宠辱起落。在一次猝不及防的夜袭中，扩廓帖木儿与十余骑仓皇逃出营地，直奔大同；明军紧随而至，扩廓帖木儿只得又向西逃往甘肃。徐达一口气俘虏了4万名群龙无首的士兵以及数量几乎相等的马匹。⁴

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徐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此时他们已经军次陕西凤翔^[7]，需要商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尽管众议纷纭，但最后仍由徐达拍板，一锤定音。他们决定进一步深入到仍被元军控制的临洮和藏族聚居区。在徐达看来，庆阳城“城险而兵悍，未易猝拔”，而临洮“西通蕃夷，北界河湟”，若能攻下，则元军非走即降，陇西之地，“其人足以备战斗，其土地所产足以供军储”，亦可为明军提供后勤保障，其他州郡闻之，也会望风而降。⁵据守临洮的元将是汉人李思齐，徐达虽目不识丁，但他从军中大帐向李思齐送了一封极有意思的信，信文如下：

朕知足下不守凤翔，则必深入沙漠，以图后举。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从，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据其地不足以为资，失其势适足以自殒。使兵威常强尚云可也，倘中原相从之众，以胡地荒凉，或不乐居，其心叵测，一旦变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坟墓所在，深思远虑，独不及此乎？诚能以信相许，去夷就华，当以汉待窦融之礼相报，否则非朕所知也。^[8]

有那么一阵儿，李思齐企图与他的养子赵琦（今甘肃临洮人，又名脱脱帖木儿）一起西入吐蕃，“逃匿山谷间”，但最后他和赵琦还是选择了投降。明军遂据有临洮。⁶

徐达军至临洮东北100公里处的会州，在当地他拒绝了部将提出的搜括州县马羊以供军用的提议。徐达说：“西北之民，素以畜牧马为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尽括其所资，彼将何以为生？”五月，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北处200公里的庆阳城降而复叛，这表明一路摧枯拉朽的明军偶尔也会受到阻滞。⁷与此同时，在中原，太祖遣使诏谕吐蕃“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希望得到他想象中的某位吐蕃统治者的回音，然而事与愿违。⁸

庆阳于八月二十一日重为明军所据，但这一过程颇费周章。⁹庆阳守将张良臣乃前元旧将，恃其七位能征善战的养子，降而复叛。^[9]同时，元将扩廓帖木儿正蛰伏于某处，随时可能对张良臣施以援手。不过，他的胞兄张思道则远在位于西北300公里外的宁夏，难以出手相援。基于此，明军决定围困庆阳，迫使其投降。这一策略奏效了。张良臣最终投井自杀，明军又诛其党羽二百余人。¹⁰太祖又遣使持诏劝降扩廓帖木儿，但在《明实录》中没有见到其答复，¹¹其诏文如下：

昔帝王之得天下，当大功垂成之际，尤必广示恩信，虽素相仇敌者，亦皆收而并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业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揽群雄，平定华夏，惟西北边备未彻，盖以尔守孤城，保其余众，远处沙漠，朕甚念之，是用特与湔涤，示兹至怀，必能知时达变，慨然来归。其部下、将帅及各部流移军士，多我中土之人，果能革心从顺，文武智谋当一一用之。有愿还乡者听，其贺宗哲、孙翥、赵恒等，朕悉涵容，皆所不计。投机之会，间不容发。朕言不再，其审图之。^[10]

另外，在开始围困庆阳的时候，徐达曾经向太祖请求增援，于是太祖遣其外甥李文忠从北平发兵前往徐达处“合师攻之”。但当李文忠到达距离其目的地400公里的山西太原时，却闻太原以北250公里的大同受敌甚急，将次陷落。此次元兵进攻大同，乃起于逃亡漠北的顺帝命元将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欲图恢复（中原）”。事起仓促，李文忠认为“受命而来，阃外之事，有利于国者，专之可也”，遂停止向目的地继续行军，转而进军增援大同。与大多数元代遗留下来的城池一样，大同也没有像样的城墙防御，故元将脱列伯“悉锐来攻”，势在必得。李文忠亦“分军为左右翼，身当前锋，奋击”，从寅时到辰时，终于以压倒之数^[11]击溃了来犯的元兵，生擒脱列伯，俘获马匹辎重无数。脱列伯被押至军前，李文忠命“解其缚，与之共食”，脱列伯随后亦臣事明廷。此役之后，顺帝“知事不济，无复南问矣”。¹²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思忖，这一切说明了什么问题？从前述一系列事件看，徐达所统明军规模庞大，秩序井然，训练有素，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他们首次深入到复杂多变的边陲地带，在那里，汉人或非汉人军官们对元朝的效忠意识非常淡薄，他们往往只是象征性地稍作抵抗便被劝降了。但是，民族混杂，生活方式兼而有农耕和游牧的西北地区，此后将一直给明朝的边防稳定制造麻烦。不过，尽管徐达在临洮就对1200公里外由北平进发而来的部队有节制权力，但这一切人事之上，统筹全局的仍是坐镇南京的太祖皇帝。明朝急剧膨胀的国家机器仍为中央牢牢掌握。

到了八月，太祖遣都督佥事吴祯持敕书到临洮谕大将军徐达，告知他如何安排新附的临洮、兰州、庆阳以及太原诸地的人事和防务，并令徐达在事后回京“定议功赏”，重新商讨“定边之策”。¹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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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于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归附，但五个月后，吐蕃即以兵势威胁临洮。如明军守将韦正所盼，洮河结冰了。^[12]明军遂横渡洮河，直捣吐蕃军营。吐蕃军队猝不及防，“大惊以为神”，很快就投降了。“土酋”来降，受到了礼遇，韦正“悉与衣冠，厚遗而遣之”，请他们回去召集部众，归附明朝。韦正的招徕政策深孚众望，“自是，诸部土官相率来降”。¹⁴洪武二年十二月（1370年1月）^[13]，太祖诏赦亡匿山谷的李思齐旧部将士，赦文节略如下：¹⁵

今尔将士，乃有怀思其家、遁藏岩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恋，人之常情，虽新附之众，未能悉知朕怀。朕为民父母，可不矜念？诏书到日，凡逃窜山谷者，毋自惊疑，罪无大小，并行赦之。^[14]

不过，尽管蕃人选择了归附，但终明之世，蕃人亦时而与明人茶马互市，时而又发兵侵扰如临洮、河州、洮州等边郡。

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明左副将军邓愈自临洮率兵进克位于藏族聚居区东缘、临洮以西75公里外的河州，并依上命在这蕃汉杂居之地置河州卫。明军初至河州时，“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将士见到此景，皆欲弃城而去。但卫指挥使韦正力言重建河州，并以之作为“出镇边陲，以拒戎狄”的桥头堡。数月后，吐蕃十八族、大石门、铁城、洮州、岷州等处民众来归。明廷希望更多吐蕃民前来归附，因此派通事舍人巩哥锁南等有蕃人姓名的官员“往西域招谕吐蕃”。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初，蕃、蒙、汉等人杂居的河州已经正式成为明廷有效控制的边陲城镇。明廷以前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为河州卫指挥同知，“子孙世袭其职”，朵儿只、汪家奴（可能是蒙古人）为佥事。接着，明朝以河州为中心设置了更多星罗棋布的卫所作为边陲军事据点，主要有在岷州等处设立的千户所8个，在洮州设立的军民千户所1个、百户所7个，另又于阶州、文州、扶州、阳咓等处设立汉番军民百户所2个。^16[15]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原明夏政权摄礼店元帅府同知、汉蕃千户王均谅赴南京朝贡，太祖命其为文州——地处今天甘肃省南部与四川省交界处，白水河北岸，景色宜人，山林葱翠——汉蕃千户所副千户。¹⁷次月，在任命何锁南普等人至河州六个月后，太祖又对河州人事作了调整，“以吐蕃来降院使马梅为河州卫指挥佥事，故元宗王孛罗罕、右丞朵立只答儿为正千户，元帅克失巴卜、同知卜颜歹为副千户，同知管不失结等为镇抚。百户及其部属以下，各赐袭衣、文绮有差”。这一人事调整，与马梅等赴阙朝贡之事有关。马梅于隆暑夏日，与孛罗罕等带着马、铁甲、刀箭前来朝贡，太祖“嘉其诚”，担心这些已经习惯了凉爽气候的人难耐南京的炎热潮湿，“宜早遣赴卫”，因而有了上述的封任与赏赐。¹⁸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河州卫指挥使司佥事朵儿只、汪家奴赴阙朝贡，太祖也诏赐文绮、袭衣。¹⁹

作为边陲城镇，河州的诸族杂居特征十分明显。它是明朝北境防线镇戍体系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带有些许非汉族群自治政权的色彩，广义上讲，也可视作明朝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一位河州卫的蒙古将领就受到太祖皇帝非比寻常的礼遇。这位蒙古将领叫卜纳剌，洪武三年（1370年）率吐蕃部众降明。卜纳剌乃元世祖忽必烈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的五世孙，太祖“念其元裔，甚恩遇之”，并授其怀远将军、武靖卫指挥同知，子孙世袭罔替。洪武六年（1373年），卜纳剌去世，太祖命有司为其治丧，并出丧葬所需一切费用，以示重视。²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河州蕃僧喃伽蓝藏到南京进贡马匹，太祖赐钞二百锭。²¹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太祖在河州卫设立两个僧纲司，其一为河州卫汉僧纲司，其一为河州卫蕃僧纲司，均以僧人为都纲。²²上述例子均表明河州诸族杂居的情况。

河州很快就成为明朝从藏族聚居区榷马的重镇，这些马匹常用于武装明朝西北防线上的骑兵部队。洪武十三年（1380年），兵部奏“河州茶马司市马，用茶五万八千八百九十二斤、牛九十八头，得马二千五十匹”²³。到了洪武十六年（1383年），兵部又奏定“以茶易马之价”，具体标准为：“河州茶马司例：凡上马，每匹给茶四十斤；中马，三十斤；下马，二十斤。”太祖是其议。²⁴

边陲互市充满复杂性，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能全面主导榷货贸易？似乎并未尽然。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1394年1月），太祖开始禁止私贩带有官烙印记的马匹给蕃人，不过若是私家马匹，没有官印者，不在禁限之列。此前，关吏曾为“过河私贩之弊”，不问公私马匹，一律禁绝与蕃人私下互市。太祖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他赞成“西人所赖者，畜牧为生。旧常以马过河鬻售，今既禁遏之，恐妨其生计”的意见，令右军都督府遍行榜谕给各处守关者：今后军民人等“自己马无印者，及牛、羊、杂畜之类，不问多寡，一听渡河售易”。²⁵当然，腐败也很可能随之而来，诱惑着守边将官。为防止边将伺机无端搜刮诸蕃民物，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太祖遣使往河州、洮州、岷州等处，赐予缘边诸蕃金铜信符以为凭证，并敕谕各部族道：“往者，朝廷或有所需于尔，必以茶货酬之，未尝暴有征也。近闻边将无状，多假朝命扰害尔等，使不获宁居。今特制金铜信符，族颁一符，遇有使者征发，比对相合，始许承命。否者，械至京师罪之”。^26[16]

茶马互市中的腐败绝非仅是边将侵吞这么简单，也绝非仅发生在边陲之地。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驸马都尉欧阳伦因贩私茶，东窗事发而被赐死。原来，太祖禁止巴蜀之茶私贩与蕃人，而驸马都尉欧阳伦倚仗皇亲国戚之势，常令家仆从陕西私鬻茶叶至诸蕃，非法牟取暴利。其家仆倚势横暴，其中一位名为周保者，更是骄纵暴行，地方官皆“畏威奉顺，略不敢违”，陕西布政使司甚至还被迫为其提供官家车马50辆，运送私茶到河州，再以低于官价的价格卖与诸蕃。至兰县（今甘肃兰州市，位于宁夏卫西南350公里）时，周保一行人因欲强行通过桥河巡检司的排查而“捶辱其吏”，吏员不堪其辱，告发至朝廷而事发。^27[17]

在太祖看来，私茶出境不仅仅是个经济犯罪问题，同时也对明朝的边防安全构成威胁。他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提出：“古者帝王驭世，必严夷夏之辨者，盖以戎狄之人贪而无厌，苟不制之，则必侵侮而为边患矣。今朵甘、乌思藏、长河西一带西蕃，自昔以马入中国易茶，所谓懋迁有无者也。迩因私茶出境，马之入互市者少，于是彼马日贵，中国之茶日贱，而彼玩侮之心渐生矣。”为此，太祖命他的两个儿子秦王和蜀王，于松潘、河州、临洮近300公里与西蕃交接的关口处沿边“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太祖声称，他的政策并非要与蕃人争利，而是“制驭夷狄，不得不然”的举动。²⁸他还认为，因为边吏强令蕃商必须接受高于私茶价格的官茶，致令私茶出境形势进一步恶化。^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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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河州还是通往藏族聚居区腹地的要冲，因此在河州卫的统领下，大量由非汉人土官领导的卫所相继建立起来。在河州卫与藏族聚居区腹地的乌思藏中间，还夹杂着一些惯于打家劫舍的吐蕃诸部。洪武五年十二月（1373年1月），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派遣使团往南京朝贡土产方物时，向太祖抱怨吐蕃诸部阻拦使者并“掠其辎重”，太祖于是命邓愈率兵讨伐吐蕃诸部，并护送乌思藏使者回去。³⁰

中原政权知道，处在外围的乌思藏并非蛮夷之乡，而是文明教化之地，故而在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一个由乌思藏灌顶国师派遣，由酋长锁南藏卜亲率的使团“以佛像、佛书、舍利来贡”，太祖特地“诏置佛寺”以供奉这些圣物。^31[19]不唯如此，太祖还在乌思藏置乌思藏指挥使司和朵甘卫指挥使司，以前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其余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各授予当地土官凡六十人，又封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太祖还告诫他们：“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随后，太祖命河州卫镇抚韩加里麻等，持敕与喃加巴藏卜一同前往乌思藏，随路“招谕未附土酋”。³²太祖还进一步在河州以南百余公里的洮州设置卫所，共置常阳十八族千户所6个，百户所9个，都管17人，俱以元朝旧官员充任。这样，整个藏族聚居区，乃至喜马拉雅山，就被明朝纳入统治范围了。

尽管有上述招抚和军事部署，但仍无法完全遏制中原与藏族聚居区交界处时而出现的暴力冲突事件。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蕃人袭击位于六盘山一带庆阳西南160公里的隆德县。隆德县以东50公里的平凉卫闻讯出动，卫指挥庄德最终“擒杀七十余人，获马、牛、驴而还”。八月，胡兵夜寇河州土门峡，千户王才战死，临江侯陈德领兵击退了来犯之敌。陈德等进兵到答剌海子口时，与胡兵相遇而战，“斩首六百余级，生擒其同佥兴都等七百余人，获驼、马、牛、羊千余头”。³³从这里看来，所谓的“胡”，似为当时的蒙古人。

当然，中原与藏族聚居区的交界处还发生过更多类似的案例。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太祖于今天青海省的边缘地带置西宁卫，并以前元甘肃行省右丞朵儿只失结为指挥佥事。在此之前，元朝势力仍盘踞于此地，而守将们对是否脱元降明一事发生分歧。朵儿只失结主张归附明朝，但岐王、太尉朵儿只班不予苟同，于是朵儿只失结与宋国公冯胜一道征讨朵儿只班，并俘获了其弟答立麻，获金、银、印及军士马匹，皆解送南京。为此，太祖特定置西宁卫予朵儿只失结，使为指挥佥事。³⁴事情还未结束。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六月，洮州三位副使阿都儿等以出城狩猎为契机，与岐王朵儿只班等密谋袭击河州、兰州等处，西宁卫千户祈者公孙哥等领兵击之，斩杀无数。³⁵

以此观之，在这一交界处，西宁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洪武十九年（1386年），陕西都指挥司认为西宁卫“旧城卑狭，不堪戍守”，请求于城西扩建新城，太祖准其所奏。洪武二十年（1387年），太祖又命陕西诸卫士兵增守西宁卫。^[20]同样，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太祖于西宁卫置僧纲司，由当地僧人三剌为都纲，统领当地释教信徒。由此说明，西宁卫之于明朝，兼具军事和宗教之功能。³⁶

藏族聚居区地域辽阔，其地形崎岖不平，³⁷而拉萨与南京的直线距离超过2500公里。距中原地区较近的是朵甘思，大约位于安多及其以南部分地区，即今青海省和四川省西部阿坝州和甘孜州等藏族自治州一带的高原地方政权。元朝曾与当地建立联系，置朵甘思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因此太祖也希望在改朝换代后恢复与当地的交流。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由前元司徒锁南兀即尔率领的朵甘思释教僧团赴阙朝贡，并向太祖求诏护持，请如元朝旧制，将影堂寺、昔兀扎束之地并咂卜伦等地，依旧由锁南兀即尔统辖。作为回报，锁南兀即尔愿归附明朝。太祖从之，并授之以朵甘卫指挥佥事一职。阿撒捏公寺住持僧端月监藏请求太祖（太祖年轻时就是一位云游四方的托钵僧）降敕护持^38[21]，太祖也一并从之，敕文略曰：

佛教始于西乾，流传至于中华，今千余年矣。盖为时有智僧出世，谈天人妙果。智慧者闻之，益加崇信；愚痴者闻之，莫不豁然警悟。呜呼！佛之愿力有若是乎？尔蕃僧端月监藏，修行有年，今来朝京师，特赐敕护持。凡云游、坐禅，一听所向，以此为信。诸人毋得慢忽其教。违者，国有常刑，故敕。

不过，当端月监藏又提出收聚“散亡之民”时，太祖拒绝了这一要求。廷议认为，此事事属有司，僧人不得干预其中。就这样，朵甘思地区至少在形式上归附明朝了。15世纪后，朵甘思这个名称就逐渐消失在世界地理中了，在这片土地上的诸部被明人以更细化的名称指代。

洪武七年十二月（1375年1月），明廷进一步在朵甘思增置卫所，分别增置朵甘思宣慰司1个，招讨司6个，万户府4个，千户所17个，一如元制。不过，所有任职官员都是非汉人，而这种军事化命名更像某种虚饰，所谓的卫所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由释教僧徒人员控制的游牧社会，其权力基础依托于寺院。月余后，明廷又进一步深入藏族聚居区建立卫所，“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怕木竹巴万户府，乌思藏笼答千户所”。总之，太祖在位期间，对朝贡马匹、佛经和其他货物，以及偶尔的传教行为持较为宽容的态度。³⁹

总的来说，明太祖较为有效地处理了藏族聚居区事务。他本就喜欢与释教僧人打交道，而远蕃藏人也多愿意以朝贡形式与明廷保持羁縻关系，并在朝贡中以圣物、马匹换取茶叶、丝绸、盐或钞锭。在藏族聚居区边界的河州、西宁等处，汉民与藏民杂居，他们之中也存在着如上那种以物易物的需求。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在河州以南，沿着藏族聚居区边界的山麓一直到松潘，暴力冲突情况更为严重。

丝路上的侵扰

在离汉藏杂居的河州、洮州、岷州不远的东北方向，有一片长期出现战乱冲突的地方。今天，这一地区分属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在明朝，它们均隶属于陕西布政使司。在这里，明朝的开国君臣将面对更为复杂的边防安全问题。在丝路的沿线，有定居驻防的中原军民，有藏族人、突厥人、蒙古人、瓦剌人、土达人，以及逐渐形成的回族群体。这些杂居群体中，有农耕群体，有游牧群体，也有商人集团，当然，还有部分以劫掠为生的人。另外，源源不断的商队也从中东一带的城邦中，通过漫长而危险的“甘肃走廊”前往中原。因此，误解、突发事件乃至更为严重的安全危机总是在这片土地上不断重演。

从地图上看，陕西布政使司最西端的突出部分，即今天的甘肃省，看起来很像一支注射器。在这支注射器的“针筒”部分，坐落着一些内陆州县，如平凉、巩昌、临洮、兰州、庆阳等。这些州县虽已纳入明朝行政治理体系中，但常常卷入到边防战争中。而在注射器的“针尖”部分，向西沿着丝绸之路，又坐落着如庄浪、凉州、永昌、甘州、肃州等军镇。按照贺凯（Hucker）^[22]的说法，这是一片由明军管辖的防御指挥体系，而非文官治理的普通郡县。庄浪以西约500公里即是肃州，而在“针尖”另一端的嘉峪关，被视为明朝直接统治的“终点”。西方来使至此都必须停下脚步，接受关隘边吏稽查。⁴⁰

嘉峪关外往西500公里，是今天新疆最著名的绿洲城镇哈密^[23]，再往西350公里，就到了吐鲁番^[24]，吐鲁番以北100多公里，则到了别失八里^[25]。而新疆西南部的帕米尔高原，则距南京已经有4000公里以上的直线距离。高原上坐落着著名的撒马尔罕城，那里当时是帖木儿帝国的首都。它的肇基者帖木儿，因娶了察合台汗国的公主而成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驸马，并在此后凭借驸马的身份获得掌握察合台汗国的权力。自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每年都友好地向南京遣使进贡数量可观的马匹、骆驼。一开始只有马15匹，到了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则有贡马1095匹。撒马尔罕使团从未在途中遭劫，由此可见帖木儿势力之强大。⁴¹

洪武七年（1374年）夏，“西域撒里畏兀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遣其府尉麻答儿、千户剌尔嘉来朝贡铠甲、刀、剑等物”。他们向太祖解释道，撒里畏兀儿人是鞑靼人的一个分支，其地广袤千里，“去甘肃一千五百里”，所居“无城郭，以毡帐为庐舍”，盛产驼、马、牛、羊。⁴²看起来卜烟帖木儿似乎想通过接受明朝的“金铜信符”来强化其统治，这样他就能以明军卫指挥使或其他名义去管理他所统辖的部众。遗憾的是，卜烟帖木儿很快就在政变中被曲先卫指挥沙剌杀死，而沙剌随即被卜烟帖木儿之子板咱失里处死，随后板咱失里又被沙剌部将所杀。此后，撒里畏兀儿就在明廷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1391年2月），阿真畏兀儿（原先撒里畏兀儿的一部）遣使来贡马。⁴³

数月后，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遣使赴阙朝贡马11匹，海东青1只。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使团是由中原人组成的。原来，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前后，明将蓝玉曾征北元军队于捕鱼儿海，俘获了数百名撒马尔罕商人。蓝玉遂遣护卫送其归国。护卫在回中原途中经别失八里，故黑的儿火者借其势遣使朝贡。^44[26]

不过，西域诸国的朝贡，在哈密那里曾长期受到干扰。哈密王兀纳失里，黄金家族察合台后裔，劫杀往来沿途的贡使。尽管这种做法主要起因于别失八里和哈密的纷争，与明朝并无直接关系，但太祖依然不能容忍其发生。哈密王没有资格决定谁来南京朝贡，否则，明廷“天下共主”的地位将受到挑战，其后果之严重，犹未可知。于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太祖遣左军都督佥事刘真等往征哈密。刘真出奇兵，由凉州直捣哈密之境，“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围之”，黎明时，兀纳失里突围而出，家属随后一并遁走。哈密军溃败，明军遂攻破其城。⁴⁵

随后，太祖又遣使西域，以书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向他介绍了太祖所理解的“天下一家”，其文如下：

朕观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国者莫知其几，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皇天眷佑，惟一视之，故受天命，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俾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皇天监（鉴）之，亦克昌焉……其间有称自撒马儿罕等处来贸易者，凡数百人，遣使送归本国，今三年矣。使者归，尔别失八里王即遣使来贡，朕甚嘉焉。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⁴⁶

在笔者看来，这封书信中充斥着太祖的宣传说辞。

同年，前述在捕鱼儿海一役告捷，太祖“比之卫青、李靖”的蓝玉，奉命移兵西域，“以追逃寇祁者孙”。不过，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明军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诸将皆认为“大军深入，必鸟兽散去……莫若缓以绥之，遣将招谕”，但蓝玉不以为然，下令继续追击至阿真畏兀儿地界，土酋哈昝等皆遁逃而去。正用兵之间，建昌（今四川西昌市）——位于川藏交界处，松潘以南550公里，成都以南350公里的军镇——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乱，太祖遂令蓝玉移师建昌，以讨不臣。蓝玉强行深入藏族聚居区，取道松叠（松潘、叠溪），却恰逢“霖雨积旬，河水汛急”，将士们皆认为此非太祖之意，“相率逃亡”，蓝玉只好放弃原来的急行军方案，转而由陇右进抵建昌。

到了五月，蓝玉还在行军途中，而都指挥使瞿能已大破月鲁帖木儿兵。月鲁帖木儿请降，众将皆以为此举必是诈降，乃月鲁帖木儿欲迁延逃遁而使的缓兵之计，但瞿能不听。月鲁帖木儿遂逃走，明军追之不及。⁴⁷

上述情况，太祖尽皆知悉，并因此决定进一步对明朝的边防安全采取措施。不久，太祖以月鲁帖木儿叛乱之故，置建昌、苏州两处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并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前往镇戍。太祖还告喻将士：“今僰人、百夷、啰啰、摩㱔、西蕃诸部，皆背弃月鲁帖木儿，散还乡里。宜阅实户数，户以一丁编伍为军，令旧军领之，与民杂居。惟有警则赴调，无事则听其耕牧……尔守御将校能互相应援，设伏出奇，生擒来献者，赏白金千两。以馘献者，二百五十两。”

整个六月，瞿能与敌战于群山之中，但月鲁帖木儿始终东躲西藏，亡匿不出。到了七月，太祖提出了更为详细的作战方案，敕“普定侯陈桓往陕西修建连云栈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治沟涧、架桥梁，以通道路”。这一方案疏通了由藏族聚居区边缘入川的捷径，这一捷径正是此前蓝玉不得不放弃的进军路线。不过，这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修桥造路之中不得不面对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和携带疟疾的蚊虫。⁴⁸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祖遣使谕蓝玉曰：“月鲁帖木儿凶顽无识，生死轻重，殊无顾藉。其用事者，杨把事、达达千户二人而已。若大军压境，或有使来，恐是此人，宜即羁之，勿令复去。昔寇恂斩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计也。且月鲁帖木儿其出也，或诡诈以觇我军，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即遣兵进攻。若来降，密为之防，所谓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守建昌土军三千人，宜收入营。诸将校亡者，捕送京师。又，苏州去西蕃甚迩，宜早定之。其柏兴州贾哈剌境内摩㱔等部，亦须除其凶渠，然后宥其余众，俾耕牧以供赋税。凡节制军务，惟此最当留意。”⁴⁹

年底，蓝玉以计诱擒月鲁帖木儿父子，械送南京伏诛。⁵⁰事后，蓝玉又上关于边防问题的奏议，认为“四川之境，地旷山险，控扼西蕃。连岁蛮夷梗化，盖由军卫少而备御寡也”，因此他建议在川藏诸地增置各处屯卫和千户所。群臣廷议，认为蓝玉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宜速行之。蓝玉又奏：“四川军士，少请籍民丁为兵。其长河西朵甘、百夷，地相连属，恃其险远，久不入贡，请兵致讨。”太祖否决了这一提议，认为“籍民为兵甚不可。其民连年供输烦扰，又以壮者为兵，其何以堪”，且若要向朵甘、百夷等地用兵，“非四十万众不可行也”，如此劳民伤财，不如罢征。故此，太祖令蓝玉班师回京，瞿能等亦各还成都。^51[27]

前述诸事，只是明朝西翼防线反反复复动乱和发生暴力冲突事件之一斑。而松潘又是这一防线上冲突动乱的集中节点。松潘的海拔相对较高，后勤补给相对困难，但它处在统治羌民（羌人是这一陡峭高原地区的主体居民，笃信本教而非佛教）的要冲之地。太祖在位期间，这里的行政管理一直处在反复调整的状态。这里盗贼横行，民族众多，又是茶马贸易的重要交通之地。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山林中，小规模的战争冲突总是时不时在上演。⁵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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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域的哈密王兀纳失里正设法与明廷重修旧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1393年1月），兀纳失里遣使往南京朝贡马46匹，骡16只。⁵³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太祖遣行人陈诚（此人后来在成祖时期因出使撒马尔罕和哈烈而闻名遐迩）到撒里畏兀儿，重建安定卫指挥使司。表面上看，明军在此设立卫所，直接管理当地，似乎是明目张胆的吞并举动，是对别失八里方面的挑衅。实际上，明朝是应当地的准统治者——阿真川土酋哈昝的请求而采取的行动。在安定王卜烟帖木儿被杀后，撒里畏兀儿式微，蓝玉出兵追击祁者孙时，哈昝等甚至“窜匿山谷不敢出”。为了加强自己在撒里畏兀儿的统治，在太祖的十四子——肃王食封甘州时，哈昝终于遣僧撒儿加藏卜赴甘州，请求明廷重新授予其官职，以安其部属。肃王为之奏请，遂有太祖遣陈诚立安定卫指挥使司，并赐诸土官铜印58枚一事。到了九月，安定卫新任酋长塔孩虎都鲁随陈诚赴阙，朝贡马40匹。⁵⁴以此观之，明朝在撒里畏兀儿旧地设立卫所，并非为了吞并此地，而是将卫所组织的形式加诸一个异族政权，以此加强其对当地社会的内在控制，进而巩固边防安全。

当然，安定卫之于南京，仍然是山高皇帝远。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月，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因某些缘故，扣留了太祖派遣的前往撒马尔罕的使臣宽彻。太祖无不悲痛地致书劝谕黑的儿火者，其书略曰：“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商人入我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朕复敕吾吏民，不得持强欺谩番商，由是尔诸国商获厚利，强场无扰，是我中国有大惠与尔诸国也。向者，撒马儿罕商人有漠北者，吾将征北边，执归京师，朕令居中国互市。后知为撒麻儿罕人，遂俱遣还本国。其君长知朝廷恩意，遣使入贡。吾朝廷亦以知其事上之礼，故遣使宽彻等使尔诸国，通好往来，抚以恩信。岂意拘吾使者不遣！吾于诸国，未尝拘留使者一人，而尔拘留吾使，岂礼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边地者，且留中国互市，待宽彻归，然后遣还。及回回久不得还，称有父母妻子，朕以人思父母妻子，乃其至情。逆人至情，仁者不为，遂不待宽彻归而遣之。是用复遣使赍书往谕，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闭塞而启兵端也！”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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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一系列太祖对甘肃以西数百公里的边防前沿的经略事件看，维护中原安全的任务何等艰巨。不过，与其他地方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方向的冲突多局限于地方性，规模也不大。对此，太祖虽不常加干预，但他绝非对此熟视无睹。

穿过甘肃走廊，西出嘉峪关，即到沙州敦煌——因莫高窟而闻名遐迩的城市。沙州敦煌在肃州以西300公里，这里已经不是明朝直接付诸行政管理的地区。再往西，当地社会的汉人越来越少，而突厥人、藏族人、蒙古族人等诸族人民则越来越多。这些地方有一个特点：愈是缺乏与中原保持政治联系的地方，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就越高。

当然，事情也有积极的一面。14世纪70年代中期，位于明朝边防前沿的平凉、庆阳、广昌等州县在人口和生产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增长，可以为戍边部队提供更为殷实的税粮。⁵⁶

但是，围绕着甘肃走廊，前元军队和一些地方族群势力持续不断地袭扰明军构建的阵地和军事防御设施。洪武七年（1374年）十月，太祖置凉州卫。洪武十一年（1378年）二月，凉州卫等获前元官吏25人并甘肃等地降者1960人。太祖认为“人性皆可与为善”，因此将他们内徙于平凉府，“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⁵⁷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太祖似乎常徙内地民众实边，以便实现对边防前沿州、县、镇、卫的完全控制。这一点后文将会详述。其二，从凉州徙至他处的人很可能不是所谓的“化外之民”，而是汉人，但这些汉人已经或多或少出现“胡化”倾向。明朝从未有向“化外之民”传播儒家思想的政策。因此，在边防前沿，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一些武官将领的后代甚至“多不识字，无从学问”。^[28]出于对这种礼教缺失和文盲蔓延倾向的担忧，明廷决定于“北滨边塞”各卫所置儒学学校，“如府学之制”，至少使武官子弟得以预列科举。⁵⁸

洪武十二年（1379年），太祖复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庄浪，后西徙至位于甘肃走廊中点的甘州。⁵⁹军事上，明军以甘州为据点，从灵州到亦集乃（Etzina）^[29]路层层设防，保障西通哈密之路的安全，以便商贾、行人、使者顺利通行。沿途又相继设立驿站，每站置铺马10匹，⁶⁰马匹多来源于河州的茶马贸易。每站置驿夫十一二人，照看铺马之余又兼具务农。明军在此的许多行动非常成功，不少前元将领相继被俘。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右军都督佥事兼陕西都指挥使聂纬领兵讨把撒川黑章匝番贼，斩首472人，获马1400多匹，牛羊6890余头。⁶¹明军的训练和推进速度极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太祖沿着甘肃走廊，从巩昌到凉州再到甘肃镇，“凡百二十里以上者中增一驿”，总共新增了29处驿站，每站以秦州、河州所市马30匹分给之，又令有司于附近民籍中招募驿夫管理。⁶²“胡虏”（可能指蒙古人）的侵扰促使明廷又进一步命令精锐的骑兵部队加强沿边巡防，特别是在春耕、秋收时节。⁶³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佥事张豫又上疏朝廷：“肃州卫军粮，每月于凉州卫关给，往复二千余里，甚为劳费。请以甘州见收盐粮支给便。又，凉州、肃州马驿及递运所见役恩军，多系曾经籍没之人，所以衣食不给，往往逃故。继今请于弛刑编军之徒免没家财，其见役者，再乞人给月粮三斗。”太祖接受了张豫的建议，并令在此基础上增给他们冬衣。⁶⁴如上文所举的例子，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有关明初西北边防日常真实而又碎片化的图画。

同时，太祖还启用老战友耿炳文坐镇西安、督抚陕西，以协助太祖处理西北边疆事务。耿炳文在陕西一直从洪武二年（1369年）待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后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复镇陕西。在任期间，耿炳文能兼及民生与边疆事务。与蓝玉不同的是，耿炳文低调而谦逊，更像一名坐镇一方、运筹帷幄的统帅，而非行军打仗、冲锋陷阵的将军。⁶⁵我们难免会从南京与西北边疆经年累月的庞杂的公文奏议中形成这么一种印象：西北边疆地区充斥着暴力、腐败和贫穷。但这种看法并未尽然。毕竟，明朝政府仍相对尽责地处理和解决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些经过传递的公文奏议被摆在皇帝和群臣面前。因此，我们选择从史料中的某场局部战争，某次补给缺失或某种指挥失当的细节出发，而非以一种宏大叙事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那种宏大叙事的视角固然使我们看到这一巨大保护罩^[30]长期发挥作用的一面，却常忽略了卷涉其中的人所遭受的无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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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走廊的东北方向，是如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明时称宁夏。宁夏位于西安以北约500公里的黄河西岸。洪武六年（1373年），太仆寺丞梁埜仙帖木儿（汉姓蒙名的情况似乎暗示他是蒙汉杂居的宁夏本地人）提出重建宁夏的建议，因为这里在元明易代之际毁于战火。他说：“黄河迤北宁夏所辖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将镇之。俾招集流亡务农屯田，什一取税，兼行中盐之法，可使军民足食。”太祖从其所言，宁夏的复建工作正式开展。⁶⁶

战火燃烧的中线

随着元廷在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北迁，中原的人力、资源就此全部落入明朝之手。明朝开始掌管天下，并守护其胜利果实。很明显，流亡的元廷不甘心失去这一切，多次试图重新武装进入中原，夺回他们的“遗产”。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太祖在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令大将常遇春出兵深入漠北，试图俘虏驻跸上都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常遇春率步卒8万，骑士1万出征，但是元廷再度北迁。明军试图继续追击，但顺帝已经奔逃，明军最终未能将之俘获。不过，明军战果颇丰，“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常遇春还军至柳河川时，得疾而卒。⁶⁷十月，太祖又遣使致书劝诱顺帝投降：“春和日暖，沙漠草青，汉兵出塞之时也。霜雪冬寒，则归而守险。君虽有百万之众，何能为哉？”⁶⁸

与此同时，北平也有大量自北逃来的民众归附。太祖令徐达“选其骁勇可用者为兵”，按月给粮，其余民众则皆南徙至临清、东昌定居。⁶⁹显然，太祖担心不同族群、世系的人混同而居会对社会管理和控制产生潜在威胁。因此，在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太祖诏令禁止蒙古人、色目人更改姓氏，诏文如下：“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⁷⁰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太祖这一告谕不过是一纸空文。

洪武三年（1370年）春，太祖令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攻伐扩廓帖木儿；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向北深入草原，追击顺帝妥懽帖睦尔。元廷对此始料未及。⁷¹

正月，探马报称扩廓帖木儿寇兰州，但被击退，现在正驻扎于兰州东南90公里处的安定以西，四处纵兵劫掠。⁷²这很可能是扩廓帖木儿唯一的“补给”手段。二月，李文忠抵达草原深处的察罕脑儿（又名白海子）。⁷³

三月，徐达军次甘肃，并继续行军到安定以北30公里处的沈儿峪，要与驻防当地的扩廓帖木儿军队决一雌雄。太祖告谕徐达，要“慎防毋忽”，以备不虞，同时要小心当地的雨水，一旦“暴水卒至，势不可测”。⁷⁴徐达军次沈儿峪后，与扩廓帖木儿深沟对垒，一日交战数次。最终，这位在元朝权倾朝野的重臣败北遁走了。起初，在两军之间有一条间道，扩廓帖木儿曾遣将士由暗道阴劫明军的东南垒。左丞胡德济等军官一时仓促，不知所措。徐达斩杀了若干懦弱不进的将校，并亲自率兵反击扩廓帖木儿。反击出人意料地成功，但我们至今也无法理解，为何扩廓帖木儿的士兵会如此不堪一击。难道这些士兵多为汉人，他们当初被强制签军，远行漠北，至是则厌倦了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吗？又难道是他们并不愿为元朝而鞠躬尽瘁，继之以死吗？当然，不管原因如何，他们最终都战败了。⁷⁵明军俘虏了元朝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扎儿等1800多名官员，各级将校士卒84500多人，获马15280多匹。其余骆驼骡驴及各类辎重更是不计其数。徐达最后带着这些降卒出兵四川，并在战役结束后将他们就地安置于四川各处。扩廓帖木儿则“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攀浮木以渡黄河，直奔哈剌和林。那里还有不少元朝官员正在等待他告捷的消息。⁷⁶

李文忠的一支部队则几乎在同一时间发起进攻，逼近上都。左丞赵庸在察罕脑儿击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的军队后进驻上都（明朝称为开平），上都罕等投降。当然，明军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都督孙兴祖等二将在局部交战中力战不敌，没于王事。^77[31]

南京方面，太祖将元朝平章政事火儿忽答、右丞哈海等放还北归，并令他们携带书信给元主。其书曰：“前再遣使致书，久不还，岂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谓不当通问耶？君者，天下之义主，何常之有？顾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亦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顺人，遣使通好，庶几牧近塞，以延其宗祀。若残兵出没，为边民患，将悔之无及。”⁷⁸书信中颇有几分酸涩味道。看来，这位明朝肇基者仍对高贵血统怀有敬畏之心，也仍对他低贱的出身耿耿于怀。中原精英的优越感在蒙古人自恃的“根脚”体系里略显寒酸。

书信还在途中的时候，李文忠又奏报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

他的部队逼近北平以北400公里的应昌附近，并在此截获一胡骑，称顺帝妥懽帖睦尔已于四月二十八日崩，该骑正从应昌往开平报“国丧”。得此消息，李文忠急令北行，包围应昌城，并于五月十六日将其攻克。因为应昌是此时元廷的临时行在，故李文忠在此役有非同寻常的收获。他俘获了“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并获宋元玉玺、金宝15件，宣和殿玉图书1件，玉册2件，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1件，及驼、马、牛、羊无数。此后，又相继有元将江文清等率军民36900余人、杨思祖等率16000余人来降。唯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与数十骑遁走哈剌和林，他将在那儿与从沈儿峪败走的扩廓帖木儿“会师”。⁷⁹

军事行动仍在几条战线上同时展开。在李文忠部队继续北进的同时，徐达麾下的邓愈亦领一军攻略临洮、河州诸地。⁸⁰而在辽东，还有一个半独立的元朝地方军阀——纳哈出。太祖遣使遗书纳哈出，试图劝降纳哈出。其书略曰：“姑孰之捷，尔实在焉。时朕未知天命所向，无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尝不悯其劳而惜其无成也……（今）卢龙戍卒、登莱浙东并海舟师，咸欲奋迅，一造辽沈。朕闻尔总其众，不忍重扰，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还，略不得其要领。岂以辽海之远我师不能至欤？抑人谋不决，故首鼠两端欤？不然，必以曩时来归，未尽宾主之欢。”⁸¹

到了六月，千里行军后，李文忠于应昌向朝廷奏捷。太祖以妥懽帖睦尔能“不战而奔，克知天命”，上谥号曰“顺”。太祖还令礼部向天下士民榜谕捷音，但又规定，凡曾经在元朝做官的军民人等，不许对捷音称贺。不久，太祖又对礼部所拟榜文甚为不满，认为其中多有“侈大之词”。他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在太祖看来，元实亡于其自身的国运，而非亡自他手。如果将功劳尽揽于新朝君臣，那么即使天下士人三缄其口，但“其心未必以为是”。因此，太祖令礼部即刻将榜文改正。买的里八剌等顺帝诸孙也随着诸多“战利品”被押解至京。太祖不忍以古代“献俘之礼”将顺帝诸孙告祭太庙，他让他们继续穿“本俗衣”，并赐予他们宫宅与薪米。在朝见太祖后，太祖赐予顺帝诸孙及其王妃“中国衣”。太祖还特别开恩，如果王妃们不习惯中原饮食，可以“食肉饮酪”；不耐南京的酷暑，则可以“归遣沙漠”。⁸²

接着，太祖遣使诏谕元朝残余宗室、部落、臣民，劝说其投降。太祖保证，“爱猷识里达腊若能敬顺天道，审度朕心”，他“当效古帝王之礼”，以诚相待。其余部众若能“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亦一律量才录用，不分等类。其余诸王、驸马等，若不愿为官，可以“换给印信，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太祖特别向他们强调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担心前朝“元君之子孙流离失所”，恐有不虞，而非对漠北草原之地的觊觎。他说：“朕有天下，物产之富，贡赋之入，军国爵赏之费，取用不竭，岂需尔沙漠荒落之地哉？”⁸³

不过，漠北草原上已经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元朝政府了。前元宗室有三大王、四大王兄弟二人在太原北部的岢岚山中聚众结寨自固，时常出兵劫掠大同和武州等地。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太原卫指挥桑桂等领兵击之，大破其众。四大王遁走，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被押解至南京，太祖将之与其他元宗室成员安顿一处。而四大王则继续在太行山区落草为寇，以剽掠为生。洪武九年（1376年），太祖夜观星象，知有兵险，遂敕令大将军徐达严加戒备。他说：“故元四大王不满二百人，官军屡捕不获。前者皆云其众无马，今乃言有十五骑相从出没，不知劫夺于何人者？……速遣智勇将士，四面捕之，毋致蔓延。”⁸⁴洪武十年（1377年）夏，有人诬告山西之民跟随四大王为寇，被解送至京城。太祖认为，这些人并非真心诚意要跟随四大王造反，只因被其掳掠，为求生计，不得已而相从。他说：“彼四大王以元之遗孽，窜匿山谷，聚逋逃以为民患。山西之民边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驱掠迫胁，为盗皆不得已。岂真为盗者？……今民相捕获，将延蔓不已，是助之立党，而激之为乱也”，于是将他们尽皆释放，并给“道里费”遣归各乡。⁸⁵直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二月，四大王始到晋王府请降，被押赴至京。太祖矜悯他是元君的子孙后裔，赦免了他的前犯罪行并厚赐之，命他随西平侯沐英戍守云南。太祖告诉群臣，之所以后来罢征四大王，致其长期落草为寇，是因为“穷寇急之，则胁从者惧罪，连结之志坚。缓之，则彼各有父、母、妻、子，一旦思其乡土，有反本之心，当自溃散”。⁸⁶看来，事情的发展如太祖之所计。

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徐达、李文忠相继班师回朝。太祖则继续数次遣使致信爱猷识里达腊，提醒他前述扩廓帖木儿之败，并奉劝他尽早归附。诸信略曰：

君之将扩廓帖木儿，自太原奔溃后，以乌合之众犯我兰州。大军进讨，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败其众，斩馘无算，生擒严奉先、韩扎儿、李景昌、察罕不花等。惟扩廓帖木儿遁去，已命将追捕，旦夕必就擒。……进退之宜，君其审之。

…………

君其上顺天道，遣使一来，公私通问，庶几安心牧餋于近塞，藉我之威号令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若不出此，犹欲以残兵出没，为边民患，则大举六师深入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审图之，毋贻后悔，余不多及。⁸⁷

爱猷识里达腊恐怕已经无力节制“天下兵马”了。太祖曾致书给一名叫秃鲁的元臣，此人可能率军于某处前线，“执持其志，将欲有为”。太祖劝他归附明朝，理由是爱猷识里达腊“昏弱而邪正莫知”，其麾下部队“孤处沙塞，步骑不满万数，部下之人口无充腹之飧，体无御寒之服”。⁸⁸劝降结果，史无明载。但是，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前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城关镇）来降。该州地处鄂尔多斯东北角，是黄河大“几”字形河道处的一个军事重镇。其投降之于明军意义非凡，太祖由是在此置千户所5个、百户所46个：计有失宝赤千户所1个，百户所15个；花城千户所1个，百户所5个；干鲁忽奴千户所1个，百户所10个；燕只千户所1个，百户所10个；瓮吉剌千户所1个，百户所6个。^[32]太祖直接令侍仪司通事舍人马哈麻带上印信及赏赐前往东胜州，因此这些降将很可能直接就地转职，并未去南京陛见^[33]。⁸⁹不过，新附的东胜州仍处在动荡中。不久后，又有前元平章魁的斤和其兄知枢密院事帖木儿等14人，率部属千余来大同请降，但实际上很可能是来寻求某种庇护。紧接着，在洪武五年（1372年）十月，有鞑靼5900余人来附，太祖令他们居住在临濠，每月给以薪米。大将军徐达建议将顺宁、宜兴等长城外沿边之民皆内迁至北平附近州县，以防其“久而离散”，太祖从之。此次迁徙共计有户数17274，人口93878，通过人为制造人口真空地带，使鞑靼兵无法将边民劫掠塞外或驱之为伍。⁹⁰

可以说，徐达在整个洪武四年（1371年）夏天，几乎都在操办漠北山后之民内徙之事。曾经，蒙古高原的青青草原也是元朝政府直接控制的一部分，因此，中原和草原的分割线在彼时泾渭并不分明，许多汉人也依其生活所需，远徙漠北，将定居点自然地向草原延伸。到了明朝，一切又有所不同。在徐达组织的另外一次大规模边民内徙中，计35800户，197027人定居到北平一带。卫府籍为军者，政府给以粮食，其余32860户为民者，各散置于254屯中，授田以耕。到了年底，又有新附鞑靼5700余人安置于北平红罗山，太祖令赐予他们绵布、棉花和苏木（一种原产于东南亚的药材和染料）。⁹¹

***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太祖与诸将制定了一个出兵漠北的计划，兵锋直指扩廓帖木儿。徐达称“得兵十万足矣”，而太祖则认为须当出兵15万，分三路进击，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北征将士整装具甲待发，太祖命赐予他们裤、袄、靴、帽，并令政府每月给粮，赡养将士家小，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⁹²广武卫军士撒牙思的向太祖报告说，住在哈剌赤海的前元汾王所部居民愿从徐达北征，太祖喜而从之。⁹³

数日后，太祖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徐达、李文忠、冯胜三路大军取扩廓帖木儿。依太祖之意，徐达率中路军出雁门关，李文忠率东路军出居庸关，冯胜则率西路军出金兰。太祖为徐达出谋：“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指扩廓帖木儿）来，击之必可破也”，徐达受命而去。⁹⁴

二月，太祖发河南卫兵2万人从冯胜北征，从军将士每人赐布2匹；又从山东拨步骑2.8万余人，从李文忠攻应昌。此外，他还赐予北平、山西、陕西诸卫戍卒16万余件战袄，这些戍卒有可能是李文忠或徐达率领的北征将士。二月二十九日，徐达出兵雁门，都督蓝玉在野马川与元军游骑相遇，击败之。三月二十日，徐达的先遣部队由蓝玉率领，进抵土剌河（今蒙古国土拉河，位于北平以北约1200公里），与扩廓帖木儿的部分游骑相遇，再次击走之。但到了五月初六，徐达兵至岭北，与扩廓帖木儿交战失利。⁹⁵徐达不得不撤回塞内，太祖的北征之策也就宣告失败。

六月，冯胜一部一路奏捷。他沿着甘肃走廊一路向西北进发，先后降伏元将上都驴，击败元将失剌罕、朵儿只等。其先头部队进抵位于兰州西北700公里的亦集乃，守将卜颜帖木儿举城而降。冯胜复进兵至瓜、沙二州，又击溃元军，获马、驼、牛、羊共计 2万只。⁹⁶

六月底，李文忠一部传来消息。他在草原一路进军，口温之地、哈剌莽来（这些名字看来均为鞑靼人的称法）等处的鞑靼部落闻讯俱惊走。尔后，李文忠兵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位于北平以北1100公里的哈剌和林东侧），在这里他决定重新部署行军方案。李文忠认为，兵贵神速，而“千里袭人，难以重负”，于是命部将韩政等守辎重，而李文忠率轻骑领20日口粮，星夜兼程至土剌河。北元重臣哈剌章闻知此讯，迅速沿河遣兵布阵应战。李文忠接战数合，哈剌章怯退，李文忠遂进兵至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在此，元兵越来越多，李文忠亲自下马与之血战，终于击走之。^[34]兵至称海（在今蒙古国科布多省哈腊湖西南），元兵又集，李文忠不敢强行进攻，遂据险而守，假令士兵在野外放养所获牛羊马匹。元兵以为有埋伏，不敢进逼，李文忠遂趁夜引兵撤退。但是，后撤的李文忠部队迷路了，人马皆陷入饥困。幸而军中有马识途，找到了隐蔽的泉眼，部队才解困。此役，明军一共损失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四员大将，但同时也俘虏了元军各级官员、将士及其家属1840余人。⁹⁷从上述情况看，此次北征胜利了吗？笔者认为恐怕未必。毕竟，北征的目标——扩廓帖木儿，仍毫发无损。

七月，李文忠押解所俘元朝官、兵等至南京。太祖令元军旧校李伯颜不花继续领所俘士兵，隶羽林卫，而官员及其子孙则令指挥周龙量才取用。冯胜所率西路军则于十月返回南京。⁹⁸

洪武五年十二月（1373年1月），考虑到前番北征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太祖又根据蒙古方面的形势，重新思考下一步行动。他手中还有一道杀手锏：爱猷识里达腊的儿子买的里八剌。此人在洪武三年（1370年）被俘，此时尚在南京为质。太祖致信爱猷识里达腊，信中太祖再次表达他对近来双方关系的看法，同时意图唤醒爱猷识里达腊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信文如下：

……且尔国之俗，素无姓氏，其族贵嫡而轻庶。君乃高丽有姓者之甥，又为庶出，君何昧而不察，固执不变？朕观前代，获他君子孙，必献俘庙社，夸示国中。其初亦有待之以恩，授之以爵者，及其后也，非鸩即杀，虽君家亦尔。宋之幼主削发为僧，终不免于一死。在朕则不然。君之子至京师，今已三年，优待有加。君宜遣使取归……

太祖又致书给元臣刘仲德、朱彦德二人，希望他们促成买的里八剌北归一事。书文如下：

昔者人臣致君，以善爱君有终，各有其道。道各有方，如赵宋事金，安享富贵百五十余年，此无他，处之各得其道也。朕观二生乃间气所钟，古今如二生者，仅数人耳。何也？至正之君蒙尘而崩，幼主初立，朝之大臣无不叛去，独二生竭力守护之，诚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谕以君数事，且令取其子买的里八剌归。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绝父子之道。⁹⁹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太祖以“太平之世，不可忘战”为由，命徐达、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练兵防边。此外，太祖还一改此前将漠北归附军民人等安置于边塞之地的做法，将部分归附军士迁入内地。是月，他令前元来降惠王伯都不花，宗王子蛮蛮、赤斤帖木儿等人为千户、百户、镇抚等官，各领降兵千人戍守温州、台州、明州等处。¹⁰⁰尽管明朝从未有关于这种做法的明文规定，但从大量的史料不难总结出，明廷将大量归附的蒙古军民安置于中原，授之以官职，给之以衣粮，令他们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目的是防止他们成为元朝恢复中原的“助力”。

不过，在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太祖还是将这位“元朝储君”买的里八剌送回漠北草原。买的里八剌“南来已五载，今已长成，岂无父母乡土之思”，因此太祖令老成宦者咸礼、袁不花帖木儿二人送其北归。太祖还给爱猷识里达腊送去一封颇具挑衅的信，信文称：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论。自古国家兴废，气运之常耳，岂人力所能为哉？且君之父子，当中国兵多将广之时，权不能自持，故兵多者蕴莽、操、懿、温之志；次者颉颃，互相攻击，日废生民；下者东送款西归附，剥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令而谁何之欤？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何？盖在至正之间，兵多将广尚不能驾驭，又被逼挟。今之众，壮弱不过二万，流离边境，意图中兴，君之谋略，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时之权，比至正时低昂若何？以此观之，岂不愚哉？君以万骑或七八千骑，欲与全中国相抗，予又不知轻重若何？予谓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暂尔保持，或得善终。何以见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几及百年。养育之久，生齿之繁，以此知运虽去而祀或未终，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于彼，祸有不可测者矣。昔君在应昌，所遗幼子南来，朕待以殊礼，已经五年。今闻奥鲁^[35]去全宁（位于北平东北400公里处）不远，念君流离沙漠无宁岁，后嗣未有，故特遣咸礼等护其归。庶不绝元之祀君，其审之。^[36]

元政权的崩溃仍在持续。洪武八年（1375年），扩廓帖木儿卒；洪武十一年（1378年），爱猷识里达腊亦殁。闻知此讯，太祖向礼部建议：“曩者，元运既终，其末帝能知天命，遁归沙漠。今闻其子爱猷识里达腊殁，可遣使吊祭。”但礼部认为：“道里辽远，使者难至。况彼久离中华，渐变异俗，非典礼所加。”太祖不以为然，说道：“帝王以天下为家，彼不出覆载之外，何远之有？彼虽异俗，其爱憎之情未尝不同，敬其主则其臣悦。况典礼所加，其孰肯违德舍礼哉？”遂自作祭文，遣使吊唁。¹⁰¹

在祭文中，太祖再次强调他取得政权是天命所归。既然天命能令元室扫合四方，一统天下，自然也就能让元室功败垂成。“而君主沙漠，朕主中国”的天下划分，自然也是出自天意。虽然爱猷识里达腊曾袭击中原，但太祖还是为其亡故表示哀悼。¹⁰²

太祖的祭文似乎表现出他某种内心的不安，我们可以把祭文内容征引如下：

生死废兴，非一时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数也。所以大圣贤者于斯四事，若或有一临之，皆不以为色难。盖谓知天命之必然，是所以生顺天地之命，虽死亦无后恨。此所以知天命而不惑也。且君之祖宗，昔起寒微于沙漠，当是时，天下巨富而为民主者，兵强地广，又非一人而已，皆不能平君寒微之祖，以致葺戈整戎，弯弧执矢，横行天下。八蛮九夷，尽皆归之，此所以天命也。延及君之父子，正当垂衣以享承平之福，何期盗生汝颖，华夏群雄以致君之父子，号令杳然，然终不能平之。此人事欤？天道欤？朕起寒微，托身缁流，朝暮起居，不过侣影而已，安有三军六师以威天下？岂料应图谶有天命，众会云从，代君家而主民。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国，因君与群臣乃固执天命不移，特以彼是我非，是有邻邦之好不修我，不敢以使多进。迩来闻君长往，念昔有元子孙，安忍不吊？行人至奠以牲醴，惟英灵不昧。尚飨！¹⁰³

这位农民出身的明朝肇基者天资聪颖，故而有如上关于权力、政权合法性和国家命运等各方面的精彩论断。他和成吉思汗有着极为相似的生平：从贫苦到君临天下的过程中，自身的努力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命运和环境则是促成他们大业的推进剂。最令太祖头疼的是，爱猷识里达腊和他的小朝廷自始至终不肯向他臣服，不肯接受天命所归。元朝统治者似乎一直没有放弃一种信念：即使在此易代巨变之后，明朝也不会成为中原的合法统治者（也有可能这只是元朝统治者保持士兵斗志，维护内部团结的借口）。

流亡的元廷能否收到这一祭文，史料不见明载。爱猷识里达腊的继任者（指脱古思帖木儿而非买的里八剌）恐怕也没收到太祖写给他的那两封信。其一略曰：

自伊父子北往，至今每有人来，皆称流离无宁，衣食艰辛，未知是否。诚如是，当较之于知命者，方乃可全。不然，东趋战而西殃民，丧已成之士马，图不可得之资，非善保者。果若不信，昔者彼居和宁，朕发六军卷甲趋三千里之战，果曾获利乎？以此观之，当为己戒而自存可也。朕与彼本为勍敌，何以书教之？莫不似乎有诈？不然。古人得天下，岂尽灭人祀？决不如是。

不唯如此，在另一封信中，他还继续阐发更多内容，与此前他送予爱猷识里达腊的信有着几近一致的内容，同样也没有标注日期。其略曰：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论如是，非新造之语。自古无千载国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子，当主中国之时，兵多将广，尚不能自持其权，以致上等兵多者，意在莽、操、懿、温；中等者颉颃，日废生民；下者东送款西归附，剥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敕令而谁何者欤？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若重寝，所以不省者何？盖在至正之间，兵多将广尚不能驾驭，又被逼挟。今之众，壮弱不过二万，流离边境，意图中兴，君之神谋，予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时之权，比至正时低昂若何？以此观之，岂不愚哉？君以万骑或八千骑，欲与全中原相抗，予又不知轻重若何？予谓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权时自为，或得善终。何以见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一百余年。养育之久，生齿之繁，以此恩此德观之，必未至于便终。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于彼，祸福有不可测者矣。^104[37]

我们对这些信件在元廷那边的传阅情况一无所知，史料并无记载。但太祖的书信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所思所想。他向我们展示他恩威并施的手段，这种手段固然使大量元军将士归附明朝，但未能撼动元廷。

不过，也许部分元朝高官会被劝降并潜归中原。太祖曾向元臣秃鲁致信两封，促使其最终决定归附明朝。其一曰：

上古君天下及名世者，至今历数兴亡，又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驭，群盗暴作。尔元君昏臣权，终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稷，鼎治黔黎，今已七年，中国颇安。且曩者兵戍北塞，遣将安边，不期耿指挥好杀贪污，是致同人而异志，乃有小雪干等畏死北往，实朕用人不当，非来归者不诚。今耿指挥累受刑责，法尚未已。尔诸人还曾知否？只此可见朕之本情何如。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不过匹马单戈，那有百万之众？今也诸番入贡，朕擅中国之富，戍兵百万，军民乐用。以此观之，朕非诚可动神人乎？尔聪明，宜详审，达者识之。天命有归，人不强违，此顺天者也。今遣使记问，余不多及。

显然，秃鲁并不相信太祖信中所言内容。于是太祖二度致信，以更强有力和令人信服的措辞曰：

近者，圣保自尔营中归，所云尔心意在不屈而不顺，将以为守中道而为良臣。吾不知果然乎？若如其云，尔不成者有四，又将不得其死，甚不远矣！何以见之？且尔素为元臣，累效力于王家，衅隙一生，君臣彼各，又将三年矣。以人臣论之，凡为人臣，君有难，为臣者不守君而自处远方，此臣耶？逆耶？不成之一也。方今彼元运终，天命不留，幼君昏而邪正莫可知。尔若固相而不离左右，久之，非为馋所杀，其流窜远方有不可逃。不成之二也。即目孤处沙塞，步骑不满万数，部下者口无充腹之食，体无御寒之衣。人将散而尔独不能居。不成之三也。若严号令，律士卒，使饥寒逼身，不敢旋足，吾又恐尔为部下所戮。不成者四也。果如吾言，不得其死明矣。当此之时，不知勒石于何庭？乘名于何册？以此观之，则忠顺两亡，其为丈夫之志欤？小人之迷欤？有此者，悔之晚矣。若以吾所言，以尔所自度，力不及，他无往，则开心助我，岂不待尔如勋？问不多及。¹⁰⁵

太祖的文风是淳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农民出身所特有的古朴率直。全文表达几乎不加修饰，人们希冀看到一篇受过教育的人所撰写的美文，这一期望恐怕要落空了。从内容来看，这无疑是“大明皇帝”的把戏。其试图通过离间元朝各势力集团，进而兵不血刃地瓦解元廷。以相同的目的，太祖也给元臣乃儿不花修书一封，书文如下：

尔遣人大同来言，欲于平地驻札，意在臣顺于我，却虑前日犯扰边民，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论，是何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是安民而已，岂有怀私仇以伤物命？且尔等本元之臣，彼幼君流离沙漠，余气尚存，尔不得不听命。尔前日犯边，各为其主，尔何虑哉！去就之机，在乎识时。今者入国观光，诚与不诚，亦在于彼。记至，彼中若有知运者，使上观乾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凶趋吉之道，不亦美乎？尔其图之。¹⁰⁶

从《明实录》看，这些书信是在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送出的，此时秃鲁仍启边衅，乃儿不花看来已经暂时归附了。从其他记载看，有一位官山卫指挥同知也叫乃儿不花^[38]，他在洪武九年（1376年）又重新叛逃草原。¹⁰⁷大同卫指挥使周立率兵追讨，夺其辎重，乃儿不花只身遁走。此后，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乃儿不花一直是明军边防的一个主要障碍。他的故事我们后文还要再讲。

除此之外，太祖与元廷的交流可谓毫无进展。他向元廷派遣一拨又一拨使者，却一去不返，杳无音信。洪武十一年（1378年）冬，因边将擒获元平章政事完者不花，太祖意欲与元廷通好，故遣使将之送回漠北，并附信一封与元丞相驴儿——因爱猷识里达腊已殁，新君暂缺（买的里八剌未能继任），此人现在暂时总理元廷庶务。其信如下：“十一年六月至九月，三遣使北行，两为吊祭，一为致礼于卿。既而使者俱不返，存亡不可知。乃者，边将以卿部属平章完者不花送京师，朕怒边将，以为方遣使通好，乃执其平章，岂不失信于卿？今特遣内臣送之抵丞相营。宥之，罪之，放逐之，卿自为区处。”¹⁰⁸

此外，太祖还有一道未知日期的《谕元丞相驴儿诏》，诏曰：

天道恶盈而好谦，其德好生而恶死，此非时人新造之言，乃亘古至今明验也。朕云如是。盖谓卿等当元天更运命之时，卿帅（率）骑步，坚忠贞之节，捍御边陲，已十一年矣。每尝遣人通问，未得回报。今再差人诣所在，以御寒之衣微礼。卿能受赐，不伤人命，以修后嗣之德，岂不智人也哉！朕言至此，惟卿以智量之，勿为愚者所迷。《书》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顺理则吉。”故兹诏谕，想宜知悉。¹⁰⁹

随后，在洪武十一年十二月（1379年1月），太祖又遣使诏谕元丞相哈剌章、蛮子、驴儿、纳哈出等，建议他们慎重选择新君。在他看来，爱猷识里达腊的长子买的里八剌是合适的人选。此子熟知中原之道，与太祖亲善，但可能不是爱猷识里达腊继任者^[39]中最能干的。太祖还在信中提醒他们，不要在新君人选上作出错误选择。其诏略曰：

今闻尔君，因疾而崩。在卿等可谓有始有终，良臣之名播矣。或闻欲立新君，其亲王有三，卿等正在犹豫之间。此三人皆元之嫡泒，卿等若欲坚忠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应自长而至幼，无乃人伦正，天道顺也欤？若有贤愚之别，礼难备拘，从贤则吉。夫当流离之际，而为臣者，独能竭力为之，不绝有元之祀，美声盈人耳，岂不难哉？苟或不然，尊卑贤愚置之弗论，但以立君为名，而内自有专生杀之威，则非人臣之道矣。况同类颉顽，彼此疑猜，当此之际，卿等富贵若风中之烛，命如草杪之霜，深可虑也。¹¹⁰

尽管从未有过回音，但太祖仍坚持不懈。洪武十二年（1379年）夏，太祖再度送信与驴儿，信文言：“迩者，人自土（剌）河来，言今岁丞相微有疾，于事颇滞。朕闻之，深为丞相忧。今特遣人赍药物赐丞相，其服之勿疑。”¹¹¹

此后，他再度修书一封与驴儿。书文如下：(https://www.daowen.com)

三月间，罕帖木儿火者归，言尔见于长峪驻扎，又起营东北。然此，将军果能终身事尔幼主，乃世间之美事。忠臣之道，人神共愿者，朕恐尔事有不得已，若入人彀中，奈何？当此之时，忠不能显，乃枉奸恶之名，惜哉！今尔所守疆封，与吾边将旌旗相望，甚不多远。若不通一介之使，则恐将军他日有进退两难。是为丈夫于世，似乎无机。若通信使，进退自由，则有无穷之乐。若不从吾言，他日幼主一失，尔群臣中，强者自立，弱者从之，即为臣下之臣。以英名论之，美耶？辱耶？不然，强者自立，有不服者，必驱兵以并。若乃力不及，兵为人所有，命为人所害，妻子星散，身膏草野。比通一使，进退自由。吾不知此孰丈夫之智耶？愚耶？将军若听吾所言，则结我为后着。他日遇难则来依，是其时也。¹¹²

这两封信，最终也没有发挥其功效，它们并未对漠北元廷产生任何影响，更没有让其哪怕形式上的臣服。相反，汗统最终由脱古思帖木儿继承，而非买的里八剌。看来，通过附翼明朝而达成双方和解的情形，无复可能了。战火重新燃起。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月，西平侯沐英率明军出击搜捕元军。三月，沐英师至灵州，斥堠侦察获知脱火赤等率军在亦集乃路集结，沐英当即率军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地，凡行军七昼夜，终于到达距脱火赤部30公里处。明军于夜间分四道发动奇袭，包围脱火赤部，俘脱火赤及其部曲而归。单就这方面看，明军此次出击至少证明中原军队仍具备深入敌境的能力。¹¹³接下来数年，明军又发动过若干次对鞑靼的突击。元廷不愿臣服，或许出于某种高傲感，却也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一月，大将军蓝玉向太祖奏禀，有降人称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等遁入和林，蓝玉请命领兵进剿。太祖试图通过使节交往途径解决双方问题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因此他同意蓝玉的意见，决定对和林再发动一次大规模北征。太祖告谕蓝玉及出征将士，要“奋勇出奇，以汛扫残虏（现在更常将鞑靼蒙古称为剽掠者），使朝廷无北顾之忧”。¹¹⁴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太祖告知蓝玉“虏心惶惑，众无纪律，度其势不能持久”，并据此请蓝玉“整饬士马，倍道兼进，直抵虏庭，覆其巢穴”。敌人如果投降，则要多加抚慰，劝其南归。¹¹⁵

是月，蓝玉等率师15万由大宁进至庆州（位于大宁东北，距北平约450公里），听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在他们驻军以北500公里处），于是抄小路“兼程而进”。其间，他们到达游魂南道，此地并无水泉，而士卒军马皆口渴难耐。忽而，近乎神话般的，“有声如磐玉”，泉水从四面八方涌至，兵马得以解渴。事后，大家皆欢呼“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据说，太祖尝梦“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与此次奇迹般的天援何其相似！¹¹⁶

蓝玉继续行军，一举破哈剌章营地，俘获其部下军士15803户，马、驼48150余匹。对于元军而言，这是噩梦般的损失。五月，蓝玉遣使向南京奏捷。太祖览其表，向群臣说道：“戎狄之祸中国，其来久矣。历观前代，受其罢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朔漠一清，岂独国家无北顾之忧，实天下生民之福也。”太祖又遣使持敕文抚谕蓝玉等曰：“周秦御胡，上策无闻；汉唐征伐，功多卫李。及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朕用是奋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驱胡虏于沙漠，与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虏^[40]聚众，复立王庭，意图不靖。朕当耆年，及今弗翦，恐为后患，于是命尔等率十余万众北征。去年夏，游骑至金山之左，尔玉亲拘纳哈出来降。今兹复能躬擐甲胄，驱驰草野，冲冒风露，穿地取饮，禁火潜行，越黑山而径趋，追蹄踪而深入，直抵穹庐，胡主弃玺远遁，诸王、驸马、六宫、后妃、部落人民悉皆归附。虽汉之卫青，唐之李靖，何以过之！”¹¹⁷（太祖何等盛赞其功，但仅仅在5年之后，蓝玉案却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案，是太祖对官员队伍大规模清洗的一大标志。）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蓝玉遣人送虏主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到南京。地保奴等向太祖献出金印金牌^[41]，太祖则赐予他们钞和住房，并令有司供给衣物粮食。既而又有人向太祖打小报告，说大将军蓝玉与所俘元主妃子有私。太祖不悦，认为蓝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元妃亦因惊惧而自杀。地保奴由此而有怨言，此事传到太祖那里，太祖又不悦，将地保奴遣送琉球。¹¹⁸

对于草原上的元廷来说，局面亦每况愈下。在蓝玉进攻捕鱼儿海的时候，脱古思帖木儿和他的随从逃脱了。他们试图回到位于捕鱼儿海西侧800公里的哈剌和林，在那里重建势力。但当他们行至距哈剌和林150公里的土剌河时，一场兵变发生了。时值隆冬，大雪三日，叛军因此得势。宗王也速迭儿令大王火儿忽答孙、王府官孛罗等追袭脱古思帖木儿，并以弓弦绞杀之，其太子天保奴也同样死于乱军之中。也速迭儿的一个部将捏怯来对其所作所为感到羞耻，故向明军投降，太祖欣然接纳，待之如故。¹¹⁹

流亡的元廷败亡后，散落各地的军阀们纷纷准备以劫掠中原为生存之计，其中就有前文提及的，太祖在十六年前招降失败的乃儿不花。不少元将是太祖所钦佩的对象，如扩廓帖木儿、纳哈出，乃儿不花似乎还得排到第三位。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乃儿不花与咬住、阿鲁帖木儿等意图寇边，太祖令晋王、燕王（后来的永乐皇帝）统兵击之，又令颍国公傅友德等到北平训练军马，听候燕王调遣。¹²⁰是年正月，太祖令都御史铁古思帖木儿往谕前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其书略曰：

前岁，脱古思帖木儿北行，闻至岭北，祸生不测。和林以南，消息不知，以此尝遣使入沙漠寻访。近闻尔等所在，再遣都御史铁古思帖木儿往谕汝等：元朝气运已终，汝等领散亡之众，在草野无所归，度日甚艰，然不敢南来者，意必谓尝犯边境，故心中疑惑。且如纳哈出在辽东，前后杀掠守御官军二万余人，及后来降，封以侯爵，大小将校，悉加官赏。朕何尝以为仇也？但边境宁静，百姓安乐，即是好事。已令和尚国公，斡因帖木儿平章晓以朕意，想知之。汝等勿疑，领众而来，必择善地，使汝安居，各遂生息，岂不美乎？若犹豫不决，坐事失机，大军一至，恐非汝之利也。¹²¹

致书警告之后，太祖决定对敌军发起进攻。太祖向晋王、燕王等转达降虏所提供的情报并指导其军事部署：“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马称之有急，则十人皆一骑，趁水草长行。大军负戴且重，追袭甚劳……其众二心，欲南向者多，北向者少。且将粮饷运至上都及口温，集于各程，然后再俟人来，知其所在，一举而中矣。”¹²²

三月，行动开始了。燕王率军出征，而实际上军队归傅友德指挥。明军趁着天降大雪向北行军。军至迤都，与乃儿不花等相隔不远。明军遣乃儿不花的旧识观童前往敌营，乃儿不花与之见，相抱持而泣。少顷，明军乘其不备，包围了乃儿不花营地。在观童的劝说下，明军兵不血刃地促使乃儿不花投降，悉收其部落及马、驼、牛、羊。对明军来说，这一策略可谓绝妙。¹²³

这些昔日的敌人受到明朝的优待。傅友德将战袄袭衣分授其部众，将之尽徙入关，又将降将乃儿不花等送至南京。此外，太祖又令工部郎中杨冀将18473领夏衣运至北平，分赐乃儿不花部下将校、军士并家属4786人。乃儿不花等200余人则到南京交出元廷的金、银、铁牌以及所受的元朝宣命敕书，以换取太祖的赏赐和分封。据《明实录》统计，太祖共计赐乃儿不花等及部属将校二百余人白金13600两，钞12600锭，文绮帛各1080匹^[42]，罗衣550袭。乃儿不花部下将士及家属707户，亦在随后赴京受赏。不唯如此，太祖还授予诸将官以新职，其中，乃儿不花授留守中卫指挥同知，阿鲁帖木儿为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俱入明军高阶军官序列。¹²⁴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太祖为后军都督佥事沐春等描绘了边防形势的新变化。他说：“曩者，胡虏近塞，兵卫未立，所以设兵守关。今虏人远遁，塞外清宁，已置大宁都司及广宁诸卫，足以守边。”因此，大多数守关士卒改令屯田养马，只有山海关等处仍存留将士，其余一片石等关，每处只保留军士十余人，以备“讥察逋逃”。¹²⁵

看起来，明朝当前的边防安全形势，似乎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好，但似未尽然。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春，太祖命北平都司选精锐护卫骑兵，并乃儿不花等所部军士，“远巡塞北，搜捕残胡”。在太祖看来，乃儿不花的军士熟知漠北地形，如令之为向导，必能多有擒获。而北平防御的空缺，则抽调原驻扎在中原和南方诸省的鞑靼人接管。漠北草原零散的胡兵残部，必须尽快被瓦解。于是，是年春夏间，明军发动了最后一次远征。此次领兵的，是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此次出征总体来说很顺利，但并未对局势有过多改变。周兴行军途中见车马轨迹，于是率军追赶至兀者河，仅得空车百余辆。但在另一次与胡兵的遭遇战中，周兴获胡兵所弃辎重，又追胡兵至彻彻儿山，生擒500余人，获马、驼、牛、羊及银印、图书、银字铁牌等物，悉送京师。太祖于所俘胡兵中选出两人，令其北归，代为诏谕胡将阿札失等。¹²⁶

但在5年后，也就是元廷离开中原21年^[43]后，这个曾经草原上最伟大的民族，成吉思汗所创建的世界帝国的继承者，在经受多年重创之后，似乎又以燎原之势复燃。此时，年迈的太祖皇帝似乎再次感受到这一严重威胁。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夏间，太祖皇帝向戍边的六位皇子——晋王、燕王、代王、辽王、宁王、谷王发出警告，称：“前岁秋，山西塞外降胡逃归岭北。此数人居山西八年，安得不以中国虚实为胡人谋乎？此胡人入寇之端也。”此外，太祖还在观星中发现“天象示变，占北方当有警”，故而诏谕其六子，授之以制敌之计，曰：“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机思谋虑，艰于运筹。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远虑，倘或失机误事，非惟贻忧朕躬。尔等安危亦系于是，可不慎哉！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各守分地，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钞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务在深藏设计，待彼肆志驰骋，则一鼓可擒其首将矣。”¹²⁷

是年（太祖驾崩前一年）六月，太祖发出他最后一次对边防时局的警告。彼时，晋王和燕王统军出开平数百里，太祖听闻此讯，急忙教谕他们兄弟（时晋王39岁，燕王37岁）二人：“近者，人自塞上来，知尔兄弟统军深入。古人论兵贵乎知己知彼，若能知彼，又能知己，虽不能胜，亦无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与敌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猝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所以必欲知己，算我马数如是。纵有步军，但可夹马以助声势，若欲追北擒寇，则不能矣。今尔等率数千马，离开平三四百里，驻旷塞中，况无轻骑远侦，以知敌情。设使胡兵数万，昼潜夜行，隐柳藏荻，猝然相遇，彼以数万，我以数千，何以当之？若欲纵辔驰行，其将何以全军士哉！今吾马数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来屯驻，远斥堠，谨烽燧，设信炮，猝有警急，一时可知。胡人上马，动计十万，兵势全备。若欲折冲鏖战，其孰可当？尔等不能深思熟虑，提兵远行，不与敌遇则侥幸耳；设若遇之，岂不危哉！方今马少，全仰步军，必常附城垒。倘有不测，则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

这是一个极为谨慎的忠告。但在1402年燕王登基后，他却完全将之抛于脑后。不过，太祖此番话已经预示了，1449年后明朝边防安全战略不得不发生转变。

警告过后，太祖又向晋王、燕王讲述其峥嵘岁月：“吾起寒微，因天下乱，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从者如云，犹且听命于雄者。又二年，帅将士东渡大江，秣马厉兵于建业，以观天下之变。其诸雄皆放肆无籍之徒，虽曰无藉，而元亦不能驭。乃命中山武宁王（徐达）、开平忠武王（常遇春）总兵四征，与群雄并驱。又不数十年，群雄殄灭，偃兵息民，当并驱之……不三年而天下一统。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今尔等又入旷塞，提兵远行，设若遇敌，岂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虏为中国患久矣。历代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于北鄙之虑，尤加慎密。尔能听朕之训，明于事势，机无少懈，虽不能胜彼，亦不能为我边患，是良策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尔其慎哉！”¹²⁸

这位稳坐江山数十年的开国圣君，在临终前夕进行了如上非比寻常的训诫，听起来振聋发聩。因为谨慎，他对中原的治理一丝不苟；他在处理中原与鞑靼（被迫退居漠北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的关系时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同时，出于战略平衡的需要，他又以雷霆万钧之势远征漠北草原，彻底粉碎了元朝政权规复中原的企图。而诚如他一如既往的谨慎，他对明朝边防安全战略做了最后一次评估，认为不应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不必要的主动出击中，而应将之投入巩固边防安全的建设战略中。

辽东：东北防线上的冰与火

如前述，在防线中段，明军与元军正面交锋，展开反复较量。而在西北和东北两处防线上，却呈现出以中原汉人为主，非汉族群杂糅并居的局面。¹²⁹如果我们从中原出发，择一方向向外游历，沿途州县会呈现出如下变化：先是其州县居民主体以汉人为主，而后渐次出现诸族群杂居混同的情况，再往西北则以畏兀儿、回族、藏族为主，往东北则以鞑靼、女真和高丽为主。在洪武时期，正如西北方向的哈密和别失八里曾使地区形势复杂化一样，在东北方向，元朝地方军阀纳哈出与高丽人也给辽东（因地处辽河以东而得名）地区的稳定带来不确定性。纳哈出和高丽甚至还曾一度结为反明同盟。

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太祖开始关注到二者可能形成的联盟。时纳哈出据辽阳，拥兵自重，试图与高丽建立反明同盟，而太祖亦加紧说服高丽附明，勿与纳哈出为伍。同时，太祖还致书顺帝妥懽帖睦尔，扬言如果顺帝不能钳制纳哈出，他将出兵攻之。书文略曰：

近闻兵扰边陲，民罹锋镝，岂君之故？将妄为生事邪？抑君失算而使然邪？若果不知自省，而犹为此举，则是不能识机度势，恐非君之福也。朕今为君熟计，当限地朔漠，修德顺天，效宋世南渡之后，保守其方，弗绝其祀，毋为轻动，自贻厥祸。

同时，太祖还致信与纳哈出叙旧，请他沿途放行太祖遣往顺帝处的信使。信文如下：

将军昔自江左辞还，不通音问，十五年矣。近闻戍守辽阳，士马强盛，可谓有志之士，甚为之喜。兹因使通元君，道经营垒，望令人送达，所遣内臣至将军营，即令其还。书不多及。¹³⁰

辽东地区，在元代为辽阳行省。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前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之数奉表来降。太祖得表甚喜，诏置辽东卫指挥使司，在辽东地区实行军事化管理，并令刘益为辽东卫指挥同知。¹³¹但是，像刘益这样迅速投靠新朝的行为也有可能激起某些极端的愤怒。五月，刘益被前元平章洪保保、马彦翚、八丹等叛杀。（事实上，直到洪武三十年，太祖才道出了事情真相：其欲叛逃高丽，故而被杀。）^132[44]

六月，双方矛盾爆发了。前元右丞张良佐、左丞房暠遣参政张革、行枢密院副使焦偶、廉访司佥事李茂、断事官崔忽都自辽东来贡马，并将杀害刘益的凶手八丹、僧儿等解赴南京。使者称，另一名杀害刘益的凶手洪保保已经逃亡纳哈出所在的金山（泛指毗邻蒙古高原东部的一片地区）大营处，而纳哈出已经与高家奴、也先不花等四位元将互为犄角，“必有构兵之衅”。¹³³

为此，太祖专门作长信一封给纳哈出，信文如下：

前者，万户黄俦回，闻将军威震辽左，英资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复，君子岂不察与（欤）？昔在赵宋，君主天下，立纲陈纪，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权纲解纽，故元太祖兴于朔方，世祖入统中国，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强为也。元之疆宇非不广，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众，城郭非不坚，一旦红巾起于汝颍，群盗遍满中原……相与割据中夏，逾二十年。朕本淮民，为群雄所逼，因集众御乱，遂渡江与将军会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礼遇，且知将军为名家（纳哈出很有可能是成吉思汗麾下四杰之一的木华黎的后代），故纵北归，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来，朕见群雄无成，调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闽越，东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为我俘虏。惟元昏君奔北自亡，华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贤人君子，宜必知之。近闻将军居金山，大张威令，吾兵亦守辽左，与将军旌旗相望。将军若能遣使通旧日之问，贡献良马，姑容就彼，顺其水草，犹可自逞一方。不然，胡无百年之运，大厦既倾，非一木可支。衅之后先，惟将军自思之。¹³⁴

信件送出期间，太祖又诏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治今辽宁辽阳市，位于北平东北600公里，纳哈出金山大营南300公里处），令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吴泉、冯祥为同知，王德为佥事，^[45]“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¹³⁵

在金山一带，纳哈出对于明军而言仍是个威胁，以致在某些时候，太祖甚至想过动用武力赶走纳哈出。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太祖命户部募人于永平卫鸦红桥（约于北平东120公里），以官方盐引（可到官营盐场换取相应分量的盐的凭证）换取民间纳粮（这与前述茶马互市的做法颇为相似），为未来潜在的北征做后勤准备。¹³⁶

六月，太祖遣使敕令辽东都督佥事仇成严加戒防，敕曰：“兵戍辽阳，已有年矣。虽曰农战交修，其航海之运，犹连年未已。近者，靖海侯吴祯率舟师重载东往，所运甚大。昨晚，忽闻纳哈出，欲整兵来哨，为指挥叶旺中途阻归。因此而料，彼前数年凡时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马南向。今将盛暑，彼有此举，情状见矣。粮运既至，宜严为备御，庶可无虞。”¹³⁷

到了十一月，仇成认为纳哈出不会在冬季发动进攻，故而防备渐疏。纳哈出反其道而行之，出兵辽东，劫掠牛家庄（今辽宁铁岭市昌图镇，位于沈阳东北130公里），烧仓粮10万余石，军士陷没者5000余人。仇成因失备御，降为永平卫指挥使。¹³⁸

洪武十七年（1384年），前元降将，时任江西布政使司参议胡昱向太祖建议征讨纳哈出。他说道：“纳哈出窃据金山，恃强为患。元嗣君帖古思帖木儿孱弱不能制，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剌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又势孤援绝。若发兵击之，可一举而擒也。”太祖嘉其言，但认为进攻纳哈出的时机尚未成熟。他说：“纳哈出之为人，朕素知之，不过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众尔。然人心外合内离，亦岂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觉悟，念昔释归之恩，幡然而来，不犹愈于用兵乎？不然，为恶不悛，将自取亡灭。尔言虽善，然未可遽动。”¹³⁹

两年后，太祖才下定决心征讨纳哈出。此前，一封太祖给纳哈出的诏谕反映了彼时他的所思所想，其文如下：

人生天地间，机变造化得宜，时势不失者，乃为杰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后必封。”尔为元臣，忠则忠矣，何苦违人事而失德！有若是耶？昔者，尔被获于江东，朕特生全尔归，此朕顺人心之所好所以好者。人人凡有患难，谁不欲脱患难而身安者乎？当是时，在俘囚之中，果愿死乎？生乎？若以尔己心度之，凡两军之间，有力不及尔者，被尔拘囚而乃尽杀之，甚不少。当是时，若以己受患难之心，推及俘囚者，尔必大昌，福及后嗣，必有日矣。如去年冬，尔将兵寇我辽界，彼回军之日，凡弃下者，皆生全于我处，朕未尝轻杀一人。曩者，黄绸（俦）万户奉朕命令，而往尔处，非己愿行，实差不由己也。本人于尔，颇有恩惠，何期尔不思好生恶死之情，一旦杀之，其尔之患难，为黄绸（俦）所生；其黄绸（俦）之命，尔独故意杀之。天心神鉴，祸将归焉。今尔与朕守边将士，旌旗相望，略较胜负，则彼胜我负，已两经矣。为尔所害者，将及八千人，皆无生全，诚可惜哉。然已往之事不咎，未来者可不思乎？自今以后，若能与我通一介之使，则前日之仇，必成冰解火焚矣。谕至之后，不然朕言，彼必就缚。生见朕面，恐无言可对，尔思之。¹⁴⁰

纳哈出并无回音。出于对纳哈出劫掠辽东的报复，洪武十九年冬到洪武二十年春（1386—1387年）之间，太祖令宋国公冯胜于大宁诸边隘分兵增设卫所，以钳制纳哈出的部队。太祖还命户部内库钞1857500锭，散给北平、山东、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县，令他们募集民夫运粮，共计募民夫20余万，运米123万余石（1石约合90千克）。¹⁴¹

洪武二十年（1387年）初，太祖命冯胜等率军20万讨伐纳哈出。太祖对冯胜等道：“虏情诡诈，未易得其虚实。汝等慎无轻进，且驻师通州，遣人觇其出没。虏若在庆州，宜以轻骑，掩其不备，若克庆州，则以全师径捣金山。纳哈出不意吾师之至，必可擒矣。”2月，右副将军蓝玉闻纳哈出有部队屯驻于其部队东北450公里的庆州，遂乘大雪率轻骑前去偷袭庆州，杀其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奚，并获人马而还。

较量之间，太祖又遣二使将所俘纳哈出将领乃剌吾送还其营，并附书一封。书曰：“尔纳哈出等聚兵愈出没不常，意较胜负，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人心，谁无父母之念，夫妇之情，故特命其生还，以全骨肉之爱。且闻其善战，今遣北归，更益尔战将，他日再较胜负，尔心以为何如？……兹命仪礼司官、前佥院蛮子，镇抚张允恭送乃剌吾抵尔所在。使者未审可还乎？余不多及。”¹⁴²

二月，冯胜兵出松亭关，加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并引兵驻扎大宁。安营扎寨毕，冯胜又留兵5万守大宁，自己亲率大军向金山大营进发。太祖得知，提醒冯胜等严防纳哈出偷袭，曰：“往者，庆州之捷，俘虏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辽东送来降者所陈亦同。五月五日得军中遣至降胡，又云纳哈出弃金山巢穴，营于新泰州，去辽阳千八百里。朕计群胡虽起营北行，似若远遁，尚恐诡谋窃发，尤不可不为之备。况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屡有警。诸将宜严号令，整行伍，远斥堠，以逸待劳，则必有当之者矣。”未几，太祖又遣使密敕冯胜，曰：“朕计纳哈出去金山未远，以兵促之势必来降。且胡主谓我得志，无意穷追，必顺逐水草往来黑山鱼海之间，乘其趑趄，攻其无备，虏众可尽图也。”¹⁴³

六月，太祖将乃剌吾送回纳哈出营的策略似乎收到意外效果。乃剌吾对太祖的所作所为赞不绝口，常“以朝廷抚恤之恩语其众”。众人听说后，多有归附投降之心。¹⁴⁴在明军压境面前，纳哈出似乎也有所动摇了。

不久，事情出现了戏剧性反转。前一刻还是生死仇人的纳哈出，下一刻便投降了。投降后，纳哈出前往蓝玉营中，蓝玉大喜，“出酒与之饮，甚相欢”。纳哈出酌酒款谢蓝玉，蓝玉又请之先饮，纳哈出一饮而尽。蓝玉脱下自己的衣服赠与纳哈出，纳哈出却不愿穿，双方竟起争执。纳哈出一气之下，将酒洒在地上，并跟随从说了几句蒙古语。座中有懂蒙古语的军官，得知纳哈出意将夺马逃脱，急告众人，郑国公常茂以刀止之，伤及纳哈出肩臂，并将之解赴冯胜营中。虽有此曲折，但最终纳哈出及其将士4万余人，部民20余万俱降。明军获其羊、马、驴、驼、辎重等无数。纳哈出与投降将校及其诸家属俱被向南遣送至中原。¹⁴⁵

冯胜此次出征还俘获鞑靼军士所遗弃的44963辆车，数千匹马。到了闰六月，冯胜班师回京。收降士众当如何安置？太祖认为，大多数原纳哈出部将士仍应留居金山，其余部分，则或徙于辽东，或迁至北平，“顺水草以便牧放，择膏腴之地以便屯种”。从军将士则得到太祖厚赐。鞑靼将校军士计赐布176716匹，棉袄27552件，皮裘5353件，冬衣及色绢衣32240件。此外，太祖还赏赐归附的各级鞑靼酋长、军士、男女百姓等44179人计500石米粮。¹⁴⁶

对明军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胜利。日益疲困的元军在东北的整个侧翼被一锅端掉了。在庆祝冯胜等凯旋的敕谕中，太祖说道：“自古汉胡相攻，至元未已。及天革元运，朕命中山武宁王、开平忠武王攘之塞外，远者数千里，迩者数百里。二王既往，余虏常为边声。由是命尔等率马、步屯驻大宁，审势进讨。今得所奏，即有征无战，非尔等诚格于天，忠义服人，何若是之易邪？”不过话锋一转，太祖继而警告说：“然自古至今，凡为将功成名遂，千万岁不磨者，不过数人。盖摧坚抚顺之际，机奇而仁布，处之有道故也。今纳哈出心悦来归，当抚绥以诚，务安其众，毋致惊扰。胡虏生计，惟畜牧是赖，犹汉人资于树艺也。若少有侵渔，则众心生怨，易变难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成名遂，由严号令于诸军，不苟取于来降，以致偃兵华夏，功烈昭于后世。今二王已位，尔等能继靖虏庭，成此奇勋，则可以追踪二王，同垂不朽，岂不伟与！”¹⁴⁷

不幸的是，事情很快趋凶。冯胜等也并非全然能成为太祖所希望的“诚格于天，忠义服人”之辈。有人向太祖奏禀：“大将军（冯）胜专为己私，不能抚辑降虏，而乃播恶胡中……乃窃取虏骑为数不少，又娶虏有丧之女，使人忘哀成配，大失人伦。”太祖听后大为震惊。冯胜的所作所为，正是太祖谆谆告诫其勿恣意妄为之事，正是太祖所担忧的可能激起民变的举动。不过，因冯胜“尝有战伐之功”，太祖并未科以重罚，只是令他“当改行易虑，推诚于上下”。但是，同年八月，太祖得知冯胜手下参将抢夺投降胡人所乘之马，严厉警告冯胜，此举“于国有损，于己有污”，希望他“自今宜洗心去贪，以保勋名”，但仍未予以处罚。¹⁴⁸

就太祖本人而言，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用人的过失，他对纳哈出及降附之众异常慷慨。在一封诏谕中，太祖向纳哈出及其南迁之众解释道：“尔等将人口、头匹而来，远涉道途，甚为艰辛。朕初命辽阳、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崖头、大宁旧省口内之人，各照原所居住。不意文书到迟，总兵官将尔等行程迂远。若已入迁民镇，可留彼暂住。若未入口到瑞州、闾山左右，朕见命官运布一十七万匹给赐尔等，且就彼关领车辆，损坏亦就彼修理。”¹⁴⁹

在此期间，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3300余人抵达南京。他们向明廷出示金、银、铜印及金、银虎符等前元颁发的印信凭证。大多数将校“俱与名分”，重新授得明军中的一官半职，而纳哈出本人则赐一品服，封海西侯，赐禄米2000石。太祖还另赐纳哈出及其部将织金文绣、冬衣、钞、靴、袜等物。他们所乘马匹，经长途跋涉后，皆羸瘦不堪，太祖又令各卫好生牧养。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太祖命纳哈出随傅友德往征云南，那里是前元遗留的另一块飞地，此刻明军决定一举将它拿下。不过，纳哈出最终未能抵达前线。是年七月，在沿江而下抵达武昌的途中，纳哈出病亡。据说，他性嗜烧酒，盛夏时节，又常在酒后以冷水洗澡，因而落疾。在他前往云南前线的舟中，他再次酒后洗澡，旧疾复发，因而病亡。其子察罕袭爵，改封沈阳侯。¹⁵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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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伏纳哈出的同时，明军也在辽东地区迅速推进，抢占纳哈出的“政治遗产”。大量棉布、衣服、鞋子、冬衣和大米等物资源源不断从中原调集，运往辽东地区，以支援前线明军开疆拓土，建立卫所。¹⁵¹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明朝属于前工业化时代，而其经济中的劳动密集程度却令今人瞠目结舌。试想一下，生产70万石（6.3万吨）米粮，需要多少农夫，消耗多少工时？将这些粮食运抵海边粮仓，又需要多少车夫、牛马？又有多少轻舟能将海路运来的粮食搬卸到辽东？又需要多少人，才能将运抵辽东的粮食分发到各个卫所？另外，就衣物而言，又需要多少种植棉花的农民、采摘棉花的工人以及制成成品的织工？显而易见，明朝的边防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要求国家机器能够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不间断地动员有生力量，投入到边防后勤补给中。就此观之，无怪乎太祖坚定地认为戍边士卒及相应军户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需要自行开垦屯田。

明朝对辽东腹地女真人所采取的战略，与前述治藏方略极为相似——初以招抚为上策，若招抚无效，则加诸军事手段。与藏族聚居区的情况一样，此前元朝已在军事上控制了女真各部，因此明朝要做的，就是让女真诸部首领转而归附明朝。然而，这并非易举之事。明人注意到，无论在西北还是东北方向，非汉人族属都曾在过去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建立过自己的政权。西北方面，如约公元4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建立的成汉；7—9世纪唐朝时期藏人建立的吐蕃以及1038—1227年两宋时期的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东北方面，如约公元4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慕容鲜卑建立的燕；907—1125年契丹人建立的辽以及1115—1234年女真人建立的金，等等。而明人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阻止类似政权的再度崛起。

太祖曾对辽东风俗倍感兴趣，于是他向从辽东归附的前元将领名祖咨询。名祖道：“辽东地遐远，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素不知诗书，而其俗尚礼教。凡子丧其父，妻丧其夫，皆日至墓所拜哭，奠酒浆百日，乃止服衰三年，不饮酒食肉，不理发，不游猎，不与人语戏。间有以歉岁食肉者，乡人共诋之。”接着，他又向太祖举了若干事例：“往年，石城有高希凤者，本光州固始县人。戊戌秋，在辽东老鸦寨为乱兵所掠，力抗不伏，乱兵断其右腕而死。其妻刘氏被虏，行十余里，骂不绝口，亦为所杀。希凤仲弟药师奴，亦死于乱。妻李氏携其子文殊、孤侄僧保往高丽避难。至中途，度不能两全，以其子差长，弃之，独携侄以行及……希凤季弟伯颜不花，为纳哈出所杀。其妻郭氏，高丽人，居浑滩，自缢死于马枥。希凤从子高塔失丁，亦为父仇诬陷而死。其妻金氏与姑邢氏，缢死于鱼坞所居之室。一门五妇，皆尽节义。”又言，“定远南河寨斡罗村，有卒裴皮铁者疫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昼夜哀临。比葬之日，陈祭辞柩毕，缢于屋西桑树而死。乡人义之，遂合葬焉。”

太祖听说这些事例后，为之动容，令有司旌表其家，以彰节义。¹⁵²

正如藏人对佛教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太祖亦尊崇佛教），辽东地区的某些居民也对中原礼教执着遵行。辽东人民对礼教的尊奉，似乎有助于明朝在当地设立儒学学校。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于辽东都指挥使司置儒学学校，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又于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等处卫所设立儒学学校，每校置学正一员，训导四员。¹⁵³从上述这些史实可以看出，明朝急于确认其在诸族属杂居的辽东地区的政权合法性，因而采取上述对节妇、义妇、贞妇的旌表，却也在无形之中将这种近乎极端的礼教“合理”思想加诸当地女性。信奉礼教的儒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准宗教，当地士民，无论汉人、高丽人，抑或女真人，都可以将之奉为圭臬。

此时的女真诸部还处于势穷落后的状态。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三位前元女真军官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来辽东都指挥使司，自称为野人女真所获，不胜其奴役而逃至此，认为明朝治下的辽东乃“乐土”，请求归附。同时，他们还请求“圣朝垂恩，得以琉璃珠、弓弦、锡镴遗野人，则可赎八百余家，俱入辽东”。太祖得知之后，即赐他们衣服，并赐“琉璃珠五百，索锡五斤，弓弦十条”，以换赎被野人女真奴役的女真人。¹⁵⁴

但是，明朝并不愿让野人女真或海西女真完全独立于它的触角之外。洪武二十年（1387年），辽东军官曾往野人女真、海西女真的地方，历涉劳苦却一无所获。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太祖命俺得迷失招抚海西女真，并赐予他们衣物。不过总的来说，明朝与女真诸部的接触仍以失败告终。于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太祖向女真诸部发起进攻。总兵官周兴命都督佥事宋晟、领辽王府中护卫都督刘真及领宁王府中护卫指挥庄德率领三万卫（治今辽宁开原市北，位于辽阳东北150公里）的士兵，前去征讨女真诸部。^[46]至夏天，周兴等率军与野人女真（他们主要居住在松花江流域东北部数百公里之内）开战。明军大获全胜，并开始追捕野人女真首领西阳哈，但是他已“于二月河冻时过松花江”，且此时恰逢“天雨昼晦”，追之已然不及。即使如此，明军仍然俘获了女真镇抚军官及男女民众650余人，并获马400余匹。经此一役，太祖发现三万卫所部高丽、女真归附士兵，常假借出猎为名，四处为患，于是命武定侯郭英徙其众，于广宁卫西屯种。尽管有上述的恩威手段，但直到太祖驾崩，女真诸部方面的局势仍不见稳定。¹⁵⁵

高丽的干预，是这种不稳定状态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而高丽本身在对明政策上就举棋不定，左右逢源。元朝对高丽的宗主权，在元末红巾起义的战乱中就实质性地丧失了，而高丽王室本身亦无法对中原新的形势作出预判。高丽应该与扩廓帖木儿或纳哈出结盟吗？应如何妥善处理与明朝（此时它对明朝还一无所知）的关系？抑或应该介入辽东局势，与女真结盟，拓展版图，以备不周？¹⁵⁶就史实上看，三个方案都被其逐一尝试过了。

明丽关系，因辽东卫所发生事件而生隙。洪武十二年（1379年）六月，太祖听闻高丽有人不远千里来归附，疑其有诈，遂敕谕辽东守将潘敬叶旺，曰：“高丽龙州郑白等率男妇来降。朕未审将军识其计否？高丽僻居海隅，其俗尚诈，其性多顽，况人情莫不安土重迁，岂有舍桑梓而归异乡者耶？斯必示弱于我，如堕其计，则不过一二年间，至者接迹，其害岂小小哉！符至之日，开谕来者令还，以破彼奸。今中国方宁，正息兵养民之时。尔与东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必得以借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则师有名矣。其来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纳逋逃。’不然，则边患将由此而启矣。”¹⁵⁷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夏，太祖又令辽东守将多提防高丽来人。在他看来，高丽人心诡谲，不可轻信。这反映在他给辽东都指挥使司的回敕中。敕文如下：

高丽周谊至辽东，朕观其来咨，知东夷之诈，将以构大祸也。此来岂诚心哉？尔等镇戍边方，不能制人，将为人所制矣。且高丽朝贡，前已违约，朕尝拘其使诘责之，后纵其归，令当如约，则事大之心，其庶几乎？使既还，未闻有敬畏之心，乃复怀诈，令谊作行人，假称计事，此非有谋而何？前元庚申君尝索女子于其国，谊有女入于元宫。庚申君出奔，朕之内臣得此女以归。今高丽数以谊来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备，毋使入窥中国也。¹⁵⁸

洪武十四年（1381年）冬，太祖夸赞辽东都指挥使潘敬等在处理高丽问题时“甚合事宜”，但他同时又再次提醒潘敬提防高丽的诡谲。他说：“高丽奸臣李仁，篡弑其主。臣民畏其党众而屈从之，今几年矣。曩者，中国之君以力服之者有焉，以德怀之者有焉。如高丽之奸顽，德不能怀，惟威之畏，故前人以力得之，其为生民之祸亦甚矣。虽有时而怀德，待之以礼，旋复诡诈，窃发背叛，不常累代兵征，盖以此也。今李仁虽云愿听约束，未知臣节久将何如。卿与诸将其慎之。高丽贡献，但一物有不如约，即却之境上，固守边防，毋被其诳。”¹⁵⁹

尽管太祖称高丽贡品“有不如约，即却之境上”，但当洪武十七年（1384年），高丽使臣崔涓、金进宜前来贡马2000匹，并称“金非其地所产，愿以马代输”时，太祖却接受了这一“不如约”。但当使臣到达南京时，太祖又对他们大发雷霆，认为他们贿赂在京官员，与京官相勾结。他们甚至还在使臣身上搜到一份名单，上面记载“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下等人若干”，准备各以其官阶职事行贿。太祖怒斥其使，又盛赞辽东守臣“勿为善说所诱，勿为华丽所惑”，能坚定捍卫“东界鸭绿，北接旷塞”的辽土。¹⁶⁰

就目前史料来看，还未能完全确定高丽在辽东的干预何时停止，而明朝又于何时开始全面介入辽东事务。在洪武二十年底（1388年初），太祖命户部咨高丽王：“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直、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¹⁶¹看起来，太祖似乎对高丽人逐步徙入辽东的做法颇为在意。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高丽禑王（前述篡弑其主的李仁^[47]所扶植的新王，始初太祖并不愿意与之有交往）上表称：“文、高、和、定等州本为高丽旧壤，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以为统属。”太祖却认为其所言似是而非。在太祖看来，高丽所称“旧壤”看似有理，但至少在元代就已经隶属中原政权管理，所以高丽人的请求不应允可。¹⁶²太祖说道：“数州之地，如高丽所言，似合隶之。以理势言之，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况今铁岭已置卫自屯，兵马守其民，各有统属。高丽之言，未足为信。且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远邦小夷，固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毋生衅端。”¹⁶³随后，太祖又诏谕辽东都指挥使司：“凡朝鲜人至，止令于革河互市，不许入境。”¹⁶⁴

正因这种种摩擦，高丽方面决定改变其对明政策，而其中细节，明廷竟一无所知。太祖对铁岭之地寸分不让，高丽决定诉诸武力。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夏，禑王派李成桂出兵攻打辽东。高丽军很快渡过鸭绿江，但李成桂却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坚信此役毫无胜算，于是请求班师，禑王不听。于是，李成桂在威化岛果断回军，返回开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禑王政权。到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在开京寿昌宫即位称王，李氏王朝建立。¹⁶⁵

在中原的朝贡体系中，朝贡国国内发生政变，对朝廷来说总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有时甚至需要诉诸某些军事干预。但在这个具体的个案中，又有所不同。太祖本应因高丽之入侵而谴责其行为，以暴制暴，将入侵的高丽军赶出辽东。但是，政变发生了，政变者李成桂还制止了高丽军队入侵辽东。

李成桂还做出降尊“事大”的姿态。他遣使李恬上表，并向明朝进贡马匹、方物。他还感谢太祖更其国号高丽为朝鲜，并更其本人名为李旦。¹⁶⁶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已经结束敌对状态了？

恐未尽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夏，辽东都指挥使司向太祖奏报，称“朝鲜国近遣其守边千户，招诱女直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寇辽东”。太祖方稍心安，又复提心吊胆。他说：“李旦方来奉贡，而复欲寇边，是其自生衅端！”思来想去，太祖决定给李旦降敕。在敕中，太祖向李旦介绍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并提醒他与他的国家——朝鲜的所作所为，希望他慎重考虑接下来的治国、治军方略。敕文曰：

昔在元季，群雄并起，中原扰动，民被兵灾。几及二纪，朕训将练兵，扫除群雄，四征不庭，蛮夷率服，化锋刃为农器。诸将析圭儋爵，享有太平。奈何高丽屡怀不靖，诡诈日生，数构衅端，屡肆慢侮，诳诱小民，潜通海道。朝廷命将镇守辽东，辄遣人以金帛诱之。后王颛被弑，杀及朝使。今尔方遣使入朝听约束，而乃阴令边将，诱女直人潜渡鸭绿江，意将何为？昔在汉时，高丽寇边，汉兵致伐，高丽由是败灭。及曹魏之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魏亦再加兵讨。晋以尔固悖慢，焚尔宫室，俘尔男女。隋兵再伐，高丽之民，死伤涂地。唐兵讨尔弑逆，平尔土地，为九都督府。辽金至元，尔国屡造衅端，杀其信使，由是屡加讨伐。宫室焚荡，民庶斩虏，国灭君诛。监戒甚迩，尔犹蹈其覆车之辙，岂非愚之甚乎？往岁请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许。及后以瑶任国事，遂以其子奭来朝。及奭还国，瑶已被废。尔乃废绝王氏，自取其国，朕以尔能安靖东夷之民，听尔自为声教。前者请更国号，朕既为尔正名，近者表至，仍称权知国事。又先遣使辽王、宁王所逾月，方来谢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视高丽，不啻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朕闻金世宗时，高丽进表启函，惟小石数枚。及贺正，称进玉带，验之乃石。世宗由是兴师，破数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见者也。近者，尔国入贡，复以空纸圈数十杂于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诚，果如是乎？尔之所恃者，以沧海之大，重山之险，谓我朝之兵，亦如汉唐耳？汉唐之兵，长于骑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为难。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备，岂若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澥，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当之？虽然，际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祸福之机，开尔自新之路。尔能以所诱千户女直之人送京师，尽改前过，朕亦将容尔自为声教，以安夷人。若重违天道，则罚及尔，身不可悔。¹⁶⁷

降敕之外，太祖又严令辽东都指挥使司严加防边，毋令朝鲜使臣入境，同时遣骑兵于鸭绿江北岸沿江巡防。而朝鲜方面也释放了某些善意的举动。为弥补前失，朝鲜将辽东的逃亡军民，计122户、388人械送回辽东，并将他们拐带走的牛马悉数送回。¹⁶⁸

但是，战争的阴霾仍笼罩在鸭绿江两岸。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四月，太祖诏命停止修筑辽王的宫殿（位于辽阳西北120公里处）。因为修筑所用夫役俱为前线训练有素的将士，他们若在工役方面劳苦过多，必然会心生怨恨乃至叛乱。事实上，前线已经出现不少将士逃亡山泽草野、“乘间劫掠”的现象。此外，太祖还注意到，近来朝鲜从其国中腹地向鸭绿江沿线战略要冲之地的粮仓运粮，“每驿有一万、二万石，或七八万，十数万石”，且其多方诱降辽东的女真人和逃亡军士。在太祖看来，朝鲜的行为意在不轨，而设若朝鲜出兵20万，辽东诸卫恐怕难以抵挡其锋势。因此，为了阻止其招诱逃亡将士，也为了集中精力整饬边防，太祖令辽王暂停营缮造作，权止居住于军营之中。¹⁶⁹尽管后来辽王的宫殿仍予开工，并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落成，但太祖仍不忘告诫其高筑城墙，以备不虞。太祖认为，想要击退朝鲜的进攻，必得10万士兵，才能将他们赶回朝鲜。而太祖似乎对目前辽东的防御体系信心不足，他甚至还为辽王规划了退路，若“难以守御，则王徙居山海卫”。¹⁷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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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文所称的太祖，是朱元璋死后的庙号。这是一个他当之无愧的庙号。他是一位充满活力，敢于挑战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君主^[48]，同时，他也像极了某种极权制度下的暴君。作为明朝的肇基者，太祖甚至在我们这个星球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难逢敌手。他不是战士，而是天子，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实体——明朝的领袖。他尝试着以儒家“回向三代”的伦理理想去重塑天下，他带领明朝走向仁义的世界，成为世界文明的灯塔。他在很大程度上像极了一位人类社会的“系统工程师”，一位国家航行路线上掌舵的“舵手”，对他的“天下”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¹⁷¹

本章到目前，主要聚焦在太祖作为“舵手”的一面，但我们仍有必要将他作为“系统工程师”的一面作一些简单梳理。他的一大成就在于他在明代军事系统里建立了卫所系统。这是一个能内在地自我更新兵源的系统，这一制度持续到明亡。¹⁷²这一系统由三个层级组成。最基础的部分，是数以百万计的世袭军户。他们的主要义务在于确保其家中至少有一名成年男子在服兵役。第二个层级是以卫所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军镇，这些军镇多以高墙围筑，将士及其随军家属住于其中。第三个层级是由前线边防的堡垒、营地、烽火台等军事设施组成，卫所士兵须定期轮番前往戍守、放哨、服役。其余后方士兵则辅以修缮、营造、耕牧。以洪武七年（1374年）的标准看，1卫约5600人，而“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¹⁷³

整道北境防线的枢纽在北平。此前，这里是元朝的大都，经永乐年间两次扩建后改称北京。¹⁷⁴北平之外，是一片重峦叠翠的山脉，每个山口都设置了关口，令军士设隘把守。洪武六年（1373年），大臣向太祖奏报，北境约2200里（1100公里）的防线上共有121处隘口，每口宜置一卫驻防。洪武九年（1376年）八月，太祖又降敕将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列为“关隘之要者”。它们之间以烽火台相连，沿线一共设置196处烽火台，6384名巡防士兵（随着时间推移，巡防士兵的人数还会增加），在北平以东、以北方向50—150公里处形成了一道外围防线，牢牢拱卫这个北境防线上的中心枢纽。¹⁷⁵

在洪武时期，北平成了明军远征漠北的桥头堡，大量南方的物资通过陆路、水路运抵北平。¹⁷⁶出于各种原因，相关的粮运记载在史料中鲜少能见。但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太祖关注到了其中的某些细节。太祖说：“近闻北方递运车每辆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艰，一牛有损，一车遂废。有司责民偿牛，倍增其价，民受其害。”对此他忧心忡忡，要求每辆车加给一头牛，“以备倒死”，并不许有司以此为由，困乏民力。¹⁷⁷洪武二十二年底（1390年初），北平布政使司奏，喜峰口、滦阳等处军储米粮达488510余石。从这一统计数字我们就可以想象，有多少来自南方的米粮需要通过海运或陆路运抵前线，因为在洪武时期，大运河还未重新得到疏通。¹⁷⁸由此我们便可理解，太祖为何急于减轻民负而在北方大力发展军屯。洪武二十八年底（1396年初），北平都指挥使司奏称，燕山卫等17处14362名士兵参与屯田，共计得军粮103440余石。¹⁷⁹这有力地缓解了北境防线上的物资需求压力，但仍远未能满足其需求。那么，以此推之，在太祖一朝，仅北平一带的防御成本就需要多少？笔者只能说，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太祖将北平打造为明军战略枢纽，原因在于北平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冲地位。在太祖看来，北平在防守方面可为明军之首道防线，进攻时又可为明军远征漠北之大后方，这一战略布局，又与太祖以诸藩王镇戍边防的策略相配套（历史证明，这种做法似乎欠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发，蓝玉被处死，明朝开国功臣（几乎全是从濠泗起义后，一路与太祖并肩作战，最终帮他夺取天下的老伙计们）被清洗殆尽。镇戍北境的重任落到了诸藩王身上。早年太祖对人情世故的洞悉和了如指掌，老来竟尔磨灭，以致发生诛杀功臣事件。在此之后，诸藩王成了明军北境防线的主力：晋王就藩太原，燕王就藩北平，代王（18岁）就藩大同，肃王（19岁）就藩甘州（后徙兰州），辽王（15岁）就藩广宁，庆王（15岁）就藩韦州（后徙宁夏），宁王（15岁）就藩大宁，谷王（16岁）就藩宣府。¹⁸⁰

明军北境防线的最外围由东胜州（位于河套平原的东北角）、开平和大宁（位于北平东北300公里）三处据点组成。太祖在这里扩建城郭，并增置军屯。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开平增置四处军屯，并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特别关拨山海卫五所官军前往屯戍并营建城墙，所需军粮则由北平以盐引换取盐商运粮作为补充。¹⁸¹此外，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太祖还诏赐开平军士皮袄、毡帽、皮裤各5210余件。¹⁸²

明朝在草原所建的最大城池是大宁。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太祖诏置大宁卫指挥使司，遣将士有罪者前往戍守。当地还常驻21780名从各地卫所，特别是早期从陕西九卫抽调前来轮番戍边的士兵。是月，大宁卫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太祖诏置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并将会州、木榆、新城等卫归隶大宁卫。此外，在九月，太祖还敕山东诸府民户造战袄20万袭给大宁士兵。¹⁸³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前元知院捏怯来遣人到大宁，向明军请求借粮。太祖命户部告知捏怯来“备车辆至大宁”运粮。此番救济后，捏怯来决定归附明朝，因此太祖授予他全宁卫（位于大宁北150公里）指挥使一职。与捏怯来同行的前元丞相失烈门，因见所授职位不高，称疾不出。太祖命礼部敕谕捏怯来：“若失烈门有意南来，可令入朝，决意北向，从其所欲。古之有杀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强也。”

失烈门最终选择了“立名”。他与塔失海牙等袭击捏怯来，叛逃至也速迭儿处。捏怯来部下溃散，为朵颜、福余等卫招抚后，明廷又给予粮食，仍令于全宁卫居住。^[49]

大宁卫渐次发展起来了。将士及其所属军户在当地定居，促使大宁人口急剧增长，甚至很可能已经超过10万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二月，太祖诏赐大宁等卫67500余人各类物资，计有绵布274400匹，棉花101200斤，由此可见一斑。九月，太祖令于大宁卫置儒学学校，以教当地将士子弟。学校设教授一员，训导二员，同时将认识鞑靼字的文人迁至当地，以教习鞑靼文字。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一月，大宁诸卫军屯共计收成谷麦840570余石。遗憾的是，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皇帝自愿放弃继续屯驻大宁，继而此地为兀良哈所据有。¹⁸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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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公允地评价这位开创了276年大明王朝的肇基者呢？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他并不是一位让人感到舒适的人物，长期的风雨重担使他的帝王生涯几乎从未有过令人感到幽默或愉悦的事迹。当他在策划或指导国家事务时，理性的光辉笼罩其身。但是，君临天下的他，也生性多疑、喜怒无常。他不信任身边的人，时刻提防着可能的政变，并以腐败、狡黠或背叛为借口，清洗身边的大臣。对待劳苦大众，他总是充满了仁慈和同情，但在对待社会精英或军队将校时，又会变得异常严苛。他出身贫农，自幼孤苦无依，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但他聪颖好学，常在治国理政中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是个“工作狂”。他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中书省后，日阅奏章无数，从未间断。他批阅奏章，处理大政，甚至还以诏敕颁降其他地方的统治者，阐抒己意。然而，太祖的后代，如燕王朱棣，似乎并不认可他的很多做法。他们认为他的一些做法应当被根本扭转，特别是他在北境防线上的一系列部署。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大统，是为永乐皇帝。永乐皇帝驾崩后，庙号初为“太宗”，嘉靖时改为“成祖”。这一形式上的变更，似乎暗含了后世子孙对成祖政策的认可。

总的来说，就大体而言，太祖的边防政策仍为有明一代边防政策的基准。得益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太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从中，太祖接受了中国作为天下教化礼仪之邦的担当，进而深谙其恩威之道。诸多史料表明，太祖在边防问题中采用恩威之术可谓炉火纯青。他常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策略——或以招抚，或见征讨。对不接受招抚者，太祖常施以雷霆手段。在太祖的逻辑链中，如果不能招抚四夷，则朝贡无复存在，宗藩无以区别，礼教之威权将受到挑战。

在招抚问题上，太祖可谓深谙其道，游刃有余。即便他与流亡的元廷、朝鲜之间存在矛盾，他仍一如既往地善待其归附者。学者亨利·司律思（Henry Serruys）在其著作《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中详细地列举了目前已知的受太祖善待的归附者具体个案。成千上万归附者为明军所招募并分遣至各个卫所，但通常情况下仍由降附前统领他们的军官继续管理。而诸如位于藏族聚居区边缘的河州之类的诸族属杂居之地设立城市卫所，也是太祖安边政策的一大创举。可以说，尽管太祖的子孙后代不断调整或强化北境防线的管控之策，但毋庸置疑，其肇基者便是太祖本人，而这一管控之策，与有明一代相伴始终。

注释

[1]关于《北巡私记》的作者，尚存争议。目前，《北巡私记》唯一刻本“云窗丛刻”本先后出现张佶、刘佶的称谓。正文中有“观音公奏请以监察御史张佶从行，上允之”一语，文末落款刻写为“刘佶”。——译者注

[2]元朝皇帝也采取类似辽朝“捺钵”的两都巡幸制。春夏时期，皇帝率后宫、群臣、侍卫等到上都避暑，处理政务，秋八、九月时回大都，故作者将上都称为“summer capital（夏都）”。——译者注

[3]即红巾军，元朝称之为“红贼”。——译者注

[4]原著作“Manchuria”，意“满洲”，但明无此称，故此处译为辽东。——译者注

[5]“腹里”原为元朝由中书省直接辖领的行政区域，明以后基本不用。此处作者称“腹里”，疑乃借用或误解之辞。——译者注

[6]这位独裁者即指朱元璋，而与他同时期的帖木儿，指的是在中亚建立帖木儿帝国的征服者帖木儿。——译者注

[7]原著为“in interior Shaanxi Province”，意在陕西腹地或深入陕西。但参见《明太祖实录》卷41，知此时徐达已兵至凤翔，故再泛言陕西，似不妥切，故据文意细化如正文。——译者注

[8]该段内容作者称是目不识丁的徐达派人送给李思齐的信，但据《明太祖实录》卷41载，该段内容乃是“初，思齐之在凤翔”时“上（明太祖朱元璋）以书谕之”的内容，非徐达所写，似作者误会。原著作者转译了引文部分的内容，考虑到中文版的受众，译者以《明太祖实录》原文代之。——译者注

[9]据《明太祖实录》卷44称，张良臣军中有“不怕金牌张，惟怕七条枪”的说法，可见其恃精悍养子七人以为叛，诚非虚言。——译者注

[10]原著作者转译并概括了引文部分的内容，考虑到中文版的受众，译者以《明太祖实录》原文代之。——译者注

[11]作者言李文忠是以数量优势战胜了脱列伯，但《明太祖实录》原文中没有体现这一点。据《明太祖实录》，李文忠采用的是诱敌战术，候敌饥疲，一举击溃之。——译者注

[12]据《明太祖实录》卷45，最初韦正率兵到“洮河”时，河面尚未完全结冰，明军无法渡河击敌，于是韦正焚香祷祝，“未几，有冰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风随之”，河面遂冰封，明军得以渡河杀敌。——译者注

[13]此处1370年1月所应对的时间在洪武二年十二月，故时期标注与他处有异。后文类似情况同样如此处理。——译者注

[14]原著无附录诏赦节文，译者据上下文意增补。——译者注

[15]原著认为，明朝在洮州设立以部族为中心的千户所1个，百户所8个。核《明实录》原文，千户所乃军民千户所，百户所有7个，“曰上寨，曰李家五族，曰七族，曰番客，曰化州等处，曰常家族，曰爪黎族”，总计8所，非9所。——译者注

[16]原著本处引文注释页码有误。据查，引文在《明太祖实录》卷225，第3295—3296页，不在卷224，第3278页。——译者注

[17]原著本处引文注释页码有误。据查，引文在《明太祖实录》卷253，第3659页，不在卷246，第3569页。——译者注

[18]事实上，从作者所引《明实录》原文部分看，朱元璋责怪边吏的并非他们“强令蕃商必须接受高于私茶价格的官茶”，而是“或滥交无度、纵放私茶，或假朝廷为名、横科马匹，以致蕃人悖信”，二者似有不同。——译者注

[19]原著本处引文注释页码有误，引文在《明太祖实录》卷78，第1433页，不在卷80，第1453页。——译者注

[20]原著将扩建新城与增兵二事合一，查《明实录》原文，扩建新城一事在洪武十九年正月，增兵在洪武二十年九月，并非一起发生。——译者注

[21]原著将高僧请敕一事描述为高僧想听太祖谈论佛法，似不妥切，据《明实录》原文改。事实上，僧道之徒向皇帝请护持圣旨乃常见之事，今各地寺庙所见圣旨碑，多由此出。——译者注

[22]贺凯教授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最重要的中国史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明代政治制度史。——译者注

[23]《明实录》亦称“哈密”为“哈梅里”。——译者注

[24]明代文献通常写作“土鲁番”，本书统一使用“吐鲁番”，引文除外。——译者注

[25]明初明人称之“别失八里”，后改称“亦力把里”，见《明史》卷332《西域传·别失八里》：“（永乐）十六年，贡使速哥言其王为从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国号曰亦力把里。”

[26]作者此处似有误解。据《明实录》原文，蓝玉乃命鞑靼王子剌剌送撒马尔罕商人归国，途经别失八里，黑的儿火者又遣剌剌为使朝贡。鞑靼王子剌剌，似不能理解为中原人。——译者注

[27]原著称蓝玉与瞿能一同回京，但据《明实录》，返京的只有蓝玉，瞿能与“同知徐凯亦还成都”。——译者注

[28]出于行文顺畅，本句乃译者据上下文意增补。——译者注

[29]Etzina，蒙古语“Ejene”之转音，元、明称亦集乃，清以后至今称额济纳，即黑水城。——译者注

[30]指明军的防线。——译者注

[31]作者此处似有误解。按《明实录》原文，明军只在白海子击溃四元将所率领的部队，并未见其投降的记载。另外，没于王事者，有都督孙兴祖、燕山右卫指挥平定、大兴左卫指挥庞禋等，不止两人。——译者注

[32]原著称有千户所3个，百户所28个。查《明实录》原文，远不止于此，当如正文所示。——译者注

[33]原著是到北京朝贡，核《明实录》原文，实到南京。——译者注

[34]在这里，原著只提到“李文忠在此发生了一场史料具体描述的血战”，译者据《明实录》原文展开若干细节。——译者注

[35]蒙古军出征，置老小辎重于后方，称奥鲁。又有奥鲁官，凡军户皆为奥鲁官管领，不受路、府、州、县统辖。——译者注

[36]该段又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卷5《谕元幼主书》，不同版本个别字句略有不同，后文引文亦有不同之处，不再赘述。——译者注

[37]作者此处似有误解。作者认为这两篇书信是写给脱古思帖木儿的，似皆未然。第一篇原信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卷5《谕元幼主书》，信中作者未引部分有“即目买的里八剌，非昔日买的里八剌。近二年以来，语言自能，发潜民间，见为牧童。彼若来取，即当发还”一语，知此书乃太祖写给爱猷识里达腊。买的里八剌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被俘，则如原著所言不差，此信当作于洪武五年前后。第二篇原信亦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卷5，亦题为《谕元幼主书》。原著未引部分有“君在应昌，弃下皇子南来，已经五年”一语，知与前文所引太祖与爱猷识里达腊一信实为一体，并非太祖另与脱古思帖木儿的信。信之日期亦可据《明实录》日期确定。——译者注

[38]作者认为官山卫指挥同知乃儿不花与上文元臣乃儿不花可能是同名的两个人，但据《明实录》：“故元知院不颜朵儿只等来降，赐罗绮、衣服有差。不颜朵儿只者，即元国公乃儿不花也。于是诏置官山卫指挥使司隶大同都卫，以乃儿不花为指挥同知。”由此可见文中的乃儿不花实际是同一个人。——译者注

[39]原著用词是“progeny”，意为爱猷识里达腊的子孙后裔。考虑到有一种记载认为脱古思帖木儿并非爱猷识里达腊的儿子，而是其弟弟，故译者改为“继任者”，庶免争执。——译者注

[40]“胡”指鞑靼蒙古。——原注

[41]作者称金印银牌，核《明实录》，实为金印金牌。——译者注

[42]原著写文绮帛各1010匹，核《明实录》为1080匹，故原著数字有误。——译者注

[43]此处21年似有误。结合上下文内容，知作者所言5年后乃洪武三十年，此时据元廷撤离大都当为30年（或算为31年亦可）。——译者注

[44]该段作者有误解。查《明实录》原文，洪武三十年太祖所称“叛逃高丽”者，系辽东守将李谥，非文中所涉刘益，二者似不可混同。又，该段注释亦有误，原文在《明实录》卷65，第1230页，非卷71，第1320页。——译者注

[45]原著称任命六将为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核《明实录》原文，实为5人。——译者注

[46]该段作者有误解。作者认为是燕王、宁王以及3位将军率兵征剿女真诸部，而核《明实录》原文，乃周兴从辽王、宁王二府的护卫部队中抽取将领，率军出征，非亲王本人出征。其中，辽王又讹为燕王。译文据《明实录》改之。——译者注

[47]查相关资料，李仁实为李仁任，《太祖实录》所记其名似有缺。——译者注

[48]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利益，盗取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圣火给人类，人类自此学会用火，但是普罗米修斯也因此得罪了众神之王宙斯而遭到惩罚，被锁在高加索山上，被鹰啄食肝脏。因此在西方语境中，“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指的是勇敢、无畏、敢于献身的人。——译者注

[49]此处原著称失烈门袭杀捏怯来失败被杀，但核《明实录》，乃失烈门袭击捏怯来，并将之劫往也速迭儿处，捏怯来为纳哈出所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