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景泰时期——规复行动（1450—1457年）

景泰时期以后，明朝对北境防线及国家安全的认知有了新的维度。这方面的史料，可从负责边防事务的官员的文集里找寻。《明实录》虽由基于原始文档编辑增删而得，但更多的细节，仍需于前述官员的文集中得到印证和补充。景泰元年到景泰七年（1450—1456年）间，于谦任兵部尚书，而在此期间，他前后向景泰皇帝上奏的边防事务奏疏就多达77份，这些奏疏收于其个人文集《忠肃集》。而叶盛的《叶文庄公奏疏》中，《叶文庄公边奏存稿》是他巡抚宣府期间所撰，亦多达68份。于谦的奏议多覆盖对北境防线的全面讨论，而叶盛则主要谈论其所巡抚地方的边防情况。

另外，于谦在景泰二年（1451年）的奏疏，为我们的观察打开了一扇广阔的天窗，使我们得以了解，明朝文武百官及其官僚机器在竭力保护明朝免受外部侵袭时所作的不懈努力。五月十七日，景泰皇帝批复于谦的奏议，简单的一个“是”字，是他通常的回复。

五月十四日，镇守宣府等处内官监右少监柏玉奏称，提督独石（位于北京以北170公里）、马营（位于独石西南20公里）等处都督佥事董斌，五月十二日率兵赴马营，见到夜不收百户李长目儿护送从蕃中逃回的妇女郭四女。据郭四女称，其本易州冻水县人，父亲郭义，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连带家里的牛、羊、马匹等，俱为瓦剌兵掳去。到两路墙烟墩下，她趁夜逃出，最后终于逃回马营。副总兵纪广与董斌商议此事，议得：“系干虏中走回妇女，传说鞑靼近边驻扎……整搠见操人马，及行沿边巡哨官军，严加堤备”。景泰皇帝收到奏议，又将之转交兵部，令议拟此事。兵部尚书于谦审得：

郭四女与柏玉等奏，内相同外，参照郭四女所说，前项达人往南行走，去边不远，虽未审是何部落，及所说前言，未委虚的。缘本妇系在涞水地方抢去，先前也先入寇之时，正从此处回还。本妇被虏在彼，今又带同前来，则知前兵系也先部落无疑。若不早为区处，严谨堤备，即目雨水沾足，青草长茂，诚恐各部在于近边去处驻扎牧放，分遣虏众四散侵扰，非惟边人不得田作，而日加疲敝，抑且道路梗涩不通而难于攒运，则人心终日惊疑，边备愈难措置。

臣等会同总兵官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杨洪，及左右副总兵、参将、都督孙镗、范广、过兴、张义，游击将军石彪、雷通等，议得前敌虽侵犯之迹未着，而寇边之意已萌，防微杜渐，不可不虑。除选差乖觉夜不收星驰前去怀来、宣府，令彼处镇守总兵等官，一体差遣夜不收同去独石、马营等处，密切哨探，是否带有家小人众？即今见在何处屯驻？其人马号色是何种类？有无南牧犯边之意？作急从实回报。如果事情紧急，臣谦先行，亲诣怀来、宣府等处计议，相度寇势众寡、事情缓急。仍令石彪、雷通带领原议奏官军六千员名，每人关与银一匹、布二匹、炒五升，随即启行，前去怀来屯驻，相机行事，务在奋勇设谋，以济边务。既不许拥兵自卫，坐蠧粮储，亦不许率易轻出，致堕狡计。

及行总督军务工部尚书石璞，副总兵右都督纪广，参将、都督佥事杨能，提督独石等处都督佥事董斌、孙安，并赞理军务、左侍郎刘琏等，将石璞原先议奏挑选宣府、龙门、怀来、万全官军一万余员名，兼同石彪等带去官军，相看外兵众寡，事势缓急，若是敌人四散出没，可以乘虚掩袭，就便调遣官军，或乘夜扑捕，或按伏邀截，务要成功，以挫其锋，以遏其进，以壮军士之气，以安边人之心。设若其势浩大，难于争锋，务要坚壁清野，持重自守，差人驰奏京师，调遣大军，总兵等官统领前去。臣谦就便督同，随宜设法，分投应援，庶几有备无虞，边事不失。仍令户部设法措备粮草，本部通行大同、辽东、陕西、延绥、甘肃、宁夏、永平、山海、密云、古北口、居庸、紫荆、倒马、白羊、偏头、雁门、广昌等处关口总兵镇守官员，各要整搠人马，用心堤备，遇警相机行事，不许因循怠忽，致有疏虞。

及照走回妇人郭四女，间关跋涉，回自虏地，首先传说敌情，合无令礼部量与赏赐，发回原籍，给与完聚，以为方来之劝。¹

这份一丝不苟的奏议，是对一个潜在的入侵信号的反应，而事实上，侵扰并没有出现。或因于此，《明实录》当中并没有记载这份奏议的内容。我们可以对此事稍加梳理：明军夜不收拯救了一名叫郭四女的妇人，她刚从俘虏她的部落中逃出。而后，她提供了部落的情况，由内官柏玉及边将董斌、纪广等奏报朝廷。接着，兵部尚书于谦根据情报，制订了应急计划。最后，朝廷还不忘对郭四女予以妥善安置。从这份奏议看，明廷当局应对突发事件的思路是十分清晰的，从最初的报告到最终景泰皇帝的同意，总共花去5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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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事件主线，即正统十四年（1449年）灾难后明朝的规复行动。

土木堡之变所带来的创伤，以及英宗皇帝被俘长达一年有余的惨剧，引发了明廷关于边防和战争的新思考。这些思考得到了明朝君臣认真的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采纳。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五军坐营都指挥佥事王淳言：

国朝神机枪，诚为难敌之兵，但用之不当，盖枪率数层排列，前层既发，退居次层，之后装枪，若不量敌远近，一时数层乱发，后无以继，敌遂乘机而进，是乱军引敌，自取败绩。臣访求太宗皇帝旧制，参为束伍法：

神机队每队五十七人，队长、副各一人，旗军五十五人，内旗枪三人，牌五人，长刀十人，药桶四人，神机枪三十三人。遇敌，牌居前，五刀居左，五刀居右，神机枪前十一人放枪，中十一人转枪，后十一人装药，隔一人放一枪，先放六枪，余五枪备敌进退。前放者即转空枪于中，中转饱枪于前，转空枪于后，装药更迭而放，次第而转，擅动滥放者，队长诛之。装药转枪怠慢不如法者，队副诛之。如此则枪不绝声，对无坚阵。

弓箭队亦每队五十七人，队长、副各一人，旗军五十五人，内旗枪三人，牌十人，长枪十人，长刀十人，弓箭二十二人。遇敌，列队牌居前，弓箭两行，前行射多手疲，后行代射，五枪、五刀居左，五枪、五刀居右，如贼突入，则牌迎马而前枪刀左右刺击，弓箭迭射，虽贼猛马健进，无不毙矣。三马队每队亦五十七人，队长、副各一人，旗军五十五人，内旗枪三人，其余枪叉刀斧随其所用。长器十人，杂兵二人，弓箭四十二人，如敌退却，马即追袭冲突，往来出奇制胜，巧在临时不敢预定。此束伍法大略也。束伍法既定，则营阵之制易明。今试以马、步十万人为一营，步军七万，前层四万，神机、弓箭队各半，每神机一队隔一弓箭队。次二层三万，神机、弓箭队各半，每神机二队隔二弓箭队。前层俱战锋队，次二层每一驻队隔一接应队，以号带别之。马军三万，次三层马二万，每一驻队隔一追袭队，亦以号带别之。次四层马七千，为游击队，以备设疑补缺。次五层马三千，大将握之，以应四向，如四面受敌，则抬营而战。

哱罗响，战锋队举旗放信炮三声，诸军发喊三次，各严队伍。长声喇叭响诸队，悉严行列备战。点鼓四向，各离营出二十步，以广战地。战声喇叭响，擂鼓交锋，不拘神机等营，惟听金鼓进止。敌在百步之内，神机枪射之，五十步内，弓箭射之，二十步内，牌、枪、刀迎击。敌退在百步之外，则鸣金止战，按兵而待，不许滥战。战久哱罗响，接应队举旗，长声喇叭响，接应队即出，离战锋队十步代战。出缓及不齐者，驻队诛之。再战久，鸣金止战，哱罗响，收队。九声喇叭响，旋队不用点鼓即还。二层原地，前层再战，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前行擅离，次二行诛之；二行离，次三行诛之。如敌败退，即吹长声喇叭响，追袭骑整众出而逐之，游击骑即踵而随之杀敌擒将。吹收军喇叭，打得胜鼓回营。此制有正有奇，有战有守，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变化无穷，所谓王者之师，节制之兵也。

如左右高山大川，前后受敌，即开营左、右门，六行以列，前后相向。游击骑居两端，亦前后相向以备敌，冲突两哨，余奇居中以应前后。其战与抬营同，但游击骑或三五成群，随宜备敌。其率领者号头，听其自便，如后有高山大川，可开一字大阵，三行以列，游击骑居两端，余奇居中。或开半面，四面俱同，既胜，收擒获级，鸣金止，齐吹哱罗收队。九声喇叭响，旋队，打得胜鼓回军。哱罗、喇叭、金鼓齐响，下营。其下营之制，前层先下，二层、三层仍列不动。前层下营既定，诸军方入下营。此所谓虽克如始战，将之慎也。众寡随宜，俱同此法。其制简而易知，其号略而易熟。乞敕诸将以此教练士卒，庶几有一定之制，无乱教之兵。其分营破队，攒兵偃陈，多方误敌，随机设宜，难于教士者，不敢滥及，并为练兵图八本以进。

景泰皇帝诏命兵部同各营总兵官采用此法。²

三个月后，即是年九月，大同总兵官郭登又提出了一些建议。³他说：

大同地居边塞，虏酋不时出没，军民艰于樵采，臣等辄出鄙见，模效古制，造为偏厢车，用以防护军民。其车辕长一丈三尺，前后横辕阔九尺，高七尺五寸，厢用薄板，各留置铳之孔。轮轴如民间二样，轻车其出，则左右两厢次第联络，前后两头辕轸相依，各用钩环互相牵搭，绷布为幕，舒卷随宜。每车上插小黄旗以壮军威。仍载脱卸鹿角二，长一丈三尺，遇屯止离车十五步外，钩连为外藩，每车用神枪二人，铜炮一人，枪手二人，强弓一人，牌手二人，长刀二人，通用甲士十人。无事则轮流推挽，有事则齐力防卫。衣粮器械，皆具车内。遇贼来攻，势有可乘，则开壁出战，势或未便，则坚壁固守。外用常车载，大小各样将军铳每方五座，共二十座。每座用推挽及药匠十二人，共二百四十人。其马步官军，或一千，或二千，以为出哨策应，转输樵采之人，皆处围中。又置一四轮车，高一丈二尺，别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奇。上列五色旗，视其方，有贼以其方旗招呼，听鼓而进，闻金而止……敢以其式进呈，乞敕在廷大臣议其可否，而行止之。

景泰皇帝命工部与石亨等商议，但大家普遍认为这种只适合防守，在进攻时毫无用处。石亨等说：“可以守，不可以攻。大同之地，果能防护军民，任登为之。然必量料制造，若劳民伤财，亦宜停罢。”郭登的想法不被群僚认可，只能胎死腹中。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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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皇帝回到北京后，明朝与也先的关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但从根本上说，也先决定一统草原，将东起辽东、西达甘肃走廊的整片漠北地区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这在根本上与明朝的策略是冲突的。更甚者，景泰皇帝决定富国强兵，一洗前耻，这也让明朝在暗地里不会真正对也先妥协。可以说，景泰元年到景泰五年（1450—1454年）间，双边的关系仍旧是紧张的。但当也先决心除掉脱脱不花汗并导致其“草原帝国”一度分崩离析时，形势便忽然对明朝更为有利了。

关于此事，仍须借助明朝的记载为依据，因为也先一方缺乏相关史料。但即使仅从明朝单方的记载，我们仍能看出，对于明朝与也先来说，双方总的相处模式是友好合作。没有一方希望爆发全面战争，和平友善仍是双方的外交主流选择。一方面，也先在明朝的朝贡体系中扮演着进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在进一步扩大使团规模的同时，希望明廷能向他派遣对等的使团，从而使双方的地位更趋平等。

景泰元年（1450年）底，瓦剌也先使臣昂克等陛辞（兵部尚书于谦认为此人可能是也先派来的谍者）。景泰皇帝令其赍敕及彩缎、绢匹等物给也先。敕曰：

尔瓦剌都总兵、答剌罕、太师、淮王、大头目、中书右丞相也先遣来使到京进贡马匹、银貂鼠皮，并览奏文具悉。太师敬顺天道，尊事朝廷，保守两国祖宗以来并今重新和好之意，然思保全和好之道，在于各安其分，各循其道，勿听下人扇惑之言。若听下人之言，则利归于下，怨归于上。勿因小事而坏大事。若因小而坏大，则求利不得，而害即至。此理甚明，太师所必晓也。朕与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亲，无有彼此，毋劳太师挂念。所贡马匹、鼠皮俱照旧例，颁与赏赐，并所奏求物件，讨回人口等项，悉付来使领去。所言假金三两，此是下人作弊，以生金作熟金，已行痛治其罪，并谕太师知之。⁵

数日后，也先遣还掳掠人口，景泰皇帝又诏谕也先使臣，赏赐彩币、表里。⁶

在瓦剌阵营里，尽管也先的地位超然卓群，但他并未能完全控制阿剌知院和脱脱不花汗。阿剌知院和脱脱不花汗也分别向明朝派遣自己的使者。而到了景泰五年（1454年），也先和阿剌知院彼此之间甚至自相残杀起来。^[1]

景泰元年十二月（1451年1月），身居大同，几乎已经毫无权力的代王朱仕壥竟向朝廷上疏了，这一情况非同寻常。代王奏曰：

大同系西北绝塞，自胡虏犯顺，官军屡战失利，精兵健马，丧亡殆尽。及广宁伯刘安来镇，逾月还京，继得都督郭登充总兵官。时城中兵不满千，马才百匹，虏众不时围城，登令于四门外造木榨，近城设陷阱，伏军守了，募勇敢亲督训练数月，士气振作。今年闰正月，闻虏屯沙窝，登率兵千人，乘夜直趋贼巢，擒斩二十余人，大破贼众而还，所获牛羊，悉以给主，而烹其余以劳有功官军。四月，虏众万骑自东北来攻，登令开东土城诱之入，举号放榨，率兵出战，擒斩十五人，贼败去。又于南门外修战场周围为陷沟七百余丈。

六月，虏骑数千复自西南突至战场。登率兵出击，自晨至暮，战数十合，贼中箭炮死伤，擒斩五人。又置毒于酒具、羊豕肉、香纸，伪若祭冢者，见贼佯走。贼争食饮，死者尤众。又于四土城门置陷阱阔三丈深，半之起浮桥，傍穴以伏军士，四城角置大小将军铳，以遏奔冲。先是，军民出城樵采，每为虏所得，登造偏厢车四百辆，以为营卫军民便之。有自虏中还者，言也先初意欲取大同以为巢穴，故数来攻，后每至辄败，有一营数十人死不还者，虏众相谓大同新总兵有智略，自今不可与争。未几，虏果遣使求和，奉上皇还京。即今大同已宁，军民尚艰食，登律己治人，善抚绥慰，谕以逸制劳，以少胜众，虽古名将，何以过之？臣忝藩维，每念孤城危困，宗室保全，维登是赖。凡其克捷，皆诸郡王目击，故得其详。登虽已荷封爵，而其奇谋秘策，人未必知，乞以臣言降敕褒谕，使登感恩思报，益知勉于将来。

但兵部讨论后认为，“登虽有功，已进伯爵，王所请无例，不可从”。最终，景泰皇帝拒绝了代王为郭登加官进爵的建议。⁷

景泰二年（1451年）初，高山卫哨备指挥李英呈报：“军人赵芦斗瞭见境外有步行人腰带弓箭前来，随令夜不收吕小良等二名，下墩潜入拦马墙内，因见向墩射箭，认是达人，其吕小良等奋勇向前擒获，连人解到。审系奄克帖木儿，也先部下，有也先差赛音帖木儿等将领人马二百余骑在边哨探，接取进贡使臣，因我省得汉语，差来打听声息，就被捉住。”

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郑韶等人计议，认为：“达人出没，不肯暂离鞍马，今奄克帖木儿步行到墩，又止一人，既称打听进贡使臣，其守墩官军只合温言抚接，却乃掩袭抢拿，非惟有失朝廷大信，抑且引惹事端，又恐来降及走回人口，小人邀功，驾祸无辜，如蒙准题，乞敕该部通行禁约沿边官军，惟当谨守信地，严加瞭望，不许贪图小利妄生边衅。”

这件事再次被呈到兵部尚书于谦那里。于谦奏道：

臣等窃惟中国之待夷狄，固当振之以兵威，尤当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今也先节次遣人朝贡，其谲诈之谋虽未可知，而和好之礼则未尝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听迎接，其奄克帖木儿既不骑坐，又不潜入边城，明说探接使臣，别无奸细情节，而守墩官军就将本人抢拿，只贪一时之近功，不顾朝廷之大体。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辄便轻信起解。

今访得奄克帖木儿见行监问，切以此特一俘囚尔，杀之不足为武，而或有以启衅；舍之不以为怯，而或有益于事。如蒙圣恩，乞敕法司再行研审，委的止是探听使臣消息，别无其余重情，请敕令该府差人连奄克帖木儿赍送前去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处收领，抚令听候。边上如有也先差来之人，就彼交与领回。仍谕也先以朝廷忠厚抚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各边总兵镇守等官，今后各要整搠军马，固守地方，果有外敌侵犯，相机剿杀。若虏中遣人来边打话，止是一二人、三五人，别无奸细情由，及远探随后再无跟随掩袭人马，就便抚令回还，不许贪图小利邀功，生事以启边衅，以贻后患，亦不许指此为由，纵彼入境剽掠，以误边务。⁸

类似由明朝边将挑起的事端，也可能成为边防地区暴力冲突的一大诱因。当然，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也会成为边防暴力冲突的另一诱因。腐败会将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二十日，刑科等衙门劾奏都督同知卫颖等人“交通饮酒，奸宿乐妇，怠废军政”。景泰皇帝本来决定宽宥其罪，但于谦认为：

臣等窃惟卫颖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纵欲而败度。况终日饮酒为乐，又复用钱买奸，若非剥削害军，此物从何而得？即目虏人虽已请和，而边报未甚宁息，旧耻未雪，当人臣卧薪尝胆之时，大举未图，宜将帅捐躯致命之日。而卫颖等所为若此，上辜朝廷之恩，下失军士之望，惟骋一己之嗜欲，岂恤众情之艰难。曩者，土木之溃，大事几危，正由为将帅者平日贪淫败度，受财卖军，互相交通，夤缘党比，战斗之事不习，兵戎之政不收，将帅互为仇雠，上下自相矛盾，以致临敌无功，望风瓦解。前日之覆辙未久，而卫颖等又复效尤，廉耻荡然，全无忌惮。比者，在营军士逃者数多，动以万计，安知不为卫颖等卖放逼迫所致？杜渐防微，不可不慎。且赏从贱，罚从贵，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术也。今卫颖等位重任隆，而贪婪无度，则下人何所取法，而管军者何以为戒？所据各人罪名，已蒙圣恩宽宥，而此等驵侩之才，终难任牙爪之寄。合无将卫颖、范广、陶瑾、张义、郭英、穆晟，俱不许管理府卫事务及坐营领军，调往开平、独石、大同一带操守杀敌，以赎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余人知惧，恩义并行而戎政修举。臣等猥以驽钝，叨掌兵戎，顾惟将帅之用舍，系乎国家之安危，事有当言，不敢缄默。

景泰皇帝最后认可了于谦的意见。⁹

作为景泰皇帝即位的强大推手和关键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于谦的观点在朝廷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景泰元年十二月初六日（1451年1月8日），兵部就边备等事，访抄到兵科给事中黄仕㑺的建议。于谦从回答这一建议出发，全面阐述了其对边备问题的看法。奏疏文如下：

窃见中国土地虽是无穷，而其财赋所出，亦自有限，原其所由，天惟生此以供朝廷及百官俸禄之需，初非期有边外劳费之耗，是边外本供费所不载，而百姓实国家所宜恤，以培植邦本，为供应之具而已。今者，边庭乞和，谲诈莫测，必以还我上皇，则兵备不约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库不劫而虚，民力不用而弊，国税不攻而靡。观上皇归时，彼使未起，而运粮之卒即各遣归各边。见其散军，而戒严之意不无十缓三四，非堕缓兵之计欤？见其和成兵缓，大起无厌之求，今日求某物与之，明日求某物亦与之，今年遣使增数百，明年遣使增数千。及其久也，多而无数，使轺往来，络绎不绝。又其久也，求之既屡，待之必厌，欲不应之，恐自坏和好，其短在我，以召祸衅，欲曲意应之，诚以府库之财有限，民之膏脂枯竭，又恐乘我不虞，以启一旦，袭虚之患，至于不可磨灭。

访得去岁也先大同敌杀之际，其伯颜帖木儿亲与总兵官石亨打话，言：“累年我使来贡，求金银铜钱等器，织金蟒龙等衣，宝石珍珠等物，俱不见与，是以兴兵远来。”盖求物不得，遂致入寇。则将少有厌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询侍郎赵荣等，言脱脱不花固不见有南侵之意，至于也先奸雄黠狡，则有莫测之机。观其即今遣使，至于数千，拆墙强入，略无忌惮，皆恃去岁土木之利，逼城之敌，气骄志满，纵横自如。盖以兴兵南来，狃于多胜，未遭我军敌杀之苦，痛挫狼戾之气，顺之则和，拂之则寇。况西北诸夷今已蚁附，而今所求器物，又皆帝王之具，阴谋不轨，意已明甚，岂可信其必和，以为久安长治之计哉？

伏望圣上念祖宗创业艰难，今日守成不易，劳心焦思，兢业图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逼城而危其意。推原所由，皆因权奸所误，非区区丑虏之力乃能至此。然好生恶杀，贵人贱畜，天之心也，人之愿也。今彼掠我军民，不啻草芥粪土，无分贵贱，牧马放羊，饿死不知其数，冻死不知其数，因而遭虐疾病者亦不知其数，是乖天之心也，拂人之性也。故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今彼残虐天民，自作其孽，莫此为甚！是自干天诛，天又将假手于我陛下以殄灭之。昔我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罚，师至应昌；太宗文皇帝，肃将天威，扫清沙漠，皆不闻彼以犷悍而能御我。今皇天上帝以中兴之运付之陛下，正犹天命太祖、太宗之时也。况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惟能修德勤政，顺天信人，则天自顺乎我，人自信乎我。彼虽犷悍，岂不足以削平以享无疆太平之治？且和可暂而不可久，利于彼而不利于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而高宗讨之；有周之时，猃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方、猃狁可和而利于我，则高宗、宣王必先与之和，而不烦士马之劳矣。因其谲诈无定，和不可恃，故直举兵讨之，以宁华夏，延祚数百年，二君至今称为中兴令主。但即目以时观之，彼势犹张，我师尚弱，姑豺狼以饲之，犬马以畜之，佯存和好，以养锐蓄威，待时雪耻。

然九重深邃，下情难达，边事内攻，幽远莫知。万机之暇，乞御文华殿，或进内阁儒臣，或召元老硕辅，少降天颜，从容咨访。或令口陈，或具题帖，陛下从而采择可否，次第施行。如京师天下根本，军马几何？士卒操法精致者何营？则必赏其头目，庶怠惰者自知警惧。将臣素着谋勇者几人？陛下从而亲书其姓名，仓卒调用，庶不失人。某有将才，淹在卒伍之下者拔之；某事掊克，隳我士卒之心者罪之。京军贵多，欲备调用，今而数少，设何法以增之？军士日练，本期克敌，今而多怯，行何计以锐之？猾虏分外之求，难事之请，从何长以处之？西北诸夷，闻风降附，施何间以孤之？

威敌必先以其所畏。宣府、大同迤西一带，京师紧关屏蔽，急要骁勇谋将。今朱谦谋勇不及杨洪，而纪广慈柔；郭登虽曰谋勇，且久患风疾，而裨将无闻。今虏人所畏，惟杨洪、石亨父子。然二人已总重兵在京，固难轻动，而杨俊、石彪俱骁勇有谋，合令协副朱谦、郭登，虽曰谋勇，趁时设备，庶免临时掣肘。

他如各边，某无谋略，徒拥将名，久妨边务，即别选能者以代之。《书》云“去邪勿疑”是矣。某怀智略，久被忌抑，一筹莫展，即特命以伸之。《书》曰“任贤勿贰”是矣。某处将臣不智，必致相激，非国之福也。陛下即以所记将臣领其事，俾不智者知所畏惮矣。某处兵寡而将勇为可托；某处兵众而将怯之可忧；某处卫堡不堪策应，某处堪宜益兵添将，相兼守把；某处将帅头目剥削士卒，相继逃窜，边关空虚，匿不以闻；某处堪宜经理屯田，未及议奏处置；某处宜广蓄军饷，节被管粮官员措置颠倒，粮储有名无实；某处武职镇边，年久精忠，可褒奖以励廉污；某处文职贪酷，宜行体实劾去，以安士卒。又如各边年久，文武官员猫鼠一家，军士疲惫，今后合每年宜遣谙晓边务大臣数人分行，稽其弊端，以凭赏罚。如此一一咨访而处置之，则边事无一而不举矣。

至于都司方面、风宪守令等官，某向也廉，今也贪而殃民；某官虽曰能事，其实暴不堪命；某官虽曰忠厚，其实罢软，无益民事；某官老迈，不能举事，而乃贪得不去；某官掊敛以阿上官见留；某官忠鲠，以直事人见黜；某官听政超异，堪宜褒劝；某官才堪大用，久滞下僚。凡军民有无利病，四方有无休戚，及今后亦合每年分遣廉明大臣询察，以凭黜陟。如此一一采择而举行之，则内政亦无一不修矣。边事、内政既皆修举，则将士勇奋，坚如泰山，民之供饷，如子趋父。昔宋用孟宗政，金人不敢窥襄汉；中国相司马，辽人不敢犯其边。今我之精择贤能，养锐蓄威如此。

至若狡虏敢肆无厌之求，仍遣无数之使，必发敕也先，喻以祸福，令各守分。虽古者遣使，彼此不过正、副，从者不过数人，今后遣使不过百人，以通和好。倘过其数，则其短在彼，因而责之，庶或守分，不敢违约。使若侵逼边境，则必纵我锐兵，奋其勇武，大举剿杀，痛挫锋锐。彼势力自散，计算自迷，将奔遁无门，退保无暇，正如太祖、太宗应昌、沙漠之举也，安敢窥我中原，扰我疆场，以犯我士马哉！由是戒饬边关无通彼使，中国自中国，夷狄自夷狄，不惟莫测我之虚实，以息衅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耗，以固我邦本，则将来太平景祚延至无穷，又自陛下开之，而其中兴功业之隆，直与高宗、宣王同一，垂休无疆矣。倘不此之图，陛下惟广天地之量，应无厌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请，固不能一一遂欲。不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边力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毁关逼城之患。而我京军止足以自护，而不能策应边关；边军止足以自守，而不敢掣援京师，甚至被厄所援，而进退无路。又或举我南北要区，坐困我师，虽有勤王义兵，莫由内应。又恐他盗亦闻风而起，其郡县军卫，亦被牵制，不敢北望。事至如此，思欲走檄多方，招募民兵，则又有兵无将；京师急欲调用，则又有将无兵。况民兵素不识戎，募之虽多，亦奚以为？昔宋贼刘豫大募民兵七十万，南侵至庐州等处，一鼓败之北走。原其所以，皆由闲暇之时，失于豫图方略，早建事机故也。《书》曰“惟事事有备无患”，《传》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又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惟愿陛下乘此暇时，汲汲留意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以上是于谦奏疏的内容。景泰皇帝览毕，赞赏道：“朕览其所说，都是忧国保民之心。户部、兵部会官详看，可行可止，即便议拟停当来闻。”二部官员看完奏疏后，似乎形成了共识。他们向景泰皇帝奏曰：

贼虏也先等，狃于多胜，未遭我军敌杀，今已蚁附，所求器物皆帝王之具，阴谋不轨，意已甚明。“要发敕也先，喻以祸福，令各守分。今后遣使不许过百。若违约侵扰边境，则必纵我锐兵，大举剿杀”一节，臣等窃详，也先自其父脱欢以来，世受朝廷厚恩，一旦豺狼改虑，侵扰边境，进逼京畿，震惊陵庙，其为仇恨，何可胜言！也先自知罪恶稔盈，人怨神怒，及知我中国有备，遣人纳款，和好如故。皇上轸念苍生，俯徇其情，节次差来之人，朝廷倍加赏劳。迩者也先又遣昂克等二千六百余人到京进马，皇上天日之明，岂不知彼情谲诈？所遣数多，一则费我财用，一则探我虚实。但以彼既进贡来，亦难拒而不纳，以此待遇之礼不废，而防范之法亦未尝不慎。今昂克等已还，合无候也先再遣使到京，请敕令其赍回，晓谕也先：自尔等革心悔过，敬顺天道，节遣使臣，朝廷俱待以殊礼。兹者，昂克等若干人到京，委实太多，又况口外宣府、怀来等处，先因尔等侵扰，所在人力艰难。自今已后，尔等当体念我祖宗待尔之厚，诚为和好，保全始终。所遣使人，多不可过百十人。朝廷敷大信于天下，必不渝盟，致有怠慢。候也先仍前差遣人，众臣等另行议奏处置。

其奏“要万机之暇，乞御文华殿，进内阁儒臣，或元老硕辅，从容谘访。或令口陈，或具题帖，陛下采择可否，次第施行”一节，查得：近该南京工科给事中张云翰奏前事该，礼部议拟覆奏，节该：奉圣旨：今后各衙门，如有军国重务，得失的事面奏施行。钦此。钦遵，已有前项，奏奉钦依事理，别有定夺。

其奏“要令杨俊、石彪协副朱谦、郭登”一节，照得宣府见有总兵官、抚宁伯朱谦，参将左都督纪广，又有都督佥事董斌提督独石、龙门等处，江福守备万全右卫等处，都指挥杨信守备怀来等处。大同见有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参将都指挥潘兴，及都督方善，分守东路，许贵分守西路。及照今年自春初以来，虏寇不时攻围各该边城，所在镇守等官，俱能竭力防守，或出兵对敌。况杨俊先充宣府参将，伊父昌平侯杨洪奏伊年幼无知，富贵已极，性资粗率，语言轻躁，非惟长恶不悛，必误边方大事。乞取赴京随操等因，已蒙钦准，将杨俊取回。石彪充游击将军，带领官兵往山西巡哨，回京未久。若将各官再行分差宣府、大同，非惟官多人少，下情不堪，尤恐节制不一，人难遵守。已后若紧急用人，另行定夺。

其奏“各边某无谋略，徒拥将名；某怀智略，久被忌抑；某处兵寡，将勇可托；某处兵众，将怯可忧”等项，缘无指实，合无行移宣府、大同、辽东、陕西等处巡抚镇守都御史、侍郎及巡按监察御史，令将彼处守臣勇怯，兵备虚实，城堡道路险夷，粮饷器械多寡等项一应边务，逐一用心体察谘访。何人可存，何人可去，何者可以修复，何者可以用工无废，何处险要合当增兵守备，何处偏僻不当多用军马，何法可以实边，何方可以御寇，务要体覆详审，处置允当，上副朝廷，下合舆论，明白奏请，以凭裁决。

其奏“都司方面、风宪守令等官，某官贪而殃民；某官罢软老迈；某官忠鲠，以直见黜；某官德政超异等项，合每年遣廉明大臣询察”一节，查得各都司方面守令等官，节有钦奉诏敕，行令各处巡抚风宪等官，从实体察贤否，奏请黜陟，合再申明。通行各处巡抚官、巡按御史，查照先前节奉诏书事例，务要巡行所管地方，将军卫有司官员从公体察贤否，具实奏闻，以凭定夺。不许因循怠忽，徇情作弊，以致妨政害人不便。¹⁰

从以上内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明廷试图采取行动，促成北境防线从此前土木堡惨败中迅速恢复过来。上述内容可以说是君臣之间采取行动的蓝图，是朝廷有效运作庞大而复杂的军事官僚机器的具体指南之一。在景泰皇帝在位的时期，边防线上许多开发和管理工作都严格遵循前述原则和做法。这些工作虽然乏味，但对于边防建设而言至关重要。事实上，明朝对边防建设所采取的行动肯定要远远多于记录在案的部分。

***

景泰二年（1451年）三月，礼部尚书胡濙等奏：

据瓦剌使臣速哥帖木儿言及也先奏文，皆欲朝廷遣使，如正统中故事。臣等谓，当姑徇其意。昨奉圣谕，以为永乐间未尝遣使，彼亦不废朝贡，正统中使币往来，乃多为所拘执，但今和好初成，方以其间饬边防，实储蓄，若遽拂其意，必起衅端，则边运不敢进前，关外之田今年不得种。非惟大同、宣府等处悬急，而直隶人民亦复不安。愿遣使偕往，以全和好，待数年之后，我有足恃，徐以计却之未晚。

然而景泰皇帝认为，不必遣使去瓦剌，此事遂寝。¹¹

但景泰皇帝仍然作书一封给也先，解释其拒绝遣使的原因。他说：

苏克帖木儿等至，具悉和好之诚，所云欲朝廷遣使偕往，朕再三思之。曩者，正以去人不能体彼此之意，往往取怒于太师，以致和好不终，利归于下，朕与太师徒自结怨。今惩前弊，不欲复遣人去，如太师欲令人朝贡买卖，听从所便，但来使必须识达大体，不喜生事之人，且只以文书往来通意足矣。所索把哈孛罗，今特于贵州取回，付之来使。凡国中人口在太师处者，亦宜遣还，以副其父母妻子之望。回赐礼币，至可领也。¹²

景泰二年（1451年）五月十六日，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陈亹上奏关于边备建议，其文略如下：

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陈亹题：臣闻夷狄自古为中国患，在乎有以御之。御之有道，则可以销其骄悍之气，而朝廷无北顾之忧。苟无道以御之，则凭凌桀骜，其患不可胜言矣。比见瓦剌初与朝廷通好，岁时贡献，赏赐巨万，岂期自启衅端，侵扰边鄙。顷岁以来，纵横尤甚。近闻又分人马一枝往辽东，一枝往陕西，又遣人来京进马，求要使臣。臣愚切计瓦剌人马本自强盛，今谋欲攻宣府、大同以及京师，故先遣人马收掠辽东、陕西边境之人，以益其众。且恐朝廷知其势分力寡，乘其不备，出师击其各枝人马，仍复假设遣人进马，求要使臣，以缓中国用兵之意。俟其辽东、陕西人马回聚一处，秋高马肥，并力内侵，此其狡计也。今议者皆以兵备未修，粮草未备，只欲遣使往答其意，以图延缓，不复敢言战者，殊不知彼番求欲遣使，实非畏威怀德而来，盖将东征西讨，而以此延缓我师，矧纵遣使臣，量亦不能释其素负骄悍之气，不此之察，是自失机会而堕其计中矣。如蒙准言，乞敕总督军务总兵官量率精锐官军数万，倍道趋辽东或陕西边境，仍敕辽东或陕西主将，分兵刻期会于近边去处，物色丑虏所在，上赖祖宗之灵，合兵出奇，击其一枝人马。彼进不敢敌，退无所援，强盛之众将自穷蹙，殄灭可待也。计不出此，徒因议者之言，逡巡畏缩，日复一日，使其收掠辽东、陕西二边之人，大众复合，并力内侵，宣府、大同一或失守，京师之患，又孰甚焉！

奏议送到兵部，兵部尚书于谦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了关于北方边疆战略的建议。其答曰：

看得郎中陈亹奏称，“要总督、总兵官量率精锐官军数万，倍道趋辽东或陕西边境，及令辽东、陕西主将分兵刻期会于近边去处，殄灭虏寇”一节，臣等切详虏酋也先等，自正统十四年肆为奸谋，鸠集虏众，侵逼边境，杀掠人畜，其罪恶稔盈，人所共愤，实宜统率大军，声罪致讨。但自去年以来，节次遣使朝贡，钦命武清侯石亨充总兵官，都督孙镗、范广、过兴、张义充左右副总兵、参将，于五军、三千、神机等营挑选精锐官军六万，分作三营团操，及令都督刘深，另操官军三千听候策应辽东等处；都督石彪、雷通，另操官军六千听候策应宣府等处，并令工部尚书石璞总督宣府等处军务，遇有警急军情，各城军马并听节制，相机剿杀。近该石璞具奏，彼处烽火不见，边事颇宁，又况兵家之事，以直为壮，以曲为负，而制胜之策，以主为逸，以客为劳，必使计虑出于万全，然后战守可无疏失。今也先虽阴怀邪谋，而尊事朝廷之礼不废，虽闻声息，而侵扰边境之事未举。在我当为预备，难以自开衅端。又况关陕、辽东相去京师窎远，即目天气炎热，大雨时行，若使统领大军出境，未审敌营果在何处驻扎，待我兵至，非惟轻易举事而弗中机会，抑恐虚劳士马而迄无成效。况各边所积粮草有限，军马用度无穷，揆之事势，未见其可。合令在京总兵等官武清侯石亨，并都督刘深、石彪等，将选到团操官军务要申严号令，齐备器械，俾军威壮固，士马精强，不时点闸教演，以备警急调用。既不许怠惰偷安以废纪律，亦不许先为畏缩以损军威。仍令石璞等将宣府等处军马用心整搠，差人严密哨探，若有贼寇犯边，必须相机行事。若果贼势众大，星驰差人奏报，京师发兵前去应援剿杀。并行辽东、陕西、大同总兵镇守等官，左都督曹义，定襄伯郭登，兴安侯徐亨，都督王祯、张泰、王敬，都御史王翱、年富、陈镒、马恭、韩福、宋杰等，各照地方，将应有军马务在躬亲，逐一挑选精壮之士，留意训练，谕以大义，严其纪律，使将士相知，上下同心。候有贼寇来侵，就便随宜战守，或坚壁清野以待其弊，或乘虚掩袭以挫其锋。既不许畏缩无谋，纵贼抢掠，亦不许轻易穷追，堕彼奸计。此乃保邦御敌长策。¹³

掠夺的发生，又或许与也先的索求有关。也先通过朝贡所换回的，多为高级奢侈品，实际上这些金银珠宝很难满足普通战士的需求。而当他们无法通过朝贡贸易渠道获得普通物资需求时，掠夺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二者或许相关。

景泰皇帝决定不派遣使者到也先处的做法，仍未能广泛赢得明朝高层官僚的好感。景泰二年（1451年）五月初十，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直与其他在廷大臣言：

北虏之性本凶暴不仁，近年以来，宽待之意乖，计较之心胜，省费不多，启衅甚大，遂致侵凌，肆其祸毒。尚赖天地祖宗保佑，今已乞和，率众北归。臣等逆料虏情必有谲诈，务须深防。往者，虏使来言，要遣使臣往来和好，朝廷止是优待令归，不曾遣使。今虏使又至，专以遣使往来为言，而我边务未尽修举，皆非旬月可得措置。况天雨及时，边民皆已播种，若乘此机便遣人往报，稍为延缓，俾边境宁谧，安于耕耘，及至秋成，粮草充足，器械精好，城堡坚完，士马精壮，勇气自倍，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丑虏不足患矣。《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伏愿陛下俯加含容，少遣二三使臣往答其意，臣等又闻世之常情，有求于人者，一不得则惭，再不得则愤，而争斗之衅作。今虏之请使至，再而又不得，若逞其惭愤之气，肆其凶暴之心，兵祸又起，生灵受祸，不言可知。

景泰皇帝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

朝廷自祖宗开创以来，丑虏远遁，不敢窥伺中国者，以绝其往来故也。正统间，奸臣用事，欲图小利，始遣使通好，遂致引寇入犯京师，宗社几危。今朕嗣承大统，拳拳欲富国强兵，以报仇雪耻，思与虏绝。而卿等累言复欲如前遣使，与虏往来，非朕本心，不允所请，咨尔大小文武群臣其共议长策。果当如何，可副朕志，明具以闻，勿事空言，图保身家而已。¹⁴

面对景泰皇帝的坚持，朝廷一时沸腾起来。五月十二日，又一拨文武大臣上奏请求景泰皇帝重新考虑遣使问题。他们说：

昨者钦承圣谕，欲富国强兵，以报仇雪耻，思与虏绝。臣等罔不痛心切齿，与之不共戴天。但边境之粮储未充，军民之疮痍未复，所以前日干冒圣听，今虏使又乞遣使，伏望圣明留心，至于预备粮草，操练军马，以振兵威，以雪前耻。臣等所宜鞠躬尽瘁，以仰副皇上富国强兵之盛心，岂敢忘君父之仇，为身家之计哉！

景泰皇帝再次坚持己见。他说：

遣使往来虽一时之利，国家久安长治之计，恐不在此。虏情谲诈，狗窃之意常存。前年入寇京师，岂因不遣使臣而致？卿等共知，但当广议备边御寇，复仇雪耻之长策，军马如何可以战无不胜，粮草如何可以用无不给，其余皆勿论。草茅之士尚思献议国家政事，况国之大臣乎？卿等勉之，使臣不必遣。¹⁵

王直似乎妥协了，他从“使命不通，难保其不入寇”出发，转而向景泰皇帝献边防之策。而其他人则继续就此事与景泰皇帝争执。太子太保兼户部尚书金濂言：(https://www.daowen.com)

瓦剌脱脱不花王遣使进马，及送使臣高能等来朝奏讨使臣，以通和好。皇上欲绝其往来，俱不遣使，切思遣使通番，行之既久，已为常事。若一旦不遣，虏情怀愧，托此为辞，边衅一开，遽难止遏。况今边方士气未振，兵备未举，仓廪之粮尚少，疮痍之人未苏，若不审己量力，远虑深谋，遽欲出师讨罪，雪耻复仇，恐非万全之计。昔汉高帝自将三十余万众往击冒顿，而有平城之围。今腹里人民悉皆凋弊，不堪供运，而边储有限，傥有缓急，诚为可虑。伏望皇上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悯远近生灵之疾苦，屈从群议，俯就虏情，暂遣使臣，量给赏赐，往脱脱不花王处，转往也先营，以答来朝之意。延至二三年，边廪充实，兵备修举，随宜用事，可图万全。

景泰皇帝再次拒绝：“遣使之事，朕自有定见。卿但当以足国为务，毋为后来边储无备张本。所引平城之事，恐非臣下所以愿望于国家者。”

礼部尚书杨宁向景泰皇帝奏报挑拨瓦剌内部关系的机会：“脱脱不花王遣使入贡，近访知也先亦有人在内。切惟丑虏猜忌最重，彼也先未必不致疑于脱脱不花王，乞将脱脱不花王使迟留数日宴劳，锡与比也先使加厚，若此，则脱脱不花王与也先互生猜忌，而扰边之患缓矣。”但景泰皇帝认为这种做法太过下作，“柔远之道，宜待以诚”，因此拒绝了杨宁的提议。

太子太傅礼部尚书胡濙仍未放弃遣使的问题，他又继续奏道：

昨译出瓦剌番文一道，令臣等详议以闻。观其语意，专在求讨使臣，以为久远和好。彼虽谲诈，未保其终，然始则奉送上皇，今又还我制使，虏使络绎乎道，驼马迭送于廷，其归向之诚，悔过之善，亦有不可诬者。夫厚往薄来，致治之常经。今彼使再来，此不一报，似非所谓厚往柔远也。往年土木之事，为臣子者罔不痛心切齿，皇上所以拳拳宵旰不能忘也。然在边无储积之素，在野有奔亡之忧，所谓将军有生之乐，士卒无死之心者也。迩者，边报稍急，无一人敢言战者，甚至张惶失措，此系国家安危之大计，伏望皇上愍边境之艰难，生民之困苦，仰惟宗社付托之重，俯徇远人归化之诚，量遣使臣，往伸和好。仍敕在京总督、总兵等官操练军马，修饬器械，严切守备，庶得在彼无可执之词，在我有预为之计。

但倔强的景泰皇帝仍坚持己见，他说：“卿等所言固是。使臣不遣，朕志素定矣。”¹⁶

五月二十三日，年轻的景泰皇帝致书脱脱不花，曰：

我国家自祖宗以来，四方万国，每来朝贡，止加恩遣回，并不遣使至彼，以此四方和好，永远保全如旧。近年，瓦剌累差使臣赴京朝贡，朝廷嘉其诚意，往往遣使回答，岂期所遣之使不体朝廷厚待瓦剌之意，多有在彼贪功贪利，激怒可汗与太师，致使前年暂失中国之和好。两国人民多致伤害，此朕与可汗所共知者也。尚赖天佑人民，使两国仍和好如旧，朕与可汗不可不思保守。近得可汗差太尉完者帖木儿、知院失连帖木儿等赍书并人事马，及送辽东差往海西人员高能等还京，朕甚嘉悦，以礼厚加宴待，赏赐来使，升其官职，给与冠带遣回，并备马价、礼物等件回答可汗，就付完者帖木儿等领去交纳，至可收之。书中所言要照旧差使臣同去一节，盖朕既知前者差使有弊如此，今又不以与可汗言而复差使，是朕不以诚心待可汗也。可汗自今但差使来，朕当加恩相待，始终如一，决不食言。然高能等一起二十人，可汗已遣人送六人到京，尚有郎福等十四人未到，如有在可汗处，仍遣人送回辽东，足见可汗敬顺天道，保全和好之盛心也，惟可汗亮之。其所赐可汗与妃二人，有金银及金银器皿，织金蟒龙文绮等物，皮儿马黑麻都督等八十一人织金彩素表里有差，俱付其所差来使归赐之。¹⁷

但遣使问题并未就此得到解决。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二十二日，景泰皇帝又向脱脱不花致书，回应瓦剌又一次请求明廷遣使的要求。书曰：

我国家自祖宗以来，与可汗初无嫌疑，彼此使臣往来，间谍生隙，前事以往，不必留意。今可汗能敬顺天道，复遣使臣皮儿马黑麻等远来朝贡，良可嘉赏。已令厚加升赏宴待来使，并酬所贡马匹等物价，及所索一应器物，皆如数付来。但所言要使臣同往一事，前者已有书报，恐小人不知利害，言语生嫌，有伤和好，徒使归下人，怨结于上，非但中国不便，实瓦剌之大不便也。但瓦剌人来朝贡者，听从其便，然亦人少为贵，庶好厚待。中国所有人民男女在瓦剌者，今后使臣再来朝贡，俱令带来，当与重赏不吝。¹⁸

不唯脱脱不花，也先也遣使要明朝派遣使臣前往其处。景泰皇帝诏谕臣下：“正统年间，因遣使臣往来，以致宗社倾危。今只听其自来朝贡，以礼待之可也。”¹⁹十一月初三，也先等奏求“黄紫大红织金九龙段匹，黄红彩段衣服，金壶，金碗，各色药丸、药材、颜料、乐器，帐房、雨衣，铁砧、钳、锤，佩刀等物”，很明显，也先所求都是上层贵族所需要的物件。为此，礼部认为，“黄紫大红织金九龙段匹、黄红彩段衣服、金壶、金碗系上用之物，佩刀、铁砧等项系应禁之物，俱难给与。其余药材、颜料等物，宜令司礼监依数给赐”。景泰皇帝是其议。也先又为其国师三答失里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出于某些没有解释的原因，明廷亦不允颁赐。我们不禁要问，也先是在重建带有浓郁佛教色彩的“元朝”吗？

景泰三年底（1453年2月7日），翰林院侍讲刘定之言：

今者，虏使还期渐近，朝廷定议，不遣使臣回答，意欲至其来寇而扑灭之。臣以为，待夷狄之道，但当为应兵，不当为祸。始若庙堂之辅，算无遗策，疆场之将，战有必胜，以暂劳而图永安，固臣子所愿，岂但渊衷哉！倘成败未可预料，则臣尚愿陛下广天地之量，止雷霆之威，含容丑虏，暂遣使臣，其或此以和往，彼以恶来，则足增我师之直气，免吾民之怨怼。若由此暂羁縻之，则岁年之后，国家闲暇，选练将卒愈精修，筑城堡愈完，赏罚愈明，资械愈充，腹里诸处无饥馑之患，口外各屯有奋发之勇，然后观衅徐动，亦未晚也。今者，掌武之臣谦让退托，惧当兵任，各部之臣合辞陈请，乞回睿听。卫所之兵，但有虚数，畿甸之民，望风遁逃，则成败未可预料也明矣。陛下何汲汲于违众论，信寡谋，以万姓之命，侥一时之胜哉！臣愚儒，不达时务，请以古者和虏事势可否较之。若谓和虏之后，縻费不赀，损我之富，则汉文帝在位二十余年，用缯絮等物和匈奴，宋仁宗在位四十余年，用金帛等物和契丹，为时甚久，为数甚多，不惜其费，未闻当时谓为不富也。今宜比此例，岂与汴宋之季虏兵来加，而要割藩镇劫质亲王，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谓和虏之后，仇心未复，损我之武，则汉高帝先被围于平城而后解，唐高祖先屈己于突厥而后伸，不报其仇，未闻当时谓为不武也。今宜比此例，岂与南宋之初虏使诏谕，而羁留父兄，黜削尊号，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谓和虏之后，篡弑不讨，损我之义，则冒顿弑其父而娄敬劝汉高祖通和，盖苏文弑其君而房玄龄劝唐太宗罢兵，不讨其罪，未闻当时谓为不义也。今宜比此例，岂与春秋之法，中国乱臣贼子在所当讨，必不可赦者比哉！然臣谓不惜其费，不报其仇，不讨其罪者，非因循偷安，止于是而已也。诚愿陛下虽未用兵，如已用兵，常加其警励；虽暂遣使，如未遣使，常加其防备，览群策而用之，以选练将卒，修筑城堡，明赏罚，备资械，使内无患，外有勇，然后彼有衅之时，此足以乘之也……望敕大小群臣，公同博议，若但委兵部，则臣之言必不见从，如水投石，而生民之命如以肉试虎，少有全理矣。^[2]盖和战皆所以待敌，而兵部必不以和为请，如巫医皆所以治病，而巫阳必不以药为说，各护其所短，而欲见其所长，保身爱国者，不可偏听而当慎择也。²⁰

当然，刘定之的说辞仍未能打动景泰皇帝，因为于谦的意见是，设若明廷遣使去瓦剌，那么会使瓦剌人更加轻视明朝，而景泰皇帝自然非常赞同于谦的看法。²¹

其实，假设我们能在彼时进行一次民意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大多数朝臣是倾向于派遣使臣的。于谦的观点反而是少数派。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份反对遣使的奏疏。^[3]景泰四年（1453年）正月十六日，户科给事中路璧言：

近丑虏遣人朝贡，逼我遣使往报，幸皇上独断不许。臣亦以为，遣使之无益有五：盖丑虏谲诈百端，彼之犯边，遣使亦来，不遣使亦来，正统间非不遣使，夫何使臣未归，而边报已急，终成土木之祸。此一也。且使者至彼，为其狎侮，或求土地，或索金币，使归告之，朝廷一有不许，彼即以为口实而启衅矣。此二也。又使臣之往，必重有所赍，是以中国有限之钱财，填夷狄无穷之渊海，傥可以止其贪暴，犹之可也，况万万不足以塞其祸乎！此三也。今日彼求使臣既应之矣，他日又求大如使臣者，将何以却之乎？况前年未遣使而今年遣使，彼必谓我中国无备，而谋为后患，可胜言哉！此四也。又内外将卒，一闻朝廷遣使议和，必将侈然怠惰，无复训练，异日岂不坐受虏患？此五也。夫使固不可遣，而患亦不可不防，所以防患之道，在修德以为之本。厚边积粮，练师招贤，安民旌忠，以为之具。曰修德，盖德乃人君致治之本。《书》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伏望皇上日新圣德，罔敢怠荒，如此则内治修而外夷自化矣。曰厚边，我祖宗睿谋神算，既设马营、独石、云州、龙门、长安、定边诸城堡为第一藩篱，又设永宁、怀来、万全、宣府、大同、威远诸城堡为第二藩篱，又设居庸、紫荆、雁门、倒马诸关堡为第三藩篱，故七八十年得免虏患。奈何正统十四年，马营、独石等七卫官军逃入怀来，是自撤藩篱以延盗寇，故虏得以长驱入关，大肆荼毒。幸皇上既奋神武，以遏夷狄，又命官军复守边城，是皇上诚知藩篱之重矣。²²

无疑，这一论调是景泰皇帝中意的，他说：“朕观璧所论遣使无益数条，诚如所言，其余建明亦有可取。礼部其会官集议，择其可者行之。”正月二十八日，瓦剌使臣察占率2876名使节陛辞，景泰皇帝赐其各色织金彩素纻丝26432匹，本色并各色阔绢90127匹，衣服3088袭及靴、袜、毡帽等件，作为瓦剌所贡马及貂鼠皮的回馈。

另外，景泰皇帝还敕谕也先：

近得太师两遣使臣察占等远来朝贡正旦，足见太师忠勤之心。已命厚加宴赏使臣，赐太师诸人物并所贡马匹、貂鼠皮价及所求物，一一付使臣领回。其使臣买卖悉听，两平交易，与车辆送出境外。太师所言求差使臣，朕以为遣使臣去则恐交构是非，致令彼此怀疑，是以不遣，实欲保全和好故也。今者，太师遣人来多两次，共三千余人，边关守将不肯放入，朕念太师忠诚，姑令俱放。今后，太师只可少着人来，且与总数文书为凭，庶免边关阻当。如此，虽千万年和好，可不坏也。²³

为什么互遣使者会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也先和脱脱不花一方屡屡要求明廷遣使前往，这又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只能作合理猜测。我们认为，明朝仍然认为其扮演了“天下共主”的角色。处于“共主”地位的明朝，要求其他政权或势力在与之交往时，都必须从属于其朝贡体系，以“贡者”的身份与明朝建立联系。“朝贡”一词，似乎暗示了明朝与其他政权或势力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地位，而掩盖在其背后的，是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明廷常喜用“赏”，特别是在对瓦剌的“赏赐”中，明廷更是希望塑造一种上对下的姿态。同时，明朝也定期授予瓦剌首领们明朝官职，但瓦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至多只能给自己加授一层元代的官职和头衔。在15世纪50年代，也先是一个带有野心的军阀，正在朝着“大元兀鲁思”的方向努力迈进。他希望尽可能地提高自身的地位，甚至试图通过互派使节来证明这一点。他对明朝的施压，无非试图展示自己的权力，并安抚曾一度四分五裂，最终为其所统辖的游牧各部。

***

对明廷而言，想要准确知道大草原上发生的事情，或瓦剌人等所欲何为，并非易事。如果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南至时，边防线上的哨瞭部队就可以从飞扬的尘土、烟雾和火光中发现。如果游牧部落的营地没有靠近边防线，那就需要夜不收深入侦察。还有时而可见的俘虏，他们从敌人的营地中逃回，并向明廷报告他们的所见所闻。因此，也先或脱脱不花试图开战的消息，也往往由俘虏们率先带回。²⁴一般而言，游牧部落散居草原，各自为营，游牧生态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只能在有限时间内高度集中起来。因此，若哪两个游牧阵营正在拼尽全力互相厮杀，我们也不免会为此而感到震惊。

兵部尚书于谦的奏疏上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明朝对漠北草原知道了什么，又是如何得知的。以于谦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十四日的奏疏为例。文曰：

兵部为被掳走回人口事。内府抄出镇守陕西内官王庄儿等题，景泰三年正月初二日酉时，准总兵官、征西将军、都督同知张泰等手本。景泰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据黑山营哨备署都指挥佥事任信，呈送被掳走回男妇三名口到官，会同镇守太监来福，副总兵、都督佥事马让，参赞军务、右佥都御史韩福审，据韩成供，系宁夏中护卫左所百户毛俊下选操土军，陕失丁户内余丁，先于景泰元年正月初十日被达人赛罕王识字人讹力帖木儿抢去，跟随到于地名土剌河老营，住过是城。因晓番语，今年秋间闻知也先差使臣赴京进贡，留下达子五百在于口外驻扎，等候使臣同回。后又听得也先怪恨脱脱不花王要人马去征杀了，要着他的外甥阿八丁王的男做王子。有阿哈剌忽知院不忿，领部下一枝人马，又有哈剌瞋三千人马，都投脱脱不花王去了。有脱脱不花王整点人马，要与也先厮杀，有赛罕王得知，收拾人马，报与也先，一同前去谎忽儿孩地面躲避。有也先又将原收讹专一枝人马连家小都放回原地方去了，等用着你时来。成等跟随讹力帖木儿行了十程，至十一月二十日夜，同妻李氏商议，约同直隶宁山卫右所百户贾贵、下总旗孟成，共偷儿骟马七匹，夤夜脱走，沿途倒死五匹，于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于黑山营，转送前来，据供告报。

……又该镇守陕西兴安侯徐亨亦题前事，通钞到部。除走回人口另行外，查得近该迤北走回男子段大口等说称，也先要与脱脱不花仇杀等因。本部为照也先之与脱脱不花，其仇嫌猜忌之心非止一日，今称仇杀，理或有之。又恐虏情奸诈，假以仇杀为名，意在犯我边境，不可不备。已经节次奏准，行移各边各关总兵、镇守等官，严加堤防去后，今钞前因，参照走回男子韩成等所说，听得也先怪恨脱脱不花，要领人马去征杀，着他外甥阿八丁王的男做王子一节，缘与段大口等所说事情颇同，及称有阿哈剌忽知院同哈剌瞋人马都投顺脱脱不花王等因，缘阿哈剌忽在虏人中颇知道理，略晓天道人事，必是因见也先邪谋彰露，厉阶已成，且恐不利于己，以此结连投顺。虽传说之言未见的实，然以理揆之，也先违天悖德，罪恶贯盈，或者鬼启其衷，使其自相吞噬，以速灭亡。且夷狄相攻，中国之利，先事预备防患之策，万一虏人果于自相攻击，其溃散败亡之寇，不无有款我边。诚恐所在总兵等官，仓卒之际，处置乖方，失误事机未便。合无令该府差人驰驿，赍文与各边各关总兵等官，务在整饬人马，固守地方。若有外寇近边来降，覆审明白，果无虚诈，就便差人伴送赴京。其有散亡部落，或在我边地方潜形隐迹，或相率侵扰，必须哨探贼众多寡，斟酌形势强弱，可以乘虚袭取，即便挑选官军，运谋设法，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奋勇剿杀，仍星驰差人具奏，有功之日，朝廷升赏不吝。

景泰皇帝同意了这一奏议。²⁵

四月初八，于谦又有一封奏疏，涉及对漠北草原内讧的零星信息。文曰：

瞭高军人薛友亮等报，瞭见境外正北有一人骑马前来到墩，呈送到职。审据侯敬供，系大同前卫后所余丁，先于景泰元年正月内在于本城西南锡蜡沟牧放牛只，被也先下达子歹儿下平章抢掠，送到迤北，一向在彼住过。有也先今年正月内，将平章放回，往南行到捞盐海子，被也先差达子前来，将平章当住。后也先将平章就连老小放回，往东行走。本役于景泰三年三月十五日夜，骑马一匹走回。本役在营时，听得达子说称，脱脱不花领人马与也先厮杀，也先得胜，将脱脱不花赶往东北去了。后脱脱不花领好人马复来，要与也先厮杀，也先得知，就领人马往西北去了。又听得也先说，若是脱脱不花上，我就便与他讲和陪话。

备供连人马，咨送前来，会同太监裴当、右少监马庆审得：侯敬于前项年月日，被也先头目柔（朵）儿般平章下达子雪良歹抢至迤北，送与达人不台处随住。景泰二年十月内，有也先将朵儿般平章人马，约有四五千人，放回捞盐海子北边驻扎。二月复调回，与脱脱不花厮杀。敬在营看放马牛，不曾跟去，景泰三年正月内，朵儿般平章领人马回营，听得二十年抢去汉人说，也先将脱脱不花杀败，脱脱不花往东北去讫。又说脱脱不花若赶上我时，就便顺他；赶不上时，罢。本年三月十七日，朵儿般平章领人马起营，往辽东地面种田，敬跟随两程得脱，偷骑马一匹，昼夜行走五日到边。

但是，于谦敏锐地捕捉到了侯敬陈述内容中的前后不一之处。他接着写道：

除审侯敬所知前项敌情，与奏内相同外，查得先该节有迤北来降夷人及走回男子，往往说称脱脱不花王被太师也先人马杀败，或言脱脱不花已被杀死，或言将带人马往东去讫等因。及称柜子山见有屯驻达人，本部已经不次具奏，通行各边总兵等官，严加提备，行令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差人密切哨探柜子山敌兵有无，见在动静何似？若果别有犯边情由，宜从相机守战去后，今侯敬又说称脱脱不花要住北边，借毛人毛马来与也先厮杀，有也先往西北去了，说称脱脱不花若赶上之时，就便顺他；赶不上时，罢等语，虽前后不同，未委虚的。设使果如侯敬之言，脱脱不花借兵与也先仇杀，自相攻击，彼既自有衅端，顾籍不暇，岂能别起奸谋，犯我边境？所谓丑虏相攻，诚为中国之利，但事情未可深信，而堤备不可不严。

景泰皇帝再次同意于谦的奏议。²⁶

事实上，早在景泰三年（1452年）二月十八日，也先就已遣使赍奏来言：“其故父夺治阿鲁台部落，以可汗虚位，乃扶脱脱不花王立之。也先姊为其正室，有子，不立为太子，而欲以别妻之子立之。也先言之不从，乃起兵来攻也先，中道而返，于是也先追，与之战，败之。脱脱不花王领其下十人遁，也先尽收其妻妾、太子、人民，遣人报喜并献马二匹。”²⁷

四月十六日，于谦奏道：“前项事情虽系一面之词，未见的实，然近来迤北走回人口同来降夷人，亦往往备述其事，但未见传说。脱脱不花王有无见在，今称被哈八王杀了，人马跟也先二处去等因，臣等切详，也先倚恃凶强，违天悖德，罪大恶极，凌迈古今。一旦无故将脱脱不花杀害，虽传闻之语，未可凭信。”不过，于谦尚不知道的是，数月后，辽东军人徐胜自草原逃回，称“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虏酋也先弑其主脱脱不花王”。在于谦看来，“万一……也先既将脱脱不花人马吞并，其部落气势，不无益加强盛，志骄气盈，愈无顾忌。又况也先桀骜险狠，敢为不义，已将本主杀逆，自知恶不可掩，罪不可逃，虽欲改悔，其道无由。近虽遣使朝贡，奸谋未易窥测，诚恐渐有图大之意，复萌犯边之谋，故意遣使来京，一则张大杀败脱脱不花，一则使我懈怠，不为设备。虽天地鬼神不容，而有必败之理，然犬豕豺狼之暴，不可不为提备”。²⁸也先遣使的目的是否如于谦所说，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也先的来使某种程度上带有自我夸耀的成分。

***

景泰四年（1453年）十月二十四日，景泰皇帝敕令宣府、大同、辽东、蓟州、永平、山海关、延绥、甘肃、宁夏、独石等缘边各关隘全面戒严。景泰皇帝敕总督、总兵等官，少保兵部尚书于谦等曰：“比闻瓦剌也先擅易名号，又其所遣朝贡使臣，有从大同来者，有从宣府、甘肃来者。此其奸计，必有所在。京师备御，不可不严。尔等其以所选军马，尽心训练，以俟调遣。或别有长策，悉听尔等便宜处置，必出万全，无堕贼计。”

另外，也先的新头衔，也令明朝君臣头疼不已。也先遣使，其书信以“大元田盛大可汗”为首称，落款年号为“添元元年”，显然也先这是在表明，自己已经受元天命。景泰皇帝命大臣集议此事，以决定接下来明朝是否承认也先的新地位。当然，明朝比较满意的是，也先上年派遣使臣3200余人，今年只派遣使臣1143人，“不及上年之半也”，也先给出的理由是“奉旨令，进贡少遣人故”。²⁹

景泰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454年1月9日），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奏称：“也先不敢辄称可汗，而遣使于我者，觇中国能议其罪否耳。今若称为可汗，则长逆贼之志，若称其故号为太师，恐激犬羊之怒，贻患边境。莫若敕其来使，令归语也先以华夏夷狄之分，顺逆吉凶之道。庶几不失国体之尊。”刑科给事中徐正言：“当赐也先敕书，晓以天命祸福之由，示以奸邪成败之理，如其幡然改悔，复称旧职，斯固为美。如稔恶不悛，我则执言讨罪，战必胜，攻必取矣。”太子太傅、安远侯柳溥言：“也先弑主自立，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者。堂堂天朝岂不能正其罪？第以其夷狄，置之不较，若从其伪称，是与其弑主也。臣以为回书宜仍称瓦剌太师，否则阻其往来，不与回书。彼敢犯边，则兴师讨之，庶得中国之体。”

景泰皇帝诏谕更多官员讨论上述三人所言。五府、六部、翰林院、都察院、大理寺官员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今也先所称大元田盛大等号，固不可依，至若可汗，乃隋唐以来北狄酋长之常称，非中国所禁，朝廷回赐敕书，宜称为瓦剌可汗，以羁縻之。”

大臣们的意见又出现了分歧。于是景泰皇帝不得不诏谕礼部：“仍会各官，酌古准今，求至当归一之论，可以行之久而无弊者以闻。”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言：

可汗二字，在中国固为戎狄酋长之称，在戎狄则比为皇帝之号。观其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元世祖为成吉思可汗^[4]可见矣。向者，脱脱不花为可汗，乃其世傅所称，名犹为近正。也先弑主，自称可汗，名实不正，今若因而称之，彼以为中国天子亦称我为可汗，以夸示其群酋。群酋畏服，无复携贰，则必有窥视中原之志。日后之祸，未可测度。且在我中国以为苟安，而将士之心必怠，异日对敌，谁肯当先？此固不可也。若仍称为太师，彼必曰我数遣使朝贡，而朝廷仍轻侮我，必将犯我边鄙，生民为之荼毒，此亦不可也。以臣愚见，莫若赐敕，封之为敬顺王，或称为瓦剌王，因而赐与金帛，庶几得用权合经之宜。

章纶的建议看起来颇切中景泰皇帝口味，于是景泰皇帝又令官员们讨论其奏。但讨论似乎又陷入了僵局。³⁰讨论无果，群臣只得奏请圣裁。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等官奏：“比臣等议称也先为瓦剌可汗，诏旨令再议，今给事中卢祥、李钧、路璧等执言欲但仍旧称为太师，伏乞圣裁。”景泰皇帝曰：“也先虽桀骜，亦能敬顺朝廷，宜如所议，称为瓦剌可汗。”³¹

景泰五年（1454年）二月初二，景泰皇帝正式命瓦剌使臣哈只等赍书赐也先，曰：“书与瓦剌可汗：自尔祖父以来，世世克修职贡，尊事朝廷。今可汗居尔国位，又能体前人诚敬之心，遣使朝贡，朕于四方万国来朝，虽皆有所嘉赉，而于可汗独厚者，盖以可汗尤能敬顺。”³²但另一方面，明廷也时刻在为潜在的战争作好准备。³³

与此同时，也先的军队逼近明朝的边防线，引起了明军的注意。也先还不断拉拢和胁迫原本效忠明朝，东至辽东、西至丝路沿线的势力。泰宁等卫都督佥事革干帖木儿等遣人上书言：“往者，也先令我三卫来扰边方，近又召我三卫听彼驱役。切思我三卫人民，世受天朝大恩，不敢背逆，愿附塞居住，为中国藩篱。且乞大宁废城及甲遁见赐，如有外侮，愿备前驱。”但明廷并不十分相信兀良哈人的请求，于谦认为“三卫变诈不一，不可从”，于是景泰皇帝只允许他们于近边20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而后，赤斤蒙古卫都督阿速遣百户总儿吉赍瓦剌也先所与阿速蒙古印信文书至甘肃，其信“意在逼胁诸番，以为己助”。兵部尚书于谦认为，“宜命甘肃总兵等官遣晓夷情者，往谕阿速等以朝廷恩威逆顺祸福”，景泰皇帝是其议。³⁴

***

景泰五年（1454年）十月十六日，宣府、大同等处总兵等官奏：

屡获降虏及我军士自虏中脱回者，皆言虏酋也先为阿剌知院杀死，有定州卫达军可可帖木儿，自也先弟寨（赛）罕王部下脱归，备言也先既杀其主，自称可汗，阿剌知院求为太师，也先不许，遂生嫌隙。也先遣其子守番，俾阿剌二子从行，因令人持药酒毒死阿剌次子。阿剌诈报兀良哈盗己马，遣使请于也先回长子，回同追捕之。也先命其二弟歹都王、寨（赛）罕王统众与俱临行，觞阿剌长子，复毒之。行至中途死，阿剌怨益深。绐也先二弟先渡川，俟其既渡，阿剌统部落三万人径趋也先所居，使人数也先三罪，曰：“汉儿人血在汝身上，天道好还，今日轮到汝死矣！”也先曰：“我今日有灾，明日与汝战。”退与其心腹伯颜帖木儿、特知院、孛罗平章等坐帐中会议时，阿剌旧部曲卜剌秃佥院、秃革帖儿掌判、阿麻火者学士事也先日久，也先不之疑，因其趋也先帐中，扳所佩刀刺也先，并杀特知院等，其众遂散。赛罕王闻阿剌功（攻）其兄，领众七千蹑阿剌后，欲俟其战疲，然后行之。既而也先死，赛罕王弃其众，乘橐驼十七只南走，为其下卜儿塔追及射死之。歹都王领其人马西之。

看起来，也先与阿剌知院之间的战争并没有涉及任何过于深刻的形而上问题，甚至在毒杀阿剌知院二子之前，双方亦无旧怨，仅仅因为也先篡夺了可汗的头衔而引起了一场个人争吵。³⁵

逃归之人所叙述的，的确是事实。也先被谋杀了。且不论其动机如何，也先的死在大草原上造成了权力真空。也先的帝国大厦轰然倾塌，只剩下无数碎片散落在草原四方。也先的兄弟有往南徙者，有向西走者，而明朝又要怎么去面对这种新情况呢？

显然，也先的倾覆，远远超出明廷的预计。那么，也先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消失了吗，明朝能否稍缓口气，抑或也先的崩塌反而使事情变得更为棘手？我们看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

如前文所述，一些也先的部众向南迁徙，逐渐靠近明朝边防线。而此时在京师的都督佥事昌英^[5]，于景泰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455年1月9日）奏曰：“近闻也先、阿剌至相仇杀，部落逃散，多潜匿我边境。宜给榜以招来之。”但景泰皇帝并不认可昌英的看法，在他看来，“豺狼反复无常，纵得之，无所用”。³⁶

不过景泰皇帝同样也不想对这些残余势力诉诸武力。景泰六年（1455年）正月初十，景泰皇帝敕谕提督宣府军务右佥都御史李秉、总兵官右都督过兴曰：“尔奏哨见达贼近边收放藏夫，欲令守备官员统兵，捣其巢穴。然此贼果北虏也先之党，固当剿杀无疑，抑或兀良哈等避北虏之害，假息敬上，又当审量而行。朝廷但欲求安边，岂在谋利？今贼止是收放藏伏，未有犯边之情，尔等果获全胜，亦利少而害多。敕至，尔等务在量宜行事，不可贪功，以堕贼计。”³⁷但到了正月二十日，宣府方面就传来消息，称守备独石等处右参将都指挥佥事周贤等杀败来犯的兀良哈贼，生擒朵的等12人，斩首5级，获贼马32匹，景泰皇帝命论功奖赏。这一做法，岂非恰恰违反了不久前景泰皇帝的命令？但很可惜，没人对此提出异议。³⁸

在更为遥远的西北段防线，明军也发起了猛烈攻势。景泰六年（1455年）二月二十日，景泰皇帝敕谕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雷通、参赞军务左副都御史宋杰、镇守凉州副总兵署都指挥同知萧敬等曰：“得尔等奏，虏寇自去年九月以来，互相仇杀，多有漫散逃至亦集乃地方潜住。（尔）等已选调人马，约于今年二月分投出境追杀，此系尔等职分当为，况计此时兵已出境，朕不尔制，但念守边贵于恃重，而举事宜图万全。敕至，尔等务在相机守战，若贼势众大，别无犯边实情，未可轻举妄动，引惹衅端。毋或因小利而忽远图，致有疏虞，罪在不恕。”³⁹

四月二十七日，景泰皇帝再次敕谕雷通等曰：“边将受朝廷重寄，当以恤兵保境为心，贪功失利为戒。且二虏仇杀，如两虎相斗，观者当防其冲突，防之不谨，必为所伤。况可远出以犯其穷蹙乎？近御史劾奏，尔等轻调军马，远涉穷荒，追擒败虏，孤军几为所陷，斩获才数孽，而自损动过百人，其挫威误事如此，论法当处以重罪。但念边方用人，姑从宽宥。尔等自今痛改前非，勉图报称其重。慎之。”⁴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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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势力的瓦解还引发另一个问题，即朝贡问题何以得续？另外，设若再有人以也先或脱脱不花的继任者前来朝贡，那么明廷的赏赐应该维持与此前同等的水平，抑或相机有所减少？礼部奏称：“今思丑虏也先，上逆天道，下毒生灵，罪恶贯盈，自底亡灭。而孛罗以其残党，畏彼阿剌潜来杀掠，意在近我边境牧放偷生，又恐我军缉捕，无所容避，故遣使臣假以进贡为名，探我意向。又况彼处未有君长，所遣之使，非出一人，其孛罗名义不正，位号不尊，既不可与不花比律，又不可与也先概论。赏赐若循前例，则虚实太多，又且堕其奸计。今不乘其类分势弱之秋，斟酌处治，切虑日后遗类复合，无厌之求，急难抑遏。请量减赏赐，着为定例。”景泰皇帝曰：“胡虏艰难，姑从旧例赏之，以慰其心。”⁴¹

孛罗派来的为首使臣是皮儿马黑麻，此人此前是脱脱不花的使臣。明廷与之赏赐，并命其赍敕及彩币表里等，往赐脱脱不花的继任者王子麻儿可儿^[6]及平章昂克。敕曰：

朝廷自祖宗以来，恭膺天命，主宰华夷，福善祸淫，惟天是法，是以四方万国，莫不仰戴恩威归顺之者，天必赐以安全；背逆之者，天必降以祸乱。天眷昭彰，非人力所能干也。往者，也先逆天背道，扰我中国，又自杀汝主，僭称名号，曾不几时，遂致灭亡。今尔等能敬顺天道，尊事朝廷，痛改也先前非，遣人贡马，虽曰暂时穷困，然能归顺朝廷，即是敬顺天道，天将赐以福善，而免于危亡之祸也必矣，朕用尔嘉。今于使臣回，已厚加宴赏，并酬尔马价，赏赐尔彩币表里等物，及所奏讨物件，一一付与领回给授。惟米粮重大，难于搬运，甲胄弓箭皆出征所用，祖宗明训，不以与人，特谕尔等知之。尔等宜体天心，一敬顺为务，毋蹈前失，庶几上合天道，永享福祉。⁴²

那么，新问题又来了，王子麻儿可儿的部下都有哪些人？孛罗？抑或昂克？景泰六年（1455年）八月，泰宁卫都督佥事革干帖木儿遣人奏称：“虏酋卯（毛）里孩立脱脱不花王幼子为王，卯里孩升为太师。近者，卯里孩领人马来我三卫虏掠，我三卫共追之，已击败其众。”为此，兵部议曰：“虏情难测，恐卯里孩假以仇杀为由，因集丑类，来扰边境。宜移文辽东、大同、宣府等处总兵等官，严切哨备。”景泰皇帝同意了兵部的建议。⁴³

十月，朵颜卫使臣又奏：“北虏脱脱不花王子马儿可儿吉思并毛那孩（毛里孩）、孛罗等领四万骑欲攻阿剌知院，阿剌屯坎坎地面，亦聚众三万待之。夷虏相攻，势不可两立，败亡者必来假息近边，胜捷者必至乘势入寇。”为此，兵部认为，应当加强边防戒备，并多遣间谍探知虚实。景泰皇帝再次认可其建议。⁴⁴

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叶盛与都督孙安在宣府以北的独石处练兵备战。三月二十五日，叶盛奏：“本日午时，瞭见境外男子三人，骑、牵马六匹到墩……审得：一名任景玉，年三十岁，系山西太原府太原县新村都民人……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在于土木被也先部下达贼兀豚帖木儿抢去；一名李庄儿，年二十一岁，系直隶隆庆卫榆林驿军人李信下男，正统十四年十月内在于北京高丽马房被兀良哈达子谎哈台抢去……一名杨帖木儿，年二十四岁，系陕西宁夏高桥儿土军杨二男，景泰元年正月初八日在于本处地方门城放牛，亦被也先部下兀豚帖木儿抢去。”这些被虏逃归的人，向明廷官员们讲述草原上发生的事情。其大致事件为：“也先部下毛那罕（毛里孩）平章、搏罗罕（孛罗）平章，见今扶着脱脱不花王的娘子与六岁的儿子，在营里人马约有两万，常被兀良哈人偷他马匹数多，以此怕他。近日，与他合火住了。有兀良哈头目革干帖木儿，并阿罗歹常来，王子、娘子见子（了），并毛那罕等前面听发放说，要青草长时，去与阿剌忽知院厮杀。”但叶盛并不完全相信这套说辞，在他看来，“各人被掳年久，今脱走回，所言未委虚实，又恐中间别有虏情”，于是，他建议“及行各堡守备、都指挥等官整搠军马，听候调用，仍严督沿边、腹里、墩台敌堡官军人等，昼夜用心严谨，瞭望堤备，遇有警急，相机行事。并行宣府军兵等官，一体行属堤备”。⁴⁵

类似的报告越来越多。三月二十九日，有名为孛罗的辽东女真人逃归，称自己于景泰元年（1450年）被脱脱不花部下把秃不花知院抢去。随后，把秃不花部被也先“杀散”，孛罗被俘，又被转送到孛罗平章处。由于生活困难，孛罗于三月二十二日夜偷骑马二匹脱走，历经七日到达边境。他说：“在营时，见得达贼约有三万余人，三个头目，过活十分艰难，常被兀良哈贼偷了马匹，又说怕南朝人马征杀，常时防备。”除了孛罗，还有白咬住等也提供了漠北草原的情报，但信息有限。总而言之，整个北境防线的明军都时刻关注着漠北草原的局势，保持警戒状态。⁴⁶

实际上，明军的确已经整装出发，开始在草原上发动战争。叶盛参加了这次行动，并向朝廷奏报了此次胜果。⁴⁷

四月二十日，叶盛又题奏道：“虏使皮儿马黑麻等内各人说称，有原系也先部下头目孛罗平章、毛那孩平章、猛可平章，将阿剌知院人马杀散了，将宝夺了，又将脱脱不花王儿子、娘子并也先的娘同他娘子、两个儿子都抢在身边，又抢了九个白毡帐子。今孛罗差我们来，有好的言语到朝廷，才说回去时还与阿剌厮杀，务要杀他败才罢。”

叶盛等又审问了虏使哈达等13人，知哈达“原系刘僧太监家人，汉语潜地，说称土木抢去”。据哈达称，其“原在也先部下，有也先因阿剌知院去杀他时，被他自家部下的人杀死了。有实原在他娘子处，因乱跟了孛罗平章走脱，见在不曾在阿剌处夺来。今孛罗人马家小约有二三万，多半行走，牛马痩少，车辆全无，伯颜帖木儿同歹通实罕老小人马约有一二万，见在西边。孛罗常有信去，要待青草长时会合，与阿剌厮杀。阿剌人马约有五六万，见在北边，牛羊车辆都被他得了，想必青草长时，也要来与孛罗厮杀”。但哈达承认，阿剌等“料必孛罗杀他不过。如今孛罗的人见在凉亭一带林子里藏住，十分艰难，没吃的，火子里自家偷马，杀吃人马，也有饿死的。又兼日夜惊慌，前面、后面都怕人去杀他，不得已假进贡报喜为名，一则讨衣食养活，一则止军马杀他”。叶盛还称，哈达“又听得脱脱不花的儿子见在营里，要照旧扶他做王”。

叶盛最后对上述诸人所陈言语进行评估。在他看来，“虽虏人多诈，未委虚实”，但仅就这数人的陈词来看，“大概刘僧家人之言，或有着实真情。其虏使之言多是装点浮夸，谲辞大话”。⁴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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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死去，漠北草原四分五裂，陷入“无政府”的可怕状态。极端恶劣的气候与贫困、相互残杀交织在一起，难民源源不断涌向明朝。大多数难民被陆续遣送到南京，置于锦衣卫的控制下。安置工作一直持续到景泰八年（1457年）夺门之变的发生。英宗皇帝南宫复辟，重新登基，景泰皇帝被废为郕王，不久离奇去世。

发动政变者，是那些曾经为瓦解也先势力作出努力的大臣。他们虽然篡夺景泰皇帝的大权，重新拥立英宗皇帝，却没有对明朝造成什么致命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明朝相对成熟而体系庞大的军事、官僚体制。唯一的剧变，是京师人事的调整，但这种变化放之于大明，又可说影响微乎其微。于谦最终被处死，尽管他曾通过拥立景泰皇帝，扶大厦于将倾。他的党羽也陆续被清除出政坛，若非如此，事情也许还会往其他方向发展。不过，经由此场政变，明朝最高统治者——英宗皇帝重新获得实至名归的至尊地位，且尽管我们一直认为景泰皇帝的统治称职而合理，但事实也同样证明，他的哥哥——英宗皇帝的统治，也未必逊色于他。⁴⁹

注释

[1]脱脱不花汗已于景泰三年（1452年）为也先所杀。——译者注

[2]“对兵部的这一指责，也是后来南宫之变，英宗皇帝复辟后，于谦被处死的原因之一。”此句原为正文，为使行文顺畅，改为注释。——译者注

[3]本句系结合上下文意所加。——译者注

[4]明朝君臣有所误解。元世祖被称为薛禅汗。——译者注

[5]“昌英为畏兀儿人，曾以父作战阵亡功，封羽林前卫正千户，送翰林院学译书。”此句原为正文，为使行文顺畅，改为注释。——译者注

[6]麻儿可儿，即北元蒙古大汗兀客克图汗马可古儿吉思，明代汉籍又译作麻儿可儿、马儿可儿吉思、马儿苦儿吉思、麦儿苦儿吉思等。——译者注